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药理探讨新风的由来与进展

北宋医药书籍由于印刷技术的介入而大量传播。嘉祐二年(1057)成立的校正医书局又提供了11种精心校正的医学经典著作,为北宋中期兴起的医学校提供了重要教本和参考书。其时医学校的考试非常严格,尤其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医经、本草是考试医官的主要内容。现存宋代的医学考试题集《太医局诸科程文格》中展示了当时考试的内容。其命题分为6类,包括基础理论、诊断、假设病例的诊治、方剂组成意义等。该书“搜括近年合格程文”,也就是从当时合格的考卷中选优秀者作为范文。考试中要解答病源,并引用医经、本草、药物出产州土、主治及性味畏恶、炮制过程、君臣佐使、轻重奇偶等来应对治疗原理。这样的考试模式,必然引导学医者将医学理论和用药联系起来,探讨药物治疗的原理,促使经验用药上升到理论层次,从而丰富了中药的药理内容。
“药理”一词,最早见于《本草经集注》(约500)。“药理既昧,所以不效。”属于中药药理内容的四气五味、有毒无毒、君臣佐使、七情合和等基本理论内容,则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但直到北宋,本草书各药之下虽注明性味良毒、君臣、七情等,并没有将药效与上述理论原则联系起来。倒是巫药、道家用药的一些零星理论解释还散见于先秦以来的典籍之中。可以说,中药理论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医学理论。将《神农本草经》中的简单药理原则用于解释具体药效的药理体系,直到北宋才肇始。北宋初年的《开宝本草》,已经运用性味药理解释药效。例如“龙眼”条解释其别名“益智”,“盖甘味归脾而能益智”。不过类似的药效解释比较零散,没有体系化。北宋末,宋徽宗赵佶《圣济经》(1118)中专门设有“药理篇”,为中医最早的药理专论。
《圣济经·药理篇》的药理说可归纳为“性味”和“法象”两大部分。“性味”论就是《神农本草经》所载的四气五味之类,属于药物的内在性质。而“法象”则是药物的外部现象,其中既包括药物基原外部特征(外形、颜色、质地等),也涉及基原的习性、作用、自然界物种之间的克制关系等。例如虻虫饮血为生,故用于治血。弩牙(弩箭的扳机)用于顺利快速分娩,就是利用它一发而不收的作用。鸬鹚制(制服)鱼,所以用来治鱼骨鲠喉;老鹰制狐,所以用来治疗狐魅邪祟。诸如此类的药理解释在《圣济经》中大量出现。
“法象”药理是中医早期“援物比类”思维法的产物。这部分内容在《神农本草经》中非常薄弱。但巫药的“万物有灵”、道家用药的“假(借)外固内”等用药思想与“援物比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圣济经·药理篇》通过“性味”和“法象”二名,将以往本草家和非本草家的用药理论融于一炉。笔者将“性味”药理说称之为“经验药理”,而把“法象”药理说称之为“文化药理”。后者着眼于药物的外部特征或附属的文化特质(由象形比类产生的各种思维联想),其内容经常随不同时代的文化熏染而变更。“法象”药理堂而皇之地进入中药药理殿堂,和科学性较强的“性味”药理各占一席之地,从而使中药药理具有很强的人文特征。北宋儒学重格物穷理,此风也渗入医药界。“法象”药理的介入,无疑扩大了格物穷理的范围。但“法象”药理毕竟不是中药药理的主流。故当时的医家认为:“古人究物,取形色法象者众;良医用药,取形色配合者稀。”
《圣济经》以徽宗的名义颁行,其影响自然不可小觑。但影响更大的是北宋末药学家寇宗奭的《本草衍义》。前面已经介绍过寇氏在药物基原考订方面的见地,其实寇氏在中药药理方面也有许多创见,对金元药学影响甚大。他将《内经》中的基础理论运用于解释中药药理,又结合个人临床用药实际经验,对张仲景医方进行理论分析,堪称中药理论探讨的先行者。
寇氏对《神农本草经》的四气五味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凡称气者,即是香臭之气;其寒热温凉则是药之性”。这就将“四气”更正为“四性”,同时也将药物内在性质的“气臭”(嗅觉感知)纳入了药理范围。寇氏在具体药物之下,较多地探讨了药效产生的原理。例如“桂枝”条:“《素问》云:辛甘发散为阳,故汉·张仲景桂枝汤治伤寒表虚,皆须此药,是专用辛甘之意也。《本草》第一又云:疗寒以热药……独有一字桂,《本经》言甘辛大热,此正合《素问》辛甘法散为阳之说。”这就把《素问》、《伤寒论》、《神农本草经》三者结合起来。寇氏的药理解说虽然还是没有成体系,但他以《素问》和张仲景医书为基础来探讨药效原理,和此后金、元药理说是相通的(日)冈西为人,《本草概说》(东京:创元社,1977),页151。。甚至有人认为寇氏的药理新探索,使金、元的“东垣、丹溪之徒,多尊信之。本草之学,自此一变”。
寇宗奭《本草衍义》成书不久,宋室南迁,此后中国出现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南北分裂。社会和地域的长期隔阻,导致本草学术在各自不同的环境中形成南北不同风格。虽然当时无论南北,本草学术的重心都已转向临床药学,但北方金、元地区的药理探讨却是这一时期本草学术最突出的进展。北方中原地区虽然改朝换代,却无法割断文化渊源。金代医家成无己《注解伤寒论》(1144),虽说是注解方剂,实际上也在阐发药性。其书“彰显药性之主”、“别气味之所宜”,其药效论说之详,比寇宗奭又更进一步。成氏在他的《伤寒明理论》中,除阐发了“一物之内,气味兼有;一药之中,理性具焉”的思想之外,还以《素问》中的理论作为重要依据,逐方解释处方用药之理。
成无己虽然在药效解释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其说毕竟散在于《伤寒论》的注释中,并没有专门归纳成篇。金·刘完素则不然,他对中药药理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刘氏的《素问药注》今已不存,但其《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本草论》(1186)中可以充分表达他的药理观。刘氏《本草论》与成无己《伤寒明理论》一样,都是将《素问》中的相关理论用来阐释药理,其中最突出的是药物气味厚薄补泻说的推衍。《神农本草经》中的四气五味,在药物达到上千种的宋、金之时,已经满足不了解释药效之需。因此《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气味厚薄阴阳论,就被引用到药理解释中来。例如刘完素说:“附子、干姜,味甘温大热,味纯阳之药,为气厚者也;丁香、木香,味辛温平薄,为阳之阴气不纯者也。故气所厚则发热,气所薄则发泄。”也就是说,过去的药物性味,又增加了厚(浓烈)薄(淡薄)、阴(寒凉、酸苦咸为阴)阳(温热、辛甘淡为阳)的区分,多了一个层次。
除此以外,刘完素还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药论》中绘制了药理辨析原则的示意图。该图把药物的“性味”和“法象”糅合在一起,主干为“形、色、性、味、体”药理五要素。然后右侧支又再细分五形(金木水火土)、五色(青赤黄白黑)、五性(寒热温凉平)、五味(辛酸咸苦甘)、五体(虚实轻重中);左侧支则将五要素又一分为二:形分真假、色分深浅、性分急缓、味分厚薄、体分润枯。这实际上是将药理五要素用阴阳、五行又再细划分。如此体系,自然比早期简单的四气五味要丰富得多,也比《圣济经·药理篇》要实用得多。因此,刘完素可以说是金元药理体系化的带头者。
金元药理体系构建中最富有成效的是易水学派领军人物张元素及其弟子李东垣。张元素在《珍珠囊》中提出的药理体系,有很多新的总结,分出了更多的层次。他把用药与时、卦、季节等联系在一起,用一个图构成了他独特的药理模式。其中最突出的进展有如下几个方面:
(1)建立了药物的归经、引经体系:所谓药物“归经”,就是某药能入某经发挥治疗作用;而“引经”(或名“引经报使”)则是某经之病,可由某药的指引,带领其他药共同奏效。药物归经、归脏腑,甚至归身体某一部分的记载在北宋及其以前早已有之(见《药性论》、《本草图经》等书),但都是零星记载。在金代张元素之后,归经才成为后世本草中药物性味之后的一个重要内容。决定药物归属何经,主要依据实际疗效,但也可以从其形色气味等推导而来。至于引经药物,则是张元素、李东垣等根据诸药主治而人为赋予的功能。
(2)讲求药物的升降浮沉:药物各有其作用趋势,或上行、或下降。这种升降浮沉又与药物的气味厚薄、质地轻重等有密切的关系。
(3)将人身法象和药物法象相联系:也就是根据药物的外形来推导它与人身相应部分的治疗关系。李东垣继承了张元素的药理说,他在“用药根梢身例”中提出:“大凡药根有上中下。人身半已上,天之阳也,用头;在中焦用身,在身半已下,地之阴也,用梢。述类象形也。”像这样的药理说,即把自然界、人身、药物的“法象”结合在一起,用于推导药物的功能和主治范围。
李时珍对张元素的《珍珠囊》非常推崇,认为他“辨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六气、十二经,及随证用药之法……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