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论 第四章 (上)

第四章: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

中国文化的特点很多,俯拾即是,本文各章节所探讨的内容也可归结为对中国文化特点的探讨。在这些特点中,有一些特点是中国文化作为整体文化所具有的根本性特点,如以理想的观念意识来引导和规制现实社会的发展进步是中国文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性质。本章所探讨的就是整体文化的根本性特征。
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程来看,人类的生存方式经历过三种完全不同的形态,第一是以狩猎为主的生存方式,第二是以农耕为主的生存方式,第三是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主的生存方式,伴随着这三种生存方式及其变化而产生和形成了三个不同的文化时期,第一是狩猎时代感性意识文化的积累时期,第二是农耕时代感性意识文化继续积累、理性智能文化萌芽和积累发展的时期,第三是理性文化加速发展、最终成为社会主导的文化时期。这三种生存方式的依次递进,表现为后一种生存方式对前一种生存方式的否定和替代,与这三种生存方式相对应的三种文化形态也同样表现为后一种文化对前一种文化的否定和替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就是在这种不断否定和替代中进行和完成的。
中国社会的生存方式从中华民族有记忆时起,一直到二十世纪末都是处于以农耕为主的生存方式中,中国的理性智能文化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才开始萌芽和积累,而在公元前二世纪末一世纪初就被定形固定了下来,因而中国文化所处的历史阶段就是感性意识文化继续积累,理性智能文化刚刚萌芽、还没有获得积累的时期。因而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是以感性的经验意识积累为主体的文化,是一个未经理性智能过滤和修正的文化,是以感性经验意识积累为基础、以先知先觉们理性智能的萌芽所形成的社会生存理想来约束和规制社会进步发展的文化,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性质和根本特点。
一、以感性意识经验为主体的文化特征
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是在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下产生和形成的感性意识积累与初级理性智能相融合的文化,是感性的意识经验积累和在此基础上的感性概括与抽象而形成的初级智能文化形态,这是中国文化整体的基本特征。
上古时代思想文化的积累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积累,是人们对外在事物表象的感知中所形成的感知集合,这种感知集合在面和量都达到一定程度时,在人的智力支持下而形成对事物的一定程度的认知,并在智力支持下将这些认知向未知领域拓展和推演,这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自然法则。中国上古时代的重要文献《易经》,就是这一时期人们依据对事物的外在表象的认知向未知领域拓展和推演的产物。
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以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学说为基础,在统治权力的主导下进行整合而形成的,诸子百家学说是在上古较为薄弱的文化积累基础上,诸子们依据自身的聪明才智对上古文化进行概括和抽象,并将其推广应用于现实社会治寡治乱的要求之中而产生的。上古文化是一个纯粹感性的意识文化,是人们对外在事物表象感知的自然集合,《易经》卜卦吉凶的方法,就是从人与动物的异性交合而繁衍、昼夜交替、四季轮换而育万物的外在表象的感知中,抽象和概括出阴阳两极,再把阴阳两极推广到不相干的其它事物中,以阴阳相合为吉,不相合为凶来卜卦。这种感知集合作为诸子学说的基础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诸子学说思想内容的重要来源,诸子学说就是在对这些感知集合继承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二,是诸子百家学说思维方式的主要来源,诸子们对上古意识文化的概括和抽象所依据的思维方式就来自于上古的文化积累。这两个方面是文化积累的主要意义所在。文化积累一方面是思想内容的积累,另一方面是通过积累而产生和形成思维方式,这两个方面的相互融合就形成思想文化轨迹,而思想文化轨迹经过较长时间的运行就形成历史惯性,一般很难改变。诸子百家学说就内容来说,是对上古文化积累的某些方面的继承和发展;就思维方式来说,则是对上古文化积累所形成的思维方式的全部继承和应用。诸子百家学说在内容上是不同的,但在思维方式上则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对感性意识的概括和抽象并不是完全依据理性来进行的,而是依据感性来进行的,是感性的概括与抽象。当然,诸子们的感性概括与抽象并不同于上古时代的纯粹的感性概括与抽象,它已经出现了初级理性的光彩,是在初级理性的光彩照耀下否去了一些粗浅的感性意识因子,如《易传》对《易经》的注解和论述中就有大量的人文主义的光彩。但是在诸子百家思想中,理性的成份仍然是极其有限的,更多的还是感性意识的内容,其理性主要就体现在一些命题上,如道、崇学重教、君轻民贵、尚贤尚同等等,而支撑这些命题的内容和更多的命题还是感性意识的内容。
上古意识文化积累所产生和形成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类比式的思维方式,它是依据事物的表象来推定事物属性,并依据这种推定的属性将相关和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使依据表象推定出来的各类事物的属性相互融合,从而确立天命观、天道观以及人类社会的等级结构秩序,其对事物因果联系的认识是表象的带有猜测性的认识,对事物的概括和抽象是外在表象的概括和抽象,是感性的概括与抽象。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们所继承的思维方式就是这种类比式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跳跃性,所以中国的诗歌极其发达。由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大解放,使各种思潮相互交流与影响,从而激发了诸子们的智慧,并以这些智慧来思考世界和规划人类社会。诸子学说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光彩就是人类少年时代的智慧光彩,这种智慧是人类从感性走向理性的开端。但是,这个时代的智慧和理性是以感性意识为基础,并以事物外在的表象为对象的,因而诸子学说不能深入事物的内部,不能把握思维对向的内在具体,他们可以依据他们的智慧提出命题,并且可以提出具有理性光彩的命题,但却无法抽象地阐释和论证命题。他们对待命题的态度要么是以类比的方式从外在表象上进行阐述,如功能、作用、来源等;要么就是不加阐释和论证,任由受众以自己的智慧去感悟,这两种方式所依赖的都是受众根据自己的积累和智慧去感应和觉悟,所以人们所理解的诸子都是不一样的,读先秦的文章,如果能问为什么的话,可以问出十万个为什么来,因为他们大都只有命题,没有论证,“子曰:学而时习乎,不亦乐乎”。为什么呢,没有下问文,又说“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为什么呢,还是没有下文,所以一万个人读老子就会读出一万个老子来。中国的古代经典,尤其是所谓“四书五经”基本上就是由无数命题组成的,都没有充分的分析和论证。在那个时代,诸子们能做的就是这么多,这是历史的局限性,诸子们能够从感性意识的类比中提出具有理性智慧的命题,就已经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了。这些以感性意识和经验积累为主体的思想学说,在公元前二世纪末一世纪初,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诏命中被固定下来,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主导,成为束缚和压迫中国人理性和智慧进步的主要力量,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们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理性,是人类智慧和理性的萌芽,它本将随着人类大脑的进化和人类智力的进步而走向成熟和完善。但是,中国的统治者们为着自身的统治利益,却以这种萌芽状态的智慧和理性来束缚和规制中国人智慧和理性的进步,将这种刚刚萌芽的智慧和理性封冻起来,将中国人的理性窒息在这种萌芽状态,将中国人的智慧耗费在感性意识的范畴之中,使中国人不断地温故而不能知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那两句屁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能够大行其道,就是对感性意识范畴不断温故而不能知新的最好注脚。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仍然处于感性意识经验的继续积累和理性智能萌芽后开始初期积累的时期。感性意识的经验积累在面和量上都还没有完成其自身自然积累的过程,没有达到理性智能加速积累所要求的程度;理性智能才刚刚开始,离形成一定体系还有相当的距离。在这个时候将中国文化固化下来,感性意识的经验积累和类比式的思维方式就成为两千多年来社会思想文化的固定模式,理性智能的任何发展进步都必须在这个模式下进行,凡不符合这个模式的进步发展都将受到挤压和排斥,从而窒息了中国社会理性智能的进步发展。同时,感性意识的经验积累也在这个模式下被延迟和减缓,形成一种停滞或半停滞的社会文化形态,这就形成了以感性意识经验积累为主体的文化特征。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理性萌芽,本来可以通过人类智慧的积极积累而形成一系列理性体系,使中国文化完成意识积累和智能积累,从而形成理性的智能文化。但是,由于统治权力和统治意志对思想文化的干预,使中国文化的积累过程停滞或半停滞下来,使本来应由人类理性的逐步成熟与完善来主导的思想文化,成为由统治意志主导、被统治权力控制、为社会统治服务的工具。因而中国文化的积累进步停了下来,中国人智慧理性的成熟与完善被统治意志所控制,成为统治权力和统治意志支配下的社会统治的武器。如此,中国的历史被扭曲了,中国的智慧理性被窒息了,中国文化成为了社会统治的工具,即愚民文化。
这种停滞或半停滞在感性意识阶段的文化形态,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严重地缺乏理性,无法产生以理性为基础的哲学,无法形成哲学框架。中国文化不缺哲思,但缺哲学。哲思是个人的智慧,哲学是时代的智慧。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学者和思想家们,作为个人并不缺乏智慧,而且大部分都以他们的智慧来思考社会人生。但是由于缺乏社会文化理性的支持,并且受制于统治意志,他们那些闪烁着智慧光彩的哲思毫无疑义都是幼稚的和片面的、都是支离破碎的。
在人类社会的少年时期,由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还很有限,人类还不能真正完全解决人类自身的生存问题,从感性意识的积累中,人们意识到只有依靠社会集体的力量才能获得个体的生存,因而对社会的依赖、对权力权威的依赖就成为感性意识积累中极其重要的思想认识,这种认识就为统治权力主导社会思想,控制社会动能提供了条件。统治权力从自身的统治利益出发,千方百计地消除社会的能动因素,维护社会的静态稳定,使社会中的多数成员能够从这种稳定中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这就是社会大众接受和认可统治权力主导社会思想文化的主要原因。由于当时人们的理性智能才刚刚萌芽,人们还不能通过理性思考来认识和预见到统治权力对思想文化的主导对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和危害,人们将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关系、看作是不能超越和无法超越的上天对人类社会的规定性,因而统治权力和统治意志控制社会思想文化就成为可能,成为现实,无论统治者所用来控制社会思想文化的是儒家学说、法家学说还是西方的什么学说,只要统治者想做就能做到。
二、“寡”是中国文化的总根源
中国文化的一切思想观念、一切价值构成以及其所造就的一切观念形态和思维方式的追根溯源,最终都落脚于“寡”,“寡”是贯穿于中国文化所有价值构成的中心。“寡”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原始时代低下的生产力导致的物质资料的自然短缺;二是人口增长带来的供给压力。在原始时代,生存资料的短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是一种压力,它通过生存压迫而折磨着先民们的精神,使人门长期处于愁苦与焦虑之中,使先民们的整个精神世界都围绕着它而展开,因而在中国大地上就形成了以“寡”及其应对为始终的“寡”文化现象,中国文化中的一切思想、观念、意识都是围绕“寡”及其应对而产生和形成的,因此,“寡”是中国文化所有价值构成的一条最主要的脉络,也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征之一。
1、“寡”与天命观
中国社会的生存方式从狩猎转为农耕,是先民们基于对世界存在的有序性的认知而发生的。寡再次出现,先民们却无法以同样的方式来规避寡的压迫,这就在先民们的头脑中产生了寡也是世界有序性的内容之一的认识。先民们对世界有序性的认知是伴随着对超越力量的信奉和理解而产生的。先民们在与自然界的接触中逐渐感受到世界存在的有序性,这种有序性使先民们产生了它是由一种超越人的力量来安排和赋予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将先民们对上天的敬畏深化为对上天的信仰和理解。在先民们看来,上天存在着神灵,是神灵主宰着世界的一切,人的思想意识和人的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等世界的一切就是按照神灵的意志而产生的,这就是天命,人只能顺应天命而生存,不能违背和抗拒天命,只能以张扬天命赋予人的善性来求得天命的庇护。因而物质资料的短缺就是天命要求人们团结合作,服从上天及上天在人类的代表,张扬自身的善性,这是天命对人的考验。这样就在社会的思想意识上将寡与天命意志联系起来,使寡成为不可改变、不可逃避的天命意志,人们只能从人的善性出发,服从权威,从社会共生的角度来均分寡的压迫,以求得上天的庇护。
在天命观的产生和形成中,寡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人们将世界存在和如此存在归结为天命意志的过程中,寡的现实压迫和对世界的有序性认知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人们对世界的有序性感到惊奇,另一方面又对寡的现实感到茫然和无奈,这两个方面使人们感受到在世界万物的背后,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主导着世界存在和如此存在,这种感觉对天命观的产生和形成起到了支持和佑证的作用。天命观就是在人类童年,综合人们对世界存在的各种感觉和认知而产生和形成的,在这些感觉和认知中,寡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寡”与中庸思想
中庸是中国文化的方法论,作为方法论,中庸思想就产生于“寡”,即原始时代的物质资料匮乏。在原始狩猎时代,由于生存资料的短缺,人们对猎获物的分配十分关注。由于首领的存在以及个体差异导致在狩猎中个人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因而不能做到平均分配,只能由首领根据个人的作用程度来进行分配,这就导致了偏差和不均,使一些人富有、一些人贫穷,这就使再狩猎活动受到阻碍,能力强的人因为富有而不愿再辛苦冒险,能力差的人又很难获得好收成,因而在分配中减少偏差和不均,将多与少中和起来,向均的方向尽可能地靠近,就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做法,这就是中庸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的中和思想的由来。而首领对多与少的程度把握则体现为中庸思想的另一个基本思想中正,即不偏不倚,不过也无不及,一贯地按中和与中正的思想来处置事物和矛盾就是中庸思想。中庸既是分配原则,又是分配方法,更是对分配行为的一种监督与约束的思想。中庸思想产生形成于“寡”及其应对,同时也是“寡”使中庸思想不断充实、发展,成为中庸之道、成为主导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方法论。
3、“寡”与道德
道德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内容,中国的主流文化就是道德文化。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中的道德,是以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为基础,以个人的自我克制为手段,以社会要求和社会需要为规范,以利益的忍让为中心内容、以抑制个人任性思想和行为为目的的一整套社会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是圣贤们为应对“寡”的压迫而产生的治寡的各种理想方案的集合。在物质资料短缺的分配中,向均方向靠近的中和与中正的方法应用,使当事各方展现出一种道德表现。由于中和向均靠近,使应该多分的少分了,使应该少分的多分了,这就要求当事者抑制某些自我欲求,作出某种克制与忍让,以满足集体和社会的稳定性存在,这就是优势者的仁德。同时,首领在中和程度的把握上所作出的不偏不倚、不过也无不及的中正行为,就是首领应该表现的正德,就是集体和社会能够稳定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到后来,仁德与正德被天道观赋予了天命意志,成为天命意志的规定性,就使德成为了道德。这种道德的本质就是要求人们对于利益要进行割让或忍让,这种割让与忍让的要求就是源于“寡”的应对。在集团或社会中,如果人人都将利益割让或忍让出来,那还会“寡”吗?不“寡”社会不是就和谐稳定了吗,不“寡”集团与社会之中的矛盾和纠纷不是就大大减少了吗?中国文化中道德的各种思想观念,都与“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寡”的派生物,或者是派生物的派生物,或者是再派生物。
4、“寡”与官本位思想
官本位思想的起源是与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寡使社会权力向权威集中,形成了官,官对寡的分配和主导使官成为社会的本位。官本位思想就起源于寡的压迫所形成的对权力权威的需要和权威对社会的主导性作用,这种主导性以能够掌控资源、能够在分配中获得优势和实惠而具有实际意义。一方面在物质资料短缺的社会,人们在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的辛勤劳作中,承担着天灾人祸等很大的风险,对一般民众来说,很多风险是不能避免和无法克服的,因而往往是凶年不免于死。但是,却有一个职业是可以旱涝保收的,不仅如此,这个职业还可使从业者高高地凌驾在他人之上,使他人和社会围绕着自己的意志而存在,这个职业就是做官,给首领当某个层次的助手,或者是当助手的助手。在“寡”的时代,“寡”是一种压力,压迫着人们的精神和肉体,因而旱涝保收对人们有着无限的吸引力,官的旱涝保收使整个社会趋之若鹜。另一方面寡的社会均分是由统治权力来掌控的,这种掌控使资源和财富都掌握在统治权力手中,人们想要有所作为,实现某些理想和抱负,就只能依附于统治权力,只有依附于统治权力,才能获得实现理想的必要条件,儒家寻求与统治权力的结合就是这种状况。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寡”的存在而存在的官的优势和地位,使官本位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成为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选择。“寡”就是官本位思想的强化剂,就是官本位思想赖以生存的最优质的土壤。
5、“寡”与重农抑商
重农是克服“寡”的一个积极有效的办法,“寡”就是少,重农就是加强生产。在中国社会历史中,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占社会总生产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因而农业成为克服“寡”的最主要的力量,重农思想就源于“寡”及“寡”的应对。抑商同样是源于“寡”及“寡”的应对,商不是生产方式,不能产生和形成物质资料,而商要获取中间利益,很多的人不从事生产劳动,而靠中间利益生存,这将加重社会的负担,使本来就“寡”的社会更“寡”,因而必须对商加以抑制,消除这一社会的寄生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