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黄帝内经》应该明确的几个事实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事实是:中医学起源于《黄帝内经》。具体地说,中医怎样地认识疾病,如何地治疗疾病,这些最基本的方法和原理,都已经在《黄帝内经》当中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且一直延续继承。虽然根据《汉书·艺文志》关于“医经七家”的记载,从逻辑上完全可以认定,在《黄帝内经》之前,一定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治疗疾病的理论和方法,但是由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比《黄帝内经》更为原始而自成体系的医学典籍,所以,对我们这些后人而言,追溯到《黄帝内经》,也就等于找到了中医学的源头。

第二个需要明确的事实是:《黄帝内经》由《素问》和《灵枢》组成。关于这一点,古往今来的许多人都进行过论证,而且还没有出现过明显的分歧。我的新论据是,《素问》侧重于对疾病的认识,《灵枢》则侧重于对疾病的治疗,这种现象出现在大部头典籍的编撰当中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而必然是有意安排的结果。好象一套精美的服装,有上衣,有下裳,有外表,有内衬,既上下分明、各有侧重,又内外呼应、相辅相成,这就必须出自于裁缝的设计。也就是说,必须在一个总编辑的统一策划下,两部大型著作才可能配合默契,表达出一个统一的思想。另外,这两部著作在文体上都是采用了黄帝君臣的问答形式,在体裁上都是各自分为九卷,各有八十一篇文章,这种形式和体裁上的完全一致性,就已经充分地表明,如果二者之间没有一个总的筹措规划者,反倒不合乎逻辑了。那么,结论就应该是:《素问》和《灵枢》是表里匹配的关系,是同胞姊妹的关系,所以必然属于统一的《黄帝内经》。从形式上看,《素问》以涵蓄笼统见长,主要负责提供理论依据,解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规律,似乎是《黄帝内经》的基础与核心,而《灵枢》则以泼辣明快见长,一上来就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开展各种病症的治疗,似乎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具体运用。但是,事实上《灵枢》的写作应该稍早于《素问》。这是因为,单纯的理论只能晚于实践,而不可能早于实践,必须是先有了医疗实践,才能提炼出相应的医学理论。因此,实际上,《素问》是为《灵枢》服务的,是以《灵枢》为基础的。或者也可以这样认为,《灵枢》才是《黄帝内经》的灵魂和中枢,其所以名为《灵枢》者,概谓此也。“素”乃“索”误,《灵枢·四时气》有“素刺其肿上”,《甲乙经》作“索刺”,盖形近也。“索问”,即追索询问,也就是根据线索探询原因,由知其然探索其所以然,这才是阐述理论的过程,故《素问》只能是在《灵枢》的实践基础上再进行追索询问。关于这一点,只要知道了最初的《素问》(全元起本)其实是以《离合真邪论》、《调经论》等文章排在第一卷,而这些文章又统统是在为《灵枢·九针十二原第一》提供辅助说明,就会恍然大悟。

第三个需要明确的事实是:《黄帝内经》所讲述的都是关于针刺治病的事情,《素问》所提供的理论仅仅是关于针刺治病的理论,《灵枢》所记述的实践仅仅是关于针刺治病的实践,与药物治病毫无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看《灵枢·九针十二原第一》的开篇语(此即相当于《黄帝内经》这部书的总概论),其中有“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云云。这就表明,当初一日,编撰《黄帝内经》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倡导推广金属针具的使用。也就是说,正是针刺治病的实践活动,促使了针刺理论的诞生,并由此开创了中医学的先河。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现实之中,凡是专业的高明的针灸医生(譬如皇甫谧),都必须学习《黄帝内经》,必须严格地遵循《黄帝内经》所制订的方法和原理,否则就寸步难行,而如果单纯地开展药物治病的方脉医生(譬如张仲景),或者仅仅进行中草药的实验与研究(譬如李时珍),那就根本用不着《黄帝内经》。

再有一个需要明确的事实是:《黄帝内经》肯定与黄帝、歧伯无关。由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就可以推算,传说中的黄帝应该在殷墟甲骨之前至少一千多年,那时即便有少量的原始文字,也不过是极其简单的图画线条而已,绝不可能记录下很丰富、很完整的语言,则黄帝时期肯定不会有正式的书籍。所以,《黄帝内经》必然是后人托名所作,可无疑问。然而著书立说之所以托名“黄帝”,又必然与“黄帝”在当时的社会受到普遍的推崇和敬奉有关,那就无须繁琐地考证,这只能是西汉早期的事情。因为,古人都信奉帝神,然而按照五行轮回生克说,汉朝属土运当旺,其色尚黄,其数尚五,故汉朝的统治者以“黄帝”作为自己的上帝之神。更主要的是,刚刚经过了一场大的战乱,国家迫切地需要将养生息,而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必须克制统治阶级肆无忌惮地掠夺,必须实施与民无争的策略,这就与老子道家的恬淡寡欲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正好合拍,因此道家学派就受到了西汉早期统治者的青睐和提倡,而当时的道家学者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心理,又在老子之上供奉黄帝,自称“黄老道”,也就是今人所谓的“黄老学派”,所以在西汉时期,就冒出了许多打着“黄帝”旗号,其实是宣扬道家思想的学术著作。这种情况,在西汉以前是不曾有过的,在汉武帝罢黜百家尊显儒术以后,黄老道一下子失去了政治保护伞,也就自然而然地销声匿迹了。由此看来,《黄帝内经》的具体写作年代,应该不早于文景时期,不晚于武帝初年。

由以上几点事实,可以总结出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干什么事情,先要把心态摆正,以事实为依据,以逻辑为准绳。否则的话,必将是一事无成。譬如,如果有人把《黄帝内经》的作者当成黄帝与歧伯,就明显地违背了事实和逻辑,于是也就无法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态,那么,他所看到和理解的《黄帝内经》就绝对不是真正的《黄帝内经》,而只是非正常心态下的一相情愿而已。毫无疑问,真正的学问只能来源于对真实的了解,连起码的相关事实都不知道,还想探讨很深奥的学问,那当然不可能。实际上,阅读任何书籍,都必须首先对作者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于古人的著作,则起码应该对作者所处的朝代及其身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如果时空发生了错位,,就好象鸡同鸭讲,找不到沟通的语言,也就永远听不明白人家说的是什么。其实这也正是现代的书籍都在扉页上有一个作者简介的原因。

然而,遗憾的是,自打两晋以降,凡是给《黄帝内经》做注解的人,其实都不了解《黄帝内经》的作者,他们或者直接地把《黄帝内经》作者想象成传说中的黄帝和歧伯,或者认为创作《黄帝内经》的人至少在聪明才智道德情操方面并不亚于传说中的黄帝和歧伯。

于是我们看到,历代的关于《黄帝内经》的注解,几乎都是用千篇一律近乎肉麻的语言,一味地歌颂和赞美,以至于牵强附会、勉为图圆。这就足以证明,他们都是以虔诚的、崇拜的、敬畏的、迷信的心态来看待《黄帝内经》。也就是说,他们犯了和汉朝统治者同样的错误,把“黄帝”当成了超越时空的偶像,当成了顶礼膜拜的上帝。于是,结果当然只能是这样:自由奔放的思想火花被迷信所蛊惑、被盲目所湮没了。

然而实际上,《黄帝内经》的作者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种人。现在,我们根据上述的几点事实就可以大概地推断:《黄帝内经》的作者,无非是一些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私心杂念、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经济地位当中、以扎针治病为职业的古代郎中。

如果明确了这一点,那么结果就将大不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将《黄帝内经》的作者当成一个具体朝代中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当成凭借一技之长糊口谋生的江湖郎中,我们的心态就比较正常了。那么,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时,就会心平气和、设身处地地考虑很多的问题,就会提出许许多多的质疑,就不至于按照想象中的先知先觉的标准,来盲目地看待《黄帝内经》中的经文,那么,才有可能真正地开动脑筋,迸发出智慧的火花,从而使得探索《黄帝内经》的本来意义及其真正价值、缕顺中医理论的来龙去脉、进而全面地把握其精神实质成为可能。

总之,我的意思是,既然真实的知识只能来源于对事实的求索,那就要首先弄清楚作者的大概朝代和大概身份,然后还要带点灵枢(实践)的精神、索问的态度,看待和分析古人的著作,才有可能得出有点实际意义的结论。如果对作者的实际身份一无所知,就先入为主地认定为至圣先师、崇拜的偶像,那么即便皓首穷经,也不过鹦鹉学舌、纸上谈兵,那么,所谓的注解就势必演变成纯粹的谀美和辩解,乃至自欺欺人地迎合,那就彻底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