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对温疫学派的认识

温疫,是感受疫疠之邪而发生的多种急性传染病的统称。温疫学派的奠基人为明末清初的江苏吴县人吴又可,代表作《温疫论》一书奠定了温疫学派的理论基础。

其成书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据《吴县志》记载,当其时,兵灾不断,仅1638--1641三年间,当地就接连发生多次农民起义和“聚集千众”的市民斗争,从侧面反映出明朝统治阶层的横征暴敛,残酷压榨。人民生活极度贫苦,生活条件差,必然导致瘟疫广泛流行。在成书的1642年前后,吴县连年不断发生严重瘟疫流行,“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这种情况,从客观上向医学提出了发展传染病学的要求。吴又可结合自己毕生治疫的心得体会,总结成书,书中大多是突破前人的创造性的论述,其理论来源于临床而还用于临床,绝非现在一些医学杂志上的所谓“论文”一样寻章摘句、抄来袭去、专工祖述性的老生常谈,“不思现前事理,徒记纸上文辞;不知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施,未免指鹿为马矣”,在理论上的突破屈指可数。这也是造成中医发展缓慢、限制中医发展的瓶颈所在!

纵观全书,其核心理论即是“杂气论”,对温疫的病因、流行性、病机、临证特点、某些戾气的脏腑特异性及物种特异性、疫病的偶见与众患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可以说是一部传染病学专著,也可称作传染病学的鼻祖,是中华医学对世界传染病学贡献的宝贵遗产!

在治则治法上,强调祛邪为第一要义,用药中首推大黄,这于全书中大黄频繁出现的次数可见一斑。具体表现在:1、用量大。每剂大黄常用量在15至20G间,甚至有十一日服用大黄十三两半(约合38.35G/日)的病案记录。2、连续服用。在急下存阴上,“凡下不以数计”,不但“下之”,“再下之”,甚至“更下之”,“更宜下之”,除邪不尽,决不罢休。使用大黄的信心坚定不移。3、不拘于各种古法限制。见证即攻。总结了三十余种可下之证,“有是证则投是药”。并认为行医切忌犹豫不决,不敢用药,以免延误治疗、加重病情、导致留邪生变,“虽卢、扁亦无所施矣”。

在具体治法上,还自创新方用于临床,取得实效,一直沿用至今,在现代温热病的治疗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代表方如:达原饮,广泛应用于西医学中的伤寒、副伤寒、肝炎、疟疾等病,在《中国医学文摘 中医分册》中均有大量的相关临床报道。三甲散,用于西医颅内感染的恢复期治疗,在《浙江中医学院学报》也有相关文章记载。人参养荣汤,更是耳熟闻详,熟悉《红楼梦》的人都知道,书中那位梨花带雨、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妹妹就曾被贾母、王夫人建议使用此方,不过属于未辩证乱投药罢了。

吴又可虽强调攻下,但决不滥用,详细列出了下法的禁忌证和注意事项,“要谅人之虚实,度邪之轻重,察病之缓急,揣邪气离膜原之多寡,然后药不空投”。同时注重补泻兼施和疾病的调养护理。用清燥养荣汤以补充阴液,“留的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通过饮食调理来顾复胃气,“宜先与粥饮,次糊饮,次糜粥,循序渐进,先后勿失其时”,实际上也符合临床重症病人从全流饮食到半流饮食,再到软食,最后正常饮食的康复过程。

总而言之,《温疫论》一书从病因、病理和治疗上,大大补充和发挥了前人的学说,促进了温病学说的发展,对传染病学影响深远,各种版本络绎不绝、流传海内外,其重要性和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