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要發展必須過三關 (大會發言)
2008-11-17 20:32 2楼
(三)、非典型性文化專制
非典型性文化專制,指的是"操好心、辦壞事"這一類危害文化、科學發展的決策管理問題。受官本位觀念的影響,出自發展、創新願望的長官意志尾隨著近代科學主義和哲學貧困的氾濫,誤將"西化"作為我國中醫發展的方向和道路。1958年毛澤東主席的"10.11"批示(4)是其代表,一個代表"學術問題政治化"的非典型性文化專制的典型。
蜚聲國際的美國蘭德諮詢公司,從創立以來承擔過許多諮詢者交付的事關重大決策的研究專案。決策的研究,即今天所講的軟科學研究。該公司曾有一個類似品牌特色的說法:令人最感驕傲的,是我們的研究結論往往與諮詢者原有的期望目標完全相反。所謂"最感驕傲",是因為該公司嚴格信守學術自由,與諮詢者沒有任何依附關係的獨立體制。所謂"完全相反",是因為軟科學研究只尊重事實和事實內在的科學本質,而不理會諮詢者原有的任何期望目標或想法。由此可知,軟科學研究遵循的基本原則是,保持獨立、自由的學術精神,不做描繪期望目標或長官意志的水彩筆。儘管我們目前還沒有像蘭德諮詢公司那樣的中醫軟科學研究機構,但從杜絕文化專制考慮,各項管理決策如能在學術自由的前提下進行科學論證,必將會少一些失誤,多一些可行性。
實踐表明,當代中醫學術發展方向與道路上的錯誤決策,已經造成了中醫醫療、教育、科研、管理嚴重"西化"的後果,成為困擾中醫復興的一大桎梏。也使《憲法》關於"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的規定以及"中西醫並重"的衛生工作總方針,長期被虛化、被擱置。以下仍然聊舉數例,供大家討論。
1.過時的個人批示至今淩駕於《憲法》之上
1958年毛澤東主席關於中醫工作的"10.11"批示,不是一般情況下領導人的個人意見。批示裏直接指明:"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領導負責辦理"(4)。這就事實上成為一份出自領導者個人之手,代表著國家重要決策的行政公文。這一份特殊的行政公文,以"中西醫結合"的名義,規定了我國中醫"西化"的發展方向和道路。而且批示還強調指出:"這是一項嚴重的政治任務,不可等閒視之"(4)!所以在國人對毛澤東個人崇拜達到巔峰的特殊時期,迅速通過計畫、管理、人事、組織等各個環節,把中醫"西化"的方向和道路從計劃經濟時期的管理體制上,落實並牢牢地固定了下來。因此,這一文化專制的做法,成為中醫當代歷史上"學術問題政治化"的典型特例,充當了近代科學主義的保護傘。
而現在的最大問題是,50年前的"批示"專制到了國家《憲法》與新時期衛生工作總方針的頭上。而且"西化"中醫的道路,至今還在頑固地走。以下的舉例,也表明這了一點。
2.中醫行政管理職能劃歸不合理
1985年新組建的國家中醫管理局,在其職能劃歸上既管理中醫,又管理中西醫結合。實質上是既負責中醫發展,又負責"西化"中醫。這種典型的悖論式的管理體制,使新組建的各級中醫管理部門舉步唯艱——客覌上形成了中醫管理部門,執行中醫"西化"的尷尬局面。
按照毛澤東主席的"10.11"批示和他以往的看法,"中西醫結合"的目的,是要用西醫的還原論觀念和方法來整理中醫,最終統一為一種醫學。既然統一的觀念和方法完全是西醫的一套,那就在西化中醫的同時,也自我否定了"結合"。這在理論或實踐上,都是講不通的。而按照《憲法》精神,"中西醫結合"應當是兩種醫學理體系並存並重,兩者在臨床治療上取長補短,優勢互補。所以"中西醫結合"其實就是"中西醫配合"——即中西工作者相互合作前提下的兩方面臨床優勢的配合。如此以來,將"中西醫配合"的職能劃歸到衛生部,更有利於立足中醫與西醫兩者的管理體制之上,全面統籌和協調。這也是按照《憲法》精神和"中西醫並重"的方針,理順我國醫療行政管理體制的基本環節之一。
3.1994年出臺的"中醫病證診斷標準"嚴重失當
1994年6月28日頒佈的《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行業標準),(5)與上面提到的病證規範化研究一樣,也是典型的"症候群"、"綜合癥"模式。因此這一"病證診斷療效標準",仍然是以經驗、感性、表像層次上的認識,作為評判中醫診斷與療效的所謂"標準"。如上所述,"感性認識所見到的是事物的表象,理性認識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質"。所以這一標準,還可以稱之為"只要感官、不要大腦,抓住表像、丟掉本質,感性認識為主、理性思維靠邊"的"標準"。從認識論講,這是一個大倒退的標準,一個充滿悲劇色彩的標準。而將這樣的標準在全國各級中醫院貫徹實施,必然導致中醫臨床療效的大倒退——它限制了中醫固有的"辨證求因、求機,審因、審機論治"的臨床理論思維,這就扼殺了中醫理論指導下的辨證論治臨床優勢的發揮。當代中醫療效下降,它應當負主要責任。
4.2004年出臺的"傳染病防治法"不完善
2004年8月28日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其實是一部西醫防治傳染病法。眾所周知,2003年春季中醫在防法非典型肺炎中所取得的突出療效,已為世界所公認。一年多之後修訂的這部法規,沒有突顯出我國醫療結構所獨有的,中、西醫兩種體系並存並重、優勢互補、相互配合的特點。也沒有為中醫防治傳染病的特色與優勢,在法規上留下足夠的發揮空間。這部通過修訂的《傳染病防治法》顯然形成了中國對本國中醫的地位與作用的限制。這不僅是對中醫的傷害,而是又一例非典型性文化專制的現象,或者一種違背《憲法》精神,違背"中西醫並重"衛生工作總方針的現象。正在討論制訂中的全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方案》,一定要接受這一教訓,千萬不要再忘記了中醫。
基於上述,近代科學主義、近代哲學貧困和非典型性文化專制,長期支配著我國中醫發展的道路,統治著中醫醫療、教學、科研、管理的體制。它是半個世紀以來制約中醫發展的三大桎梏,而且像幽靈一樣,禁錮著人們改革的新思維,讓我們付出了"歷時五十載、上下三代人"沉重代價。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中醫的發展失去了自主性、科學性;中醫的理論在西化中異化、解體;中醫的臨床朝著經驗化方向倒退;原創型的中醫人才嚴重潰乏,而且僅存的這類人才多數處於邊沿化的狀況。早在1982年衛生部主持召開的"全國中醫醫院和高等中醫教育會議"上,就曾提出 "振興中醫"、"突出中醫特色"的號召。可惜沒有多久,便被"西化"潮流淹沒了。所以這三大桎梏,同樣是中醫復興的三大難關——欲復興中醫,必須從突破這三關開始。
非典型性文化專制,指的是"操好心、辦壞事"這一類危害文化、科學發展的決策管理問題。受官本位觀念的影響,出自發展、創新願望的長官意志尾隨著近代科學主義和哲學貧困的氾濫,誤將"西化"作為我國中醫發展的方向和道路。1958年毛澤東主席的"10.11"批示(4)是其代表,一個代表"學術問題政治化"的非典型性文化專制的典型。
蜚聲國際的美國蘭德諮詢公司,從創立以來承擔過許多諮詢者交付的事關重大決策的研究專案。決策的研究,即今天所講的軟科學研究。該公司曾有一個類似品牌特色的說法:令人最感驕傲的,是我們的研究結論往往與諮詢者原有的期望目標完全相反。所謂"最感驕傲",是因為該公司嚴格信守學術自由,與諮詢者沒有任何依附關係的獨立體制。所謂"完全相反",是因為軟科學研究只尊重事實和事實內在的科學本質,而不理會諮詢者原有的任何期望目標或想法。由此可知,軟科學研究遵循的基本原則是,保持獨立、自由的學術精神,不做描繪期望目標或長官意志的水彩筆。儘管我們目前還沒有像蘭德諮詢公司那樣的中醫軟科學研究機構,但從杜絕文化專制考慮,各項管理決策如能在學術自由的前提下進行科學論證,必將會少一些失誤,多一些可行性。
實踐表明,當代中醫學術發展方向與道路上的錯誤決策,已經造成了中醫醫療、教育、科研、管理嚴重"西化"的後果,成為困擾中醫復興的一大桎梏。也使《憲法》關於"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的規定以及"中西醫並重"的衛生工作總方針,長期被虛化、被擱置。以下仍然聊舉數例,供大家討論。
1.過時的個人批示至今淩駕於《憲法》之上
1958年毛澤東主席關於中醫工作的"10.11"批示,不是一般情況下領導人的個人意見。批示裏直接指明:"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領導負責辦理"(4)。這就事實上成為一份出自領導者個人之手,代表著國家重要決策的行政公文。這一份特殊的行政公文,以"中西醫結合"的名義,規定了我國中醫"西化"的發展方向和道路。而且批示還強調指出:"這是一項嚴重的政治任務,不可等閒視之"(4)!所以在國人對毛澤東個人崇拜達到巔峰的特殊時期,迅速通過計畫、管理、人事、組織等各個環節,把中醫"西化"的方向和道路從計劃經濟時期的管理體制上,落實並牢牢地固定了下來。因此,這一文化專制的做法,成為中醫當代歷史上"學術問題政治化"的典型特例,充當了近代科學主義的保護傘。
而現在的最大問題是,50年前的"批示"專制到了國家《憲法》與新時期衛生工作總方針的頭上。而且"西化"中醫的道路,至今還在頑固地走。以下的舉例,也表明這了一點。
2.中醫行政管理職能劃歸不合理
1985年新組建的國家中醫管理局,在其職能劃歸上既管理中醫,又管理中西醫結合。實質上是既負責中醫發展,又負責"西化"中醫。這種典型的悖論式的管理體制,使新組建的各級中醫管理部門舉步唯艱——客覌上形成了中醫管理部門,執行中醫"西化"的尷尬局面。
按照毛澤東主席的"10.11"批示和他以往的看法,"中西醫結合"的目的,是要用西醫的還原論觀念和方法來整理中醫,最終統一為一種醫學。既然統一的觀念和方法完全是西醫的一套,那就在西化中醫的同時,也自我否定了"結合"。這在理論或實踐上,都是講不通的。而按照《憲法》精神,"中西醫結合"應當是兩種醫學理體系並存並重,兩者在臨床治療上取長補短,優勢互補。所以"中西醫結合"其實就是"中西醫配合"——即中西工作者相互合作前提下的兩方面臨床優勢的配合。如此以來,將"中西醫配合"的職能劃歸到衛生部,更有利於立足中醫與西醫兩者的管理體制之上,全面統籌和協調。這也是按照《憲法》精神和"中西醫並重"的方針,理順我國醫療行政管理體制的基本環節之一。
3.1994年出臺的"中醫病證診斷標準"嚴重失當
1994年6月28日頒佈的《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行業標準),(5)與上面提到的病證規範化研究一樣,也是典型的"症候群"、"綜合癥"模式。因此這一"病證診斷療效標準",仍然是以經驗、感性、表像層次上的認識,作為評判中醫診斷與療效的所謂"標準"。如上所述,"感性認識所見到的是事物的表象,理性認識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質"。所以這一標準,還可以稱之為"只要感官、不要大腦,抓住表像、丟掉本質,感性認識為主、理性思維靠邊"的"標準"。從認識論講,這是一個大倒退的標準,一個充滿悲劇色彩的標準。而將這樣的標準在全國各級中醫院貫徹實施,必然導致中醫臨床療效的大倒退——它限制了中醫固有的"辨證求因、求機,審因、審機論治"的臨床理論思維,這就扼殺了中醫理論指導下的辨證論治臨床優勢的發揮。當代中醫療效下降,它應當負主要責任。
4.2004年出臺的"傳染病防治法"不完善
2004年8月28日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其實是一部西醫防治傳染病法。眾所周知,2003年春季中醫在防法非典型肺炎中所取得的突出療效,已為世界所公認。一年多之後修訂的這部法規,沒有突顯出我國醫療結構所獨有的,中、西醫兩種體系並存並重、優勢互補、相互配合的特點。也沒有為中醫防治傳染病的特色與優勢,在法規上留下足夠的發揮空間。這部通過修訂的《傳染病防治法》顯然形成了中國對本國中醫的地位與作用的限制。這不僅是對中醫的傷害,而是又一例非典型性文化專制的現象,或者一種違背《憲法》精神,違背"中西醫並重"衛生工作總方針的現象。正在討論制訂中的全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方案》,一定要接受這一教訓,千萬不要再忘記了中醫。
基於上述,近代科學主義、近代哲學貧困和非典型性文化專制,長期支配著我國中醫發展的道路,統治著中醫醫療、教學、科研、管理的體制。它是半個世紀以來制約中醫發展的三大桎梏,而且像幽靈一樣,禁錮著人們改革的新思維,讓我們付出了"歷時五十載、上下三代人"沉重代價。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中醫的發展失去了自主性、科學性;中醫的理論在西化中異化、解體;中醫的臨床朝著經驗化方向倒退;原創型的中醫人才嚴重潰乏,而且僅存的這類人才多數處於邊沿化的狀況。早在1982年衛生部主持召開的"全國中醫醫院和高等中醫教育會議"上,就曾提出 "振興中醫"、"突出中醫特色"的號召。可惜沒有多久,便被"西化"潮流淹沒了。所以這三大桎梏,同樣是中醫復興的三大難關——欲復興中醫,必須從突破這三關開始。
2008-11-17 20:33 3楼
二、以中医的科学定位为突破口
中醫的復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大事。要按照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學術復興決定事業發展的原則,從思想認識與管理體制上逐步改革制約中醫特色與優勢的弊端。當前面臨的重點是,突破制約中醫學術復興的三大難關,把中醫學術從桎梏下解放出來。為此,需要政府部門和社會團體牽頭組織,把學術的事情交給學者,以中醫科學學、軟科學研究開路,從中醫的科學定位研究上打開突被口。按照這一思路,以下談幾點看法。
(一)、勇于超越现实的发展戰略新思维
中國人應當明白:我們必須誠懇地面對以"歷時五十載、上下三代人"的代價,而換來的中醫學術的真正衰落。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已經不容許我們再彷徨和固執錯誤了。
面對中醫學術的衰落,中醫學子們知道,中醫學術復興的重點,在於揭示其科學原理的基礎理論體系。圍繞這一重點,需要讓更多的人懂得:科學發現源于學者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思想自由和學術民主是其催化劑,"有心栽花"的唯長官意志並非決定因素。我們還要讓眾多"重臨床、輕理論"的人懂得:中醫基礎理論體系的鞏固和完善,才是提高中醫臨床技術的前提條件和可靠保證。幾十年來我們在中醫學術發展上,尤其在中醫的科研工作上所做的,就像在黃塵蔽日的沙漠中舉辦的沒有起跑線的田徑賽一樣。現在是應該反思,應該考慮收場的時候了。為此我們一定要以30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在中醫學術與事業領域促成一種新理念、新氛圍。這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崇尚真理,尊重科學,愛護中醫,把學術交給學者,將中醫從根救起"。這是實現中醫復興藍圖中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大事,切切不可等閒視之。
(二)、以中醫的科學發展觀面向未來
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確立起中醫的科學發展觀,這是突破三大難關,實現中醫復興的思想基礎。
我國宣導的科學發展觀,其核心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和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文化科學的發展,也必須遵循這種態度和原則。科學發展的歷史表明,任何一門具體學科的發展,既是現代的,也是歷史的——是內在于傳統的歷史性的演進。所以,"內在于傳統的歷史性的演進",這就是文化科學領域的科學發展觀。中医的科学发展观,无疑是"内在于中医自身传统的历史性的演进"。中醫學術的發展與創新,不可能告別自身的歷史與科學傳統。告別中醫自身歷史與科學傳統的時候,就是將中醫"連根拔起",走向衰落和滅亡的時候。在高揚科學發展觀的今天,這一點,人們尤其需要牢記。
(三)、从中醫復興到人類醫學革命的战略目标
中國人要明白:其一,中醫是世界傳統醫學中,唯一具有成熟概念(範疇)體系的理論醫學。其二,在世界上高度重視傳統醫學的今天,中醫的復興很可能成為推動人類醫學革命性發展的強大動力。其三,中國在中醫工作上一定要多做成績,少犯錯誤,不辱使命。
我們在思考中醫復興的時候,要有歷史的視野和整體的維度。其意思是:欲知中醫的今天(現狀),先要知道中醫的昨天(近代);欲知中醫的明天(未來),更要知道中醫的前天(源頭)。對於近代科學主義、哲學貧困、非典型性文化專制現象的長期羈絆,我們首要的任務是:全面、深刻地檢討昨天,果斷、徹底地超越近代中醫的"百年困惑"。只有這樣,才可能實事求是地對待前天,客觀真實地認識今天,清醒明智地預見明天。否則,我們主觀上儘管希望將中醫"從根救起",但是因為出發點或起跑線的迷失,很可能滑向將中醫"連根拔起"的覆轍。那將是中國在人類醫學發展上不可饒恕的重大罪過。
(四)、以中醫的科學定位研究為突破口
中醫的軟科學、科學學研究,必須以中醫自身的科學原理為前提,以中醫的科學定位研究為起點。
軟科學,一般指的是關於決策與管理的科學;科學學,即研究科學發展規律的科學。不言而喻,中醫的科學學研究是中醫軟科學研究的基礎;中醫的科學定位研究是中醫科學學研究的依據。在中醫科學學研究的時候,對於中醫步入成熟科學以來的歷史,我們要虔誠的尊重,認真的學習,深入的研究,小心的求證。在回答"中醫我是誰"的時候,也要知道"西醫他是誰";在回答中醫"我是怎麼來的"時候,更要知道西醫"他是怎麼來的"。當人們在思想自由和學術民主的環境下,從科學、哲學的基礎上明辨中醫與西醫的原理之後,中醫學的科學定位則不言自明。
半個世紀之前,由於中醫的科學定位不明,中醫學術隨之被近代科學主義、近代哲學貧困、非典型性文化專制所包圍。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欲突破制約中醫復興的三大難關,厘清中醫的科學定位,仍然是最為關鍵的突破口——當中醫的科學定位無可動搖之時,就是中醫走向復興之時,也是真正意義上的人類醫學革命來臨之時。這就是科學的價值、科學的力量,無須解釋,也不容懷疑。筆者在"中西醫之間的公理性原則和人類醫學革命"一文(6)對此已經作了系統的論證。此時此刻,歷史正在期待我們由以往的盲目、盲從、盲動擺脫出來,期待我們從中醫的復興朝著人類醫學革命而邁進。
本文討論至此,令人由然記起宋代哲學家程顥的兩句詩:"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這裏"有形"二字,指的是有形有象的萬事萬物;萬事萬物之外,其實就是形而上了。故沿著形而向上叩問,則自然走向了道;而道者,就是指示後人認識萬事萬物形上性的原理。可知學問造詣,第一要有形而上的思想境界,第二要有求真務實的負責精神。本質上屬於形上性中醫學,欲求其復興,則更須如此。在制約中醫復興的錯蹤複雜的困難面前,我們要有哲學和科學史的視野,更需要一批有道德、有學養的仁人志士為之淡泊名利、知難而上、不懈努力。如此,歷史的期待必將會逐步實現。
參考文獻
(1).王冰.黃帝內經素問.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8年第1版.第5頁
(2).李致重.中醫形上識.香港.奔馬出版社.2005年10第1版. 第245頁
(3).華崗.辯證唯物論大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 第18頁
(4).人民日報.1958年11月18日第1版
(5).陳佑邦等.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
(6).李致重. 中西醫之間的公理性原則和人類醫學革命.浙江中醫藥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4-10頁
(2008年10月28日定稿於北京蝸居)
中醫的復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大事。要按照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學術復興決定事業發展的原則,從思想認識與管理體制上逐步改革制約中醫特色與優勢的弊端。當前面臨的重點是,突破制約中醫學術復興的三大難關,把中醫學術從桎梏下解放出來。為此,需要政府部門和社會團體牽頭組織,把學術的事情交給學者,以中醫科學學、軟科學研究開路,從中醫的科學定位研究上打開突被口。按照這一思路,以下談幾點看法。
(一)、勇于超越现实的发展戰略新思维
中國人應當明白:我們必須誠懇地面對以"歷時五十載、上下三代人"的代價,而換來的中醫學術的真正衰落。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已經不容許我們再彷徨和固執錯誤了。
面對中醫學術的衰落,中醫學子們知道,中醫學術復興的重點,在於揭示其科學原理的基礎理論體系。圍繞這一重點,需要讓更多的人懂得:科學發現源于學者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思想自由和學術民主是其催化劑,"有心栽花"的唯長官意志並非決定因素。我們還要讓眾多"重臨床、輕理論"的人懂得:中醫基礎理論體系的鞏固和完善,才是提高中醫臨床技術的前提條件和可靠保證。幾十年來我們在中醫學術發展上,尤其在中醫的科研工作上所做的,就像在黃塵蔽日的沙漠中舉辦的沒有起跑線的田徑賽一樣。現在是應該反思,應該考慮收場的時候了。為此我們一定要以30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在中醫學術與事業領域促成一種新理念、新氛圍。這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崇尚真理,尊重科學,愛護中醫,把學術交給學者,將中醫從根救起"。這是實現中醫復興藍圖中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大事,切切不可等閒視之。
(二)、以中醫的科學發展觀面向未來
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確立起中醫的科學發展觀,這是突破三大難關,實現中醫復興的思想基礎。
我國宣導的科學發展觀,其核心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和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文化科學的發展,也必須遵循這種態度和原則。科學發展的歷史表明,任何一門具體學科的發展,既是現代的,也是歷史的——是內在于傳統的歷史性的演進。所以,"內在于傳統的歷史性的演進",這就是文化科學領域的科學發展觀。中医的科学发展观,无疑是"内在于中医自身传统的历史性的演进"。中醫學術的發展與創新,不可能告別自身的歷史與科學傳統。告別中醫自身歷史與科學傳統的時候,就是將中醫"連根拔起",走向衰落和滅亡的時候。在高揚科學發展觀的今天,這一點,人們尤其需要牢記。
(三)、从中醫復興到人類醫學革命的战略目标
中國人要明白:其一,中醫是世界傳統醫學中,唯一具有成熟概念(範疇)體系的理論醫學。其二,在世界上高度重視傳統醫學的今天,中醫的復興很可能成為推動人類醫學革命性發展的強大動力。其三,中國在中醫工作上一定要多做成績,少犯錯誤,不辱使命。
我們在思考中醫復興的時候,要有歷史的視野和整體的維度。其意思是:欲知中醫的今天(現狀),先要知道中醫的昨天(近代);欲知中醫的明天(未來),更要知道中醫的前天(源頭)。對於近代科學主義、哲學貧困、非典型性文化專制現象的長期羈絆,我們首要的任務是:全面、深刻地檢討昨天,果斷、徹底地超越近代中醫的"百年困惑"。只有這樣,才可能實事求是地對待前天,客觀真實地認識今天,清醒明智地預見明天。否則,我們主觀上儘管希望將中醫"從根救起",但是因為出發點或起跑線的迷失,很可能滑向將中醫"連根拔起"的覆轍。那將是中國在人類醫學發展上不可饒恕的重大罪過。
(四)、以中醫的科學定位研究為突破口
中醫的軟科學、科學學研究,必須以中醫自身的科學原理為前提,以中醫的科學定位研究為起點。
軟科學,一般指的是關於決策與管理的科學;科學學,即研究科學發展規律的科學。不言而喻,中醫的科學學研究是中醫軟科學研究的基礎;中醫的科學定位研究是中醫科學學研究的依據。在中醫科學學研究的時候,對於中醫步入成熟科學以來的歷史,我們要虔誠的尊重,認真的學習,深入的研究,小心的求證。在回答"中醫我是誰"的時候,也要知道"西醫他是誰";在回答中醫"我是怎麼來的"時候,更要知道西醫"他是怎麼來的"。當人們在思想自由和學術民主的環境下,從科學、哲學的基礎上明辨中醫與西醫的原理之後,中醫學的科學定位則不言自明。
半個世紀之前,由於中醫的科學定位不明,中醫學術隨之被近代科學主義、近代哲學貧困、非典型性文化專制所包圍。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欲突破制約中醫復興的三大難關,厘清中醫的科學定位,仍然是最為關鍵的突破口——當中醫的科學定位無可動搖之時,就是中醫走向復興之時,也是真正意義上的人類醫學革命來臨之時。這就是科學的價值、科學的力量,無須解釋,也不容懷疑。筆者在"中西醫之間的公理性原則和人類醫學革命"一文(6)對此已經作了系統的論證。此時此刻,歷史正在期待我們由以往的盲目、盲從、盲動擺脫出來,期待我們從中醫的復興朝著人類醫學革命而邁進。
本文討論至此,令人由然記起宋代哲學家程顥的兩句詩:"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這裏"有形"二字,指的是有形有象的萬事萬物;萬事萬物之外,其實就是形而上了。故沿著形而向上叩問,則自然走向了道;而道者,就是指示後人認識萬事萬物形上性的原理。可知學問造詣,第一要有形而上的思想境界,第二要有求真務實的負責精神。本質上屬於形上性中醫學,欲求其復興,則更須如此。在制約中醫復興的錯蹤複雜的困難面前,我們要有哲學和科學史的視野,更需要一批有道德、有學養的仁人志士為之淡泊名利、知難而上、不懈努力。如此,歷史的期待必將會逐步實現。
參考文獻
(1).王冰.黃帝內經素問.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8年第1版.第5頁
(2).李致重.中醫形上識.香港.奔馬出版社.2005年10第1版. 第245頁
(3).華崗.辯證唯物論大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 第18頁
(4).人民日報.1958年11月18日第1版
(5).陳佑邦等.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
(6).李致重. 中西醫之間的公理性原則和人類醫學革命.浙江中醫藥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4-10頁
(2008年10月28日定稿於北京蝸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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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08年11月4～5號"第五屆軟科學國際研討會"上的大會發言)
香港中醫學者 李致重 教授
中醫與西醫是兩種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兩種醫學的目的雖然都在於防病治病,但是兩者運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並以人體的不同層次或角度,作為各自的研究對象。因此,所形成的概念(範疇)體系各不相同,治療原則與具體技術也各有特色。
半個世紀以來,人們一直執著地用西醫的研究方法,對中醫進行驗證、解釋、改造。因而使中醫理論體系不斷遭到異化和肢解,診療方式不斷朝著經驗化的方向倒退。人所共知,學術發展是事業發展的基礎。基於這一原則:欲求中醫事業的發展,必先實現中醫學術的復興;欲實現中醫學術的復興,必先在人類科學的整體框架上明確中醫的科學定位;真正明確中醫的科學定位之日,才是中醫學術健康地走向復興之時。否則,復興中醫學術、發展中醫事業的種種努力,將很難從"決策盲目、專家盲從、群眾盲動"的困境中擺脫出來。為此,以下談一些個人的觀點,請各界同仁討論指正
一、制約中醫學術復興的三大難關
長期困擾中醫發展的因素,主要有三。即近代科學主義、近代哲學貧困和非典型性文化專制。這三條是影響中醫事業發展的瓶頸,也可以稱之為制約中醫學術復興的三大難關。
(一)、近代科學主義
所謂近代科學主義,即以物理學、化學為龍頭的近代還原性科學的觀念與方法,作為評價中醫學術之是非,推進中醫學術之發展的至上信條和唯一標準。
如所周知,文化是多元的,科學便不可能是某一家的專利——有哲學體系之下的分門別類的科學,有物理學、化學體系之下的分門別類的科學。人是複雜的,醫學便不可能是單一的——中醫著重研究了人的形上屬性,西醫著重研究了人的形下屬性;中醫主要以哲學為其研究方法,西醫主要以物理學、化學為其研究方法。而近代科學主義固執地認為,只有西醫才是唯一的醫學科學。它不承認中醫的科學理論體系,認為中醫只不過一種經驗療法或者經驗醫學而已;它主張用西醫的觀念和研究方法來研究中醫,認為這樣做才可以使中醫科學化。它不顧研究對象不同,選擇的研究方法則必然不同的起碼道理;它也不顧不同類型的學科之間,研究方法則不能相互交換的起碼常識。所以近代科學主義主張的中醫科學化,就是持續半個世紀以來的"中醫西醫化"(以下簡稱"西化")。
第一位注釋《黃帝內經.素問》的唐.王冰曾經說過:"將升岱嶽,非徑溪為,欲詣扶桑,無舟莫適"(1)。固然無路登不上泰山,無船到不了太陽升起的地方。那麼借輪船登山,借手杖渡海,必因方法、工具的錯用而失敗無疑。所以"西化"中醫之路,原本就是一條"不可能被西化而佯作西化的莫須有的路"。從科學發展覌來看,這是典型的"科學對科學的誤解,文化對文化的摧殘"。直至今天,人們還是下意識地"站在西醫的道理上來說中醫的事",足見近代科學主義影響之嚴重,科學分類觀念之淡薄。以下舉一些例子,以資參考。
1.中醫科研基本"西化"
有研究資料表明: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各級學術管理部門審批的中醫科研課題,95%以上是以西醫還原性科學研究的方法,驗證、解釋、改造中醫的課題。這些研究,即習慣所講的"西化"。
筆者在《中醫形上識》中引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研究課題資助專案表"的資料顯示:"1988年至2005年在中醫與中西醫結合研究上的資助課題,共分四大類。即中醫基礎理論、中醫內科、中西醫結合基礎理論、中西醫結合臨床基礎……類別不同的研究課題,其研究內容完全雷同"。(2)在這裏,分類不同無據,內容相同屬實——其實都是同一個"西化"中醫的模式。
2.中醫研究生教育幾乎全盤"西化"
20世紀90年代之後,中醫碩士、博士研究生教育,幾乎全盤"西化"。筆者在《中醫形上識》裏,將北京中醫藥大學1980年中醫教育史上的首屆研究生學位論文的題目,與2004中醫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的題目做了比較。前者是100%的中醫研究,後者是90%以上的"西化"研究。(2)這裏所舉並非孤立的一例,而是全國中醫藥研究生教育的通病。
3.中醫本科基礎醫學課程中西並行、西多於中
中醫教育從本科開始,基礎理論課程的設置就是中西並行、西多於中的狀況。為什麼中醫這一個學科,要同時開設中醫與西醫兩個學科的基礎醫學課程呢?為什麼西醫的本科教育不這樣做呢?
(二)、近代哲學貧困
造成中醫的近代哲學貧困,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我們揚棄、遠離了中國傳統哲學;其二,當代哲學也面臨著近代科主義的衝擊。
哲學的根本特性,大體有四。其一,哲學是研究一切事物共同規律的學問。其二,哲學以天然之物的運動、變化的過程為其研究對象,並不是將其肢解而研究其局部結構。其三,哲學是由理性思維而形成的學問,即按照邏輯思維的原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以認識事物本質屬性的學問。其四,哲學必須接受历史的檢驗,並為實踐所公認。而我們的中醫,本來就是哲學和系統理論孕育下的醫學科學。
哲學貧困帶給人們的現實是:中醫學與自身的方法論相分離;中醫隊伍的理論思維能力下降;我們至今不明確中醫在人類科學之林的定位;我們誤用西醫的研究方法曲解中醫50年,至今不思改進。這正像,"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宋.林洪.西湖)。在哲學貧困之下,我們變得不認識自我,不知自己身在何處。這豈不是"夢裏不知身是客,""直把西醫作中醫"了嗎?如果我們不在哲學、科學史的思考中準確地回答"中醫我是誰"、"我是怎麼來的"這兩個問題,中醫的臨床、教學、科研、管理,豈不進退無據、寬嚴皆誤了嗎?這裏也舉一些例子,以供參考。
1.中國傳統哲學被污名化
在近代,中國人給自己的傳統哲學戴上了"封建"、"落後"的政治大帽子,籠統地劃歸為主現唯心主義、客觀唯心主義、樸素唯物論、自發辯證思想之列。使中醫的方法論——即陰陽五行理論,至今置於被揚棄、被廢除的質疑之下。
2.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對號入座解釋中醫
作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馬克是列寧主義哲學,它以鮮明的立場反復重申,自己是"工人階級的哲學","是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矛盾尖銳化的產物,是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科學表現。"(3)所以對生命、自然科學而言,它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而20世紀30年代以後,中醫界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對號入座地解釋中醫,幾乎成為不容懷疑的一種時尚。楊則民的《內經之哲學檢討》,是最早的代表。
比如,中醫陰陽學說的核心,是"人以陽氣為本前提下的陰陽相互消長的關係",它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中"對立統一"原理相差甚遠。前者強調的是和諧、統一、互根、以平為期的目標,後者突出的是矛盾、對立、鬥爭的精神;前者重視陽氣在生命過程的主導作用,後者主張相互矛盾、對立才是事物發展的動力;前者源於我國《中庸》裏"致中和"的思想,後者是來自社會科學裏"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理論;前者的陰與陽相當於彼此在0與1之間的相互消長、進退,彼此接近0.5時才是人體陰平陽秘的最佳健康狀態,後者的相互對立相當於負1與正1之間的互為兩極、不可調和,人體的生命現象與此完全不能比擬。……當"陽氣為本"被忽略之後,當"相互消長"被曲解之時,則對《黃帝內經》的陰陽理論,造成了難以挽回的誤讀。
3.經驗層次的規範導致中醫臨床水準倒退
在近代科學主義與哲學貧困之下,中醫從業者的理論思維素質隨之下降。比如,20世紀80年代以後開展的中醫病證規範化研究,實質上是經驗(即感性、現象)層次上的"症候群"、"綜合癥"模式的借用,而非中醫本來的"知識結構的規範"和"理論思維的規範"。從認識論講,感性認識所見到的是事物的表象,理性認識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質。建立在中醫理論思維基礎上的辨證論治,即辨證求因求機,審因審機論治。而對疾病過程中病因病機的認識,就是對疾病本質的認識。所以當經驗層次的臨床診療被抬上規範的寶座之後,中醫的辨證論治便名存實亡。這種以感性認識代替理性認識的當代規範,直接導致了當代中醫臨床療效的大幅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