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名医孔伯华,口口相传“石膏孔”

1生平简历

孔伯华,名繁棣,以字行,别号不龟手庐主人,山东省曲阜县人。由于善于运用石膏,人们又称其为“石膏孔”。生于公元1885年6月11日,卒于1955年11月23日,享年71岁。

其祖父孔宪高是清朝进士,精于文学兼通医理。少时随祖父宦游,秉承家学,刻苦钻研,不慕荣利。l4岁时,因母病医药无效,就定下“不求科考举子业、专攻医学志在济人”的决心。16岁时,随家移居易州,求教于当地名医蔡秋堂、梁纯仁,受益匪浅。1908年在易州正式行医。l9l0年受京师之邀来到北京,在外城官医院(北京宣武中医医院旧址)任医官职务。1917—1918年两次在晋绥及廊坊一带参加防疫工作,成绩显著,事后主持编写《八种传染病证治析疑》一书十卷。此后不久,即辞却医官,在京悬壶应诊,投无不效,名噪京师。与当时的萧龙友、汪逢春、施今墨一起被人称为“京城四大名医”。1929年孔伯华作为临时主席,率领由全国中医及中医药团体联合起来的“联合赴京请愿团”前往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取消废止中医的政策。国民党当局鉴于形势,被迫收回成命,并同意成立国医馆。1930年—1945(伯华与萧龙友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并亲任院长。历时15载,培育中医人才700余人。解放后一直从事医疗及中央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并在卫生部任领导工作。1955年3月10日,病倒于出诊途中,11月23日与世长辞。

2学术成就

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召开中央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提案,当局随即做出“取缔中医”的决议。这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和中医药界的极大公愤。孔伯华联合全国中医同仁,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织“联合赴京请愿团”,并任临时主席,率领全团前往南京清愿。当局慑于他在国内外的声望,且知众怒难犯,不得不撤销此令,并同意成立国医馆。1930年,他与萧龙友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院址在西单北白庙胡同),萧龙友为董事长,孔伯华为院长。该学院办了15年,共毕业11班。学院先后共毕业学员700余人,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在医药卫生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多成为骨干人才。后人称誉孔先生云:“医道通今古,桃李满天下”。

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并负责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由于工作踏实,建树极多,国家领导人给予了他极大的荣誉。1952年在西郊玉泉山受到毛主席亲自接见,还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孔伯华去世,党中央、毛主席深切关怀,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国家领导人彭真同志等主祭。当日,敬爱的周总理亲临吊唁,对家属慰勉备至。孔伯华一生忙于治病救人,无暇著述,至其晚年开始整理经验,可惜年事已高,在未能完成愿望的情况下就离开了人世。早年参与著作《八种传染病证治析疑》,晚年有《时斋医话》、《脏腑发挥》、《诊断经验》、《中风说》、《疾疾说》等,生前均未能付梓,由后人整理为《孔伯华医集》出版。1992年5月26日,北京中医学会和《北京中医》杂志在北京中医医院召开著名老中医孔伯华的经验介绍座谈会。同年9月,由市卫生局、北京中医学会大力支持,成立“孔伯华学术经验整理小组”,并委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北京分会和《北京中医》杂志编辑部组织孔伯华先生的门人和后裔对其学术特点和医疗经验进行整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及学术团体贯彻中医政策、重视老中医经验的第一次会议,同时也是对孔伯华学术成就及医德医风的最好纪念与缅怀。

孔伯华在临床及学术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擅长治疗温病。对《内经》病机十九条关于火与热的论述有独特的发挥,他推崇金代刘河间“寒能胜热、辛凉解表”及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术思想。重视脾胃的功能,认为“脾属土而主肉,藏意而恶湿,寄在中央,养于四旁”,是“万病丛生之源”。而“胃气乃人生之根本”。强调重视肝脾关系,认为脾湿与肝热是湿热病的主要病理基础,在认识上形成了“湿热彰盛”的湿热病学说。临证擅治外感温热时病,认为“夫外感温热病者,必先赖于体内之郁热伏气而后感之于天地疠气淫邪而成”。提出了“郁热伏气轻”、“郁热伏气盛”、“邪为湿固”三类证治方法长于使用鲜药,如鲜菖蒲、鲜薄荷等,取其芳香透达轻灵通窍之性,轻清效捷。湿热为病时用之,热病津亏时用之,杂病痰浊时亦用之。临证尤擅使用石膏指出“石膏是清凉退热、解肌透表之专药,一般皆渭其味辛凉,实则石膏是咸而兼涩;一般皆认为其性大寒,实则石膏之性是凉而微寒。凡内伤、外感,病确属热,投无不宜”。认为“石膏一药,遇热证即放胆用之,起死回生,功同金液”。因而有“石膏孔”之美誉

3治学特点

孔伯华在治学方面主张:志于医者,首先应该熟读《内经》,而后逐步参悟经旨。阅读诸家医论,一定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掌握住“舍短取长,去芜存精”的学习方法,以防“食古不化”或“断章取义”的错误。他反对妄用成方的做法,主张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古方,这是他师古而不泥古的治学态度和医疗作风的体现。

孔伯华16岁时随家迁至易州,得悉此问有中医前辈梁纯仁与蔡秋棠者,二公学识渊博,医术高明,在此一带享有盛名,他即虚心前往求教。后来在外城官医院工作,同事杨浩如、陈伯雅、张菊人、赵云卿诸君皆一时名医,颇得其言论。另外孔伯华还常说:“仲景之立法垂教,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虽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也。后世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深究其理,乃说明温病之轻重浅深所表现的阶段有别,并非病邪之真人卫、气、营、血之意。吴鞠通氏之三焦辨证,亦是说明温病之轻重浅深,而并非病邪果真据于上焦、中焦、下焦之意,亦皆羽翼仲景也。要知芩连知柏尽可回生,参术硝黄并能起死,唯在用之当与不当耳。”他荟萃诸家之说,出之以精确观点,非积学有得者,不能也。

4学术思想

孔伯华对《内经》运气学说有很深的研究,在其对刘河问的评价中也可看出其对运气学说的认识:“刘河间颇重视五运六气学说,他甚至认为:‘不知运气而医,无失者鲜矣。’然他如此重视五运六气,是因为运气有助于识病之法,所以他说:‘夫医者,唯以别阴阳虚实,最为枢要,识病之法,以其病气归于五运六气之化,明可见矣。”’。他认为疾病虽然变化多端,但其变化机理皆可用五运六气概括之。因此,他把“病机十九条”中之五脏诸病归纳为五运主病,分别归纳为风、热、湿、火、寒,并增加了一条,“诸涩枯涸,干劲皲揭,皆属于燥”,从而成为六气为病之一类,这样运用五运六气做为疾病分类,系统分明,纲举目张。

孔伯华对刘河问提出的“六气皆从火化”沦也非常推崇,孔伯华认为:“夫外感温热病者,必先赖于体内之郁热伏气而后感之于天地疠气淫邪而成,况乎六淫之风、寒、暑、湿、燥,五气皆可化火,然又皆附于风。”

孔伯华对湿热病有独特的认识,他积一生经验提出了“湿热何其多”的观点。孔伯华认为湿热为病较多主要与以下两个方面有关。一是与当时的运气有关,其云:“按今之甲子,运行后天,湿土主事,四序反常,阳亢阴虚,湿热彰盛……”二是与当时人的体质有关,如其云:“抑或‘世态居民有变’,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火热交并之体、湿从阳化使然欤?”孔伯华对湿热之邪的产生途径也有较详尽的论述:即湿热的产生不外两条途径,一为外人,一为内生。在湿热之邪致病的病机中,~孔伯华又非常重视肝、脾二脏,认为肝热脾湿是导致湿热为病的最常见的病机。孔伯华对湿热致病的症状亦有较全面的论述。孔伯华对湿热致病的治疗有其独到之处,“热者清之,湿者化之”是孔伯华治疗湿热为患的基本大法,在临证时又多有发挥:“湿邪在表可芳香宣透,以开逐之,使湿从表出。湿在里、湿重于热可化气渗湿,佐以清热。热重于湿则清热为主,佐以化湿。湿热并重者,则清热化湿同时兼顾。唯不可养阴生津,恐甘寒有伤脾胃又助湿邪也。不可妄汗,恐阴阳俱伤,粘着之湿邪不去,反致气血两虚也。不可妄下,恐攻下更伤脾阳,误致中气下陷而洞泻,或致损伤阴络而便血也。”

孔伯华对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深为折服,应用于临床皆灵验。但他认为,必“先有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人”,而后“方能发生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病”。如果人能顺时自保,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使阴阳平衡,气血协调,脏腑安和,“阴气固守于内以养精、阳气致密于外以养神”,何能招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害?若人“以妄为常,饮食不节,起居无常,逆于生乐,醉以人房。欲竭其精,耗散其真”,以致真阴亏耗,阴虚则阳亢。因主阴之脏为肾,与肝同源,均寄相火,上系于心,君火一动,相火随之。“相火动则肝肾之阴即伤”,势必造成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病。也就是说,必先有“热火相加之体”,而后才“生热火相加之病。”虽阳常有余是火,阴常不足是热,贵在区分虚与实。

孔伯华认为治疗疾病要重视人体之本,人身之本有二,一为先天之本肾,一为后天之本脾,而肾为本中之本。他说:“人之一身,其本有二,先天之本在于肾,后天之本在于脾,先天之本以生之,后天之本以养之;故肾为生气之原,脾为运化之主。先天之本,禀受系之;后天之本,肌体形之。肾又为五脏之本,由此可知,肾为本中之本也。肾中有阴有阳,阴阳即是水火,肾阴日真阴,真阴即真精;肾阳日真阳,真阳即真气。二者完实,则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二者损伤,则阴阳离决,精神乃绝。故肾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脾亦不可伤,伤则中虚而气败,气败则百药难施焉。治先天之本,则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养阴滋液,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火有余者,清凉退热,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治后天之本,则有脾胃之别,脾之劳倦伤者,扶脾益气,勿忘化湿;思虑伤者,实脾养血,勿忘缓结。胃之饮食伤者,消积导滞而不伤正,胃之寒热伤者,温寒清热,各适其中。”

他认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是指不论任何脉象,都应含一种“和缓悠扬”之态。此外,察脾肾损伤,可测预后,如痢疾、脾肾并损或胃溃肠腐,则无可挽回;中风“遗尿为肾绝”,“手撒遗矢为脾绝”,皆属无救。

孔伯华认为一般称谓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纲辨证不确切,而应是“两纲六要”,日:“辨证论治,全凭纲要,纲者两纲,日阴、日阳;要者六要,日表、里、虚、实、寒、热。徐灵胎言之甚详,亦即张景岳之所谓‘两纲六变’者也。人之疾病,千变万化,但总不外乎阴阳。故医者临症,必须先审阴阳,因证脉与药皆有阴阳,阴阳既明,治自无差。”并详细论述了“证”、“脉”、“药”之阴阳。认为在表、热者、在上、属气、动者、多言、喜明等为阳,在里、寒者、在下、属血、静者、少言、欲暗等为阴;“脉之阴阳,则浮、大、动、滑、数皆为阳,沉、涩、微、缓、迟皆为阴”;“药之阴阳者,则升散为阳,敛降为阴;辛热者为阳,苦寒者为阴,行气分者为阳,人血分者为阴;性动而走者为阳,性静而守者为阴。”“总之,表、实、热三者,可赅于阳;里、寒、虚三者,可赅于阴。故阴阳者,医道之总纲领也;六要者,病变之关键也。医者既须提纲挚领,又要把握关键;则病无遁情,了如指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