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陆渊雷的处境

1949年5月,上海獲得解放。上海市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制定的保护和发展中医、团结中西医的方针,中医事业迅速复苏。1950年8月,陆渊雷、叶劲秋、章次公、丁济民等中医被特邀分别参加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和华东区卫生工作会议,陆渊雷被推选为全国人民代表,中医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重视。1952年7月,成立上海市中医学会,旋又成立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不少中医担任两会各级组织的领导职务。上海市卫生局还建立首家直属公费医疗中医门诊部,拓展中医业务,改善中医的工作条件。广大中医在政策感召下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和业务实践,在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中作出了显著成绩。陆渊雷历任上海市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中医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卫生局中医顾问、上海中医门诊所所长等职。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毛泽东、共产党制订的团结新老中西医的政策,让西医学习中医,中医进医院,中医办研究院,办国家的中医学院,这是多少中医前辈为之奋斗,梦寐以求的啊!中醫藥界從此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在解放前取消中医思潮泛滥的时候,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等人所倡导的 废止五行的 “中医科学化” 道路,一度代表着中医学发展的主要潮流。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等人是中医界的弄潮儿。
1954年10月,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医工作的重要指示,统一了政策思想,提倡中医学界要“系统学习,全面继承,总结提高” 。《内》《难》《伤》《金》等医籍共列为中医经典。
然而陆渊雷等所倡导的现代经方医学-废止《内》《难》阳阳五行走“中医科学化”道路,在解放前是中医界求生存的被迫之举,对长期依靠《内经》为哲学背景而辨证施治的中医界是被逼无奈的权宜之计。解放后,尤其是在对中医提倡“系统学习,全面继承,总结提高”的时刻,废止五行的“中医科学化” 道路主张,自然会引起各种不同观点的激烈争鸣。
当时中医界很多人认为陆渊雷的中医科学化的主张有明显的西医化倾向,而且否定《内》《难》等中医经典,说中医是经验医,有导向“废医存药”之嫌。认为其中医科学化论点有与日本汉医的思潮接近,片面之处,不容忽视。甚至有人提出陆渊雷是中医界的“叛徒”。 陆渊雷的许多学生、遥从弟子也纷纷反戈。如任应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任应秋在上海就读期间,曾受诲于“中医科学化”的倡导者陆渊雷先生,对陆氏之谈大加称允,遂效其法,以“中医科学化”为己任,其所著《任氏传染病学》、《仲景脉法学案》、《中医各科精华一集·内科学》、《中医各科精华二集·内科治疗学》均属“中医科学化”观点之代表作。在50年代初期,所著《中国医学史略》、《脉学批判十讲》等书,仍是致力于“中医科学化”主张,这是任应秋40岁以前学术思想主体。1954年,人民政府对中医提出了“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方针,强调了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要意义,相继建立和健全了中医的教学、科研和医疗机构,在新形势下,任应秋认识到“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是继承中医学的问题,“整理提高”是发扬中医学的问题,只有系统全面的继承,才能做到发扬光大中医学。从此,他批评陆渊雷对中医理论具有成见,他以西医理论来匡定中医,不仅未能收“科学化”之效,而且其“中医科学化”成了“中医西医化”。 任应秋这些观点我们在事后他发表的文章中都能一一读到。(如他1957年发表了《怎样正确对待祖国医学遗产》一文,1958年《中医杂志》第三期发表的《从头学起全面继承,打下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坚固基础》)。
陆渊雷、章次公都是“中医科学化” 道路的鼓吹者,但陆渊雷锋芒毕露、四处树敌,而章次公外狂内谨、诚朴质直,相比之下陆渊雷更加引人注目。 1954年,中央决定在首都建立中医研究院,在全国范围内层层遴选出一批第一流的名中医,进京共襄盛举。陈苏生、秦伯未、章次公3人 ,为上海首批推荐的代表, 陆渊雷被排斥在首批推荐的代表名单外。这对陆渊雷的打击是致命的,他陷入了一种空前的苦闷之中,甚至影响了他和章次公的友情。1955年6月1日陆渊雷因心力衰竭死于上海华东医院。

陆渊雷先生病逝后,他的朋友章次公先生感叹哀悼他的“医门冷落,学人无多”可谓陆渊雷生前死后处境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