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沅与槐轩学派资料辑【渔翁辑于网络】
2010-12-02 19:35 2楼
集儒道于一身的刘元先生
[ 来源:丹东市道教协会 | 发布日期:2010-08-13 | 浏览(135)人次 | 投稿 | 收藏 ]
清代四川学者刘元,是历史上少有的被人奉为教主的学问大家,其著作《槐轩全书》,以儒学元典精神为根本,融道入儒,会通禅佛,体大精深,鸿篇巨制;又创立槐轩学派,名震一时。
三次名落孙山
刘元,四川双流人,字止唐,一字讷如,号清阳居士。出生于清乾隆三十三年(西元1768年),卒于咸丰五年(1855年),享年八十八岁。刘元祖籍湖北麻城,其远祖在明末入蜀避乱,先定居眉州,后又避匿峨眉山,辗转流离。到了清代初年刘元高祖刘坤一代,刘家始定居四川双流。
刘元之父刘汝钦好读书,精于易学,有著作《笔记》传世。他曾在清代名将岳钟琪部专办粮草,随军队四处征战。退役归家之后,注重对子刘濖、刘元的教育,送他们进私塾、入县学,望子成龙。
刘元生而颖悟,沉潜嗜学,随父兄读书,七岁成诵。他爱书如命,民间传说,道光年间,刘元家里收藏几万本书。有一次,强盗犯境,阖城居民出逃,唯有刘元端坐书房,不为所动。强盗来了问:“全城的人都跑光了,你为何不跑?”刘元回答:“书是我的命,书没有了,要这命有何用处?”强盗听毕,肃然而退。这个传说虽未必真实,但是他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元爱书的个性。
年轻时候的刘元,理想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一心所想,也无非是科举仕途一路。刘元的这条道路,初期颇为顺畅。清乾隆五十年(西元1785年),他以冠军入为双流县庠生,
又于乾隆五十三年(西元1788年)被选拔为贡生。但是次年父亡家贫,刘元无心仕进,便在家乡双流县开门课徒,以收入支补家用。其间,刘元继续参加科举,于乾隆五十四年(西元1789年)选拔明经,乾隆五十七年(西元1792年)由拔贡中试举人。他虽屡次乡试中榜,但皆念高堂老母,形孤体弱,不愿离去。
同时,刘元顺畅的科举之路也到此为止。清乾隆五十八年(西元1793年)、乾隆六十年(西元1795年)、嘉庆元年(西元1796年)三次参加会试,但是三次皆名落孙山。这令从小接受父亲教诲 、秉承儒家理想的刘元备感失落,也渐渐坚定了留守成都侍奉母亲的决心。
嘉庆元年,刘元之兄刘芳皋中进士,出任翰林院庶起士散馆,刘元随之北上,一则为兄作伴,二则游山玩水,以消解名落孙山之苦。弟兄二人途经湖北当阳县紫柏山时,刘元遇到了他一生当中的第一个奇人——静一道人。静一道人的详细情况,史无明文,根据刘元的记述来看,他或许是位隐居于紫柏山的道人。静一道人向他讲解养身之道和儒家某些观点,临别还赠以一部《道德经》。刘元“讶其与吾儒同”,发现道家修养理论与儒家道德似有相通之处。不管道家养生与儒家是否真的相通,至少初步接触道家养生的刘元是这么理解的。这次巧遇,对即将而立之年的刘元无疑起到潜移默化作用。这也是刘元第一次有意识地把儒家理论和道家养生学联系起来,初步窥探到了这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学术联系。这次奇遇,可以说为刘元一生的学术奠定了重要的基调。刘元日后留心道学,自成一说,在学术上开辟了一条“贯通儒道”的道路。
成都建槐轩
刘元“仰承庭训”。易理之学,算是刘家的家学。刘元曾祖刘嘉珍因力弱而好读书,祖父刘汉鼎则好读《易》,曾著有《易蕴发明》一书。刘元之父刘汝钦则精于易学,洞澈性理。刘元关于融道入儒的思想,关于追求纯一即《大学》止至善的思想,主要渊源于此。刘元一生成就,除了家学渊源和自己的聪敏苦学外,他一生中所遇的两个奇人也居功至伟。第一个奇人是前文提到过的静一道人。另外一个则是野云道人。尤其是后者,更是改变了刘元的人生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学术走向。
刘元在京逗留不久即告别兄长,回到家乡双流县,专心讲学侍母。不料先是两个侄子病亡,接著自家坟地被豪邻侵占,母亲为此忧愤发病。一惊一气之下,刘元竟也病卧床榻,忧心不已。诸事不顺,少年时本已身体羸弱的刘元更加疲惫,年纪轻轻就已像七八十岁一样多病,自知命不遐长。嘉庆三年(1798年),刘元病体稍愈,一次偶在本地彭家场集上遇一位卖药老人,“形容殊异,心爱敬之,求示延年之方”。这就是野云老人。野云老人给了刘元治病药方,还向他阐述圣贤之言“仁者寿,大德必寿”等,嘱咐他存心养性。刘元见老者不凡,顿有所悟,遂拜其为师,自此在老人指导下静心服药和锻练,还学会野云老人静心养性之内功。不两年刘元病体完全好转,且日趋强健。野云老人所传的根本即“存神养气即存心养性”,其实质是道教的内丹术与儒家修身两者的融合。
野云老人教导刘元时间将近八年,当时刘元三十六岁。此后刘元更益励修,身体日壮,从五十九岁至八十岁生八子。后来他感慨说:“回思平生辛苦备尝,几如再世,使不遇野云老人,早归大暮。”刘元在青少年时期身体羸弱,几番临死,得授野云老人之教后,竟然在晚年连得八子,将近九十才逝世。此番经历,使刘元对道家养生的丹道思想至为信从。这也决定了他的学术体系中道家丹道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嘉庆十八年(1813年),刘元从双流县柑梓乡三圣村(旧名云栖里)祖宅移居成都南门淳化街(又名三巷子,1959年修建锦江宾馆时拆除殆尽),自建房屋,新立门户。因新宅院中有株百年老槐树,浓荫掩映,雍穆恬静,刘元遂名宅曰“槐轩”。此后四十二年,他一直在此讲学治学。他有教无类,教学报酬不计多寡,家贫学子,无钱一样可以就学。教学内容,除了传统经史书籍之外,还教学生练“坐功”,即静心养性之功,晨夕宴坐,平心存性,以强健身体。刘元在成都淳化街设馆讲学四十年,门生弟子遍布西南各省,世称“槐轩学派”(简称“刘门”)。刘元也被誉为“塾师之雄”,当时学子均以“槐轩门人”自豪。刘元在世之时,其学术已经远播他省,被人尊称为“川西夫子”。刘元的学术在近现代四川国学界有深远的影响,近代陈寅格、梁漱溟、蒙文通等国学大师皆服膺其学。
道光五年(1825年),清廷授刘元文职正二品资政大夫(散阶)。道光六年(1826年),礼部下文,时年六十余岁的刘元又被选授湖北天门县知县。但刘元淡泊功名利禄,早绝仕进之念,托辞居家为亡母守孝,乞假还乡,不久即获淮改授国子监典簿放归。清国史馆《刘元本传》说他“安贫乐道,不愿外任,改国子监典簿,寻乞假归,遂隐居敎授”,一直到咸丰五年(1855年)去世。
刘元与成都
刘元传经讲学,数十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光绪年间,刘元之子刘梖文及门人刘芬等人集资创办守经堂,选集刘元著作二十二种刻印成《槐轩全书》发行于世。槐轩,乃刘元居所之称,因为他在成都和双流的居所,都有古槐。《槐轩全书》内容之
宏富、方法之独特、论述之精深,为当世所罕见,堪称鸿篇巨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是传统文化中罕见的会通儒释道三家精要并具完整学术体系的珍贵文献。而刘元可谓历代学者中以至善、纯一和天人合一等哲学范畴来阐扬儒释道三家本原,尤其是儒家元典精神的“大儒”。他的学说,对于今人来说,是极富学术价值和文化思想价值的。
作为一个学问家和一个宗教家,刘元的学术和宗教事业都后继有人。刘元教业的真正继承者是第六子刘梖文,在刘梖文掌教的二十余年间,“刘门教”从初期创立的理论缔造阶段,发展到扩充教门、进行宗教实践活动的阶段。除了一些例行的斋蘸和法会外,还进行了一些大规模的慈善活动,在巴蜀民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元学术上的继承者是孙子刘咸炘。刘咸炘对其父刘梖文的教业不感兴趣,他专攻学问,学术上融文史哲于一炉,虽在壮年去世,但是著作已经等身。著名学者梁漱溟、陈寅恪、蒙文通都对他推崇备至。蒙文通称他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
刘元晚年喜致力于公益,集资筹办慈善事业,修复祠庙。如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主持修葺成都武侯祠,重新审定树立祠内文臣武将塑像。现在,武侯祠内47尊蜀汉历史人物塑像中,有25尊是在刘元的主持下重塑的,至今人们所见仍为刘元调整后的风貌。还为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几处名胜古迹挥笔题咏,留下一首首锦绣诗文。刘元还在祠内留下了33通碑碣,除两廊每尊塑像前的小石碑计28通外,另有《汉昭烈庙从祀功臣记》碑、《巍然庙貌》诗碑等五通。今天成都武侯祠尚存刘元撰书的《巍然》等碑石,杜甫草堂尚存刘元撰书的一块七律诗碑。书法圆润遒劲,取法甚古,风采动人,此外,刘元还重修了位于成都西郊的黄忠墓。而刘家人自刘元开始,五代人关爱武侯祠,堪称蜀中佳话。
清同治年间,经四川总督锡良奏淮,清国史馆为刘元立传,清末翰林院编修伍肇龄在刘家府宅门首题“清儒林刘止唐先生第”,黑底金字,庄严肃穆。
民国时期,簇桥地区“刘门”弟子在簇锦镇修建儒林祠,供奉刘元。1956年改为省物资局仓库,今已不存。
刘止唐名字的由来
清时,蜀之成都有修道者二,一姓刘,一姓唐。刘则学问渊博,才艺高超,谙三教经书,当时曾有徒众千馀。其研究道学之后裔,迄今绵绵,故不述其名。唐之才学较逊,所习经书也不逮,但得遇真传,居北陪(成都西北),潜隐默修,知者甚鲜,而知音者更稀。刘独知之,常念其笃于道,缘何不从我游?一日,刘因事过北陪,顺便访唐。二人把晤,相与深谈。刘乃引经据典,出口成章,议论纵横,滔滔不绝。唐则举其所修之心得,铿铿自述,语也粗陋,有不能尽达其意者。然而唐之所言,皆属实验功夫,而刘未尝经历,闻之莫名其妙焉,惟以其所言粗陋,衣衫褴偻,乃颇自负,而鄙视之,指唐为不合。唐固自知功已达六通程度,乃应之曰:“恐汝错矣。”辩难良久,卒无定论。唐以刘偏执已见,终难言喻,遂反身取一针之刺其手,流白血数点。刘见之,即下跪,请罪曰:“浊眼不识圣真,言多冒犊,伏祈海涵宽恕,并愿拜门下,执弟子礼,随侍左右。”唐扶之起,乃谓之曰:“修道要无事于身,无念于心,乃可。今如先生者,弟子既多,交游又广,事繁心烦,何能达此?”刘曰:“愿在最短期间,摒挡种种,以专于一。”遂与辞别。刘去后,果于最短时期,了毕各事,复赴北陪。盖唐已他迁矣。唐之不纳刘为弟子者,刘口诀未得真传,功夫未得实验,不应好为人师,广收弟子,贻误后学,且矜持好辩,傲岸自大,既无辨别之耳力,又乏识别之眼力,当时虽尝低首折服,虚心礼下,愿为弟子者,是特由于白血之故耳,实不足与言道也。夫凡浑身皆是白血之人,头面无皱纹,无毛孔,须发黝黑,两目炯炯,鼻无呼吸,冬不畏寒,鼻不流涕,夏不畏热,身不发汗,真阳特殊旺盛,处身内室,冬则阖室温暖,夏则炎热特甚,别人难在此室。此其特徵也。
《槐轩全书》书目
《易经恒解》《诗经恒解》《书经恒解》《礼记恒解》 《春秋恒解》 《论语恒解》 《孟子恒解》 《大学恒解》 《中庸恒解》
《大学质言》 《拾馀四种》 《正讹》 《法言会篆》 《槐轩约言》 《赤凤髓丹旨》 《性命微言》 《槐轩杂著》 《杂著外篇》
《保身立命要言》 《子问》 《又问》 《埙篪集》 《下学梯航》 《法言外集》 《参同秘解》 《悟真玄要》。
刘元之孙刘咸炘
“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夏完淳哀悼妻舅的诗句,也是自己短暂一生的诗谶。其实悬之用来凭吊、感怀刘师培、吴芳吉、张荫麟以及古今一切天纵之才,又吝予寿的灵杰,都无不契合又无不令人希嘘太息。刘咸炘(1896-1932)无疑也是一位堪当后世用此诗句来追怀的英年早逝之天才。
大凡天才,多有一个良好的遗传基因和书香环境,刘咸炘与刘师培一样,其曾祖汝钦精《易》学,祖父刘元究心六经四子,儒道并重,著作等身,开创槐轩学派。历观神童,多有一段让馆师拱手敬谢谢不敏、另请高明的佳话,咸炘幼年的颖慧也曾使堂兄咸荥深愧不如,只能让父亲躬自任教。经史通人蒙文通说他是“一代之雄”,或可理解为他们曾同办敬业书院;少所许可的张孟劬说他“自成一家”,也可原情他们都继承、精研实斋之学;但像史学大师陈寅恪,在刘身后抵成都,也四处访求其著作,称其“识见之高,实为罕见”:足见其在当时杰出学者心目中的地位。
一位学人能够让并世学者敬仰、折腰的无疑是他的著作。咸炘自21岁撰《易》及《小戴记》笺记起,至辞世之前撰《颜李之学》绝笔,16年中著作达231种,1169篇,475卷。1926年至1937年间陆续刊印69种,但早已星散难觅。1996年成都古籍书店选印65种,冠以《推十书》总名。唯影印本模糊不清,阅读困难,故广西师大出版社近期将推出《刘咸炘先生著作选刊》整理本。就《推十书》所收65种151卷约计,已达270万言,与《刘申叔遗书》篇幅相垒。观其内容,举凡经史子集,内圣外王,人心道心,世风学术,宏观微观,无所不包。以传统四部观之:
经部有《易易论》《周官王制论》《礼记温知录》《儒行本义》《中庸述义》《礼运隐义》《春秋平论》诸篇。虽无专书,却语多警策。
史部有《太史公书知意》《汉书知意》《后汉书知意》《三国志知意》等九卷,或辨析史传,独下己意;或引录成说,间予按断。另有《史学述林》二十五篇,对于史题史目、合传分传,纪传编年之体例,记注实录之史源,条分缕析,各归于当。
子部成篇虽仅《诵老私记》《庄子释滞》《荀子正名篇估释补正》《吕氏春秋发微》数篇,然皆极精微。而《子疏定本》高屋建瓴,阐述研治诸子应分为考校、专究、通论三步。指出明以前人疏于前二步,故流于粗疏;清以还只作考校,故失于局狭;清末民初始作专究,却误于尚异。料简旧说之后,独出机抒,将先秦两汉数十家学说之源流传承作了精辟的评述。
集部除自己诗文集外,尚有《骈文省钞》《风骨集评》《风骨续集评》,其《文学述林》四卷二十二篇,可以补正、开拓文学史各领域的研究。即《谜考》一篇,考索物谜、字谜各类谜语的起源,足以启示后世应该将它纳入文学史的研究范围。
至于《右书》中的《汉后唐前学系考》《魏晋名士论》《唐士风论》《南宋学风考》《宋太学事辑》《宋元明实学论》《明末三风略考》诸篇,完全是当今撰述学术史之重要节目,而他在八十年前就已经有了系统的规划撰述。
《推十书》包罗万象,其中的学术火花触目闪烁,许多真知灼见与同时代和后世学者或不谋而合,先后辉映;或蜀山鸿宝,为人所遗。这里拈出几则,以备撰写学术史者取资。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崔适《史记探源》出,将刘歆伪造经文说推向极致。1929年钱穆著《刘向歆父子年谱》,一连举28条证据斥责其说之不可通,这是最具影响的著作。而1927年咸炘撰《经今文学论》,表明自己绝不偏今袒古,从史实分析推论,就今文学家对待古书、孔子、孔经、刘歆以及治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其中所举公孙禄、范升等谏立《左传》而不言其伪一事,与钱穆同,而谓“《左传》制度之不同《周官》也,歆既改《周礼》,何不并改《左传》”一条,则在28条之外。其他诸论,亦可互补。
四十年代初朱东润在四川乐山斗室中将传叙这一文学形式从定义、产生、发展一直到风格、流别等都作了详细的梳理,著成《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或许因为战争烽烟的隔断,他似乎没有参考就在乐山北面不远的双流学者刘咸炘于十多年前写过的《传状论》。至今阅读两位先贤的论著,可以体味到朱书的文学色彩浓,刘文的史学眼光锐。
五十年代刘伯骥在美国作《六艺通论》,图列孔子到班固各家的六艺顺序,不知咸炘早已作《六艺旧说表》,不仅图列其说,更敏锐地指出其有二脉:“西汉以上,止言其本体,小异而大同;西汉以降,乃有配合象数之说,小同而大异。”是为刘伯骥所未曾措意。
章实斋于《易教》篇提出“六经皆史”之说,早已尽人皆知。钱钟书《谈艺录》和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二书都用专章溯源发微,余英时还特地标举现代学者多篇相关论文,但均未征引刘咸炘的论述。咸炘既自称“吾宗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经今文学论》),对此自有深刻的研究和见解。其《先河录》叙言中已经对“六经皆史”之源流有详尽的揭示与清理。钱、余二先生皆博学多闻,这只能证明《推十书》流传不广。日本山口久和著《章学诚的知识论》,用四五万字篇幅专论此一问题,也参考了刘氏《文史通义识语》的观点,但在具体探讨“六经皆史”说本意时,仍然漏略刘咸炘对章氏本意的表揭。
咸炘之整个学术体系,系以深厚的国学为其基础,上继浙东史学,以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为其治学方法,复又融入了西来的哲学和史学因子。故其思想如天马行空,风卷残云,发而为文章,则咨肆汪洋,莫测崖涘。浏览《推十书》,视觉的享受是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听觉的感受却如空中人语,难以应对;理性的感应则更觉根基浅薄,凑泊不上:因而所得有限。像这样宏深的大著作,应该由传统的经史子集或现代的文史哲乃至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学者分工合作地进行研究,各得其一鳞一爪一角一鬛,综而观之,方能得见神龙之首尾。
刘咸炘先生著述选刊出版缘起
近代学术史上有二刘,仪徵刘师培与双流刘咸炘,皆天才卓特,渊博精勤又冠于一时,虽得年均未满四十,而著书已数百种,为中国学术之绝大贡献。师培早岁鼓吹革命,名与章太炎齐,声驰南北,殁后八九十年间,其著作屡有翻印,选编之本亦不下十馀种,凡今治文史学者皆知其名而读其书,群推为儒林之巨子。咸炘则未出巴蜀,课塾授徒以终,而广涉多能,持纵横两术,观风识变,凡经论定,罔不穷源竟委,罅隙毕照,真所谓看书眼如月者,又能为深湛之思,弘大而辟,深闳而肆,于儒具见本宗,兼又资之道家,发明中国圣哲精诣,既详且尽。蒙文通谓为一代之雄,实非过论,而身后声名晦演,不能如师培之洋溢在人耳,是宜亟待为之表彰而发其潜德之幽光者也。
先生平生著述,总为《推十书》,推十者,取《说文》载孔子“推十合一为士”之义,凡二百三十一种,四百七十五卷,已刻者六十九种,成都古籍书店尝甄选其中六十五种,一百五十一卷,影印一次,惟非正式出版,印数又少,故见之者不多,图书馆亦鲜收藏,使一代大师巨擘之伟著,若存若亡,少人发视,其亦可慨也夫。
辉尝以新刊先生著述事宜商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郑纳新先生,郑先生自主持上海贝贝特以来,传播人文经典著作,久为学林所称道,既获知先生学行,慨然以流布其著作为己任。惟念《推十书》卷帙浩繁,又多未刊遗稿,恐一时难以观成,因有意择要选刊,先付梓人,复不以辉鲁钝,以编次校点先生著述相委。辉虽自顾学识荒陋,恐弗克堪,惟念郑先生既力任刊印,而创议者又为辉,平素推崇先生学术,宝爱其遗著,亦不得以此事诿之他人,故承命而不辞。窃喜有事于校雠之役,得以朝夕研读,而先生之学,义蕴深闳,非浅学所能尽知,故虽勘之再周,既竭吾才,而未窥先生命意所在者仍不少,失句误校,实难尽免,尚睎海内通人硕彦指点裁正,不胜翘企。
先生尝自别其著述为九类,甲纲旨,乙知言,丙论世,丁校雠,戊文学,己授徒书,庚祝史学,辛杂作,壬杂记杂钞。前五编尤其学术精要所在。甲编为论学原理,乙编为子学,丙编为史学,己编为授徒之教本与讲义,丁、戊两编则睹其名而可知其义。今编次先生著作,分为五编,其目如次。
哲学编第一:甲编纲旨中之《中书》《左书》《右书》《内书》《外书》《两纪》悉入此编,此皆先生学术根柢所在,多论天人之微,先生固尝旁及远西学术,《外书》且有《哲学杂评》之作,故僭易纲旨为哲学,取其醒豁易晓。
子学编第二:乙编知言之《子疏定本》《诵老私记》《庄子释滞》《吕氏春秋发微》《旧书别录》悉入此编,改知言为子学。
史学编第三:丙编论世之《太史公书知意》《汉书知意》《后汉书知意》《三国志知意》《史学述林》悉入此编,改论世为史学。
校雠学编第四:丁编校雠之《续校雠通义》《校雠述林》《目录学》悉入此编。
文学讲义编第五:戊编文学之《文学述林》,己编授徒书之《浅书》《浅书续录》《治史绪论》悉入此编,文学仍旧名,授徒书则改为讲义,并为一卷。
合此五编,总题曰“刘咸炘学术论集”,凡得二百三十万言,又新辑附录四种,附于文学讲义编之后。经始于丙戌,至丁亥年春而卒业。
咸炘先生著述如邓林之富,无所不包,凡读其书者,均可豁耳目而益神智,因念陆象山有言:“文王不可轻赞,须是识得文王,方可称赞。”故今谨守此训,不敢妄事评论,惟略记全书刊行颠末于卷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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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学者刘元,是历史上少有的被人奉为教主的学问大家,其著作《槐轩全书》,以儒学元典精神为根本,融道入儒,会通禅佛,体大精深,鸿篇巨制;又创立槐轩学派,名震一时。
三次名落孙山
刘元,四川双流人,字止唐,一字讷如,号清阳居士。出生于清乾隆三十三年(西元1768年),卒于咸丰五年(1855年),享年八十八岁。刘元祖籍湖北麻城,其远祖在明末入蜀避乱,先定居眉州,后又避匿峨眉山,辗转流离。到了清代初年刘元高祖刘坤一代,刘家始定居四川双流。
刘元之父刘汝钦好读书,精于易学,有著作《笔记》传世。他曾在清代名将岳钟琪部专办粮草,随军队四处征战。退役归家之后,注重对子刘濖、刘元的教育,送他们进私塾、入县学,望子成龙。
刘元生而颖悟,沉潜嗜学,随父兄读书,七岁成诵。他爱书如命,民间传说,道光年间,刘元家里收藏几万本书。有一次,强盗犯境,阖城居民出逃,唯有刘元端坐书房,不为所动。强盗来了问:“全城的人都跑光了,你为何不跑?”刘元回答:“书是我的命,书没有了,要这命有何用处?”强盗听毕,肃然而退。这个传说虽未必真实,但是他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元爱书的个性。
年轻时候的刘元,理想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一心所想,也无非是科举仕途一路。刘元的这条道路,初期颇为顺畅。清乾隆五十年(西元1785年),他以冠军入为双流县庠生,
又于乾隆五十三年(西元1788年)被选拔为贡生。但是次年父亡家贫,刘元无心仕进,便在家乡双流县开门课徒,以收入支补家用。其间,刘元继续参加科举,于乾隆五十四年(西元1789年)选拔明经,乾隆五十七年(西元1792年)由拔贡中试举人。他虽屡次乡试中榜,但皆念高堂老母,形孤体弱,不愿离去。
同时,刘元顺畅的科举之路也到此为止。清乾隆五十八年(西元1793年)、乾隆六十年(西元1795年)、嘉庆元年(西元1796年)三次参加会试,但是三次皆名落孙山。这令从小接受父亲教诲 、秉承儒家理想的刘元备感失落,也渐渐坚定了留守成都侍奉母亲的决心。
嘉庆元年,刘元之兄刘芳皋中进士,出任翰林院庶起士散馆,刘元随之北上,一则为兄作伴,二则游山玩水,以消解名落孙山之苦。弟兄二人途经湖北当阳县紫柏山时,刘元遇到了他一生当中的第一个奇人——静一道人。静一道人的详细情况,史无明文,根据刘元的记述来看,他或许是位隐居于紫柏山的道人。静一道人向他讲解养身之道和儒家某些观点,临别还赠以一部《道德经》。刘元“讶其与吾儒同”,发现道家修养理论与儒家道德似有相通之处。不管道家养生与儒家是否真的相通,至少初步接触道家养生的刘元是这么理解的。这次巧遇,对即将而立之年的刘元无疑起到潜移默化作用。这也是刘元第一次有意识地把儒家理论和道家养生学联系起来,初步窥探到了这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学术联系。这次奇遇,可以说为刘元一生的学术奠定了重要的基调。刘元日后留心道学,自成一说,在学术上开辟了一条“贯通儒道”的道路。
成都建槐轩
刘元“仰承庭训”。易理之学,算是刘家的家学。刘元曾祖刘嘉珍因力弱而好读书,祖父刘汉鼎则好读《易》,曾著有《易蕴发明》一书。刘元之父刘汝钦则精于易学,洞澈性理。刘元关于融道入儒的思想,关于追求纯一即《大学》止至善的思想,主要渊源于此。刘元一生成就,除了家学渊源和自己的聪敏苦学外,他一生中所遇的两个奇人也居功至伟。第一个奇人是前文提到过的静一道人。另外一个则是野云道人。尤其是后者,更是改变了刘元的人生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学术走向。
刘元在京逗留不久即告别兄长,回到家乡双流县,专心讲学侍母。不料先是两个侄子病亡,接著自家坟地被豪邻侵占,母亲为此忧愤发病。一惊一气之下,刘元竟也病卧床榻,忧心不已。诸事不顺,少年时本已身体羸弱的刘元更加疲惫,年纪轻轻就已像七八十岁一样多病,自知命不遐长。嘉庆三年(1798年),刘元病体稍愈,一次偶在本地彭家场集上遇一位卖药老人,“形容殊异,心爱敬之,求示延年之方”。这就是野云老人。野云老人给了刘元治病药方,还向他阐述圣贤之言“仁者寿,大德必寿”等,嘱咐他存心养性。刘元见老者不凡,顿有所悟,遂拜其为师,自此在老人指导下静心服药和锻练,还学会野云老人静心养性之内功。不两年刘元病体完全好转,且日趋强健。野云老人所传的根本即“存神养气即存心养性”,其实质是道教的内丹术与儒家修身两者的融合。
野云老人教导刘元时间将近八年,当时刘元三十六岁。此后刘元更益励修,身体日壮,从五十九岁至八十岁生八子。后来他感慨说:“回思平生辛苦备尝,几如再世,使不遇野云老人,早归大暮。”刘元在青少年时期身体羸弱,几番临死,得授野云老人之教后,竟然在晚年连得八子,将近九十才逝世。此番经历,使刘元对道家养生的丹道思想至为信从。这也决定了他的学术体系中道家丹道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嘉庆十八年(1813年),刘元从双流县柑梓乡三圣村(旧名云栖里)祖宅移居成都南门淳化街(又名三巷子,1959年修建锦江宾馆时拆除殆尽),自建房屋,新立门户。因新宅院中有株百年老槐树,浓荫掩映,雍穆恬静,刘元遂名宅曰“槐轩”。此后四十二年,他一直在此讲学治学。他有教无类,教学报酬不计多寡,家贫学子,无钱一样可以就学。教学内容,除了传统经史书籍之外,还教学生练“坐功”,即静心养性之功,晨夕宴坐,平心存性,以强健身体。刘元在成都淳化街设馆讲学四十年,门生弟子遍布西南各省,世称“槐轩学派”(简称“刘门”)。刘元也被誉为“塾师之雄”,当时学子均以“槐轩门人”自豪。刘元在世之时,其学术已经远播他省,被人尊称为“川西夫子”。刘元的学术在近现代四川国学界有深远的影响,近代陈寅格、梁漱溟、蒙文通等国学大师皆服膺其学。
道光五年(1825年),清廷授刘元文职正二品资政大夫(散阶)。道光六年(1826年),礼部下文,时年六十余岁的刘元又被选授湖北天门县知县。但刘元淡泊功名利禄,早绝仕进之念,托辞居家为亡母守孝,乞假还乡,不久即获淮改授国子监典簿放归。清国史馆《刘元本传》说他“安贫乐道,不愿外任,改国子监典簿,寻乞假归,遂隐居敎授”,一直到咸丰五年(1855年)去世。
刘元与成都
刘元传经讲学,数十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光绪年间,刘元之子刘梖文及门人刘芬等人集资创办守经堂,选集刘元著作二十二种刻印成《槐轩全书》发行于世。槐轩,乃刘元居所之称,因为他在成都和双流的居所,都有古槐。《槐轩全书》内容之
宏富、方法之独特、论述之精深,为当世所罕见,堪称鸿篇巨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是传统文化中罕见的会通儒释道三家精要并具完整学术体系的珍贵文献。而刘元可谓历代学者中以至善、纯一和天人合一等哲学范畴来阐扬儒释道三家本原,尤其是儒家元典精神的“大儒”。他的学说,对于今人来说,是极富学术价值和文化思想价值的。
作为一个学问家和一个宗教家,刘元的学术和宗教事业都后继有人。刘元教业的真正继承者是第六子刘梖文,在刘梖文掌教的二十余年间,“刘门教”从初期创立的理论缔造阶段,发展到扩充教门、进行宗教实践活动的阶段。除了一些例行的斋蘸和法会外,还进行了一些大规模的慈善活动,在巴蜀民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元学术上的继承者是孙子刘咸炘。刘咸炘对其父刘梖文的教业不感兴趣,他专攻学问,学术上融文史哲于一炉,虽在壮年去世,但是著作已经等身。著名学者梁漱溟、陈寅恪、蒙文通都对他推崇备至。蒙文通称他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
刘元晚年喜致力于公益,集资筹办慈善事业,修复祠庙。如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主持修葺成都武侯祠,重新审定树立祠内文臣武将塑像。现在,武侯祠内47尊蜀汉历史人物塑像中,有25尊是在刘元的主持下重塑的,至今人们所见仍为刘元调整后的风貌。还为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几处名胜古迹挥笔题咏,留下一首首锦绣诗文。刘元还在祠内留下了33通碑碣,除两廊每尊塑像前的小石碑计28通外,另有《汉昭烈庙从祀功臣记》碑、《巍然庙貌》诗碑等五通。今天成都武侯祠尚存刘元撰书的《巍然》等碑石,杜甫草堂尚存刘元撰书的一块七律诗碑。书法圆润遒劲,取法甚古,风采动人,此外,刘元还重修了位于成都西郊的黄忠墓。而刘家人自刘元开始,五代人关爱武侯祠,堪称蜀中佳话。
清同治年间,经四川总督锡良奏淮,清国史馆为刘元立传,清末翰林院编修伍肇龄在刘家府宅门首题“清儒林刘止唐先生第”,黑底金字,庄严肃穆。
民国时期,簇桥地区“刘门”弟子在簇锦镇修建儒林祠,供奉刘元。1956年改为省物资局仓库,今已不存。
刘止唐名字的由来
清时,蜀之成都有修道者二,一姓刘,一姓唐。刘则学问渊博,才艺高超,谙三教经书,当时曾有徒众千馀。其研究道学之后裔,迄今绵绵,故不述其名。唐之才学较逊,所习经书也不逮,但得遇真传,居北陪(成都西北),潜隐默修,知者甚鲜,而知音者更稀。刘独知之,常念其笃于道,缘何不从我游?一日,刘因事过北陪,顺便访唐。二人把晤,相与深谈。刘乃引经据典,出口成章,议论纵横,滔滔不绝。唐则举其所修之心得,铿铿自述,语也粗陋,有不能尽达其意者。然而唐之所言,皆属实验功夫,而刘未尝经历,闻之莫名其妙焉,惟以其所言粗陋,衣衫褴偻,乃颇自负,而鄙视之,指唐为不合。唐固自知功已达六通程度,乃应之曰:“恐汝错矣。”辩难良久,卒无定论。唐以刘偏执已见,终难言喻,遂反身取一针之刺其手,流白血数点。刘见之,即下跪,请罪曰:“浊眼不识圣真,言多冒犊,伏祈海涵宽恕,并愿拜门下,执弟子礼,随侍左右。”唐扶之起,乃谓之曰:“修道要无事于身,无念于心,乃可。今如先生者,弟子既多,交游又广,事繁心烦,何能达此?”刘曰:“愿在最短期间,摒挡种种,以专于一。”遂与辞别。刘去后,果于最短时期,了毕各事,复赴北陪。盖唐已他迁矣。唐之不纳刘为弟子者,刘口诀未得真传,功夫未得实验,不应好为人师,广收弟子,贻误后学,且矜持好辩,傲岸自大,既无辨别之耳力,又乏识别之眼力,当时虽尝低首折服,虚心礼下,愿为弟子者,是特由于白血之故耳,实不足与言道也。夫凡浑身皆是白血之人,头面无皱纹,无毛孔,须发黝黑,两目炯炯,鼻无呼吸,冬不畏寒,鼻不流涕,夏不畏热,身不发汗,真阳特殊旺盛,处身内室,冬则阖室温暖,夏则炎热特甚,别人难在此室。此其特徵也。
《槐轩全书》书目
《易经恒解》《诗经恒解》《书经恒解》《礼记恒解》 《春秋恒解》 《论语恒解》 《孟子恒解》 《大学恒解》 《中庸恒解》
《大学质言》 《拾馀四种》 《正讹》 《法言会篆》 《槐轩约言》 《赤凤髓丹旨》 《性命微言》 《槐轩杂著》 《杂著外篇》
《保身立命要言》 《子问》 《又问》 《埙篪集》 《下学梯航》 《法言外集》 《参同秘解》 《悟真玄要》。
刘元之孙刘咸炘
“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夏完淳哀悼妻舅的诗句,也是自己短暂一生的诗谶。其实悬之用来凭吊、感怀刘师培、吴芳吉、张荫麟以及古今一切天纵之才,又吝予寿的灵杰,都无不契合又无不令人希嘘太息。刘咸炘(1896-1932)无疑也是一位堪当后世用此诗句来追怀的英年早逝之天才。
大凡天才,多有一个良好的遗传基因和书香环境,刘咸炘与刘师培一样,其曾祖汝钦精《易》学,祖父刘元究心六经四子,儒道并重,著作等身,开创槐轩学派。历观神童,多有一段让馆师拱手敬谢谢不敏、另请高明的佳话,咸炘幼年的颖慧也曾使堂兄咸荥深愧不如,只能让父亲躬自任教。经史通人蒙文通说他是“一代之雄”,或可理解为他们曾同办敬业书院;少所许可的张孟劬说他“自成一家”,也可原情他们都继承、精研实斋之学;但像史学大师陈寅恪,在刘身后抵成都,也四处访求其著作,称其“识见之高,实为罕见”:足见其在当时杰出学者心目中的地位。
一位学人能够让并世学者敬仰、折腰的无疑是他的著作。咸炘自21岁撰《易》及《小戴记》笺记起,至辞世之前撰《颜李之学》绝笔,16年中著作达231种,1169篇,475卷。1926年至1937年间陆续刊印69种,但早已星散难觅。1996年成都古籍书店选印65种,冠以《推十书》总名。唯影印本模糊不清,阅读困难,故广西师大出版社近期将推出《刘咸炘先生著作选刊》整理本。就《推十书》所收65种151卷约计,已达270万言,与《刘申叔遗书》篇幅相垒。观其内容,举凡经史子集,内圣外王,人心道心,世风学术,宏观微观,无所不包。以传统四部观之:
经部有《易易论》《周官王制论》《礼记温知录》《儒行本义》《中庸述义》《礼运隐义》《春秋平论》诸篇。虽无专书,却语多警策。
史部有《太史公书知意》《汉书知意》《后汉书知意》《三国志知意》等九卷,或辨析史传,独下己意;或引录成说,间予按断。另有《史学述林》二十五篇,对于史题史目、合传分传,纪传编年之体例,记注实录之史源,条分缕析,各归于当。
子部成篇虽仅《诵老私记》《庄子释滞》《荀子正名篇估释补正》《吕氏春秋发微》数篇,然皆极精微。而《子疏定本》高屋建瓴,阐述研治诸子应分为考校、专究、通论三步。指出明以前人疏于前二步,故流于粗疏;清以还只作考校,故失于局狭;清末民初始作专究,却误于尚异。料简旧说之后,独出机抒,将先秦两汉数十家学说之源流传承作了精辟的评述。
集部除自己诗文集外,尚有《骈文省钞》《风骨集评》《风骨续集评》,其《文学述林》四卷二十二篇,可以补正、开拓文学史各领域的研究。即《谜考》一篇,考索物谜、字谜各类谜语的起源,足以启示后世应该将它纳入文学史的研究范围。
至于《右书》中的《汉后唐前学系考》《魏晋名士论》《唐士风论》《南宋学风考》《宋太学事辑》《宋元明实学论》《明末三风略考》诸篇,完全是当今撰述学术史之重要节目,而他在八十年前就已经有了系统的规划撰述。
《推十书》包罗万象,其中的学术火花触目闪烁,许多真知灼见与同时代和后世学者或不谋而合,先后辉映;或蜀山鸿宝,为人所遗。这里拈出几则,以备撰写学术史者取资。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崔适《史记探源》出,将刘歆伪造经文说推向极致。1929年钱穆著《刘向歆父子年谱》,一连举28条证据斥责其说之不可通,这是最具影响的著作。而1927年咸炘撰《经今文学论》,表明自己绝不偏今袒古,从史实分析推论,就今文学家对待古书、孔子、孔经、刘歆以及治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其中所举公孙禄、范升等谏立《左传》而不言其伪一事,与钱穆同,而谓“《左传》制度之不同《周官》也,歆既改《周礼》,何不并改《左传》”一条,则在28条之外。其他诸论,亦可互补。
四十年代初朱东润在四川乐山斗室中将传叙这一文学形式从定义、产生、发展一直到风格、流别等都作了详细的梳理,著成《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或许因为战争烽烟的隔断,他似乎没有参考就在乐山北面不远的双流学者刘咸炘于十多年前写过的《传状论》。至今阅读两位先贤的论著,可以体味到朱书的文学色彩浓,刘文的史学眼光锐。
五十年代刘伯骥在美国作《六艺通论》,图列孔子到班固各家的六艺顺序,不知咸炘早已作《六艺旧说表》,不仅图列其说,更敏锐地指出其有二脉:“西汉以上,止言其本体,小异而大同;西汉以降,乃有配合象数之说,小同而大异。”是为刘伯骥所未曾措意。
章实斋于《易教》篇提出“六经皆史”之说,早已尽人皆知。钱钟书《谈艺录》和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二书都用专章溯源发微,余英时还特地标举现代学者多篇相关论文,但均未征引刘咸炘的论述。咸炘既自称“吾宗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经今文学论》),对此自有深刻的研究和见解。其《先河录》叙言中已经对“六经皆史”之源流有详尽的揭示与清理。钱、余二先生皆博学多闻,这只能证明《推十书》流传不广。日本山口久和著《章学诚的知识论》,用四五万字篇幅专论此一问题,也参考了刘氏《文史通义识语》的观点,但在具体探讨“六经皆史”说本意时,仍然漏略刘咸炘对章氏本意的表揭。
咸炘之整个学术体系,系以深厚的国学为其基础,上继浙东史学,以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为其治学方法,复又融入了西来的哲学和史学因子。故其思想如天马行空,风卷残云,发而为文章,则咨肆汪洋,莫测崖涘。浏览《推十书》,视觉的享受是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听觉的感受却如空中人语,难以应对;理性的感应则更觉根基浅薄,凑泊不上:因而所得有限。像这样宏深的大著作,应该由传统的经史子集或现代的文史哲乃至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学者分工合作地进行研究,各得其一鳞一爪一角一鬛,综而观之,方能得见神龙之首尾。
刘咸炘先生著述选刊出版缘起
近代学术史上有二刘,仪徵刘师培与双流刘咸炘,皆天才卓特,渊博精勤又冠于一时,虽得年均未满四十,而著书已数百种,为中国学术之绝大贡献。师培早岁鼓吹革命,名与章太炎齐,声驰南北,殁后八九十年间,其著作屡有翻印,选编之本亦不下十馀种,凡今治文史学者皆知其名而读其书,群推为儒林之巨子。咸炘则未出巴蜀,课塾授徒以终,而广涉多能,持纵横两术,观风识变,凡经论定,罔不穷源竟委,罅隙毕照,真所谓看书眼如月者,又能为深湛之思,弘大而辟,深闳而肆,于儒具见本宗,兼又资之道家,发明中国圣哲精诣,既详且尽。蒙文通谓为一代之雄,实非过论,而身后声名晦演,不能如师培之洋溢在人耳,是宜亟待为之表彰而发其潜德之幽光者也。
先生平生著述,总为《推十书》,推十者,取《说文》载孔子“推十合一为士”之义,凡二百三十一种,四百七十五卷,已刻者六十九种,成都古籍书店尝甄选其中六十五种,一百五十一卷,影印一次,惟非正式出版,印数又少,故见之者不多,图书馆亦鲜收藏,使一代大师巨擘之伟著,若存若亡,少人发视,其亦可慨也夫。
辉尝以新刊先生著述事宜商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郑纳新先生,郑先生自主持上海贝贝特以来,传播人文经典著作,久为学林所称道,既获知先生学行,慨然以流布其著作为己任。惟念《推十书》卷帙浩繁,又多未刊遗稿,恐一时难以观成,因有意择要选刊,先付梓人,复不以辉鲁钝,以编次校点先生著述相委。辉虽自顾学识荒陋,恐弗克堪,惟念郑先生既力任刊印,而创议者又为辉,平素推崇先生学术,宝爱其遗著,亦不得以此事诿之他人,故承命而不辞。窃喜有事于校雠之役,得以朝夕研读,而先生之学,义蕴深闳,非浅学所能尽知,故虽勘之再周,既竭吾才,而未窥先生命意所在者仍不少,失句误校,实难尽免,尚睎海内通人硕彦指点裁正,不胜翘企。
先生尝自别其著述为九类,甲纲旨,乙知言,丙论世,丁校雠,戊文学,己授徒书,庚祝史学,辛杂作,壬杂记杂钞。前五编尤其学术精要所在。甲编为论学原理,乙编为子学,丙编为史学,己编为授徒之教本与讲义,丁、戊两编则睹其名而可知其义。今编次先生著作,分为五编,其目如次。
哲学编第一:甲编纲旨中之《中书》《左书》《右书》《内书》《外书》《两纪》悉入此编,此皆先生学术根柢所在,多论天人之微,先生固尝旁及远西学术,《外书》且有《哲学杂评》之作,故僭易纲旨为哲学,取其醒豁易晓。
子学编第二:乙编知言之《子疏定本》《诵老私记》《庄子释滞》《吕氏春秋发微》《旧书别录》悉入此编,改知言为子学。
史学编第三:丙编论世之《太史公书知意》《汉书知意》《后汉书知意》《三国志知意》《史学述林》悉入此编,改论世为史学。
校雠学编第四:丁编校雠之《续校雠通义》《校雠述林》《目录学》悉入此编。
文学讲义编第五:戊编文学之《文学述林》,己编授徒书之《浅书》《浅书续录》《治史绪论》悉入此编,文学仍旧名,授徒书则改为讲义,并为一卷。
合此五编,总题曰“刘咸炘学术论集”,凡得二百三十万言,又新辑附录四种,附于文学讲义编之后。经始于丙戌,至丁亥年春而卒业。
咸炘先生著述如邓林之富,无所不包,凡读其书者,均可豁耳目而益神智,因念陆象山有言:“文王不可轻赞,须是识得文王,方可称赞。”故今谨守此训,不敢妄事评论,惟略记全书刊行颠末于卷端云。
2010-12-02 19:36 3楼
四川儒林第--“槐轩”钩沉http://news.artxun.com 2008-03-24 19:01:54
相关 颜楷
自清嘉庆年间(18世纪初)至民国年间,在长达200余年的历史中,成都南门纯化街有一座享 誉全川乃至全国的学府。这就是被称为儒林第的“槐轩”。在“槐轩”受到一代又一代高师 教授的学生、门徒几达数千人,遍及省内外,可谓桃李满天下。受业者,咸以“槐轩门人” 自骄。如辛亥年任川汉铁路特别股东会会长的颜楷,曾拜师于“槐轩”门下,颜后来成为一 大 书家,每帖毕,必在左下落款称“槐轩门人颜楷”。其书法留于成都人民公园纪念碑上。?
“槐轩”的宗师乃清代学界大名鼎鼎的刘止唐先生。他的后代子孙成为蜀中儒学大师者,不 乏其人,他们讲授于“槐轩”,使这座学府声振四川200余年,培育了不少国学人才。止唐 先生及后辈讲学“槐轩”的业迹,清光绪31年曾由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获准在国史馆立 传儒林。止唐先生膝下八子,或为进士;或为举人;或为仕清正,或讲学“槐轩”,门人众 多,为世称颂。他的孙辈亦为“槐轩”大师的有刘咸?、刘咸(火斤)刘咸荥、刘咸?,此四人,被称为“刘氏四才子”, 颇多建树,均为本世纪蜀中学界名人。刘咸(火斤)所著《推十书》,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惊叹,至今,日本、台湾汉学研究 者十分推崇。《推十书》以哲学观点深析中西文化之异同,识见卓识,博大精深。著名学者 浙江张孟劬叹言:“目光四射,如珠走盘,自成一家之学者。”著名学者蒙文通盛赞《推十 书》“精深宏卓,六通四矰,近世之言史学者,未有能过之者也。”学界大家陈寅恪、梁漱 溟亦十分敬重刘咸(火斤)。?
世代书香之家的刘氏家族,植根宏厚,代有传人,他们大兴教育的同时,在学术方面励志研 究,阐发精微,其道德及文章令人敬仰,其家世亦极富传奇色彩。?
刘止唐湖北麻城人氏,自始祖辈忱公乃廪膳生明末清初入蜀,中历五代,先居眉州,继迁温 江,后徙双流,遂隶籍于此。六世祖名刘汝钦,字敬五,幼承家学,精研《易》学。壮岁从 军,转辗岷潘,专办军务粮秣。退伍还乡后,设帐训蒙。他性喜读书,乐好施舍,在乡间享 有豪士之名。刘汝钦有二子,一名刘(氵署)字芳皋,乾隆甲寅科举人,嘉庆丙辰科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人称其才子。一名刘沅字止 唐,乾隆壬子科举人,道光6年选授湖北天门县知县,因不愿入仕,遂到成都创办了后被称 为儒林第的“槐轩”,一生专治讲习,成为了秉承家学的一代宗师。?
“槐轩”以其院内一棵枝叶繁荣的大槐树而名之。它座落于成都南门纯化街一带,即今锦江 大礼堂及西南隅。随着“槐轩”人口日增,由其学生集资,逐年扩建屋舍,到清道光年间已 大具规模。总占地约50亩,有大小庭院数个,大小房舍百余间,兼有花园、池塘、假山等。 当时人称“刘大公馆”,文人雅士则称“儒林第”。这所儒府学堂,门楣高大,上门高悬一 匾,黑底金字为清翰林伍肇龄所书“儒林刘止唐先生第”。大门两侧悬止唐手书木刻对联。 联文为“书史生涯不知老至;风云事业愿与人同”。两只石狮座落在大门门槛两侧,大门外 之坝子,甚为宽敞,足够停放6乘大轿。颇为引人注目的是那双重大门和双重二门之间,有 四株须两人才能合抱的百年香樟大树。再往里走,深院内的那株槐树年代更加久远,苍劲刚 健,树冠如盖。二门后面有一厅,檐额高悬川督锡良奏请朝廷将止唐先生一生事迹宣付史馆立传的奏文。?
刘止唐出生于清乾隆33年即公元1768年。他幼年羸弱,然聪颖向学。先在双流柑梓就读于村 塾,后兄弟相率负笈就读于县内名士板桥文昌宫鹤峰先生门下。这位鹤峰先生乃双流岁贡, 曾出任天全州教谕,工书画,今大英博物馆尚收藏有他的绘画。直至民国时期,板桥尚存一 碑,上书“儒林刘止唐先生弟兄读书处”。止唐年青时虽然三度中举,皆因天性纯孝,不忍 离别事奉多年的寡母从而放弃了进京会试的机会。30岁左右随兄芳皋进京时,在湖北当阳紫 盖山遇见一位叫静一的道人,精通道家修身养性之说。他向止唐精心传授了《道德经》,使 止唐后来在学术上能将儒释道三家学说连贯理解,自成体系。不久由京返回侍母,家道贫寒 ,又身罹重病,几达奄奄一息地步。幸遇一卖药老者为之诊病,自言云野老人,除精于医药 ,对“存心养性”颇多研究。止唐与云野老人朝夕相处,得此长须髯髯目光如炬的老者的教 诲调治,他年近40而体质趋强。止唐59岁时唯一的儿子刘芗林病故。老年丧子,悲痛万分。 60岁后,竟连得8子,皆能成立,被引为刘家之奇事。至此以后,便辞别乡居,挈家移居省 门成都,一边讲习,一边著书立说。“槐轩”塾业由此肇源。?
“槐轩”授课,由于止唐经史功底雄厚,治学严谨,又加之弘扬了云野老人静心养性之说, 教学生晨父宴坐,静以自修,一时从者如云。止唐著述极多,有《十三经恒解》,《孝经直 解》、《子问》、《又问》、《大学古本》、《槐轩直言》等著作。他并非埋头故纸堆之学 究,对民俗土风、山川沿革、陵谷变迁也能穷本溯源。有《四川说》、《四川考》、《江沱 离堆考》、《内江外江考》、《李冰父子治水纪略》、《成都石犀考》等著作遗世。对赋予 他文思敏捷的乡梓双流,他情有独钟,曾写下了《大朗堰记》、《双流圣灯山记》、《云碾 记》、《筒车记》等地方风俗史志的著作。这些篇章非常逼真地画出了清代中期的双流农村 风俗画卷,刘止唐亦精于书法,笔力潇画、苍劲隽永。至今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 等名胜处墨迹尚存。?
刘止唐于清咸丰5年(公元1855年)逝世,享年88岁。子孙弟子门人将他一生著述整理考订付 梓总其名曰“槐轩全书”。?
刘止唐的8个儿子中,第四子刘桂文,字云坳,他于清同治3年(公元1864年)举于乡试,为光 绪15年(公元1889年)己丑恩科进士。时江左名士、山阴傅子莼为阅卷官,见了桂文的试卷后 ,大为惊叹,曾赋诗相赠。他称桂文文章“俊逸清新兼庾鲍,今人文比古文诗。”可见桂文 受“槐轩”家学薰陶,古文根基之雄实。桂文宦游北京二十余年,做过监察御史,以清廉正 直著称。因刘门儒学渊源深厚,大学士徐桐十分推崇桂文,常移樽就教。桂文与川籍京官刘 光第、杨锐及赵熙等人关系甚好,过从甚密,纵论时事,更有书信往来。戊戍变法的前一年 ,光绪23年,刘桂文出任广西梧州知府。刘光第在京门与桂文执手相别依依不舍,有《送双 流刘侍御出守梧州》一诗纪其事,诗中有“共欣粤峤得循吏,却恨京华失良友”之句。称桂 文为“循吏”,其宦誉京师,可见一斑。桂文在京曾被众拥为川籍京官领袖。在任御吏期间 ,奉朝命查办漕运,一贪官欲施重贿,刘坚辞不受。他到广西梧州上任只半年,政声卓著。 可惜猝然死于任所,令人扼腕叹惜。噩耗传到北京,刘光第悲痛欲绝,以诗哭之。悼亡泪痕 未干,慈禧即推翻新政,光绪24年(公元1898年)9月28日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被捕的“ 六君子”处死于菜市口。其中便有桂文之友富顺刘光第,绵竹杨锐。?
桂文之子刘咸?,字仲韬,从小过继给七伯父家以为承嗣。年青的刘咸?曾赴广西梧州料理 家父桂文之丧事,在遗物箧笥中发现白银2000两,父亲门人劝他不必太认真报个短解即可。 然咸?当即亲赴省城桂林全数解缴藩库。并言:勿以小利而损先父为官清正之远志。他回蓉 后就读“槐轩”,受教于继志讲学的叔父刘(木贝)文门下。他于光绪23年(1903年)中举,辞不入仕。聚众讲学于“槐轩”, 先后创办了“明善书塾”、“尚友书塾”等,成为了“槐轩”办学的发扬光大者。虽名为书 塾,实则书院,乃刘氏自谦而已。学生盛时达300余人,规模宏大。咸?讲学20余年,巴蜀 内外,名声远播。苏、浙、皖、晋、鲁、冀,皆被教泽,门人无虑数千人。清末废科举后, 咸?出任成都各校教授,先后任教于成都陆军速成学堂,成都县立中学堂。咸?为“槐轩” 塾长时,辅佐其办学的又一位刘氏佼佼者是叔父刘(木贝)文之子刘咸(火斤)。?
刘咸(火斤)字鉴泉。由于受家 学薰陶,兼其天资聪颖,他5岁即能属文,9时能自学。日读书数10册。18岁时,其父卒,乃 从兄咸?受业于“槐轩”,习古文,读四史。22岁时便写成大作《汉书知意》四卷。以德业 兼优,被任为尚友书塾塾师。此后数10年间,醉心于教学与国学研究。他遍览四部群书,敏 求新知。咸cm(15,7火kg-15,6”斤cm)5读书治学之法 着重先求入,后求出;他主张虚心体会原著实质意义后,又须脱出身来进行独立思考。他说 :“原理方法,得之于章实斋先生,首以六艺统群书。以道统学,以公统私,其识之广大圆 通,皆从浙东学术而来。”所谓浙东学术系指浙东章实斋先生所倡导的“六经皆史”,强调 治学目的在于能实用,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章先生为会稽史学理论、方志研究大家。 咸(火斤)受了章实斋的影响,确 又超乎其上,把文、史、哲诸方面的研究和见解,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家之言。咸 (火斤)也决非闭门穷经的儒者,他 治学尤讲致用,因而对地方史志亦极为重视。他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时风,一方有一方之土 俗。一纵一横,各具面目,史志之作,所以明此也。”他依据自己的研究,写了一部《蜀诵 》四卷共29篇论文,用政事、土俗贯通立论,叙述四川地方史古今变迁大势。内容警深,包 罗万象,极富价值。?
咸著述极多,论先秦诸子 ,论古今文学,论诗,论书法,涉猎颇广。《推十书》是他所撰哲学纲旨,集诸子学、史志 学、文艺学、校雠学于一炉,凡235部,475卷,数百万字。“推十”,取《说文》解“士” 字“推十合一”之义,即推十合一以求万事万物之规律;合一推十以规律御万事万物。书名 蕴含哲理,耐人深思。这一部恢宏精深的大著,卓见超群,得到了著名学者蒙文通先生的赞 誉:“其识已度骅骝前,为一代之雄。”?
咸笃志学习,专骛讲学与 著述。每授一业便有新作问世。他在与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某无他能,惟尚能安心循一条 路子去,沿途涵泳其中乐趣。”此即授业治学之乐趣。他15岁时读《文心雕龙》便有系统札 记。以后每读一书都有札记一册。在他2万余册个人藏书中,无书不有,外国译著便达几千 册,而令人称奇的是无书不有其亲笔的批、评、校、注之语,识见精核宏通,见解出人意表 。这便是咸(火”斤)20来岁便成为 蜀中一大学者的奥秘了。梁漱冥先生抒其志说:“余至成都,唯欲至诸葛武侯祠堂及鉴泉( 咸(火斤)之字)先生读书处。”?
刘咸用心治学,用心授业 。他教学抒独家之见,室内外总是挤满听者,讲课令学生折服。他曾任敬业学院哲学系主任 ,后又被成都大学、四川大学聘为教授。这样一位蜀中英才,可惜于1932年因病逝世,年仅 36岁。他的煌煌巨著《推十书》已由成都古籍出版社于90年代中期影印出版,分别由著名学 者蒙默、萧砏父作序。此影印本乃是咸(火斤)之子刘伯谷等焚膏继晷数年心血才从卷帙浩繁的手稿中整理出来的。影印出版 的《推十书》三巨册计200余万字,仅为全书的三分之一!对编写省志有很大帮助的巨著《蜀 诵》则尚待整理出版。?
清末民初四川名人刘咸荥,字豫波,为刘桂文之长子。他为光绪丁酉科拔贡。豫波亦受业“ 槐轩”,博通经史,长于诗文词曲,尤擅画兰、石。清末执教于尊经书院,辛亥后任教于成 都大学、华西大学等校。乐育英才,饮誉海内,被尊为成都硕望名流的“五老七贤”之一。 ?刘氏家族,自止唐之八子以下,皆以《易》卦名序辈,“咸、恒、晋、泰、谦……”。“ 槐轩”后代每一辈都产生了名冠蜀中的学者。他们为弘扬国学,献身文教,作出了贡献。
相关 颜楷
自清嘉庆年间(18世纪初)至民国年间,在长达200余年的历史中,成都南门纯化街有一座享 誉全川乃至全国的学府。这就是被称为儒林第的“槐轩”。在“槐轩”受到一代又一代高师 教授的学生、门徒几达数千人,遍及省内外,可谓桃李满天下。受业者,咸以“槐轩门人” 自骄。如辛亥年任川汉铁路特别股东会会长的颜楷,曾拜师于“槐轩”门下,颜后来成为一 大 书家,每帖毕,必在左下落款称“槐轩门人颜楷”。其书法留于成都人民公园纪念碑上。?
“槐轩”的宗师乃清代学界大名鼎鼎的刘止唐先生。他的后代子孙成为蜀中儒学大师者,不 乏其人,他们讲授于“槐轩”,使这座学府声振四川200余年,培育了不少国学人才。止唐 先生及后辈讲学“槐轩”的业迹,清光绪31年曾由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获准在国史馆立 传儒林。止唐先生膝下八子,或为进士;或为举人;或为仕清正,或讲学“槐轩”,门人众 多,为世称颂。他的孙辈亦为“槐轩”大师的有刘咸?、刘咸(火斤)刘咸荥、刘咸?,此四人,被称为“刘氏四才子”, 颇多建树,均为本世纪蜀中学界名人。刘咸(火斤)所著《推十书》,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惊叹,至今,日本、台湾汉学研究 者十分推崇。《推十书》以哲学观点深析中西文化之异同,识见卓识,博大精深。著名学者 浙江张孟劬叹言:“目光四射,如珠走盘,自成一家之学者。”著名学者蒙文通盛赞《推十 书》“精深宏卓,六通四矰,近世之言史学者,未有能过之者也。”学界大家陈寅恪、梁漱 溟亦十分敬重刘咸(火斤)。?
世代书香之家的刘氏家族,植根宏厚,代有传人,他们大兴教育的同时,在学术方面励志研 究,阐发精微,其道德及文章令人敬仰,其家世亦极富传奇色彩。?
刘止唐湖北麻城人氏,自始祖辈忱公乃廪膳生明末清初入蜀,中历五代,先居眉州,继迁温 江,后徙双流,遂隶籍于此。六世祖名刘汝钦,字敬五,幼承家学,精研《易》学。壮岁从 军,转辗岷潘,专办军务粮秣。退伍还乡后,设帐训蒙。他性喜读书,乐好施舍,在乡间享 有豪士之名。刘汝钦有二子,一名刘(氵署)字芳皋,乾隆甲寅科举人,嘉庆丙辰科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人称其才子。一名刘沅字止 唐,乾隆壬子科举人,道光6年选授湖北天门县知县,因不愿入仕,遂到成都创办了后被称 为儒林第的“槐轩”,一生专治讲习,成为了秉承家学的一代宗师。?
“槐轩”以其院内一棵枝叶繁荣的大槐树而名之。它座落于成都南门纯化街一带,即今锦江 大礼堂及西南隅。随着“槐轩”人口日增,由其学生集资,逐年扩建屋舍,到清道光年间已 大具规模。总占地约50亩,有大小庭院数个,大小房舍百余间,兼有花园、池塘、假山等。 当时人称“刘大公馆”,文人雅士则称“儒林第”。这所儒府学堂,门楣高大,上门高悬一 匾,黑底金字为清翰林伍肇龄所书“儒林刘止唐先生第”。大门两侧悬止唐手书木刻对联。 联文为“书史生涯不知老至;风云事业愿与人同”。两只石狮座落在大门门槛两侧,大门外 之坝子,甚为宽敞,足够停放6乘大轿。颇为引人注目的是那双重大门和双重二门之间,有 四株须两人才能合抱的百年香樟大树。再往里走,深院内的那株槐树年代更加久远,苍劲刚 健,树冠如盖。二门后面有一厅,檐额高悬川督锡良奏请朝廷将止唐先生一生事迹宣付史馆立传的奏文。?
刘止唐出生于清乾隆33年即公元1768年。他幼年羸弱,然聪颖向学。先在双流柑梓就读于村 塾,后兄弟相率负笈就读于县内名士板桥文昌宫鹤峰先生门下。这位鹤峰先生乃双流岁贡, 曾出任天全州教谕,工书画,今大英博物馆尚收藏有他的绘画。直至民国时期,板桥尚存一 碑,上书“儒林刘止唐先生弟兄读书处”。止唐年青时虽然三度中举,皆因天性纯孝,不忍 离别事奉多年的寡母从而放弃了进京会试的机会。30岁左右随兄芳皋进京时,在湖北当阳紫 盖山遇见一位叫静一的道人,精通道家修身养性之说。他向止唐精心传授了《道德经》,使 止唐后来在学术上能将儒释道三家学说连贯理解,自成体系。不久由京返回侍母,家道贫寒 ,又身罹重病,几达奄奄一息地步。幸遇一卖药老者为之诊病,自言云野老人,除精于医药 ,对“存心养性”颇多研究。止唐与云野老人朝夕相处,得此长须髯髯目光如炬的老者的教 诲调治,他年近40而体质趋强。止唐59岁时唯一的儿子刘芗林病故。老年丧子,悲痛万分。 60岁后,竟连得8子,皆能成立,被引为刘家之奇事。至此以后,便辞别乡居,挈家移居省 门成都,一边讲习,一边著书立说。“槐轩”塾业由此肇源。?
“槐轩”授课,由于止唐经史功底雄厚,治学严谨,又加之弘扬了云野老人静心养性之说, 教学生晨父宴坐,静以自修,一时从者如云。止唐著述极多,有《十三经恒解》,《孝经直 解》、《子问》、《又问》、《大学古本》、《槐轩直言》等著作。他并非埋头故纸堆之学 究,对民俗土风、山川沿革、陵谷变迁也能穷本溯源。有《四川说》、《四川考》、《江沱 离堆考》、《内江外江考》、《李冰父子治水纪略》、《成都石犀考》等著作遗世。对赋予 他文思敏捷的乡梓双流,他情有独钟,曾写下了《大朗堰记》、《双流圣灯山记》、《云碾 记》、《筒车记》等地方风俗史志的著作。这些篇章非常逼真地画出了清代中期的双流农村 风俗画卷,刘止唐亦精于书法,笔力潇画、苍劲隽永。至今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 等名胜处墨迹尚存。?
刘止唐于清咸丰5年(公元1855年)逝世,享年88岁。子孙弟子门人将他一生著述整理考订付 梓总其名曰“槐轩全书”。?
刘止唐的8个儿子中,第四子刘桂文,字云坳,他于清同治3年(公元1864年)举于乡试,为光 绪15年(公元1889年)己丑恩科进士。时江左名士、山阴傅子莼为阅卷官,见了桂文的试卷后 ,大为惊叹,曾赋诗相赠。他称桂文文章“俊逸清新兼庾鲍,今人文比古文诗。”可见桂文 受“槐轩”家学薰陶,古文根基之雄实。桂文宦游北京二十余年,做过监察御史,以清廉正 直著称。因刘门儒学渊源深厚,大学士徐桐十分推崇桂文,常移樽就教。桂文与川籍京官刘 光第、杨锐及赵熙等人关系甚好,过从甚密,纵论时事,更有书信往来。戊戍变法的前一年 ,光绪23年,刘桂文出任广西梧州知府。刘光第在京门与桂文执手相别依依不舍,有《送双 流刘侍御出守梧州》一诗纪其事,诗中有“共欣粤峤得循吏,却恨京华失良友”之句。称桂 文为“循吏”,其宦誉京师,可见一斑。桂文在京曾被众拥为川籍京官领袖。在任御吏期间 ,奉朝命查办漕运,一贪官欲施重贿,刘坚辞不受。他到广西梧州上任只半年,政声卓著。 可惜猝然死于任所,令人扼腕叹惜。噩耗传到北京,刘光第悲痛欲绝,以诗哭之。悼亡泪痕 未干,慈禧即推翻新政,光绪24年(公元1898年)9月28日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被捕的“ 六君子”处死于菜市口。其中便有桂文之友富顺刘光第,绵竹杨锐。?
桂文之子刘咸?,字仲韬,从小过继给七伯父家以为承嗣。年青的刘咸?曾赴广西梧州料理 家父桂文之丧事,在遗物箧笥中发现白银2000两,父亲门人劝他不必太认真报个短解即可。 然咸?当即亲赴省城桂林全数解缴藩库。并言:勿以小利而损先父为官清正之远志。他回蓉 后就读“槐轩”,受教于继志讲学的叔父刘(木贝)文门下。他于光绪23年(1903年)中举,辞不入仕。聚众讲学于“槐轩”, 先后创办了“明善书塾”、“尚友书塾”等,成为了“槐轩”办学的发扬光大者。虽名为书 塾,实则书院,乃刘氏自谦而已。学生盛时达300余人,规模宏大。咸?讲学20余年,巴蜀 内外,名声远播。苏、浙、皖、晋、鲁、冀,皆被教泽,门人无虑数千人。清末废科举后, 咸?出任成都各校教授,先后任教于成都陆军速成学堂,成都县立中学堂。咸?为“槐轩” 塾长时,辅佐其办学的又一位刘氏佼佼者是叔父刘(木贝)文之子刘咸(火斤)。?
刘咸(火斤)字鉴泉。由于受家 学薰陶,兼其天资聪颖,他5岁即能属文,9时能自学。日读书数10册。18岁时,其父卒,乃 从兄咸?受业于“槐轩”,习古文,读四史。22岁时便写成大作《汉书知意》四卷。以德业 兼优,被任为尚友书塾塾师。此后数10年间,醉心于教学与国学研究。他遍览四部群书,敏 求新知。咸cm(15,7火kg-15,6”斤cm)5读书治学之法 着重先求入,后求出;他主张虚心体会原著实质意义后,又须脱出身来进行独立思考。他说 :“原理方法,得之于章实斋先生,首以六艺统群书。以道统学,以公统私,其识之广大圆 通,皆从浙东学术而来。”所谓浙东学术系指浙东章实斋先生所倡导的“六经皆史”,强调 治学目的在于能实用,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章先生为会稽史学理论、方志研究大家。 咸(火斤)受了章实斋的影响,确 又超乎其上,把文、史、哲诸方面的研究和见解,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家之言。咸 (火斤)也决非闭门穷经的儒者,他 治学尤讲致用,因而对地方史志亦极为重视。他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时风,一方有一方之土 俗。一纵一横,各具面目,史志之作,所以明此也。”他依据自己的研究,写了一部《蜀诵 》四卷共29篇论文,用政事、土俗贯通立论,叙述四川地方史古今变迁大势。内容警深,包 罗万象,极富价值。?
咸著述极多,论先秦诸子 ,论古今文学,论诗,论书法,涉猎颇广。《推十书》是他所撰哲学纲旨,集诸子学、史志 学、文艺学、校雠学于一炉,凡235部,475卷,数百万字。“推十”,取《说文》解“士” 字“推十合一”之义,即推十合一以求万事万物之规律;合一推十以规律御万事万物。书名 蕴含哲理,耐人深思。这一部恢宏精深的大著,卓见超群,得到了著名学者蒙文通先生的赞 誉:“其识已度骅骝前,为一代之雄。”?
咸笃志学习,专骛讲学与 著述。每授一业便有新作问世。他在与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某无他能,惟尚能安心循一条 路子去,沿途涵泳其中乐趣。”此即授业治学之乐趣。他15岁时读《文心雕龙》便有系统札 记。以后每读一书都有札记一册。在他2万余册个人藏书中,无书不有,外国译著便达几千 册,而令人称奇的是无书不有其亲笔的批、评、校、注之语,识见精核宏通,见解出人意表 。这便是咸(火”斤)20来岁便成为 蜀中一大学者的奥秘了。梁漱冥先生抒其志说:“余至成都,唯欲至诸葛武侯祠堂及鉴泉( 咸(火斤)之字)先生读书处。”?
刘咸用心治学,用心授业 。他教学抒独家之见,室内外总是挤满听者,讲课令学生折服。他曾任敬业学院哲学系主任 ,后又被成都大学、四川大学聘为教授。这样一位蜀中英才,可惜于1932年因病逝世,年仅 36岁。他的煌煌巨著《推十书》已由成都古籍出版社于90年代中期影印出版,分别由著名学 者蒙默、萧砏父作序。此影印本乃是咸(火斤)之子刘伯谷等焚膏继晷数年心血才从卷帙浩繁的手稿中整理出来的。影印出版 的《推十书》三巨册计200余万字,仅为全书的三分之一!对编写省志有很大帮助的巨著《蜀 诵》则尚待整理出版。?
清末民初四川名人刘咸荥,字豫波,为刘桂文之长子。他为光绪丁酉科拔贡。豫波亦受业“ 槐轩”,博通经史,长于诗文词曲,尤擅画兰、石。清末执教于尊经书院,辛亥后任教于成 都大学、华西大学等校。乐育英才,饮誉海内,被尊为成都硕望名流的“五老七贤”之一。 ?刘氏家族,自止唐之八子以下,皆以《易》卦名序辈,“咸、恒、晋、泰、谦……”。“ 槐轩”后代每一辈都产生了名冠蜀中的学者。他们为弘扬国学,献身文教,作出了贡献。
2010-12-02 19:37 4楼
川大奇人刘咸炘识小录
[日期:2010-04-27] 来源:文新学院08博 熊飞宇 编辑:吴桦 实习编辑 张建兵 美编 吴桦 [字体:大 中 小]
2009年10月23—26日,“第六届中国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24日上午,宋代文学学会会长王水照先生应邀至川大讲学,对刘咸炘推崇备至;而座中诸人,一脸惘然,皆莫能详。后有一生,昂然直趋讲台,大声质问:“我所读书中,惟见刘咸荣一名,不知先生是否有误?”语毕,绕场一周,意态嚣然。盖刘咸炘有从兄刘咸荥,“荥”与“荣”形近,问者不识,反自以为是,终不免贻笑大方。
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号宥斋,为近百年来罕见的“天才学者”。近世学人,与陈寅恪有并称之说者,瞿兑之(瞿蜕园,1894—1973))外,刘咸炘可谓当仁不让。祖父刘沅(1768—1855),字止唐,有“川西夫子”之称,四川双流县人。1807年迁居成都纯化街,因住宅多植槐树,故名槐轩。门人曾编集其著述为《槐轩全书》。父刘梖文,在清末民初创办十二学堂。兄刘咸焌,光绪癸卯(1903)举人,1915年在纯化街延庆寺内创办明善书塾,1918年更名为尚友书塾,取尚论古人之意。
《宥斋自述》有云:“余年三十而足不出百里,向所与游者,惟姻党及父兄门下。丙寅出教国学,始得新交数人。”1926年,张澜任成都大学校长,广聘著名学者任教。刘咸炘受聘为中文系教员,与吴虞、李劼人、吴芳吉、刘复、卢前、彭芳生、唐迪风等相识。1928年,教育部实行学制改革,在成都的农业、工业、法政、外国语、国学五个专门学校申请改设大学,合并为公立四川大学,四川省立国学专门学校改为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1931年,国立成都大学、国立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又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原中国文学院专门部并入四川大学文学院文史系。刘咸炘继续留教。“庚午(1930)、辛未(1931)之际,始一游青城,再游峨眉。壬申(1932)之夏,又蹑窦圌,登剑门,览诸山之胜,皆有游记诗歌。北游溽暑遄征,归而染疾。甫浃月,咯血而没”,年仅三十又六。后卢前有《述刘鉴泉》,以志纪念,见《酒边集》。《双流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亦有《刘咸炘先生传略》,道及“先生容貌清明,长身白皙”,“和易不拘,而谦衷自牧。主讲尚友书塾,自一九二六年迄于逝世,又先后兼任敬业书院哲学系主任,及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学者咸服其教。讲课之时,教室座无虚席;门窗之外,环立而听者尚有多人。”
咸炘先生虽英年早逝,于学却无所不窥。其所处时代,西方文化潮奔来袭,新与旧,中与外,冲激纠缠。刘咸炘特立独行,一方面沉潜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研究。《幼教论纲》第一次指出国学的综合性质:“吾国学,则四部相连,多不可划疆而治”,与科学性质迥异。另一方面,他又开放地汲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其中西藏书23000多册,均有批语。曾拟书目《书原》,以为中国文化的本原,不过九十余种基本典籍。又择编《新书举要》,有五十余种。1922年,他概括了认识论的十对范畴,即“阴阳”、“虚实”、“源流”、“始终”、“古今”、“来往”、“南北”、“东西”、“同异”、“公私”,提出“推十合一,执用两中”的理论。平生著述,总为《推十书》。“推十”者,取《说文》载孔子“推十合一为士”之义。浙江张孟劬褒誉该书:“目光四射,如珠走盘,自成一家之学者也”。
先生尝自别其著述为九类:甲纲旨,乙知言,丙论世,丁校雠,戊文学,巳授徒书,庚祝史书,辛杂作,壬杂记杂钞。前五编为其学术精要所在。胡新农说,刘咸炘的学术思想,有乃祖融合儒释道三教“槐轩”之学的薰陶;同时,也吸收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新史学观念,故先生之学,于史学最为精审。《道家史观说》亦云:“吾之学,其对象,可一言以蔽之曰史;其方法,可一言以蔽之曰道家”,并说:“此史是广义,非但指纪传编年,经亦在内。学之言理,乃从史出”。因此,在谢谢桃坊看来,其学术并不局限于经验事实的探讨,而是以史学理论为主,进而探讨先秦诸子哲学;在价值判断方面,则以儒道结合为准绳。刘咸炘的主要著作,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中书》取儒家“中庸”之义,治学守中;《左书》研究儒家、道家和理学家的理论;《右书》论述伦理道德,包括礼制、政治;《内书》论自我修养、致知与力行的关系;《外书》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与西方思想的比较;《浅书》是关于教育和教学的理论。其学术体系,虽有哲学家的追求,但并未走向哲学家的道路。刘咸炘仍然是一位国学研究者(《四川国学小史》,巴蜀书社,2009)。
近代学术史上有二刘,仪征刘师培与双流刘咸炘。二者皆天才卓特,渊博精深,冠于一时,得年均未满四十,而各著书数百种。前者声驰南北。1912年4月,刘师培应四川军政府之聘,赴成都任国学院副院长。1913年夏季,旋又离开,前往上海。其教学虽短,却促成“蜀学丕变”。刘咸炘广大圆通,而又明统知类。蒙文通与之论学,极为推服,曾谓:“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虽如此,身后却声名晦湮,不能如刘师培洋溢在人耳。
刘著《推十书》,凡231种,1169篇,475卷,约800万字,已刻者69种。1996年,成都古籍书店甄选其中65种,151卷影印,约400万字。因非正式出版,印数又少,故见之者不多,图书馆亦鲜收藏;且未点校,漶漫缺失,错讹尤多,至不可卒读。黄曙辉喟然叹曰:一代大师巨擘之伟著,竟若存若亡,少人发视,其亦可慨也夫。2007年,《刘咸炘学术论集》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计有“哲学编”、“子学编”、“史学编”、“校雠学编”、“文学讲义编”。2008年,四川师范大学段渝主编的《大家论学》第一辑,收录《刘咸炘论史学》、《刘咸炘论目录学》两种,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2005年,《推十书》(增补全本)20巨册,被确定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列入《巴蜀文献集成》,继《槐轩全书》之后为第二辑,由刘咸炘之子刘伯谷与四川师大黎孟德主持,想必即将面世。
抗战期间,程千帆旅居四川数年,先后在乐山武汉大学与华西金陵大学任教,晚年深有感慨地说:“四川这个地方,一方面是外面的人根本不晓得四川的学者有多大能耐,另一方面,四川的学者还很看不起外面这些人。他看不起自有他值得骄傲的地方”。拿研究来说,像赵少咸、向宗鲁、庞石帚等,读书博雅,在群经诸子的朴学方面,颇具实力。任鸿隽曾请刘大杰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很快就丢丑走人,因为他所做旧诗,连学生都弗如。当年更因点校袁中郎《琅嬛文集》,被鲁迅嘲为“借得他一塌糊涂”(《骂杀与捧杀》)。“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四川要么不出人,要出一个就很奇特”,如廖平,又如吴虞。刘咸炘也当是其中之一。先生博涉多能,兼为深湛之思,其著述如邓林之富,无所不包,实难广览深究。本文所记,不过一鳞半爪,故曰“识小”。
[日期:2010-04-27] 来源:文新学院08博 熊飞宇 编辑:吴桦 实习编辑 张建兵 美编 吴桦 [字体:大 中 小]
2009年10月23—26日,“第六届中国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24日上午,宋代文学学会会长王水照先生应邀至川大讲学,对刘咸炘推崇备至;而座中诸人,一脸惘然,皆莫能详。后有一生,昂然直趋讲台,大声质问:“我所读书中,惟见刘咸荣一名,不知先生是否有误?”语毕,绕场一周,意态嚣然。盖刘咸炘有从兄刘咸荥,“荥”与“荣”形近,问者不识,反自以为是,终不免贻笑大方。
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号宥斋,为近百年来罕见的“天才学者”。近世学人,与陈寅恪有并称之说者,瞿兑之(瞿蜕园,1894—1973))外,刘咸炘可谓当仁不让。祖父刘沅(1768—1855),字止唐,有“川西夫子”之称,四川双流县人。1807年迁居成都纯化街,因住宅多植槐树,故名槐轩。门人曾编集其著述为《槐轩全书》。父刘梖文,在清末民初创办十二学堂。兄刘咸焌,光绪癸卯(1903)举人,1915年在纯化街延庆寺内创办明善书塾,1918年更名为尚友书塾,取尚论古人之意。
《宥斋自述》有云:“余年三十而足不出百里,向所与游者,惟姻党及父兄门下。丙寅出教国学,始得新交数人。”1926年,张澜任成都大学校长,广聘著名学者任教。刘咸炘受聘为中文系教员,与吴虞、李劼人、吴芳吉、刘复、卢前、彭芳生、唐迪风等相识。1928年,教育部实行学制改革,在成都的农业、工业、法政、外国语、国学五个专门学校申请改设大学,合并为公立四川大学,四川省立国学专门学校改为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1931年,国立成都大学、国立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又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原中国文学院专门部并入四川大学文学院文史系。刘咸炘继续留教。“庚午(1930)、辛未(1931)之际,始一游青城,再游峨眉。壬申(1932)之夏,又蹑窦圌,登剑门,览诸山之胜,皆有游记诗歌。北游溽暑遄征,归而染疾。甫浃月,咯血而没”,年仅三十又六。后卢前有《述刘鉴泉》,以志纪念,见《酒边集》。《双流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亦有《刘咸炘先生传略》,道及“先生容貌清明,长身白皙”,“和易不拘,而谦衷自牧。主讲尚友书塾,自一九二六年迄于逝世,又先后兼任敬业书院哲学系主任,及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学者咸服其教。讲课之时,教室座无虚席;门窗之外,环立而听者尚有多人。”
咸炘先生虽英年早逝,于学却无所不窥。其所处时代,西方文化潮奔来袭,新与旧,中与外,冲激纠缠。刘咸炘特立独行,一方面沉潜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研究。《幼教论纲》第一次指出国学的综合性质:“吾国学,则四部相连,多不可划疆而治”,与科学性质迥异。另一方面,他又开放地汲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其中西藏书23000多册,均有批语。曾拟书目《书原》,以为中国文化的本原,不过九十余种基本典籍。又择编《新书举要》,有五十余种。1922年,他概括了认识论的十对范畴,即“阴阳”、“虚实”、“源流”、“始终”、“古今”、“来往”、“南北”、“东西”、“同异”、“公私”,提出“推十合一,执用两中”的理论。平生著述,总为《推十书》。“推十”者,取《说文》载孔子“推十合一为士”之义。浙江张孟劬褒誉该书:“目光四射,如珠走盘,自成一家之学者也”。
先生尝自别其著述为九类:甲纲旨,乙知言,丙论世,丁校雠,戊文学,巳授徒书,庚祝史书,辛杂作,壬杂记杂钞。前五编为其学术精要所在。胡新农说,刘咸炘的学术思想,有乃祖融合儒释道三教“槐轩”之学的薰陶;同时,也吸收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新史学观念,故先生之学,于史学最为精审。《道家史观说》亦云:“吾之学,其对象,可一言以蔽之曰史;其方法,可一言以蔽之曰道家”,并说:“此史是广义,非但指纪传编年,经亦在内。学之言理,乃从史出”。因此,在谢谢桃坊看来,其学术并不局限于经验事实的探讨,而是以史学理论为主,进而探讨先秦诸子哲学;在价值判断方面,则以儒道结合为准绳。刘咸炘的主要著作,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中书》取儒家“中庸”之义,治学守中;《左书》研究儒家、道家和理学家的理论;《右书》论述伦理道德,包括礼制、政治;《内书》论自我修养、致知与力行的关系;《外书》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与西方思想的比较;《浅书》是关于教育和教学的理论。其学术体系,虽有哲学家的追求,但并未走向哲学家的道路。刘咸炘仍然是一位国学研究者(《四川国学小史》,巴蜀书社,2009)。
近代学术史上有二刘,仪征刘师培与双流刘咸炘。二者皆天才卓特,渊博精深,冠于一时,得年均未满四十,而各著书数百种。前者声驰南北。1912年4月,刘师培应四川军政府之聘,赴成都任国学院副院长。1913年夏季,旋又离开,前往上海。其教学虽短,却促成“蜀学丕变”。刘咸炘广大圆通,而又明统知类。蒙文通与之论学,极为推服,曾谓:“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虽如此,身后却声名晦湮,不能如刘师培洋溢在人耳。
刘著《推十书》,凡231种,1169篇,475卷,约800万字,已刻者69种。1996年,成都古籍书店甄选其中65种,151卷影印,约400万字。因非正式出版,印数又少,故见之者不多,图书馆亦鲜收藏;且未点校,漶漫缺失,错讹尤多,至不可卒读。黄曙辉喟然叹曰:一代大师巨擘之伟著,竟若存若亡,少人发视,其亦可慨也夫。2007年,《刘咸炘学术论集》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计有“哲学编”、“子学编”、“史学编”、“校雠学编”、“文学讲义编”。2008年,四川师范大学段渝主编的《大家论学》第一辑,收录《刘咸炘论史学》、《刘咸炘论目录学》两种,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2005年,《推十书》(增补全本)20巨册,被确定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列入《巴蜀文献集成》,继《槐轩全书》之后为第二辑,由刘咸炘之子刘伯谷与四川师大黎孟德主持,想必即将面世。
抗战期间,程千帆旅居四川数年,先后在乐山武汉大学与华西金陵大学任教,晚年深有感慨地说:“四川这个地方,一方面是外面的人根本不晓得四川的学者有多大能耐,另一方面,四川的学者还很看不起外面这些人。他看不起自有他值得骄傲的地方”。拿研究来说,像赵少咸、向宗鲁、庞石帚等,读书博雅,在群经诸子的朴学方面,颇具实力。任鸿隽曾请刘大杰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很快就丢丑走人,因为他所做旧诗,连学生都弗如。当年更因点校袁中郎《琅嬛文集》,被鲁迅嘲为“借得他一塌糊涂”(《骂杀与捧杀》)。“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四川要么不出人,要出一个就很奇特”,如廖平,又如吴虞。刘咸炘也当是其中之一。先生博涉多能,兼为深湛之思,其著述如邓林之富,无所不包,实难广览深究。本文所记,不过一鳞半爪,故曰“识小”。
2010-12-02 19:37 5楼
刘伯谷先生访问记
赵均强、龙伟整理
【按语】刘沅(1767-1855),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间名儒,四川双流人,字止唐,号槐轩先生、清阳居士、讷如居士等,是槐轩学派、槐轩道以及中医火神派的开山之祖,名列《清史稿·儒林传》,其著作数十种、逾200卷,南怀瑾、萧天石、萧疌父、张舜徽、李学勤等著名学者对刘沅其人其著甚为关注。刘沅之孙刘咸炘(字鉴泉)秉承家学,有巨著《推十书》传世。随着清代学术史研究向地方学术史的转向,近年来刘沅思想开始为学界所重视。刘伯谷先生是刘咸炘的嫡长子、刘沅的四世嫡孙,多年来致力于刘氏家学的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本文即是对刘伯谷先生的采访实录,是研究刘氏家学的珍贵口述史料。
2007年10月18日晚7:00,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复生先生的引荐下,我们就“川西夫子”刘沅研究的有关问题拜会了刘沅的嫡系后裔刘伯谷先生。本次访问在座的有刘伯谷先生及其夫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赵均强和龙伟。访问时间两小时(7:30-9:30),访问内容如下:
问:台湾萧天石先生说除了《槐轩全书》外,刘沅还有《法言外集》、《悟真玄要》、《参同秘解》、《赤凤髓丹旨》等著作,我们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你知道这些书吗?《槐轩杂著外编》您这儿有收藏吗?
答:《法言外集》、《悟真玄要》、《赤凤髓丹旨》、《参同秘解》可能是别人的著作,可能是萧天石先生弄错了。槐轩倒有《法言会篡》一书,是否就是萧天石先生所说的《法言外集》?《槐轩杂著外编》是确有其书,《推十书》中保存有鉴泉先生为《槐轩杂著外编》写的跋,但目前尚未找到《外编》的著作文本。发现这些书当然好,但是没有这些书也影响不大,因为槐轩的主要著作都已经收录进《槐轩全书》了。
在目前见到的解放前槐轩著作的众多版本中,以西充鲜于氏特园刻本最好,此本为鉴泉先生亲自校订,是研究槐轩的重要文献。本次巴蜀书社版《槐轩全书》(增补本)就以此为底本。西充本四川大学古籍部有整本收藏。巴蜀书社新本与西充本的不同就是新增了《医理大概约说》和《性命微言》两种,这些都是我提供的。如果你们需要什么槐轩的书,我这里有的,我都可以提供给你们。我们刘家都称“槐轩”,不称“刘沅”的。《医理大概约说》我手头就有,送你们一本。
问:马西沙、韩秉方先生的《中国民间宗教史》第二十三章对槐轩有系统的研究,目前该书影响很大,您能介绍一下刘门教的情况并谈谈您对“刘门教”的看法吗?
答:我们刘家向来不认可“刘门教”这个说法,实际上槐轩以及其后,刘家都没有自称“刘门教”。确切地说,刘家一般自称“刘门”。“刘门”的含义与学术史上的“程门立雪”之“程门”一致,是一种师承关系的称谓,也没有宗教教派的含义。至于有人称“槐轩道”,此“道”也与宗教学意义上的“道”异趣,是哲学或者理学意义上的“道”,是讲一种作人的方法。
入刘门的人称“槐轩门人”或者“刘门弟子”,弟子之间互称“同门”。加入刘门要行叩拜之礼,但是类似学生给老师的弟子礼,而且完全是自愿的。槐轩门人成分复杂,有士绅、官僚、政客、农夫、袍哥把子,他们的动机比较复杂。比较重要的人物有五老七贤之一的颜楷、军阀刘湘、刘文辉等等,朱德也是刘门弟子。刘湘拜师刘门当然是为了利用刘门的声望维护他在四川的统治,其它门人自然各有各的想法。刘门对于保持四川地方社会秩序是有一定作用的。
关于“法言坛”。法言坛是刘门创办的,是刘氏及其门弟子用来奠先和济幽的一个组织。刘门举办法事的地点是成都的延庆寺和圣寿寺、位于新津的老君山和有槐轩门人所在县乡的慈善机构。人们说延庆寺和圣寿寺是刘家的家庙,这是不对的,其实是利用其地追奠祖先、利济幽冥和创办慈善事业。在举行法事时主事人都穿道士服装。法事的科仪是槐轩手著的《法言会篡》。在举行法事时配有咏唱的音乐,称法言音乐。槐轩门人中有专门从龙虎山学得道教法籙的人,这些人平时各有职业,并非道士。刘门一年举行大小9次法会。大者5种,即:上元会(正月十五)、中元会(七月十五)、下元会(十月十五)、佛祖会(四月初八)、九皇会(九月初九)。小者4种,每一季的2、5、8、10月举行。大会会期4-5天,小会3天。刘门倡导的“静养功”在外地均由当地弟子代传。这些传人从信仰上属于刘门,但是他们不是刘门的的使者或派出机构,他们与刘门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比较松散的遥尊关系。槐轩门人遍布四川各地,在川外的陕西、山西、福建、台湾等地都有传播。
马西沙、韩秉方的《中国民间宗教史》把刘门称为刘门教和一种民间宗教,当然从宗教的角度研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把槐轩的学术与实践仅仅看作刘门教,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问:现在学界对于槐轩的身份定位不一,有的称为“四川大儒”,有的称为“清代名儒”,有的称为“四川道教名人”,有的称为“道教火居派祖师”,等等,那么,槐轩之学的学术宗旨究竟是什么?槐轩究竟是个大儒,还是个高道?
答:我们刘家对把槐轩单纯称作宗教家的说法一向是不认可的。毫无疑问,槐轩之学里有三教成分,法言坛也属于宗教内容,但这只是槐轩之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其全部。槐轩之学是一颗大树,法言坛只是一个枝叶。槐轩之学的主干是“养心养气、成己成人”,它尊崇孔孟之道,合三教之精微,主张“学为人而已”。这是槐轩之学的核心和宗旨。具体说来,所谓“成人成己”是由以下几个途径来完成的。1、办学和静养功。从槐轩开始,刘家一直在设馆授徒,并且对教育极为看重。民国时有明善书塾,以后为尚友书塾。当时鉴泉先生愿意到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敬业书院从事教职,也不情愿将尚友书塾与当时的敬业书院合并,以为一旦合并,书塾原来以孔孟之道和槐轩教法为主的特色就不能保持。槐轩受周濂溪的影响,主张学生静养和学习。静养时修习“四步功”。 2、办慈善。有各种施舍活动,如施医、施药、施米、施棺、施地等。槐轩门人所办慈善项目众多,最著名的为乐善公所。举办慈善的钱物主要是门人自愿的定期定额或者门人不定期不定额的义捐所得。3.办法言坛。刘门主张“济阳扶幽”,办学和传播文化是让人学做好人,是关心活人,办慈善则是既关怀活人也关怀死人,法言坛则纯粹是为了幽冥之安。槐轩有一种天人合一的博大胸怀,他构建的是一种融合三教、归宗孔孟的庞大思想体系。总的说来,槐轩之学从总体上说无疑是一种经世的儒学,槐轩应当是一位融合三教精微为一的辩先天与后天的儒学名家。槐轩之学中的法言坛这个组织及其创办的慈善事业以及学校都是服务于使人向善这个宗旨的。槐轩是反对哪些神异怪力的,槐轩一个重要的主张是至平至常即是至神至奇,认为圣人之道实际就在日用伦常之中。如果一个人处理好了君、父等五伦的关系,那就是到了希圣希贤的境界。学圣不只是求知,而主要是学为人,作人尽五伦,就是做到了天人合一,就是圣贤,也就是神仙。目前研究槐轩的文章还不多,武汉大学有几个教授和博士。德国有一个叫欧福克的,也是研究槐轩的,他今年4月来成都,拜谒了槐轩墓,在我这里复印了许多有关槐轩的资料。四川大学的周鼎是研究我父亲鉴泉先生学说的,他也来过我这里,他的博士论文中也有关于槐轩的部分。李刚兴写的《刘沅》不错,收入《四川思想家》一书,你们可以看看。
问:在《槐轩杂著》和《四川道教碑文集成》中收录有槐轩的《重修青羊宫碑记》等,那么,刘门与四川其它教派和组织的关系怎样呢?
答:刘门和成都的青羊宫、二仙庵、青城山关系不错,在解放前双方都有礼节性往来,槐轩曾主持过重修青羊宫和武候祠,但是各自互不干涉。刘门与江西龙虎山也有往来。刘门与袍哥组织无关,但有一些袍哥成员加入刘门。至于与天主教、回教等的关系则不清楚。
问:现在中医界又说槐轩是川中中医火神派的祖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答:刘家的祖辈对于医学很有研究,但是槐轩只关心医理,并不懂医术。据先辈们说,郑钦安在成为槐轩门人之前,医术已经闻名。进入刘门以后,他读了槐轩的《医理大概约说》从医理方面继承了槐轩的思想。可以说,郑钦安的医学体系和医学境界由于槐轩之学而更加完备,他从中找到了火神派医学的根。后来郑氏声名远播中华,尊称槐轩为祖,是有依据的。但是必须分清他学习的是医理而不是医术。槐轩的医理是用阴阳五行八卦解释的。火神派的传承是刘沅-郑钦安-卢铸之-卢?现在是第四代。所谓火神,是说善用热性的药物治病。
问:马西沙先生说槐轩之学是从阳明心学而来,双流的王泽枋先生说槐轩之学大体不出程朱理学的范围,对此您怎么看?此外,槐轩著述繁多,研究槐轩之学怎样做才效率较好呢?
答:槐轩思想的渊源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研究,也不忙下定论。研究槐轩一定要从槐轩之学的大处着手,一定要弄清楚槐轩之学的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看书最好先看《槐轩全书》中比较浅显的《子问》、《又问》、《俗言》以及《下学梯航》,然后再看其它的,这样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赵均强、龙伟根据谈话录音整理
本文已经刘伯谷先生审定
成都,四川大学,2007-11-18
赵均强、龙伟整理
【按语】刘沅(1767-1855),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间名儒,四川双流人,字止唐,号槐轩先生、清阳居士、讷如居士等,是槐轩学派、槐轩道以及中医火神派的开山之祖,名列《清史稿·儒林传》,其著作数十种、逾200卷,南怀瑾、萧天石、萧疌父、张舜徽、李学勤等著名学者对刘沅其人其著甚为关注。刘沅之孙刘咸炘(字鉴泉)秉承家学,有巨著《推十书》传世。随着清代学术史研究向地方学术史的转向,近年来刘沅思想开始为学界所重视。刘伯谷先生是刘咸炘的嫡长子、刘沅的四世嫡孙,多年来致力于刘氏家学的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本文即是对刘伯谷先生的采访实录,是研究刘氏家学的珍贵口述史料。
2007年10月18日晚7:00,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复生先生的引荐下,我们就“川西夫子”刘沅研究的有关问题拜会了刘沅的嫡系后裔刘伯谷先生。本次访问在座的有刘伯谷先生及其夫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赵均强和龙伟。访问时间两小时(7:30-9:30),访问内容如下:
问:台湾萧天石先生说除了《槐轩全书》外,刘沅还有《法言外集》、《悟真玄要》、《参同秘解》、《赤凤髓丹旨》等著作,我们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你知道这些书吗?《槐轩杂著外编》您这儿有收藏吗?
答:《法言外集》、《悟真玄要》、《赤凤髓丹旨》、《参同秘解》可能是别人的著作,可能是萧天石先生弄错了。槐轩倒有《法言会篡》一书,是否就是萧天石先生所说的《法言外集》?《槐轩杂著外编》是确有其书,《推十书》中保存有鉴泉先生为《槐轩杂著外编》写的跋,但目前尚未找到《外编》的著作文本。发现这些书当然好,但是没有这些书也影响不大,因为槐轩的主要著作都已经收录进《槐轩全书》了。
在目前见到的解放前槐轩著作的众多版本中,以西充鲜于氏特园刻本最好,此本为鉴泉先生亲自校订,是研究槐轩的重要文献。本次巴蜀书社版《槐轩全书》(增补本)就以此为底本。西充本四川大学古籍部有整本收藏。巴蜀书社新本与西充本的不同就是新增了《医理大概约说》和《性命微言》两种,这些都是我提供的。如果你们需要什么槐轩的书,我这里有的,我都可以提供给你们。我们刘家都称“槐轩”,不称“刘沅”的。《医理大概约说》我手头就有,送你们一本。
问:马西沙、韩秉方先生的《中国民间宗教史》第二十三章对槐轩有系统的研究,目前该书影响很大,您能介绍一下刘门教的情况并谈谈您对“刘门教”的看法吗?
答:我们刘家向来不认可“刘门教”这个说法,实际上槐轩以及其后,刘家都没有自称“刘门教”。确切地说,刘家一般自称“刘门”。“刘门”的含义与学术史上的“程门立雪”之“程门”一致,是一种师承关系的称谓,也没有宗教教派的含义。至于有人称“槐轩道”,此“道”也与宗教学意义上的“道”异趣,是哲学或者理学意义上的“道”,是讲一种作人的方法。
入刘门的人称“槐轩门人”或者“刘门弟子”,弟子之间互称“同门”。加入刘门要行叩拜之礼,但是类似学生给老师的弟子礼,而且完全是自愿的。槐轩门人成分复杂,有士绅、官僚、政客、农夫、袍哥把子,他们的动机比较复杂。比较重要的人物有五老七贤之一的颜楷、军阀刘湘、刘文辉等等,朱德也是刘门弟子。刘湘拜师刘门当然是为了利用刘门的声望维护他在四川的统治,其它门人自然各有各的想法。刘门对于保持四川地方社会秩序是有一定作用的。
关于“法言坛”。法言坛是刘门创办的,是刘氏及其门弟子用来奠先和济幽的一个组织。刘门举办法事的地点是成都的延庆寺和圣寿寺、位于新津的老君山和有槐轩门人所在县乡的慈善机构。人们说延庆寺和圣寿寺是刘家的家庙,这是不对的,其实是利用其地追奠祖先、利济幽冥和创办慈善事业。在举行法事时主事人都穿道士服装。法事的科仪是槐轩手著的《法言会篡》。在举行法事时配有咏唱的音乐,称法言音乐。槐轩门人中有专门从龙虎山学得道教法籙的人,这些人平时各有职业,并非道士。刘门一年举行大小9次法会。大者5种,即:上元会(正月十五)、中元会(七月十五)、下元会(十月十五)、佛祖会(四月初八)、九皇会(九月初九)。小者4种,每一季的2、5、8、10月举行。大会会期4-5天,小会3天。刘门倡导的“静养功”在外地均由当地弟子代传。这些传人从信仰上属于刘门,但是他们不是刘门的的使者或派出机构,他们与刘门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比较松散的遥尊关系。槐轩门人遍布四川各地,在川外的陕西、山西、福建、台湾等地都有传播。
马西沙、韩秉方的《中国民间宗教史》把刘门称为刘门教和一种民间宗教,当然从宗教的角度研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把槐轩的学术与实践仅仅看作刘门教,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问:现在学界对于槐轩的身份定位不一,有的称为“四川大儒”,有的称为“清代名儒”,有的称为“四川道教名人”,有的称为“道教火居派祖师”,等等,那么,槐轩之学的学术宗旨究竟是什么?槐轩究竟是个大儒,还是个高道?
答:我们刘家对把槐轩单纯称作宗教家的说法一向是不认可的。毫无疑问,槐轩之学里有三教成分,法言坛也属于宗教内容,但这只是槐轩之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其全部。槐轩之学是一颗大树,法言坛只是一个枝叶。槐轩之学的主干是“养心养气、成己成人”,它尊崇孔孟之道,合三教之精微,主张“学为人而已”。这是槐轩之学的核心和宗旨。具体说来,所谓“成人成己”是由以下几个途径来完成的。1、办学和静养功。从槐轩开始,刘家一直在设馆授徒,并且对教育极为看重。民国时有明善书塾,以后为尚友书塾。当时鉴泉先生愿意到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敬业书院从事教职,也不情愿将尚友书塾与当时的敬业书院合并,以为一旦合并,书塾原来以孔孟之道和槐轩教法为主的特色就不能保持。槐轩受周濂溪的影响,主张学生静养和学习。静养时修习“四步功”。 2、办慈善。有各种施舍活动,如施医、施药、施米、施棺、施地等。槐轩门人所办慈善项目众多,最著名的为乐善公所。举办慈善的钱物主要是门人自愿的定期定额或者门人不定期不定额的义捐所得。3.办法言坛。刘门主张“济阳扶幽”,办学和传播文化是让人学做好人,是关心活人,办慈善则是既关怀活人也关怀死人,法言坛则纯粹是为了幽冥之安。槐轩有一种天人合一的博大胸怀,他构建的是一种融合三教、归宗孔孟的庞大思想体系。总的说来,槐轩之学从总体上说无疑是一种经世的儒学,槐轩应当是一位融合三教精微为一的辩先天与后天的儒学名家。槐轩之学中的法言坛这个组织及其创办的慈善事业以及学校都是服务于使人向善这个宗旨的。槐轩是反对哪些神异怪力的,槐轩一个重要的主张是至平至常即是至神至奇,认为圣人之道实际就在日用伦常之中。如果一个人处理好了君、父等五伦的关系,那就是到了希圣希贤的境界。学圣不只是求知,而主要是学为人,作人尽五伦,就是做到了天人合一,就是圣贤,也就是神仙。目前研究槐轩的文章还不多,武汉大学有几个教授和博士。德国有一个叫欧福克的,也是研究槐轩的,他今年4月来成都,拜谒了槐轩墓,在我这里复印了许多有关槐轩的资料。四川大学的周鼎是研究我父亲鉴泉先生学说的,他也来过我这里,他的博士论文中也有关于槐轩的部分。李刚兴写的《刘沅》不错,收入《四川思想家》一书,你们可以看看。
问:在《槐轩杂著》和《四川道教碑文集成》中收录有槐轩的《重修青羊宫碑记》等,那么,刘门与四川其它教派和组织的关系怎样呢?
答:刘门和成都的青羊宫、二仙庵、青城山关系不错,在解放前双方都有礼节性往来,槐轩曾主持过重修青羊宫和武候祠,但是各自互不干涉。刘门与江西龙虎山也有往来。刘门与袍哥组织无关,但有一些袍哥成员加入刘门。至于与天主教、回教等的关系则不清楚。
问:现在中医界又说槐轩是川中中医火神派的祖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答:刘家的祖辈对于医学很有研究,但是槐轩只关心医理,并不懂医术。据先辈们说,郑钦安在成为槐轩门人之前,医术已经闻名。进入刘门以后,他读了槐轩的《医理大概约说》从医理方面继承了槐轩的思想。可以说,郑钦安的医学体系和医学境界由于槐轩之学而更加完备,他从中找到了火神派医学的根。后来郑氏声名远播中华,尊称槐轩为祖,是有依据的。但是必须分清他学习的是医理而不是医术。槐轩的医理是用阴阳五行八卦解释的。火神派的传承是刘沅-郑钦安-卢铸之-卢?现在是第四代。所谓火神,是说善用热性的药物治病。
问:马西沙先生说槐轩之学是从阳明心学而来,双流的王泽枋先生说槐轩之学大体不出程朱理学的范围,对此您怎么看?此外,槐轩著述繁多,研究槐轩之学怎样做才效率较好呢?
答:槐轩思想的渊源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研究,也不忙下定论。研究槐轩一定要从槐轩之学的大处着手,一定要弄清楚槐轩之学的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看书最好先看《槐轩全书》中比较浅显的《子问》、《又问》、《俗言》以及《下学梯航》,然后再看其它的,这样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赵均强、龙伟根据谈话录音整理
本文已经刘伯谷先生审定
成都,四川大学,2007-11-18
2010-12-02 19:38 6楼
问:现在中医界又说槐轩是川中中医火神派的祖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答:刘家的祖辈对于医学很有研究,但是槐轩只关心医理,并不懂医术。据先辈们说,郑钦安在成为槐轩门人之前,医术已经闻名。进入刘门以后,他读了槐轩的《医理大概约说》从医理方面继承了槐轩的思想。可以说,郑钦安的医学体系和医学境界由于槐轩之学而更加完备,他从中找到了火神派医学的根。后来郑氏声名远播中华,尊称槐轩为祖,是有依据的。但是必须分清他学习的是医理而不是医术。槐轩的医理是用阴阳五行八卦解释的。火神派的传承是刘沅-郑钦安-卢铸之-卢?现在是第四代。所谓火神,是说善用热性的药物治病。
---摘自《刘伯谷访问记》
答:刘家的祖辈对于医学很有研究,但是槐轩只关心医理,并不懂医术。据先辈们说,郑钦安在成为槐轩门人之前,医术已经闻名。进入刘门以后,他读了槐轩的《医理大概约说》从医理方面继承了槐轩的思想。可以说,郑钦安的医学体系和医学境界由于槐轩之学而更加完备,他从中找到了火神派医学的根。后来郑氏声名远播中华,尊称槐轩为祖,是有依据的。但是必须分清他学习的是医理而不是医术。槐轩的医理是用阴阳五行八卦解释的。火神派的传承是刘沅-郑钦安-卢铸之-卢?现在是第四代。所谓火神,是说善用热性的药物治病。
---摘自《刘伯谷访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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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d.qq.com 2007年10月12日15
清代四川学者刘沅,是历史上少有的被人奉为教主的学问大家,其著作《槐轩全书》,以儒学元典精神为根本,融道入儒,会通禅佛,体大精深,鸿篇巨制;又创立槐轩学派,名震一时。
三次名落孙山
刘沅,四川双流人,字止唐,一字讷如,号清阳居士。出生于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卒于咸丰五年(1855年),享年八十八岁。刘沅祖籍湖北麻城,其远祖在明末入蜀避乱,先定居眉州,后又避匿峨眉山,辗转流离。到了清代初年刘沅高祖刘坤一代,刘家始定居四川双流。
刘沅之父刘汝钦好读书,精于易学,有著作《笔记》传世。他曾在清代名将岳钟琪部专办粮草,随军队四处征战。退役归家之后,注重对子刘濖、刘沅的教育,送他们进私塾、入县学,望子成龙。
刘沅生而颖悟,沉潜嗜学,随父兄读书,七岁成诵。他爱书如命,民间传说,道光年间,刘沅家里收藏几万本书。有一次,强盗犯境,阖城居民出逃,唯有刘沅端坐书房,不为所动。强盗来了问:“全城的人都跑光了,你为何不跑?”刘沅回答:“书是我的命,书没有了,要这命有何用处?”强盗听毕,肃然而退。这个传说虽未必真实,但是他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沅爱书的个性。
年轻时候的刘沅,理想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一心所想,也无非是科举仕途一路。刘沅的这条道路,初期颇为顺畅。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他以冠军入为双流县庠生, 又于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被选拔为贡生。但是次年父亡家贫,刘沅无心仕进,便在家乡双流县开门课徒,以收入支补家用。其间,刘沅继续参加科举,于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选拔明经,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由拔贡中试举人。他虽屡次乡试中榜,但皆念高堂老母,形孤体弱,不愿离去。
同时,刘沅顺畅的科举之路也到此为止。清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三次参加会试,但是三次皆名落孙山。这令从小接受父亲教诲,秉承儒家理想的刘沅备感失落,也渐渐坚定了留守成都侍奉母亲的决心。
嘉庆元年,刘沅之兄刘芳皋中进士出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刘沅随之北上,一则为兄作伴,二则游山玩水,以消解名落孙山之苦。弟兄二人途经湖北当阳县紫柏山时,刘沅遇到了他一生当中的第一个奇人——静一道人。静一道人的详细情况,史无明文,根据刘沅的记述来看,他或许是位隐居于紫柏山的道人。静一道人向他讲解养身之道和儒家某些观点,临别还赠以一部《道德经》。刘沅“讶其与吾儒同”,发现道家修养理论与儒家道德似有相通之处。不管道家养生与儒家是否真的相通,至少初步接触道家养生的刘沅是这么理解的。这次巧遇,对即将而立之年的刘沅无疑起到潜移默化作用。这也是刘沅第一次有意识地把儒家理论和道家养生学联系起来,初步窥探到了这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学术联系。这次奇遇,可以说为刘沅一生的学术奠定了重要的基调。刘沅日后留心道学,自成一说,在学术上开辟了一条“贯通儒道”的道路。
成都建槐轩
刘沅“仰承庭训”。易理之学,算是刘家的家学。刘沅曾祖刘嘉珍因力弱而好读书,祖父刘汉鼎则好读《易》,曾著有《易蕴发明》一书。刘沅之父刘汝钦则精于易学,洞澈性理。刘沅关于融道入儒的思想,关于追求纯一即《大学》止至善的思想,主要渊源于此。刘沅一生成就,除了家学渊源和自己的聪敏苦学外,他一生中所遇的两个奇人也居功至伟。第一个奇人是前文提到过的静一道人。另外一个则是野云道人。尤其是后者,更是改变了刘沅的人生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学术走向。
刘沅在京逗留不久即告别兄长,回到家乡双流县,专心讲学侍母。不料先是两个侄子病亡,接着自家坟地被豪邻侵占,母亲为此忧愤发病。一惊一气之下,刘沅竟也病卧床榻,忧心不已。诸事不顺,少年时本已身体羸弱的刘沅更加疲惫,年纪轻轻就已像七八十岁一样多病,自知命不遐长。嘉庆三年(1798年),刘沅病体稍愈,一次偶在本地彭家场集上遇一位卖药老人,“形容殊异,心爱敬之,求示延年之方”。这就是野云老人。野云老人给了刘沅治病药方,还向他阐述圣贤之言“仁者寿,大德必寿”等,嘱咐他存心养性。刘沅见老者不凡,顿有所悟,遂拜其为师,自此在老人指导下静心服药和锻练,还学会野云老人静心养性之内功。不两年刘沅病体完全好转,且日趋强健。野云老人所传的根本即“存神养气即存心养性”,其实质是道教的内丹术与儒家修身两者的融合。
野云老人教导刘沅时间将近八年,当时刘沅三十六岁。此后刘沅更益励修,身体日壮,从五十九岁至八十岁生八子。后来他感慨说:“回思平生辛苦备尝,几如再世,使不遇野云老人,早归大暮。”刘沅在青少年时期身体羸弱,几番临死,得授野云老人之教后,竟然在晚年连得八子,将近九十才逝世。此番经历,使刘沅对道家养生的丹道思想至为信从。这也决定了他的学术体系中道家丹道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嘉庆十八年(1813年),刘沅从双流县柑梓乡三圣村(旧名云栖里)祖宅移居成都南门淳化街(又名三巷子,1959年修建锦江宾馆时拆除殆尽),自建房屋,新立门户。因新宅院中有株百年老槐树,浓荫掩映,雍穆恬静,刘沅遂名宅曰“槐轩”。此后四十二年,他一直在此讲学治学。他有教无类,教学报酬不计多寡,家贫学子,无钱一样可以就学。教学内容,除了传统经史书籍之外,还教学生练“坐功”,即静心养性之功,晨夕宴坐,平心存性,以强健身体。刘沅在成都淳化街设馆讲学四十年,门生弟子遍布西南各省,世称“槐轩学派”(简称“刘门”)。刘沅也被誉为“塾师之雄”,当时学子均以“槐轩门人”自豪。刘沅在世之时,其学术已经远播他省,被人尊称为“川西夫子”。刘沅的学术在近现代四川国学界有深远的影响,近代陈寅格、梁漱溟、蒙文通等国学大师皆服膺其学。
道光五年(1825年),清廷授刘沅文职正二品资政大夫(散阶)。道光六年(1826年),礼部下文,时年六十余岁的刘沅又被选授湖北天门县知县。但刘沅淡泊功名利禄,早绝仕进之念,托辞居家为亡母守孝,乞假还乡,不久即获准改授国子监典簿放归。清国史馆《刘沅本传》说他“安贫乐道,不愿外任,改国子监典簿,寻乞假归,遂隐居敎授”,一直到咸丰五年(1855年)去世。
刘沅与成都
刘沅传经讲学,数十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光绪年间,刘沅之子刘梖文及门人刘芬等人集资创办守经堂,选集刘沅著作二十二种刻印成《槐轩全书》发行于世。槐轩,乃刘沅居所之称,因为他在成都和双流的居所,都有古槐。《槐轩全书》内容之宏富,方法之独特,论述之精深,为当世所罕见,堪称鸿篇巨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是传统文化中罕见的会通儒释道三家精要并具完整学术体系的珍贵文献。而刘沅可谓历代学者中以至善、纯一和天人合一等哲学范畴来阐扬儒释道三家本原,尤其是儒家元典精神的“大儒”。他的学说,对于今人来说,是极富学术价值和文化思想价值的。
作为一个学问家和一个宗教家,刘沅的学术和宗教事业都后继有人。刘沅教业的真正继承者是第六子刘梖文,在刘梖文掌教的二十余年间,“刘门教”从初期创立的理论缔造阶段,发展到扩充教门、进行宗教实践活动的阶段。除了一些例行的斋蘸和法会外,还进行了一些大规模的慈善活动,在巴蜀民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沅学术上的继承者是孙子刘咸炘。刘咸炘对其父刘梖文的教业不感兴趣,他专攻学问,学术上融文史哲于一炉,虽在壮年去世,但是著作已经等身。著名学者梁漱溟、陈寅恪、蒙文通都对他推崇备至。蒙文通称他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
刘沅晚年喜致力于公益,集资筹办慈善事业,修复祠庙。如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主持修葺成都武侯祠,重新审定树立祠内文臣武将塑像。现在,武侯祠内47尊蜀汉历史人物塑像中,有25尊是在刘沅的主持下重塑的,至今人们所见仍为刘沅调整后的风貌。还为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几处名胜古迹挥笔题咏,留下一首首锦绣诗文。刘沅还在祠内留下了33通碑碣,除两廊每尊塑像前的小石碑计28通外,另有《汉昭烈庙从祀功臣记》碑、《巍然庙貌》诗碑等五通。今天成都武侯祠尚存刘沅撰书的《巍然》等碑石,杜甫草堂尚存刘沅撰书的一块七律诗碑。书法圆润遒劲,取法甚古,风采动人,此外,刘沅还重修了位于成都西郊的黄忠墓。而刘家人自刘沅开始,五代人关爱武侯祠,堪称蜀中佳话。
清同治年间,经四川总督锡良奏准,清国史馆为刘沅立传,清末翰林院编修伍肇龄在刘家府宅门首题“清儒林刘止唐先生第”,黑底金字,庄严肃穆。 民国时期,簇桥地区“刘门”弟子在簇锦镇修建儒林祠,供奉刘沅。1956年改为省物资局仓库,今已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