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负中医 中医负我 -- 退休中医王教授的反思
2011-04-06 12:39 4楼
作者:王教授
当 代 中 医 之 我 见〔2〕中 医 是 一 门 自 然 哲 学
[原创 2010-11-11 16:26:59]
在困惑、迷茫和焦虑之中,想到中学时代同学们关于“天狗食月”的讨论。这是古人对产生“月蚀”这一天文现象的一种神话般的解释,但古人始终不明了“月蚀”的真实原因。有同学说“天狗”食也好,“天猫”食也行,“天老鼠”食也罢……总之月亮不见了,被食掉了,你能说它不对?也有同学认为这是对科学的一种“无知”;还有同学认为如果没有当初这种神话般的解释就不会有现在“科学”的认知;更有同学认为这就是古代的所谓“格致知物”。大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数学老师说,这些都不是科学的解释,总之,似是而非,朦朦胧胧,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想。物理老师寻思着说,这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自然哲学”式的解释。
什么是“自然哲学”?后来查了《辞海》和《哲学小词典》才知道:自然哲学一般是指产生于远古时期,到十七至十九世纪初叶发展起来的,把各门自然科学和哲学结合在一起而建立的一种自然体系的学说,“自然哲学”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前身。自然科学当时还处在发育阶段,还不能比较完善地、科学地解释自然界中诸多现象和过程及其客观联系。在那个时代科学、哲学与宗教混为一体,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共同发展。因此,当时一些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不乏玄学家〕就企图借助于已有的认识和知识,借助于宗教、借助于哲学〔玄学〕的抽象思辨,从而构建起解释自然界的学说。是一种所谓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包括并代替自然科学的“科学之科学”,是从整体上对自然界作思辨解释。
把“自然哲学”推进到真正系统化阶段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谢谢林,而最后完成者是G·黑格尔。恩格斯曾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批判“自然哲学”是“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同时他也客观地评价了“自然哲学”,指出它曾“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
恩格斯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在自然科学还未得到充分发展,在许多自然领域内还存在着不少尚未认识的空白区的情况下,“自然哲学”借助于用理想的、想象的联系来代替尚未认识的过程的真实联系,用某些推理来代替所欠缺的事实和过程,用联想来填补实际上的空白。这种作法和努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当时的自然哲学家也抒发了许多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不少未来的科学发现,但同时也有着不少的谬误。在当时科学水平并不髙的情况下,要解释自然界不能不如此。
但是,今天当科学长足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了科学本身的联系已经能比较滿意地说明自然界的时候,特别是坚实地建筑在近、现代科学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已经可以更完善地从总体上说明并指导人们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自然哲学”也就日益沉寂成为过时的东西而逐步消亡了。
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主要记载在中医的“四大经典”著作上,通读过“四大经典”的人们都知道,除《神农本草经》讲的是365种药物之外,《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都是研究和发挥《黄帝内经》的。因此,《黄帝内经》历来被视作中医理论的渊薮,研究中医的人们都非常重视《黄帝内经》。而《黄帝内经》究其源头则应当追溯到伏羲创“易”,开启华夏文明了。
《黄帝内经》把“人”摆在天地之间,放在太阳、月亮,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之间,即古人所说的“三才”“七政”这么一个宇宙背景上来进行讨论和阐述。在中国近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可以说前半段是在没有文字的漫长黑夜中渡过的,远古先民们面对并传习着一本建立在宇宙背景上描述日月、星辰、昼夜、气象、季节、天文、地理等等自然景象周而复始变化万千的自然之书——“无字天书”。通过“阅读”这本“无字天书”,开启创造性思维。
先是伏羲创“易”,在古老的《易经系辞》有这样一段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易学就是在对自然的认识上,以阴阳、八卦、演易为基础建立了可以认识自然、模拟自然、利用自然的易学系统。伏羲易学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古老、最系统的认识自然的知识体系,是当时人们认识自然的工具。继而《连山易》、《归藏易》,再到《周易》,这些易,都是在伏羲易的基本原理之上慢慢演化而来,虽说它们都是古代占卜预测之书,但也都是不同自然条件和历史时期对大自然的认识。紧接着是《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这其中尤其是“阴阳”概念的产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在不同程度上以阴阳思想为指导。至于五行虽初见于《尚书·甘誓》,次为《尚书·洪范》,说的是五种物质各自的特征与属性和五种行事活动与管理等等,但最终形成天道运行、人世变迁、王朝更替等一整套相互关联的理论则是汉代邹衍、董仲舒、刘向父子等士大夫和方士化了的儒生们满脑子阴阳消息、五行生胜、五德终始、转移符应、相次用事、隨方面为服的事了。修炼内丹、服食外丹、弄采补及精通符箓方术等等,则是从秦始皇寻找神仙和长生不老药开始到汉、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道士们的风采。到了宋代易学更加兴盛,陈搏老祖、周敦颐及其后的“程朱理学”将对阴阳五行之道的探究更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髙峰。阴阳五行学说试图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统一起来,不仅建立了自然界和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还建立了人类社会的组成联系。不仅试图说明各领域内过程之间的联系,还试图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总的联系乃至人身体内部脏腑经络之间的联系。它想实现的目标可谓宏伟无比,但它的实践经验基础却显得十分之薄弱。
易学系统中的易辞虽说很少谈及阴阳,但其卦象的推演却呈现了阴阳的变化。易学系统其最核心内容和智慧应是自然,即世界的本然,就是要随世间万事万物的演变而顺其自然,但顺其自然绝不是随波逐流,而是要在掌握和领悟所谓的事物运行规律基础上,对事物的孕育、发展、成长、衰亡予以预测,找出和选择事物所谓的最佳存在方式。《易经》所有的占卜与预测之事旨在想教人看清形势,并提供出所谓建言、思路,能否做到,关键还在于人的修行。
随着演易,先后产生了气、道、阴阳、五行、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先后天八卦、六十四卦、阳爻、阴爻、三百八十四爻、九宫、河图、洛书、太极图、无极图、术数、三阴、三阳、天干、地支、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甲子纪年、纪月、纪日、纪时、五运六气、大运、主运、客运、主气、客气、司天、在泉、客主加临、主客相得、气立、神机、算法、占候、易占、六壬、杂占、堪嶼、命相、遁甲、杂术、阴阳五行术、脏腑、经络、精气神、气血、津液、六气、六淫、七情,等等一系列概念和理论。
《黄帝内经》的作者们又根据“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人与天地相应”、“天人合一”的观念,将这些概念和理论与从人身体上所感觉到的东西相类比而构建成所谓“中医理论”,即中医药文化。用以描述人的生命现象,预测个人命运的吉凶祸福,解释人的疾病发生、发展与治疗、转归,用于人的养生保健、避凶趋吉、防病祛病。把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与这人世间、自然界乃至国家、家庭、个人等等所谓的规律和复杂现象都混为一谈,形成了所谓“国身治同”的理论,进一步就推衍为“良相良医”了,以致于将诊治疾病的医事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提并论!
《黄帝内经》将人体比附为一小宇宙,将五脏六腑与行星、季节、山川、甚至官职一一对应。因此它对生命现象、对“人”、对“人的疾病”的认识只能囿于古人当时对自然界,即对“天之气”、对“地之形”的认识的基础上采取“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取象比类”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去认知。用“已知”的“天”、“地”来解释“未知”的“人体”,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和相互联系推知隐藏未明的人体的“经络、脏腑之间的联系”和“脏腑功能与病理变化”。
《黄帝内经》中反复强调的“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人与天地相参”、“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即高保衡、林亿等人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指出的:“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
综上所述,可见中国古圣先贤们对生命的认知是先叩问自然、认识自然,同时又以对自然的认知类比于人及其疾病,从而关注人的生命,以求得心灵上的安宁与平静。是先求诸于外,后类比于内也!
按清朝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中国的传统文化可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门类。“经学”为首,从六经、五经到十三经的儒家经典为主,一分为二,合二而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史学”是以廿四史为主的各种体裁的史学著作;“子学”即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及其政治、哲学、医学等著作;“集学”泛指所有诗词文赋专集等著作。
中医属于“子学”范畴中众多类的一类,医家类。《黄帝内经》是医家类的代表作,它不仅是中医理论的经典,更是一部养生学的经典。虽然也讲了“怎样看病、治病”,例如对疾病症侯表现的描述,又如此前的占卜、画符、祝由、堪嶼等巫术,及书中所载的导引、吐纳、按矫、砭石、刺灸、房中和食物、药物的四气、五味、“十三方”〔《黄帝内经》全书中只有汤液醪醴、生铁洛饮、左角发酒、泽泻饮、鸡矢醴、乌鲗骨藘茹丸、兰草汤、豕膏、翘饮、半夏秫米汤、马膏膏法、寒痹熨法、小金丹等十三条治病处方〕等等为数不多的治病方法。但似乎讲得更多的是“怎样不得病”,是在“经学”、“史学”的指导下,教导人们如何“避凶趋吉”,寻找所谓最佳的生存方式,讲的是所谓生存智慧!即人体生命存亡的关键所在只有精、气、神充盈,生命活动才可能在健康状态中运行,只要能保持精足、气充、神全,自然会祛病延年的养生之道。
从历史和内容上看,中医理论及其养生学的观点基本上是源自于《周易》的“阴阳学说”和《老子》的道家“抱朴守一、无为自然”思想,可见易、道、医三者有着难以割舍的血肉联系。
要学医,当然要读医家类的书,然而,《黄帝内经》所涉及的远不止于所谓医学,它还吸收了我国古圣先贤们当时对天文、地理、气象、历法、物候、生态以及社会、哲学等诸多学科的认知和研究成果,所谓医、卜、星、相,乃至“三教九流”,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仁、五德、六读书、七工、八技、九盘算等等人世间的事无不包罗其中,真可谓集大成也。因此要精通中医,只读医家类的书籍是不够的,还应当博览旁通其它各类,不仅要精通《周易》、《老子》、《黄帝内经》的内容,还应博览庞大的“子学”书籍,诸子百家,尤其是医家类、道家类、术数类、天文算法类的书籍。汉以来的儒、释、道三家,养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
除此之外,还要修持“气功”、特异功能,气功、特异功能与中医理论是紧密相连的,因为“气”与“气化”是中医理论的精髓。气功实践不仅是中医理论的重要源泉,而且是中医临床的基础与精华。《黄帝内经》把“养身”、“治神”、“守神”等气功内容放在了高明医生必备条件之首。昔日之中医大师如扁鹊、华佗、张仲景、陶弘景、葛洪、孙思邈、李时珍……都精通气功、修持内丹、炼制外丹,並通过气功、修炼内丹、服食外丹来激发、强化人体内在潜力,以获得异乎常人的智能。从而达到“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神通、漏尽通”的“六通境界”,以及“眼、耳、鼻、舌、身、意”六者即六根清静之潜能可以互相渗透乃至相互为用的“六根互用”和诊察“脏腑内景和经络隧道”的“内景返观”等等“练气化神,入神出化”的特异功能境界,因而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可如今的中医泰斗、国医大师、名医诸宿,鲜有娴于此道者,只能望尘莫及了!
《黄帝内经》较为详细地用当时的所谓理论描述了人体的生命现象、经络脏腑的联系和功能,论述了所谓“阴阳失调、邪正斗争”的致病原因、临床证候表现以及一些简单的治疗原则和方法,提出了养生方面不乏哲理性的告诫,自成一体系。也正是如此,故其较之世界上其它古文明所产生的医学更具生命力。
中医学虽然包涵着一个巨大的医学理论体系,它承认现象、重视现象,对现象的“观察”虽然比较仔细,但仅仅停留在“象”的表面,而不往“深”里去,它的“假说”则多是想当然和自以为是的所谓实践经验,它的“验证”则做得非常之粗陋和浅薄。它的整个体系不少方面还是建立在“类比推理”之上的,致病原因、病理机制、治疗方法与效果,都未能得到充分的科学验证。其整个理论体系是直观人体、人天关系以及理想联系所构筑而成,还包括有不少猜测、臆想的东西,甚至有的还与鬼神迷信混杂在一起。概念不明晰、理论不精确、名词术语多义性突出、内容交叉、分类模糊、层次界限不明了……。所以,它毕竟是当时的认知水平,运用的是所谓整体性、直观性的古代哲学思辨方法而缺少分析性、综合性和解剖性、还原性的科学实验方法,不能不带一定的朴素性和猜测性,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记载、归纳和总结。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显得有些粗浅、笼统和不清晰了。虽然也能“治好”一些疾病,但它毕竟不懂得人体结构、生理机能、代谢谢过程,更不能科学地、准确地解释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本质。
总之,设想太过而求证不足,辨证太多而实证不够。更何况自古以来人们进行真理性判断的方法极其落后,实验科学和逻辑推理至今还不发达,“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甚少,全民族的科学素养远没达到自觉自醒的水平。
毫无疑问,中医理论具有自然哲学的特征和性质,中医是华夏民族古老的一门自然哲学。是“用理想的、想象的联系来代替尚未认识的过程的真实联系,用某些推理来代替所欠缺的事实和过程,用联想来填补实际上的空白”。总之,对生命的奥秘、人体身体结构以及人为什么会生病等等国人生、老、病、死的问题,中医理论是从“哲学”的层面上进行解读,较之先民们从“神学”的角度要进了一大步,但较之后来现代人科学的生物学解释就差了一大截。在生物学家的带领下,对这些问题的所谓神学的、哲学的解释都会逐渐失去其意义,取而代之的是科学的生物学解释,而最终会回到人体本身上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看过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老先生所写的有关中医、气功、特异功能以及人体科学方面的文章,先生也认为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不过他所说的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
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曾说过:“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却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但是这部分‘自然哲学’却万万不能让它消亡,因为现在还没有代替它的科学理论,中医现代化还没有实现”。 1984年6月12日,他在给湖南医学院黄建平先生的复信中指出:“什么是自然哲学?什么是自然科学?我以为凡不是自然科学的、从经验概括起来的理论,都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因为它必然包括一些猜测、臆想的东西。那么,什么叫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学问是:一方面研究一种对象的学问,但一方面又和全部自然科学有机的结合成一个整体,如现代科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天文学、电子学、机械学、水力学、海洋学、气象学等等,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所以,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它独立于现代科学之外”。〔见黄建平:《祖国医学方法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钱老在给山东中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祝世纳讲师的回信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医学是“前科学”,即待进入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不能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是很多很多的,一切从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即经过整理的材料,都属于这一大类。〔见:《钱学森同志谈中医学的科学水平及其发展》,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6年第十卷第一期〕
但是,无论如何“经典”,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医学家等等古圣先贤们只是凭自己个人的感觉来感知这个世界,是用各自不同的形式来解释世界,用自然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用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来解释人体生命现象。这种个人的认识、实践与经验,由于时间、地点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並不能得出“灼见真知”。其对客观世界、对自然现象、生命现象等等往往可以提出好些不同的解释,而且看似都有道理,能够自园其说,甚至说得神乎其神。到底哪一种解释、哪一套体系是正确的呢?人们只能在各自的说法上争来辩去,谁也说服不了谁。
直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经过漫长地摸索,人们逐渐发明了“观察——假说——验证”的方法,以及后来成为现代科学发展依靠的两个基础,即实证方法和形式逻辑体系,才解决了这些纷争。通过观察,提出假说,然后用科学实验方法和形式逻辑体系来验证假说。一旦实证方法确立起来,也符合了逻辑检验,假说就得到了科学验证,自然哲学就变成了大家所公认的自然科学。否则就得抛弃,或者重新再来。不断地探讨,不断地扬弃,不断地求索,不断地进取。
既然自然哲学最终不能不为自然科学所淘汰和替代,那么,作为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中医学也必然会被现代科学、现代医学逐渐取代,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尽管中医理论是一门自然哲学,它包括了很多猜想的东西,不是科学,但它还不会很快就消亡,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学尚未能也不可能完全征服人类所有的疾病,人类的探索将永无止境,所以它还会伴随现代医学共存下去。只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学不断地发展,随着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的进程逐渐式微,逐步边沿化,而最终消亡。但是,只要有人相信,它就会死灰复燃,永远没完没了!〔重发 京且〕
当 代 中 医 之 我 见〔2〕中 医 是 一 门 自 然 哲 学
[原创 2010-11-11 16:26:59]
在困惑、迷茫和焦虑之中,想到中学时代同学们关于“天狗食月”的讨论。这是古人对产生“月蚀”这一天文现象的一种神话般的解释,但古人始终不明了“月蚀”的真实原因。有同学说“天狗”食也好,“天猫”食也行,“天老鼠”食也罢……总之月亮不见了,被食掉了,你能说它不对?也有同学认为这是对科学的一种“无知”;还有同学认为如果没有当初这种神话般的解释就不会有现在“科学”的认知;更有同学认为这就是古代的所谓“格致知物”。大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数学老师说,这些都不是科学的解释,总之,似是而非,朦朦胧胧,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想。物理老师寻思着说,这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自然哲学”式的解释。
什么是“自然哲学”?后来查了《辞海》和《哲学小词典》才知道:自然哲学一般是指产生于远古时期,到十七至十九世纪初叶发展起来的,把各门自然科学和哲学结合在一起而建立的一种自然体系的学说,“自然哲学”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前身。自然科学当时还处在发育阶段,还不能比较完善地、科学地解释自然界中诸多现象和过程及其客观联系。在那个时代科学、哲学与宗教混为一体,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共同发展。因此,当时一些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不乏玄学家〕就企图借助于已有的认识和知识,借助于宗教、借助于哲学〔玄学〕的抽象思辨,从而构建起解释自然界的学说。是一种所谓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包括并代替自然科学的“科学之科学”,是从整体上对自然界作思辨解释。
把“自然哲学”推进到真正系统化阶段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谢谢林,而最后完成者是G·黑格尔。恩格斯曾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批判“自然哲学”是“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同时他也客观地评价了“自然哲学”,指出它曾“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
恩格斯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在自然科学还未得到充分发展,在许多自然领域内还存在着不少尚未认识的空白区的情况下,“自然哲学”借助于用理想的、想象的联系来代替尚未认识的过程的真实联系,用某些推理来代替所欠缺的事实和过程,用联想来填补实际上的空白。这种作法和努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当时的自然哲学家也抒发了许多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不少未来的科学发现,但同时也有着不少的谬误。在当时科学水平并不髙的情况下,要解释自然界不能不如此。
但是,今天当科学长足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了科学本身的联系已经能比较滿意地说明自然界的时候,特别是坚实地建筑在近、现代科学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已经可以更完善地从总体上说明并指导人们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自然哲学”也就日益沉寂成为过时的东西而逐步消亡了。
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主要记载在中医的“四大经典”著作上,通读过“四大经典”的人们都知道,除《神农本草经》讲的是365种药物之外,《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都是研究和发挥《黄帝内经》的。因此,《黄帝内经》历来被视作中医理论的渊薮,研究中医的人们都非常重视《黄帝内经》。而《黄帝内经》究其源头则应当追溯到伏羲创“易”,开启华夏文明了。
《黄帝内经》把“人”摆在天地之间,放在太阳、月亮,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之间,即古人所说的“三才”“七政”这么一个宇宙背景上来进行讨论和阐述。在中国近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可以说前半段是在没有文字的漫长黑夜中渡过的,远古先民们面对并传习着一本建立在宇宙背景上描述日月、星辰、昼夜、气象、季节、天文、地理等等自然景象周而复始变化万千的自然之书——“无字天书”。通过“阅读”这本“无字天书”,开启创造性思维。
先是伏羲创“易”,在古老的《易经系辞》有这样一段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易学就是在对自然的认识上,以阴阳、八卦、演易为基础建立了可以认识自然、模拟自然、利用自然的易学系统。伏羲易学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古老、最系统的认识自然的知识体系,是当时人们认识自然的工具。继而《连山易》、《归藏易》,再到《周易》,这些易,都是在伏羲易的基本原理之上慢慢演化而来,虽说它们都是古代占卜预测之书,但也都是不同自然条件和历史时期对大自然的认识。紧接着是《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这其中尤其是“阴阳”概念的产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在不同程度上以阴阳思想为指导。至于五行虽初见于《尚书·甘誓》,次为《尚书·洪范》,说的是五种物质各自的特征与属性和五种行事活动与管理等等,但最终形成天道运行、人世变迁、王朝更替等一整套相互关联的理论则是汉代邹衍、董仲舒、刘向父子等士大夫和方士化了的儒生们满脑子阴阳消息、五行生胜、五德终始、转移符应、相次用事、隨方面为服的事了。修炼内丹、服食外丹、弄采补及精通符箓方术等等,则是从秦始皇寻找神仙和长生不老药开始到汉、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道士们的风采。到了宋代易学更加兴盛,陈搏老祖、周敦颐及其后的“程朱理学”将对阴阳五行之道的探究更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髙峰。阴阳五行学说试图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统一起来,不仅建立了自然界和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还建立了人类社会的组成联系。不仅试图说明各领域内过程之间的联系,还试图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总的联系乃至人身体内部脏腑经络之间的联系。它想实现的目标可谓宏伟无比,但它的实践经验基础却显得十分之薄弱。
易学系统中的易辞虽说很少谈及阴阳,但其卦象的推演却呈现了阴阳的变化。易学系统其最核心内容和智慧应是自然,即世界的本然,就是要随世间万事万物的演变而顺其自然,但顺其自然绝不是随波逐流,而是要在掌握和领悟所谓的事物运行规律基础上,对事物的孕育、发展、成长、衰亡予以预测,找出和选择事物所谓的最佳存在方式。《易经》所有的占卜与预测之事旨在想教人看清形势,并提供出所谓建言、思路,能否做到,关键还在于人的修行。
随着演易,先后产生了气、道、阴阳、五行、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先后天八卦、六十四卦、阳爻、阴爻、三百八十四爻、九宫、河图、洛书、太极图、无极图、术数、三阴、三阳、天干、地支、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甲子纪年、纪月、纪日、纪时、五运六气、大运、主运、客运、主气、客气、司天、在泉、客主加临、主客相得、气立、神机、算法、占候、易占、六壬、杂占、堪嶼、命相、遁甲、杂术、阴阳五行术、脏腑、经络、精气神、气血、津液、六气、六淫、七情,等等一系列概念和理论。
《黄帝内经》的作者们又根据“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人与天地相应”、“天人合一”的观念,将这些概念和理论与从人身体上所感觉到的东西相类比而构建成所谓“中医理论”,即中医药文化。用以描述人的生命现象,预测个人命运的吉凶祸福,解释人的疾病发生、发展与治疗、转归,用于人的养生保健、避凶趋吉、防病祛病。把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与这人世间、自然界乃至国家、家庭、个人等等所谓的规律和复杂现象都混为一谈,形成了所谓“国身治同”的理论,进一步就推衍为“良相良医”了,以致于将诊治疾病的医事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提并论!
《黄帝内经》将人体比附为一小宇宙,将五脏六腑与行星、季节、山川、甚至官职一一对应。因此它对生命现象、对“人”、对“人的疾病”的认识只能囿于古人当时对自然界,即对“天之气”、对“地之形”的认识的基础上采取“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取象比类”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去认知。用“已知”的“天”、“地”来解释“未知”的“人体”,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和相互联系推知隐藏未明的人体的“经络、脏腑之间的联系”和“脏腑功能与病理变化”。
《黄帝内经》中反复强调的“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人与天地相参”、“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即高保衡、林亿等人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指出的:“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
综上所述,可见中国古圣先贤们对生命的认知是先叩问自然、认识自然,同时又以对自然的认知类比于人及其疾病,从而关注人的生命,以求得心灵上的安宁与平静。是先求诸于外,后类比于内也!
按清朝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中国的传统文化可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门类。“经学”为首,从六经、五经到十三经的儒家经典为主,一分为二,合二而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史学”是以廿四史为主的各种体裁的史学著作;“子学”即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及其政治、哲学、医学等著作;“集学”泛指所有诗词文赋专集等著作。
中医属于“子学”范畴中众多类的一类,医家类。《黄帝内经》是医家类的代表作,它不仅是中医理论的经典,更是一部养生学的经典。虽然也讲了“怎样看病、治病”,例如对疾病症侯表现的描述,又如此前的占卜、画符、祝由、堪嶼等巫术,及书中所载的导引、吐纳、按矫、砭石、刺灸、房中和食物、药物的四气、五味、“十三方”〔《黄帝内经》全书中只有汤液醪醴、生铁洛饮、左角发酒、泽泻饮、鸡矢醴、乌鲗骨藘茹丸、兰草汤、豕膏、翘饮、半夏秫米汤、马膏膏法、寒痹熨法、小金丹等十三条治病处方〕等等为数不多的治病方法。但似乎讲得更多的是“怎样不得病”,是在“经学”、“史学”的指导下,教导人们如何“避凶趋吉”,寻找所谓最佳的生存方式,讲的是所谓生存智慧!即人体生命存亡的关键所在只有精、气、神充盈,生命活动才可能在健康状态中运行,只要能保持精足、气充、神全,自然会祛病延年的养生之道。
从历史和内容上看,中医理论及其养生学的观点基本上是源自于《周易》的“阴阳学说”和《老子》的道家“抱朴守一、无为自然”思想,可见易、道、医三者有着难以割舍的血肉联系。
要学医,当然要读医家类的书,然而,《黄帝内经》所涉及的远不止于所谓医学,它还吸收了我国古圣先贤们当时对天文、地理、气象、历法、物候、生态以及社会、哲学等诸多学科的认知和研究成果,所谓医、卜、星、相,乃至“三教九流”,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仁、五德、六读书、七工、八技、九盘算等等人世间的事无不包罗其中,真可谓集大成也。因此要精通中医,只读医家类的书籍是不够的,还应当博览旁通其它各类,不仅要精通《周易》、《老子》、《黄帝内经》的内容,还应博览庞大的“子学”书籍,诸子百家,尤其是医家类、道家类、术数类、天文算法类的书籍。汉以来的儒、释、道三家,养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
除此之外,还要修持“气功”、特异功能,气功、特异功能与中医理论是紧密相连的,因为“气”与“气化”是中医理论的精髓。气功实践不仅是中医理论的重要源泉,而且是中医临床的基础与精华。《黄帝内经》把“养身”、“治神”、“守神”等气功内容放在了高明医生必备条件之首。昔日之中医大师如扁鹊、华佗、张仲景、陶弘景、葛洪、孙思邈、李时珍……都精通气功、修持内丹、炼制外丹,並通过气功、修炼内丹、服食外丹来激发、强化人体内在潜力,以获得异乎常人的智能。从而达到“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神通、漏尽通”的“六通境界”,以及“眼、耳、鼻、舌、身、意”六者即六根清静之潜能可以互相渗透乃至相互为用的“六根互用”和诊察“脏腑内景和经络隧道”的“内景返观”等等“练气化神,入神出化”的特异功能境界,因而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可如今的中医泰斗、国医大师、名医诸宿,鲜有娴于此道者,只能望尘莫及了!
《黄帝内经》较为详细地用当时的所谓理论描述了人体的生命现象、经络脏腑的联系和功能,论述了所谓“阴阳失调、邪正斗争”的致病原因、临床证候表现以及一些简单的治疗原则和方法,提出了养生方面不乏哲理性的告诫,自成一体系。也正是如此,故其较之世界上其它古文明所产生的医学更具生命力。
中医学虽然包涵着一个巨大的医学理论体系,它承认现象、重视现象,对现象的“观察”虽然比较仔细,但仅仅停留在“象”的表面,而不往“深”里去,它的“假说”则多是想当然和自以为是的所谓实践经验,它的“验证”则做得非常之粗陋和浅薄。它的整个体系不少方面还是建立在“类比推理”之上的,致病原因、病理机制、治疗方法与效果,都未能得到充分的科学验证。其整个理论体系是直观人体、人天关系以及理想联系所构筑而成,还包括有不少猜测、臆想的东西,甚至有的还与鬼神迷信混杂在一起。概念不明晰、理论不精确、名词术语多义性突出、内容交叉、分类模糊、层次界限不明了……。所以,它毕竟是当时的认知水平,运用的是所谓整体性、直观性的古代哲学思辨方法而缺少分析性、综合性和解剖性、还原性的科学实验方法,不能不带一定的朴素性和猜测性,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记载、归纳和总结。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显得有些粗浅、笼统和不清晰了。虽然也能“治好”一些疾病,但它毕竟不懂得人体结构、生理机能、代谢谢过程,更不能科学地、准确地解释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本质。
总之,设想太过而求证不足,辨证太多而实证不够。更何况自古以来人们进行真理性判断的方法极其落后,实验科学和逻辑推理至今还不发达,“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甚少,全民族的科学素养远没达到自觉自醒的水平。
毫无疑问,中医理论具有自然哲学的特征和性质,中医是华夏民族古老的一门自然哲学。是“用理想的、想象的联系来代替尚未认识的过程的真实联系,用某些推理来代替所欠缺的事实和过程,用联想来填补实际上的空白”。总之,对生命的奥秘、人体身体结构以及人为什么会生病等等国人生、老、病、死的问题,中医理论是从“哲学”的层面上进行解读,较之先民们从“神学”的角度要进了一大步,但较之后来现代人科学的生物学解释就差了一大截。在生物学家的带领下,对这些问题的所谓神学的、哲学的解释都会逐渐失去其意义,取而代之的是科学的生物学解释,而最终会回到人体本身上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看过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老先生所写的有关中医、气功、特异功能以及人体科学方面的文章,先生也认为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不过他所说的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
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曾说过:“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却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但是这部分‘自然哲学’却万万不能让它消亡,因为现在还没有代替它的科学理论,中医现代化还没有实现”。 1984年6月12日,他在给湖南医学院黄建平先生的复信中指出:“什么是自然哲学?什么是自然科学?我以为凡不是自然科学的、从经验概括起来的理论,都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因为它必然包括一些猜测、臆想的东西。那么,什么叫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学问是:一方面研究一种对象的学问,但一方面又和全部自然科学有机的结合成一个整体,如现代科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天文学、电子学、机械学、水力学、海洋学、气象学等等,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所以,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它独立于现代科学之外”。〔见黄建平:《祖国医学方法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钱老在给山东中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祝世纳讲师的回信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医学是“前科学”,即待进入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不能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是很多很多的,一切从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即经过整理的材料,都属于这一大类。〔见:《钱学森同志谈中医学的科学水平及其发展》,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6年第十卷第一期〕
但是,无论如何“经典”,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医学家等等古圣先贤们只是凭自己个人的感觉来感知这个世界,是用各自不同的形式来解释世界,用自然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用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来解释人体生命现象。这种个人的认识、实践与经验,由于时间、地点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並不能得出“灼见真知”。其对客观世界、对自然现象、生命现象等等往往可以提出好些不同的解释,而且看似都有道理,能够自园其说,甚至说得神乎其神。到底哪一种解释、哪一套体系是正确的呢?人们只能在各自的说法上争来辩去,谁也说服不了谁。
直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经过漫长地摸索,人们逐渐发明了“观察——假说——验证”的方法,以及后来成为现代科学发展依靠的两个基础,即实证方法和形式逻辑体系,才解决了这些纷争。通过观察,提出假说,然后用科学实验方法和形式逻辑体系来验证假说。一旦实证方法确立起来,也符合了逻辑检验,假说就得到了科学验证,自然哲学就变成了大家所公认的自然科学。否则就得抛弃,或者重新再来。不断地探讨,不断地扬弃,不断地求索,不断地进取。
既然自然哲学最终不能不为自然科学所淘汰和替代,那么,作为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中医学也必然会被现代科学、现代医学逐渐取代,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尽管中医理论是一门自然哲学,它包括了很多猜想的东西,不是科学,但它还不会很快就消亡,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学尚未能也不可能完全征服人类所有的疾病,人类的探索将永无止境,所以它还会伴随现代医学共存下去。只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学不断地发展,随着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的进程逐渐式微,逐步边沿化,而最终消亡。但是,只要有人相信,它就会死灰复燃,永远没完没了!〔重发 京且〕
2011-04-06 18:11 7楼
作者:王教授
当 代 中 医 之 我 见〔3〕中 医 的 本 质
[原创 2010-11-11 16:31:44]
中医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是钱学森先生所提出来的。钱老所谈论的本质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医理论”的形成以及中医“望闻问切”、“辨证论治”的诊治过程。
钱老对中医理论曾做过一番认真地研究,至今可以查找到钱老的文章、书信、谈话记录共223篇,其中与中医和人体科学有关的就有31篇之多,顺带谈到中医的就更多了。他认为中医理论有着极其珍贵而丰富的内容,一再强调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理论三者是一整体,应结合进行研究。他多次撰文希望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並以此从人天观、系统论、气功、特异功能等方面对中医理论作现代总结阐述,创立中医唯象科学,人体科学,以促进和实现中医现代化。
他在“全国首届思维科学讨论会上题为《开展思维科学的研究》的发言中说道“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很多东西,其中有些东西还没有进到科学的结构里面去,是经验。比如,现在爭议很多的中医是不是科学?……我想,问题的症结是,中医不是现代科学,是经验。中医治病确实有疗效,但是怎么回事,恐怕老中医自己也说不清楚,中医书上也说不清楚。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医上的东西是知识,但不是科学。”
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分析中医不景气问题的症结时曾说到:“祖国几千年实践总结出来的中医,从前毛主席、周总理都指出是宝贵的财富,现在国家的方针又是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条途径并行,连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都规定要发展传统医学,可是实际上中医仍然频临消亡的危险!问题的症结大概是: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怎么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呢?是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而一个中医学生学了中医理论只是学了个引子,不能独立看病,还得老中医当老师来带,带一年不行,带两年也许还不行,三年、四年才慢慢行了,一直等到有了多年的临床体会,才能成良医。”
紧接着他又就中医的本质问题说到:“现在让我们来仔细推敲一下中医的本质。我在这里要引用河北大学袁鸿寿教授介绍的台湾己故黄亮先生的话:‘西医有见于身体内在的变化,不能概以研究物质之方法,于是建立身心医学,然其注意范围祗及情绪,似嫌稍狭,进度甚少’。‘我们对于以感觉研究神经之活动有长期之经验或论著,我们皆信任其为真,而西医则不敢遽信’。‘中医以感觉测定病源、病状与药效的方法有多种。我大胆提出以感觉为研究之法,因外面表见之神经活动,舍感觉外,无法了解’。‘袁教授还说黄先生提出三种情形。1、普通一般之感觉;2、利用睡眠之感觉;3、利用特殊运动如气功所得之感觉’。”
钱老接着又说:“是的,中医利用感觉,因为在中医创立的年代,没有探测活着机体的科学仪器,根本无其它办法。有了感觉,中医还得进一步把它组合成体系,才能形成理论。如何组合呢?这时中医的创造者不得不借助于类比,即把感觉的内容一对一地类比于人们可以从自然界观察到的东西,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四时寒暑,昼夜交替等,这就是中医的‘人与天地相应’,再进一步就演化成规律性的‘医易相通’” 。
仔细研究这几段文字,可见钱老认为“中医不是现代科学”只是“经验”、“知识”。它的本质是:“感觉”加“类比”的推理。原来,我们一向视之为经验医学的“中医理论”、“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并不是临床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利用普通一般之“感觉”,利用睡眠之“感觉”和利用特殊运动如气功、特异功能等所得之“感觉”,再加上“类比”和“比附”的产物。是中医理论创造者们借助于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运用“取象比类”的“类比”方法来说明人们对人体所“感觉”到的东西,是在做古老的所谓“思想实验”,是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思辨方法所创造的“理论”,是一种“取类比象”“类比推理”的古老原始的认知方法。而中医师对病人的诊治乃至对每一位病人每一次的诊治过程也都只是简单的低层次的有限的“感觉”加“类比”的认知,而不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亿万人相同”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经验。所以,其虽说是理是论,但其“理论”的实践经验基础却薄弱得十分可怜!
由此可见,人们试图根据“中医理论”,去寻找和证明中医所谓“脏腑”、“经络”等等概念的客观存在、实质联系和功能,只能是徒劳!
钱老所谓中医的“人与天地相应”及规律性的“医易相通”,则是先有“天”、“地”,先有“阴”、“阳”,先有“易”的“槪念”和“理论”,才从“天”、“地”,从“阴”、“阳”,从“易”推导出对“人的生命”、对“人的疾病”的认识,因而“天”变、“地”变,“阴”变、“阳”变,“人”即“病”,“易”演,“病”亦“变”。
所谓“人与天地相应”最初虽由庄子所阐述,但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等士大夫们发展为“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中医学上的“天人合一”,本意是想用“已知”的天来解释“未知”的人体,即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和相互联系推知隐藏未明的人体的经络、脏腑之间的联系和脏腑功能与病理变化。其实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在其《天论》一文中有力地驳斥了“天人合一”和“因循自然”的传统天道观,明确提出“天行有常”,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是按固有的次序运动和变化的。明确地提出了“明天人之分”;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等等。认为天不能主宰人类,人类也不能把主观意志强加于自然。
所以 “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 ;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生活资料充足而又能适应天时变化进行生产活动,那未天也不可能使人生病;遵循规律而又不出差错,那未天也不可能使人遭祸。所以水旱灾害不可能使人受饥挨饿,寒暑变化也不可能使人生病。
所谓规律性的“医易相通”中,“医”是什么?“易”又是什么?“易”就是变,就是要跟自然密切地结合,随自然之变而变。与之“相通”的医学难道不应随历史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吗?!
而如今能夠将“人与天地相应”,“医易相通”等理论串起来形成系统架构並付诸运用的唯“五运六气”了。就六十甲子流年推算的“五运六气”理论而言,则中医更确切的说是在“算病”而非“看病”,是根据人的年庚八字,五运六气,推算流年运气,以推测人之疾病。
正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岐伯答黄帝所问曰:“先立其年以明之气,金木水火土运行之数,寒暑燥湿风火临御之气,则天道可见,民气可调,阴阳卷舒,近而无惑”。因而根据每年五运六气的演变,推算出疾病的发病時间、易感人群、症侯表现、治疗用药、药之性味乃至药物配备等等都有约定俗成的规律和模式。所以推衍出“每至辰、戌之年初之气、卯、酉之年二之气、寅、申之年初之气、丑、末之年二之气、子、午之年五之气、巳、亥之年终之气都会有温病、疫病发生。”即“凡此定期之纪,胜复正化皆有常数,不可不察”。而在治疗方面,甚至按照“五运六气”选药的模式,根据药物的性、味,胪列方药,把甲子一周六十年的处方都开了出来。
这种将“五运相袭”、“六气复始”、“周而如环”的循环无端、亳无发展的认识视为千年不易的至理,完全是古老的“天命论”和“决定论”。
就连古人都表示质疑,认为:岂可胶于一定,不足为凭,无益于医。可惜的是《黄帝内经》将甲子一周六十年的“处方”湮轶,世人己不得而知,不亦悲乎!否则留传至今,则天下人都可试着套着使用,人人都可为中医矣。
清人张飞畴在《伤寒兼证析义·运气》中认为:“四序有非時之化,百步之内,睛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异,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司天运气论》中也说:“当時圣人不过言天地之气运行旋转如此耳,至于人之得病,则岂能一一与之尽合,一岁之中不许有一人生它病乎”。
即便在《黄帝内经·运气七篇》中也一再谆谆告诫,认为运气之说不能机械运用。《六元正纪大论》说:“行有顺逆,至有迟速,……至髙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必谨查之”。《五常政大论》说:“地有髙下,气有温凉,髙者气寒,下者气热”。《至真要大论》也说:“時有常位,而气无必也”。《气交变大论》更明确地提出“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倘若这“理论”不能“必应于人”,“必验于今”,“必彰于物”,不能指导临床医疗实践,又有何用?!
人们是通过眼、耳、鼻、舌、身等“肉体感官的感觉”所感觉到的色、声、香、味、触来感知世界的。人类的认识过程包括了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象、概念、思维等等不同层面的意识活动,人对外界认识是从“感觉”开始的,“感觉”可以说是一种最单纯的刺激,最简单的心理过程,受外界刺激环境的强度、对比、反复、整合等等因素所制约。由于个人动机、经验、偏见和生理条件的不同,“感觉”还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千差万别。人的感官系统可以说是人本身最灵敏的“仪器”,但这些“仪器”都是主观的。中医所谓“望闻问切”的感觉可以说十分复杂,其既可非常细腻而精确,又可十分粗陋而模糊,有人敏锐,有人迟钝,某人嗅觉特灵,视觉甚差,而某人视觉特灵,嗅觉却甚差。尽管人类的认识过程是一致的,但个体“认知世界”的内容和标准却因时代和每一个人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个体的“认知世界”与真实的“客观世界”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感觉”在感性、知性、理性的三个主观认识层次中是最低层面的认知,这三个层次标志着人们的认识需要不断深化才能形成文明最后和最髙的产物。人类认知的最低级阶段是“感觉”,次一阶段是“经验”,然后是“技术”,最后才能上升为“理论”,“理论”是否“科学”还需通过严格反复地“验证”。“感觉”也是一门功课,需要培养、修持才能成长、提髙,因而中医有所谓“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的“神、圣、工、巧”之不同,又有“上工”、“中工”、“下工”之别。
“望闻问切”的“感觉”是否敏锐,是否准确,还需找出“证据链”加以证实。“辨证论治”的“类比”虽然可以相对固定,但都是想当然而理想化了。因而根据“感觉”加“类比”所产生的“中医理论”是模糊而不准确的,是主观的。跟时下理性的科学理论和检测仪器设备相比,大相径庭。最少在人们对“感觉”、“类比”缺乏科学的度量之前是测不准的,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是不能准确地说明疾病本质的。其既不能识“病”,也不能识“不病”,反正在中医看来,来的都是“病”,都得好好“治一治”。其虽有一定的创造性,但是一种想当然的纯理论思维,它既不来源于临床医疗实践,也不是有效经验的总结,更不是科学实验方法的产物,因而也就很难准确地指导临床医疗实际。
爱因斯坦曾说过,使用直觉的方法虽然比较有趣,但是,是十分危险的!钱老也说过“我们在运用经验、形象〔直感〕思维或者相似论这样一些概念时,要有一点警惕性,弄不好就会犯错误,变成经验主义了,变得思想很保守。所以我以为,如何正确运用陶伯华同志提出的‘类比推理’是个问题,要是机械地运用这种类比推理,就要犯错误,就会变成套框框。总之运用形象思维要小心,要用得对”〔在全国首届思维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可见,所谓“直觉”、“直感”这些人们长时间艰苦自觉而有意识思考的产物尚且如此,而属于认知感性阶段极为一般、简单刺激的所谓“感觉”就更不用说了。
记得,前几年所发生的震惊国内中医业界的福建中医学院中医博士生导师戴春福教授因给人治疗前列腺疾病而被病人戴宝鑫杀害一案。春福教授是笔者1980年卫生部委托陕西中医学院举办的全国温病学髙师班的同学同坐,那年他刚二十五岁,是福建中医学院林可华先生的髙足,当年深为陕西中医学院郭谦亨、杜雨茂、张学文诸先生赏识。郭老后来收为硕士弟子,后又师从南京中医药大学孟澍江先生,直至博士毕业。执教于福建中医学院,任基础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他年青有为,谦虚好学,刻苦钻研,多才多艺。事发半年之前,曾来邕参加中医临床基础学术研讨会,我和教研室的史宏老师还到机场相迎,尽地主之谊。也就是在那次学术会议上,我才知道不少过去从事伤寒、金匮、温病等中医临床基础课程教学工作的同道们都成了中医男性科、性病科的专家哦。
春福教授遇害的消息传来,令人谔然。据说当年在法庭上法官询问犯罪嫌疑人戴宝鑫为什么要杀害教授时,戴宝鑫的回答是:“我感觉他在骗我,我就要他死”!这就是他杀人的理由。戴宝鑫当时的“感觉”完全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想,这就是一种单纯的刺激、最简单的心理过程、粗陋而模糊的“感觉”害死人的典型例子!可是在网上的调查中竟然有80%的人表示“理解”、“同情”犯罪嫌疑人戴宝鑫的行凶杀人行为,可见大多数人是凭“感觉”行事,而不是理性。但愿我们的春福教授不仅仅是凭“感觉”、“类比”和“推论”在看病!
显而易见,中医只不过是华夏民族2000多年前的一门古老的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医术,是古代哲学思辨思维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范式,是对病人的一种“人文关怀”。除外科、骨伤科等专科的一些技术层面的特殊治疗外,大多是在催生“人的本能”,唤醒“患者的自愈力”,是对病人的一种“抚摸”,一种“安慰”。
这种只凭个人“肉体感官的感觉”以及“感觉”加“类比”的所谓“取象比类”的认知方法既不是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的经验总结,也没能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其过于相信自己个人或少数人的所谓“个人感觉”、“自我实践”和“直接经验”,完全是自以为是,自我欣赏。以此去认识客观世界的自然现象、生命现象乃至用以诊断疾病、治病救人,显然是十分肤浅和片面的。至于临床医疗实践中的有效无效也多是想当然而理想化了的,人们勿庸置疑,完全忽略了对“疾病”这一矛盾诸多方面的考量!
在中国医学史上,记载着不少英雄人物和奇迹般的医案、医话,不乏“望而知之”、“闻而知之”、“神乎神”、“识未病”、“治未病”的“圣贤”、“上工”。他们诊察疾病的技能神妙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若非亲见,必斥为荒诞,以致在今人眼中不啻神仙、神话。可见这中医理论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而且还是华夏民族中修炼“气功”,悉具“六通境界”、“六根互用”、“内景返观”等特异功能的古圣先贤们运用“感觉”加“类比”的所谓古代“形象〔直感〕思维”方法所创造,并通过所谓古代“灵感〔顿悟〕思维”一次认识而完成;是“神仙英雄史观”与“认识一次完成论”相结合的产物;且多是古圣先贤们 “述而不作”、“坐而论道”的杰作。
历史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历史的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有不少虚假的成分。其实,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不认真探究中医理论产生和形成过程的人们,差不多都会把纸上写下的,当成真的,书上记载的,当成实际上已经做到了的,并奉之为 “圭臬”、“经典”。于是乎,后来的人依样画葫芦,明显地带着描红的成分,而绵绵延续至今。〔重发 京且〕
当 代 中 医 之 我 见〔3〕中 医 的 本 质
[原创 2010-11-11 16:31:44]
中医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是钱学森先生所提出来的。钱老所谈论的本质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医理论”的形成以及中医“望闻问切”、“辨证论治”的诊治过程。
钱老对中医理论曾做过一番认真地研究,至今可以查找到钱老的文章、书信、谈话记录共223篇,其中与中医和人体科学有关的就有31篇之多,顺带谈到中医的就更多了。他认为中医理论有着极其珍贵而丰富的内容,一再强调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理论三者是一整体,应结合进行研究。他多次撰文希望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並以此从人天观、系统论、气功、特异功能等方面对中医理论作现代总结阐述,创立中医唯象科学,人体科学,以促进和实现中医现代化。
他在“全国首届思维科学讨论会上题为《开展思维科学的研究》的发言中说道“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很多东西,其中有些东西还没有进到科学的结构里面去,是经验。比如,现在爭议很多的中医是不是科学?……我想,问题的症结是,中医不是现代科学,是经验。中医治病确实有疗效,但是怎么回事,恐怕老中医自己也说不清楚,中医书上也说不清楚。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医上的东西是知识,但不是科学。”
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分析中医不景气问题的症结时曾说到:“祖国几千年实践总结出来的中医,从前毛主席、周总理都指出是宝贵的财富,现在国家的方针又是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条途径并行,连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都规定要发展传统医学,可是实际上中医仍然频临消亡的危险!问题的症结大概是: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怎么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呢?是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而一个中医学生学了中医理论只是学了个引子,不能独立看病,还得老中医当老师来带,带一年不行,带两年也许还不行,三年、四年才慢慢行了,一直等到有了多年的临床体会,才能成良医。”
紧接着他又就中医的本质问题说到:“现在让我们来仔细推敲一下中医的本质。我在这里要引用河北大学袁鸿寿教授介绍的台湾己故黄亮先生的话:‘西医有见于身体内在的变化,不能概以研究物质之方法,于是建立身心医学,然其注意范围祗及情绪,似嫌稍狭,进度甚少’。‘我们对于以感觉研究神经之活动有长期之经验或论著,我们皆信任其为真,而西医则不敢遽信’。‘中医以感觉测定病源、病状与药效的方法有多种。我大胆提出以感觉为研究之法,因外面表见之神经活动,舍感觉外,无法了解’。‘袁教授还说黄先生提出三种情形。1、普通一般之感觉;2、利用睡眠之感觉;3、利用特殊运动如气功所得之感觉’。”
钱老接着又说:“是的,中医利用感觉,因为在中医创立的年代,没有探测活着机体的科学仪器,根本无其它办法。有了感觉,中医还得进一步把它组合成体系,才能形成理论。如何组合呢?这时中医的创造者不得不借助于类比,即把感觉的内容一对一地类比于人们可以从自然界观察到的东西,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四时寒暑,昼夜交替等,这就是中医的‘人与天地相应’,再进一步就演化成规律性的‘医易相通’” 。
仔细研究这几段文字,可见钱老认为“中医不是现代科学”只是“经验”、“知识”。它的本质是:“感觉”加“类比”的推理。原来,我们一向视之为经验医学的“中医理论”、“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并不是临床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利用普通一般之“感觉”,利用睡眠之“感觉”和利用特殊运动如气功、特异功能等所得之“感觉”,再加上“类比”和“比附”的产物。是中医理论创造者们借助于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运用“取象比类”的“类比”方法来说明人们对人体所“感觉”到的东西,是在做古老的所谓“思想实验”,是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思辨方法所创造的“理论”,是一种“取类比象”“类比推理”的古老原始的认知方法。而中医师对病人的诊治乃至对每一位病人每一次的诊治过程也都只是简单的低层次的有限的“感觉”加“类比”的认知,而不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亿万人相同”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经验。所以,其虽说是理是论,但其“理论”的实践经验基础却薄弱得十分可怜!
由此可见,人们试图根据“中医理论”,去寻找和证明中医所谓“脏腑”、“经络”等等概念的客观存在、实质联系和功能,只能是徒劳!
钱老所谓中医的“人与天地相应”及规律性的“医易相通”,则是先有“天”、“地”,先有“阴”、“阳”,先有“易”的“槪念”和“理论”,才从“天”、“地”,从“阴”、“阳”,从“易”推导出对“人的生命”、对“人的疾病”的认识,因而“天”变、“地”变,“阴”变、“阳”变,“人”即“病”,“易”演,“病”亦“变”。
所谓“人与天地相应”最初虽由庄子所阐述,但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等士大夫们发展为“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中医学上的“天人合一”,本意是想用“已知”的天来解释“未知”的人体,即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和相互联系推知隐藏未明的人体的经络、脏腑之间的联系和脏腑功能与病理变化。其实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在其《天论》一文中有力地驳斥了“天人合一”和“因循自然”的传统天道观,明确提出“天行有常”,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是按固有的次序运动和变化的。明确地提出了“明天人之分”;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等等。认为天不能主宰人类,人类也不能把主观意志强加于自然。
所以 “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 ;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生活资料充足而又能适应天时变化进行生产活动,那未天也不可能使人生病;遵循规律而又不出差错,那未天也不可能使人遭祸。所以水旱灾害不可能使人受饥挨饿,寒暑变化也不可能使人生病。
所谓规律性的“医易相通”中,“医”是什么?“易”又是什么?“易”就是变,就是要跟自然密切地结合,随自然之变而变。与之“相通”的医学难道不应随历史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吗?!
而如今能夠将“人与天地相应”,“医易相通”等理论串起来形成系统架构並付诸运用的唯“五运六气”了。就六十甲子流年推算的“五运六气”理论而言,则中医更确切的说是在“算病”而非“看病”,是根据人的年庚八字,五运六气,推算流年运气,以推测人之疾病。
正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岐伯答黄帝所问曰:“先立其年以明之气,金木水火土运行之数,寒暑燥湿风火临御之气,则天道可见,民气可调,阴阳卷舒,近而无惑”。因而根据每年五运六气的演变,推算出疾病的发病時间、易感人群、症侯表现、治疗用药、药之性味乃至药物配备等等都有约定俗成的规律和模式。所以推衍出“每至辰、戌之年初之气、卯、酉之年二之气、寅、申之年初之气、丑、末之年二之气、子、午之年五之气、巳、亥之年终之气都会有温病、疫病发生。”即“凡此定期之纪,胜复正化皆有常数,不可不察”。而在治疗方面,甚至按照“五运六气”选药的模式,根据药物的性、味,胪列方药,把甲子一周六十年的处方都开了出来。
这种将“五运相袭”、“六气复始”、“周而如环”的循环无端、亳无发展的认识视为千年不易的至理,完全是古老的“天命论”和“决定论”。
就连古人都表示质疑,认为:岂可胶于一定,不足为凭,无益于医。可惜的是《黄帝内经》将甲子一周六十年的“处方”湮轶,世人己不得而知,不亦悲乎!否则留传至今,则天下人都可试着套着使用,人人都可为中医矣。
清人张飞畴在《伤寒兼证析义·运气》中认为:“四序有非時之化,百步之内,睛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异,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司天运气论》中也说:“当時圣人不过言天地之气运行旋转如此耳,至于人之得病,则岂能一一与之尽合,一岁之中不许有一人生它病乎”。
即便在《黄帝内经·运气七篇》中也一再谆谆告诫,认为运气之说不能机械运用。《六元正纪大论》说:“行有顺逆,至有迟速,……至髙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必谨查之”。《五常政大论》说:“地有髙下,气有温凉,髙者气寒,下者气热”。《至真要大论》也说:“時有常位,而气无必也”。《气交变大论》更明确地提出“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倘若这“理论”不能“必应于人”,“必验于今”,“必彰于物”,不能指导临床医疗实践,又有何用?!
人们是通过眼、耳、鼻、舌、身等“肉体感官的感觉”所感觉到的色、声、香、味、触来感知世界的。人类的认识过程包括了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象、概念、思维等等不同层面的意识活动,人对外界认识是从“感觉”开始的,“感觉”可以说是一种最单纯的刺激,最简单的心理过程,受外界刺激环境的强度、对比、反复、整合等等因素所制约。由于个人动机、经验、偏见和生理条件的不同,“感觉”还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千差万别。人的感官系统可以说是人本身最灵敏的“仪器”,但这些“仪器”都是主观的。中医所谓“望闻问切”的感觉可以说十分复杂,其既可非常细腻而精确,又可十分粗陋而模糊,有人敏锐,有人迟钝,某人嗅觉特灵,视觉甚差,而某人视觉特灵,嗅觉却甚差。尽管人类的认识过程是一致的,但个体“认知世界”的内容和标准却因时代和每一个人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个体的“认知世界”与真实的“客观世界”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感觉”在感性、知性、理性的三个主观认识层次中是最低层面的认知,这三个层次标志着人们的认识需要不断深化才能形成文明最后和最髙的产物。人类认知的最低级阶段是“感觉”,次一阶段是“经验”,然后是“技术”,最后才能上升为“理论”,“理论”是否“科学”还需通过严格反复地“验证”。“感觉”也是一门功课,需要培养、修持才能成长、提髙,因而中医有所谓“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的“神、圣、工、巧”之不同,又有“上工”、“中工”、“下工”之别。
“望闻问切”的“感觉”是否敏锐,是否准确,还需找出“证据链”加以证实。“辨证论治”的“类比”虽然可以相对固定,但都是想当然而理想化了。因而根据“感觉”加“类比”所产生的“中医理论”是模糊而不准确的,是主观的。跟时下理性的科学理论和检测仪器设备相比,大相径庭。最少在人们对“感觉”、“类比”缺乏科学的度量之前是测不准的,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是不能准确地说明疾病本质的。其既不能识“病”,也不能识“不病”,反正在中医看来,来的都是“病”,都得好好“治一治”。其虽有一定的创造性,但是一种想当然的纯理论思维,它既不来源于临床医疗实践,也不是有效经验的总结,更不是科学实验方法的产物,因而也就很难准确地指导临床医疗实际。
爱因斯坦曾说过,使用直觉的方法虽然比较有趣,但是,是十分危险的!钱老也说过“我们在运用经验、形象〔直感〕思维或者相似论这样一些概念时,要有一点警惕性,弄不好就会犯错误,变成经验主义了,变得思想很保守。所以我以为,如何正确运用陶伯华同志提出的‘类比推理’是个问题,要是机械地运用这种类比推理,就要犯错误,就会变成套框框。总之运用形象思维要小心,要用得对”〔在全国首届思维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可见,所谓“直觉”、“直感”这些人们长时间艰苦自觉而有意识思考的产物尚且如此,而属于认知感性阶段极为一般、简单刺激的所谓“感觉”就更不用说了。
记得,前几年所发生的震惊国内中医业界的福建中医学院中医博士生导师戴春福教授因给人治疗前列腺疾病而被病人戴宝鑫杀害一案。春福教授是笔者1980年卫生部委托陕西中医学院举办的全国温病学髙师班的同学同坐,那年他刚二十五岁,是福建中医学院林可华先生的髙足,当年深为陕西中医学院郭谦亨、杜雨茂、张学文诸先生赏识。郭老后来收为硕士弟子,后又师从南京中医药大学孟澍江先生,直至博士毕业。执教于福建中医学院,任基础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他年青有为,谦虚好学,刻苦钻研,多才多艺。事发半年之前,曾来邕参加中医临床基础学术研讨会,我和教研室的史宏老师还到机场相迎,尽地主之谊。也就是在那次学术会议上,我才知道不少过去从事伤寒、金匮、温病等中医临床基础课程教学工作的同道们都成了中医男性科、性病科的专家哦。
春福教授遇害的消息传来,令人谔然。据说当年在法庭上法官询问犯罪嫌疑人戴宝鑫为什么要杀害教授时,戴宝鑫的回答是:“我感觉他在骗我,我就要他死”!这就是他杀人的理由。戴宝鑫当时的“感觉”完全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想,这就是一种单纯的刺激、最简单的心理过程、粗陋而模糊的“感觉”害死人的典型例子!可是在网上的调查中竟然有80%的人表示“理解”、“同情”犯罪嫌疑人戴宝鑫的行凶杀人行为,可见大多数人是凭“感觉”行事,而不是理性。但愿我们的春福教授不仅仅是凭“感觉”、“类比”和“推论”在看病!
显而易见,中医只不过是华夏民族2000多年前的一门古老的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医术,是古代哲学思辨思维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范式,是对病人的一种“人文关怀”。除外科、骨伤科等专科的一些技术层面的特殊治疗外,大多是在催生“人的本能”,唤醒“患者的自愈力”,是对病人的一种“抚摸”,一种“安慰”。
这种只凭个人“肉体感官的感觉”以及“感觉”加“类比”的所谓“取象比类”的认知方法既不是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的经验总结,也没能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其过于相信自己个人或少数人的所谓“个人感觉”、“自我实践”和“直接经验”,完全是自以为是,自我欣赏。以此去认识客观世界的自然现象、生命现象乃至用以诊断疾病、治病救人,显然是十分肤浅和片面的。至于临床医疗实践中的有效无效也多是想当然而理想化了的,人们勿庸置疑,完全忽略了对“疾病”这一矛盾诸多方面的考量!
在中国医学史上,记载着不少英雄人物和奇迹般的医案、医话,不乏“望而知之”、“闻而知之”、“神乎神”、“识未病”、“治未病”的“圣贤”、“上工”。他们诊察疾病的技能神妙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若非亲见,必斥为荒诞,以致在今人眼中不啻神仙、神话。可见这中医理论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而且还是华夏民族中修炼“气功”,悉具“六通境界”、“六根互用”、“内景返观”等特异功能的古圣先贤们运用“感觉”加“类比”的所谓古代“形象〔直感〕思维”方法所创造,并通过所谓古代“灵感〔顿悟〕思维”一次认识而完成;是“神仙英雄史观”与“认识一次完成论”相结合的产物;且多是古圣先贤们 “述而不作”、“坐而论道”的杰作。
历史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历史的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有不少虚假的成分。其实,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不认真探究中医理论产生和形成过程的人们,差不多都会把纸上写下的,当成真的,书上记载的,当成实际上已经做到了的,并奉之为 “圭臬”、“经典”。于是乎,后来的人依样画葫芦,明显地带着描红的成分,而绵绵延续至今。〔重发 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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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岁进中医学院,学了一辈子“中医理论”,用“中医理论”当了一辈子中医生,教了30多年的“中医理论”,年近退休才弄懂“中医理论”是怎么回事!在“和讯网”上,既给“中医理论”,也给自己留下个“时间囊”。知我罪我,任人评说!
花甲之后又五年
[原创 2010-12-15 17:12:32] 字号:大 中 小
六十岁退休时,曾许下诺言,要将自己风风雨雨的人生,将这一辈子所经历的人和事,慢慢弄清楚的事体,做一番认真梳理,回忆起来,整理出来,记录下来,使自己更明白一点。为免所知悉的情况泯灭,基于一位老人的责任与使命,希望能将自己亲身的经历,所明了的事情,世间的真情实况,择其要者以示后人。可世事难料,还没来得及动笔,老母亲却病倒了下来,每天往返于609路公交车之上。三年之后,从医院送走了母亲。父亲上寿期颐、桑榆晚景,需要有人照顾,因而一直在家侍候,不敢怠慢与偷闲。只能于睡前晨起时分,认真回忆,仔细琢磨,精心构思,草拟腹稿。直至2009年秋后,待一切家务护理工作趋于稳定和熟练之后,稍有余暇,通过对面房住的学生在“和讯网”开了个“愽客”,才能如愿以偿。
自己十九岁进中医学院,学了一辈子中医,当了一辈子中医生,教了三十多年中医,年近退休才慢慢读懂了中医,弄清楚了“中医理论”是怎么回事。早先只是困惑,感觉并不十分强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实践的磨练,学习的努力,阅历的积淀,这种感受就越加分明,更加深刻了。
一年多来,围绕着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以叙事的形式,夹叙夹议,有感而发。道说了“中医理论”的形成;中医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它的本质是“感觉”加“类比”的推理;中医的“神仙圣人史观”和“一次认识完成论”;古往今来的“两种中医”;中医是怎样“看病”的;中医为什么能“看好病”;以及中西医学的相互比较和不同范式。回顾过去,思考现在,展望未来,从理论到实践,从困惑到质疑,从反思到批判,从追求到觉悟,诉说了自己学习的感受和体会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落指先后敲下了106篇愽文〔经修改重新发出的后面8篇不包括在内〕,100多万字节。还原了历史,道岀了原委,说出了真相,针砭了时弊。那两千多年的所谓中国医学史,其实多是些吊诡的现代史,经过后来的人们不断地捡选、涂抹和添加,早已“古为今用”了。考究是翔实的,求证是严谨的,叙事也是理性的,这对个人而言无疑是一笔人生财富。
有同学说,当下大家都在靠中医赚钱的时候,你却在论说中医的长短,似乎有点不识时相;也有同学说,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谈论一个十分圣洁的话题,未免过于奢侈;还有同学说,有些事大体不错就行了,不必较真,非得弄出个是钉是铆来;更有人说,这老头子,不自量力,自以为是,不甘寂寞!而我自己却始终认为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说了自己应该说的话,在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了出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何乐而不为!当敲完所有愽文之后无限释然,此生或错过,但留下真话永存。认清历史的过往,认清自己,对于现在和未来,才有真正的借鉴意义。
真正读懂并理解我的意思的人们都会想到,其实,只要能识字断文,大凡有点仁爱之心,不是故弄玄虚沽名钓誉唯利是图,按照“中医经典”或摹仿着老先生们的方子,开出几味中药来,吃了不死人,谁都能当一名好中医!
自己也跟学生们说过,大家不必介意,时下到门诊找你看病的多是些现代医学已经诊断清楚的慢性病病人,即便是急性病也是人家治了大半截,让你去做些调理调理治治病尾罢了。只要心中有数,懂得进退,充分了解药物的性、味及其毒、副作用,凭你那“感觉”加“类比”的悟性,取“四象”而“比类”推理一番,保准没错。反正中国人天生的阴阳失衡,《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是也!按《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所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开点清淡无毒的中药,“不治已病治未病”,或者专治一切“不治之症”,不妨大胆去试试,心诚则灵哦。说不准哪一天,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功成名就,您也能挂上“名中医”、“名老中医”的金字牌匾。何况人家没上过几天临床也没看过几个病人的,包装一下,不照样当上了“著名中医专家”、“全国名老中医”!可真要上个病房管管病人,绝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儿,还得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学好现代医学科学知识。否则,只能是看看门诊,当个“甩手郎中”,在那现代化医院的病房里,你是无法也不可能呆得下去的!
关键在于自己是否已经弄明白并愿意将这明白了的真情实况告知学子与世人,使大家都能有所知晓,不致于视听迷惑是非混淆。否则,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传统经典该当何解释?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现代口号岂不成了空话一句!
在一个公民科学素质仅为3.27%〔据2010年3月8日至4月21日中国科协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国家,知识分子应当代表着社会和时代的理性,要有“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正如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先生前不久所言:知识分子不仅自己立身要正,更要有高尚的操守,不能为个人利益而失去良知,在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面前,更不应沉默或者逃避,要有不惧流俗敢说真话的勇气,如果因为讲真话说实话而遭到漫骂,那恰恰是一位知识分子的光荣〔大意如此〕。有道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其实,这社会只要有1%的在思考“科学”与“民主”的“普世价值”,就有了希望!
入行四十多年来,使自己深感读医之难。读医难,读医之所以难,难就难在,读医犹如读“人”、读“己”,这人类的奥秘永远读不完!绝无中国古文字中那“人”字“一撇一捺”、“一阴一阳”;“己”字“张口吃饭”、“摇头甩尾”象形般的解释那么简单。
以往所犯下的错误有二:
一是“孩童辩日,如盘如汤”。这是《列子》中一篇辩日的故事,说明两小儿的“认知世界”是不同的,与真实的“客观世界”也是不一致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这世上,同一人,同一物,同一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与态度,没个统一的尺度和科学的准绳。把中医这门古老的自然哲学当作自然科学来读,以为只要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去学习和研究事物,所学习和研究的事物、对象就是科学。将人类认识过程的一致性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个体“认知世界”的内容和标准的差异性混为一谈;否认个体的“认知世界”与真实的“客观世界”存在着差距。当从中无法获得科学的证据和结论时,其实,已经明示了什么!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有人失去良知弄虚作假;有人弃而逃避不敢面对;有人却将自己的“个人感觉”、“自我实践”、“直接经验”等等受时间、地点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所制约的所谓个体“认知世界”与真实的“客观世界”等量齐观,混淆了认识论的基础;有人甚至不惜怀疑科学理性的普世价值,为自己和利益集团而另立“科学范式”。
二是“夫医者以愈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施于事也;不贵其言有物,而贵其治有效也。苟治之有效,无异于得鱼兔,安问其筌与蹄为?”〔章太炎先生语〕抱着一种但求捕得鱼兔不必问其捕捉工具是什么和如何能够捕得,只要有疗效就没必要问其方法和理论是否合理的实用主义态度。对中医疗效的判定有失偏颇,以致误读误判!以为中医用药在先,病愈在后就是中医的功效。对中医的疗效缺乏深入细致全面正确的分析,缺乏科学实验和循证医学的方法,完全忽视了人体本身、致病因素、疾病乃至医生、药物等等诸缘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满足于个案的结果,既经不起科学的实验检验,也经不起起码的逻辑推敲。这不能不说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医理论”所遗留下来的历史缺陷与无奈。
就人类的认知而言,人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被认识的对象。只要你把眼睛转个弯去看看自己,不是指向眼前的客观外部世界,而是指向眼后的自身内部世界,认识认识自己这活蹦活跳的生命,就会发见眼后的一切却是那么模模糊糊,不甚了了,一片幽暗,没眼前的那么明了清晰,清楚明白。纵观近、现代医学的发展历史,人们对自身的认识,是一个相当复杂、晦涩和困难的过程,往往停停打打,打打停停,时而迂回曲折,时而停滞不前,甚至几经蒙难,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而今,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管人类己经能够登上月球,遨游太空,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还相当肤浅。尤其是对自身大脑的认识;对人体微观世界的认识;对精神性、心理性疾病和某些慢性病的认识;对一些仅有症状而查无体征时下称之为“心身性疾病”的认识。当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尚无法从人类自身的生物学的途径去进行科学的解读和揭示时,因而不得不又回归到几千年前的原始认知之上,“求诸于外,类比于内”、“感觉”加“类比”、“取象比类”,似乎只有那些含糊模棱“天人合一”大一统的哲学理念才能说明一切,而且越是“高度抽象”越能说明“深奥问题”,以求得到心灵上的安宁与平静!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从神学医到玄学医再到科学医漫长的历史过程,医学的进步是点点滴滴的进步,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进步,发展而发展。科学理论的停滞无法促使技术手段进步,技术手段的停滞又会阻碍科学理论发展。
那后来的哲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生命下了一个定义:“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这个存在形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外部自然界不断地新陈代谢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谢一旦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又说:“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来”。这“生命”、“蛋白体”、“存在形式”、“新陈代谢谢”、“自身”、“物体”、“过程”、“每一瞬间”、“别的东西”、“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等等复杂而多变的情况,够你去揣摩的了。但如今看来,那生命之中还有许许多多更为深奥的知识和学问,即便是伟大的哲人也未免能说得个完道得个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而生命最宝贵的是健康,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声叹息!健康固然需要自己去维系,岂能让它停止、灭亡,得寻觅点神丹妙药,以求长生不死。但其终究会停止、灭亡而去,遵循自身生物学的规律,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完全不会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难什么难!我那老先生说:只要识得一个“人”字就可当中医生。那思考着的学生说:那老先生可“从未读过内、外、妇、儿、五官这些临床各科的书籍,他就凭一本《内经》治病”,“而且临床疗效卓著”。老先生还说:《黄帝内经》中只要“一句话悟清了,你一辈子都受用无穷”。那学生也说:可见“经典的这个后延性实在太大太大,它确实是一个早熟的文化,它确实是历久弥新的东西”。当今这世道儿,让人认识容易,让人认可却没那么简单,仅仅自称或别人称“才气非凡”是不够的,是骡子是马,只有拉出去溜几圈方才真正知道。坐井观天和自说自话的人,完全形同痴人说梦,更不值一哂。那点点东西,充其量只不过是对病人的一种“撫摸”、“安慰”和“关怀”,留下点人文色彩罢了!
难什么难!睁开眼睛看看这世界,不就是白日、黒夜;太阳、月亮;高山、流水;男人、女人;一团“气”而已……望而知之,再简单容易不过的事儿了。那阴阳一分为二不就是哲学?那股子“气”不就统揽了天地人日月星辰三才七政?那六淫外感、七情内伤、阴阳失衡、五行乘侮、运气失调、八纲偏颇、经络脏腑失衡不都是病?“谨查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之道,权谋之术,国身治同,良相良医,“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是也!怎么会是“五大组织”、“八大系统”、“三大代谢谢”……?是“细菌”、“病毒”等等致病微生物的感染?是“新陈代谢谢”的障碍和“内分泌”的失调?又怎么会是“细胞”、“干细胞”、“蛋白体”、“线立体”、“基因”的缺损?生理、病理、药理、诊断标准、治愈标准、黄金指标、有效成分、对因治疗、无效验证、对照组验证、氨基酸、血钾、血钠、血尿酸、肌酐、血糖、胆固醇、高密度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酶、分子、质子等等名目繁多细之又细微之又微时刻都在变化着的东西!何必弄得那么复杂繁琐,自讨苦吃,自寻烦恼?!
没错,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都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接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在于是愿意受那些过时的哲学所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那正确的哲学思想可能会是科学的先导,而错误的、过了时的哲学思想却往往是科学发展和进步的障碍。
中医理论满足于两千多年前所谓传统的、形而上的自然哲学残渣,所谓“神仙圣人史观”、“一次认识完成论”,使之得以苟延残喘;中医理论在“维系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的说辞之下,成了时下众多中国人的“心灵鸡汤”与“精神鸦片”。其实,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则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所以,无论是自然科学家和社会人文学者,对事物的认识和对真理的探求,都要经历这样一个不断否定自己、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的过程,绝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医学科学的发展也一样,绝没传统中医那“秀才学医,笼里抓鸡”、“医学实在易”般的简单,也没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的“尽人事,听天命”那么从容淡定乐观和无所谓!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始终致力于引进和传播现代科学技术。通过他们的努力,科学精神已经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尽管眼下国民的科学素质还比较低,但大家无时无刻不在分享着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现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如果真正放眼看世界,比对世界上各个大国兴衰的历史,就会很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离我们还有多远!
我们仍然处在转型时期的落后阶段,虽经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这种进步更多是“量的进步”,接下来需要实现的是“质的进步”,而真要实行“质的进步”还需要继续艰苦努力。如不舍弃旧的传统,进行充满阵痛、脱胎换骨的转变,就难以完成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如果囿于历史的成见,满足于以往的所谓“经典”,固执于旧的理论,为传统观念所束缚,不求进取,不事创新,整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医学科学还会落后于人家几十上百年,最终将贻误为害整个民族。因此,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医学工作者要象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老先生所教导的那样,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不应只从国家与民族的角度去看世界,而是要学会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国家与民族。紧跟着全球化时代的科学与民主、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步伐奋起直追。
好心的朋友们都建议我将近年来所感所发的愽文一并整理付梓成书,但我却认为让她留在网上似乎更为妥当,因为书本印数有限可以焚掉,网络无边不可泯灭!就让她作为一个“中医理论”的“时间囊”,永远留置给后人。也作为自己的“时间囊”:五年、十年……五十年或百年之前,一位学过中医的老头子,对他自己所学习和从事过的专业曾经留下这么些言语。知我罪我,任人评说!
如今,花甲之后又五年,六十有五矣!将其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就那么一丁点一瞬间的事儿,微渺至极。行年六十五,当知六十四年之非,人生苦短,能读懂一、两个“理论”,幸哉足矣!
迁延蹉跎,来日无多,未来还有多少个五年!得留点时间给自己,尽情享受人生这份休闲与幸福,高高兴兴过好每一天。日出东海落西山,睁开眼睛又一天。愁也一天,喜也一天,愁愁喜喜只求人舒坦;每天领取养命钱,多也喜欢,少也喜欢,多多少少一个样;少荤多素日三餐,粗也香甜,细也香甜,粗粗细细都香甜;新旧衣服不挑捡,好也御寒,赖也御寒,好好赖赖只御寒;全家老少互慰勉,贫也相安,富也相安,贫贫富富又咋样;常与知己好友多聊聊,不改书生气,放言无所忌,笑谈天下大小事。但是,无论如何,遇事还得动动脑筋钻个牛角尖,应该说的还得去说,应该做的还要去做。老来随心所欲之,愤乐而不知老之将至,不以亢龙为忧,却以亢龙无悔矣。否则,岂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回!
“知识就是力量”!如今这话已经成为千古名言。毫无疑问,培根先生所说的“知识”,应是当下最新的最有用的科学知识和学问,而不是过了时的已经陈旧无用的知识和学问。世界上只有科学知识和学问才是人们不断追求的目标,与人终生相伴的财富。别的什么地位、权力、金钱等等都是神马浮云。因此,古往今来,众多优秀的民族、杰出的人士都把接受继续教育、终生学习、不断探索、不断进取作为毕生的追求和生活方式。
其实,人这一辈子啊,无外乎做人、做事、做学问三件大事。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哪客观世界可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永无止境的哦!〔京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