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ARS看《素问遗篇》对疫病发生规律的认识

摘要:本文以SARS为借鉴,对《素问遗篇》“三年化疫”的理论进行阐述。认为重视前人这一宝贵经验,对今后的防疫治疫有重要的意义。


《黄帝内经素问》中的“刺法论篇第七十二”和“本病论篇第七十三”两篇,在王冰注《素问》时注曰“亡”,但北宋林亿等在《新校正》中提及当时有《素问亡篇》的流传,此后刘温舒《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中附有此两篇原文,署为《素问遗篇》。对此两篇遗文,后世大多认为出自唐宋间人伪托,因而不与《内经》同等看待。明清一些《素问》的注本如《素问吴注》、《素问直解》等多舍此两篇不注,因而对其中有关“三年化疫”的理论,也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2003年SARS发生以后,我们以SARS为借鉴,对历代中医治疗疫病的文献作了一次回顾性研究。在重温《内经》运气学说时,意外发现在《素问遗篇》中,竟已明确指出:若三年前的庚辰年出现气候的不正常,癸未年(今年正好是癸未年)将发生肺性疫病的大流行!兹将《内经》原文摘录于下:

假令庚辰,刚柔失守,上位失守,下位无合,乙庚金运,故非相招。布天未退,中运胜来,上下相错,谓之失守,……如此则天运化易,三年变大疫。详其天数,差有微甚,微即微,三年至;甚即甚,三年至。……三年变疠,名曰金疠。(《素问遗篇·刺法论》)

此段经文的大意为:假如庚辰年的运气之间的阴阳刚柔关系失调,乙(阴金)庚(阳金)之间不能呼应相招,上一年的布天之气(指己卯年的司天之气阳明燥金)未退位,中运的胜气(指火气,火克金)出现,这样上下气运的位置相错(表现为偏燥偏热),就叫做“失守”。天运的这种变化,三年后可以演发为大疫流行。详细推算其天数,有“微”和“甚”的差别,但不管微和甚,都是三年左右的时间。三年后变化产生的瘟疫,名叫“金疠”——肺的传染病。

假令庚辰阳年太过,如己卯天数有余者,虽交得庚辰年也,阳明犹尚治天,……即天阳明而地太阴也,故地不奉天也。……火胜热化,水复寒刑。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下乙未未得迁正者,即地甲午少阴未退位者,且乙庚不合德也,即下乙未干失刚,亦金运小虚也,有小胜或无复。后三年化疠,名曰金疠,其状如金疫也,治法如前。(《素问遗篇·本病论》)

此段经文的大意为:假若庚辰年的年运阳金太过,如果上一年己卯年的司天之气有余,虽然到了庚辰年,仍然是己卯年的司天之气“阳明燥金”在位主持(天气偏燥),形成天气阳明燥金而地气太阴湿土的不相配合的局面,因此是“地不奉天”了。因火胜而天气变得较热,并可出现寒水来复,刑克火气。天运的这种“乙庚失守”,此后三年可变化产生“金疫”。快到壬午年,慢到癸未年,“金疫”就来了。另一种情况是,下位乙未在泉之气未得迁正,即上一年(己卯年)的在泉之气甲午少阴君火未退位,亦属于“乙庚不合德”,即柔干乙未失去与刚干庚辰的配应,亦属于金运的“小虚”,可能会出现火气的小胜(下半年气温稍偏高),可能不会有寒水的刑复。后三年化生的流行性疾病,名叫“金疠”,其症状和“金疫”差不多(都属呼吸道传染病),治法也如前面谈到的(治金疫的方法)。

上述二段经文告诉我们,疫病的发生,不但与当时的气候,而且与近三年的运气都有关系。

2003年的三年前是2000年,正好是经文中例举的庚辰年,该年出现大面积干旱,气温偏高,兹录合肥地区该年气象资料如下:

合肥地区2000年降雨量与累年平均值比较 (单位:毫米)
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全年
2000年降雨量 69.6 23.7 12.7 27.4 51.2 216.5 51.4 142.4 96.6 108.4 79.6 22.4 901.9
10年平均值 45.6 43.8 96.2 72.4 89.4 172.4 136.3 115.5 59.2 55.6 47.0 25.0 958.4
47年平均值 35.1 50.0 77.3 90.5 99.7 133.7 168.2 119.5 76.0 59.8 53.2 26.7 989.8


合肥地区2000年气温与累年平均值比较(单位:℃)
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全年
2000年 1.5 4.4 12.0 17.9 23.4 26.2 29.9 27.8 23.6 17.4 9.4 7.2 16.7
10年平均值 2.9 5.7 9.5 16.5 21.9 25.2 28.5 27.6 23.5 17.5 10.9 5.8 16.3
47年平均值 2.3 4.4 9.2 15.7 21.0 25.0 28.2 27.8 22.9 17.1 10.7 4.8 15.8


以上虽为合肥地区气象资料,但反映的运气规律有一定的代表性。2000年合肥地区全年降雨量偏少,气温偏高,尤以上半年表现明显,符合《内经》“庚辰阳年太过”,“布天未退,中运胜来”,“阳明犹尚治天”,“火胜热化”等运气特点。至11月出现平均气温9.4℃,为1982至2002二十年中最低记录,属典型的“水复寒刑”。按经文“三年变大疫”之说,正好应该在2002年至2003年发生疫情。经文说:“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广东最早发现“非典”在2002年壬午年,北方大规模流行在2003年癸未年,《内经》对疫病发生的时间预测真堪谓匪夷所思了。而且经文不讲木疫、火疫、土疫、水疫,偏偏只讲“金疫”——肺性疫病,其中蕴含的深刻原理,值得我们去揣摩研究。

不仅如此,《素问遗篇·本病论》中叙述金疫的病证特点为:“伏热内烦,痹而生厥,甚则血溢。”

这里的“痹”是阻塞不通,“厥”是气逆而喘(有些注本把“痹而生厥”解释为“四肢麻痹而厥冷”[1]、“肢体麻痹而厥逆”[2]是不正确的),刻划

SARS的中医病机证候,也非常贴切。《素问遗篇》的这一论述与SARS的发生是否偶然巧合呢?试看李东垣创立脾胃学说的背景是

“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3]壬辰向前推三年是己丑年(1229年),现在虽已无法考证那时的气象情况,但按《素问遗篇》“甲己失守,后三年化成土疫”之论,东垣的脾胃学说与己丑年的运气化疫恐怕不无关系。吴有性著《温疫论》的背景是“崇祯辛巳(公元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北直指河北、南直指江苏一带)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4]《吴江县志》记载当地“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1641年往前推三年是1638年戊寅,据清·马印麟《五运六气瘟疫发源》记载,崇祯十二年戊寅,“天运失时,其年大旱”,[5]戊年刚柔失守,易化成火疫(戊癸化火),三年以后吴有性所见,恰是火疫。再看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中记载:“乾隆九年甲子,寒水大运,证多阴寒,治多温补。自兹已后,而阳火之证渐渐多矣”。[6]乾隆九年(1744年)为什么突然“证多阴寒”?向前三年是1741辛酉年,按运气“丙辛化水”的原理,正好符合。种种史实,恐怕不是“巧合”所能解释。据此,我们对中医各家学说的产生原因也要进行重新认识。

《素问遗篇》“三年化疫”的理论,之所以长期以来被置而不论,甚而被看作不经之谈,与人们对《新校正》一段话的误解有很大关系。《新校正》云:“今世有《素问亡篇》及《昭明隐旨论》,以谓此三篇,仍托名王冰为注,辞理鄙陋,无足取者。”[7]人多误以为是对《素问遗篇》的评价,但《素问遗篇》中如“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等论述,至理名言,《新校正》岂能评为“辞理鄙陋,无足取者”?其实,细读原文,不难发现,《新校正》的这段评语,是针对“托名王冰”的注文而言的。

这次SARS的发生,终于撩开了“三年化疫”论的神秘面纱,也使我们对《素问遗篇》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评价《素问遗篇》的价值,就象评价“七篇大论”一样,是否《黄帝内经》最初原文已不是问题的关键(《黄帝内经》原非一人一时之作),不管是《内经》原有的还是后人补充的,决定其价值的在于是否能反映客观实际,是否符合科学道理。前人要经历多少代精细的观察和经验的积累,才能总结出如此正确的疫病预测规律。假如我们重视和掌握了运气学说这一规律,在2000年出现旱情和气温偏高时,也许可及早预报和提防2002~2003年间可能出现的“金疫”了。重视前人的这一宝贵经验,并进一步加以发掘研究,对今后的防疫治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南京中医学院医经教研组.黄帝内经素问译释[M].第2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775.

[2]山东中医学院,河北中医学院.黄帝内经素问校释(下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1343.

[3]金·李杲.内外伤辨[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3.

[4]明·吴有性.温疫论.见: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温疫论评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2.

[5]清·马印麟.五运六气瘟疫发源[M].清雍正三年刻本.

[6]清·杨栗山.伤寒瘟疫条辨[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2.

[7]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