四神方(附:经方钩考)

《伤寒杂病论》为何未见“五行”说之踪迹?

金栋按:《伤寒杂病论原序》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等,这三部中医经典“五行”说思想充斥其中,而《伤寒杂病论》为何未见“五行”说之踪迹?

不知什么原因,有“神医”“医圣”之称的东汉张机仲景,其生平业绩及《伤寒杂病论》一书,在正史如《后汉书》《三国志》等没有记载。

《伤寒杂病论》问世后不久,即已散乱,经后人整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本著作。王叔和撰次整理的《伤寒杂病论》,在正史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名“《张仲景方》或《张仲景药方》十五卷”,后分散为八种医书,见于《宋史·艺文志》。即如下:

《隋书·经籍志》云:“《张仲景方》十五卷。”

《旧唐书·经籍志》云:“《张仲景药方》十五卷。王叔和撰。”

《新唐书·艺文志》云:“王叔和《张仲景药方》十五卷。又《伤寒卒病论》十卷。”

《宋史·艺文志》云:“张仲景《脉经》一卷。又《五藏荣卫论》一卷。张仲景《伤寒论》十卷。《五藏论》一卷。《金匮要略方》三卷,张仲景撰,王叔和集。张仲景《疗黄经》一卷。又《口齿论》一卷。《金匮玉函经》八卷,王叔和集。”

钱超尘说:“仲景《伤寒杂病论》经魏太医令王叔和整理,名为《张仲景药方》十五卷,著录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至五代长兴三年以后,离析为八种26卷,著录于《宋史·艺文志》……因此,《张仲景药方》十五卷,是仲景遗著最早传本,最近仲景《伤寒杂病论》原貌。”(《伤寒论文献通考》)因此,无论是《伤寒杂病论原序》,还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的具体内容,皆有王叔和撰次沾益的成分。

说“《伤寒杂病论》未见五行说之踪迹”,似亦不妥。如《伤寒杂病论原序》有“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伤寒论》之《平脉法第二》及《金匮要略》之《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等,皆有“五行”说之踪迹,这怎么能说未见“五行”说之踪迹呢?殊不知,此等文字或内容,乃王叔和撰次整理时补充沾益的,与原著《伤寒杂病论》无关。民国儒医杨绍伊、陆渊雷《伤寒论今释》,经方大师胡希恕、当代著名中医文献训诂学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钱超尘教授、日本汉方医家山田正珍《伤寒论集成》与大塚敬节《临床应用伤寒论解说》等均持此说,即《伤寒杂病论原序 》有王叔和撰次整理时补入沾益的成分。再读读康平本《伤寒论》,更是如此。实际上,《伤寒论》之《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这三篇内容,大部分是王叔和补入沾益的。而《金匮要略》之《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部分内容,亦是如此,即王叔和撰集整理时补入沾益。

要之,以《汉志·方技略》“医经、经方”律之,《素问》《九卷》和《八十一难》属医经家,五行说思想充斥其中;《伤寒杂病论》与《汤液经法》有渊源,属经方家。经方家本与“五行”说无关,此乃其中之缘由!

观《伤寒杂病论》全书之方剂,无论是论述外感伤寒热病,还是内伤杂病,大多未用“五行”说辨证施治。说与“五行”说思想有染者,那是王叔和撰集整理时补入沾益的。《伤寒杂病论》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医经典著作,该书理、法、方、药俱备。“五行”说思想虽经王叔和“补入沾益”,然在原著《伤寒论》112方和《金匮要略》262方中,并未用“五行”学说来讲“理、法、方、药”!

《金匮·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说“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确与“五行”学说有关,但不知《伤寒杂病论》的哪个方子是这样用的?“治未病”思想,见于医经家之《内》《难》著作,与五行生克制化规律有关。而《金匮·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开篇即讲“上工治未病”,与经方家似乎无关,所以前辈尤在泾《金匮要略心典》“以为非仲景原文”,不是空穴来风,是有道理的。

宋本《伤寒论》108、109两条,确与五行学说有关,然有注家认为此两条“与上下文义不属,似有遗误”(《医宗金鉴》)。《伤寒论·阳明病篇》说“阳明居中主土也”,虽与五行说有关,但并未见用“五行”学说辨证施治之相关方剂;而太阴虚寒病证主方理中汤(丸),其“中”字指代脾,或与五行说有染。《金匮·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说“黄疸之病,当以十八日为期”,虽与五行说有关,但临床是否如此,则全然不顾!另,《金匮要略》有“杂禁”三篇,即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其中第二十四、二十五篇有些内容,虽亦涉及“五行”说思想,但与《金匮》262首方剂几无关系。

综上所述,《伤寒杂病论》为何未见“五行”说之踪迹,即指《伤寒论》112方与《金匮要略》262方,为何未见用“五行”学说辨证论治?这是因为《伤寒杂病论》源于《汤液经法》,与五行说无关。虽《伤寒杂病论》亦涉及有关“五行”说思想,是王叔和撰次整理时补入沾益的,但并未直接融入《伤寒论》112方和《金匮》262方,即未能用五行学说去指导这些方剂。

王叔和“撰次”《伤寒论》 厥功至伟!

金栋按:今通行本《伤寒论》有两个版本,即宋本与成(无己)注本。宋本原刻已无,传世者乃明代赵开美复刻本,是后世《伤寒论》的标准版本。赵开美复刻本《伤寒论》这样记述作者:汉·张仲景述,晋·王叔和撰次,宋·林亿校正,明·赵开美校刻。

在林亿看来,张仲景是《伤寒论》的著述者,是主要文字的撰著者,同时肯定了王叔和作为整理者、编辑者、记述者,对文字、表达形式,乃至内容所进行的加工。……故从“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作为编辑者,王叔和如此忠实于仲景旧论,记载、抄录他所见到的仲景原作,从中也可看出王叔和对仲景原著所持有的严谨态度。(李心机《赵刻宋本伤寒论疏证》)

实际上,所谓王叔和“撰次”,是指既有整理编排仲景《伤寒论》原著之义,又有叔和撰写次入增益、阐释《伤寒论》之文。如

晋·皇甫谧(士安)《甲乙经序》说:“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

民国·杨绍伊《考次伊尹汤液经序》说:“今本仲景书卷端即题云:‘王叔和撰次。’以士安言解之,所谓‘撰次’者,即撰集仲景遗论,以之次入仲景书中。若然,则今本仲景书为任圣之《汤液经》、张仲景《广论》、王叔和之《仲景遗论》,撰三种集合而成。”(冯世纶《解读伊尹汤液经》)并认为乃经叔和三次“撰次”之结果,并非一蹴而就!

山田正珍《伤寒考》说:“叔和之撰次伤寒也,有释原文者,有掺其说者,有以三四字若十字加入原文者。”与古本康平《伤寒论》作对照,山田氏所言甚确,一目了然!

所谓古本康平《伤寒论》,是指在唐朝流传到日本去的《伤寒论》。康平本是日本天皇康平三年侍医丹波雅忠抄录的《伤寒论》古传本。 康平三年相当于公元1060年,即丹波雅忠抄写的时间是1060年,宋臣孙奇、林亿等校定的宋本《伤寒论》是北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就是说丹波雅忠抄录的时间比林亿等校定的时间要早五、六年,康平本要早于宋本。康平本与宋本《伤寒论》的根本不同是:康平本的经文有许多是低一格、低两格排印的,且许多条文有小字旁注和小字夹注、嵌注等,而宋本把低一格、低两格的条文一律上升一格、两格刊刻,把小字旁注和小字夹注、嵌注一律作为正文刊刻,成为法定经文。康平本顶格写的是原文,低一格写的是准原文,低两格写的是追文(王叔和及后人的阐释发挥)。

实际上,古代这种编写方法符合余嘉锡《古书通例》。

“医经”学派与“经方”学派本非同一医学学派,乃渊源有自,然经魏晋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伤寒论》而联姻两家后,影响深远。

王叔和摭取《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平脉辨证》等医经理论体系之学说,附益、补入经方之《伤寒论》,“撰次”而成今通行本《伤寒论》(宋本),其后金·成无己继之而为《注解伤寒论》(成注本),传承流行至今。历代治《伤寒论》者,虽有讥讽叔和之非、成氏之误而“错简重订”者,实亦有“尊王赞成”者,然若无叔和之“撰次”,则《伤寒论》荡然无存,如此叔和则厥功至伟矣!虽如此,然从《伤寒论》一书分析,王叔和并未能将《内》《难》等医经之理论体系,如五行学说融入《伤寒论》的具体方剂之中去指导,从而形成两层皮。实际上,医界前辈,中日古今经方大家,早已看出了其中端倪与缘由!

“医经”与“经方”小识

金栋按:以医学学派、中医典籍而言,据东汉班固《汉志·方技略》记载,有“医经”与“经方”之别。以今通行本而言,

所谓“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剂和之所宜。至剂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黄帝之《素问》《灵枢》、扁鹊之《难经》是也!

所谓“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剂,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神农之《神农本草经》、伊尹(张仲景、王叔和)之《伤寒论》《金匮要略》是也!

已上系目前所谓中医四部经典之一种说法而已!——即《黄帝内经》(《素问》+《灵枢》)《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伤寒论》+《金匮要略》),约皆成书于东汉(或以后)时期。

民国·著名中医陆渊雷先生说:“《七略》叙方技为四种:医经、经方、房中、神仙。仲景书盖经方之流也……‘经方’以草石汤药疗病,视证候以投方。投方中,则覆杯而愈。不中,则不死为据。岂若‘医经’之大而无当者哉?
“《七略》著录‘经方’十一家,今尽佚不存。皇甫士安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
“案:《七略》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在‘经方’十一家中,盖即士安指为伊尹所作,而后人推衍其法者。然则仲景书者,经方《汤液》之遗,《汤液》不可得见,得见仲景书,斯可矣……仲景自序,虽云撰用《素问》,今考论中用《素问》者,百仅一二。又皆沿其名而不袭其实,旧注援《素问》为释者,回曲穿凿,捉襟见肘,甚无谓矣。”(《陆渊雷伤寒论今释·叙例》)

又说:“凡百学术,皆有派别源流,而学者鲜能自知。近世医者,流为江海,其上焉者亦有术而不知学,遑论派别源流。今所谓内科大方脉者,大别为伤寒、温热两派,或称古方派、时方派,而皆推其本于《内经》。岂知《素》《灵》诸篇,非出一人之手,非属一家之学。《伤寒论》序虽有‘撰用《素问》《九卷》’之语,而六经大纲,已与《热论》殊异,温热书援引《内经》,所引者既不必悉为一家,又未必能得《内经》之本意。且《内经》大都为针刺家言,伤寒、温热之内科方脉,乃汤液家言,大亦既殊,末流益远。鄙人平日主张,以为研究中医者不妨研究《内经》,然研究与实用是两途。欲求中医内科之实用,须从《伤寒》《金匮》入手,《内经》非其伦也。故医校教课,用《内经》为初年级基本课者,鄙人首创反对,初时人皆诧为离经叛道,今则信,从者渐多矣。”(王咪咪《陆渊雷医学论文集》)

医经与经方本非同一医学学派,乃渊源有自,然经魏晋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伤寒论》而联姻两家后,影响深远。王叔和摭取、撰用《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平脉辨证》等医经理论体系之学说,附益、补入经方之《伤寒论》,“撰次”而成今通行本《伤寒论》(宋本),其后金·成无己继之而为《注解伤寒论》(成注本),传承流行至今。历代治《伤寒论》者,虽有讥讽叔和之非、成氏之误而“错简重订”者,亦有“尊王赞成”者,然若无叔和之“撰次”,则《伤寒论》荡然无存,如此则叔和厥功至伟矣!

王叔和任太医令之事,最早见于皇甫谧《甲乙经·序》说:“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 据此可知,王叔和作为太医令与撰次仲景遗论,在甘露以前。甘露乃魏·高贵乡公·曹髦年号(公元256～259年),此时王叔和所任太医令为魏太医令。

据相关考证,公元213年(建安十八年),曹操已被封为魏王,此时王叔和已担任魏太医令,与东汉张仲景弟子卫汎交厚,疑仲景私淑弟子(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认为“王叔和似是仲景亲受业弟子”),后至西晋继任太医令之官职。

太医令,医官之名。东汉属少府,西晋属宗正,汉魏时秩六百石,有丞。《续汉书·百官志》谓太医令一人掌诸医,药丞、方丞各一人,属少府。方丞主治疗,药丞主药剂。

王叔和是官医,诸医之长。中医经典《伤寒论》得以流传至今,全赖叔和之功,乃厥功至伟矣! 可见,这样的高手并非皆在民间。

有道是“熟读王叔和,更须临证多”,自勉矣!

《伤寒论》取材于伊尹《汤液经法》
——汉张仲景述、晋王叔和撰次!

金栋按:据相关学者、医者考证,东汉张仲景《伤寒论》取材于伊尹《汤液经法》,属经方学派,与医经学派之《黄帝内经》无渊源关系。读读《汉志·方技略》可知,医经学派与经方学派本不属于一个医学学派,不属于同一个学术体系。如民国儒医杨绍伊大夫、著名中医陆渊雷先生、当代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及其弟子冯世纶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钱超尘教授与日本著名汉方医家大塚敬节先生等,均持此说。

民国儒医杨绍伊《考次汤液经序》认为,今本《伤寒论》包括伊尹《汤液经》、张仲景《论广》和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三部分组成。并认为王叔和并非张仲景衣钵弟子,不属经方家学派,王叔和之学术思想属于岐黄学派,即医经家。王叔和在对仲景《论广汤液》基础上,重新编次整理,从而加上了一些岐黄学说,结果误导中医界几千年,从而使中医界许多志士仁人误认为《伤寒论》之学术思想与《黄帝内经》有关。殊不知,实非如此。

当代经方大师胡希恕认为,《汤液经法》见于《汉书·艺文志》,晋皇甫谧于《针灸甲乙经·序》中,谓:“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可见仲景著作大都取材于《汤液经法》。谓为论广者,当不外有其个人之学识经验,或间有博采增益之处,后人用之多验。《汤液经法》又已失传,遂多误为张氏独出心裁的创作,因此对他有方剂之祖、医中之圣等无稽、过誉推崇。《汤液经法》出世即标志了辨证施治之方法形成,但《汤液经法》亦不会出自遥远之商代,更与伊尹拉不上关系。至于张仲景,不外是《汤液经法》的杰出传人。《汤液经法》已不可得,赖有仲景书,则辨证施治的规律和多种多样的证治验方,幸得流传下来,此又不能不说是仲景之功也。……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只因仲景序言(《伤寒论序》)中有“撰用《素问》九卷……”之文,遂使注家大多走向附会《内经》的迷途,影响后来甚大。其实细按其序文,绝非出自一人手笔,历来识者亦多疑是晋人作伪,近世杨绍伊辨之尤精。

日本汉方医家大塚敬节认为,在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伤寒论》原文中,并未见到所说的受到《素问》《九卷》(《灵枢》)《八十一难经》等影响的内容,反而在被认为是后人追加部分能够看到这样的内容。关于《伤寒论序》并非仲景全作;前半为张仲景所作,后半为王叔和所作。在现存的《伤寒论》中,有原文(正文的固有文字)、与后人的传文或追述注文交错混杂在一起。《伤寒论》原文并非汉魏时代的作品,即并非由仲景所写,是更早时期的产物,仲景对其进行了编纂,即集录了传承的旧文编纂而成。在编纂过程中,仲景注入了自己的思考。进而,王叔和在撰次过程中又追加了自己的观点。《黄帝内经》和《伤寒论》,是代表中国医学的两大古典医籍,前者作为针灸家的经典,后者作为汤液家的经方。二者本不属于一个医学体系或学派。

钱超尘先生说:“《辅行诀》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论》是仲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勤求博采而撰成。”(《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

《伤寒论序》考
——钱超尘《伤寒论文献通考》

宋本《伤寒论序》始于“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止于“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而读《千金要方·卷一·治病略例第三》,孙思邈在引用“夫天布五行,以植万类,人禀五常,以为五脏”至“夫欲视死别生,固亦难矣”一大段文字时,没有指出这段文字出于张仲景《伤寒论序》;而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引《伤寒论序》时,明确写道“张仲景曰”。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29·禁经》中说他寻求方药几乎费尽移山心力:“余早慕方技,长崇医道,偶逢一法,岂惜千金?遂使名方异术,莫能隐秘。”而在所有“名方异术”之中,孙思邈最为敬仰张仲景,他说“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见《千金翼方·卷九》孙思邈小序),因此,对于引用张仲景的文字,必然郑重写出“张仲景曰”、“仲景曰”诸字,这是贯穿《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全书的体例。

假使“夫天布五行,以植万类”至“夫欲视死别生,固亦难矣”一段长长的文字为《伤寒论序》所原有,那么孙思邈在引用这段文字之前必标示“张仲景曰”四字(《千金要方·卷26·序论》篇引张仲景一段文字,首先标以“仲景曰”可证),而在《治病略例第三》中没有写出“张仲景曰”,那么这段文字是否是张仲景《伤寒论序》中的文字就十分可疑了。待读康平本《伤寒论序》,此疑迎刃而解,涣然冰释。

原来康平本不但有小注、旁注,而且对后人增入的文字,一律比原来低两格排印。日本大冢敬节说:“本书之刻,专在存古态势,故行数、字数、旁书、嵌注,一莫所改窜。”可见康平本这种格式是自古相沿、无所更易的。康平本在《伤寒论序》“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句下,有一大段长长的文字,这就是“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这一大段,比张仲景《伤寒论序》低两格排印,表明这段文字原非仲景所写,而是后人的发挥。

由于有康平本这种抄写和排印的古老格式作佐证,又有《千金要方》作证明,那么就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

在“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之下的一大段文字,不是仲景《伤寒论序》所原有,而是后人对《伤寒论序》的发挥或感想一类的文字,大约北宋林亿、孙奇等校定《伤寒论》的时候,把这段文字混入正文。

宋本、成无己本《伤寒论序》:“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康平本《伤寒论序》把“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23字作为“博采众方”一句的小字注释在此句之下。细审上下文,依据康平本把这23字作注释看,不但于《伤寒论序》文气无伤,而且更觉雅洁。但是,如果把此23字当作正文原有字句看,虽文气稍显枝蔓外,而于内容则觉充实。我个人倾向于此23字原是注释之文,后来窜入正文。

金栋按:冯世纶教授《解读伊尹汤液经》认为,民国儒医杨绍伊先生以深厚的经学功底,考证今传本《伤寒论》中张仲景“原序”的真伪,即以“的是建安”“均属晋音”,用“滴血验之”之方法,证实“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二十三字为西晋太医令王叔和加入,为经方学术师承脉络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考证资料。杨绍伊先生考证今传本《伤寒论》不是张仲景一人创作编写,张仲景非《伤寒论》的创作者,而是《汤液经》的传经大师。

在编排条文时,杨绍伊判断出哪些是商代伊尹《汤液经》原文,哪些是后汉张仲景论广,哪些是西晋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为研究经方发展史、《伤寒杂病论》成书、六经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又,今通行本《伤寒论》这样记述作者:汉张仲景述,晋王叔和撰次。今通行本《金匮要略》这样记述作者:汉张仲景述,晋王叔和集。这就是说,今本《伤寒杂病论》是由张仲景、王叔和二人合著。

实际上,《伤寒杂病论》是张仲景以《汤液经》经方(《辅行诀》有说)为依据,再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编撰而成,此即原著部分。不久原著散乱而失,后经王叔和搜集、整理仲景遗论,并以《内经》《难经》《阴阳大论》等医经理论为依据,增补附益加注释而“撰次”(第二次)成目前的通行本传世。

虽如此,王叔和并未能将医经理论如五行学说等完全融入这些经方之中,从而形成两层皮。亦即《伤寒杂病论》中的这些方剂,并非是在《内经》等医经理论指导下创制的!所以,经方大师胡希恕说“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是有道理的!

《伤寒卒病论》之“卒”字辨识

河间市人民医院 金栋(撰集)

宋本、成本、康平本《伤寒论》等自序题目“伤寒卒病论”之“卒”字,查阅相关医籍有以下几说:

1.宋·郭雍《伤寒补亡论》说:“问曰:伤寒何以谓之卒病?雍曰:无是说也。仲景叙论曰:‘为《伤寒雜病论》合十六卷’,而标其目者误书为‘卒病’,后学因之,乃谓‘六七日生死人,故谓之卒病’,此说非也。古之传书怠惰者,因于字画多省偏旁书字,或合二字为一,故书‘雜’为‘[卒]’(俗体字下面是木,不是十,键盘无此字),或再省为‘卒’。今书‘卒病’则‘雜病’字也。汉·刘向校中秘书,有以‘趙’为‘肖’,以‘齊’为‘立’之说,皆从省文而至于此,与‘雜病’之书‘卒病’无以异。”

2.明·方有执《伤寒论条辨》说:“卒,读仓卒之卒。”

3.民国·杨绍伊《张仲景论广汤液经序》说:“卒与倅,古字通。倅,七内切,音淬,副也。《礼记·燕义》云:‘庶子官职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郑注云:‘卒,读为倅。’……《释文》云:‘倅,副也。’此序云为‘伤寒卒病论’者,言为伤寒与伤寒之副病论也。《金匮·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篇》云:‘夫病痼疾,加以卒病,当先治其卒病,后乃治其痼疾也。’此卒病即谓副病。足证仲景所云之卒字,当如郑司农云,读为‘物有副倅’之‘倅’也。”(冯世纶《解读伊尹汤液经》)

4.民国·恽铁樵《伤寒论讲义》说:“或谓卒病即指热病,凡病之卒然而来者皆是,犹之今日西医所谓急性传染病,其《金匮》中各病皆慢性也,此说亦通。”

5.日人大塚敬节《临床应用伤寒论解说》说:“虽然后世多纪元简、森立之等认为‘卒’为‘杂’之误,‘杂’字是正确的,但对于这种说法不能赞同。
“虽然在这里取‘卒病’为急性病之意,但仔细考虑看,在杂病论的《金匮要略》中也出现很多急性病,将‘卒病’解释为急性病并非得当。于是我也穷途无可回旋了。
“二十多年后,到了1962年,在我的书斋召开的古典医籍研究会上,畏友山本成一郎先生讲道,卒病之卒,或为引卒之卒,即率领、带领之意吧,提出‘伤寒卒病’之意是不是指由伤寒这位首领率领、带领的一群疾病呢?伤寒的确是大病,于是便有被伤寒引卒着的一群疾病,我很钦佩这个高水平的见解。……
“《伤寒卒病论》是一部将伤寒和如同由伤寒率领的士卒一样的中风及其他一群疾病进行按序整理、排列,总结其诊断和治疗的书籍。”

金栋按:中医为何屡遭诟病?以理论而言,中医名词术语、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等多元化,因医学学派传承不一,理论知识师承有别,临诊技术经验差异,古典医籍传抄讹误,医学演变时代不同等所致,故不能规范统一,众说纷纭,歧说各异,莫衷一是。一部中医经典《伤寒论》,注家“不下千余,仍是议论纷繁,不得定论”“各抒己见”(陈摇鲲《康平伤寒论·重版说明》)。就以此“卒”字而言,便是如此。卒,本是“雜”字俗写而省偏旁,即先俗体、后讹误之字,宋代郭雍《伤寒补亡论》所解为是。“卒病”,即杂病,正指今通行本《金匮要略》一书。如

日人山田正珍《伤寒论集成》说:
“旧本‘雜’作‘卒’,传写之误也。观下文‘《伤寒雜病论》合十六卷’之语,可见矣。方有执云:‘卒,读仓卒之卒。’《发祕》云:‘伤寒,急卒之病,故云。’皆非也。然考之《唐书·艺文志》有《张仲景卒病论》十卷之目,则其承谬亦旧矣。”

日人丹波元简《伤寒论辑义》说:
“仲景自序,首题曰《伤寒卒病论》,‘卒’乃‘雜’之讹。序中云‘作《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其为传写之谬可知矣。……杂病乃对伤寒,而谓中风、历节、血痹、虚劳等之类,《杂病论》即今《金匮要略》。”

日人铃木良知《伤寒论解故》说:
“‘卒’是‘雜’字误,柯本‘卒’作‘雜’ 《唐书·艺文志》云:‘《伤寒卒病论》十卷。’《条辨》云:‘卒,读仓卒之卒。’非也。《医方纪原》云:‘予先人谓,编题作《伤寒卒病论》。’然仲景《自序》明作《伤寒杂病论》,宜从之。”

日人丹波元坚《伤寒论述义》认同郭雍《伤寒补亡论》之说,认为“郭此说甚是”。

但仍有部分医家标新立异,或以逞己臆而与众不同。如同是日本汉方医家之大塚敬节,对山田氏、丹波氏之说持否定意见,因“穷途无可回旋”而是畏友之说,“或为引卒之卒,即率领、带领之意吧!”

目前,权威读本、国家中医古籍整理丛书重刊刘渡舟主编《伤寒论校注·附言》钱超尘认为“郭雍说甚是,可以纠正‘卒病’种种臆想误说”,郭雍之解“先俗体、后讹误”,要比日本医家山田氏、丹波氏、铃木氏等之说更为合理。

另,所谓俗体字,是指“用于记账、抄写医书医方和用于书写的与《说文》规范化字体不同的字体称为‘俗体’字。俗体字盛行于六朝唐宋”(刘渡舟主编《伤寒论校注·校注后记》),通俗而言,即非规范字。

五运六气可否解读《伤寒论》?

金栋按:五运六气,简称运气,即运气学说。

运气学说,是中国古代医家以干支、阴阳、五运、六气等为工具,推演出来的在60年中疾病发生、预防和治疗规律的学说。就寻找规律这一点来说,出发点是很好的。此说的理论体系也相当可观。但是,由于其中预设的假定太多,这些假定多数不仅违背常识而且不能证实,形成的理论又是典型的机械论、循环论和先验论体系,所以,不但现代科学思想不能接受它,古人也大多不接受。此说只在宋代受到官方保护,一度盛行。(赵洪钧《中西医结合二十讲》)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医》说:“中国古代研究气候变化规律,以及气候变化对自然界的动植物生长发育、水旱蝗螟,人体的生理病理、疾病种类,甚至人类社会的吉凶悔吝、禨祥灾异等方面影响的学说。运气指木、火、土、金、水等五行和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少阳相火、太阴湿土、阳明燥金、太阳寒水等六气,故又称五运六气。运气学说认为,根据天文历法可推算出一个具体年度和季度的气候、物候、人体生理反应及疾病流行的情况,并据以决定防治方针。针对这一学说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赞同者以其能预测发病规律,并据此进行疾病分类,确定相应的治疗原则等而备加推崇;反对者则认为以干支推算气候变化和疾病的发生有定命论倾向,缺乏实践的验证,且忽略了地区差异。”

古今治《伤寒论》者,有以五运六气解读之。何也?因《伤寒论·伤寒例》有“四时八节 二十四气 七十二候决病法”——以天人相应观、推演阐述外感伤寒热病理论之铺垫及成无己《注解伤寒论》首卷有相关“运气图表”之故!此等或认为五运六气才是解读《伤寒论》之不二法宝。殊不知,实非如此。对此,章太炎说:“假借运气,附会岁露,以实效之书,变为玄谈。”(《章太炎全集·医论集》)闫徳润亦说:“自金以来,解《伤寒论》者多矣,然多误于玄谈,妄假运气。”(闫德润《伤寒论评释》)此“玄谈”运气之说,可谓一言中的,甚确。所以,赵洪钧、马堪温《伤寒论新解》说:“清代伤寒家最多谬说的是张志聪、陈念祖。他们企图以运气学说解释伤寒基本理论,靠的是思辨方法。章太炎批评他们‘假借运气,附会岁露,以实效之书,变为玄谈’(陆渊雷《伤寒论今释·章太炎序》)。然而至今仍有玄谈家。”如

田合禄《五运六气解读伤寒论》说:“《伤寒论》创作的理论体系是五运六气理论……《伤寒例》论外感病属于五运六气理论……张仲景把五运六气理论具体应用到《伤寒论》中的理论模式是‘六经病欲解时’。‘六经病欲解时’是张仲景创作《伤寒论》之大纲,是《伤寒论》一书的骨架。”

《李阳波伤寒论坛讲记·引子》说:“张仲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内经》的‘病机十九条’浓缩为六条,即三阴三阳之为病。他充分利用了《内经》‘五运六气’的框架模式,为如何将其理论规矩具体运用到临床作出了示范。这个示范作用就在于每个方剂的运用都充分体现了阴阳术数构造体系的理论。”

五运六气理论,是《黄帝素问》运气七篇大论的内容,而《内经》的“病机十九条”,见于运气七篇的《至真要大论》。运气七篇大论,不是《黄帝素问》原有内容,而是唐代王冰次注《素问》时补入的。如此说来,东汉仲景以唐代的运气学说来撰写推演《伤寒论》,此时空之穿越,是否犹如相声大师口中的“关公战秦琼”令人喷饭?!而《伤寒例》一篇,乃晋·王叔和“搜采仲景旧论”,附以己意、整理补入“撰次”而成,已非仲景原有之本意。《注解伤寒论》首卷相关“运气图表”,系成氏附会运气而为之,犹如王冰次注《素问》时补入七篇大论。李心机教授《赵刻宋本伤寒论疏证》说:“由于林亿等校定的宋本与赵开美翻刻宋本《伤寒论》长期得不到广泛流传,客观上致使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从元明以后即主导了《伤寒论》诠解的话语权,从而形成了《伤寒论》顽固的误读传统。”

附:1.运气说的出现年代
——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

“五运六气说”是公元第十世纪才出现的。但学者多说它是唐王冰所造,及有人把后人窜入《素问·六节藏象论》中的运气说作为依据,这些话我在“五运六气说的来源”(见《范行准医学论文集》)中已辨明其妄,故可勿赘。它之所以在这时产生是有历史背景的。

当唐代末年,军阀割据,造成五代十国那样分裂的局面。当时不仅广大农村受到严重破坏,而且疫疠横行。那些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却多独善其身,“隐居求志”,以玩《易》为消遣。这方面的著名人物有陈搏、阮逸等。他们多好托古伪造《易纬》一类之书。时有道士许寂(856～936年)则伪托王冰之名,作《元和纪用经》一书,以运气说来运用医方(金栋按:范氏认为,五运六气起于五代末年,由道士许寂之流所倡导)。而《素问》中“天元纪大论”以下七篇的运气说,当亦在这一前后时期出现。

2.运气七篇大论的成书年代
——赵洪钧《内经时代》

要断定七篇大论成书的上限,第一条证据是中国何时开始用干支纪年。这一点现经多方考定为始自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自注:网上有文章说:干支纪年始于东汉建武三十年——54年)。

七篇大论成书自应在这之后。

第二条证据是关于“七曜”的说法。史书中最早记载七曜的是《后汉书•律历志中》:“常山长史刘洪上作《七曜术》。……固(班固)术与《七曜术》同。”这是熹平三年(174年)左右的事。

第三条证据是关于“九星”的说法。这应是唐代传入的印度占星术语。

第四、全元起于公元479年左右注《黄帝素问》无“七篇大论”。

第五、杨上善于公元668年左右编《黄帝内经太素》,亦无“七篇大论”,但有前两篇的部分内容。

第六、现《内经》流行注本,王冰序称,从郭子斋处“受得先师张公秘本……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宋臣新校正:“窃疑此七篇(指七篇大论)乃《阴阳大论》之文,王氏取以补所亡之卷”。《伤寒论》序中提到《阴阳大论》,我们并不知是什么样子,宋人的这种猜测漏洞太大。

综上述六证可断论,“七篇大论”加入《内经》肯定在唐代。其成书时代不会早于唐中叶。北宋以前的医家博学如孙思邈者亦不谈运气亦是一证。

3.《黄帝内经百年研究大成》说:“研究者对运气七篇的成书年代进行了考证,分别提出战国、汉代、魏晋南北朝、随唐四说。”略举几例,如

日本著名医家丹波元简,以训诂考证著称,其《医賸》云:“隋·萧吉作《五行大义》,上自经传,下至阴阳医卜之书,凡言涉五行者,莫不网罗搜辑焉。特至五运六气胜复加临之义,则片言只字,无论及者,其起于隋以后,确乎可知矣。而其说凑合纬、医二书所立,正是一家,未知创于何人,岂所谓玄珠先生者乎? 但至王冰,采而阑入《素问》篇内,其说始显,然竟唐代犹未闻有言之者。”

上述说法,被当代擅长训诂考证之医家龙伯坚先生否认。其在《黄帝内经概论》云:“这一说法还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甲)《天元纪》以下七篇大论的文体,虽然不象战国的文体,却也不象隋以后的文体。
(乙)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四八五年)诏禁图谶秘纬及名《孔子闭房记》,留者以大辟论。
(丙)王冰的时代距离隋代很近,不会将近人的著作编入《素问》里面去。
根据上面这些理由,丹波元胤(元简之子)以为起于隋以后的这一说还不能成立。”

国医大师张灿玾《黄帝内经文献研》说:“至于象七篇大论这样较为完整和系统的运气学说,究竟形成于何时,前人说法不一,清人缪希雍以为起于汉魏以后,日人丹波元胤则认为起于隋以后。根据七篇大论内容中涉及其他有关学科进行分析,如天文学方面类似浑天说的天体理论,运用四分历法与汉代复用四分历历史背景,物候学说及有关气候变化与人体发病关系等有关论述综合分析,特别是与上面提到的易纬书及郑康成,其上限不能早于东汉时期,其下限则不能晚于南北朝时期。”

当代著名学者孟庆云撰文说,“运气七篇大论”是东汉郑玄解《易》之作,见于《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5年8月第3期。

又,近有传世文献《玄隐遗密》,内有《阴阳大论》一篇,有今传本《素问》运气七篇大论之部分内容,与林亿《素问•新校正》所云“窃疑此七篇乃《阴阳大论》之文”部分吻合。但并未见有《伤寒论•伤寒例》“阴阳大论”之208字文。

三阴三阳
——日人丹波元简《医賸》

太少阴阳,原是四时之称。董仲舒云:“春者少阳之选也,夏者太阳之选也,秋者少阴之选也,冬者太阴之选也。”《易·乾凿度》云:“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节,故生四时。”虞翻解《易》则云:“四象,四时也。”而后世说《易》者,专用此论蓍策之数矣。以阳明厥阴,合称三阴三阳者,医家之言也。《灵枢》云:“两阴交尽,故曰厥阴。”“两阳合于前,故曰阳明。”而后世运气家,强以此为天之六气矣!

金栋按:“三阴三阳”,即厥阴、少阴、太阴谓之三阴,少阳、阳明、太阳谓之三阳。《内经》中其义有二:⑴指六经。如《素问·阴阳离合论》《阴阳别论》《阴阳类论》等篇。⑵指六气。如唐代王冰补入之运气七篇大论。

《素问·阴阳离合论》三阴三阳之“开阖枢”,当为“关阖枢”。

“太阳为开,少阳为枢,阳明为阖;太阴为开,少阴为枢,厥阴为阖”,见于《素问·阴阳离合论》《灵枢·根结》篇,并与《素问·皮部论》有关。

实际上,“太阳为开”、“太阴为开”之“开”字,《太素·卷五阴阳合》均作“关(闗-閞)”,開(开)、闗(关)、閞三字形似传抄致误。閞,通闗,乃闗之省文。《太素》为是。

杨上善《太素·阴阳合》说:“三阳离合为关、阖、枢,以营于身也。夫为门者具有三义:一者门关,主禁者也,膀胱足太阳脉,主禁津液及于毛孔,故为关也。二者门阖,谓是门扉,主关闭也,胃足阳明脉,令真气止息,复无留滞,故名为阖也。三者门枢,主转动者也,胆足少阳脉,主筋,纲维诸骨,令其转动,故为枢也。”

《太素·阴阳合》又说:“三阳为外门,三阴为内门。内门亦有三者:一者门关,主禁者也,脾脏足太阴脉,主禁水谷之气,输纳于中不失,故为关也。二者门阖,主关闭者也,肝脏足厥阴脉,主守神气出入通塞悲乐,故为阖也。三者门枢,主转动也,肾脏足少阴脉,主行津液,通诸津液,故为枢者也。”

萧延平按:“‘太阳为关(闗)’,‘关’字《甲乙经》《素问》《灵枢》均作开(開)。日本抄本均作‘閞’,乃‘关’字省文。玩杨注‘门有三义,一者门关,主禁者也。’‘主禁’之义,‘关’字为长,若‘开’字,则说不去矣。再考《灵枢·根结篇》及《甲乙经·经脉根结篇》,于‘太阳为开’之上均有‘不知根结,五脏六腑折关败枢、开阖而走’之文,本书卷十《经脉根结》与《灵枢》《甲乙》同,则是前以关、枢、阖三者并举,后复以为关、为阖、为枢分析言之,足证明后之为‘关’‘关’字,即前之‘折关’‘关’字无疑矣。下‘太阴为关’与此同义,不再举。再按:嘉佑本《素问》新校正云:‘《九墟》太阳为关,作关’。”

由上可见,开、阖、枢,当为关、阖、枢。关(闗-閞),取义于门闩;阖,取义于门扇;枢,取义于门轴。根据经脉的循行规律,三阳经脉之太阳行于身之后为关,阳明行于身之前为阖,少阳行于身之侧为枢。此即“太阳为关,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之含义。

《素问·阴阳离合论》《灵枢·根结篇》论三阳有关、阖、枢,合为一阳;三阴亦有关、阖、枢,合为一阴。此一阴一阳作为人身之两重门户,外以拒邪气之侵,内以固精气之失。此乃三阴三阳(即关、阖、枢)之生理。

根据经脉的循行规律,三阳经脉之太阳经行于身之后为关,且在三阳经中相对地处于浅表部位,主禁津液及于毛孔,故主关。阳明经行于身之前为阖,且阳明经相对地位于体表的深层,具有闭阖收敛作用,故主阖。少阳行于身之侧为枢,且少阳经则处于两经的表里之间,具有枢纽的作用,故主枢。此即“太阳为关,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之含义。三阴经脉亦如此。

“阴阳离合”是《内经》阴阳学说的重要理论,其核心是阴与阳的可分性及其统一性。以人身阴阳而言,外之阳再分为三,即太阳、阳明、少阳;内之阴再分为三,即太阴、少阴、厥阴,这就是相离。而三阳为一阳所化,三阴为一阴所化,都各具有统一性,这就是相合。三阳相合为人体屏障,如人身之门:太阳为关,阳明为阖,少阳为枢,共同主司御邪作用。三阴关阖枢主人体封藏:太阴脾藏营,少阴肾藏精,厥阴肝藏血,各有所主,是为相离;而营、精与血互化互生,同为生命之基质,是为相合。所谓三阴离合,即寓有脾肾肝分工合作同主精液封藏之意。

在病理上,三阳经之关折则“肉节渎(溃缓)而暴病起矣”,阖折则“气无所止息,而痿疾(悸病)起矣”,枢折则“骨摇而不安于地也”。三阴经之关折则“仓廪无所输,膈洞”,阖折则“气绝而喜悲”,枢折则“脉有所结而不通”。

然对于“开”字,历代注家皆百方弥缝给予解说,而终失经旨。

又,据王玉川《运气探秘》研究,“在中医古籍里有二十九种序次不同的三阴三阳”,从不同角度附会推演,致岐说各异。感兴趣者可参看原著。

王叔和:《伤寒例》首提“六经”之说!

《伤寒论》之六经,是指三阴三阳。但在《伤寒论》原文中并无“六经”这个词,仲圣并无明训,是历代《伤寒论》注家以《内经》之“六经”注解为“三阴三阳”者。

《内经》中“六经”共12见,含义全部指经脉,故有注家认为《伤寒论》三阴三阳之六经,就是指《内经》之六经,或指手足三阴三阳十二经脉。如魏晋太医令王叔和搜采“仲景旧论”而撰次《伤寒例》时首提“六经”之说。

研究《伤寒论》者普遍认为,《伤寒论》之《辨脉法第一》《平脉法第二》《伤寒例第三》和后八篇,即汗吐下可与不可诸篇,皆是王叔和在撰次、重新整理《伤寒论》时补入,非仲景《伤寒论》原文,很有道理!然《伤寒例》说:“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则《伤寒例》一篇既有“仲景旧论”,亦有“叔和之言”。虽如此,《辨脉》《平脉》二法,实乃六经辨证论治之纲要;而《伤寒例》则是叔和搜采“仲景旧论”编次《伤寒论》时所写的凡例和引言,是《伤寒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研究和学习《伤寒论》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伤寒例》是以《素问·热论》篇六经传变规律及《灵枢·经脉》篇“以其脉”之循行而首提“六经皆受病”之说者,引如下:

“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当一二日发。以其脉上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

“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也,当二三日发。以其脉夹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鼻干,不得卧。

“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也,当三四日发。以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此三经皆受病,未入于府者,可汗而已。

“尺寸俱沉细者,太阴受病也,当四五日发。以其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

“尺寸俱沉者,少阴受病也,当五六日发。以其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

“尺寸俱微缓者,厥阴受病也,当六七日发。以其脉循阴器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此三经皆受病,已入于府,可下而已。”

韩祗和:首倡“传足不传手”经之说。

金栋按:韩氏认为,人身有十二经脉,手足三阴三阳经也,“同气相求、相合”,寒为阴邪,易袭阴位则伤于足经,而有伤寒“传足不传手”经之首倡说。引如下:

“伤寒受足经篇云:人身有十二经络,分布上下,故手有三阴三阳,足有三阴三阳。手三阳者,太阳小肠也,阳明大肠也,少阳三焦也;三阴者,太阴肺也,少阴心也,厥阴心包络也。足三阳者,太阳膀胱也,阳明胃也,少阳胆也;三阴者,太阴脾也,少阴肾也,厥阴肝也。

“今伤寒之为病,只受于三阴三阳者何也?

“《热论》云:一日巨阳受之,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故胸胁痛而耳聋;四日太阴受之,故腹满而咽干;五日少阴受之,故口燥舌干而渴;六日厥阴受之,故烦满囊缩。今经中论其伤寒病所传受,而不传于手之三阳三阴,古今未见其说焉。……阳邪为病,则伤于手经也;阴邪为病,则伤于足经也。故冬毒之气则中于足经矣。《易》云‘水流湿,火就燥’是也。《太阴阳明论》:‘阳受风气,阴受湿气。’注云:‘同气相求尔。’又曰:“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注云:‘阳气炎上故受风,阴气润下故受湿,盖同气相合尔。’《至真要大论》云:‘身半以上,其气三天之分也,天气主之;身半以下,其气三地之分也,地气主之。’注云:‘当阴之分,冷病归之;当阳之分,热病归之。’《脉要精微论》云:‘故中恶风,阳气受之也。’以此为证,即寒毒之气只受于足之三阴三阳明矣。”

——见于其著作《伤寒微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