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走向》之一:中医的起源及发展

《中医的走向》之二:中医不是伪科学

《中医的走向》之二:中医不是伪科学
二、中医不是“伪科学”
中医学,作为自然属性的中医学,是一门科学,古代科学。我们不赞成它是什么“玄学”、“伪科学”的说法。
(1)中医是人类最早的科学
科学,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都是有时效性的。如果完全脱离了中医学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单纯用现代西医的微观观点,或者用当今“克隆技术时代”的现代标准,去衡量数千年之前就存在着的中医学,然后说它是“玄学”,说它“不科学”,那是不公道的、不科学的、不应该的。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看到科学,历史地看待中医学,需要站在全人类科学发展的高度,客观、公正、不带偏见的体察中医、研究中医,才有可能做出正确回答。
作为科学,无论什么科学,都会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经历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从原始向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于是,就形成了不同时期的不同理念,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各个时代的衡量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同时,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还在于与诸如“神学”、“经验主义”等非科学活动的比较中,能够独立存在的学问。纵观全世界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会惊奇的发现,产生于中国远古时期的中医学,不仅是全人类最早的医学,还是全人类最早的科学。
(2)中医学属于古代科学
按照《辞海》解释,科学就是“运用范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早在东方人类文明之初,中医学就以宏观世界作为观察的对象和范围,发现了对立、统一的“阴”和“阳”,发现了它们相比较而存在、有条件即转化的一些规律,确立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定律,掌握了阴阳交替、相互转化的规律,并从理论上,描述了这些规律、定律,及其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中医学把包括人体、药物在内的世间一切物质,划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大类别,叫做“五行”。中医学发现了“阴阳”、“五行”各自的不同属性,以及阴阳交汇,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复杂规律,并把这些规律运用于人体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经过望闻问切,进行辨证论治。中医学把“阴阳五行”作为核心理论,运用于临床,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著述了十分浩瀚的中医学典籍,其理论和实践汗牛充栋、十分浩瀚,成为一座内容浩大的古代医学知识宝库。
古老的中医学,在远古初步文明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文明程度低下的制约,不可能出现现代微观医学的种种理念。特别是阴阳五行的核心哲学理论,现在看来颇显得朴素、粗糙和抽象。但是,它依然以科学研究为主流方向,坚持从社会实践中来,服务于社会实践,所以,它所存在的缺点,并不影响我们对中医学做出的科学性定论,仍然理直气壮的承认中医学属于古代科学。中医学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进步力量,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和繁衍,贡献了力量,服务了数千年。中医学,还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使古老中国的神学,五花八门,纷乱不堪,形不成像西方国家那样的神学统一体。于是,数千年来的中医科学,以治病救人的大量事实和群众信仰的文化力量,阻止了中华民族的宗教化,使本土的道教、舶来的佛教,都没能变成像西方天主、真主、基督耶稣那样具有民族性的宗教。
数千年来,无论是按照现代科学的定义,还是按照数千年的理论、实践成果,都雄辩地证明:中医学,不是“玄学”,不是“伪科学”,是古代科学。
(3)中医的“阴阳五行”
中医学是伴随着东方人类文明的脚步,在古老的黄帝时代,就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医学科学。中医学的核心理论是阴阳五行。阴和阳是对立的统一体,既互相依存又各具特性,既相互渗透又有所区别,既相对独立又不断转化。阴和阳,犹如数学上的正负数,物理学的正负极,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如同现代化学中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元素有元素的原子量、化合价、周期率,五行有五行的各自秉性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关系。中医学把人体置于大自然之内,把大自然的自然现象,用于人体的疾病。把大自然中实际存在的“风寒暑湿燥火”现象,来象征疾病的病因、病理。把人体的经络叫“六经”,把内脏分做“五脏六腑”。人体的“六经”与“五脏六腑”,都按阴阳五行的原则进行具体的划分,与不同药物巡行的不同经脉、不同脏腑,以及所主之“器”,所开之“窍”形成对应。
比如:在“东西南北中”的方向上,东方,属木,色青,味酸,其脏为肝,属足厥阴经,肝开窍于目。于是,“肝经有淤则目昏不明”,“酸入肝”,宜用青色的、酸性的药物来敛肝。由此,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衍生出了望、闻、问、切的“四诊”。衍生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八纲”。衍生出了汗、吐、下、和、清、温、消、补的“八法”。衍生出了“中风”、“上焦火”、“气滞血淤”、“肝气犯脾胃”、“木克土”、“肾水不足”等症候,衍生出了“君臣佐使”用药方略……
(4)中医学和中药学
中国古代的主流医学、主流药学,在数千年的理论研究和医疗实践的探索中,在辩证论治的基础上,对大自然中可以入药的大量动植物和一部分矿物质,按照自己的核心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试验,辨明了它们的药性和作用。规范了临床上的理、法、方、药。大力推广、重点运用了以煎煮中药饮片为主要内容的草药汤剂,研究出大量的“方头”、“汤头”。创造了以“炒、煅、炙、僰”为主的中草药炮制方法,制成了内用、外敷的膏、丹、丸、散等中成药剂型。为了用药的安全有效,中医明文规定了中草药配伍禁忌中的《十八反》、《十九畏》和《妊娠禁忌药》。于是,中药学逐渐从中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了中国独有的中药学。中药学的形成,中医学和中药学的划分,由来已久,但大致是从唐代药王孙思邈正式开始的。到了明代,李时珍写出了《本草纲目》,确立了中药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地位。自明清以后,中医学和中药学,基本是分开的。所以,在中医先生之下,就对药房里负责“包药”的,叫做“拉药匣的”,对负责炮制中药的叫做“药工”,现在,就叫“药剂师”了。
中医学和中药学,从原则上说,都具有一定的商业性质。但是,以望闻问切之术来悬壶济世的中医学,尽管也会收取一定的诊疗费,但其商业气息相对淡薄。除了骗子,大部分中医,客观上都是以除病消灾、为人治病为己任的。也有些医德高尚的中医先生,为了让穷人也能吃药治病,有时会在处方上“张冠李戴、偷梁换柱”,导演着“穷人治病,富人拿钱”的奇妙医案。与此相反,以中药饮片之实物为商品交换条件的中药学,难以脱离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表现出物质利益第一、唯利是图的商业特点。所以,我们不能把中医学和中药学混为一谈,应该另开门户,分别讨论。
同时,我们还要讨论中医学与现代西医的关系。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把中医学比作农耕中的牛和犁,那么现代医学就是大型拖拉机。因为牛犁比起人工的镢头要先进许多,所以它在当时是科学的。我们不能因为现在大型拖拉机的耕作效率比牛犁高、比牛犁快,就否定牛犁的科学性,也不能因为牛犁耕作慢了许多,又在现代化耕作中见不到了,就说它是“伪耕作”。
中医学是科学,是古代科学。古代的中医学,在与神学、经验医学、巫医等非科学的种种门类,相区别而存在,相比较而发展。数千年来,它以高深而精辟的理论和大量医疗实践,为古老的中国人民提供医疗服务,既是中国古代的一门科学,也是华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作为古人治病的医术和祖国的民族文化,囊括了古人对于生命进行宏观认识、宏观研究,用自然现有的材料(药物)进行治疗的理论阐释。中医学,被中国历朝历代,所有人们所公认、所推崇、所信赖。上至皇家官府,下至黎民百姓,都把它看作是具有高深理论指导和丰富临床实践的科学。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繁衍至今,其原因就应当包括中医学在数千年时间里的卓越贡献。数千年来,中医学在为东方人类治病消灾、去除病患方面,立下的赫赫功勋,有目共睹,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在世界医学历史中,中医学,是最早的、历史最悠久的科学。没有现代科技的中国古代,能够有中医这样的医学科学,应该是华夏民族的一大奇迹。如果从《黄帝内经》中,黄帝与歧伯问答的时间算起,中医的历史,几乎可以和中国的文明史并驾齐驱。在中医理论形成的黄帝时代,西方一些国家、民族,就连人类文明的记载还不曾有。与之相比,中国古代拥有中医学,应该是中国人的骄傲。我们习惯于称“西医”的西方医学,或者叫现代医学,只是在西方的文艺复兴以后,才逐渐发生、发展起来的。
西方民族,在文艺复兴之后,医学开始了由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的转变。1543年,比利时的维萨里发表《人体构造论》,建立了人体解剖学,标明了西方医学新理念的开始。17世纪,实验和度量在医学上的应用,使生命科学开始步入科学轨道,其标志是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就是其中之一。显微镜的问世,把人们带进一个全新的、微观的认识领域,血液细胞、微生物的发现,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奇妙的微观世界,并把它用之于医学科学。可以说,西医的发展,得益于人类整体科学,特别是数理化的进步,得益于人体解剖和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但是,西方发现微观世界,正式创建西医的时间,比起中国汉代张仲景发现人体的经络来,落后了大约1700年。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尚不完美而非常稚嫩的西医传到古老的中国。随后的时间,随着众多科学领域在全世界的开发利用和广泛传播,西医,源源不断地从新的科技领域中吸取营养,壮大自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事实表明,西医从不绝圣弃智,是一门可以不断吸取其它学科营养,可以不断发展、能够不断发展的学问。而古老的中医学,面对咄咄逼人的外来医学,在民族自然经济的束缚下,在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禁锢中,排斥外夷、蔑视西医、固步自封、墨守成规,不愿意也不敢去触动、改造古老的阴阳五行,不愿意放弃理、法、方、药,不愿意去研究、探讨具体的人体解剖位置,不正视微观世界,依旧用传统的“风寒暑湿燥火”、“喜怒忧思悲恐惊”来解释病因,依旧用“八纲八法”来辩证论治,显得古板,守旧,没有生气,没有前途。以至,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一、二百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医,谨遵古训,固步自封,没有出现重大理论突破,没有出现重大技术革命。于是,相比之下,科学的中医学,落后了!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理直气壮地说一声:中医是古代科学!中医不是“伪科学”!

《中医的走向》之三:中医的切脉习俗

三、中医临床的切脉习俗
传统中医,没有医院,没有让病人住院的习俗。古代人在外面生了病,不是要去住院,也没有医院可住,而是要急着回家。况且,中国人的文化和习惯,都是不愿意死在外头,愿意死在家里。即使死在外头,也要争取“魂归故里”。况且,生病后,无论到了哪里,都比不了家人伺候得好,所以生了病就要回家。
中医虽然没有医院,却有“药铺”。在药铺里行医的中医医生叫做“坐堂先生”。坐堂先生应对前来看病的病人,叫“应诊”、“接诊”,给人切脉的地方叫“门诊”。有的中医不坐堂,而是坐在自己家里“坐门等医”,若有病人来就应诊。若有人来请先生了,就跟着来者外出看病,叫做“出诊”。中国是个农业国,中医大都不是专职的,兼职的居多。有求便应,无求则种田劳动或是读医书。当然,也有走街串巷的江湖郎中。走在街上,招徕生意,病家听了,可以请其到家中看病人。所以,传统中医的接诊方式有四种。即:1、坐堂应诊,2、在家等诊,3、应邀出诊,4、串乡。这些接诊方式,是散漫的,自由的,同时也是很不规范的。中医学是古代科学,但这不等于说,每一个中医医生都是尊重科学的医生。良莠不齐是一般规律。中医队伍中,不可避免地掺杂着虚妄的成分,闪动着庸医的身影。
中医行医,很不容易,居于一方之水土,要是没有两下子,很难立住脚。这“两下子”,不光是指熟读医书、医道高明,还要学会临床“切脉习俗”,并熟练掌握,灵活应对。若是仅仅凭着自己的医道,不理会“切脉习俗”,患者和病家就可能不买你的帐、疏远着你,你的医道就变得无用,不会“兴时”。过去有的“先生”,就连《内经》、《难经》都没读过,只是凭着《汤头歌诀》中几个处方,熟练的掌握了一套切脉习俗,居然也可以兴腾一时,名扬一方,被人称为“一方名医”。有俗话说:“心肝脾肺肾,跑一天没人问。心肝脾肺贤,一天两吊钱”。就是说,对于“肾”字和“贤”字都分辨不清的庸医“先生”,有时倒比熟读经书的先生挣钱多。这是为什么?就因为他把病人“粘”住了!只要“先生”把病人“粘住”,取得了病家信赖,即使把人治死,那也是“治好了病,救不了命”,所以许多人也不喊冤,另外的一家,你无论多么高明,都会干瞪眼。如今看来,这种把病人“粘住”的“法术”,首推华而不实的“切脉习俗”。
切脉,像是一道关卡。这一关,连接着医患双方,暗藏着不少玄机。弄好了,你有可能征服病人,说你的“脉诀”好,取得信任,任你摆布,然后把你的大名传扬出去。弄不好,就会失去信任,遭到揶揄,获得一个坏名声。
过去,患者找“中医先生”看病的习惯,好像是专门来找别扭,或者是来“考先生”的。患者把一只手伸过来,表示出让先生试脉的样子,闭口不语,拒绝说出一切症状。如果先生问:“你哪里不好?”病人会很反感地反问:“还用问我?你试试脉不就知道了?”这么一问答,医者的“医道”,在患者的心目中,就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他,会看病么?”
道理本来很清楚,病,生在病人身上,到底“哪里不舒服?”只要病人的头脑还清醒,自己最明白,包括脉诀好的中医先生在内,谁都比不了自己,只可惜他自己不愿说出来。病人找先生,本来为看病,不为“考先生”。那,他为什么不说出症状,而要考考先生的脉诀?如果说他不信任先生,可以不来此处,另求高门啊!不!病人往往把看病的先生,与算卦的先生联系起来看。因为算卦先生可以凭着数几根草棒或者摇几个钱儿,来占卜吉凶祸福,看病先生当然也应该凭着试脉知道症状。情理尚存,所以我们似乎不应当责怪“考先生”的病人,谁不知中国的占卜术和医术,同是源自“阴阳五行”的基本理论?它们本来就是互相通融、不能分家的,这就是中医切脉习俗中,“切脉关”存在的一个重要特征和缘由。
面对“考先生”的病人,先生就像“猜谜语”。“会打拳的不发毛”,聪明的先生是不会问其症状,也不会立刻说出谜底的,需要的是和他“靠上”。你不愿说啊,我还不愿问呢!咱们就靠下去,看谁靠过谁?于是,那先生,一言不发、正襟危坐,手按寸关尺,心想应对词,眯缝起眼睛,表现出“开动脑筋”的样子来。病人一看,先生那幅认真、仔细劲儿,真够先生材料。于是,病人在心理上,首先退却一步。先生继续坚持,再过一会儿,病人还会再退一步。于是,先生占据了主动。眼见得病人已经耐不住性子,看看到了火候,先生忽然把切脉的手收回来,十分肯定地说:“中焦阻塞了,脉上带着呢!。”仅此一句,已经憋不住了的病人,被十分陌生的“中焦”、“阻塞”等词语一下子提醒了,知道“脉上带着”,瞒不过先生,于是,那些自觉症状,顺着这陌生的词藻,滔滔不绝地脱口而出……
当然,也有的先生,通过一面试脉、一面拉家常,进行“症状刺探”。所啦内容,看似与疾病无关,实际上是为了“诱导出症状来”。啦够多时,脉试多遍,“刺探”的差不多了,把“刺探”出的一个症状猛地说出来,病人居然会很吃惊,赞叹先生的“脉诀好”,而且会随着先生的口,继续往下说,直到说出各种症状来。于是,先生一面说“该当如此的,脉上带着呢”,一面进一步顺藤摸瓜,盘问再三,终于掌握了全部症状。然后,开方下药。
如此“切脉”施行起来,医者居高临下,患者俯首帖耳,一方愿“打”,一方愿“挨”,显得和谐而自然,表现着某种“缘法”。至于开方取药,回去吃了是否管用,那是另一回事。在这个当口上,医者只要过了“切脉关”,业已先取得了半成胜利,常年如此,焉非“名医”乎?
以上切脉举例,是医者针对“闭口”病人症状,进行激发、诱导,“憋”其自述,“诓”起症候的一种“法术”。直到病人自述出全部症状后,病人竟然不知道那只是“自述”的结果,仍然觉得是“脉上带着”的,是先生试出来的,并没有任何被诱导、被激发的感觉,反倒称赞先生的脉诀好。看似奇怪,实是百姓迷信脉诀的千年习俗。
那么,是不是有脉诀特别好的先生,可以仅仅凭着切脉来断定病情,开方治病呢?可以肯定地回答,没有!如果一定要说有,那就只好举出小说里的例子了。小说里不仅有“凭脉断症”的大量例子,还有“悬丝切脉”的不少玄说。旧时,先生,特别是年轻的先生,给某些大家闺秀看病,因为“男女授受不亲”,是不能直接接触人家大小姐手腕子的,甚至不能靠近人家的闺房,怎么办?那就在大小姐的手腕上拴一条丝线,牵引到外面,让先生在外面“试”那丝线传导过来的“脉”。小说里的先生,居然也可以在丝线上“试”得准确无误。这,可信么?当然不能。
除了小说,据说也真的有先生仅凭试脉,就能断出疾病来的。如果这是事实,那就需要分析,分析出里面暗藏的玄机来。这玄机就是先生在试脉的同时,或者听到了病人的咳嗽声,或者闻到了病人的某种气味,或者看到了病人的排泄物,分析出了存在的某一种症状,然后,归咎于脉象,就说“试脉试出来的”云云。另外,有的中医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脉诀好”,不惜安插亲信、收买“耳目”,在切脉之前,已经对病人症状了如指掌。所以,在中医的脉诀上,存在不少机关和骗术。骗术,给中医学这门古老科学,抹了不少黑。
中医学在“四诊”中,明确规定了“望闻问切”的诊断程序,除非神志昏迷或不能表达症状的患者,都不能仅仅凭着脉象来确定疾病。“切脉”只是对“望、闻、问”这“三诊”的补充、参考和验证,属于最后一关。切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知道症状,而是为了确定罹病的脏腑、经络、性质和程度。至于症状,哪儿痛、哪儿不好受,属于“问诊”的范围,比如“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饮食四问便……”都是由“明文规定”的,岂可用切脉来“猜出”症状?况且,临床上常常出现“症脉不符”、互相脱离的情况,有时需要“弃脉从症”,有时则需要“弃症从脉”。更有极个别患者,属于天生的“反关脉”,挠动脉不生在内侧,而生在外侧,就连试脉的位置都难以寻找,那“症脉不符”就会更加明显,甚至完全没有脉象的参考。所以,是不能“凭脉断症”的。一个优秀的中医,是要遵守“四诊”口诀的:“望闻问切,治病要诀,凭脉断症,任嘴胡说!”可是,到了临床上,许多中医做不到,常常为取信于患者,把这些口诀丢在一边,去遵循切脉习俗。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使切脉习俗甚嚣尘上,助长着患者“考先生”的毛病,削弱着中医学的科学成分,常常使一些中医先生感到困惑。
其实,习俗属于一种文化。特别是切脉文化,是扎根在广大百姓之中的千年习俗,至今还有许多残存,还有大批的人相信可以“凭脉断症”。尽管它在整个医疗卫生工作中,只是一种残存的、没有实际意义的文化假象,但因为它折射了广义“文化”的某一隅角,要真正取消它,在许多人的感情上,还是接受不了的。
这些“试脉习俗”,给社会上一些否定中医的人们增加了口实,抓住了中医的小辫子,甚至有人说,“中医是伪科学”。鲁迅所说,中医十有八九是骗子,大概就是指的这种切脉习俗。

《中医的走向》之四:庸医的“临床奇术”

《中医的走向》之四:庸医的“临床奇术”
四、庸医的“临床奇术”
为人治病消灾的中医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医学科学,也一种谋生的手段。为了治病救人,许多医德高尚、技术精湛的中医先生,跻身于医疗行列,普救众生,大显身手,成为中医学的主流,我们对千年来的主流中医学是无需非议的。但是,也有些中医“半瓶醋”和庸医膪才,混杂其间,吹吹拍拍的、故弄玄虚,骗取患者的信任和钱财,使中医队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除去上面说的用“切脉习俗”来“粘”住患者外,还有些庸医,用看似奇妙、实是拙劣的手段,来瞒哄患者。比如:
(1)利用“扎堆”心理
庸医的脑筋,好像大部分没用在治学问上,而是用在了“洞察人心”上。他们发现前来就诊的患者,同购买某种商品一样具有“扎堆”习惯,哪儿人多往哪儿去。于是,就利用人们的“扎堆”心理,笼络患者。庸医坐在门诊上,是一定要留住第一个前来就诊者的。给这“第一个”切脉的时间,要尽力延长,延长到什么份?“新的不来,旧的莫走”。当第二个、第三个病人到来时,第一个也最好不要走开。怎么才能“留住”?庸医端着和蔼可亲的态度,做着认真的切脉姿势,奢谈家长里短,奢谈某某病情,奢谈自己的高超医道,把时间拖的长长的。只要有两、三个病人在此等候,便形成了“扎堆”形势。“扎堆”形势一形成,病人就会不断增加,越聚越多……此刻,庸医也就来了本事,那诊室如同讲台,可以尽情地自我吹嘘。于是,天天都有可能形成患者扎堆、越聚越多的阵势。一旦治好一例病人,就会被天天“扎堆”的人们传扬出去,庸医,也可以成为一时的“名医”。
(2)诊室里的匾牌
个体行医,需要征得患者赞誉,方能量化、彰显高尚的“医道”,最能征服人的就是挂起许多牌匾(或锦旗)。如果诊室里挂了许多牌匾,对于按住就诊者的心,安心在此就医,非常管用。于是,一些庸医一开业,就花钱请客,请一些朋友托名送牌匾。牌匾上写几个大字,曰“妙手回春”、“华佗在世”、“救命菩萨”云云,后面的落款要有名有姓,让人看了,倍觉真实不虚。当然,大凡给人治病,总也有治好的病例,所以有些牌匾是真实的,常有些有良心的病家,治好病后前来感谢先生,那先生便趁机索要牌匾,病家也会欣然答应。“好了病扬名”,曾经是就医者“巴结”先生的常用语言。于是,诊室里的挂的匾牌,往往是真真假假,形形色色。不过,都会起到吸引病人的作用。
(3)庸医的“恫吓”与“推诿”
先生一接诊,见病人被家人万分呵护,觉得发财、扬名的时机已到,便习惯地拿出恫吓手段,促使病家严重自责:“哎呀!病到这份上才来看病?若是晚来半个时辰,就性命难保了!”这么一来,病家十分自责,十分讨愧,祈求先生赶快施治。那先生,一面埋怨“父不爱子”或“子不孝父”,一面吹嘘着:“若非来到我这里,就算神仙也难起死回生了!”随后,在先生“施舍性”的诊治中,或针灸或开方,一番忙活,就赢得了病家像对待“救命恩人”一样的感激。
“晚来半个时辰,就性命难保”的情况肯定会有的,因为在需要抢救的病例着,时间就是生命,应该分秒必争。但对不许抢救的病例也这么说,就另当别论了。可惜,病家没有理由不相信,“晚来半个时辰,就性命难保”的话,是真是假?病家不知底细,良心是秤、鬼才知道。
(4)病家多责任
“吃了先生的三剂药,没管用啊!”这样的话,对于庸医来说,太刺激了!若是当着人的面这么说,一准会“砸掉买卖”的。不过,庸医倒是有办法应对。可以从下面的托词中,寻找“不管用”的理由,并把责任推给病家:1、你,用的什么药引子?2、你,煎药用的什么锅?3、你,煎药烧的什么柴?4、你,煎药用的是文火还是武火?5、你,煎煮的时间多长?6、你,是否取错了药?这样,“公鸡头、母鸡头,不在这头在那头”,把“不管用”原因和理由,找出来,推到病家身上,责任全在病家,与先生无关。“先生”是郎中,病家是外行,内行随便找个理由,都可以把病家羞得无地自容,道理,全是先生的,病家只有服从的份。当然,仅凭这“一面子理”,有时也难以服人。所以,庸医也会这样说:“哦!不管用很正常,前面的三剂药是趟趟路的,这种慢性病,没有三十副药,休想见到效果!”看!三剂药只是“趟趟路”,三十剂药方能“见到效果”,何日康复?遥遥无期。
(5)中药材自造名称
旧时的一些个体诊所,医药皆有。看病不收钱,只收药费,于是吸引了患者就医。庸医还告诉说,只要把药措全了,到哪里取药都行!但是,开处方后,是不能到别处取药的,因为庸医在处方上,对中药的名称作了手脚。中药名称甚多,做一辈子先生,也有不知道的药名,无论多么全的药铺,都一定会有缺货。这,就成了庸医可以钻的一个空子。于是,在庸医笔下,金银花变成了“姊妹花”,当归变成了“回心草”,山茱萸变成了“药王果”,如此药名,如此处方,患者就算跑遍天下,也一定筹措不全。欠一味药就不成方剂呀!绝对不行!可是,忙活半天,还是得回到庸医的诊所里来,花钱取药。这时,这一味药可就很贵了!另外,庸医用药不知道讲究卫生,有的把人的粪便用做药引子,叫做“人中黄”,说是用来治疗习惯性腹泻。有的把人的尿渍做药引子,叫做“人中白”,用来治疗中暑。有的把“童尿”、“血淤炭”(即头发灰)等作药引子,为人治病。如此种种,给反对中医的人留下了话柄,说中医“不科学”。
当然,庸医也不都是吃白饭的。不管他“医道”如何,反正开的是《汤头歌诀》上的方子,用的是药铺里的中草药,只要遵守“十八反”、“十九畏”,药不死人就好,总也有管用的时候。漫说庸医能治病,就算巫婆、神汉、神妈妈,让病人烧香磕头喝香灰水,有时也能治好病的。

《中医的走向》之五:中国的经验医学

《中医的走向》之五:中国的经验医学
五、中国的经验医学
中医学虽然诞生得非常早,几乎与古老文明同步,但是,在数千年的漫漫历史中,中医学却不是中国唯一的医学,与他相依相伴的是中国的经验医学。古代,长期活跃在民间的土医、巫医神婆、风水先生和算命先生,都可以看作是经验医学的操持者。这些不能入流的巫术、医术和治病、防病手段,虽然不乏蒙人骗人者的伎俩,但更多的却是真心实意的从业者和坚信不移的信奉者。有不少曾经为患者带来过福音、治愈过疾病;这样的治病手段,不仅在极其落后的古代长期存在,即使在当今少数欠发达地区,甚至在较发达的城市某些角落,也有一定数量的残存。土医、巫医神婆、风水先生和算命先生,他们的治病、防病、测病手段,虽然不能划进医学科学的范围,但都可以划归广义医学的范畴,他们,属于经验医学。
经验医学,大部分不需要高深的理论指导,不需要进行科学试验,甚至不需要进行普通理性的验证,仅仅把“曾经有过”的事实,总结成“经验”,为自己或者他人治病防病;经验医学,虽然完全不具有科学性,但仅仅凭“封建迷信”之类的刺激性批判言辞,是抹杀不掉的。
人有疾患,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进行自治自救或者互救,用不着有什么高深的说教,就像条件反射,它是人的一种本能。自我进行的捶捶打打、掐掐捏捏、扎扎攮攮、揉揉搓搓,有意识的、有针对性地服用某种食品或植物,以求治疗或防止某种恙症,是人类起码的自治自防手段。同时,也积累了许多治疗经验。一些经验积累比较多的人,如果用一些心思,搞得精湛一点,就有可能成为土医。
土医,常用一根绣花针,给人扎“梵气”。常用特制的板子给人刮痧。常用双手捏捏索索,进行接骨拿环、治疗关节囊脱臼。常用“挽肚子”、“摁撑子”治疗腹痛。常用“撮额头”、“撮肩稍”来治头痛、恶心和呕吐。常用烧煳的大蒜治疗拉肚子。常饮用滚烫的红糖姜水,预防、治疗感冒、心口痛。常把青青菜(小蓟)的绿汁,涂抹在伤口上,用以止血。常把棉花套子烧成黑灰,敷于伤处治疗外伤。有些土医,五月端午采百草、制丹药,为人治疗疮疡痈疽。有的土医用单方一味,或土、单、验方,为他人和自己治病疗伤。有土医用烧砖头、石头、铁屑,为人烙“老寒腿”,用以止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土医这些很原始的治疗方法,虽然难以治好大病、重病,但民间的小伤小病颇多,且同样障碍着人的生产、生活和健康,所以,个人自我治疗和用土医、土法治疗,在古代都发挥着非常重的要作用。即使现在,也还是很有用处的。
不仅土医,就连巫医神婆,同样是很有市场的。中国古代,信神者众多,“家里有病人,不能不信神”,曾经是一句格言。“信则有,不信则无”、“心诚则灵”、“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箴言,至今仍在流传。但是,人们所信仰的神佛,却是千差万别的。
古人洞悉了大自然的伟大壮观和人力莫测,觉得苍天神秘伟大,永不能及,所以就相信老天爷神通广大,一定可以为人治病消灾。特别是自秦始皇以来,历代许多皇帝到泰山封禅、祭天,对于信仰、崇拜老天爷,祈求老天保佑、治病,具有文化传播和推动作用。于是,拜天、祭天的大小仪式,常年不断。过年过节,更是要认真祭祀。家里有了病人,就虔诚的跪在香台子前面,向苍天烧纸烧香,磕头跪炉,祈祷求助。并信誓旦旦的表示,应验之后一定还愿。然后打取香灰,泡水当药,喝进肚里。奇怪,这样的“天赐神药”,往往也能治好一些病症。所以,拜天、祭天,是古代最朴素、最普遍的一种神学形式。这种祭拜,在朝廷那里,是“国祭”,在老百姓那里,有时有部族首领或巫医神婆的引导、指导,有时则完全是百姓的自发行为,也常常成为一个村庄、一条街道,许多善男信女有组织的群体举动。
有一些人,觉得老天爷虽然神秘难知,但相距遥远,靠祈求是求不到的。所以,就想象出了许多崇拜的偶像,赋予它神灵和意识,雕、塑、刻、画成一些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画像、雕像或泥胎,使“磕头有庙门,烧香有目标”,方便了求签问卜,有利于治病消灾。这可能就是中国古代,处处有庙、家家供神的原因。古代所供神灵非常繁杂,笔者很难尽其所有,列举以下为代表:一般性的有,三皇五帝、尧舜禹汤、王母娘娘、天神龙王、城隍土地等。道教的道观、庙宇里的太上老君、八洞神仙。佛教大雄宝殿里的释迦牟尼,寺庙里的大肚弥勒、观音菩萨等。地方性的,有药王、大奶奶、泰山奶奶、山神、三仙姑、狐仙爷、武将爷、树神、藕神、花神、福禄寿神等。应急性的,比如:某一座古坟,某一座古庙,某一个水湾,某一处甘泉,忽然出了蹊跷事,或者不可思议的治好了某人的久病,也常常能成为人们求取香灰、神水,用来治病消灾的神灵而顶礼膜拜。
在古代,还有一种治病的方法叫做“叫魂”,据说,人生病的原因是受到惊吓,吓掉了魂儿。所以在有人受到惊吓时,怕掉了魂,就需要戽拉着他的头囟门,说一声“戽拉戽拉毛,××吓不着”。受惊吓后如果真的出了“掉魂”的症状,那就得“叫魂”,只要把丢掉的魂魄叫答应,把魂儿叫回来,使魂魄附体,就可以病去灾除。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叫魂”方法。比如,拖拉着病人的衣服,到曾经受过惊吓的地方,一面烧纸钱,一面呼喊病人的名字,或使病人在一旁连连答应,或有人代替答应,一天、两天,天天去叫,时间一长,就有可能把丢失的魂魄“叫”回来,使病人痊愈如。
驱邪送祟,是巫医神婆的另一种治病方式。认为,人生病,是邪魔鬼祟,或者魑魅魍魉来“找算”的结果。巫医神婆对侵人灵魂的邪魔鬼祟,有时以礼相待,用烧纸、烧香、送礼品的办法,劝其归正,求其走开。有时需要动武,强迫其离开。于是,巫医就用朝西南方向的桃树枝条,使劲抽打附在人身上的鬼魅,用武力把它赶走。如果文的、武的都不管用,巫医还可以“跳大神”。就是请某一路神仙,来帮助驱鬼。神婆把神仙“请”来后,神仙附体于神婆,神婆立刻双目低垂、手舞足蹈、颠沛疯失、颤颤哆嗦、呼天喝地。顿时,神婆成了神仙的化身,或持刀或舞剑,驱赶病魔,直到把病魔赶走。平时,为了防病,巫医还可以引导人们,在房间里挂一支桃木剑、风铃、巨石或其他吉祥物,用以镇宅避邪,防治疾病发生。
据说,风水先生是最好的疾病预防者。或许,人的居住环境关系着人的健康和事业。认为,活人居住的宅院是“阳宅”,死人居住的坟茔是“阴宅”,阴宅同阳宅一样重要。一个家庭的阴宅、阳宅优劣,都关系着全家人以及后代子孙的健康和吉凶祸福。由于祸端、凶事都可以导致生病,所以家里有病人,特别是有久治不愈的病人,也可以找风水先生来看“宅法”。指出宅法存在的缺漏,予以纠正、克服,使病去灾除。说是,“阴宅”、“阳宅”,选得好了,不仅可以防病治病,还能使一家人平安、健康、顺利、富裕、子孙满堂,甚至还有使后代子孙飞黄腾达、富贵显赫的重大功效。不过,身体健康、生活幸福的人家,一般是不去请风水先生的,只是在家人有病,经治不愈,或者屡屡出事、总不顺利时,才考虑自己的风水或阴宅、阳宅是不是出了问题?
经验医学对于传染病,大都认定是神鬼所为,常用鬼神之术来预防治疗。赶上一个村庄,一片地域,许多人同时患病,就觉得可能是冒犯了某某神灵,或者招惹了某某鬼魅。解决的办法有很多,可以在某一街口上安放“泰山石敢当”,挡住邪神及鬼魅的路径,不许进来。也可以泼洒鸡血、污物,把邪神及鬼魅薰走、吓走。还可以在门口悬挂辣椒、大蒜等辛辣之物,用这些辛辣物驱除鬼魅,让他们望而生畏,远走高飞。
但是,中国的经验医学对待“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并非全靠鬼神来防治,据史书记载(并非医书记载),从唐代,中国民间就秘密流传着“种人痘”、防天花的习俗。民间土医,根据“以毒攻毒”的朴素、模糊道理,把天花患者“痘”中的粘液,抹进孩子鼻孔里,让健康的孩子提前生一次轻微的天花,以后就不再生天花了,从而起到预防天花作用。1661年,从天花灾难中走出来执政的康熙皇帝,把一些富有种痘经验的土医调进皇宫“种人痘”,这种“种痘”技术才在民间土医中得到一定推广。“种人痘”技术,由于难以用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的中医理论作出解释,也讲不出更深刻的道理,便没有被中医采纳。所以,在中医的医书里,没有种人痘地记载描述。后来,“种人痘”传到了西方,西方人通过大量试验,把“种人痘”发展成为后来的“种牛痘”。所以,种牛痘、防天花的现代技术,说到家,起源于中国的经验医学。
算命先生同风水先生一样,平常属于“易学”,不属于“医学”范围。但是,古人为了治病,在各种方法用尽,仍不能奏效,或者为了把治病的时日缩短时,就会想到算命先生的“易学”。因为算命先生是预知吉凶祸福、生老病死的“先知”,能够为病家预测出一条关于病的出路来,所以也应该算作经验医学的范畴。当先生算就了病人可治时,会同时提供治病的种种条件、要求,比如求医的方向、服药的时辰、出灾的日期等等,病家按先生所说的办法积极治病,有时也会奏效。当先生算就了病人有“闯日”时,病家就要在“闯日”到来时,加倍小心,悉心呵护,过了“闯日”,兴许就会好起来。若病人死于“闯日”,那也是命中注定,非人力能治。如果先生算就了“病入膏肓、病不能治”时,治病的事,也只得作罢,并尽早安排“后事”,准备发丧。
在众多的算命先生中,大都依照周易八卦,进行占卜,但也有些《周易》、《彖传》、《说卦传》、《杂卦传》派生出来的其他宗派。比如,有的尊《诸葛孔明马前课》,有的尊《奇门遁甲》,有的尊《纳甲法》等等。另外,算命先生尊“诸葛孔明”者、“刘伯温”者、“魏贞”者、“张继绕”者都是有的,门派众多,五花八门,错落参差。
土医、巫医神婆、风水先生和算命先生,都讲不出“试验医学”和现代科学的深奥道理,从不进行科学试验,只是凭一次或多次的有效感受、有利倾向、经验感悟,以及偶然中的可能性作为经验,积累起来,约定俗成,予以传扬,为自身或身边的人们服务。其中不乏有以骗取财物、利益为目的的骗子和骗局,有不学无术,连起码的“经验”也没有的庸者,但是,不可一概而论。确实也有许多把“经验医学”当作积德行善之举,真心实意为人除病消灾的好人,更有极少数对堪舆学、风水学、《周易》理论等,非常精通,又通今博古、严谨治学的大师。
中国古代文化汗牛充栋、丰富多彩,就是这些文化,包容了古代中国的辉煌历史而饮誉全球。这些文化,有许多已经“在书本”,但是,民间有许多原始态文化“不在书本”,经验医学就是其中之一。
经验医学,与传统中医学的关系复杂。它有时是传统中医学的土壤,传统中医学从它扎扎囊囊的实践中,总结规律,进行试验,发展成为针灸、推拿等;它有时是传统中医学的参照物,在长期的参照、对比中,显现出传统中医学的科学性和高尚地位;它有时是传统中医学的补充, “凡医”能治好的病,就不用求神驱鬼,在看“凡医”、吃“凡药”都无效时,就得用“鬼神之术”治疗;它有时是传统中医学的对立面和障碍,与传统中医学抢病号,争夺医疗市场;中国经验医学用“种人痘”预防天花的“经验”,则是对全人类预防烈性传染病做出的卓越贡献。
中国经验医学的全部、传统中医学的社会属性,都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有两点,一是不同的从属群体,传统中医学从属于官方医学,主要为上层社会和富有人家服务,而经验医学则从属于民间医学,主要为穷苦百姓所用,各有千秋。二是无神论和有神论,传统中医学是无神论者,而经验医学大都相信神鬼。它们之间尽管存在巨大差别,但在群众的心理认同上以及治疗效果上,却是各有千秋。

《中医的走向》之六:中西医第一战 梁启超身殉西医

六、中西医第一战 梁启超身殉西医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把天主教、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和医学、药学。由于当时主要传入的只是浅显的解剖生理知识,而且西医在临床上的治疗技术并不优于中医,形不成气候,对中医影响不大,更谈不到威胁。于是,大部分中医对西医不屑理睬,不去研究它。有些人研究过,希望“中西汇通”,但通来通去,难能通约,便对西医予以蔑视或抛弃。所以,明末清初,祖宗传下来的中医学,像古代一样属于主流“国医”,并没有中医、西医之分。西医正式传入中国,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打那,中国有了两种医学,中医、西医。
西医检查病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必须要用双手直接接触人体,进行视触叩听。这种检查方式,男医生对男病人倒也罢了,男医生对女病人,特别是对未婚女孩,也要“直接接触”,绝大多数国人是接受不了的。被千年封建礼教束缚、桎梏的中国人民,就觉得“洋医”们一个个都是“动手动脚”、“居心叵测”,实在有伤大雅、不成体统。数量浩瀚的中医群体,对西医的“入侵”更难接受。他们听说西医给人开膛破肚做手术,把五脏六腑翻腾出来一一验看的治法,中医们担心破了元气,感到惶惶恐恐,说“洋医野蛮”、“如同野兽”。西医则说中医的切脉不科学,说阴阳五行是“玄学”,说辨证论治是“伪科学”。于是,中西医之间的论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
自民国以来,在中国这块炙手可热的土地上,演绎了多次中医与西医的激烈论争。很有意思的是,这些论争的焦点,不是外来的西医是否需要出局,而是本土的中医学是不是允许合法存在?这表明,西医虽是外来医学,却具有强势地位,而土生土长的中医学,却始终处于劣势,被动挨打。于是,本是主人地位的千年中医学,在自家的土地上,居然遇到了外来西医的强大冲击,自己反倒成了弱势文化,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1912年,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由著名学者俞樾提议和主张,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理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而把中医挡在教育门外,没有列进去——这就是著名的“教育漏列中医案”。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湖州府德清县城关乡南埭村人,是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清道光进士,官至河南学政,被罢官后侨居苏州,主讲紫阳书院。晚年又主讲杭州诂经精舍。他是晚清有影响的学者,一生孜孜不倦致力教育,辛勤笔耕,著有五百卷学术巨著《春在堂全集》,其中包括1879年发表的、对中医提出激烈批评的《废医论》。像俞樾这种有影响的人物,为北洋政府谋划“漏列”案,对于中医产生着强大的刺激。
“漏列”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轩然大波。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率先发表言论:“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自此拉开了中西医第一次论争的序幕。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并不因有人反对“漏列”而罢兵,干脆站出来,直接、公开地提出“废除中医中药”。
废除中医?中医如何能让!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强烈要求将中医纳入医学系。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医药界来京请愿的“阵势”,对政府“漏列”形成威胁,形成了压力。迫于压力,政府只得一面搪塞说“废除中医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
在这次“漏列案”论争中,梁启超先生是支持俞樾和政府,坚定地站在了西医一方的。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介绍一下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很多免细述。广东新会人,是戊戌变法的领导人之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甲午海战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随后,康梁与光绪帝发动的戊戌变法,归于失败。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梁先生却成了晚清至民国“两朝”的风云人物。他有一支“带情感的笔”,写出的文章说理明晰,情理交融,交口称赞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至民国年间,梁先生的政治或学术著作一经发表,即刻风行当代。梁先生振臂一呼,便会“应者云集”。梁先生登上讲台,蓝袍青褂,身材魁伟,有些秃顶,却是红光满面,眼睛奕奕有神,讲演有许多手势,以助表情。梁先生的记忆力很惊人,引用书文时,并不看原著,便成段诵出,背不下去时,便指叩前额,当当作响,忽然又接着讲下去。
民国之内,上至总统,下至平民,觉得不听梁先生的话,肯定要犯错误;梁先生的弟子杨鸿烈先生曾撰文回忆:1921年,一个奥地利提琴大师来京演出,梁启超便在《晨报》上撰文推荐,指出,如果不前去东城真光电影院聆听这位音乐家演奏西洋名曲,便是没有文化水平的野蛮人!于是北京大中学生典当衣物,都去购买售价昂贵的入场券。大总统黎元洪也认为自己决不是“野蛮人”,竟在影院包了一厢,携带妻妾眷属,前往捧场,并向西洋音乐家赠送鲜花大提篮。由此,可知梁启超先生的影响有多大。
梁启超先生支持政府“漏列中医”案,是坚定不移的。尽管全国的中医界请愿上访,要求罢黜“漏列”,使中医“合法办学”,反对“陋列”的时间,断断续续持续了十几年,“漏列”案在梁先生、余樾等人的支持下,得以维持,中医界的努力没有成功。可是,历史忽然向我们开了个玩笑,给了梁先生一个“含着冰冰不说凉”的难堪结局,同时也成就了梁先生为坚持真理、支持西医而大义殉身于医学科学的赫赫英名。
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毒症入北京协和医院。经X光透视,医生诊断为癌。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问医生:“不一定是癌吧?”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再问:“怎么治?”再答:“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然看见其中有一樱桃大的黑点,但却不是癌症。要命的是,割除一枚肾脏之后,病人尿中仍旧带血,协和却查不出病源所在。
梁先生术后继续尿血的原因,说法不一。但比较一致的说法是,错切了健侧肾脏,被人戏说做“割错腰子”。 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一经传出,舆论大哗,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
原来,梁启超入院前,曾请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把脉,诊断说“不是急症”,不就是尿里有血吗,“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现在,在西医那里割掉一个肾之后,得出的结论也是“无理由之出血症”。 梁仲策的《病院笔记》中对西医的过失也略有微词:“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 中医陈西滢则乘机火上浇油、偷梁换柱,硬是把西医“割错腰子”说成是“拿梁先生作试验品”。徐志摩也起哄,他在《我们病了怎么办》一文中也提到:西医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标本看”。大概,徐志摩先生也认为,那不是“割错腰子”,而是拿梁先生的腰子“当标本”。
7月5日,一贯反对中医的鲁迅先生,发表了《马上日记》,开篇便将矛头对准反对西医的徐志摩等人:“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
梁启超先生为了维护他认为很科学的西医,减少不良影响,在手术后的三年中,曾经按西医之说先后拔掉七颗牙齿和饥饿疗法为代价,试图用西医治法治好尿血证。可是,当时的西医还在发展中,总是难以尽善。于是,梁先生那残缺的躯体越来越瘦,尿血症状也有增无减,最终还是寿终正寝了。令我们肃然起敬的是,梁先生去世前一个月,在反对西医的声音越来越强烈的关键时刻,先生写了一份英文声明,题目是《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他写道:“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梁启超先生之所以为协和辩护,一方面表现了他对中医的不支持态度,一方面是不希望别人以他的病为借口,对西医横加指责,阻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他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哦!梁启超,一个中国戊戌变法的领袖,一个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学问家,宁可忍受西医“误诊误治”给自己造成巨大病痛,也不随风倒去说西医的一句坏话,还违心地说“好了许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现代科学精神,这是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这是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惜牺牲的精神。许多医生和治学问的人,所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
中西医第一次论争,就以北洋政府不更改“漏列”、梁启超先生大义殉身为结局,宣告了中医的失败。

《中医的走向》之七:中西医第二战 中医告胜

七、中西医第二战 中医告胜
打开尘封的民国历史,在中医与西医的争端中,总是演绎着许多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和铮铮铁骨的风云人物。不管这些人物的观点是否准确,他们都曾为捍卫自己追求的事业,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精神风范,令人钦佩。其中1929年的“旧医登记案”,中医和西医,就彩排了一幕“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新编“中西医争端历史剧”。
“五四运动”后,中西医之间的论争非常激烈。一些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志士仁人,表现出了对中医严重的鄙视态度,下决心要取缔它。比如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把中医当作笑料来讥讽,他自编了一幅“骂中医”的春联,上联说:“爬山、吃肉、骂中医,年来心不老”;下联道:“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从这时,“骂中医”成了新觉悟知识分子的“饭后运动”,也成为了我们回味历史时,一椟有趣的历史“遗存”。
1929年初,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卫生部长薛笃弼,主持召开一次“全国中央卫生会议”。据后来反对该会议的中医们说:“名曰‘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只限于各个通商大埠的医院(西医)院长、个别著名医生以及很少量的卫生行政人员”。这次会议通过了“民国政府的《废止旧医案》”。由此开端,把隐藏着的“反对中医”、“维护中医”两股暗流激发出来,展开了中国历史上,中西医的第二次大论争。论争,直接关系到中医的存亡。
这次“废止中医”问题,是由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的,列出了限制中医开业、不准中医办学等限制。通过之前,薛笃弼考虑到该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权衡再三,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就改成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在实施办法上,也缓和了许多。主要规定了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通过的这个提案,虽然比俞云岫等人的原始提案缓和了许多,但废、限中医的原则已经肯定。余云岫等人,也只得屈从部长意见,支持通过《规定原则》。那么,余云岫,何许人?
余云岫(1879～1954),名岩,号百之,浙江镇海人。自幼家境穷困,六岁入乡塾读书,青年时入浔溪学堂,毕业后于1905年公费赴日留学。次年先入日本体育会肄业,再入东京物理学校,1908年入大阪医科大学习医。1911年回国参加救护工作。1913年再度赴日并于1916年毕业回国。先后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商务印书馆编辑,后开业行医。曾担任中华民国医药会上海分会会长、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在医政两界颇有影响。建国后,1950年5月,余云岫被聘为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委员会华东分会的筹委和特邀代表。1951年至1953年,七十多岁的余云岫还担任了新中国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1954年1月3日病逝于上海同济医院。
年轻时的余云岫洞察了中国科学落后、国家贫穷、“中医愚昧”的现状,带着报国之志到日本求学。在日本读书期间,以勤奋好学著称。余云岫洞察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汉医遭到废止,日本医学得到全新发展的经验,受到强烈的震惊和启迪。他把在日本学到的西洋医学和早年学到的中医进行对比,觉得中医很明显的相形见拙。于是,发出了“长习新医,服膺名理”的感叹,立志以医学革命为毕生追求,下决心回国后取缔中医、推广西医。1916年,余云岫春风得意地从日本毕业回国,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医学革命。
早在“中西医第二次大论争”之前,余云岫就著作了《灵素商兑》,全书约二万五千字,是一部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医的奠基之作。为消灭中医而“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他在自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或问馀子曰:“《灵素商兑》何为而作耶?”曰:“发《灵枢》、《素问》之谬误也。”曰:“自人体解剖之学盛而筋骨之联络,血管、神经之分布,脏腑之位置功能大明。自显微镜之制兴,而四体百骸之微妙无不显露。于是乎,官骸脏腑之关系日明,而生理病理之本源流末渐得其真相,至于今日大都已为定论。洞然豁然不容疑虑。《灵枢》、《素问》数千前之书,以粗率之解剖,渺茫之空论,虚无恍惚,其谬误可得而胜发乎。”曰:“撷其重要而尚为旧医称说之中坚者而摧之也。”客曰:“空谈不敌事实,今者新医日盛,见地日确,前古荒唐无稽之学,将日就湮没而自尽,不攻而自破。此篇不作可也。”曰:“灵素之杀人四千馀年于兹矣,今幸真理日明,混沌荒谬之说日就衰微,而蓬曲拘滞之士,固强顽钝之人,犹复据守残喘,号召于世,日以汤药圭刀戕人之生,夺人之命,鳏寡人之夫妇,孤独人之父子,其惨狠阴毒,有过于盗贼虎狼兵戎刀锯汤火枪炮者矣。”
他认为“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灵素之渊源,实在巫祝”,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甚至把中医的一切临床效果都“归纳到‘幸中偶合’四个大字里”。作品把中医称之为“杀人的祸首”,要“坚决消灭中医”,“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国际地位的“迁善”也无从谈起。因此,“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在本文看来,余先生的《灵素商兑》是一部摆事实讲道理的战斗作品,处处体现着先生的爱国热情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但存在一些错误。错误之一,脱离了古代的社会背景和科学背景,没有肯定中医学在远古时代的科学性质和科学作用,没有指出它是过时的科学。错误之二,没有把中医学和中药学严格区分开来,而是混为一谈。无形中埋没了和错误的评价了中药对人类健康的治疗效果和的历史作用。另外,《灵素商兑》用相当刺激的言辞,非常激烈的批判中医,激怒了全国中医界,最终使余先生的满腔爱国情怀,付诸东流。由此来看,《灵素商兑》在当时不具有可行性。可是,余云岫先生还是以《灵素商兑》为理论基础,向政府提出了废止中医案的提案。
当时,中西医之间的敌意非常深刻,远远深过了当时文化领域中的各种争端,几成“两军对垒”之势。争端的焦点是对《规定原则》的坚持与取消。余云岫的西医阵营,要坚持“登记案”,中医阵营要取消《规定原则》。于是,以此为“药引子”, 中医、西医双方,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波及全国的中西医学大论争。
西医阵营的主将有四个,俞云岫领衔,其次是名医陈存仁、褚民谊,最后一位是卫生部长薛笃弼。薛笃弼是西学出身,但比起其他三位来,“土”一些,不过此人虽土,实战经验丰富,脑子很灵活,不希望激化矛盾。他对于中医、西医自称“两不相袒”,这也是大辩论中,西医最终落败的一个重要条件。
议案一旦实施,中医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因此,提案刚公布,首先便遭到了上海中医界的反抗。同时,全国各地,几乎所有中医都极其反感,许多城市的中医界,都组织起来,进行了游行、集会和抗议活动,很快形成了风起云涌之势,表现了这一时期保守势力的强大和顽固。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并组成请愿团,到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规定原则》议案。有些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说是,“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提出了许多口号,声援中医。南京方面的中医阵营中,名医、名家非常多,领头的就有名医张简斋。张简斋带领南京中医药界举行游行抗议、请愿,声势逼人,迫使国民政府宣布撤消了“废止旧医案”的《规定原则》。张简斋,何许人?
张简斋,(1880～1950)名医。祖籍安徽桐城,生于南京中医世家。30～40年代末,曾任中国国医学会理事长,南京、重庆中医师公会理事长,南京中医学校校长,行政院卫生署中医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幼承家学,20余岁医术已崭露头角,50岁以后在医学界负有盛名,有“南张北施 (施今墨)”之称。张简斋精通中医理论,临床经验丰富,尤擅妇科、儿科,诊断正确,用药大胆,敢于创新。他以治病救人与爱国爱人为心志,受到各方面的敬重。但是,张简斋先生没有出过国,很少接触西医,不了解西医的科学性。他也没有像林则徐那样睁开眼睛,去看看世界的医学发展趋势。所以,在这次请愿活动中,他成为南京方面“中医阵营”的“主将”。
这时,南京国民政府本来不愿意为一些无关紧要的具体事件,引起社会较大的动荡,加上时任卫生部长的薛笃弼,又是一个求稳怕乱、左右逢源的老好人,就更是急于将这场出乎预料的风波尽快平息下去。就在中医阵营不断游行、请愿的情况下,他动摇了“废案”立场,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向请愿代表当面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不久,请愿团收到了国民政府的文官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这一来,余云岫等西医阵营的一腔热血,化为乌有,一个个愤愤不平、倍感龌龊。这种情绪,被一家报社评论为“掐败”。西医们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有的自编对联云:“如今学得乌龟术,得缩头时且缩头。”于是,西医阵营,把胆小怕事的卫生部长薛笃弼骂做“缩头乌龟”,以发泄不满情绪。
第二次中西医论争,以中医界的胜利、西医界的退缩而告终。得胜回师的中医界,在欢庆胜利之际,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然而,中医的胜利,只是形式上的,不是内容上的,更不是实质上的。中西医之间真正的胜败,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长期医疗实践的对比之中。中医阵营虽然取得了这次胜利,但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战地救护、抢救伤员、传染病防治等方面,被西医阵营震慑得节节败退,溃不成军。3月17日的“中国国医节”再也没有了“庆祝”的必要。
至解放初期,中医们看着西医的“新手段”,好一番模仿,他们自觉地挂起了西医的听诊器,背起了西医的出诊箱,装进了西医打针的针管子和西药安瓿,对发烧的病人先试脉、后打针,再开中药。这种情况,有力的表明了中医们的自愧弗如与尴尬无奈。

《中医的走向》之八:中医基本消亡了

八、中医基本消亡了
人类历史走进21世纪,中国还有中医吗?这个话题很沉重,但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根据《健康报》一篇文章刊载的数字,我国传统中医,1998年是5000人,到八年以后的2006年减少了90%以上,总人数不足500人。现在,又过了两年,传统中医还有多少人?可想而知。即使还有几百人的队伍,大都已经年迈,告老隐退,而且散布在偌大中国的13亿人口中,犹如凤毛麟角,与“没有中医”只是席地之别。所以说,数千年的传统中医学,在自己的故乡中国,已经基本消亡了。
很多人会说:“怎么会没有中医呢?中医医院里的那些大夫,都是中医呀!”是的,如果按拥有中医师、中药师以上职称的中医药人员的人数统计,大概全国还拥有45万人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哦!也正因为有了这个数字,也才有了当今中医去留的新论争。比如著名的科学家何祚庥院士,就多次指出中医是“伪科学”,应当取缔。于是,取缔中医的声浪,此起彼伏。而事实上,传统中医学已经基本上消亡了。所以,这样的论争颇显多余和无味。至于,各级中医医院里的“中医”,只不过是一些会开中药方的西医。
中医医院里,坐在门诊上、巡视在病房里的医生们,他们虽然都拥有“中医师”、“主治中医师”、“副主任中医师”、“主任中医师”的种种职称,但是你看一看他们的样子,就知道那不是真正的中医。他们挂着西医的听诊器,开着西医的化验单,给病人做着西医的CT、心电图、磁共振、钡餐透视、胃镜……像西医一样的给病人打肌肉针、输液、输血、做着各种手术……这些诊断、治疗的方法,和西医一模一样,没有区别,他们是中医么?他们能算中医么?
有人会说,医生的诊断桌上摆着“小枕头”(中医称“脉诊子”),给病人摸着手腕试着脉,也开中药处方,怎么能不是中医?是的,为了打出中医这面旗,人们费尽了心思。先说试脉。许多人对中医、西医的严格区别不明白,只是凭着是否给病人试脉,来判断他是中医、西医,觉得给人试脉的就得算中医。这,可不是标准!
既然用试脉(中医叫切脉)来诊断疾病,何必开出许多化验单,何必再去做CT呢?多此一举!大概,那试脉的大夫,就连自己也知道试脉的诊断,远远比不了现代化仪器诊断来得快、来的准确。所以只是为了趋炎附势,迎合不懂得什么是中医的病人,对神秘中医学的好奇和尊敬,有意识摆出试脉的样子,表明自己的中医身份而已。只可惜,有的“中医”,就连王叔和的《脉经》、李时珍的《频湖脉学》,这些切脉的主要典籍都不一定认真读过,不一定背诵下来。有的甚至就连脉学上的“寸关尺”都弄不准确,说不出“浮沉迟数”“四大脉象”的具体表现。这种仅仅摆出试脉样子的医生,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医,只是挂着“中医”幌子的西医;至于他开出的中药方,需要另当别论,因为那处方上的药物是中草药,属于中药,不属于中医。
有人说,中医做CT,那是“中西医结合”、“互相借鉴”,那是为了发展中医、实现“中医现代化”。对此,我们不能赞同。现代仪器的检查结果,只能得出西医的诊断,是绝对得不出中医诊断结论来的。那CT片子和化验单上,既不会有“某某风”,也不会有“某某火”,一准都是西医的诊断、西医的术语。所以,每一个仪器诊断,都是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否定,都是对中医诊断的颠覆。
我们不是不赞成实现中医现代化,问题在于怎么样实现,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那些奢谈中医现代化的人士们,如果能够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发明一些属于中医、不属于西医的检查仪器,那就好了。让这些新发明的中医仪器,或者让现有的西医仪器,表现出“四大典籍”、《脉经》、《频湖脉学》上描述的各种复杂脉象,并且以影像的形式显示出来,再套用阴阳五行、气血、脏相、“八纲”理论,取代中医的切脉,做出符合中医理论的诊断,那将是令人信服的“中医现代化”;奢谈中医现代化的人士们,也可以发明出某种仪器,或者运用现有的西医仪器,用之于中医临床,显示出“肾虚”的程度,“肝火”的强度,“中风”的风力风向,“气滞”的影像,“脾湿”的湿度以及经络循行的动态视频、经络罹病的影像图片等等,那一定会有利于中医病名、病邪的具体化和量化,绝对有利于恰当的实施汗、吐、下、和、清、温、消、补的治疗“八法”,那样,不仅使中医实现了现代化,也会极大的发展中医理论。可是,很遗憾,改革开放30年了,在高速度实现了现代化的中国,时至今日,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中医仪器。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中医在使用西医诊断仪器时被西医俘虏,只是中医的不断西医化,只是中医从理论到实践的消亡。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一切把中医使用西医仪器现象、把中医西化的事实说成“中医现代化”的言论,都是没有道理的,都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医必须坚持望闻问切的“四诊”,才是中医,不应该使用西医的仪器诊断,一旦使用仪器,他就变成西医的俘虏,就不再是中医了。如果我们把“中医”使用仪器诊断,看作是“中西医结合”、“互相借鉴”,看作是对中医的“发展”,那就大错特错,这种“结合”、“借鉴”和“发展”,只能是促进西医从基本理论上全面吞没中医,只能是把真正的中医完全彻底的驱除出医疗市场。
中医、西医,是无法互相对话的两门不同科学,各自的发展方向属于南辕北辙,越是发展,距离越远。它们之间,只能彼此吞没,无法互相借鉴,也无法进行结合。借鉴和结合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一方取代另一方,一方征服另一方,不会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借鉴”、“结合”与“发展”。所以,实现“中医现代化”,既不符合中医自身的基本理论要求,也一定会出现西医取代中医、吞没中医的怪现象。
比如,中西医对大脑的认识和对待,就很能说明问题。传统中医学,一直没有介绍大脑的生理解剖,没有把人的大脑列入五脏六腑的范围,没有进行大脑的功能精辟论述。因此,现代人熟知的高血压、脑溢血、脑瘤这些病名,在中医学的典籍上都是找不到的、不存在的。当然,这不等于说中医对脑溢血之类的病就没有认识,只是说,中医的认识非常局限、非常抽象,与现代医学根本无法沟通。在中医学的病因学中,第一项就是“风”。脑溢血便属于“风症”,叫做“中风”。就是说,脑溢血病人忽然口眼歪斜、不省人事、全身抽动等,不是因为脑血管发生了意外,而是因为中了外界的一种邪风。一般分为两种,即闭症、脱症,治疗的方剂则分别为参附汤、小续命汤。如今,中医若是给脑溢血病人做CT,可以肯定,CT片子上只能显示出脑溢血的位置、范围等,永远显示不出所“中”之“风”的影像。CT片子上既然没有“风”,那就得放弃“中风”诊断,服从西医的“脑溢血”诊断。于是,这两种完全不可沟约的医学,在这里发生了严重的碰撞。
所以,我们的“中医”,没有理由不去放弃 “四诊”,没有理由不去放弃中医的“中风”诊断,没有理由不屈从西医“脑溢血”诊断。服从之后,这是中医现代化么?不是。这是放弃中医基本理论和基本诊断方法,向西医做出的妥协,这是中医蜕变成为西医的现实。
这么一分析,我们不难知道,当今的中医医院里已经很难找到传统的中医,所谓的“中医”,不过是一些有着中医职称的西医。难怪一位台湾来大陆的客商感慨地说:我接触过许多中医院的医生,他们满脑子西医的概念,只是开药时,中、西药都开。最常见的做法是“西医的诊断,中医的处方”。
中医医院里,这些一面给病人做着西医的仪器检查,一面试着脉、开着中药方的医生,是中国现阶段的一种职业。中医学的消亡,不是这些医生的过错,他们都是为病员服务的医疗卫生工作者,本文对他们的职业、做法和处境,给予深切同情。他们在使用了西医的仪器检查后,其诊断符合率比起单纯的望、闻、问、切来要高出一些,清楚一些,明了一些。而且,在某些疾病的治疗上,打针、输液、做手术都会发生,既用中药,也用西药,效果上,有时还会超出西医一截,甚至还能令西医吃惊。所以,中医医院的生意照样红火。只是,我们客观地看到,“中医”们这种看似不伦不类、杂杂和和的诊疗方法,与传统中医相去甚远,与他们的中医职称极不相称,常常令人困惑不解。
困惑之余,为了分清“中医现代化”和“中医蜕变成西医”的界限,我们可以界定一下传统中医的基本条件,即“四个必须”。第一,必须运用中医最基本的望闻问切(四诊)诊断技术,依照古医籍中阴阳五行的基本理论原则,进行辨证论治;第二,必须按照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八纲”,确定风、寒、暑、湿、灶、火这“六淫”、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的所在脏腑、经络的位置,做出符合中医术语的中医诊断;第三,必须避开西医的“实验室诊断”模式,拒绝使用“炎症”、“脑瘤”、“心肌梗塞”、“高血压”之类的西医诊断名称;第四,必须遵照理、法、方、药的各项要求,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开写出中药处方。要拒绝西医的打肌肉针、打吊瓶、开胸、开腹和颅脑外科手术等治疗方法,避免西药混入。以上“四个必须”,缺一不可,只要缺少了,就不是传统中医。
传统中医,前面的作古了,后面的蜕变成西医了,剩下几个年迈老人,放在13亿中国人的海洋里,不可能撑起中医的半壁江山。所以,中医学的基本消亡,已成事实。
面对中医学基本消亡的局面,有的省份采取了一些抢救性措施。谋省规定,从2008年开始,每年一次,对所有在职各级“中医师”,进行年度考试,考试不合格的不许上岗。考试的主要内容限定在《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和《温病条辨》这四大经典上。笔者认为,这种考试虽然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整个医疗卫生工作现代化的西医大环境,已经覆盖了几乎所有的医疗阵地,对中医学的各种抢救措施,迟早会付诸东流的。
一切事物,都有着它自己的兴衰规律。某些先进的东西,取代落后了的东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像基本消亡了的中医学,如果抢救过来,让它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和古代医术,像参观兵马俑一样的予以欣赏、玩味,是完全可以的。如果企图让它赶走西医,取代现代医学,实现“医疗全面中医化”,那不仅是倒退,而且是徒劳。

《中医的走向》之九:中医教育,也消亡了

九、中医教育,也消亡了
目前,我国的中医院校,从数量上说还是很可观的。但是,脱离开西医的理论、仪器和诊断模式,单纯进行传统中医教育的中医院校是没有。我们的中医院校,西医、中医都是要学的。在课程设置上,有的中西医各占一半,有的中医占六成,西医占四成。还有一些是“倒三七”、“到四六”的。由于西医在现代社会的强势作用和极其广泛的普及效率,使我们的中医教育,不可能跳出现代医学的重重包围,单纯的去搞古老的阴阳五行、营卫气血和脏腑经络。于是,两种不同医学的不可沟约性,一经进入教师、学生的脑海,天天发生着剧烈的碰撞。碰撞的结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绝大部分中医学生的西医化。有没有不被“西化”的中医学生?如果说有,那是极个别现象的,没有代表性。
实践证明,在中医学的教育中,“中西医结合”,是一个善良而缺少科学精神的主观愿望,真正落实起来,就会走向反面,造成西医吞没中医,最终取消中医学。中医院校的中医教育,都打着“中西医结合”的旗帜,走着弱化中医教育的道路。有不少学校设置的西医课时超过了中医课时,把对西医理论的学习和理化知识课程,确定为必修课,把中医经典课目降低成了选修课。有的中医院校不提倡学习中医的医古文,而是把学习英语放在重要位置,必须要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的,英语不合格的不准毕业。中医学生学英语,不是不可以,如果是为了将来把我们的中医学,传播到西方去,那是无可非议的。事实并非如此,就连起码的医古文和著名的医籍都不知道,又何谈“传播中医”?中医学生学英语的验证结果,无非是中医成分越来越少,“西医化”的速度越来越快。结果,在中医教育中,强势文化的西医,残酷的覆盖了弱势文化的中医,我国的中医教学,呈现了严重的西医化。
学西医的学生,由西医老师来教,这很正常。可是,在中医院校里学中医的学生,有些也是由西医来教。这,当然就不正常。可是,这种“不正常”,已经坚持了多年,慢慢就变得“正常”起来。如今,我们中医院校的西医老师,还比较普遍,已经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这规矩,令人吃惊不小、汗染裙须。中医院校的老师,为什么不用中医来担任?因为,在咄咄逼人的西医面前,中医失去了绚丽多彩的光环,慢慢退出了医疗市场。原有的那些知名的老中医已经陆续作古,新生的中医早就变成了虚摆着中医招牌的西医。现在,中医院校聘任老师,已经找不到真正的不沾染西医理念的中医,能担当中医老师的人才,已是凤毛麟角。即使找来几个,皆年事已高,力不从心,难以胜任。中医后继无人,中医教师队伍出现了严重的断档空缺,可是,中医的教育工作要继续。面对现实,中医院校的老师只能由一些懂一点中医的西医,来充当中医老师。于是,中医院校的毕业生,绝大多数是中医的名分,西医的坯子,中医的学历,西医的技术。
中医院校的课程安排“弃中学西”、异化培养中医学生的现象,使西医堂堂正正地“取代中医”、“取消中医”,无意中酿成了中医的夭折。所以,有些“中医”毕业生,作了“中医师”后,居然不懂得中医的望闻问切,不懂得中医的“八纲、八法”,不懂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和辩证施治,甚至就连《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温病条辨》等一些中医的经典著作,都没有认真读过。他们所知道的,大都是西医,也许还能背诵几个“汤头歌”,以用作开处方;据说,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们,把西医文化看成是一种时尚,把中医学抛至脑后,有不少人干脆改行,“弃中学西”了。一些做了“中医”的毕业生,对中医的望闻问切和针灸、按摩、拔火罐等,也很陌生。这是因为在学校学习期间,把时间花在西医上造成的。据反映,在中医医院就业、工作的中医院校毕业生,普遍不会用传统中医的思维方式诊脉看病,对照中医标准衡量,不合格。而对于西医的实验室诊断仪器,却是能开出“化验单”,也可以看懂化验结果。
于是,就在我们的中医院校里,教出了不懂中医的“中医”学生。这样的“中医”学生,只是包裹了一层中医的外衣,里面的内容是西医加上中药。中医医院里的“中医”,同西医一样的学会了使用西医的一切诊疗手段,给病人开处方时,或者开中药、或者开西药,基本上表现不出中医的特点来。有调查显示,目前,在各级各类中医医院的、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中,经过西医系统进修的,占96%以上,他们对现代医学知识的熟练程度,已远远超过中医药理论知识。
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在中医院校学得的中药理论知识,却是非常有用的。他们在校期间学过的中草药、方剂学、汤头歌,用在临床上,成为他们的重要特征。在事实上,一些综合性医院的西医,由于过去我们曾经比较普遍推动过“西医学习中医”的风潮,留下来一些成果,至今发挥作用。所以,有些西医,也是会开几个中药处方的。但是,“西学中”的医生们,大都不赞成中医的诊断,却赞成中药的疗效,所以常常在临床上摒弃中医理论,倾向中药治疗,进行“西医的诊断,中药的治疗”,使二者相得益彰、优点互补。
他们表现出的,不是西医和中医的结合,而是西医和中药的结合。这些经历过“西学中”的西医,若论开中药方的技术,并不比“西化中医”差。有些中医院校毕业生,看到西医也能开中药,大开眼界,见异思迁,不愿从事“半瓶醋”的中医工作,千方百计地跳槽,希望放弃“半

《中医的走向》之十:中医的社会属性

十、中医的社会属性
曾几何时,在反复发生过的中医去留论争中,“取消方”抱着一腔爱国热血,心中非常主壮,但却要承担“卖国”的恶名。“支持方”常常大动肝火,向对方猛烈攻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事情过去了,当我们冷静地观察后才知道,论争的双方都未必持有恶意,只是为某种缠丝抹挠的“中医属性”所困惑,捋不出头绪来,所以都难于说服对手。
中医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自己的属性。
中医的属性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属性,一类是社会属性。中医的自然属性,是在与中国古代经验医学的比较中,显示出了自然科学的属性。不论是它的诊断还是治疗,各方面,都在崇尚大自然的前提下,摒弃了巫医、神婆的“有神论”理念,显现出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实践着实实在在的治病法则。中医学的自然属性,作为一门自然科学,不再赘述。这里要弄楚清的是中医的社会属性。弄清中医的社会属性,是解决中西医论争的锁钥。
中医的社会属性,既牵扯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也关系到中国人民的传统文化习惯。在过去和现在的“取消中医”论争中,由于没有对其属性进行严格区别,“取消者”要取消的,似乎是中医的全部,或者被“支持者”认为是全部取消,所以伤害了一些人的民族感情而引起了“公愤”。事实上,在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的今天,中医的自然属性已经远远落后于西医,所以基本上已经消亡,而中医的社会属性却永远不会落后,其发展势头依然非常强劲,在世界上一直拥有领先地位。所以,中医的社会属性是不可以、也不应该取消的,中医的社会属性完全应该保留下去、存在下去,发展下去。
中医的社会属性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民族属性,二是文化属性。
(1)中医的民族属性
中医起源于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群雄逐鹿之后,炎帝失败南迁,死后葬于湖南。炎、黄两大部落遂融为一体,成为当今黄皮肤、黑眼睛的华夏主体民族。从黄帝时期发源的中医,为华夏民族的生老病死服务了五千年。中医铸就的辉煌,曾经影响到朝鲜、日本、印度、蒙古、越南等国家,并且在这些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和改造,成为当地的基础医学。比如日本的“汉医”(明治维新时被废除),南朝鲜的“韩医”等,都是以中医为基础的医学。我国最著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医也曾经从印度、古代突厥、巴基斯坦等外帮,舶来一些药物和疗法,丰富了自己。陈先生曾经说:“寅恪少时亦尝浏览吾国医学古籍,知中医之理论方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这些舶来的医术,被中医消化后,丰富了本土的中医学,并于华夏民族一起,营造了民族医学的古代辉煌。以盛唐时期为代表,中医与中华民族一起,在周围国家民族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形成了“万国推崇”的荣耀。在人类历史上,中医学与中华民族,息息相关、融为一体。笔者以为,中医浓重的社会属性,几乎模糊了中医与中国的界限。比如中国盛产陶瓷,西方人在文字翻译中,把“中国”翻译成“出产陶瓷的地方”。由此,我们(还有西方人)是不是也可以把“中医”说成“华夏”?好像,陶瓷就是中国,中医就是华夏,于是,中医和华夏民族像是一体,很难分开。
A、中医的民族属性不是孤立的。
阴阳五行,本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理论,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比起西方黑格尔的古典哲学来,似乎并不逊色。阴阳五行的哲学理论在古代无处不在,它派生出来的古代学科很多,《易经》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同时,古代的冶炼、陶瓷、造船、建筑、农耕等技术,甚至包括“四大发明”,无不是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得以发现、发展和进步的。即使生活中常说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囤”,也是源自于五行生克哲学理论的。
以阴阳五行和藏象经络为核心理论的中医学,更加突出地属于阴阳五行派生出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学科。数千年来,阴阳五行的古代哲学理论,及其派生出来的中医学,在中国人的头脑中生根发芽,而且根深蒂固,大有永远不可动摇之势。可以说,阴阳五行、藏相经络与民族精神有着血肉联系。于是,作为民族属性的中医,有时也可以成为民族的一个象征。以至,近代以来,每当出现中医去留的论争,国人都会非常敏感的感到一种“民族危机”(尽管并不存在),很有可能要“发出最后的吼声”。经过分析我们感到,这是一种民族的自爱精神在发挥作用,而这种民族的自爱精神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医去留”的范围,超出了“中医是不是伪科学”的范围,(无限的)上升到了“生死存亡”的高度——这便是中医实际上已经消亡,而在名义上还很受欢迎,甚至还要向西方输出的一个原因。
B、支持中医是一种民族自爱精神
在中国人的头脑里,早已把“中医”一词诠释为“中华医学”、“祖国医学”、“祖宗医学”和“民族医学”,甚至,中医就是“华夏民族”。至少,人们已经把中医看作是民族的祖坟、华夏的“公墓”。客观地说,不管现在的中医比西医落后多少,不管它如何跟不上现代科学发展的新形势,不管它早已经悄悄地退出了医疗阵地,中国人还是要坚定的支持(不复存在的)中医,谁要说是取消中医、反对中医,得到的只是一片片摇头否定,甚至激烈的反抗。它有利的证明着,“中医就是华夏民族”,“反对中医就是反对中华”。有千千万万的人们,即使在自然属性的中医已经基本消亡的现在,也不去承认中医消亡的事实,不爱听中医消亡的“坏消息”,违心地说它还存在,违心的封他为“国粹”。
然而,那些极力支持中医的人们,真的生了病,就顾不得这些了,反正怎么快怎么治,怎么及时怎么治,怎么好怎么治,也就不分辨、不忌讳什么“中医”、“西医”了。以至,生了病看中医的寥寥无几,生了病看西医,让西医给做CT的,打吊瓶的、做手术的,却是人山人海。这种情况表明,口口声声“支持中医”的国人,他们所支持的,并不是作为自然科学属性的中医,而是作为民族属性的中医。就是说,中医的自然属性,人们并不十分留连,似乎可以放弃,可以随它的便,任它消失殆尽,并没有几个人真正疼得慌、受不了。每一个人到了治病的时候,都会正视现实,不管中医西医,“怎么好怎么治”就是了。可是说起来,就言行不一了,许多人会咬紧牙关不承认“中医消亡”的现实,并且大声疾呼:“千年中医,怎么可能消亡呢?”
他们的疾呼有些道理,那就是中医的民族属性没有消亡,不能消亡。毫无疑问,中医的民族属性,不仅不能消亡、不能放弃、不能亵渎,有许多还是民族的基石,民族的灵魂。于是,我们理解了国人“支持中医”的真正原因,那是一种深厚的民族感情、民族自尊和民族自爱精神。笔者认为,这种民族自爱精神虽然有些狭隘,有些虚荣,但仍然是非常可贵的。
C、民族对中医的“亚信仰”阻止了宗教的民族化
从古至今,中国始终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任何宗教都没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这是事实。呈现这些事实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民族对千年中医的信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人对于中医的深情厚谊近乎于一种“信仰”,于是,我们暂且称它为“亚信仰”。这种“亚信仰”,是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不衰、凝聚华夏儿女团结奋进的巨大力量。这力量非常宝贵、所向披靡。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实行了国家民族的宗教化,就是整个国家民族都信仰同一种宗教,国家确定某某教会为“国教”,甚至还出现了“宗教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笔者认为,一些西方国家实行宗教民族化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西方国家的医学,长期停留在经验医学的水平上,迟迟不能前进,比起中国的中医学正式形成,至少晚了1700年,那里的人民,生病长灾得不到医治,便不得不求助于宗教的力量,千年养成的求助宗教治病之习惯,一定是形成宗教民族化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而在中国,却截然不同。
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国家民族统一的宗教信仰,如果一定要说有,那就是以阴阳五行和藏象经络为核心理论的中医。西医传到中国之前,中华民族最比较一致的亚信仰,无他,唯有中医;当然,中国古代有本土的宗教,即道教。道教是从东汉末年兴起的,它尊老子为始祖、为太上老君,讲究“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实际上与中医天人合一的理论是一致的。可以说,本土的道教是依附于阴阳五行的哲学理论,依附于中医天人合一的理论而安身立命的。而且,许多得道的道士往往都是一个很好的中医师、或中药师。但是道教与中医是有区别的,主要是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区别,具体说有三点区别。一是道教主张修炼成神仙,二是道教崇尚炼丹术以求长生不老,三是道教讲究神学的“画符”。而这一些,都不是中医所主张的。道教具有对群众的煽动性,曾经多次引发出农民大起义,中医,则没有这种“煽动”倾向。
纵观中国历史,古人对中医是非常尊敬的,其尊敬程度仅次于帝王将相。按其称谓说,中国北方称中医为“先生”。“先生”一词,犹如西方《圣经》里的“先知”,是必须信赖的。中国南方,称中医为“郎中”。南方人把中医师称为“郎中”,是沿用战国秦汉隋唐时的官名,从宋代开始敬称的。“郎中”的官名始于战国,止于清代,是专门为国家或地方官府掌管车、骑、门户,充当帝王侍卫的官员,其地位相当显赫。南方人把中医敬成为“郎中”的良苦用心,所表达的是对于中医的信赖。中国人对“先生”、“郎中”如此敬称,如此尊敬,是建立在家人有病有灾,需要救治的基础上的。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即使民间未出阁的女孩子生了病,请先生看病,也得“有病不背医”,对先生实话实说,民间对中医的信任程度可想而知。而“先生”、“郎中”悬壶济世,又是人民脱离灾难、走出苦海的希望和依赖。这就形成了古代中医队伍在民间的“亚信仰”。
自黄帝以来的中国人,有了这种亚信仰,就极大的淡化了对于宗教的信任。尽管在西汉初年,朝廷曾经极力宣扬、推崇过“无为而治”的老子精神,但由于中医学的存在,老子精神终未成为民族的统一信仰,终于被董仲书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取代。直到后来,本土的道教,一直没能形成民族的统一信仰,没有成为中国的国教;从古天竺国舶来的佛教,虽然借助于道教传入中国长达一、二千年,许多帝王信佛。唐代后期的武则天,更是非常崇尚佛教,曾经封佛教的神秀为“禅宗六祖”,也做过许多法事,以帝王的名义,极力推动佛教的发展,但是,佛教却始终没能成为中国的“国教”,中国始终没有成为宗教国家,没有出现宗教的民族化。这是为什么?因为中医科学的存在,因为群众对于中医的亚信仰无法改变,各种宗教都没能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
近代以来,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在中国都有一定程度的传播,也争取了不少信教群众,但他们同佛教、道教一样,都被强大的中医亚信仰所冷漠、所淡化、所遏止、所抛弃,全都不能成为中国的国教。所以,我们可以无愧地说,中医在中华民族中的亚信仰,弱化了全民族对各种宗教的信仰,减缓了各种宗教的推广进程,阻止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宗教化。然而不可偏颇,所谓“中医阻止了宗教民族化”,自然不是中医的直接功勋,更不是全部原因,但中华民族对中医的这种亚信仰,的确是阻止民族宗教化的强大力量之一。
认识中医的民族属性,对于我们研究中医的现状与未来具有重要意义。中医的民族属性,既是民族的一种亚信仰,又像是民族的一个图腾。你看,在中医基本消亡了的今天,谁反对中医,谁就好像是挖掘民族的祖坟,捣毁华夏的公墓,就有可能遭到“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所以,在一次一次“中医去留”的论争中,在当今西医完全覆盖了医疗阵地的大环境中,国人还是在维护中医的民族属性。否定中医的阵营,其态度无论如何婉转、如何含蓄,都会引起“支持阵营”的强大反感,产生出“挖祖坟”的感觉,于是言辞激烈、慷慨激昂。“支持阵营”的这种精神,有许多是不假思索的反应、发自内心的伤感,近乎于条件反射,几近于一种本能,就连老人娃娃、大男小女,都会表现出同仇敌忾的民族气节来。
你看,支持和维护中医的声音,如同海啸中的浪潮滚滚而来,没有冷静的态度,没有科学的依据,没有说理的精神,甚至没有直面现实的理智,只是一味的“受不住”。尚不去说“支持阵营”的是非曲直,单就这种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民族力量来说,已经十分可畏和十分可贵,令人动容,令人折服,令人赞叹。它表明,中医决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它具有深厚的民族属性。所以,许多人常把它称为“祖国医学”、“传统医学”、“民族医学”。这些尊敬的称谓,一点都不过火。

(2)中医的文化属性
中医是一种文化。数千年来,中医学的许多词汇,与汉语言文字结成了血与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文字与一些中医词汇有着互相借鉴、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可以说,在通俗汉语言文字中,在民间的口语上,中医是一种植入于汉语言文字的文化,我们叫它“中医文化”。中医文化在生活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比如说“心”。中医理论上的“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心主血脉”,一个是“心藏神”“心之官则思”。然而,心脏的中医解剖位置不是在左侧,而是在胸部正中央。于是,就有了“心眼儿不长在正当中”、“心术不正”之类的刺言戏语。就有了“多长个心眼儿”,“真是个有心人”,“心想事成”,“心有灵犀一点通”等。诸如“身心健康”、“死心眼儿”、“热心肠”、“狼心狗肺”、“心心相印”、“说句心里话”等等,这些与心脏实际解剖位置和实际功能有着错位关系的词语,在中国不但不是笑料,不是笑话,不是笑柄,反倒是约定俗成的语言定式、公式和“语言定理”,是中国人起码的共同认识。而且,“心”与“胃”的解剖位置在一些中医和民间也常常混淆,许多人管“胃痛”叫“心口痛”、“心里痛”;
又比如,看见人的口唇上起了疱疹,按西医说那叫“单纯性疱疹”,是一种病毒感染造成的。可是,中国人,不论是中医还是百姓,人人都会说这是“上火了”!“上火了,得多喝点水呀”。为什么要“多喝点水”?因为中医和百姓都知道“水克火”的道理。至于“急火攻心”,“着急上火”,那就更是人所共知的病症了。中医和国人把“失火了,用水去灭火”的极浅显道理,用于治病,数千年来还具有普遍的认同心理,只要说起来,人人都是从容而顺畅,不打折扣。中医愿意这样说,老百姓乐意这样听,显得很和谐。如果你说那不说什么“火”,那是“病毒感染”,放到现在,人们已经能够当作知识来接受,若是放到建国初期,人们一准会吃惊不小,就会如听天书,不知所云;又比如“着凉”、“受风”、“心火太大”等词藻,在民间说起来,非常习惯,几乎没有人不理解。来到现在,许多产妇,明明是住进了西医的医院,让西医作了会阴侧切,按西医的接生程序生了孩子,并出院回到家,可是,有的还是要按照中医文化,防止“受风”。即使大热黄天,也要浑身上下捂得严严实实,糗在自己屋里不出门,不开电风扇、不开空调,正儿八经地“养月子”、“坐月子”。这表明,在产妇生孩子方面,自然属性的中医真的没有了,可是中医文化还有很多很多。
中医“天人合一”的理论,不仅在《黄帝内经》中作了明确阐释,在“并非医书”的《吕氏春秋》中也有记载,《吕氏春秋?有始览第一?有始》有云,“天微有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吕不韦说,“天是由微细物质组成的,地是由重浊物质形成的,天地合和,这是万物得以生成的重要途径。”这种“天地合和”的理论,与中医的“天人合一”理论,大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只有表述角度的差别,没有根本性质的迥异。所以,中医,属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中医的经典著作,都是用汉语言文字写成的,它的写作手法,既有韵文也有骈文,具有很好的论说性。仔细阅读这些医学经典之后,就就会发现,他与儒学上的四书五经都是吻合的,不矛盾的,同时,它与诸子百家的一些论著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伤寒论》这样说:“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这样的描述方式,描述理念,与《论语》、《孟子》如出一辙。再比如《药性赋》这样说:“宽中下气枳壳缓而枳实速也,疗肌解表干葛先而柴胡次之”,看,这是多么公正而对仗的赋作!所以,许许多多的医学经典,本身就是很好的古代文学作品,有时中国古代医学和中国古代文学是不能严格分家的,中医,不光是具有文化属性,它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的许多人都知道教儿童学《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以便让下一代人了解祖国的传统文化,可是却很少有人让儿童学习《医学三字经》。殊不知,在清朝和民国年间,一些有条件读书的孩子,不仅要学习《三字经》,还要像背诵儿歌那样背诵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人百病,首中风,骤然得,八方通……”。也就是说,学文化应该包括学中医。于是,中医就拥有了广泛的文化基础,有了广泛的文化认同群体。上溯到晋朝书圣王羲之,在他的《杂帖》中说:“吾涉冬节,便觉风动,日日增甚”。说的是王羲之每经历立冬这一天,就会觉得“风动”,那实际上是“风疾发作”的症状。王羲之不是中医,却懂得“风动”,说明中国古代文人,许多都是懂中医的;如今我们常说的“风湿热”、“风疹”等西医病名,也是在把英文的西医翻译成中文时,为了让中国人看得懂,借用了中医的“六淫”词藻,按照中医的语言习惯沿用下来的。所以,中医在它的文化属性上,纵向可以上溯到远古,横向可以逼迫西医翻译名词中国化、中医化。
于是,中医,这个沉重的话题,除去它的自然科学属性外,还有社会意义上的“民族性”、“文化性”。总之,除了“自然中医”,剩下的都是“社会中医”。社会中医具有民族属性和文化属性。社会中医,是中医的自然属性以外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些历史文化积淀,在中国沉积了数千年,曾经酿制出民族的煌煌,赢得过洋人的欣赏学习,我们为此而感到自豪。在当今时代,在自然中医基本消亡了的时代,社会中医还非常挺拔的生长着。现在,我们要解决的,是实事求是地承认“自然中医基本消亡,社会中医仍然存在”。只有首先承认这些事实,才有可能正确评判“中医问题”,才有可能正确认识中华医学的发展方向和光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