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初探之十五:人与性

刘养元

性科学是研究性的生理病理及其临床表现的学科。中国早在远古时代即已开始了对性的研究,即认为人之所以能繁衍,是生殖器官的功劳。因此,古人对生殖器的崇拜,是最早的性文化。


祖国医学把男女两性生活称之为房室生活,简称房事。古人认为,“房中之事,能杀人,能生人”,就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样。所以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和医家注意房中养生的研究,曾流传过许多房中著作,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简《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等专论,都是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距今已有两千一百多年了。北宋以后,由于程、朱理学盛行,他们鼓吹“存天理,灭人欲”,房中医学也就受到了压抑。业医者既不敢大胆研究和撰写这方面的专著,诸史志目录也几乎完全不载录房中著作。显然,自北宋之后,性研究的发展一直是十分缓慢的。因此,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一种偏见,似乎一提房中著作,就视为淫秽之书,一概以糟粕待之,不但很少有人进行研究,甚至没人敢看。认为公开谈论男女两性生活不雅。


其实,性生活是人们正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无论什么圣贤都是否定不了的。因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一阴一阳之谓道”,说明阴阳交合乃自然规律,人不能例外。竹简《十问》认为:精道闭塞不通,阴阳不能相交合,就必然产生疾病。《十问》还讲了许多“接阴以为强”,即通过性生活补益身体的道理。晋代医家葛洪指出:“人不可以阴阳不交,坐致疾患”。陶弘景也说:“阴阳不交伤人”。孙思邈更明确地说:“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无女则意动,意动则神劳,神劳则损寿”。说明一个健康成年人,必须有正常的房室生活,如果禁欲,使阴阳不能相交,反而会导致疾病,甚至还会损伤寿命。有人调查,凡是夫妻不和的,男的一般要缩短12岁的寿命,女的要缩短5~6岁的寿命。日本医学家用电器清保有川谈到,工作紧张的男性脑力劳动者长寿的主要秘诀有三:一是笑,二是散步,三是过正常的性生活。可见,问题是在如何正确地对待性生活。 若不善于处理性生活,如放纵情欲,就会耗损阴精,带来各种房劳损伤,甚至还会戕伐年命;不遵守性道德,必会产生违法乱纪,造成各种悲剧。


究竟要如何正确处理性生活呢》首先,要注意掌握“房中”周期。因男女性生活的损益除存在于整个人体生命过程之中,还存在于女子月经周期及男子精满周期,因此损益理论在性周期有很大意义。总的原则是:不遵照生理性周期行房则为损,遵照生理性周期则为益。男子性周期比女子短,一般为3~5天一个精满周期。女子性周期是以月经周期为基础的,一般是在月经后7~14天。由于阳以阴为基,因此,科学的“房中”周期应以女方为主。即在女方月经后7~14天内为阴阳合之最佳时期,双方均可受益。至于交合的时间,也应以女方生理特性为基础,一般而言:阴亏者应以夜合为宜,阳虚者以昼合为佳。


其次,每月行房次数的标准,当根据不同年龄特征和体质条件来安排性生活。一般而言:“能一月再泄,一岁二十四泄,皆得二百岁;有颜色,无疾病,若加以药,则可长生也。人年二十者,四日一泄;三十者,八日一泄;四十者,十六日一泄;五十者,二十日一泄;六十者,闭精勿泄,若体力强壮者,一月一泄露。(《千金要方》)”。


第三,古人对于性生活很重视“交合忌讳”。许多记载都强调逢虚日(大风暴雨、大寒大暑、阴晦日蚀、雷电霹雳)凶时,恶劣环境、体虚疾病、疲劳饥饿、心情不佳等情况下,都应禁忌交合。如《玉房秘诀》云:“合阴阳有七忌:第一、忌晦朔望弦以合阴阳损气,以是生子,子必形残,宜深慎之;第二、忌雷风,天地感动,以合阴阳血脉涌,以是生子,子必痈肿;第三、新酒饱食,谷气未行,以合阴阳,腹部彭亨,小便白浊,以是生子,子必癫狂;第四、忌新小便,精气竭,以合阴阳,经脉得涩,以是生子,子必妖孽。第五、忌劳倦重担,志气未安,以合阴阳,筋腰苦痛,以是生子,子必夭残。”


《千金方》也有记载:“交会者当避……及弦望晦朔,大风大雨,大雾大暑,雷电霹雳,天地晦冥,日月薄蚀,虹霓地动。……人有所怒,血气未定,因以交合,令人发痈疽,又不可忍小便交合,使人淋茎中痛,而失血色,及远行疲乏来入房,为五劳虚损,少子,且妇人月事未绝而交合,令人成病”。


第四、男女交合有所谓“十动”之说。所谓“十动”即:开始抽送十次,接着抽送二十次、三十次、四十次、五十次、六十次、七十次、八十次、九十次、一百次,只抽送出入而不泻精。每抽送十次称为一动。一动不泻精则耳目聪明;再动不泻精可使声音洪亮;三动不泻精则皮肤光亮;四动不泻精则腰脊坚强;五动不泻精将使臀部和大腿粗壮结实;六动不泻精可使尿道通利;七动不泻精阴茎就能坚硬地勃起而不衰萎;八动不泻精则肌腠润泽光洁;九动不泻精可通神明;十动不泻精则可常保身体健康。其之所以强调数交而一泻,意在使精气自然生长不使人虚也。若不数交,交而即泻则不得益也。


第五、反对早婚。西汉王吉认为,当时人民之所以寿命不长,甚至在孩童或者少年时期即夭折,主要因男女婚嫁的年龄太小,做父母的本身发育不健全,所生婴儿先天不足,禀赋太薄,质量很差。他说:“世俗嫁娶太早,未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矣。”(《汉书·王吉传》)因此要想降低人口死亡率,就必须反对早婚,推行晚婚。梁启超坚决反对早婚,主张提高人口素质。曾专门撰写过《禁早婚议》,收录于《饮冰室》合集之七。他明确指出,人口质量的高低与人们的婚姻迟早密切相关。他说:“凡愈野蛮之人,其婚姻愈早;愈文明之人,其婚姻愈迟。”意即越是缺乏文化教养的人,结婚就越早,而文化素养愈高的人,结婚就愈迟到。凡早婚早育的,人口质量必定低劣,晚婚晚育的,则人口质量自然优良。他说,“印度人结婚最早,十五而生子者以为常,而其衰老亦特速焉。欧洲人结婚最迟,三十未娶者以为常,而其民族志而益壮。”不论中外,凡结婚早的,子女既弱,而做父母的衰老得更快。结婚晚的,子女强悍,做父母的又都健康长寿。始终雄心勃勃,壮不衰。因此,“欲观民族文雅之程度,亦于其婚媾而已。”梁氏在《禁早婚议》中指出早婚有五大害处:


(1)、早婚有“害于养生”,从根本上违背了房中养生的原则。他说:“少年男女,身体皆未成熟”,“其智力既稚”,缺乏自我克制的能力。如果此时“使之居室”,“往往溺一时肉欲之乐,而忘终身痼疾之苦。”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贪欢一时,极其情纵欲,耗损阴精,“伤其元气”,几经戕伐,身体虚羸,甚至弄得病入膏肓,英年早逝。须知,早婚有如“自杀之利刃”,危害极大。


(2)、早婚有“害于传种”。梁启超认为,早婚早育只能产生柔弱的下一代,对民族的繁衍很不利。这是因为“做父母之身体与神经两未发达,其资格不足以育佳儿。做父母的本人身体尚未发育成熟,性机能还不够健全,又怎么能生出优质的后代来呢?“凡各国中人民之废者、疾者、夭者、溺者、钝者、犯罪者,大率早婚之父母所产子居大多数。”从当时各国人口素质的实际情况来看,确系事实。梁氏此说不诬,并非主观臆断。如果一代代地早婚下去而不加制止,势必造成恶性循环,将会出现“子弱于父”,“孙又弱于我子”的情况,于是“递传递弱,每况愈下”。长此以往,“一家之子弟尪弱,则其家必落;一国之子弟弱,则其国必亡。”


(3)、早婚在“害于养蒙”,即贻误子女的教育龄 和培养。因幼儿在成长过程中全靠父母的抚养和教育龄,而青年男女要到“二十五岁及三十岁以上乃有可以 为人父母之能力。”由于早婚者自身尚未发育成熟,在思想意识、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等各方面都有很多欠缺,不足以“为后辈之模范”,难以担当教育子女的重任。所以,为了加强对幼儿与学龄儿童的教育和培养,以便提高人口的素质,也必须禁止早婚。


(4)、早婚有“害于修学”。早婚的青少年男女,一般在十五岁至二十岁之间,正是学习的黄金时期。一个人有无作为和成就,全靠此时的学习和进取,应当争取早出成果,早日成为人才。而早婚者快意房室,纵欲无度,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白白地浪费,久而久之,壮志消磨,失去进取心,这样下去,早婚者必然在德、智、体诸方面“劣于他人”。


(5)、早婚有“害于国计”。早婚的青少年在经营济上根本不能独立,“其本身方仰食于父母”,“沾生之力”未备,“无力养妻子”,却过早地生儿育女,徒然为家庭、社会、国家增添沉重的负担,使“分利者”增多,给国计民生带来种种不利。


梁启超反对早婚,提倡晚婚,强调提高人口素质,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教育意义。


近年来中国人关于“性的公开程度 、女性之性、性行为、性关系、性的主流价值”这五个方面有了十分显著的变化,变化程度已经达到了“性革命”的程度。这场“性革命”一个最基本特征是:“性与生殖相对分离”。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召集36位调查员于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第一次在全国的20~64岁全体居民(尤其是包括了所有的流动人口)中进行了随机抽样、规范操作的、全面的“中国人性生活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性观念悄然发生了巨变:


(1)、对于性信息的接受程度大幅增长,性的公开化程度大幅提高;


(2)、婚前性行为增加,40岁以上的男、女比例分别是45.7%、24.1%,40岁以下的人比40岁以上的人还要高出将近10个百分点,而25~29岁的男、女有过婚前性行为者比例分别高达72.2%和46.2%;


(3)、性关系趋向多伴侣,40岁以上的男、女有过多个性伴侣者百分比分别是20.8%、5.5%,而30~34岁的男、女这一比例分别是45.8%和17.7% ,处在婚姻状态之中的30~34岁男女中有婚外性伴侣者男、女比例分别是36%和19.4%;


(4)、性交易占据相当比例,40岁以上男人中嫖过娼者占6.4%,40岁以下的占11.3%,其中25~29岁的男子有此经历者占16.7%,男人曾以钱或重礼换性的比例比上述数字略高几个百分点。


非婚性关系在今日中国已经发生了质和量的变化,婚外情或婚外性关系对婚姻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夜情”成为公开话题;婚外性的主动权不再是男性的专利,女性角色的主动性增强。


两年前,潘绥铭教授主持召集的“中国地下性产业研讨会”引起各界重视。在专家计算,从80年代初到90年年代底累计查获的嫖娼卖淫人员大约是210万人次,90年代后半期每年查处嫖娼人员平均25万人次,至于查获率,结论是:“ 充其量也仅仅是发生率的 5 %,甚至于2.5%。”而依照公安民警及“业内人士”的普遍估计,抓获率在10%。据调查显示:①当前卖淫的年龄出现低龄化,低于25岁的占61.1%;②受教育程度低,初中文化程度占62%,大专以上的仅占不到2%;③来自农村的占70%;④未婚者居多,占59%;⑤以济贫困,婚恋失败者达58.9%。


不可否认,当前的“性革命”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如重婚、纳妾、拐卖妇女、破坏军婚、嫖娼等现象,日益趋多,特别是老年人性犯罪居高不下,幼女倍受其害;而且性病与艾滋病都在传播;由于至少有2/3以上的人性健康水平不合格,导致了40%的婚姻案件,并且国人性功能呈整体下降趋势;更由于自然环境恶化,尤其城市工作、生活压力增大,生活节奏加快等原因,一些人刚到中年就开始患上老年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前列腺炎等。同时,青年人群的整体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更有些人认为,性与生殖无关,与婚姻无关,与爱情无关,只与享受有关,网婚、虚拟性爱、一夜情、性放纵群体、换妻俱乐部等次第出现,从道德角度看,这是绝对有违道德的。


从医学临床来看,因堕胎的次数多,造成终身不孕者不少;而男性为追求安乐享受,精子成活率降低,一般在50%左右,有增多的趋势。人们不禁怀疑:中国人繁殖后代的能力还能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