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走哲学之路能否走通?

中医走哲学之路能否走通?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我研究中医最狂热的时期,当看到梁漱溟先生对于中医的认识,使我毛孔中几乎要流出血来,感到中医完了,开始研究中西医并举思想长生,在那时开始接触中医,西医,藏医,兽医近二十年,看到周围的朋友,同学,师长等,还是没有真正体会到梁漱溟先生的观点,而狂乐了二十几年的我,自己感到体会到梁先生话中的真正意思,确实如此,中医走哲学路子走不通,现在摘录梁先生的语录给大家看,希望中医研究者参考。

“这是我看到的对中医论述最精辟最切实的看法.下面这段摘自<<中西学术之不同>>,可惜我不会用大字把里面的重点标出来.这篇文章里既说明了中西的何者不同,又对中西医的发展方向上作了预测,另外还有一篇文章,说西医的优长在于细菌的发现,他是从哲学方面说的,具体在哪,我找到再发.
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抵。在医学上,我同样也可说两句有关于不同学派或不同方法的话;中西医都是治病,其对象应是一个。所以我最初曾想:“如果都只在一个对象上研究,虽其见解说法不同,但总可发见有其相同相通处。”所以在我未读医书前,常想沟通中西医学。不料及读后,始知这观念不正确,中西医竟是无法可以沟通的。虽今人仍多有欲沟通之者(如丁福保著《中西医通》,日人对此用功夫者亦甚多)。但结果亦只是在枝节处,偶然发现中医书上某句话合于科学,或发现某种药物经化验认为可用,又或发见中医所用单方有效,可以来用等,然都不能算是沟通,因其是彻头彻尾不同的两套方法。单站在西医科学的立场上,说中医某条是对了,这不能算是已融取了中医的长处。若仅依西医的根本态度与方法,而零碎的东抬西捡,那只能算是整理中医,给中医一点说明,并没有把中医根本容纳进来。要把中医根本容纳进来确实不行;那样,西医便须放弃其自己的根本方法,则又不成其为西医了。所以,最后我是明白了沟通中西医为不可能。
如问我:中西医根本不同之点既在方法,将来是否永为两套?我于此虽难作肯定的答复,但比较可相信的是,最后是可以沟通的,不过须在较远的将来。较远到何时?要在西医根本转变到可以接近或至沟通中医时。中医大概不能转变,因其没有办法,不能说明自己,不能整理自己,故不能进步,恐其只有这个样子了。只有待西医根本方法转变,能与其接近,从西医来说明他,认识他。否则中医将是打不倒也立不起来的。
说西医转变接近中医,仿佛是说西医失败,实则倒是中医归了西医。因中医不能解释自己,认识自己,从人家才得到解释认识,系统自然还是人家的。须在西医系统扩大时才能容纳中医,这须有待于较远的将来。此将来究有多远?依我看,必须待西医对生命有所悟,能以生命作研究对象时;亦即现在西医研究的对象为身体而非生命,再前进如对生命能更有了解认识时。依我观察,现在西医对生命认识不足,实其大短。因其比较看人为各部机.关所合成,故其治病几与修理机器相近。中医还能算是学间,和其还能站得住者,即在其彻头彻尾为一生命观念,与西医恰好是两套。试举一例:我的第一个男孩,六岁得病,迁延甚久,最后是肚子大,腹膜中有水,送入日本医院就医,主治大夫是专门研究儿科的医学博士,他说必须水消腹小才好,这话当然不错。他遂用多方让水消,最后果然水消腹小,他以为是病好了,不料出院不到二十分钟即死去。这便是他只注意部分的肚子,而不注意整个生命的明证。西医也切脉,但与中医切脉不同。中医切脉,如人将死,一定知道,西医则否。中医切脉,是验生命力量的盛衰,着意整个生命。西医则只注意部分机.关,对整个生命之变化消息,注意不够。中西医之不同,可以从许多地方比较,此不过略示一例。再如眼睛有病,在西医只说是眼睛有病,中医则说是整个身体失调。通俗的见解是外科找西医,内科找中医,此见解虽不高明,但亦有其来源。盖外科是比较偏于局部的,内科则是关于整个生命。西医除对中毒一项,认为是全身之事外,其他任何病症,皆必求其病灶,往往于死后剖视其病灶所在。将病与症候分开,此方法原来是很精确的,但惜其失处即在于局部观察。中医常是囫囵不分的,没有西医精确,如对咳嗽吐血发烧等都看作病,其实这些只是病的症候,未能将病与症候分开。普通中国医生,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一些从古相传的方法;这在学理上说,当然不够,但这些方法固亦有其学理上的根据。凡是学问,皆有其根本方法与眼光,而不在乎得数,中医是有其根本方法与眼光的,无奈普通医生只会用古人的得数,所以不能算是学问.
大概中国种种学术——尤其医学与拳术——往深处追求,都可发见其根本方法眼光是归根于道家。凡古代名医都是神仙家之流,如葛洪、陶弘景、华伦等,他们不单是有一些零碎的技巧法子,实是有其根本所在,仿佛如庄子所说“技而近乎道矣”。他们技巧的根本所在,是能与道相通。道者何?道即是宇宙的大生命,通乎道,即与宇宙的大生命相通。在中西医学上的不同,实可以代表中西一切学术的不同:西医是走科学的路,中医是走玄学的路。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即在其站在静的地方去客观地观察,他没有宇宙实体,只能立于外面来观察现象,故一切皆化为静;最后将一切现象,都化为数学方式表示出来,科学即是一切数学化。一切可以数学表示,便是一切都纳入科学之时,这种一切静化数学化,是人类为要操纵控制自然所必走的路子;但这仅是一种方法,而非真实。真实是动的不可分的(整个一体的)。在科学中恰没有此“动”,没有此“不可分”;所谓“动”,“整个一体不可分”,“通宇宙生命为一体”等,全是不能用眼向外看,用手向外摸,用耳向外听,乃至用心向外想所能得到的。反是必须收视返听,向内用力而后可。本来生命是盲目的,普通人的智慧,每为盲目的生命所用,故智慧亦每变为盲目的,表现出有很大的机械性。但在中国与印度则恰不然,他是要人智慧不向外用,而运用之于自己生命,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印度且不说,在中国儒家道家都是如此。儒家之所谓圣人,就是最能了解自己,使生命成为智慧的。普通人之所以异于圣人者,就在于对自己不了解,对自己没办法,只往前盲目地机械地生活,走到哪里是哪里。儒家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便是表示生命已成功为智慧的,仿佛通体透明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