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内经》应该注意和明确的几个问题

学习《内经》应该注意和明确的几个问题
作为中医爱好者,我赞成这样的观点:一个真正的中医,首先得通晓《内经》。因此,当我发现了这个中医论坛专门开辟了《内经发微》版块,其版面的宗旨就是学习和探讨《内经》的本义,深感欣慰,也就不由得加入进来。一方面想汲取营养,结识知己,另一方面,为张大《内经发微》之宗旨,还当尽心竭力,踊跃发言。当然,愚钝之人,即千虑一得,发言也难免失误,如蒙各网友不吝批评教正,鄙人万分感激。
下面仅就《内经》的学习方法发表一点个人感想。
一,关于《内经》成书的确切年代
《黄帝内经》是古代的一部大型医学学术专著,它分成《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因为篇幅巨大,内容庞杂,它不可能由一个人单独编撰完成。在这一点上,还没有什么大的异议。
然而,许多人又以为《黄帝内经》绝非一时之作,而是前前后后经历了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几个朝代几百年的时间,(还有一种说法是从春秋延续到宋朝,历经几近两千年),其中的各个篇章是由不同年代的人陆陆续续不断增益补充而成,似乎是说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能在巧合之中偶然地拼凑出一部大型著作,这就有点虚妄了。
其实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看出,《素问》与《灵枢》存在着严密的衔接和对应关系,即:在一个统一的方法论的框架内,《素问》侧重于对疾病规律的理论阐释,《灵枢》则侧重于对临床疾病的具体治疗。这类似于一套可体而实用的服装,有上衣,有下裳,有外氅,有内衬,搭配得非常精当。那么,很显然,《内经》的写作和编撰应该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就如同一套服装必须出自裁缝的设计一样。也就是说,必须是在一个总编辑的统一策划之下,两部大型论著才可能如此地分工明确、各有侧重,同时又相互衔接、配合默契。另外,这两部著作在文体上都是采用黄帝歧伯君臣问答的形式,在体裁上都是各自分为九卷八十一篇,这种形式和体裁上的整齐划一,也能够充分证明,如果在整部书的写作编篡过程中,没有一个总的筹划设计者,反倒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结论应该是:《素问》和《灵枢》既然是表里合一的姊妹篇,那就离不开一个总编辑,而总编辑的存在,就意味着《内经》这部书从筹划设计到组织写作再到编辑完成,充其量是一代人(二、三十年)之内的事情,根本无须耗用数百年的漫长历程。
从形式上看,《素问》以涵蓄笼统见长,主要负责提供理论依据,阐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规律,似乎是《黄帝内经》的基础,而《灵枢》则以泼辣明快见长,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叙述一系列重要的腧穴以及各种具体病症的治疗,似乎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具体运用。但是,据常理推测,应该是《灵枢》的写作在先,而《素问》稍后。这是因为,理论只能是对实践经验的提炼,故最初的理论只能晚于实践,而不可能早于实践,尤其是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更不可能先验地产生。也就是说,必须是先有了大量的临床实践,并从中总结出成功的经验,才可能被提炼为系统的医学理论。因此,实际上,《素问》只是对《灵枢》的理论总结,故只能以《灵枢》为基础。或者也可以这样认为,《灵枢》才是《黄帝内经》的灵魂和中枢,其所以名为“灵枢”者,大概应该是这个缘故。
另外,《素问》之“素”其实毫无意义,我以为应该是“索”字之误,则今之谓《素问》者,当初实乃《索问》也。盖“索”的本义是线索,屈原有云“吾将上下而求索”,孔子有云“索隐行怪,吾不为之”,是“索问”即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探索”,乃具有求索真理而孜孜探询的含义,也就是通过《灵枢》所提供的线索探询深层的原因,由知其然探索其所以然,这才应该是古人通过实践总结经验再创立理论的实际过程。所以,若以“素”字强解,终归不合古人创作《素问》以进行理论探索的初衷。
还需要明确的是,《黄帝内经》肯定与“黄帝”无关。因为传说中的“黄帝”要比殷商时代要早一千多年,那么由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就可以大致推算,黄帝时期即便有文字,也肯定比甲骨文更为原始,而语句的表述肯定比甲骨文更为简单,那就绝不是我们所见到的内容丰富规模庞大的《内经》了。再者,既然殷商时代还习惯于把文字刻在甲骨之上,则更早千年的黄帝时期也就不可能有“竹帛”之类的书写工具,当然也就无法记录下比较详细完整的语言,则即便历史上确有黄帝其人,也不可能有任何书籍传世。所以《黄帝内经》必然是后人托名所作,可无疑问。
然而著书立说之所以托名“黄帝”,而非“青帝”、“赤帝”、“黑帝”、“白帝”,又必然与“黄帝”在当时的主流社会受到推崇和敬奉有关。那就无须繁琐地考证,《黄帝内经》的编撰只能是西汉早期的事情。
古人都崇拜上天,认为天有意志并且无所不能,所以尊上天为帝神而顶礼膜拜,作为人世的最高统治者,充其量也只有当“天子”(天帝儿子)的份,这就是君权神授的理论根据。也就是说,古代的统治者都喜欢并且必须把帝神当作自己的直系祖先。然而按照五行轮回说(五行学说起源于战国时期),汉朝就属土运当旺,故汉朝的统治者就想当然地认定“黄帝”为自己的帝神,是则有汉一朝,其色尚黄,其数尚五,就是这个缘故。因此,汉代的所谓“黄帝”其实是指至高无上的天帝之神,那是汉朝皇帝硬扣在自己头上的祖先,而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华夏民族的祖先。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把“黄帝”作为历史纪元的发端,那也正是出于对君权神授的称颂以及对汉朝皇权的赞扬。
最主要的是,当时刚刚经过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乱,连续数年的农民战争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整个国家满目创痍,民不聊生,迫切地需要休养生息、发展经济,而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前提就是必须克制统治者肆无忌惮地掠夺和奢侈,必须实施与民无争的策略,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就与老庄道家恬淡寡欲、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正好合拍,因此,道家学派就自然而然地受到了西汉早期统治者的青睐和眷顾。而当时的道家学者,为了迎合统治者“君权神授”的心理,又在老子之上并列黄帝,以“黄老道”自称,表明自己的学术渊源和统治者的祖先原本是同根嫡亲,以便名正言顺地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就是后人所谓的“黄老学派”。所以,在西汉早期,就冒出了许多打着“黄帝”旗号,其实是宣扬道家观点的著作,以至于黄老道家学说广泛普及,一度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情况,在西汉以前是不曾有过的,在汉武帝罢黜百家尊显儒术以后,黄老道一下子失去了政治支撑,也就自然而然地销声匿迹了。由此看来,《黄帝内经》的具体写作年代,应该是在文景之朝(前179年——前141年之间)。实际上,那也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短暂然而可以称之为和谐盛世的一段时光。
综合上述,可以概括为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干什么,总要先认清相关事实真相,而时间与空间的确认,就是最起码的事实。毫无疑问,真正的知识只能来源于对事实的确认,如果连时间和空间都弄不清楚,还想探讨深奥的学问,似乎是不大可能。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如果自己的时空观念发生了错位,那将会怎样。
二,关于《内经》作者的确切身份
既然黄帝和歧伯、少师、雷公等人都是假托,那么这些托名的人自然就是《黄帝内经》的作者。关于《内经》作者的真实身份,在一般人看来,既然他托名黄帝或者天师,必然是集最高道德与最大智慧于一身,仰观宇宙、覆察万类、超凡脱俗的大圣大贤,最起码也是衣食无忧整天介忧国忧民专门研究学问的一代明哲,应该属于社会的上流阶层。其实不然。实际上,那些托名为黄帝和歧伯的《内经》作者,都只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其社会地位总体上偏低。关于这一点,在《内经》的经文当中有很多明显的表露,只不过一般人都不愿意往这方面想,于是权当视而不见罢了。下面我给各位分析《灵枢·根结第五》中的一个细节。
有关原文如下:
黄帝曰:逆顺五体者,言人骨节之小大,肉之坚脆,皮之厚薄,血之清浊,气之滑涩,脉之长短,血之多少,经络之数,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血气剽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浅深多少,可得同之乎?歧伯答曰: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气滑即出疾,其气涩则出迟,气悍则针小而入浅,气涩则针大而入深,深则欲留,浅则欲疾。以此观之,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剽悍滑利也。
分析:
很显然,这段话的意思是,对于“布衣”和“大人”这两种不同身份的人,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和针刺手段。然而医生治病还要看患者的社会地位而区别对待,这就不属于纯粹的医学问题了。
这段话已经清楚地表明,《内经》作者每天接触的就是上述两类人群,他既要给王公大人治病,也要给布衣匹夫治病,而且,他对布衣匹夫的身体状况了解得更为多一些,对王公大人的了解则相对较少。这就说明,《内经》作者和下层人民的接触较多,和上层人士的接触较少,所以对民间疾苦也有深刻的感受。于是可以断定,《内经》作者不可能是宫廷御医之类的社会上流,他们只能是浪迹江湖的民间医生。
在古代,王公大人生活条件的优越性,主要就体现在吃得好。所谓“膏粱”,古代又称“梁肉”,就是粮食和肉食,而纯粹的肉食,又称为“血食”,更加显得高档。毫无疑问,凡是以粮食和肉食为主食的人当然营养充足,因此身体素质普遍的比较好,个个挺胸叠肚,嗓门洪亮,精力充沛,神采奕奕,肌肉温暖,皮肤也显得光滑细腻。因为阳明是后天之本,所以后天营养充足的人,其阳明之气必然旺盛,又因为后天阳气主要负责推动血液的流动,故营养充足的人血气流量大,而且流速也快,即称之为“血气剽悍滑利”。
布衣匹夫的情况刚好相反,由于生活困窘,度日艰难,所以每日只能以“菽藿”充饥。菽通蔬,即蔬菜也;藿者,野菜也。那么,毫无疑问,布衣匹夫的后天营养必然严重不足,以至皮肤憔悴、面黄肌瘦,而身体素质的不足又集中体现为后天阳气的虚弱,故其血气流量小而且流速也慢,此便谓之“气涩”。
由于针刺治病必须以“气至”(即针刺局部获取或酸或麻或胀之针感)为有效,故气量大而流速快者其反应也敏捷,则针感亦快而强烈,所以要求针体要细一些,针刺要浅一些,而且也不需要留针。而气量小且流速慢的人则针感迟钝,故需粗一些的针、刺得深一些、留针时间长一些等手段以促使“气至”。这便是“气滑即出疾,气涩则出迟,气悍则针小而入浅,气涩则针大而入深,深则欲留,浅则欲疾”的表面道理。
然而,实际上,针感的迟钝或敏捷与后天的营养状况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尤其和人的社会地位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在一个明白事理的医生应该属于基本的常识,那么,该作者之所以要提出按照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采取疾迟浅深大小粗细种种截然不同的针刺方法,只能是出于一种看人下菜叠的势利心态,而不得不编造一套似是而非的理由。其本意在于,对高贵的上等人务必精心细致,对于低贱的下等人则可以草率马虎一点。
最后面的一句总结应该更能说明这一点,他说的是:“以此观之,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剽悍滑利也。”
按照上面的分析,既然应该“刺布衣者,深以留之”,那么刺大人者,就应该“浅而疾之”,才合乎逻辑。然而却又提出了一个“微以徐之”的新刺法,如果从纯技术的角度看,就显得没有由头,难以理解,但是如果从势利眼的角度看,就很好理解了,因为,这其实不是关于针刺技术的要求,而是对“大人”的态度要特别谨慎小心的意思。
“微”,是指谨小慎微;“徐”,是指轻微徐缓。“微以徐之”总的是说,态度要恭谨,手法要柔和。关于给王公大人治病的具体针法,前文中已有“气滑即出疾……气悍则针小而入浅”的明确规定,根本用不着重复,所以最后强调的只是一个服务态度问题。在给王公大人施加针刺的时候,必须毕恭毕敬、谨小慎微。这是由于针刺毕竟属于创伤性治疗,难免造成肉体疼痛,而王公大人的耐痛能力普遍较差(由娇骄二气所致,前文的“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就是形容其耐受力差的意思),因此需要用细一些的针,而且一定要轻拿轻放、徐入缓出,以尽可能减少针刺所造成的痛楚。
实际的情况是,由于医生给王公大人治病,有希望获得赏赐,而这些赏赐正是医生的生活来源,所以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草率卤莽,否则的话,一旦触犯了王公大人的骄横剽悍之气,不但没有赏赐,而且还可能惹来麻烦。
然而对布衣匹夫,就用不着格外的小心谨慎、和颜悦色,直截了当地施加针刺就是了。因为布衣匹夫连饭都吃不饱,不能指望他们支付诊费,而既然是免费治疗,那么针刺导致肉体疼痛,也就完全能够理解和忍受。这才是“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剽悍滑利也”的真实含义。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内经》作者的真实身份其实就是江湖游医或者市井郎中,其社会地位比贫苦百姓略高一点,而绝对在达官贵人之下,在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中,应该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三,《内经》的学术目的和研究对象
简断截说,《黄帝内经》其实是研究针刺治病的专著,而不是方脉学著作。《素问》阐述的理论是关于针刺治病的理论,《灵枢》记述的实践是关于针刺治病的实践,这些内容都与方脉学无关。实际上,《灵枢》在一开篇即表明了自己的研究目的和对象:“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这里的“毒药”是指用来治病的药物,“砭石”是指最原始的粗陋的石质针具,“微针”则是指精制的金属针具。这就是说,当初一日,药物治病的方法已经普遍盛行,而编撰《黄帝内经》的目的,则是为了推广金属针具在疾病治疗中的广泛使用(实际上也暴露出与当时的方脉医生争夺医疗市场的企图)。正是由于当时的科技进步已经足以锻造出高强度的金属针具,从而使治病的手段更加丰富和精当,并且在使用金属针具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治疗经验,这才促使了一门新式医学理论——针刺理论的诞生,也就是《内经》。因此,如果说后世的方脉学也能够以《黄帝内经》作为理论基础,那不过是汲取一些《内经》所提出的普适原理而已,对于方脉医生而言,空洞而笼统,并没有具体指导临床的意义。于是我们才好理解,在后世的医疗实践之中,凡是从事针灸职业的医生(譬如皇甫谧),都必须认真学习《内经》,必须严格地遵循《内经》所制订的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腧穴以及诊断、治疗等具体章程,否则就寸步难行。而如果单纯地开展药物治病的方脉医生(譬如张仲景),或者单纯地开展中草药的实验与研究(譬如李时珍),那就必须在理论上独树一帜、另僻蹊径,或者干脆撇开《内经》。
四,关于阅读的心境
实际上,阅读《内经》最大的难点并不在它的文辞晦涩(当然也不排除这方面的因素),而在于阅读者的心态是否端正,我们之所以要讨论《内经》的成书年代和《内经》作者的真实身份以及《内经》的学术属性,那也正是为了端正读者的心态,破除迷信心理,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这部书的本来面目。
自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集权专制便日益强化,以至于无孔不入,于是历朝历代的政客、文人,就普遍地养成了奴才心理,对于权势的尊崇,逐步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即便是在纯粹的学术领域,一旦面临着钦定的学术权威,也就由不得卑躬屈膝、阿谀逢迎。于是我们才能看到,历代的关于《内经》的注解,几乎都是用千篇一律近乎肉麻的语言,一味地赞颂,以至于牵强附会、勉为图圆。这就足以证明,他们都是以崇拜的、迷信的心态来看待《内经》,他们把《内经》当成了超越时空的偶像,当成了顶礼膜拜的神圣。于是,结果当然就是这样:自由奔放的思想火花被迷信所蛊惑,被盲目所湮没。
然而实际上,由于《内经》作者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神圣,《内经》的经文也不是每句话都一言九鼎。
如果明确了这一点,那么结果就将大不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将《内经》作者当成一个具体朝代中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当成凭借一技之长糊口谋生的古代郎中,我们的心态就比较端正了。那么,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时,就会心平气和、设身处地地考虑各种问题,就会提出许许多多的质疑,就不至于按照想象中的先知先觉、至圣先师们发布微言大义的神秘标准,来盲目地信奉其中的条文,那么,才有可能真正地探索《内经》的本义。
总之,我的意思是,人类的知识只能来源于对真实的了解,我们总要首先弄清楚最基本的事实,然后还要带点怀疑的眼光、求索的欲望、平静的心态、批判的精神,看待和分析古人的著作,才有可能得出有点实际意义的结论。如果对作品的年代以及作者的实际身份一无所知,就先入为主地认定为古圣先贤,崇拜的偶像,那么即便皓首穷经,也不过鹦鹉学舌、纸上谈兵,这也就是以往的注解都难以避免断章取义、肤浅片面并且与临床实践严重脱节的根本原因。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锤炼,皇权的崇高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古圣先贤在人们心目中便不如先前那般神圣不可质疑了,自由而理智的思考逐渐地在中国大地上涌动。我们看到,五四以后对五经四书及诸子百家的研究就跳出了盲目尊崇的窠臼,显得越来越严谨客观。这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古代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以及分辨和剔除其中的糟粕,当然是大有裨益。
然而中医理论界似乎一直还没有苏醒,至今尚在盲目尊崇之中自我陶醉,所以,至今还没有一部反映《内经》真实面貌的著作。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有关中医学的继承、发展、提高、宏扬以及中医现代化等等问题,都只能是侈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