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一半是外星人,一半是地球人

第2节:我们的身体里有另一种智慧生命(2)
例三,这件事还是和梦有关。我有一位姓黄的朋友,没有工作,经常打麻将。说来难以相信,此人虽然经常征战牌桌,但居然赢多输少。
2001年春节刚过,我从内蒙回来,有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正是关于我朋友打麻将的事。梦的情节很简单,我朋友正在打麻将,旁边有一个声音说:一万七!一万七!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她打电话说:你注意!两个月之内,你会在麻将桌上一次赢一万七千元左右,到时候可要请我吃饭啊!
话虽如此,但我并没有特别在意,过一段时间也就把这事忘记了。因为我知道,这位朋友虽然经常打麻将,但赌头都很小,一次赢上万的可能并不大。
大约是四月底的样子,突然有一天下午,我朋友打来电话,兴高采烈地要请我吃饭。一问方知,她在几个小时之内真的赢了一万八千一百元,但有一部分是赌债。
我相信,在生活当中许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经历,也曾听许许多多的朋友谈起过类似的经历,也许是个梦,也许是一种感应,或者是困境来临前莫明其妙的烦恼。只是他们可能会不以为然,更不会去深究其中的原因。
但我却不能忘怀,因为我太好奇了。为什么梦中会告诉我未来的事情?为什么母亲会感知我的归来?我的大脑天生就有这种能力吗?为什么这些经历可遇而不可求,更不能人为地重复?为什么现代科学对此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人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而活着?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巧合!没有什么科学性。但我不相信,因为在我的一生中,每当生活发生变故之前,总有类似的梦境出现。第一次我们可以将它看成是偶然,第二次我们也可以将它看成是巧合,那么第三次、第四次呢?
然而真正让我困惑的并不是母亲的感觉和梦境,而是人类生命的真相。
大学时我是学政教的(包头师专政教系),哲学、逻辑学是主修课,知道人类意识、思维的基本原理,但就是无法说服自己。这世界也许正是如此,说服别人相对容易一些,但说服自己却比较难。我不能接受说不通的信仰,更不想不求甚解地走向死亡。
读研究生、读博士的年月,这个困惑依然如影相随,挥之不去。为了解开自己的困惑,我阅读了大量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著作,有科学著作,有哲学著作,有社会学著作……但始终没有找到令自己心悦诚服的答案。我也曾请教过那些饱学大儒,但没有人说服我。
其实任何一种理论或者思想,最早都是从解释一些个人的处境、困惑开始的。老实说,在“人类生命结构”这一点上,我并不相信科学的所谓“真理”。真理不仅在定义完好的“科学”概念之中,她一定也在别的什么地方。
难以解释的生命现象
小时候跟父亲出去打猎,猎取的对象是现在已成保护动物的黄羊,那是内蒙古大草原上生存的一种野羊。好在我们枪法奇臭,转了一整天也没有打到一只羊。晚上就寄宿在一户牧民家中。在闲谈中得知,此户人家中有一个叫柴登(音)的小伙子,年方十五,据说枪法极佳。在许诺了一定的报酬之后,柴登同意帮我们打羊。
第二天,柴登领着我们悄悄来到离家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上,上面有一块大大的岩石,我们就隐蔽在岩石的背后。视线越过一条窄窄的山沟,对面就是另一座小山的山顶,山顶上同样有一块突出的岩石。
等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一只黄羊越上了对面的岩石,此时柴登的枪响了,那只黄羊一头栽了下来。山的对面扬起了一片尘土,想必那一群黄羊听到枪声已经逃跑了。我们几个欢呼起来,正准备冲过去拾取猎物时,柴登马上摆手让我们安静。他说:这黄羊十分好奇,过一会儿它们肯定会回来看个究竟。
果然没多久,一只黄羊又越上了对面的岩石……
看来,好奇是动物的普遍性,也是动物的某种天性,只是在不同的物种进化中,好奇心起到了不同的作用。黄羊因为好奇而送了性命,人类却因为好奇而发明了步枪,结果射杀了黄羊。生物学的研究表明,生命等级越高,好奇心也就越重,一群蚂蚁的好奇心,远远不如一只大象。海豚的好奇心很强,所以它成了海洋中最聪明的动物。

第3节:我们的身体里有另一种智慧生命(3)
在地球上所有动物当中,人类的好奇心是最重的。如果一个人在大街上呆呆地抬头看天,可能不久满大街的人都会抬头望着天,这就是好奇心。好奇心是人类走到今天的根本动力之一,因为好奇,牛顿发明了万有引力,同样是因为好奇,人类从蒸汽机时代一步步走到了原子能时代。好奇心让人类积累了无数的知识,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文明。
一切的好奇都起源于提问,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孩子都是我们的老师,因为孩子是提问的高手,他们一天到晚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我们的知识就来自不断的提问:为什么天是蓝的?为什么地球是圆的?为什么鱼可以在水中游?为什么宇宙中有辐射背景存在?为什么基因是双螺旋结构……于是有了战国时期屈原的《天问》,有了现代的《十万个为什么》。
人们常用“所答非所问”来回应那些不正面回答问题的人,因为在人们的大脑逻辑中,“问”与“答”必须有某种逻辑关系,答是对问的回应。在空山之中,我们大喊一声:“你好吗?”山谷会回应我们同样一句话,这就是问与答的必然关系。
换句话说,回答都来自提问,有什么样的提问,就会有什么样的回答。假如我们将这个结论扩大到人类的认知领域,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今天的所有知识,都是自然对我们提问方式的某种回应。当我们问:人类的身体是由什么构成的?得到的结论必然是基因。我们再问:血液为什么是红色的?回答必然是血红蛋白含有一定数量的铁,等等。
然而,如果说,“人类的知识都来自自然对我们提问方式的回应”,这样就会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由于自然只是被动地在回应提问,也就是说自然的回答很可能并不是自然的全部,它只回答了能够满足人们提问的一小部分。一个完整的蛋糕由奶油、面粉、巧克力、糖、水、鸡蛋等等构成。如果问蛋糕:你有多少巧克力?它会回答说:有234克巧克力。此时你知道了蛋糕中的巧克力成分,但绝不会知道其他的成分。
第二、由于提问与回答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关系,全面、准确的提问,是获得真理的前提条件,而相对于无限的宇宙而言,我们的提问总是有限的。比如,我们认识一个人,都来自我们时时的提问:这个人是男是女?品质如何?有多少潜能?发展方向如何……但即使我们不断地提问,不断得到回答,但最终我们还是很难彻底了解这个人。这说明即使我们不断地提问,但我们的所有提问还是有限的。
1927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发现,对虚空中穿行的一个粒子,我们最终是无法全面认识的,因为粒子的位置与动量不可能同时被测量,要测准一个,另一个就完全测不准。这就是著名的“测不准原理”。
测量就是一种提问的方式,而“测不准”则是自然对我们提问的一种答复,即自然只回答提问的一部分内容,而不会完全回应提问。因此说,我们凭借所谓科学提问建立起来的知识大厦并不是完美的,其中既有提问方式的限制,也有回答提问的制约。
好啦!我们谈提问与回答的关系,并不是想讨论哲学问题,枯燥的哲学还是留给那些所谓的哲学家吧。我们只是想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察一下目前我们究竟对自己的身体、生命结构、生命真相等知道多少。我们可以不关心宇宙中的黑洞如何吞噬星系,也可以不关心地球升温以后的严重后果,但我们必须关心自己的身体。
如果用上面的角度来看目前科学对人体生命的认识,结论依然是:今天我们对生命的看法,只源于我们固有的提问。在这个结论里,自然包含着另外一种可能:我们的提问有可能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比如说,为什么我的母亲能感应到我回家的日期?为什么梦里可以展现还没有发生的事件经过?目前的科学提问就不能涵盖以上事实。
事实上,从古至今,在人类生命的过程中,有许多奇异的生命现象用目前的提问方式是无法得到答案的。这些生命现象归结为一个提问:我是谁?你又是谁?

第4节:我们的身体里有另一种智慧生命(4)
你是谁?
古斯都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神奇并不违反自然,它违反的只是我们对自然的了解。”人类异常的生命现象正是如此,它原本就真实存在,就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因而探索“神奇”,在任何社会都不应该是一种“罪过”。
牛顿在晚年致力于宗教研究,很多人认为他误入歧途。以牛顿那样的智慧当真是误入了吗?其实不仅是牛顿,还有许多科学大师都痴迷宗教,有些甚至中途转变了研究方向,专心致力于与宗教有关的研究。我们不能误解了这些科学巨人,他们一定是在寻找什么。
在漫长历史中,不但有个人不断介入特异生命的研究,许多世界上著名的大学也曾设立过研究机构,专门研究不能用科学解释的生命现象,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超心理学,印度还专门给此类研究授予正式学位。
19世纪20年代,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某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相继开始了对人体潜能的科学实验。1935年,美国杜克大学的专门实验室,首先采用特异心理学一词来定名人体潜能研究。1957年,在美国纽约成立了国际特异心理学联合会,并于1969年被接纳进美国科学促进会。
美国杜克大学的赖恩博士是研究超心理学的先驱,他的课题是透视或遥感之类的特异功能感知,而方法则是统计学的,比如他要求受试者从纸样的背面判断正面的图画或符号,然后对大量实验结果进行统计。赖恩将人类心灵能力分为四类:遥视、传心术、预知、心灵致动。赖恩同时发现心灵能力的显示需要有利的环境,需要处于轻松的、最自然的状态中。
1946年美国斯坦福研究所成立,从事遥感、遥测方面的研究,1970年从斯坦福大学里独立出来,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和军方。
1948年,美国杜克大学超心理学创始人赖恩博士,发表了《心理范畴》一书。书中第一次对人类超心理现象进行了科学研究。我们不用管他的结论是否正确,只看他在书中引证的一个真实事例:
这是一个关于梦的实例,提供人是赖恩博士的好友L博士。“我在少年时代,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救了我的生命。我预定坐汽车到巴临顿旅行,可是旅行前晚,我梦到汽车翻覆,我被汽车暖房压在底下——当时汽车暖房设置装的是煤炭设置——我全身重伤。梦后,我考虑结果不敢妄自旅行,同时将此事告诉别人。果然不错,当天的汽车翻覆,乘客被暖房设置烧死。”
关于梦的预见性,我们不用翻看江湖术士们写成的带有广告色彩的“梦书”,只要翻翻世界上那些最伟大的科学家的书信、文集,就可以找到确定的答案。
爱因斯坦是当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的相对论对20世纪的人类科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爱因斯坦本人却将他一生的科学成就归功于一个年轻时代的梦:他梦见自己用雪橇沿着陡峭的山坡滑下,越滑越快,当他接近光速时,他意识到头顶上的星星把光折射成从未见过的光谱。这一情景,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他发明了相对论以后,他曾经认为,其实自己一生的科学追求,都来自对年轻时那个梦的沉思,这个梦给他的整套理论提供了一个“思想实验”的基础。
20世纪另外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是波耳,他创造了量子理论,并获得诺贝尔奖。但据他自己回忆,量子理论的发现,与梦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他正在研究元素周期表的一些问题,例如为什么在氢和氢之间没有过渡元素?此时他做了一个梦:几匹马正在比赛,所有的马都在用白粉标出的道路上奔驰,只要相互保持一定的距离,马允许改变跑道。如果有一匹马沿着白线跑,踢起白粉,它就被立即罚下。他醒来时意识到,“跑道规则”象征着他的问题答案,当环绕原子核作轨道运行时,电子就像马奔驰在跑道中一样,它必须沿着规定的路线运行,而运行电子的路线则由量子来决定。在梦中经验的提示下,波耳创造了他的量子理论。

第5节:我们的身体里有另一种智慧生命(5)
关于苯的分子结构的发明故事,我们已经很熟悉了,用不着一再重复这个传奇的梦境。值得我们钦佩的是,苯分子结构的发明人凯库勒,他在1890年的科学讨论会上说过的一句话:“阁下,让我们跟梦学习,那时也许我们将获悉真知。”
以上几个事例都取自权威人士,是为了更具说服力。其实在我看来,大量平民百姓的生活中所发生的故事,远比以上这些更精彩、更具体。
因此可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仅仅是一堆堆有序的蛋白体,一条条结构完好的基因链。同时,我们还是另外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身体里很可能还有另外一种生命结构,存在另外一种非物理性质的力量。这才是真正的“我们”。
以前工作时有一位同事,总不满意自己的处境,总想自己能做些而且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于是向领导提议:有什么大事告诉我?领导回答说:有大事还能告诉你?我自己做去。
人总是希望一生中能干出几件轰轰烈烈的事,最好能青史留名,最不济也要轰动一时。其实对于许多人而言,“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大事,是没机会干的。一生中如果能做一两件让自己满意的事,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最想干的事,就是解答自己的困惑,而不想稀里糊涂去死。
第二节 中医学是人类的奇迹
不了解,往往容易产生神话。在古代的人为宗教时期,许多神仙都是这样产生的,比如,当人们不知道雷电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出现了雷神,一个奇形怪状的类人生物,一手举槌,一手提锣之类的东西,槌击打锣面,那巨响就是雷声。
在西方人眼里,东方同样是神秘的,这里有许多他们搞不明白的东西。佛学经典的奥义,许多西方人是无法理解的……一根细针可以对300多种疾病产生疗效,在西方文明的词典里同样无从查考。
如果说,以西方人那种才智,还可以理解中国的前四项发明并加以利用的话,那么他们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中国人这第五项伟大的发明。历史上,西方从来没有完整接受过中国的中医学,这就是证明。在他们看来,中医的神奇,只有在神话中才可以找得到,而不是人力可以办到的,所以他们最早将针灸视为可笑的“魔针”。
但每一位中国人的一生中,都或多或少要从中医里获益,我们就是从这一次又一次的亲身体会中走进了中医。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得了感冒,父亲带我去厂医那里看病。厂医姓李,是父亲的老友,两人见面十分亲热。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们聊天的话题是“炸鱼”,就是用炸药抛进湖里炸鱼。
在聊天的过程中,姓李的厂医给我打了一针,当时觉得很痛。打完针往回走时,脚后跟就不能吃劲,踮着脚走路。回到家以后,腿很痛,但又说不上具体哪里痛。后来一检查,方知是一针打在坐骨神经上。神经受伤真不是个滋味,心里十分烦躁,站着难受,坐着难受,躺着也难受,但就是不知道哪里不舒服。
当时是20世纪70年代初,内蒙的医疗条件很不好,跑了好几家大医院,都说治不好,家里很着急。大约快三个月的时候,我有一太姥爷来访,是位祖传的中医。我母亲告诉他病情后,他对我说:“你真是幸运,过了一百天,我就没办法了。”结果开了一服中药,只有三味药,药是我自己去抓回来的。我记得此药一副0.18元,煎出来是粉红色的,极其难吃。但只吃了三服药,病就好了。这么多年以来,再也没有发过病。
这是我第一次亲身感受中医,从此以后,中医的“神奇”就在心里扎下了根。以后,随着阅历增长,知道了更多关于中医的“神奇”。
2000年春节刚过,一场罕见的流感袭击了西方国家,大约有百万人住院治疗。由于这场流感来得迅猛,而且病毒具有抗药性,一般西药效果并不理想。于是一些国家纷纷从中国空运板蓝根中药。西方人使用中药毕竟少,一用之下,效果出奇的好,药到病除。此事在西方媒体曾掀起了一阵波澜。

第6节:我们的身体里有另一种智慧生命(6)
以上几例,还是神奇中医海洋中的几滴水,它们只能使我们望见冰山的一角而已。中医之奇,首先在于它的诊法先进。看病首先得知道病,然后才能治病。知病的过程,就是一个诊断的过程。如果诊断错误,牙医就会将好牙拔掉,而留下病牙;外科医生就更可怕了,他很可能一刀下去,切除一个完好的器官。
西医诊病,一般是通过测量人体各部位的数值,并将这些数值与正常值加以对比,然后作出判断。但这种诊断方法太机械,往往潜伏着更大的危险,那就是误诊率一直居高不下。
法国1963年报道了一千例尸检结果,结果发现误诊率高达45%,也就是说,当一百位走进医院的病人,很可能有近一半人被误诊,误诊的结果必然是错误的治疗;27年后的1990年初,美国的一家医院又报道了一千例尸检结果,统计后发现,误诊率依然高达40%。西医的误诊率一直居高不下,虽然与技术水平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西医的指导思想有关,因为人体数值的变化原因是复杂的,几个数值有出入可能并不代表器官出了什么毛病。机械地去寻找两者间的逻辑关系,其结果必然会导致误诊。
西医的这种诊断方法,不但误诊率居高不下,而且只能是永远做疾病的奴隶,因为它不能预测疾病,就更谈不上预先防治了。
中医则可以通过脉象、手相、面相,对病情作出迅速准确的判断。统计资料表明,中医各项诊断准确率很高,如舌诊的准确率一般在94%左右。不但如此,中医的各项诊断方法还可以预测疾病发生。
《甲乙经序》记载:汉代名医张仲景医术高超,曾著有《伤寒杂病论》一书。有一次他遇到当时位居侍中的文学家王仲宣,此人当时年仅二十有余。张仲景对他说:你有病,而且很深,现在属于潜伏期,如果现在不吃“五石汤”,你四十多岁的时候病会发作,发作时你的眉毛先掉,然后危及生命。王仲宣凭着自己年轻身壮,根本听不进去。等他四十多岁时,果然疾病发作,眉落而死。
像如此长期的诊断预测,听起来就像神话一样,但它确是真实的。我父亲40多岁的时候,那位太姥爷,当时就预测我父老来会得高血压,并开出一方以求老年平安。然而当时家父工作忙,家里人也没当一回事,此事就给放下了,此方至今犹存。到家父六十多岁时,果然患高血压,并发展成了脑血栓。可见对于古书的记载,切不可存有偏见,不能以我们已有的经验否定其真实性。
《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晋国有一个巫医,名叫桑田。晋景公得了重病,召桑田来诊断。桑田仔细诊断后说:大王呀,您这病很重,活不到吃新下来的小麦那个时候。晋景公根本就不相信。等到小麦刚熟,景公命令赶快收割,然后命令厨房用新小麦做一顿饭。但还没有等到厨房做好,晋景公就感觉肚子发胀,急急忙忙去上厕所,后来竟然死在厕所中。
《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记载,华佗曾对一病人说:你病得很重,而且病在腹部的深处,想治好你的病,就必须做手术。可是你的自然寿命仅有10年,在这10年中,病不会要了你的命,我看你还是忍着点,用不着挨这一刀。此病人果然10年后自然死亡。
不但在诊断技术上,中医远胜西医一筹,而且在治疗水平上,中医的发展程度及取得的成就,也丝毫不逊色于西医学。比如说,西医学对外损伤、细菌感染类疾病有特殊疗效,但对慢性病几乎没有什么效果,而中医学却对慢性病,甚至某些遗传性疾病都有特殊疗效。
可以这样说,中医学可以囊括西医,因为中医的治疗技术中有一部分与当代医学是相同的,比如说手术的方法。但西医学无论如何不能涵盖中医,因为在西医里根本找不到一点中医的影子。所以世界可以没有西医,但万万不能没有中医学,否则人类文明的损失就太大了。
有人说血液循环理论是17世纪英国人哈维发明的,其实不对。血液循环理论是中国人在公元前发明的,《黄帝内经?灵柩》里明确记载:人体中的营血卫气“营周不休……如环无端”,英国人哈维在1700多年以后,才提出了理论假设,又过了50多年,人们才借助其它仪器,确定了血液循环概念。

第7节:我们的身体里有另一种智慧生命(7)
免疫学是现代医学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最早的免疫学思想和实践却诞生于中国。东晋时期的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如果用疯狗的脑髓涂在被其咬的伤口处,可以防治狂犬病,这就是典型的免疫学方法。因为研究表明,狂犬病毒几乎都聚集在脑神经组织中,因而疯狗脑髓就自然具有了免疫物质。
说起来令人伤感,人类与疾病斗争了几万年,但真正认识并治愈的疾病却少得可怜。所谓的真正认识和治愈,是指发现了疫苗,注射一次,就能终生免疫。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大约只有二十几种疾病达到了这个程度,其中天花就是一种。天花是世界最烈性的传染病之一,以牛痘接种术消灭天花,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现代人一说起牛痘,都说是英国人琴纳在18世纪发明的,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谬误,最早的牛痘接种技术出现于公元前500多年的印度,但后来此技术在印度失传。大约在公元10世纪宋代时,中国人发现了人痘接种术,到17世纪,中国的人痘技术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有了旱苗法和水苗法之分,特别是水苗法,其成功率和安全性一点不亚于现代的牛痘术,当时此法传播甚广,俄国政府曾派专人来中国学习此术,后来传至现在的土耳其,并由此传向欧美。有文献资料为证,18世纪初,英国驻土耳其钦使夫人将此术带回英国,琴纳正是在改进中国的人痘术以后,发明了牛痘术。
此外,腹腔穿刺术、清创缝合术、止血术、麻醉术等都是中国人发明,但最后发明权都没有冠以中国名字的医疗技术。现代西方国家总要求其他国家遵守知识产权保护法,但它们从来没有想过,它们自己的许多发明都是窃取东方文明成果,这笔账该怎么算呢?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侵略是文化侵略。
其实中国人在古代,曾经取得了令当今世界刮目相看的医疗成就,问题是怎么看待这些成就,我们试举几个例子:
《史记?扁鹊传》记载:俞跗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医,但他究竟生活在什么年代,目前还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一位很古很古的医师。此人医术极高,“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湔浣肠胃,濑涤五脏,练精易形”,无所不能,其中“搦髓脑”就是作开颅手术。其实,中国古代做开颅手术的不止这一例,据记载太仓公就曾打开人的颅骨将大脑重新安排,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50年。
这些记载真不真呢?许多人都认为它不真实,在正统的医书上没有哪一位专家认为它可信,因为人们无法想象,在遥远的古代怎么能有如此高的医术呢?为此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1865年在法国发现一片圆形头盖骨,属于石器时代,后经解剖学家保罗?白洛嘉教授鉴定,得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结论:早在石器时代,人们就在进行脑外科手术。后来世界各地又发现了数百件颅骨证据。
对于这个事例人们信不信呢?大约相信的人多。因为它既有实物证据,又有专家的证词,令人不得不信。但如果法国人在石器时代可以做开颅手术,为什么中国人自己的开颅手术就不可能是真的呢?从中国古代辉煌的医学成就看,我们相信这类记载有它真实的一面。试想,一个连经络都可以在解剖学上实证的民族,做几例开颅手术还不是小菜一碟?
中国史籍中还有许多神奇的医案记载。例如,《稽神录》中就记载了一则治愈肺结核的病例:“瓜村有渔人妻得劳疾,转相染著,死者数有。或云,取病者生钉棺中弃之,其病可绝。顷之,其女病,即生钉棺中,流之于江。至金山,有渔人见而异之,引之至岸,开视之,见女犹活,因取置渔舍,每多以鳗黧鱼食之,久之病愈,遂为渔人妻,今尚无恙。”
以上这些记载,大多数与现代医学沾点边,为的是读者好在对比中理解。其实中国医学的伟大之处,完全与现代医学不沾边,比如说,经络学就是中医里最神奇的部分,它与现代医学根本走的就是两条路,没有丝毫可比之处。世界许多国家作了许多项实验,只证明了一点:古医书记载的经络是真实的。究竟经络是什么,到现在也没有人说的清楚。就好像在学校里,老师拿来一道题,这道题的结论是明确的——1+1=2,只要求学生证明这个结论。可是两千多年过去了,这份卷子还没有交上去,到了今天,大家只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老师拿来的题是正确的!

第8节:我们的身体里有另一种智慧生命(8)
关于中医的优点,不需要专家的总结,我们从日常的接触中至少可以感受到如下几点:
第一、中药的毒副作用小。
中医从来没有说过中药无毒,祖先早就告诉我们“是药三分毒”,所以在历代本草中,都有关于中药毒性的记载。例如,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栾荆……辛,苦,温,有小毒”,“地胆……辛,寒,有毒”等。前一段时间,因为“龙胆泻肝”中的关木通,搞得社会上沸沸扬扬,好像中药的毒性第一次被发现一样。
然而,中药虽然有毒,但其毒副作用却明显小于西药,这也是事实。
据一项国际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世界各国住院病人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0%-20%,其中的5%出现致残、致畸、致死、住院时间延长等严重后果,住院死亡人数中有3.6%-25%是吃药吃死的(药源性致死)———悲哀的是,许多患者家属还认为病人是生病致死的,而不知是“药”死的。
据国内的一项统计显示,药源致死的国内住院病人至少在20%以上,即每年有20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其中又有40%死于抗生素滥用。
中药尽管也有毒副作用的问题需要解决,但程度是很轻微的,更不会发生上世纪70年代“反应停”那样大规模的中毒事件。
第二、中医治疗对人体的伤害程度小。
大家知道,尽管中医里也有手术,但手术的应用并不普遍,中医更多的是药物、按摩、针灸等方法治疗疾病。这些方法,一般比较温和,不会对身体造成永久性伤害。而西医学却不同,许多病人都会从西医得到“手术”的建议,虽然手术的疗效可能更直接,但往往会给病人留下永久性的伤害。例如,如果有人患牙痛,中医会用清泻胃火、肝火等方法治疗,但西医一般会建议将病牙拔掉。虽然拔掉病牙,可以再装一个假牙,也不影响日常生活。但拔去一颗原属于你身体一部分的牙,总会给人留下心理上永久的遗憾,毕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病人的感受不会太好。
第三、对病人的心理压力小。
中医从其理论出发,许多病并不是一定会进一步发展到危及生命的地步,可以说,中医的思想是个圆圈,最后都可以走回健康的那一点。再说,中医师在解说病情时,一般也不会令人可怕,“肾炎”与“肾阴虚”,对病人心理的压力是完全不同的。
但西医不同,由于普及教育的缘故,人们对西医的病名很是敏感,“骨头坏死”、“癌症”、“病毒传染”、“老年痴呆”、“冠心病”、“心脏病”等等名词,都可以给病人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反而可以增添新的疾病。因此许多人在检查出癌症后,迅速走向死亡,其实有部分原因是吓死的,而不是完全病死的。许多中年人也拒绝体验,因为每一次体验总会查出许多疾病,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
第四、中医有“超值治疗效果”。
关于中医的疗效问题,一直是困扰人们完全接受中医的关键点,许多人认为中医疗效不确定,不迅速,不直接,所以对中医失去信心。其实大家并不完全了解中医。中医看病是一个系统,耳病治心治肾,上呼吸道疾病治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疗效不直观,但病人的收益却很大。
例如,我们花1万元钱配了副近视眼镜,许多人都会说不值得,但如果眼镜店不但给你配了眼镜,而且还送你一台显微镜、一架高性能天文望远镜,甚至还为你做了视力矫正手术。这几项加起来,是不是远远超过了配眼镜的价钱呢?
中医也是一样。当病人患有目赤肿痛时,中医并不只是给些眼药水消炎止痛,而是给病人清泻肝火,舒肝养肝,甚至还调和脾胃。因为肝开窍于目,目赤肿痛往往病在肝而不在目,同时,肝不舒则影响脾胃,这是一个大系统。
其实中国古代医学的伟大,并不在具体的操作技术上,而在于它深邃的思想,和切入生命极具特色的角度。这些我们在以后的章节里要具体展开,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三节 爱情为什么不科学?

第9节:我们的身体里有另一种智慧生命(9)
中国人说中医好话的人居多,因为它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说它是国粹也不为过。但光说好话其实并不客观,在中国或者全世界,指责中医的人大有人在。
我们没有真正继承中医
“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这大约是对中医最严厉的指责。当然这话是中国人说的,中国人历来喜欢窝里斗,文化大革命时,整知识分子最惨的就是知识分子,这是个传统。在对中医的批判中,来自国内的声音最多也最高。
外国人对中医的看法也大体如此,但话说得比较委婉。德国慕尼黑大学M?波尔克教授指出:“中医的科学核心和实质有被取消的危险。在验证中,十分明显地存在着‘科学标准’和‘科学方法’之间的混乱。”这一说法,代表了西方世界的普遍看法。
平心而论,中医确实有让人说道的地方。我们先不说它是否科学,但最现实的是,我们搞不懂它,我们最怕别人问为什么,一问就露馅。咱们举个例子,假如有人要问远志为什么可以治疗痈疾,老先生们肯定摇头晃脑地说:“苦泄热,温行气,辛散郁。”听起来好像很有些道理,可细琢磨,简直是所问非所答。再比如,如问水蛭和虻虫为什么有活血化淤的作用,他们肯定说:“水蛭咸苦,虻虫味苦,一飞一潜。”虽然言之凿凿,但顶如废话一句。
这就是目前的中医,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中医医理看不懂,药理无记载,诊断没有统一的标准。中医的历史是原地踏步的,上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对中医理论的描述依然有效,他说:“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逾病之理由喻人。”
其实,早在上世纪初,针对中医理论存亡,国内就有不同的意见。
一派人认为,医学主要看治疗效果,理论有没有并不重要。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曾这样说:“夫医者以愈病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施于事。不责其言有物,而责其治有效也。苟治之有效,安问其筌与蹄为?”章先生虽然是大学问家,但在如何对待中医理论问题上显然有点强词夺理,或者说蛮不讲理。其实这也不能怪章先生,都是让这无人能解的中医理论给闹糊涂了。
一派人认为,中医理论实在是画蛇添足,没有它反而更省心。上世纪30年代时,有一人名陆渊雷,此公竭力主张:“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实理。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不合实理……国医之胜西医者,在治疗不在理论,《素》、《灵》、《八十一难》之理论之书,多出于古人之悬揣,不合生理、解剖、病理,尊奉之以为医学之根柢,自招物议,引起废止中医之危机,此大不智也。”
还有一派人就更不客气了,他们主张彻底废除中医理论。“五四”运动时,有一人名余云岫,此公是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认为中医理论是封建迷信。1917年余云岫写了《医学革命论》,说“我国旧医之理论荒唐怪诞,无可掩饰,唯有听其沦丧而已”,“国药实效应该研究,旧医谬说,应该打倒”。更荒唐的是,1929年,国民党政府通过了余云岫等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碍障”的提案。
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可以经常听到“中医理论不科学”、“中医理论太粗糙”、“应该抛弃前理论”等等的言论。原因很简单,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没有真正搞懂《黄帝内经》在说些什么。
那么,这些年来我们的理论界在干什么呢?
客观地说,许多人也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只是人数越来越少罢了。其原因就是研究难度太大。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医师,反反复复,体会着、琢磨着、感悟着、诠释着,并将自己的感受一点一点记录下来。然而最终所有的人会发现:我们一辈子都在这座大厦中转悠,并没有为这座大厦增添一砖一瓦。
如此一来,目前我们其实已经放弃了理论研究。《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共收医学著作7661种,其中理论性著作仅有354种,占不到二十分之一,在五十多年里没有一篇有创见的理论作品问世。198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全国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奖25项,关于中医基本理论的研究没有一项。近几十年来,一共有四百多项中医成果获部级以上奖,但理论成果却一直是空白一片。

第10节:我们的身体里有另一种智慧生命(10)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近百家中医研究机构,专门设立理论研究的不足一半,而在这一半中,真正从事理论研究的又占少数,大多数所谓研究者不过是些古籍整理者,校刊一下文字,梳理一下版本。《黄帝内经研究大成》是目前比较权威的研究综述,它集中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研究成果,然而就在这部多次获奖的图书中,释名、版本、校勘、训诂、词义、音韵、修辞、语法等占了435页之多。而在其他理论层面,综述古代人研究成果的,又占了绝大部分,现代人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具有启发性、创造性的成果几乎等于零。许多人都在“炒冷饭”,在同一个平面上来回重复。
据统计,全国五十多万中医药人员中,绝大部分属于临床范围,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极少,而具备全面胜任《黄帝内经》基本理论研究所必须的知识结构者,更是寥若晨星。从研究人员的年龄结构中我们也可看出问题,中医名家成才的年龄平均在59.8岁,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在37岁,人员严重老化,超越了最富有创见性的年龄。
中医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毛主席就说过,对于中医要“继承和发扬”,后来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谆谆教导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医药。我们高举着这面大旗走过了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是什么概念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V2火箭,到1969年人类登上月球,大约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从1953年第一次提出DNA双螺旋理论,到2000年人类基因图谱完成,大约用了五十多年;从爱因斯坦第一次提出相对论,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也就是五十多年的时间。
可这五十多年里,我们的中医药是个什么状况呢?至少很难说让人满意。我们一直在继承,但却很少发扬,就拿每年报批的中药新药来说,绝大多数都是在古方的基础上加加减减,很少有发明创新。中医理论也是一样,我们还在不断注释《黄帝内经》,但对它的整个理论体系却绝少有创见。难怪有许多老中医在感叹:这继承何时是个头呢?
科学不是唯一解释世界的方法
不论我们承认与否,中医学与现代科学根本就是两回事,从基本理论到实践方法,二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它们是对立的,没有互融性。英国李约瑟曾经总结说:“中国人以他们特殊的天才发展起了中医学,这种发展所循的道路和欧洲迥然不同,其差别之大可能超过任何其他领域。”
“眼见为实”虽然不是一个科学观念,但它的确在科学形成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将这一古老的格言化为一条条科学的定律,从而构建起一座看得见、摸得着的知识大厦。
根据这一原则,现代科学认为,对人类生命的认识离不开解剖学,解剖学可以提供人体器官的准确位置和基本功能。因此,从古希腊时期,人们就重视解剖学在医学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不断的人体解剖,到目前基本上搞清楚了五脏六腑的准确位置,也知道心脏像一个强有力的水泵一样,不断将血液输送到全身各处。渐渐地,人们思想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人体生命结构只有一种,那就是西医学证实的那一种。于是,医学界产生了这样一个戒条:凡是在解剖刀下存在的,都是真实的;相反,凡是在解剖刀下找不到的,都是虚假的。
但中医告诉我们的人体结构,却与解剖学大大地不同。
首先,中医里有西医从来没有提到的生命结构。例如经络,它是人体中确实存在的生命现象,也是人体生命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近一百年来,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想破了脑袋,也只能证实它的存在,却无法知道它的具体结构。
再比如说,中医认为人有六腑:大肠、小肠、胆、膀胱、胃、三焦。“三焦”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书中指明三焦为人体脏器之一,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与胆、胃、大肠、小肠、膀胱并称六腑。但三焦在哪里呢?前面五项都可以从解剖学上证实,而最后一项三焦却无论如何找不到。

第11节:我们的身体里有另一种智慧生命(11)
其次,中医有些人体器官的位置与解剖学明显不符。
几千年人体解剖的经验告诉我们,肝在腹部的右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中医却告诉我们:现代解剖学讲得不对,应该是“左肝右肺”。明朝大医学家朱溪丹曾有一个治疗肝病的方子,名字就叫“左金丹”。
另外,中医发现了比西医更多的脏器关联。
现代解剖学在证实器官位置的同时,也在证实器官间的关联,比如心脏与肝脏就有密切的关系,胃与大、小肠也有密切的关联。器官的位置与器官间的联系,构成了现代医学的基础。中医里的器官联系比西医多得多,绝大部分超出了现代科学研究的范围,我们举个例子:
一个人出现便秘,痛苦不堪,于是他来到医院求治,无意中碰上一个中医、一个西医。接下来的对话就很有意思了:
西医说:便秘嘛好治,不就是大便太干燥吗?可以搞进去些润滑的东西,就如同汽车上润滑油一样。要不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用手去抠吧。
中医说:你这是肺火太大,我给你开个方子,清清肺火就好了!
西医对中医说:弱智!解剖学告诉我们,肺与大肠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肺是呼吸系统,而大肠则属于消化系统,它们根本没有关系,你清肺怎么能治疗便秘呢?
中医对西医说:你真是不学无术!《黄帝内经》上明明写着:“肺与大肠相表里”,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我清肺治便秘,那是治根。你润肠或手抠,那是治表。
结果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人的便秘治好了。但这个例子却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医学从另一个角度,发现了人体器官间更多的关系。
类似的例子在中医里绝非孤证,而是比比皆是,比如眼病治肝,鼻咽病治肺,口腔病治心治脾,等等。其中最典型的是耳病治肾。
耳与肾相距甚远,一个在上,一个在下,而且解剖学也没有发现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但中医却认为“肾开窍于耳”,肾与耳关系密切。这个结论对不对呢?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医学的进步,人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肾炎和肾功能衰竭者常有爆发性耳聋的情况,肾透析、肾移植的人也常会出现听力障碍。此外,患有骨骼病的患者常有先天性耳聋;先天性肾功能不全或者障碍者中先天性耳聋的比例特别高。
药物反映也证实了以上的发现,例如,耳毒性药物大多具有肾毒性,如链霉素、庆大霉素等,这些药物的使用已造成无数耳聋的病例;同样,利肾的药物也多数有利于耳,如中药泽泻为利尿良药,但它同样可治内耳眩晕症。
中医与现代科学格格格不入的地方简直太多太多了。例如,中医是一种捆绑式的医学,将一切关于医疗的方面,涉及内科、外科、心理等等,统统捆绑在一起,这与西医的理论原则、组织原则根本不同。
再比如说,西医学讲究定量,它将生命的许多现象最终变成了一大堆数字,比如血压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数字,低压60-90,高压90-140为正常。甚至肥胖也出现了肥胖指标,指数18-25属正常,25以上属于肥胖,肥胖指数=体重/身高的平方。当我们拿到西药时,关于成分标注得很清楚,这个含量多少毫克,那个多少毫克。此外还有血糖数量、尿检数量、血检数量、体温等等。而中医恰恰是无法将生命数字化的医学,它不重视数量,而重视现象。当中医诊断说心血不足的时候,它所依据的不是血液流量或血压;当开出一剂药方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统计草药中的各种化学成分,因为一味草药的化学成分少则几十种,多则几百种,一个复方中往往是几味、或十几味草药。
中医在许多方面都与现代医学格格不入,对科学而言,这是最大的侵犯,是“异己”分子,除了否定它,似乎再没有别的路可走。
科学不能解释爱情
其实,最最让现代科学无法接受的还是中医理论。现代科学看中医理论,就像地球人看外星人,怎么看都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它们的差别竟大到如此地步:它们是水火两极,如果承认了中医的理论,必然要修改现代科学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