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初探之十四:“承认个人”与“克己复礼”

刘养元


现在,人人都在讲现代化。现代化的内容是什么?现代化的内容包括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两个方面。国民素质研究专家解思忠在《中国国民素质危机》中说:人的现代化是指政治观念文明与政治行为文明,社会现代化是指政治制度文明;而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关键,而政治文明的基石是国民素质(主要是国民的人格素质)。所以,邓小平在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就强调了国民素质,他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于劳动者的素质。”说明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国民素质的竞争;哪个国家拥有高素质的国民,那个国家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而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在发达国家已经现代化了的背景下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所以能否致力于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中国自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倡导思想解放,国民的人格终于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型。但由于国家只偏重于体制方面的改革,却忽视了国民素质独立人格的建立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作用 。以 致改革开放速度缓慢,经济效益低下,贪污受贿、死人案件仍在不断出现。所以,这个国民素质研究专家解思忠,在《上篇·国民人格素质之缺陷》中,开头第一句话就说:“中国人自古不讲人格……”。他的根据是:《辞源》和《辞海》这两部大辞典中,均没有“人格”一词。他说,“‘人格’一词是新造的,它是外来词 Personality 的译名”。但他又说:“‘人格’这个词以前没有,不等于说实际上不存在,也不是从未有人讲过人格,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和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正是人格光辉的聚焦”。并对“中国人自古不讲人格”句做了如下解释:


“‘中国人自古不讲人格’,并非是不讲道德品质,而指的是人们普遍地不承认‘个人’,即不承认人的独立存在的状态;并进而抹杀‘个人’,即抹杀人的主体身份、主体地位和主体资格”。


根据解先生的解释,中国人的所谓“人格”,只是讲道德品质,而不承认“个人的主体地位”。我认为,这是对的。中国人讲“人格”确实只讲“孔孟之道”,只讲“克己复礼”,确实不承认“个人”。因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巨大的包容力和同化力,就是以孔孟之道为其精神基础,并以“克己复礼”来保证的,根本就不承认“人的独立存在”。而强调“人的独立存在”的,是西方文化的特点。所以,“人格”一词的含义,中国与西方国家显然是不同的。说明解先生所讲的“人格”,是讲西方人的“人格”,是与西方文化相应的。


解先生认为, 中国人之所以不讲人格,是因为中国人所生活的社会都属於自然经济形态,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农民总是依靠土地、森林、河流、阳光和雨水等自然条件交换而获得有限的生活资料,自给自足。他们只有依附于神灵、奴隶主和封建主,形成了一种依附型人格,即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并以陈独秀用“三纲之说”,说明了这种依附型是无独立自主人格的,他说:“君为臣纲,臣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


依此而论,中国20世纪50年代实行的计划经济,与其相应的显然是一种依附型人格,也就是一个人从出生到入学,到工作,都是由国家计划与安排,不用自己负责。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才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才是独立型人格。可是客观事实证实,现已越来越多的素质低下的国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正在或即将被淘汰。而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富者腰缠万贯,贫者难以温饱。贫富的距离越拉越远,暴露了今天是西方达尔文研究的吃人的禽兽社会,与此相应的独立自主的人格,也完全是达尔文弱肉强食的禽兽性格。正如鲁迅所说“难见真的人了。”


可见20多年来,市场经济所造就出来的所谓“独立型人格”,国民的素质并没有得到提高,相反的在“利欲薰心”的引诱下,国民素质越来越低下,如一些商业部门,皆以生产“垃圾食物”来“坑害消费者”,中毒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矿难事故频繁,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7月1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仅2004年1~5月,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366159起,死亡52719人,其中,工矿商贸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5164起,死亡5693人。(见2004年7月19日的《中国青年报》)显然使中国国民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或“高风险社会”。


看来,市场经济承认“人的独立存在”,承认“人的主体身份、主体地位和主体资格”,发挥了“国民的聪明才智”,可是20多年来又培养出多少敢于负责、善于负责的经营管理人员呢?为什么带来的是更大的灾难呢?


不是中国人不努力,而是移植任何先进的制度,若不与土壤相宜,也只能是“淮橘为枳”,经济改革成了空谈。所以,《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代序》说:“为什么西方制度嫁接到中国社会上不能成功?因为那是西方人的外化,对中国人,那无异于异体器官移植,不因此而引起败血症,就算是幸运的了。”


为什么西方制度不能嫁接到中国来呢?因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实质上也就是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


我们认为,中国人与西方人其根本不同点,在于中、西方的基本态度不同:中国传统为具体(无执)态度,西方传统为抽象(坚执)态度;中国人没有“自我”,西方人不但有“自我”,而且非常重视“自我”。人的个体化是抽象之产物,人成为个体,乃是采取坚执态度之结果。西方人既强调“自我”,说明“我”与“物”是分裂的,这是西方人从物理机械运动的体验世界中得来的结论:我是旁观的研究者,我只是在观察、模拟客观的物质运动。可见西方文化的特点是“主、客分裂”,而中国人则不同,是“万物与我为一”的大一统,所以,中国文化的特点是“物、我为一”的整体观。可见,国民素质研究专家解思忠先生所强调的人格素质,必须是“独立人格”,承认“主体意识”、“个性解放”和“自我实现”。一句话,就是突出一个“我”字。显然是从“西方文化”立论的。以西方文化来规范中国文化,自然是对路了。


自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形成了新、旧并存中、西混杂的局面。所以对于“中国人”这一词而言,就有很多意义上的中国人,如法律意义上的中国人,人种意义上的中国人,语言意义上的中国人,但这些中国人不是最根本意义上的中国人。最根本意义上的中国人应当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不但内心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而且能从事并能担当各种实际事业的人,也就是“儒者加专家”。现在孔孟之道被彻底消灭,代之以达尔文“弱肉强食”之道,拼命追求“物质文明”,抛弃了“精神文明”,使越来越多的“素质低下”的国民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被淘汰,进入了一个“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风险社会”。使一个伟大的民族失去了精神目标,失去了文化身份,可以说,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没有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了。所以林毓生教授说:“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


显然,在一个没有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的国土上,谈“中国国民素质”,不是很可笑吗?只能说明解思忠先生所谈的“国民素质”,是西方中国人的素质,如果是谈“西方中国人”的素质,我们倒希望“西方中国人”的素质在中国越差越好。因素质差其所造成的灾难小,素质越高其所造成的灾难也越大。为什么?因为西方文化的特点是突出一个“自我”,所以西方人所要求的“国民素质”,首先是“承认个人”,不能“抹杀个人”,不能抹杀“人的主体身份、主体地位和主体资格”。一句话,就是“人人为我”,“我”是神圣不可侵犯。“在我的土地上,我说了算,地球都得围着我走。”在这种“素质高”人的面前,对于一般“公务员”,其影响较少;若首脑人物,其影响就更大。我们已经吃过不少苦头了。如:

1958年的“大跃进”,一人提出“15年赶超英国”(即7年超过英国,8年赶上美国)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是一时浮夸成风,就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口号,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小麦亩产能达到五六百斤就算不错了,而各地的小麦亩产却接二连三地放出“卫星”,从3812斤一直到7320斤;据《人民日报》报道,有个人民公社还计划在来年放个“一棵白菜500斤、皮棉亩产50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的“特大卫星”。当时谁若实事求是,不肯信口开河,便是甘居中游,保守落后,甚者被揪斗体罚,触及皮肉,更有观潮派、秋后算账乃至右倾、右派的政治帽子等着。


1959年一方面因天时不顺,另方面农民生产积极不高,河南全省实产粮210亿斤。为了向伟大领袖说明河南在“继续跃进”,而且“跃进得更好”,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硬是估产为450亿斤。生产队交不出摊派的粮食,就开展“反瞒产”的斗争。哪个生产队完不成征购任务,那个生产队长就要受到批判斗争,甚至被捆起来吊打追逼。1960年春天,河南信阳专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80天没有见一粒粮食,普遍出现浮肿病,大量饿死人。为免一死,农民拉家带口逃荒。地委书记路宪文认为这是给人民公社抹黑,怎能容许有逃荒要饭的!他下令公安机关,组织民兵封锁村庄,不准群众外出逃荒。信阳地区的老百姓真正是逃荒无路,讨饭无门,只有坐着等死了。於是酿成了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发生后,吴芝圃以省委名义向北京报告:“据最近统计,自1959年10月到1960年10月,全省死亡人口达190多万,单信阳地区就有100多万,估计问题彻底揭开以后,全省死亡人口在200万以上。这是我省解放以来最大的惨案……”


河南事件,是谁指使干的?是谁下的指令?是基层干部吗?不是的。是县委第一书记吗?不是的。是地委第一书记吗?不是的。是省委第一书记吗?也不是的。追本溯源,是庐山会议,是大海航行的大舵手。是他驾驶着社会主义中国这艘巨轮,突然一个剧烈的“左”转湾,这艘巨轮触上了暗礁,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上述这些灾难,按照解思忠先生的说法,不能“都把错误归咎于某一个人,最多再加上其身边的几个人”,如果国民素质较高一些,也就是分辨能力略微能强一点,绝不会造成那么严重的灾难。他说:“1957年的‘反右’,一下子就抓了55万多名右派分子,到最后,除了96名外,其余的都平了反。如今,提起这场对敢于直言的优秀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诱剿的灾难,往往都把错误归咎于某一个人,最多再加上其身边的几个人;而煞费苦心地去划定那 55 万多名右派分子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还有振振有辞地去批判那55万名右派分子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却很少有人报及,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推脱不掉自身的责任。”接着解先生又说:“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约有500万人,右派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也就是说,整个知识界几乎都卷进去了。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这部分素质相对较高的国民分辨能力略微能强一点,做人的良知略微能多一点,绝不会划定那么多的右派分子,也绝不会把他们整得那样惨。”


我们认为,解先生真冤枉了下面具体办事的小人物了。伟大舵手在“人人”面前,是“王”“人人”只能为“我”,必须看着“我”的脸色行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少人对伟大舵手的思维方法难以理解:你说他的心胸狭窄容不了别人吗,可他对人却很宽容,度量大;你说他很宽容、度量大吗,可他对人却毫不宽恕。下面具体办事的人,很难琢磨这位伟大舵手的心思。所以说活做事都要非常小心,“伴君如伴虎”,稍不留意,就会祸从天上来。其实,从所发生的事情就不难看出“舵手”的思维方法:凡是反对他,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他就会显露出宽宏大量,对你非常友好;凡是反对他,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那谁就不会有好下场。对溥仪和战犯们他能够宽容,因为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人反对他是反对错了,他是胜利者;延安时期,他也能团结张闻天、秦邦宪等人,因为历史也已经证明这些人反对他是反对错了,他是胜利者。但刘少奇、彭德怀反对他,实践证明反对他是反对对了,那他就不客气了,非死不可。也就是说,“舵手”手里有真理的时候,是能够宽容、讲团结的;他一旦输了理,发现自己错了,那对反对的人是绝不会宽容的。


伟大舵手所具有的这种思维方法,正是解先生所倡导的高等国民素质的体现,是一个非常突出“个人”,非常突出“人的主体身份、主体地位和主体资格”的高等国民素质。显然这是西方文化所造就的国民素质,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造就的国民素质是截然不同的。


在中国古代,既在孟子“性本善”之说,又有荀子“性本恶”之论,谁是谁非呢?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四书集注·大学》说:“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说明君王导之以善,则民善,此王为明君;诱之以恶,则民恶,此王为暴君。可见孔孟之道实有“性善性恶”之内容。只是儒家笃信孟子“性善”之说,所以后世皆以儒家孔孟之道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基础,并以“克己复礼”来保证贯彻执行。由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是“大一统”,所以没有“小我”,只有“大我”,也就是说,没有“个人”,没有“自我”,只有“整体”,个人与整体是和谐的大一统。决不容许“个人”与“大一统”分裂,更不容许“个人”驾在“整体”之上,与西方文化大不相同,所以这个“大一统”无疑具有巨大的包容力和同化力。在中国,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到清末鸦片战争前,尽管其间经历了多次周期性分裂和动乱,却始终趋向大一统状态。而这样长时间的大一统,主要是靠“克己复礼”来保证的。所以“克己复礼”就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才是解先生所说的“中国国民素质”。然而以“克己复礼”为内容的“中国国民素质”,在中国早就被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