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医生对器械的过度依赖 须改变医院管理模式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他说,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超过贩毒。

心脏支架暴利超过贩毒,这是一件让公众难以接受的事。它的“高利润”不是因为“物有所值”,而是因“流通成本”实在太高,需要以回扣形式“贡献”于医院及医生们。

这种暴利引起公愤,有如下原因:一者,人们难免担忧,在可媲美贩毒利润的巨大诱惑下,一些医生会否利令智昏,毫无职业底线,甚至趁病人之危,给人装上不必要的心脏支架?二者,对某些必须安装心脏支架的病人而言,其质量是个问题,如果装哪种支架与回扣多少挂钩成为行业潜规则,患者如何能打消“花钱买劣质品”的疑虑?

我们能接受医生凭借好手艺救死扶伤而获得高收入,但却很难接受这种发“人难”财、通过卖“天价”药品或器械来致富的行为。根本而言,它是医生的耻辱,也是整个社会的灾难。

是什么把医者推进了“黑色轨道”?答案是“过度医疗养医”。当下各地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管理态度是,不够钱,只给权:你想怎么干都行,能赚钱养活自己并且不添乱就好。这种办法也被很多医院用到对医生的管理上:医院开出低工资,医者要获得更高的收入就得自己想办法。对医者而言,在诊疗费、手术费低廉的现实下,选择依靠卖药物和器械获得高收入,是最可行的路径,甚至是唯一路径。

解决这种困局的关键在解决养医问题。政府责任应体现在这些方面:一是加大卫生财政投入力度,改变公立医院主要靠掏公众荷包存活发展的局面。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近日就提出建议,选出3000家左右、完全靠国家财政扶持的公立医院,其他绝大多数医院靠引进社会资金发展。其次,政府卫生部门在医疗行为管理上必须转变方向,改变只放权不监管的态度,通过严格执法,予以那些滥用药物与器械、收取回扣的医生严惩,甚至考虑吊销其执业资格。最后,还要对医生收入模式进行根本改革,应按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来收取诊疗费用,根据病情复杂程度以及疾病类别设计收费标准。

要真正摆脱医院及医生们对药物器械的“过度依赖”,必须设计新的医院管理模式。很多时候,公立医院“不公益”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管理问题。只有从根源上铲除“过度医疗养医”的土壤,问题才可能妥善解决。 广东 吴帅(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