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医从医,五十春秋

小孩子一进门,我看一眼大体就看得出来。心肌炎看不出来,要靠检查,靠听诊;光靠把脉不行。要借鉴西医的生化检验手段,中西医结合的诊断误差小啊。

田原:您什么时候开始看儿科病?

刘弼臣:那可早了,十三、四岁。

田原:那么早?神童啊。(笑)

刘弼臣:(笑)不是神童,形势所迫啊。因为我上学早,六岁就上学,十二岁中学就毕业了。1937年时,日本进犯,没法上学了。当时我姑父是有名的中医专家,我就跟他学习中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先上理论课,后实习。那时是一边学,一边给老师抄方子。

我姑父的病人很多的,一天要看七十多个病人,主要看的是小儿科。太平天国时期,李自成的军医朱冠臣是第一代,起义失败后,为躲避清朝政府抓捕,他改名换姓躲在民间替人看病,在当时被称为“江南小儿神医”。老百姓保护他幸免于难,医术得以传承下来。他后来把医术传给了他儿子蒋继臣,是第二代传人;蒋继臣传给他的儿子蒋书臣,是第三代传人;然后又传给我老师,就是孙先生、我姑夫是第四代传人,到我这里,我就是臣字的第五代传人了。

田原:那您这臣字是从那儿来的吗?

刘弼臣:是的,有一个古书上边讲“治世已文、弼良之臣”,就是治疗四天叫文治,必须要良臣来治,这就是弼良之臣的由来,根据这个起的名,所以我拜师后就改叫弼臣了,我的表弟呢就叫良臣。当时我姑夫讲: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这也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

田 原:十三岁您在学医,您的同龄人都在干什么呢?

刘弼臣:其它人就做工,种地呀。学医我们认为还比较好的,能把病治好啊。三年后自己开个小诊所,当时开诊所简单,不用申请,挂块牌子“国医留玉”,病人就找来了。

田原:还记得当时怎么学习吗?

刘弼臣:记得,不会忘。内经、伤寒、温病、中药学、难经、金匮要略、方剂学……都要自学;我三个月就要把一本药性学背下来,几百种药的药性。然后背汤头歌。

田原:挺辛苦的。

刘弼臣:不辛苦学不到啊,老师一讲你听不懂啊。我家境贫寒,父亲曾经流落街头要饭,后来才开了个小店。那时候,我们扬州地区只有三个中学,一个英国的圣约翰,法国的震旦,还有扬州县中学。有钱人都上外国的教会学校,我们没钱就上国立的扬州中学。扬州中学后来出了很多人才,很有名,胡乔木,乔冠华、江泽民都是那里毕业的。

田原:家境贫寒使您更加发奋学习,还记得背汤头歌的感觉吗?

刘弼臣:汤头歌就是方剂,最不好背,为什么不好背,因为方子里很多味药,一点灵活性没有,容易搞错的,背着背着就背错了,这条跟下条错了,对不上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掌握不了方剂,只知道几个大体上的,临床上就有局限性。

田 原:现在还能记住吗?

刘弼臣:能记住啊,给学生讲汤头,不能错,有很多东西,像四逆汤、四逆散等,无论如何要记住的。如四逆汤是干姜、附子、甘草组成,性味温中,主治寒邪内阻、手足发凉、脉象沉细;四逆散是柴胡、枳壳、白芍、甘草组成,主治里面有热,手脚发凉,热厥之证。

学会汤头以后,我们就学脉诀,儿科的看指纹,那个当时就叫《濒湖脉学》,这是李时珍的,你要背浮脉沉脉很多的,28种脉都要记下来的,还有经络,奇经八脉,阳维阴维也要记的。我们儿科看小孩指纹,小孩子爱哭啊,一哭他的气血不稳定,号脉号不准,就只能看指纹了,这叫虎口,三关——风关、气关、命关,都是属于望诊里的。看他这个纹路,如红色伤寒,紫色有热。

田 原:现在看病看手纹,也能看出来?

刘弼臣:能啊,不过现在是附带的,主要还是看小孩的病症表现,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儿科的诊断主要是望,小孩子一进门,我大体上就能看出来。不过有的西医病症,比如心肌炎你就看不出来,就得靠西医检查,靠听诊了。这样中西医结合的诊断误差就小了。

田 原:现在医生用奇经八脉治病的还多吗?

刘弼臣:大多数不用。

田 原:您用吗?

刘弼臣:我们用啊,针灸治疗上用啊。奇经八脉是哪八种呢?阳跷、阴跷、阳维、阴维、冲、任、督、带脉。这个带脉给女性调经的效果很好。

田原:学了脉诀以后学什么呢?

刘弼臣:学《内经》了。当时学《内经》也不懂,囫囵吞枣先背下去再说。到把《内经》真正弄懂了的时候,我都快三十岁了。那是到南京以后,要把《内经》变成白话解释,这就难了,不是背下来就可以的,你必须得翻译出来啊,还要知道它真正的含义,《内经》相当于病理学,要做好多注解,把最关键、最实用的讲出来。

第二个就是《难经》,《难经》就相当于解剖学。

内、难经学过以后呢,就学《伤寒论》,这个就治外感病。

还要学会《金匮要略》,这个就治杂病的。张仲景的《伤寒论》书里讲了,它说,据载,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十年内,死亡的人,三分之二死于传染病,其中百分之七十死于伤寒,了不得呀!《伤寒论》里讲,当时张仲景家里的二百多口人,死于伤寒的就有一百四十多口人,所以,张仲景,就研究出《伤寒论》出来了,他这都是中医的经典著作。

学过这个了,我们就学温病了,《温病条辨》。《伤寒论》是六经辩证,而温病呢,是卫气营血。什么是卫气营血?什么六经辨证、气血痰湿辨证、五脏辨证啊,还要读《温热经纬》,以区别温热和湿热。

这还不够,还要学习《瘟疫论》。

田原:如此说来,一个好的中医师,得学几十年才能摸着中医的底儿。

刘弼臣:差不多的。后来我从南京调到北京教学,不懂哪成?那些年我是三上、三下——一段时间讲课,一段时间临床,临床遇到问题,带到教学里研究、挖掘;然后又到临床实践。所以我在近十几年,才有了创造性的东西。

田原:确实不容易。后来您到了上海。

刘弼臣:对,是在上海复兴中医中药学校。校长时逸人在中医界很有名望,他跟我的姑夫是师兄弟。1942年,他把我介绍到上海这个学校学中医,但那个学校是民办的,没钱了,一年多就停办了。后来我就进了上海第一学院。时间也不长,我又回老家挂牌看病。之后因为家乡不安定,共产党和国民党来回拉锯,我又回到南京。正好国民党办了一个国医讲习所和首都中医院,医院聘请我做特邀中医师。

田原:那次在南京多久?

刘弼臣:差不多一年,解放的时候我不在南京,已经在上海开了两家诊所。上午在虹口,下午在大世界,不看病生活费没有来源啊。

田原:专门看儿科病?

刘弼臣:专门看儿科。在上海复兴中医中药学校里,有好多大学问家,儿科的徐小圃,奚晓岚,钱今阳等大家,都是我老师。跟着他们学习各个流派的理论,以至于后来自己创造流派,都基于当时的基础,也受他们很大影响。

当时上海有两大派系,互相排斥啊。儿科的徐小圃,温热派;奚晓岚,寒凉派;徐小圃的病人到奚晓岚这里看病,奚晓岚就说:徐小圃对你不负责任,你看都发烧了;奚晓岚看不好的病人,就到徐小圃这里看,徐小圃说,奚晓岚滥用寒凉药,给病人用跑了……我那会儿就是今天听奚晓岚老师讲课,明天听徐小圃老师讲课,讲过之后跟着他们实习,跟了有一年左右。当时,这两个老师还奇怪呢,哪有人像我这样学两门相反的学说的?(笑)

田 原:接受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您得到了什么?

刘弼臣:不仅仅是两个理论体系,我还跟谢谢汇东学习了杂病论。兼收并学啊。你比如说,奚晓岚的寒凉药确实效果好,但是不能多用,再多用下去效果就不好了,须改方子了,要多掌握一些才能够随机应变。

田 原:您当时选择在上海发展是因为流派多?

刘弼臣:对呀,上海开放早啊,医学知识也是最早的,我可以集百家之长嘛。

田 原:后来因为改造被迫学习西医。

刘弼臣:解放以后改造中医,我也在改造范围之内,又系统的学习了西医。那时候社会潮流就变了,人们开始研究打针吃药了。

田 原:中医在近代,经历了几个过程,国民党有一阵子要毁灭中医?

刘弼臣:是啊,中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次在上海,是余云岫要消灭国医,余云岫非常懂得中医,然后又接触西医,他又是西医。他反对中医,认为中医不科学,他从理论上反对中医;第二次是在国民党之前,日本侵华期间呢,就是国民党的楚明仁,那时候他主管卫生,相当于卫生部部长,仅在汪精卫下面的,他就提倡消灭中医,这个事遭到国内的反对,也没进行下去;第三次是解放了,王斌是东北的、贺诚是卫生部部长,当时他们也提倡要改造中医嘛。毛主席及时纠正啊,就题词了嘛。

田 原:听说,也是一个名老专家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才题的词:中国中医药学是我国的伟大宝库。您在文革期间受过迫害吗?

刘弼臣:文革时期对我家影响很大的,他们批判我是臭老九,我们中医药大学四分之一的老中医都被批判了。我爱人在文革期间因为我也遭受了冲击,带了一个帽子,说她是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批判我,也批判她,她想不通啊。后来精神失常了。因为长期用精神病药,得肿瘤去世的,已经九年了。

文革时期,那真是挖地三尺啊,说我们是资本家。当时我的职务也多,我们家是经营席子的,解放后我作为家族企业的代表,第一个出席了华东土产会议,会议的层面很高,在那里我认识了陈毅、谭震林、胡厥文等好多首长。所以我后来到了北京,他们都很信任我,带着自己家的小孩子找我看病。谭震林的孙子,刘少奇的儿子,习仲勋的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