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理论素养的民间中医难以担当复兴中医的大任

缺乏理论素养的民间中医难以担当复兴中医的大任
作者:王世保
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句经典格言正是现代中医的命运的真实写照。自民国以后,中医的发展一改在民间自由发生的状态完全受控于政府,按理说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医本应该比以往更好更快地发展,但由于受到唯科学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时代精神的影响,国家指导中医药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却与中医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背道而驰,这就导致了愈演愈烈的南辕北辙的可悲结局,即中医在我们政府的完全控制和大力支持下不但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反而走向了前所未有的异化性消亡的境地。面对由中国政府操控的学院中医日益西化所带来的中医急剧衰败的局面,国人把中医的希望又开始重新投向了民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常说的“现代中医的希望在民间”。
那么现代的民间中医还能够一如既往地担当起复兴中医的大任吗?时移世易,我个人认为要想让现代民间中医继续象历朝历代的民间中医一样担当起中医复兴的大任已经非常困难,但不是没有希望。我做出这样的判断完全是基于现代的民间中医与古代的民间中医的生存状况对比之上的。
从民间中医生存的文化氛围来说,现代民间中医已经没有了古代民间中医的优势。在民国以前,上古六经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赖以存在的文化环境,而儒家文化更是高居国家意识的地位。我们知道不管是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它们与中医都是同根同源的关系,这就为中医家源源不断地从民间自由地生发出来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秀才学医,笼中捉鸡”就是对那些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基础的人士学习中医的容易程度的形象比喻。在民国以后,内含唯科学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占据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主体地位,儒家文化则逐渐走向边缘化,这就导致了中医赖以生存的中国固有文化氛围的淡化与丧失。现代中国人接受的不再是上古六经和儒家文化的教育,大多数民众对自己的固有文化产生不信任和抵触心理,他们已经难以理解中医理论及其赖以建立的元理论基础,这就使得中国现代社会失去了自由生发民间中医的文化环境。
没有了中国固有文化的熏陶,不断萎缩的民间中医多是在祖传之下或者依靠一技之长勉强地维持着自己的存在;没有了中国固有文化的教育,现代民间中医的理论素质普遍地偏低,他们往往只注重自己的经验,难以在临床实践中通过把自己的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继而实现中医理论的创新。甚至有的民间中医为了突出自己的经验和技术的优势,出现了抵触学习中医经典的情绪,认为那些虚玄的中医理论对于指导临床实践没有任何作用,继而对外更加矜骄于自己的经验和一技之长。中国固有文化氛围的缺失和一条腿走路使得现代的民间中医的发展进入了误区,舍本逐末的做法最终导致现代的广大民间中医缺乏理论思维,而中医理论的缺乏使得民间中医的技术越传越少,疗效也是越来越低,也就更谈不上发展出推动中医理论创新的新学派了。
毋庸置疑,大多数民间中医所陶醉的个人经验和独家秘技在临床疗效的发挥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真正能够推动中医发展的,还是中医理论的拓展,而中医理论的拓展则需要现代的中医家与古代的医家一样具有深厚的中国固有文化的理论素养。因此,作为一个合格的现代民间中医就不应仅仅在治疗经验和技术上下工夫,更应该在中医理论上提高自己的素质。我们民间中医要想提高中医理论素养,仅仅去苦读《黄帝内经》、《伤寒论》和《难经》等几本经典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经典的理论是建基在儒家、易家和道家的理论之上的。因此,我们要掌握这些基本理论,就需要广泛地学习和掌握儒家、易家和道家文化。
现代中医缺乏的正是古代中医的基点。在古代,是儒家和道家人士在有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再去学习、应用和发展中医,他们在入门之前就已经具有较强的中医理论思维能力和深厚的中医基本理论的根基;在今天,接受大量西方文化教育的广大中医人士必须返回去补充儒家和道家文化的理论,要主动地去学习儒家和道家的文化经典,提高自己的中医理论素质和思维水平。
只有在一个很高的中医理论思维水平的基础上,我们民间中医才能在不受国家意识的控制下遵循中医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担当起发展中医的大任,提出具有更高疗效的个性化诊疗途径,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和学派。中医学派纷呈源自理论争鸣,而理论争鸣则需要一个具有深厚中医理论素养的中医家队伍,一个具有深厚中医理论素养的中医家队伍的形成则需要中医家们主动地树立文化主体的意识,不断地去学习儒家、易家和道家的文化经典。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弥补中国固有文化式微的不足,在学院中医普遍西化的情况下,我们广大民间中医必须大力学习儒家、易家和道家的文化经典,不断地去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夯实自己的中医基础理论,继而担当起传播中国固有文化的重任,成为中医文化的复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