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渡舟谈《学习中医的点滴体会》(上)

在旧社会,师带徒的方法因人而异,大致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老师采用浅显的读物,如《汤头歌》、《药性赋》、《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等教材,向学生进行讲授,并要求记诵。
据我了解,凡是用这种教材的老师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偏重传授自己的经验为主,而对《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的讲授,则重视不够。因此,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是侧重于临床,而忽于理论方面的研究。
第二种,与以上正好相反,老师在启蒙教学阶段,就以四部经典著作开始。他们的主张,和《千金方•大医习业一》的精神遥相呼应。所以,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一般地讲,理论水平较高,而且基础也打得牢固,有发展的潜力,故被历代医家所拥护。
清代的医学大师徐灵胎,在《慎疾刍言》一文中指出:"一切道术,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睹汉唐以前之书,徒记时尚之药数种,而可为医者。"他说的汉唐以前之书,指的是《内》、《难》等经典著作。可见,徐氏也主张先学经典著作为学医的根本。
我是怎样学起中医来的呢?因为我体弱多病,经常延医服药,而接近了中医,并以此因缘加入了中医队伍。我的学医老师,在营口行医为主,他收了三个徒弟,我的年纪为最小。当时我学的中医课程,现在回忆起来,大体上分为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两个阶段,共花费了六年的时间。
在理论基础阶段,学了张、马合著的《黄帝内经》、《本草三家注》以及《注解伤寒论》和《金匮心典》等著作。
由于我曾读过几年私垫,古文有点基础,所以,文字方面的困难不大。但对老师所讲的医理方面,就存在很大的难题。记得有一次老师讲《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的"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的内容时,尽管老师讲得眉飞色舞,而我却象腾云驾雾一样了。对中医理论基础,我学了整整三年。虽然对一些问题还有些朦胧,但把一些经典著作系统地学了一遍,这就对进一步学习中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算是很大的收获。
学到第四年,老师为我讲授了《医宗金鉴》中的临床课程,如"杂病心法要诀"、"妇科心法要诀"和"幼科心法要诀"等。由于这些内容是用歌诀格式编写的,因之老师要求一边学一边背,直到背得滚瓜烂熟时为止。背书对我来说虽不陌生,但它很压人,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每天早起晚睡付出辛勤劳动。
关于背书的问题,历来也有争论。我的意见,倾向于应该背点书的。《医宗金鉴•凡例》中说:"医者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识不清,临征游移,漫无定见,药证不合,难以奏效。它指出"背"。是为了书熟,书熟是为了理明,理明是为了识清,识清是为了临床辨证。由此可见,《金鉴》所写的大量歌诀体裁,是为了人们的背诵和记忆,这也就勿怪其然了。然而,中医的书浩如烟海,谁也不能一一皆读。因此就有地区之所尚,或因师传之所异,而不能不有所选择。例如,南方的医家则多宗孟河派的费、马之学,而东北三省,则多把《医宗金鉴》奉为圭臬。
《医宗金鉴》这部书,原为清乾隆太医院右院判吴谦的未成之著,后被政府发展,认为可以作国家的医典,仍指令吴谦、刘裕铎本着'酌古以准今,芟繁而摘要"的宗旨,在原书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修纂。大约又过了两年,于公元一七四二年方始告竣。全书共为九十卷,计分十一个科目。它与唐代的《新修本草》,宋代的《和剂局方》可以互相媲美而并驾齐驱。
徐灵胎评价此书有"源本《灵》,《素》,推崇《伤寒沦》、《金匮要略》以为宗旨,后乃博采众论,严其去取,不尚新奇,全无偏执"的美誉,也就说明了这部书的成就是非凡的。它不仅在东北三省发生影响,而且远及全国和东南亚各地。
在老师的指示下,我买了一部《医宗金鉴》。通过自己的学习,发现其中的《订正伤寒论注》搜集了诸家之长,参以己意,说理明畅,使人读之发生兴趣.于是,我如饥似渴地埋首于《伤寒论》的学习。从这开始,方由被动的学习,变为主动的学习,而向自学迈出了新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