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历代注家们

内经历代注家们:王 冰
王冰,号启玄子,约生于公元710年,卒于公元804年,曾任唐代太仆令。王冰年轻时笃好养生之术,留心医学,潜心研究《素问》达12年之久。经过分门别类、迁移补缺、阐明奥义、删繁存要以及前后调整篇卷等整理研究工作,他著成《补注黄帝内经素问》24卷,81篇,为整理保存古医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王冰结合自己丰富的医学知识使《素问》奥义得以晓畅。他补入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微旨大论》、《六元正纪大论》、《气交变大论》、《至真要大论》等篇章,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运气学说。对于阴阳互根的问题,王冰亦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在论述水液的输布代谢谢时,他谈到了肺、脾二脏的重要作用,其注释尤其强调肺、脾、肾三脏在水液代谢谢方面的功能。他所提出的“冲为血海,任主胞胎,二者相资,故能有子”理论,为历代医家所遵奉。他把各种疾病的病因病机概括为四类,“一者始因气动而内有所成;二者不因气动而外有所成;三者始因气动而病生于内;四者不因气动而病生于外”。所谓“气动”,是指脏气的变乱,即把病变分作因气动和不因气动两类,而每类中又辨其为外感或内伤。这种分类方法将病因病机结合在一起,有别于三因学说,备受后世宣扬。


王冰对祖国医学理论的某些问题,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他在解释《素问•至真要大论》“微者逆之,甚者从之”时,提出了人火、龙火的概念。他说:“夫病之微小者,犹人火也,遇草而芮,得木而燔,可以湿伏,可以水灭,故逆其性气以折之攻之。病之大者,犹龙火也,得湿而焰,遇水而燔,不识其性,以水湿折之,适足以光焰诣天,物穷方止矣。识其性者,反常之理,以火逐之,则燔灼自削,焰光扑灭。”王氏认为人火与龙火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火。前者属一般的火热,其性质属阳热而伤阴液,可以用寒凉药物治疗。如肝火目赤、胃火牙疼等,可选用清泻肝胃之火的龙胆草、黄连、石膏、大黄等。而所谓龙火,其性质与古代传说中的龙相似,龙为水生之物,水盛则龙腾,故这种火的特点是使用寒凉药物治疗不仅不能灭其火,相反还会助火生热。因此,主张治疗龙火应采用以火逐火的方法。


王冰在“治病求本,本于阴阳”的原则指导下,临证强调应明辨阴阳水火。对于真阴虚损者,主张“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对于阳气不足者,主张“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认为“寒之不寒,责其无水”,就是说用寒药治疗热证无效,就要考虑是否属于阴虚水亏所致的虚热;“热之不热,责其无火”,就是说用热药治疗寒证无效,就要考虑是否属于阳虚火衰的虚寒。此外,他还就有关“正治、反治”问题加以探讨。如说:“逆者正治也,从者反治也。逆病气而正治,则以寒攻热,以热攻寒。虽从顺病气,乃反治法也。”对于五郁之病的治疗,王氏分别采用吐、汗、下、渗、泄等方法,使《素问》五郁治法更加明确具体。


《内经》一书系战国至西汉成书的中医理论典籍之一,是中医学理论的渊薮。王冰整理注释《黄帝内经素问》,在祖国医学史上功不可没。他所整理的《素问》传本成为后世医家研究该书的蓝本。王冰对祖国医学理论的某些认识和创见,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和参考价值。

内经历代注家们:全元起
全元起
全元起(生卒年不详),为南朝时齐梁间人,据《南史·王僧儒传》称。全元起在注《黄帝内经·素问》之前,曾就砭石一事造访王僧儒。他的《注黄帝素问》,为我国最早对《素问》之注解。该书虽佚,但宋林亿等在校正《黄帝内经》时,尚得见其书,并引录其《内经素问》篇名次序。全氏医术高明,当时有“得元起则生,舍之则死”之誉。

【医源资料库】全元起,南北朝至隋唐间医家。善医术,履贯欠详。尝任侍郎,其医术悉本诸《内经》。其注《素问》八卷,宋时尚存,今已佚。宋林亿校正之《素问》,尚有部分佚文。后来唐王冰注释《素问》,亦曾参考其书。后代对其学术评价甚高。

内经历代注家们:林亿
林亿

宋代医家。里贯欠详,尝任朝散大夫、光禄卿直秘阁。精医术。嘉祐二年(1057年)政府设立校正医书局,与掌禹锡、苏颂等校定《嘉祐补注神农本草》二十卷。又于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与高保衡、孙兆等共同完成《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唐以前医书校订刊印,为保存古代医学文献和促进医药传播作出贡献。其治学严谨,如校《素问》,采数十家之长,端本寻支,溯流清源,改错六千余字,增补两千余条。


-=-=-=-=- 以下内容由 却波渔翁 在 2009年08月18日 04:13pm 时添加 -=-=-=-=-
浅谈林亿对《内经》的校勘与训诂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09-07-03 17:11:00 ]作者:崔锡章编辑:studa090420
《内经》的训话与校勘,源远流长。自齐梁人全元起著《内经训解》起,(此书已佚)隋朝杨上善在《太素》中开创宏纲大例,中经唐代王冰在“素问》注中的“迁移”“加字”“分篇.,“冠目”“削繁”,至北宋林亿走上了愈趋细密、完备、成熟的阶段。
林亿,北宋人,官至光禄卿直秘阁。宋史无传。嘉袖年间(1056~1063)宋仁宗诏儒臣校理医书,与掌禹锡、高保衡、孙奇等共同校理了《素问》《神农本草经》《甲乙经》《金医要略》《伤寒论》《备急千金要方》等七、八部重要医学著作。《中国医学名人志》记载说:林亿由此而“医名大著。”
对于医经校理,林亿的态度十分认真严肃。先是“搜访中外,衷集众本,寝寻其义.正其讹外”,继而“又采汉唐书录古医经之存于世者,得数十家,叙而考正焉。”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贯穿错综,磅礴会通,或端本以寻支,或溯流而讨源”(见于《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等一系列校勘、训沽工作,仅《素问》一书就取得了正谬误者六千余字,增注义者二千余条”的巨大成果。林亿深知校勘的重要,所以在医籍整理中“一言去取,必有稽考,”开创了医经校勘的良好风尚,同时在训话方面,又有其特色及新的发展。下面仅以《素问》新校正为例,试加粗浅分析。
一、分析句读
分析句读,也是医籍训话的内容之一。不过这种分析是通过综释全句来进行的,细心的读者,透过注家的释文,即可明白句读所在,比如:《太素》:“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杨上善注:“虚邪,即风从虚乡来,故日虚邪。风雨寒热,四时正气也。四时正气,不得虚邪之气,亦不能伤人。”根据杨上善对全句的综释,我们可以将上段文字句读如下:“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
林亿在校书中继承了这一传统,把句读分析之语明确引入新校正当中,做为校勘的重要内容之一,很有其特色。例如:“疟者,风寒之气不常也,病极则复。至病之发也,如火之热,如风雨不可当也。”—《疟论篇》新校正:按《甲乙经》作“疟者,风寒之暴气不常,病极则复至。”全元起本及《太素》作“疟者:风寒气也,不常,病极则复至。”林亿在这段文字的校勘中,根据《甲乙》《太素》、全元起本的共同点,得出了“至’夕连上句,与“王氏之意异”的结论。又如:“大肠移热于胃,善食而瘦入,谓之食亦。”—《气厥论》新校正:按《甲乙经、“入”作“又”。王氏注云善食而瘦入也,殊为无义,不若哎甲乙经》作“又”,续连下文:再如:
“当其时反腰椎痛,动转不便也,厥逆。”—‘.五政常大论》新校正:详“厥逆”二字,疑当连上文。这些句读分析,表现了林亿很篙命痞舍素养,即当文字不通达时,不是强为训解,而是首先对句读加以校正,这也是林亿比王冰高明的地方。又如:“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阴阳应象大论》王注:故审尺寸,观浮沉,而知病所生以治之也。
林亿在校正中没有对王冰的注释加以评论,而是首先提正句读:“按《甲乙经》作‘知病所在,以治则无过’。下‘无过’二字,续此为句。”因此,这段文字应改读为“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句读一正确,文字条理畅达,寓意通晓,也就毋庸费辞了。
二、辨析词义
林亿在校勘中十分注意形讹而造成的错误,并能根据古音学来正讹。如:“人迎与寸口俱盛四倍已上为关格,关格之脉赢,不能极于天地之精气,则死矣。”—《六节脏象论》新校正:详赢当作赢,脉盛四倍已上,非赢也,乃盛极也。古文赢与盈通用。林亿在这段文字中运用理校之法,对上下文析以医道之理,得出“赢”乃“赢”之形讹的结论。同时指出了“赢”乃“盈”之借字,详考古音,赢、盈均为耕韵,喻母,例得通借。
“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阴阳应象大论》王注:掣读为导,导引则气行条畅。新校正:按《甲乙经》掣作掣。在这段文字中,林亿看出了掣乃掣之形讹,掣,月韵昌母;导,幽韵定母,掣与导是双声字,所以才能如王冰所注“读为导。”此处同样表现出了林亿明于训话,以训话指导校勘的水平。
林亿在正形讹时并未忽视驳正误注,对词义进行了准确的话训。如:“在声为歌,在变动为秽,在窍为口。”—《阴阳应象大论》新校正:‘“详王(冰)谓哆为哆隐,隐非哆也。按杨上善云:“秽,气作也。”林亿深知杨上善明于训话,对词义的注释往往十分准确。所以引用杨氏的注语来匡正王冰的缪误。《说文》:“哆,气悟也。”段玉裁注:“悟,逆也。”哆正为气逆之意。
又“溺黄赤,安卧者,黄疽。”—《平人气象论》王冰注:疽,劳也。新校正:详王注以疽为劳,义非。考《说文》:“疽,黄病也。”林亿对词义的这些驳正,不仅继承了杨上善在词义训释上的严谨态度,而且把它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如:
“脾病者,日映慧,日出甚,下哺静。”—《脏气法时论》新校正:按《甲乙经》日出作平旦,虽日出与平旦时等,按前文··…皆云平旦而不云日出,盖日出于冬夏之期有早晚,不若平旦之为得也。
“实而滑则生,实而逆则死。”—《通评虚实论》王注:逆,谓涩也。新校正:详王氏以逆为涩,大非。古文简略,辞多互文。_仁言滑而下言逆,举滑则从可知,言逆则涩可见,非谓逆为涩也。上述对“日出”与“平旦”;“逆”与“涩”的分析和揭示,可以说是深得《素问》用词之妙。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兼通文理、医理,并且要虚心涵泳。难能可贵的是林亿在词义的辨析上还注意到了文同而义殊,文殊而义同的现象,进行了词义的系统归纳。如:“其化为荣,其虫毛,其政为散。”—《五运行大论》新校正:详木之政散,平木之政发散,木太过之政散.土不及之气散,金之用散落,木之实散落,所以散之异有六,而散之义唯二:一谓发散,是木之气也;二谓散落之散,是金之气所为也。又“水……其化为肃,其虫鳞,其政为静。”—《五运行大论》新校正:详水之化为肃,而金之政太过者为肃,平金之政劲肃,金之政肃杀何也?盖水之化肃者,肃静也。金之政肃者,肃杀也。文虽同而事异者也。又“其脏心肺,其虫羽鳞,其物脉濡。”新校正:详脉即络也。文虽殊而义同。
林亿的上述辨析是十分精辟细密的。在医经校勘中对词义进行如此系统、完整的归纳,可谓首创,它标志着把祖国传统的语言学运用于医经校勘之中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不能不对后人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阐述语法
在医经训话中注意对句子进行语法分析,王冰已开其例。不过林亿对王冰在训话中出现的一些语法错误,又进行了更为审慎更为明确的分析与阐述。如人们时常引用的“高粱之变,足生大丁”这句话,王冰把“足”视为名词,将全句析为“丁生于足”,而新校正则指出:
“按丁生之处,不常于足,盖谓高粱之变,浇生大丁,非偏著足也。”林亿通过自己的细密思考,以“饶”释“足”,提示读者:“足”乃是起修饰作用的词语,全句意为“常生大丁”。又“逢风而如炙如火者,是少、当肉烁也。”—《逆调论》新校正:详如炙如火当从《太素》作如炙于火。
在此句中,林亿认为当从《太素》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体会到“于火”这个介宾词组,是对“如炙”的补充与说明。又如:“其民陵居而多风”。—《异法方宜论》王注:居室如陵,故曰陵居。新校正:详大抵西方地高,民居高陵,故多风也,不必室如陵矣。
《说文》:陵,大阜也。林亿以‘民居高陵”释“陵居”,其准确性令人惊叹,释文把“陵”在句中的作用,说得如此清楚,跟今日所谓“名词做状语”的解释,不差分毫,其校正的精深于此可见一斑。
四、提供异文
林亿在校勘当中,十分注意异文的提供。如:“歧伯日:诸言形,形乎形,目冥冥,问其所病。”—《八正神明论》新校正:按《甲乙经》作扣其所痛,义亦通。
这种异文的提供,看似无关宏旨,其实却为我们今天进行理校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如:“窘乎哉!消者瞿瞿,熟知其要,阂阂之当,孰者为良!”—《灵兰秘典》新校正:按《太素》作消者灌灌。究竟应是“瞿瞿”还是“灌灌”呢,只要我们运用古音之学去加分析,其异文的是与非是不难断定的。上句:灌,药韵定母;要,宵韵影母。港要两字迭韵,而瞿字,鱼韵群母,相差甚远。下句:当,阳韵端母;良,阳韵来母。当,良两字亦迭韵。根据全句用韵的特点,我们可以判定林亿所提供的异文是正确的。又如“因于寒,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相气乃浮。”—《生气通天论》新校正:全元起本做连枢。元起云:阳气如连枢者,动系也。
王冰在此句中,对“欲如运枢”,未加解释。全元起把“连枢”释为“动系也”即动之所系之意。我们在对这一异文的分析时,必须严循前人之例,运用训话之学,对词义进行准确的注释,才能分清正伪。《说文》,连,辈也。辈即是车,所谓连枢者,即车之枢轴。车轴月以运轮,所以谓之“动系”,阳气司全身之运劝开阖,故比之为“连枢”。除此以外,林亿的新校正对王冰引文出处多次加以勘误,其旁征博涉的古书,不少已经散佚,这些都为我们整理中医典籍,进行辑侠钩沉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此又堪称林亿的一大贡献。
以上是对林亿新校正的粗浅分析。由此,我们也可看出,林亿在医经训沽校勘中,不仅承袭了杨上善开创的以汉学释医经,以话训通校勘的风尚,而且以自己的卓识博学把它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在整个宋代可谓独树一帜,无怪章太炎先生在《医林评议》中盛赞他可比之汉代李柱国。

内经历代注家们:滑 寿
滑寿(约1304～1386),字伯仁,晚号樱宁生,元代大医学家,祖籍襄城(今河南襄城县),后迁仪真(今江苏仪征县),又迁余姚《今浙江余姚县》。滑寿自幼聪明好学,善诗文,通经史诸家。先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名医王居中学医。研读《素问》、《难经》,颇有心得,遂著成《读素问抄》和《难经本义》二书。继之精心研究张仲景、刘守真、李东垣诸家之说,融会贯通,深有造诣。后来又随东平(今山东东平县)高洞阳学习针法,遂对经络悉心研究,取《内经》等书中有关经络的理论,于针灸,对经络理论很有研究,著《十四经发挥》3卷,提出奇经八脉的任督二脉与其他奇经不同,应与十二经脉相提并论而成十四经,并在《素问》、《灵枢》的基础上,通考腧穴657个,考正其阴阳之往来,推其骨孔之所驻会,详加训释。滑氏在针灸之道湮而不彰,经络之学已被忽视之世,力挽狂澜,使针灸又得盛于元代,并为后世针灸医家的规范,这都是滑氏的功劳。不仅如此,《十四经发挥》流传到了日本之后,日本的针灸医学也开始盛兴起来。自元代以后,直至现今,《十四经发挥》一直传诵不绝。后世尚有《明堂图》四幅,题为滑寿撰。

据《仪真县志》记载,他少年时期曾拜学省韩说为师,学习诸子百家之书,曰记千余言,操笔为文,词雅别致,尤其擅长乐府诗歌。元朝时曾为乡举,对做官从政无兴趣,而攻读医籍,一生行医济世。 滑寿何以定居于余姚马渚,一种说法是他祖父元初在江南一带做官,从江苏仪真迁徙至余姚而定居。还有说是随难潮行医南下,经姚邑青山何家闼村见一棺棂抬过,有鲜血滴落,就上前称棺内之人还活着,要求履行医道。开棺是对逝者大不敬,而见滑寿言辞恳切,故开棺一试。果然,经一番救治,棺内人起死回生。那一家人感激涕零,路人称他为神医,将贤德、貌美少女汪如春嫁给他以作挽留。 在马渚,听一位老先生讲述。滑寿无意仕途后,多次拜访旅居仪真的名医王居中,请教歧黄之术,拜王氏为师,颇得真传(另有说法,称滑寿患病而幸获王氏医治,从而研习医道)。滑寿在学习中感到医书《素问》、《难经》论述虽详尽、深奥,但结构层次不够分明,文字亦有个别缺漏,于是询问王氏能否分类注释,便于阅读理解,获支持。滑氏就根据自己的读书体会著述了《难经本义》、《读素问钞》等书。滑寿后专研针灸,对经络理论很有研究,曾用针灸治疗难产等多种病症,著有三卷《十四经发挥》。此书为滑寿代表作,翰林学士宋濂、姑苏西宫进士盛斯显等作序。 滑寿不仅医术卓绝,而且还有文人风骨。他与当时文人名士朱右、戴良、丁鹤年、宋濂、宋禧等交往甚密。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方国珍的秘书刘仁本驻兵余姚,对滑寿很敬重,在他的《羽庭诗集》中有:正月望前一夕,与滑伯仁炼药,诗云:“委羽山中鹤堕翎,老仙为我制颓龄;人无金石千年寿,药有丹砂九转灵;候熟鼎墟分水火,所吞朋友走风霜;轻身已得刀圭秘,莫问昌阳与茯苓。”《明史》称滑寿:“年七十余,容色如童孺,行步矫捷,饮酒无算。”戴良题滑寿像赞曰:“貌不加丰,体不加长,英英奕奕,其学也昌。” 在马渚的走访得知,滑寿原姓刘,因从医而改名易姓,在淮南叫滑寿,在吴中(今江苏)叫伯仁氏,在鄞城(今宁波鄞州区)叫樱宁生。樱宁,是道家追求的修养境界,谓心神宁静,不为外界所扰。据《绍兴府志》记载,叶逢春云:“寿盖刘文成基之兄;易姓名为医。文成既胄,当劝之仕,不应而去。”这是说滑寿可能是刘基(刘伯温)的哥哥,刘基是明朝开国功臣,曾到余姚看望滑寿,劝其弃医从官,滑寿重视气节,以元朝遗老自居,刘基劝说无效,只好回京。洪武八年四月,刘基病逝,滑寿赋《望卷悲》十章,采办祭祀所需的蒿草赴京奔丧。传说滑寿为刘基之同母异父的兄弟,大概是有实据的。 《孟子•离娄》记载:“舜生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史家认为“诸冯”即为马渚。马渚一地,以容纳滑寿而有荣;名医滑寿,以栖居马渚而有幸。最后,在晴朗的天空下,以滑寿友人的两首古诗作为马渚之行及本文的结尾,向600年前的一代名医致以深深的怀念。一首是诗人宋僖的《重过倪氏深秀楼怀滑伯仁》:“滑公江海客,频到贺家溪。采药行云际,吟诗过水西。”另一首是戴良的《九灵山房集•怀书樱宁诗》:“海曰苍凉两发丝,异乡漂泊已多时。欲为散水留官道,故托长桑说上池。蜀客著书人岂识,韩公卖药世偏知。道途同是伤心者,只合相关赋黍离。”

据考,滑氏著述甚丰,计有:《读素问钞》三卷,《难经本义》二卷,《十四经发挥》三卷,《本草韵合》、《伤寒例钞》三卷,《诊家枢要》一卷,《滑氏脉诀》、《脉理存真》、《樱宁生要方》、《医学引彀》、《樱宁生补泻心要》各一卷,《医学蠢事书》五卷,《滑氏方脉》、《滑氏医韵》、《麻诊全书》四卷,《痔瘘篇》、《滑伯仁正人明堂图》等十七种之多。


-=-=-=-=- 以下内容由 却波渔翁 在 2009年08月18日 04:14pm 时添加 -=-=-=-=-
元代名医滑寿的生平与医学成就评论推荐
在线阅读 下载全文收藏本文
许敬生[1] 孙现鹏[2] 贾可娟[2] [1]河南中医学院,郑州450008 [2]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郑州450004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8年第20卷第3期



摘要:滑寿,字伯仁,一字伯休,晚号樱宁生。元末明初著名医家,著有《读素问钞》、《难经本叉》、《十四经发挥》、《诊家枢要》等医学著作,为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读素问钞》是分类整理、择要类编《素问》之作,开节要类编《素问》之先河。《难经本义》则考证《难经》条文出处,详加点校,求其本义,使《难经》医理彰显于世,成为注释《难经》的典范之作。《十四经发挥》为针灸学著作,书中强调了任、督二脉的地位,提出任、督二脉应与十二正经并列,而称十四经。循经考订穴位657穴,首倡循经取穴法,对于针灸学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诊家枢要》则是滑寿的脉诊专著,详述30种脉象,又把30种脉象主病与六部定位结合起来诊断疾病。滑氏之脉学对李时珍的《濒湖脉学》影响甚深。滑寿临床方面无专著传世,然从《名医类案》收录滑氏的47则医案中亦能窥其端倪。滑氏辨证详而精审,精于脉诊,对妇科疾病更为善长,临床治疾,活人无数,有神医之称。 (共7页)

内经历代注家们:张景岳
内经历代注家们:张景岳
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1563-1640),又名张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是明代杰出的医学家,为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景岳生于嘉靖四十二年,自幼聪颖,因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绍兴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从小喜爱读书,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和经典著作。其父张寿峰是定西侯门客,素晓医理。景岳幼时即从父学医,有机会学习《内经》。13岁时,随父到北京,从师京畿名医金英学习。青年时广游于豪门,结交贵族。当时上层社会盛行理学和道家思想。景岳闲余博览群书,思想多受其影响,通晓易理、天文、道学、音律、兵法之学,对医学领悟尤多。景岳性格豪放,可能受先祖以军功立世的激励,他壮岁从戎,参军幕府,游历北方,足迹及于榆关(今山海关)、凤城(今辽宁凤城县)和鸭绿江之南。当时北京异族兴起,辽西局势已不可为。数年戎马生涯无所成就,使景岳功名壮志“消磨殆尽”,而亲老家贫终使景岳尽弃功利之心,解甲归隐,潜心于医道,医技大进,名噪一时,被人们奉为仲景东垣再生。五十七岁时,返回南方,专心从事于临床诊疗,著书立说。崇祯十三年去世,终年78岁。
景岳早年推崇丹溪之学。朱丹溪处于《局方》盛行的时代,医者每多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致伤阴劫液,故朱氏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明代医学界河间、丹溪的火热论相火论占统治地位,更有时医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伤脾苦寒败胃,成为医学界的时弊。景岳在多年丰富临床实践中,逐渐摈弃朱氏学说,私淑温补学派前辈人物薛己(1486-1558),薛己身为明太医院使,主要为皇室王公等贵族诊病,病机多见虚损,故喜用补。景岳出身贵族,交游亦多豪门大贾,故法从薛氏,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张氏学说的产生出于时代纠偏补弊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其流弊使庸医借以藏拙,产生滥用温补的偏向。
张氏中年以后著书立说,著作首推《类经》,其编撰“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张景岳对《内经》研习近三十年,认为《内经》是医学至高经典,学医者必应学习。但《内经》“经文奥衍,研阅诚难”,确有注释的必要。《内经》自唐以来注述甚丰,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注》为最有影响的大家,但王氏未注《灵枢》,而各家注本颇多阐发未尽之处。《素问》《灵枢》两卷经文互有阐发之处,为求其便,“不容不类”。故景岳“遍索两经”,“尽易旧制”,从类分门,“然后合两为一,命曰《类经》。类之者,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通其义也。”《类经》分经文为十二类、若干节,根据相同的内容,拟定标题,题下分别纳入两经原文后详加注释,并指出王冰以来注释《内经》的各家不足之处,条理井然,便于查阅,其注颇多阐发。景岳思路开阔,对《内经》精研深刻,各家著作浏览甚广。《类经》集前人注家的精要,加以自己的见解,敢于破前人之说,理论上有创见,注释上有新鲜,编次上有特色,是学习《内经》重要的参考书。
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对《类经》一书中意义较深言不尽意之处,加图详解,再附翼说。《类经图翼》十一卷:对运气、阴阳五行、经络经穴、针灸操作等作图解说,讨论系统。《类经附翼》四卷,为探讨易理、古代音律与医理的关系,也有阐述其温补的学术思想之作,如《附翼 ·大宝论》《附翼·真阴论》等重要论文,也有部分针灸歌


-=-=-=-=- 以下内容由 却波渔翁 在 2009年08月18日 04:15pm 时添加 -=-=-=-=-
中医名著《类经》分类初探
来源:中华昌龙网 作者:赵含森 刘红旭 2008-5-8
摘要: 摘要:《类经》将《内经》原文全部收录,重新分类编注。其中有83篇《内经》原文是以整篇的形式编入《类经》而没有被分割。其他《内经》原文中,以一整篇分成几个完整的单节者占多数。整部《内经》被编入《类经》的前十一类中,其中有三节原文重复出现。

专题推荐: 临床快报 药市动态 违法广告 医保动态 药品价格 流感疫情 保健常识 妇科课堂 医改动态

摘要:《类经》将《内经》原文全部收录,重新分类编注其中有83篇《内经》原文是以整篇的形式编入《类经》而没有被分割。其他《内经》原文中,以整篇分成几完整的单节者占。整部《内经》被编入《类经》的十一类中,其中有三节原文重复出现。对《素问》与《灵枢》间严重重复的六节经文,其中五节是取自《素问》而舍《灵枢》,一节是取《灵枢》而舍《素问》;重复不甚的经文,予以保留。《类经》对极少数《内经》原文的段落节次进行了调整,对辞句不作变。《内经遗篇》,除一节被收录其他卷之外,其余内容独立成一卷,以与《内经》正文相别。《类经》的第十二类“汇通类”,收录的内容是《内经》重要原文的摘要。
《类经》一书,由明•张介宾历时30年而完成。该书继承了明代及明以前医家注释《内经》的成就,对《内经》全文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注释,是明代注释《内经》最有成就的著作之一。《类经》对《内经》全文重新分类的注释方法,至今仍为研究《内经》学者所首肯。但是有关《类经》分类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文对此作了初步研究。
《类经》之前对《内经》的分类情况
《内经》作为中医的经典著作,对其进行研究者代不乏人。作为分类编纂者,则始于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甲乙经》以《素问》、《九卷》、《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为本,重新分类编辑而成。张介宾在《类经》序文中提到“晋有玄晏先生之类分”。我国现存最早对《内经》进行分类编注的著作是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但《太素》流传至宋代以后则在国内失传,公私书目亦无著录。故张介宾既没有见到过《太素》,也不知道《太素》的分类情况。
元•滑寿所著《读素问钞》,节取《素问》部分内容分为12类,并对经文作了简明扼要的注释。张介宾在《类经》序文中即提到“元有滑撄宁之类分”,二书的分类情况,其相似之处颇多。
元•罗天益著《内经类编》九卷。《补元史•艺文志》有著录。[1]《四库全书提要》云:“则以《内经》分类,实自李杲创其例,而罗天益成之。今天益之本不传(此指《内经类编》),介宾此编虽不以病分类,与杲例稍异,然旨要不甚相远。即以补其佚亡,亦无不可矣。”[1]从上述记载来看,罗天益之《内经类编》在编写《四库全书》时已经失传,可见此书流传不广。明末之张介宾从未提及该书,可能未见到过此书。
《类经》的分类特点
1、全书类编:对照《类经》与现行本《素问》、《灵枢》的经文,发现《类经》对《灵枢》和《素问》的分类,采用的是全书类编的方式。即是将《内经》原文全部收录,重新分类编注。而且,《内经遗篇》也收录其中。样,就保证了《内经》一书在内容上的完整性。其编辑原文的方式如下。
(1)整篇编为一节:即《内经》原文的一整篇改编为《类经》原文的一整节。其中包括《素问》34篇,《灵枢》49篇,共83篇。对整篇入编的这些篇节,多另立篇名而不用其原名。在整篇入编《类经》的原文中,《素问•刺腰痛》整篇内容与《素问•骨空论》、《灵枢•杂病篇》中的部分内容相合成一节,《素问•刺要论》和《素问•刺齐论》两整篇合为“刺禁”一节,《灵枢•背腧》、《灵枢•病传》、《灵枢•淫邪发梦》三整篇和《内经》其他篇中的部分内容相合成一节,其余在《类经》中皆独立成一节。分析上述整篇入编的原文,大概有下列几中情况:第一,篇文较短小。第二,主题较单一。第三,某些篇虽所论主题不一,但如果分割则影响经文的连贯性,不便强行分开。
(2)一篇分为若干节:指《素问》、《灵枢》原文中的一篇在《类经》中被分为几个完整的单节编辑。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被分为四节,《素问•金匮真言论》被分为三节。这些被分割成的单节,有的在《类经》中属于同一类,有的则分属于不同的类别。
(3)数节合为一节:是指节取《内经》某些篇内的部分内容相合组成一篇。少则节取《内经》两篇中的内容相合成一节,多则节取七篇中的内容相合组成一节。其中,《灵枢》中的《四时气》、《寒热病》、《癫狂》、《杂病》、《小针解》四篇和《素问》中的《长刺节论》、《逆调论》两篇,各被分成数节后与《内经》其他篇的部分内容相合组成单节。《类经》对这六篇的结构所做的调整最为严重。
由上可见,《类经》对《内经》原文的分类编撰,由一篇分成几个完整的单节及整篇改编为整节者占多数;数节相合成节者,占少数。多数保持了经文的相对完整性。只有少部分原文的秩序变化较大。
2、少数经文重出:《类经》中的部分经文在前11类中重复出现。凡重复之处张氏多在注文中注明,其重复条文见下。
(1)《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曰: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故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类经•阴阳类一》中将此节移于“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之后,作为“阴阳应象”这一篇的总结。《类经•脏象类五》依《内经》原文的秩序重出此节原文,以保持其内容的完整性。
(2)《素问•阴阳别论》:“阴搏阳别,谓之有子”《类经•脉色类二十三》将此句与《素问•平人气象论》之“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也。”一句相合构成一节。《类经•脉色类二十九》也收录此段经文。
(3)《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此节见于《类经•阴阳类一》。《类经•论治类一》重出此节单独成篇,作为论治类的首篇。张注曰:“此篇上下详义已见阴阳类第一章,本类复列首篇者,盖以治病之道,所重在本,故特表而冠之。”
整部《类经》的前11类中,重出的《内经》原文仅此三节。其重出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条文十分重要,突出表现其学术价值。所以,张介宾将少数经文重出,是为系统《内经》理论或强调某一学术特点而采用的特殊编撰方式。
3、重复经文取舍:《素问》与《灵枢》之间,或《素问》、《灵枢》的不同篇章之间,有许多经文彼此重复,有的经文完全相同,有的略有出入。对这些彼此重复的经文,张氏有取有舍。
(1)舍去重复。对《内经》中重复较明显的内容,在《类经》多予舍弃。详如下”:
《类经卷十八•九十七》:“愿闻十二经脉之终奈何……此十二经之所败也。”取《素问•诊要经终论》,舍《灵枢•终始篇》。《类经卷十八•八十五》:“黄帝曰:愿闻淫邪泮衍奈何……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补之立已也。”取《灵枢•淫邪发梦篇》,舍《素问•脉要精微论》。《类经卷十五•二十五》:“五味所入:酸入肝……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取《素问•宣明五气篇》,舍《灵枢•九针论》。《类经卷八•二十》:“夫人之常数,太阳常多血少气……刺厥阴出血恶气也。”取《素问•血气形志篇》,舍《灵枢•九针论》。《类经卷十二•十》:“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是谓五形志也。”取《素问•血气形志篇》,舍《灵枢•九针论》。《类经卷十七•七十三》:“帝曰:人有身体髀股胻皆肿……动之为水溺涩之病。”取《素问•腹中论》,舍《素问•奇病论》。《类经卷十•五》:“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小大利治其本。”取《素问•标本病传论》,舍《灵枢•病本篇》。
张介宾对上述《素问》与《灵枢》间彼此重复的六节经文,其中五节是取自《素问》而舍《灵枢》,只有一节是取《灵枢》而舍《素问》。所舍去的这些重复经文多是大段内容与所取内容完全相同或略有出入。其差异之处,张氏皆在注释之中说明。
(2)重复不明显者,予以保留。《内经》中有许多经文彼此间虽有重复,但不甚明显,或重复的内容较少,多是一两句话或几句话。张介宾对这部分重复的经文,则予以保留。此外,这些重复经文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如《灵枢•岁露篇》与《素问•疟论》有关疟疾的论述,有相同处,亦有相异处,故二者并存。张氏注曰:“《灵枢•岁露篇》,此与前章《疟论》辞义多重,似不必入,然其中亦稍有异同,故并存之,以资印证。”[2]
由上可知,张氏所舍去的是明显重复的内容,这样致使《类经》在内容上条理清晰系统而不重复;张氏所保留的是重复不甚或不明显的经文,这样可使《内经》的内容基本完整地保留于《类经》之中。可见张氏对重复经文的取舍还是很有分寸的,令人首肯。
4、间有移次:《类经》少数内容并不是按照《内经》原文的节次及段落的前后顺序完整地节录,而是对该篇某些原文的段落节次或语句秩序进行调整后编入《类经》,对辞句不作变更。张介宾对经文秩序的改动主要见于以下两情况:其一,节录《内经》一篇之内的不同段落,构成《类经》中的一节,如《卷二十一•四十四》,这是《类经》改变经文秩序的主要原因。其中有的因为《内经》该篇两个段落之间的内容被移入他篇而使后面的段落前移,有的因为两个段落的意义相近而被编在一起。其二,对《内经》某篇之内原文的语序进行调整。如《卷二十六•一七》所录《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的内容,对原文某些语句的前后顺序进行了较大调整。张氏注曰:“此一节二十二字,及下文五运气行主岁之纪,原本分列两篇,且多重复,殊不易观,今并类为一,以便详阅。”[2]经文的秩序经过调整,则其内容条理更清楚。不过张氏对这些重新移次的经文,有的在注释中予以说明,但有的则没有任何解释,显得过于草率。
5、增入遗篇:“《素问•刺法论》、《本病论》两篇,在王冰之前便已亡佚。林亿等“新校正”云“详此二篇,亡在王注之前。按《病能论》篇末,王冰注云‘世本既阙第七二篇’,谓此二篇也。而今世有《素问亡篇》及《昭明隐旨论》,以谓此三篇,仍托名王冰为注,辞理鄙陋,无足取者。”[3]《素问》之亡篇在林亿校定《素问》之前便已问世,但未编入《素问》中。宋代以后的刊本多有附刊于《素问》之后者。今首见附刊者为金刻本,其后如元•胡氏古林书堂本、明•熊宗立本、明•正统《道藏》本、明•周曰校本和吴悌本皆收录。他如马莳的《素问注证发微》中亦将《遗篇》附于后。张介宾将二篇收录于《类经》亦当与明代这种刊刻风气有关。
《素问遗篇》在《类经》中共分为9节。除了“论治类”第20节“辟疗五疫”中收录了《遗篇》的部分内容之外,《遗篇》的其他内容全部收录在“运气类”的最后8节中。《类经》的第28卷就是由此8篇组成。此8篇在“运气类”的最后,在“会通类”之前,独立成卷,以与《内经》正文相别。由于《内经》的全部经文被收录在《类经》的前27卷中进行注释,故第28卷所录遗篇的内容,实际上亦在《类经》所注的正式经文之后。可见,张氏在编辑《遗篇》时还是比较慎重的,其《遗篇》绝大多数未与正式经文相混。
6、末附会通:《类经》的最后一类是第十二类,即“会通类”。《素问•病能论》最后,有“所谓深之细者……以四时度之也"一节经文。此节经文被收录在《会通类•奇恒篇》。张介宾注曰:“此节乃《病能论》尾,观其辞意,皆释经文未明之义,而与本论无涉,且其有见于经者,有不见于经者,王氏谓古经断裂,缪续于此者是也,故不载正条,收类于此。”[2]除此条之外,《内经》中的全部经文包括《遗篇》内容已经全部收录在《类经》的前11类中。
由于《内经》中有的内容与上下文有密切联系,难以强行分类;还有的被分类归属于某一篇的经文中又含有其他主题方面的内容,查寻起来比较困难。张介宾在“会通类”中对这些内容分别类出,便于检索。“会通类”共分摄生、阴阳五行、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针灸、运气、奇恒、疾病12类,与整部《类经》的分类稍异。少数内容并不是按照《内经》原文的节次及段落的前后顺序完整地节录,而是对该篇某些原文的段落节次或语句秩序进行调整后编入,对辞句不作变更。而对部分内容过长的原文,在汇通类中只是提要概括并标明出处,并不收录原文。
此外,会通类的奇恒节篇末还收录了几节王冰的注释。这几段注释,都是王冰注释《内经》的精辟之处,故附编于此,以便习读。
参考文献
[1]李茂如.历代史志•书目著录医籍汇考[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180,584.
[2]明•张介宾.类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518,722,1100.
[3]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4,183.

内经历代注家们:黄元御
内经历代注家们:黄元御


黄元御

黄元御

黄元御(1705-1758)名玉璐,字元御,一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昌邑市黄家辛戈村人。清代著名医学家,尊经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博大精深的祖国医学理论,对后世医家影响深远,被誉为“一代宗师”。

黄元御为明代名臣黄福十一世孙。祖运贞,廪贡生,侯选训导;叔祖运启,顺治戊戌科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父钟,邑庠生;兄德润,增生;德淳,监生。黄元御出身于这样一个世代簪缨的书香门第,自幼深受家学影响。少年时代,其父为之延请侨寓昌邑的名儒于子遽先生为师,学习举业制艺,遍览经史著作,希望他能够登科入仕,光耀门庭。黄元御也“常欲奋志青云,以功名高天下”,效其先祖黄福,做出轰轰烈烈的勋业。

雍正二年(1724),甫近弱冠之龄的黄元御考中邑庠生。雍正十二年(1734),黄元御三十岁,因用功过勤,突患眼疾,左目红涩,白睛如血,不得已延医就诊。而庸医误用大黄、黄连等寒泄之剂,致脾阳大亏,数年之内,屡犯中虚,左目完全失明。科举时代,五官不正,不准入仕,遭此劫难,黄元御的仕进之路被彻底断送。在哀痛之余,他发愤立志:“生不为名相济世,亦当为名医济人”,走上了弃儒从医的道路。

黄元御凭着深厚的文化功底,苦读历代中医典籍,数年奋斗,浸浸有成,开始悬壶济世。在行医过程中他又不断总结经验,医术精进,医名大盛,时人将之与诸城名医臧枚吉并称“南臧北黄”。

黄元御从医伊始,是从研读张仲景的《伤寒论》入手的,然后逐及《金匮玉函要略》,黄帝、岐伯《内经》,扁鹊《难经》等中医根本典籍。他奉仲景等四人为“医门四圣”。他认为“四圣”之外,历代名医持论多有偏失,以至误诊死人,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四圣“之书错简零乱,兼之历代传注谬误所致。因此发愿致毕生精力,对“四圣”之书,从源到流,重加考订,还其本来面目,以凭后世遵循。

乾隆二年(1737),黄元御开始酝酿《伤寒悬解》一书的编著,并着手撰写《素灵微蕴》,乾隆五年(1740)九月完稿,四卷二十六篇,在该书中黄元御首次提出了“培植中气,扶阳抑阴”的诊病理论。对于中气他给予了形象的比喻:“精如果中之仁,气如果中之生意,仁得土气,生意为芽,芽生而仁腐,故精不能生,所以生人者,精中之气也。”有本于此,在施治中他始终贯彻了重视脾土、扶阳抑阴、厚培中气的施治原则,这是他对祖国医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乾隆十三年(1748),黄元御游幕至清江阳邱,阳邱风景秀美,黄元御亦心清气廓。期间,他南游会稽山,拜谒禹陵,自谓:“身登会稽,亲探禹穴,目睹越国江山……乃有著作斐然之志。”同年四月,他开始撰著《伤寒悬解》,七月三日草成,计十五卷。八月下旬又撰成《金匮悬解》二十二卷,时年四十四岁。

乾隆十四年春(1749),黄元御初草《四圣悬枢》一书,辨析瘟疫痘疹之义。二月作《四圣心源》,解内外百病原始要终,仅草创大略篇目,因事辍笔。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黄元御北游至京,适乾隆帝有疾,众太医萎思无策,经举荐,黄元御入宫视疾,药到病除,以精湛的医术得到了乾隆帝的特别青睐,亲书 “妙悟岐黄”以为褒赏,并恩赐御医。从此,黄元御开始了供职太医院的生涯。

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乾隆帝首次南巡,黄元御伴驾至杭州,期间著方调药皆有神效,深得乾隆帝及内外臣工赞誉。四月间,黄元御乘闲便道至清江旧寓,继续编写《四圣心源》一书,“十得其九,厥功未竟”。“六月删改《四圣悬枢》,誊清定稿。八月十五日开舟北上,回到京城。直至乾隆十七年(1752)十月,黄元御写毕《天人解》一章,经过四年时间,《四圣心源》终于脱稿。在《天人解》中,他极力阐发《内经》:“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的观点,高度重视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并善与四时相联系,从阴阳变化、五行生克、脏腑生成、气血原本以及精神化生等方面阐述气化自然的妙义,影响巨大。

事君几年中,黄元御并不得意,这种心情在《四圣心源·序》中说得非常明白:“顾自己巳以至壬申,历年多矣,元草未就,则天既长与以穷愁之境,而不频假以萧闲之日,帝眷之隆,何可恃也?良时非多,勖之而已。”繁庶之务使他没更多的时间完成著述,黄元御为荒废了这许多宝贵时光而深自惋惜。此后的日子里,他更是惜时如金,全身心地投入到著述中去。

乾隆十八年(1753),黄元御四十九岁,春二月,取张仲景著作中的方药加以笺解疏证,著《长沙药解》四卷,载药一百六十一种,方二百四十二首。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又撰成《伤寒说意》十卷。该书以传经入说,辩论分析,多启迪后学门径。同年六月八日,撰成《玉楸药解》八卷,以补《长沙药解》之未备,他在该书中首创了用浮萍治疗瘟疫的疗法。至此,黄元御已完成医书八部,即后世所称《黄氏八种》,时年五十岁。因过度劳神,此时的黄元御已是身疲神怠,门人毕武陵请笺注《素问》、《灵枢》,“自唯老矣,谢谢曰不能”。

乾隆二十年(1756)初春,在门人毕武陵的再次推请下,黄元御着手笺释《素问》,至十一月书成,计十三卷,定名为《素问悬解》。此书中的“五运六气,南政北政”之说,大为发前人之未及。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二日,黄元御完成《灵枢悬解》九卷,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用七日时间撰毕《难经悬解》二卷,此即所谓黄氏医书三种,合前八种,共计十一种。另尚有《玉楸子堂稿》一书,为黄氏医案、杂著。

黄元御不但深于医学,道学、经学造诣亦相当深厚。乾隆二十一年(1757)二月,他在从事医著之余还应友人澹明居士之请写了《道德经解》一书,诠释其哲理,发挥其奥义。本年六月,又在精研易理十余年的基础上完成《周易悬象》一书,阐发阴阳八卦爻辞变化之理。四库馆臣评其《周易悬象》谓“近人说《易》中,独可谓学有根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乾隆二十二年(1758),黄元御在行医、著述生活中因过度劳累,身体中虚,渐成重症,抱病回到故里,居于昌邑城南隅书斋,至乾隆二十三年(1759)九月十七日戌时,溘然长逝,时年五十四岁,归葬新郭祖茔。

黄元御自三十六岁开始从事著述,苦心经营近二十年,著书十四种,他的医书十一种在其去世后不久,即由四库全书编修周永年进呈,全数收录,民间亦有刊本,尤其是在江南等省,凡悬壶行医者,无不知黄元御,被称为“医门大宗”、“一代之大医”,其史事轶闻广为传载。宣统间《山东通志》,民国初年赵尔巽等《清史稿》皆为其立传,民国十二年(1923)昌邑学商各界捐资为之修整坟园,呈请入祀乡贤祠。并于悬城西南门外及墓地立碑志念。黄元御终于象其先祖黄福一样,名列正史、身登乡贤,垂范千秋。

内经历代注家们:马 莳
马莳

明代著名医家,字仲化,又字玄台,后人为避康熙讳,改为元台;是会稽人。约生于15世纪,卒于16世纪。

曾任太医院正文,认为《黄帝内经》应分为《素问》9卷,《灵枢经》9卷,同时他认为《灵枢经》前无注释,文字玄奥,阅读起来较困难,所以他在太医院职期间,对《素问》和《灵枢经》重新分卷并加以注释。由于他擅长针灸,因而对《灵枢经》的注释远较《素问》注释较高,成为历史上第一部《灵枢》的全注本。汪昂在其《内经约注》里曾评价说:“《灵枢》从前无注,其文字古奥,名数繁多,观者皱眉,作为医者又弃之不读,至明始有马玄台之注,其疏经络穴道,颇为鲜明。”

著有《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二书。前书刊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收《素问》81篇,合为9卷,于原文词义、医理逐篇逐段加以注解,在阐发经文精微、补苴唐人王冰注释罅漏诸方面,贡献颇大,是继王冰以后第二注家,为《素问》主要注本之一。后者9卷,补遗1卷,为《灵枢》第一个注本,颇有独到见解。清雍正《浙江通志》称之为“医学津梁”。

内经历代注家们:吴崑
吴昆生平著作考2008-10-23 10:33【大 中 小】
关键词:吴昆明代生平著作四种
吴昆(1552～1620年)字山甫,号鹤皋山人,因其洞参岐黄奥旨,人称“参黄子”。安徽歙县人。
祖父吴正伦,为明代隆庆至万历间名医,曾治愈神宗朱翊钧疾病,以及穆宗朱载后贵妃之疾病而名闻朝野。后来遭太医妒忌,饮毒酒而亡。伯父元昌,父亲文韬二公,皆修德隐居世中,家中藏书甚为丰富,对《内经》颇多研究。昆自幼聪明好学,熟读六籍文章,习儒举业。因受家庭熏陶,常浏览医书,在15岁时,已开始接触医学,通读《素问》、《灵枢》、《难经》、《甲乙》、《脉经》、《伤寒论》等经典,精晓河间、东垣、丹溪等诸贤医籍,为其日后行医、著书打下了良好的医学基础。
25岁时,举业不第,乡里长者劝其“古人不得志于时,多为医以济世。”由此专心于岐黄医事。拜余养正(午亭)为师学医。据吴氏著作中记载,为师教导主要从临证看病切脉、处方用药上,传授心得秘诀。三年后,游学于江苏、浙江、湖北、河南、河北等地,负笈万里,就“有道者为师”,故称有“七十二师”。谦虚好学的品质,丰富了吴昆的人生阅历,开阔了医学视野。注意吸收不同流派的医学经验及秘传,同时,广交朋友,拓宽了思维空间。在此时,校注整理滑寿《明堂图四幅》。
33岁时,传授医学,带徒弟三人,方元振、汪跃德、汪縂及侄孙吴子湛,因于“世医昧于上古经论,不达于中古之方”,不明方义与方证关系,不明药物升降浮沉之性,以及宣、通、泻、轻、重、滑、涩、燥、湿之法,反正类从之理,而盲目执方用药疗病,危害性极大。于是选取古今良医之方七百余首,“揆之于经,酌以正见,订之于证,发其微义”,著成《医方考》六卷。同年,又将所读过有关诊病切脉的医书要点,摘抄为语录,重点注释或述之师传心得,著成《脉语》二篇。
43岁时,吴昆对《素问》进行全文注释,著成《素问吴注》(自序作《内经吴注》)二十四卷。从该书参校友人名单推测,此时期吴昆可能在太医院里教授《素问》,整理者有太学生8人,太医院医生1人,儒生3人,礼部儒生3人,庠生6人,居士1人,共计21人。此书可能是吴氏授课讲稿,由众人整理收集而成。著述的动机见自序:“隋有全元起,唐有王冰,宋有林亿,尝崛起而训是经,是庶几昧爽之启明哉,待旦者较然睹矣,独其为象,小明则彰,大明则隐,谓之揭日月而行未也”,于是“居常晷度有熊,日术其旨而讨论之”,“不揣管陋,释以一得之言”,在王冰二十四卷本基础上,参考宋臣林亿新校正语、师传心得,发挥自己对文字音训、释义特长,进行了整理注释,使《素问》读起来通畅,文义明白,转难为易。从写序时间上推论,他对此书研究很早就开始,原因有二:一是祖父擅长《内经》研究,有家学庭训的治学传统。二是《医方考》对病证机理、方药注释,均显示他对《内经》研究功力。
67岁时,随之临证经验的积累,学识日丰,对以往针砭治验不能尽得其中之奥旨者,经过三十年不断探讨,始破迷津,医学思想进入成熟期。带生徒23人(包括侄孙吴象先),将自己在针灸方面的研究心得,结合历代经典论述、医家歌赋,写成《针方六集》六卷,旨在羽翼《图经》(明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学习使用。吴氏订校滑寿《明堂图四幅》(又作《正伏侧人脏腑明堂图》),一并收入此书卷首“神照集”中,形成该书图文并茂的著述特点。
据丹波元坚《医籍考》“亡名氏鹤皋山人传”分析,吴氏还著有《十三科证治》、《参黄论》、《砭鴌考》、《药纂》等书。惜今未能见到。从吴氏已出版传世的医著中看,这此作品完全是可能的事,如《医方考》对贝母、柴胡、杏仁、糯米、醇酒、橄榄、白曲、麦芽、山楂、淡豆豉、麝香、枳枸子、乌梅、香薷、云母等药物所作的考证,以及分析方剂组成的药理作用,显示了吴氏对药物研究的功力,著有《药纂》是十分自然的事。再如该书论病说因,涉及伤寒、内科、外科(痔漏、痈疡)、耳鼻咽喉眼、妇人、小儿、痘疹、养生等临床各科范围,因医生精通十三科乃是明代任用医生的标准,故著此书不是难事。再则,《针方六集》是专论针刺、灸艾之文,而吴氏以综合医学的观点,认识微针之奥,精专于砭鴌文集研究,笔触所及而著有《砭鴌考》。
此外,吴氏一生读书勤奋,纵横正史、野史、笔记小说、易学、数术、运气,以宏观角度审视医学现象,以《易经》水火既济、九六阴阳解释《内经》阴阳,以《尚论》释五行原委,以《史记》、《北齐书》、《魏志》、《南唐史》、《太平御览》、《泊宅编》、《遁斋闻览》、《内则》等,野史笔记医药内容,以及《医说》、《医余》等书中的病案论药摘出,充实到《医方考》里,增添了文章雅趣。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著作版本考
吴昆的著作,自明代万历年以来,距今已五百余年,影响较大,流传较广的著作主要有:《素问吴注》、《医方考》、《脉语》、《针方六集》四种,其余著作流传少。现将四种医著版本状况作如下介绍。
1《医方考》六卷、《脉语》二卷
由于二书是同年同时所刊,所以版本相同一并介绍。据《联目》介绍存世12种版本,其中明刻5种:万历十四年(1586)亮明斋版本(附《脉语》)、万历十四年友益斋刻本(附《脉语》)、万历琅环刻本、万历本、年代不详明刻本。抄本2种。日本刊本4种:元和五年(1619)梅寿刻本,宽永六年(1629)秋田勘兵本、庆安四年(1651)秋田屋平左卫门刊本、年代不详的日本刻本。民国排印本1种,即《中国医学大成》所收本。另据三木荣《朝鲜医学史》、崔秀汉《朝鲜医籍通考》记载,《医方考》、《脉语》均有朝鲜刻本存世,年代未详。
归纳上述版本:早期刊本有2种,来源明显不同。①万历十四年亮明斋刊本,保存有江东之、方时化序,无汪道昆序(明代史学家),参校者6人:友人黄基、蒋中谷,门人方元振、汪跃德、汪縂,从侄吴子湛。依此分析,此本当为其弟子、亲属所授亲传之本,为善本无疑。②万历十四年友益斋本,有汪道昆、江东之、方时化序,参校者为同乡方处厚所为。由于汪序最早,是研究吴昆生平重要文字依据;,故版本价值、文献价值均应受到重视。日本刊本基本属于一种流传系统,即日本元和五年梅寿本,其余为此本翻本。抄本状况未及考察。《中国医学大成》本,据曹炳章序云“每书必选精刊、初印、足本,其他亦多为明刻精本、家藏孤本”,此本应为精善之本,其中保留诸本脱落的方名一处。
2《素问吴注》二十四卷(自序作《内经吴注》)
《联目》载有今存世14种版本,其中明刊本3种:万历三十七年(1609)石室刻本、万历刻本、明刻本。清刊本7种:正学斋刻本、光绪二十年程梁刻本、宏道堂本、隆文堂本、文兴堂本、巴川儒兴吕力本、清刻本,抄本1种。日本刻本2种:元禄六年(1693)本、宝永三年(1706)本。就考察所见,此书虽然版本多,但彼此差异不大。清代刊本多沿习明代几种刊本特点。该书早期刊本系统有二:①万历三十七年石室本,保留吴序、张元裕序,但目录有脱,参校人名单有脱。吴昆书成以后(1594年),未能刊刻,但在歙县曾有流传,尤为喜欢岐黄医术者所看重,故在万历己酉(1609年),由张元裕氏写序刊行,以清除后学对《素问》学习上的“迷醒之疾”。据自序、张序以及书口作“内经吴注”等特征,均符合万历三十七年刻本鉴定。万历刻本属此系统,行款相同,然脱张序。②光绪二十年程梁本,是程氏购得万历原版书而重刻,此本有多处与石室本系统有异,但目录、校阅人名完整,似明代另一版本系统。
3《针方六集》六卷
该书成书于1618年,程处士(程标)为感谢吴昆治愈疾病之恩而开刊此书。今传世仅有二种本子:①明刊本。北大藏本,无牌记,卷首有自序,正文首行下有“古歙鹤皋吴昆述,海阳玉阉程标梓”。明堂经穴总图二幅,各为五个半版版面(均有书口象鼻)接续而成,书口刻工姓名为“黄鼎”。重庆图书馆所藏惜未能见到。②抄本。删去所有图谱,误字较多,此本抄自明代程标本。明刊本的版本价值在于反映明代安徽地区雕版工艺,采用拼版雕刻印刷技法,人体绘画按5:1比例。由于木雕艺术自清·雍正以后才采用7:1人体绘画比例,故吴氏明堂图谱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参考文献
[1]李济仁,等。吴昆和《素问吴注》。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97,6(3):22。
[2]吴昆。《脉语·自序》。中国医学大成。岳麓书社。1990年影印。
[3]吴昆。《吴注素问》。石室藏本。
[4]薛清录,等。《全国中医联合目录》。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年。

内经历代注家们:姚止庵


《素问经注节解》简评
作者:孟繁熙
《素问经注节解》系清初姚止庵撰。止庵于明亡后弃儒治医,医药之书靡不研求,尤殚精《灵》、《素》。《节解》以王冰注为底本,参以宋之《新校正》,复以张景岳、马元台诸家注而参断之。对王冰注本作了适当的改编和节略,斟酌损益,以畅王氏之不足,既发皇经义,又联系实际,余多受启发,兹爰述数端,以教正于同道。

慎思明辨,切中经旨

《内经》成书年代久远,文字古奥,旨义深邃,历代有关著述颇多,诸家注各有阐发。面对先贤之说,姚氏采取了审慎抉择的态度,既不一味盲从,也不一概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评判得失,是即是,非即非,择善而从,关键是要符合经旨本义,从而熔为自家之说。如《痹论》中“肾痹者,善胀,尻以代踵,脊以代头。”王冰注:“尻以代踵,谓足挛急也;脊以代头,谓身卷曲也”。王注实误,与“善胀”之状不合,即使马莳等人的注释虽无大误,亦语焉不详,使学者不知所从。姚氏云:“尻以代踵二句,语意奇妙,盖状善胀之形容也。凡人之气,上至头,下至足,运行不息,则折旋任意,俯仰自如。今邪著于肾,气闭不行,一身尽胀,但可坐而不可行,但能俯而不能仰,如踵以尻,而头以脊也,善胀之状,乃至如此。”这里姚氏既弄清楚了肾痹的症状,又指出了肾痹的病机是“邪著于肾,气闭不行”,肾为水火之脏,肾阳不足,则气不能化,所以水道不通,溢而为肿,故治水肿必先治气,若气不能化,则水必不利。惟下焦真气得行,始能转化,下焦真水得位,始能分消。姚注使学者在临床上容易与经文对照理解,这对指导临床正确诊断治疗有重要意义。

《内经》对消渴、消瘅的论述非常丰富,涉及病因病证诊断治疗各方面。如《通评虚实论》中有以脉断虚实预后的论述云:“消瘅虚实如何?岐伯曰:脉实大,病久可治;脉悬小坚,病不可治。”姚氏解释说:“王注既与经文之意相左,其误已明,而《新校正》引诸家之言,亦无决断。窃谓瘅者热也,消者渴也,消本于热,故曰消瘅也。消瘅之病,实火者少,虚火者多,其原起于肾亏无水,津液枯槁,欲得外水以自救。脉实,大病虽久而可治者,火近于实,非尽水亏,故云可治;脉小坚而且悬绝者,明属真水干槁,故病愈久愈不可治也。王氏泛论固非,并云可治者,亦非,元方所论脉法,虽合经意,然亦无所发明也”。这里对三家注都作了评判,指出诸家或泛泛而论,或囿于成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火实水亏与真阴干涸两者在层次上—轻一重,在预后上判然有别。前者非尽水亏,故可治。后者根本已亏,故不可治。博洽明快,使学者读后倍感清晰,精切有理。

《病能论》有“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一段黄帝岐伯问答,王冰注文颇有支离不通之感,即张景岳、马元台及后来的张隐庵诸家注亦未明确。姚注云:“心无所慕,则情无所锺,坦然而卧,帖然则安矣。……卧不即安,皆情有所倚之为害也。是故欲保命者,先须却病;欲却病者,须断妄想;欲断妄想,先用清心。心清则妄去,妄去则神定,卧云乎哉。”姚氏先引《上古天真论》、《生气通天论》之文,以经解经,接着阐述了不得卧的原因在于欲望,在于心不清,在于心不安,注文有理有据,层层剖析,绝不空泛,又切近经旨,符合实际,于临床大有裨益。

厚积薄发,迭出新见

姚氏既勤学不息,又笃于实践,强调学用结合,他精研经典,对《内经》尤钩深研赜,析疑启奥,多有新见。如《厥论》中有关厥证的论述,指出:“厥凡三义,一谓逆也,诸凡言厥逆是也;一谓极至也,……热厥寒厥,盖言寒热之极也;一谓昏迷不省人事也,本篇之言阴盛阳乱是出。乃世之云厥者,止以手足逆冷,不知人事为言,合之经旨偏矣”。厥证虽繁,要不出姚氏之论。又如《阴阳别论》中有关“阴阳结斜”的阐释,诸家注令学者茫然不知所云。姚注“夫斜犹偏也,偏于阳则热,偏于阴则寒,而其气之所结,或偏于阴,是多阴而少阳,为阴寒之凝结,名为石水”。令人耳目一新。

姚氏阐扬《内经》治则,更是新见迭出,如《阴阳应象大论》中“中满者,泻之于内”,各家或注消除,或注泻下。姚氏云:“潜消默运,是谓泻之于内也。……盖中满者只在上中二焦,其云泻者,不过调而利之,非若治肠中坚实者之以攻下为泻也”。脾主运化,胃主受纳,二者同居中焦,若脾胃失和,水湿不得运化,壅塞中焦,潜消默运,除湿祛痰,调理气机,实得经文奥旨。又如《阴阳应象大论》中的“血实宜决之”,姚注:“决宜兼内外言,……至若外而痈疽之实热者,须针割以破其毒;内而阳盛之血热,或蓄瘀作疼,急宜攻下以去其实,皆决之之谓也”。他把血实的范围明确为痈疽、热毒、蓄瘀,可谓发前人所未发。再如《阴阳应象大论》“气虚宜制牛引之”。注家或语焉不详,或作导引按摩。姚云:“《甲乙经》‘制牛’作‘掣’,良是。掣者,以手牵物也。盖气实则宿于丹田,虚则浮而逆上……掣引二字妙甚,如敛而降之以保肺,或温养中宫以培母,或滋补肾阴以归元,委婉调摄,使浮动之气,顺而不逆,其掣引之意乎!”运用校勘之学,阐发意蕴,不但识见高明,切合经旨,且大大有益于临床实践。又如《脏气法时论》中“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气句”,历代医家既有阐发,也有争论。姚谓:“燥则津液枯,腠理闭,上下之气不通矣。然欲开而通之,非辛不可,辛走肺,肺为肾之母,降下之令操焉,母得益,自能养其子,于是腠理开,津液至,气自通而燥自润矣”。千百年来,均以辛味“能散能行”,即发散解表,行气行血。“辛润”之说,多无阐发,姚注从五脏生理及其关系着眼,发明辛开肺气,通调水道,敷布津液,肾之燥从而得以滋润。这是对《内经》辛润说最精辟的阐述,同时也对我们临床治疗肾病的思路,以有益的启迪。

(注:本文引文均自《素问经注节解》,清·姚止庵撰,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东平县中医院(山东,271500) 孟繁熙

内经历代注家们:张 琦
素问释义

《素问》注本。10卷。清张琦(翰风)撰于道光九年(1829年)。此书以王冰注文为主,阐释《素问》各篇。不惟采摭前人注释之精华,亦能对经文蕴义增入己见而间有发明。如针对《阴阳应象大论》“阳化气,阴成形”一句注曰:“阳动而上,是化神魂;阴静而下,是成精魄”。是知神魂为气属、精魄为形属。释义颇有精见,成一家之言。现有道光十年(1830年)阳湖张氏《宛邻书屋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