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初探之十三

刘养元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是社会的或一定阶级的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


中国人的道德,是按儒家孔孟的传统,即是孝、悌、忠、恕四个字。何谓孝?从小养成真诚地爱父母,是之谓孝。何谓悌?由真诚地爱父母而真诚地爱兄弟姐妹,是之谓悌。何谓忠?更由真诚地爱兄弟姐妹而真诚地爱乡土,是之谓忠。何谓恕?由真诚地爱乡土真正达到对人类的博爱,是之谓恕。总之,中国的道德,用孔子的说法叫“仁者爱人”或叫“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中国儒家讲治国平天下,从正心诚意做起。也就是孔子所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说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所造就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即每作一事,当加以审察,只要“问心无愧”、“己所不欲,勿施之于人”就可以了。


21世纪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人们总是从最乐观、最进步的意义上去描述这个新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飞跃发展,人民生活小康了。但在具体生活中,人们总是面临着一个个愈来愈让人感到难解的谜。这“一个个令人难解的谜”,我们是这样提出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但文学艺术却很庸俗了;经济飞跃发展,但政治却愈来愈腐败了;物质生活很富裕,但精神生活却非常贫乏了;人的寿命长了,但人的生命价值却微乎其微了;医疗卫生水平明显提高,但精神性疾病的发生率上升了。总之,一分为二,好的坏的总是一起来,人们总是以眼前的好事为乐,但总是把坏事忘掉。长此以往,若人类只顾眼前的好事,恐怕将来占主流的只能是坏事,而且以天灾为主变成以人祸为主了。


所谓“以人祸为主”,体现在经济领域发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问题,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能提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在医学领域发生“卫生条件不断改善,疑难病症却愈来愈多”的问题,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位西医学家能提出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法。我们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已经不是外部环境,而是人们自身的行为了。也就是中国道德被毁灭,中国进入了“缺德”的时代,才导致出现以天灾为主变成以人祸为主的年代了。


一、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不少灾难

引进西文科学,其所带来的是灾难。关于这一点,梁启超早在《欧旅心影录》中就说过:“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渴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以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而带来许多灾难”。汤因比更明确指出:“一个文化因素,在它的本土的社会体内本来是无害或是有利的,但是在它闯进的另一社会体中,却很容易产生意外的、极大的破坏作用。……这种作用也可以从经济方面得到例证。例如,外来的西方工业化的道德败坏的影响在东南亚就特别显著。”(《历史研究》索麦维尔节本,下册269~271页)


西方科学的道德败坏,在中国确实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如:

在农业方面:科学养猪、科学养鸡、科学养鱼,在饲料中配有大量的激素,给人体带来不少危害。科学种田,大批农药、化肥,使土壤变质。产量又不是很高,一年所得粮食,除去各种费用所剩无几,还不如外出打工合算,于是农村大批劳动力往外流,田园荒芜,一个农业大国居然要从美国进口粮食。严重阻碍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谓科学种蔬菜,特别是“棚子菜”,由于农药、化肥使土壤变质,也种不出原质原味的蔬菜了。加以滥用农药,不论粮食或蔬菜,集体中毒事件时有发生,至于食物中因农药慢性中毒而形成各种慢性疑难病证,就难以说清楚了。


在工业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工厂、矿山林立,不知要占有多少农田和土地。其所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和灰尘,为害不少,特别是有害气体和灰尘,污染了空气,毒害人体,形成各种职业病,甚至有的在大范围内,草木不生,作物不长;不但危害农作物,并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而各种工业产品,如电视机、电脑、打印机、扫描机、VCD、和洗衣机、空调、风扇等,危劣产品多,特别是空调对人体损害很大,如果各种危重证加上所谓空调病,治疗难度就更大了。按科学加工的各种加工食品,成了所谓“垃圾食品”,如《文萃》报2004年8月5日,就例举了‘油炸类食品’、‘腌制类食品’、‘加工类肉食品’、‘饼干类食品’、‘汽水可乐类食品’、‘方便类食品’、‘罐头类食品’、‘话梅蜜饯类食品’、‘冷冻甜品类食品’、‘烧烤类食品’等,均为“垃圾食品”。
此外,据辛子陵《毛泽东全传·文革悲剧》说,古代的有作为的皇帝讲究“私访”,那时没在电视、也没有照片,群众不知道皇帝长的什么样,“真命天子”青衣小帽出现在市廛酒肆之间,很能看到一些真实的民间疾苦。而毛泽东就不同,因为他在广大贫苦农民心目中是大救星,如他一出现在群众中,群众从电视中就认识他了,自然就会是山呼海啸的一片“万岁”声。有时毛泽东一定要见群众,虽也能见到。“但那是在省、地、县各级领导的陪同下,在从中央公安部到省公安厅到县公安局的秘密保卫下,见什么人,在哪里见,被召见的人要穿什么衣,说什么话,都在事先导演排练好了。毛泽东很难知道群众在想什么,很难知道农民的真正的忧虑和渴望。这是毛泽东的悲剧,也是一切领袖人物的悲剧。”


二、经济增长畸形

由于缺乏道德,经济虽然飞跃向前发展,却出现了畸形,也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且还在有增无已。由于缺乏道德,政府虽采取了“扶贫”政策,有些地方不但贫困户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不少。特别令人深思的,2001年9月21日《文萃》报刊出了关于江西省上栗县整治烟花爆竹生产的一则“杂谈”。该文说:“‘宁可炸死,不肯饿死’,是近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江西省上栗县时转述的农民自白。在烟花爆竹非法生产屡禁不止、伤亡事故层出不穷的今天,‘宁肯炸死,不肯饿死’,从字面上看,确实有着太大的心灵冲击力和震撼力,然而冷静地分析一下,倒真说出了该地农民在‘炸死’与‘饿死’的‘比较利益’中一种选择的态度。据说上栗县有41万农民,人均土地仅0.3亩,几乎家家户户都靠做鞭炮维持生活。也就是说,尽管冒着被炸死的危险,还是比没钱挣无法生活好得多。”他们为什么做这种选择,还是因为生活的贫困和无奈。

由于丧失了道德,西部地区不少人从解放以来还在做毒品生意。我们从《瞭望东方周刊》上得知,据统计,甘肃省在1988年发现有6个县市非法种植罂栗,到1996年发现有14个县市非法种植罂栗,而内蒙古非法种植罂栗面积在高峰期竟然高达5000亩。而且有的就种在离公路仅几百米的山沟里。据初步估计,在甘肃,一亩地能够种近1万株罂栗,这里的收购价为1亩地2~3万元,特别甘南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条件,罂栗一年能产3季,也就是说,只要村民一年种上一亩三分地的罂栗,就能进账10万元,这对于年人均收入只有1000元的当地村民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当地流传“下云南上前线,一来一去几十万,杀了脑袋也情愿”的说法,甚出现了“杀了老子儿子干,杀了丈夫妻子干”的家族性贩毒现象。其实,甘肃在解放前就是国际国内贩毒的重要通道,河西走廊当时已从丝绸之路沧为鸦片之路。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解放以来一直没有捣毁这些种植基地呢?


特别在农业生产方面,1958~1959年,全国各地的共产风刮得厉害,虚报浮夸也最厉害。如1959年天时不顺,加之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河南全省实产210亿斤。为了向伟大领袖说明河南在“继续跃进”,而且“跃进得更好”,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硬是估产为450亿斤。生产队交不出摊派的粮食,就开展“反瞒产”的斗争,哪个生产队完不成征购任务,那个生产队长就要受到批判斗争,甚至被捆起来吊打追逼。从1959年十一月至1960年七月,整个河南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动用专政机关逮捕 1,774 人,其中 36 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1960年春天,河南信阳专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80天没有见一粒粮食,普遍浮肿,大量饿死人,为免一死,农民拉家带口逃荒。(摘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文革悲剧》)


由于不道德,存在种种弊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于2004年7月6日在全国政协十届六次常委会上进行了一番这样的比较: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经过20余年百分之十左右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强国。而中国从1978年开始,也经历了20余年的高速增长,到现在却只达到了小康初级阶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他也没能找出真正的原因。


三、政治衰退

由于道德败坏,中国经济的畸形增长滋长了政治行为的腐败和人们普遍对政治表现出漠不关心。人们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更滋长了有权势的人无作非为。在中国,政治的衰退特别与权力的腐败密切相关,已导至几乎普遍的贪污受贿,甚至买官卖官。特别是丧失了道德的人,更可利用手中权力,向平民百姓任意敲窄勒索,还可因一己之私,在加大范围进行残杀,或斩草除根,灭族、灭种。可以说,在政治衰败、不讲道德的社会,根本就无“生命科学”可谈。

(一)、“文化大革命”迫害、杀人惨无人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谁能想到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摩顶放踵的人,一个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的人,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在自己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后,竟然有人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非法囚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并将其迫害至死。他死的很惨,辛子陵的《毛泽东全传·文革悲剧》是这样描述的:
“深夜两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老李叫醒,他拿起听筒,是熟悉的老首长的声音:‘他昨天已经死了,你必须再赶回去’。刘少奇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六点四十五分去世的。李太和卫士长赶到时,停尸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一条白被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扭曲变形,口角流聘片淤血……他保卫了多年的共和国主席,就这样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地死了。他带来一把剪子,给死者剪去一尺多长的白发,剪短了胡须,穿上衣服和鞋子。专案人员照了相,以便向江青和毛泽东交代。深夜十二点,连个临时的棺木也没有,把尸体放在担架上,抬上一辆军用吉普,车短身长,小腿伸露在外面,拉到了火葬场。一个排兵力警备森严,秘密火化。火化单上的姓名是:刘卫黄,无业。办完以后,专案组宣布:谁也不许透露出去,要用党籍和脑袋担保。

直到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六日,刘少奇的子女们要求看望父母,毛泽东在专案组的报告上批示:‘父亲已死。可父已死。可以见见妈妈。’刘少奇的死讯才透露出来。”

一个有权势高超的人,对待一个共和国主席尚且可以任意践踏《宪法》,置人于死地,若对待平民百姓就更不用说了。

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966~1967年,解思忠在《中国国民素质危机》一书中说:“由口诛笔伐发展为真刀真枪的武斗、抄家打人、随意拘捕、私设公堂、滥施酷刑、甚至制造“红色恐怖”,滥杀手无寸铁的无辜。1966年8月底到9月初的三天里,北京市郊的大兴县,有325名‘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埋,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出生只有38天;为了斩尽杀绝,还写信、发电报诱骗在外地工作的家属返回原籍,共杀绝22户。1967年8月26日夜晚,在湖南省道县的一个山村里,近20名‘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被本村几十名村民推进山上深不见底的溶洞;在此前后的66天时间里,该县共有4193名这样的无辜群众被随意处死。类似的大规模杀人事件,当时还有好几处。”这不是“胡说八道”,此书作者解思忠先生,国民素质研究专家,曾任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现任国务院副部长级职务。

至于全国各地的武斗,更是杀人无数,使许多人变成了禽兽,叫人胆颤心惊。这完全体现中国已进入了达尔文所研究的禽兽社会。中国文明在毁灭!中国历史在倒退!

再说,1959、1960、1961这三年的大饥荒的岁月,习惯称为三年的自然灾害。人们信以为真。后来有人查了气象记录,“当时年景从全局看是风调雨顺的,冤枉了老天,更冤枉的是数以亿计的饥民中有3000万至4000万老弱青壮,在一片坚持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颂歌和战歌声中,化为非自然死亡的数字。这个数字过于笼统,是由于迄今未曾正式公布的缘故。……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饿死三四千万人的这场灾难,是大跃进的直接后果,也是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一言堂独断专行或所谓个人崇拜的苦果。”[见《杂文月刊》2004.12(下)]

(二)、贪污受贿,花天酒地,是“风险社会”的制造者

2004年7月1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正在进入‘风险社会’,危机处理系统跟不上危机爆发脚步”,内容是: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7月1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2004年1~5月,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366159起,死亡52719人,其中,工矿商贸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5164起,死亡5693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该报又于2004年9月3日报道,以北京大学教授丁元竹为组长的国内危机管理研究课题组提出,2010年为中国危机多发期,腐败可能成为危机导火索。就是说,腐败愈演愈烈,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

我们认为,腐败的中心环节在于贪污受贿,花天酒地,食皇粮不干事,导至事故蜂起,这是产生“风险社会”的根源。而贪官则是从集权、专制、特权实践中滋生出来的,当然,也有些是从与地痞流氓的“合作”中得来的。中国的贪官与西方贪官不同,中国的贪官污吏乐于继承“朕即法律”的传统,惟我独尊,将公共权力私有化,将国家干部队伍私家化,“这里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你们是我提拔的干部,就得听我的”。要集中,不要民主;要领导集体,不要集体领导,容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处处要享受特权,无偿占有公共财产。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行侵占、贪污、挪用、私分国有资产,更搞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花天酒地,追求美色,免费“占尽人间春色”!以至于与黑社会势力同流合污,为害一方,最终身败名裂。

(三)、卖官、买官、骗官

据《中国青年报》2004年6月9日的报导,福建省周宁县是一个人口仅19万的山区贫困县,去年地方财政收入刚刚突破3000万元,然而这里却出了一位腰缠万贯的县委书记林龙飞。当地群众都叫他“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钱花、看中的女人搞光。在周宁,林龙飞独霸干部任免权。在1996~2003年间,林龙飞共提拔调整干部1000多人,收受当地党政干部、职工贿赂230多万元。据一记者整理出一份林龙飞卖官的部分价位清单,清单上标有26个官位,有30种价格。一般一个官位一种价,其中有些重要官位有2~3种价,如公安局副局长,有3.2万元、2.8万元两种价格;副县长就有17万元、12万元、10.4万元三种价格。可见卖官与买官是一个事的两方面,有卖就有买,有买就有卖。林龙飞这一把手的“表率”作用,把周宁官场变成了个“大染缸”,白的进,黑的出,一批过去很好的干部都变黑了。这也是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谓“骗官”,就是伪造干部履历、入党材料及各种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混进官场为官。如《文萃》报2004年7月15日根据《法制与新闻》做了“‘三假干部’骗官记”的报导:曹忠武于1957年7月出生于辽宁铁岭市一个农民家庭,仅读过几年小学,后来他成为铁岭市的一名小混混。1990年,曹忠武因涉及经济诈骗被铁岭市公安机关拘留。从看守所出来后,他觉得替人造假还不如替自己造假。于是,他出入一些政府机关部门,盗窃了公文,并照葫芦画瓢地进行了伪造,他伪造了一系列假文件和假证件,包括任命文件、个人学历、履历等。1995年10月骗取为国家干部,1966年伪造组织关系介绍信,以党员身份调入辽宁省对外贸易公司,并谋取了中国物资储运大连公司项目部部长(正处级)。1988年曹忠武采用私刻印章的手段,伪造了证明其有高级经济师资格的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就凭这些虚假证书,窃取了全国特产经济开发中心主任,明确为副司级干部。

总之,不论贪官、卖官、买官、骗官,都是无人道的一丘之貉,是中国进入“高风险社会”的制造者,他们醉生梦死,麻木不仁,草菅人命,是中华民族的灾星。有这般人在,有何“生命科学”研究可言。


四、极不道德的西医横行

有生必有死。人之死亡,虽是生命进化过程中必然的终结,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然而人之死,很少是老死而绝大多数是病死的,说明疾病对人体生命威胁极大。显然,如何保护人身健康,是医生义不容辞的责任。

今天的中国社会,虽是中、西并存,在医学上,实际是西医步步紧逼中医、改造中医,使中医西医化。这不是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的问题,而是要全盘西化,要彻底消灭中华民族文化。凡是能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都要消灭。历史上的老北京城不是被消灭了吗?何况中医呢!中医再如何科学,西医也要消灭中医,无理可讲。现代的中国就是不容许历史上的中国存在。

由于历史上、政治上的问题,西医总是以胜利者自居,横行霸道,吹牛皮说大话,说什么中国12亿人口的医疗保健要靠西医来担当。我们说,西医不但不科学,而且很不道德,根本就担负不起中国12亿人口医疗保健的重担。2003年的“非典”,在发生的初始阶段,本是很容易治疗的,由于西医学的不科学,不承认疾病是发展的,所以在“非典”的初始阶段,完全放弃治疗,只是严格进行观察、隔离审查。等到“非典”吃人了,就惊慌失措、大惊小怪起来,用理化仪器也检测不出病原菌,用抗生素注射也无效。说明西医学在“非典”面前完全无可奈何,有什么科学可言!可是中医对治疗“非典”有丰富的经验,实际上当时广东中医就治好了18例,可是钟南山就是不承认,说“没有经过科学验证”,不容许中医治疗,这是极不道德的。


西医无法对付“非典”,就转移到“防”的上面来,着重消毒,注重卫生。说什么“日本没有非典,是由于日本卫生条件好”,于是过往行人、大从场所,汽车上、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处处消毒,人人消毒,凡是体温上了37℃,就强制隔离观察,弄得草木皆兵、人心惶惶。说什么防比治更重要。於是,凡是遇到不“配合”的人,就动用刑警追捕,用手铐铐,把病人当作“犯人”看,太不道德了。特别是医务人员死了不少,西医自己都保不了自己,又如何保证中国12人口的健康呢?


近几年来,西医更是缺德,以“理化仪器检测”做为敲窄勒索的手段。如一病人,诊断喉咙有恶变的迹象,嘱其去某医院检查,医生说:“喉咙没问题,脑壳有问题,要CT扫描”。扫一次说没扫好,又扫第二次,说“没有多大问题,不要紧”。要病人付700元,病人气得直打胸口,并流出了眼泪,“我哪有那么多的钱啊”!二个月后,村里人传来话,到长沙诊断是喉癌,大骂西医不止:骗子、缺德。又如冷水江从外地来了不少所谓“专家代表团”,其中一个在电视台打广告,要他们的年轻的女炊事员假装糖尿病人,说“多年的糖尿病,吃二个月的药就好了。”真巧这人我认得,就问她原先真有糖尿病?她说:“我有什么糖尿病,是老板要我做的。”显然,这就是在骗。另一个所谓“代表团,”专治乙型肝炎。有个被他们化验有“乙肝”的人,立即将全家五口人都进行化验,结果都有“乙肝”,大吃一惊,当时就买了500多元的药物。过后引起了怀疑,又到当地医院化验肝功能,结果虚惊一场,一个也没有,这才知道受了骗。

综上所述,在一个没有道德的国度里,在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对于一个没有道德的人,进行“生命科学”的研究是没有任何义意的。因为没有道德的人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所以,要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人,首先要有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这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管付出多少心血,也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