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论中医
2010-09-19 16:49 2楼
二、中医是国宝,是成熟的理论医学
上面对中西医药学进行了简单比较,由之可以看出,中医是国宝,是成熟的理论医学,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我们对待中医应该像儿子对待母亲一样,否则,当属不肖子孙之列。
(一)中医是国宝
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我国古籍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医籍,且,中医是中国哲学、人文科学、社会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化学等各学科之集大成者,是在整体论思想指导下的自然科学与文化的统一体,或说是东方科学的代表。因此,中医药学的振兴必将带动中华文化的复兴,而中华文化复兴的意义将远大于欧洲的文艺复兴。
众所周知,西方科学技术以分析还原为方法论,认为世界无限可分。虽然西方科学技术创造了现代文明,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由于西方科学是建立在“竞争”、“掠夺”文化基础之上的,即建立在“征服自然”的思想文化基础之上的,大量农药、化肥的使用,过度的矿产开发等,严重地污染了环境,掠夺、破坏了资源,招致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已是屡见不鲜。因此,还原论思想指导下的现代科技的双刃剑特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中华文化是“和”文化,讲人与人和谐相处,民族与民族和谐相处,国家与国家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尤其是对于人体,非常讲究“阴气平和,阳气密固”,保养正气以滋润性命,顺应四时而养生。因此,中医的物质、人文世界观必将指导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发展,引领人类社会进步,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华文化复兴的世纪。中医药学是中国的原创性医学,与中华民族历史一样悠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降的2000多年中,中国发生321次瘟疫,正是中医药的防治,都有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所以,中国从未出现过像欧洲那样一死上千万人的悲剧。
在我国各行各业中,最有优势、最有实力、最有底气、最有后劲,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唯有中医药。而且中医药的养生保健、简便廉验和人性化服务等代表了未来的医学发展方向。中医药将来能够解决世界人民的健康长寿、无疾而终问题。
根据我们的调研,几乎没有多少西医能治而中医治不了的病;反倒是许多中医能治的病如多因素疾病、病毒性疾病等等,西医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尤其是很多被西医判了死刑的患者,经过中医的治疗,奇迹般地起死回生!有人说,西医手术比中医强。的确如此。但是,一则西方已经认识到90%的手术是不必要的,二则中医手术在东汉时水平就已很高,那时就用“麻沸散”进行手术麻醉,只是因为手术过于残忍、大伤元气而且很多病症施以药物和运用其他方法也可以解决问题,因而抛弃了发展手术。
因此,中医药学是我们的国宝,这一点勿庸置疑。
(二)中医是完整的、系统的、成熟的理论医学
一些西医以及近百年来我国的不少科学文化“精英”一再强调:中医是经验医学,不科学。我们经过调查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与此正好相反:中医是理论医学,而且是成熟的、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医学。
什么叫理论医学,就是用其理论可以解决各种临床问题,可以解决西医认为“新出现的疾病”,可用以回答“新出现的疾病”之原因,亦即其理论可以预防治疗各种疾病,可以使人健康长寿,这种医学就是理论医学。什么是经验医学?在用实验方法取得经验之前,对所遇到的疾病无法解决,只有在取得了治疗这种病的经验,找到了有效治疗方法之后,才敢用于临床;凭经验进行治疗就是经验医学。许多国家的传统医学是经验医学,包括我们的一些民间草医草药也是凭经验用药。这里要说明的是,经验医学也是医学,也有用。我们并不因其他医学属于或基本属于经验医学而鄙视、排挤他们。但是,中医不属于经验医学!而近现代一些科学文化“精英”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则是想要说明中医“不科学”!
中医是理论医学也体现在:她运用阴阳五行的准确含义完全能够解释中医的各科学说,能够说清楚中医脏腑、经络、气血等理论是怎样建立来的,说清楚中医的治疗原则,说清楚病人发病及其痊愈的原因,随时可用以指导临床。
按照中医理论,几千年来解决了中华民族遇到的各种疾病,包括近几十年来遇到的现代医学无法解决的或没有很好疗效的新出现的疾病,如SARS、艾滋病、“禽流感”、戒毒等等。既然按照中医理论能够应对各种疾病,不必先要经过种种实验以取得经验才能找到有效治疗方法,为什么有人硬要把中医说成是经验医学呢?!
而且,中医是成熟、系统、完整的理论医学。首先,历史悠久,中医有5000年历史,西医只有二三百年历史,说它是个孩子是抬举它;其次,5000年的发展使其能够轻松应对新出现的SARS、艾滋病等,而且效果极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其理论体系非常系统、完整,可随时用以指导临床治疗各种疾病。
德国著名汉学家、中医理论家波科特先生于2005年11月应我们邀请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作报告,他强调,“中医是成熟的科学”。只有我们自己人反倒认为中医是经验医学。
中医不是经验医学,而是理论医学,成熟的、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医学。反之,现代医学是经验医学;这么说,丝毫没有贬低现代医学之意,而是由于现代医学源于实验:化学家或曰药物学家是盲目地也只能盲目地从诸多化合物中筛选药物,哪些化合物有毒,哪些没毒,哪些有效,哪些没有效,是不清楚的,必须进行实验。没有在白鼠身上实验以取得经验之前,不敢在志愿者身上试验;没有在志愿者身上取得经验之前,不敢用于临床。现代医学没有哪个理论使得它可以立即应对新出现的疾病,如SARS、艾滋病、“禽流感”、戒毒等,因为它对这些病没有经验。所以SARS出现之后,现代医学束手无策,所采用的药物连当时的西医大家都认为没有用处;某院士于2003年底在研讨会上也说:得了SARS,不进行任何治疗,93%的患者会自愈。换句话说,新加坡,我国台湾、香港死亡率超过7%的那些患者都是冤死的。迄今现代医学对SARS的经验恐怕还停留在用抗生素和激素可能解决不了问题上,而对有效的途径仍未有经验。也正由于此,现代医学对戒毒只能以小毒(美沙酮)代大毒(吗啡等);某大学从美国请回戒毒专家,年薪200万人民币,每月还有上万美元的生活补助,也没有解决戒毒去心瘾的问题。中医能解决吸毒者心瘾问题(98%的戒毒者不会再复吸),可惜的是有关专家和领导不信中医有此能力,他们只信洋人的东西;而且,利益集团找出种种理由不让这些中药进入临床,总怕分了他们一杯羹,消灭了他们的“回头客”。
在此需要强调说明的是:一些科学文化“精英”把中医说成是“经验医学”,是因为不肯认可中医有“科学”的依据!现代医学倒是“有”科学依据,却无法摆脱经验医学的束缚,这些“精英”却把西医标榜为“理论医学”,实在是长文化帝国主义志气,灭中华文化威风!
在此需要再强调说明一下:经验医学也是医学,而且有用。抗生素解决了许多细菌性感染就是典型例子,联体婴儿就得要用手术解决。不能因为西医是经验医学就可以加以歧视。我们从不反对、排斥西医,历来主张中西医并重;我们坚决反对的是:不问青红皂白,见洋人的东西就奉若神明,对自己的东西就千方百计践踏、摧残。
(三)对待中医应该像儿子对待母亲一样
百十年来,不少人总是说中医不科学,北洋政府于1912年公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没有中医药教育方面的规定,即“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引发了中医近代史上首次抗争请愿活动;1929年2月,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炮制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由于中医界的抗争,南京政府不得不将此案搁置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卫生部王斌等人说中医是封建医,应该随着封建社会一起被打倒;今天,又有人捡起余云岫的衣钵,叫喊要在五年内消灭中医,而且组织网上签名。遗憾的是,叫唤时间不短了,签名的寥寥无几,网上反驳者倒是不计其数,且言词激烈,甚至有人指责其为汉奸。看来,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自己的祖宗,相信自己祖宗留下的传家宝。
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20多年前就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河南中医药学院刘副院长告诉我,他是学西医的,欧洲一位西医大家对他说:你们中国人对待中医,应该像儿子对待母亲一样。
历史与现时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一百年来文化科学精英对中医科学性的困惑一直很难解惑,不能不说是文化帝国主义“不战而屈中华民族之兵”的阴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逞!我们切不可简单地采取谩骂与斥责的方法来进行无效回应,而应该充分展示中华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辉煌成果与中医药学科学性原理,让这些精英在读懂这类知识的基础上,心服口服地承认中医科学性。让中医药在今天的中国受到虔诚的对待!
上面对中西医药学进行了简单比较,由之可以看出,中医是国宝,是成熟的理论医学,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我们对待中医应该像儿子对待母亲一样,否则,当属不肖子孙之列。
(一)中医是国宝
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我国古籍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医籍,且,中医是中国哲学、人文科学、社会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化学等各学科之集大成者,是在整体论思想指导下的自然科学与文化的统一体,或说是东方科学的代表。因此,中医药学的振兴必将带动中华文化的复兴,而中华文化复兴的意义将远大于欧洲的文艺复兴。
众所周知,西方科学技术以分析还原为方法论,认为世界无限可分。虽然西方科学技术创造了现代文明,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由于西方科学是建立在“竞争”、“掠夺”文化基础之上的,即建立在“征服自然”的思想文化基础之上的,大量农药、化肥的使用,过度的矿产开发等,严重地污染了环境,掠夺、破坏了资源,招致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已是屡见不鲜。因此,还原论思想指导下的现代科技的双刃剑特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中华文化是“和”文化,讲人与人和谐相处,民族与民族和谐相处,国家与国家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尤其是对于人体,非常讲究“阴气平和,阳气密固”,保养正气以滋润性命,顺应四时而养生。因此,中医的物质、人文世界观必将指导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发展,引领人类社会进步,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华文化复兴的世纪。中医药学是中国的原创性医学,与中华民族历史一样悠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降的2000多年中,中国发生321次瘟疫,正是中医药的防治,都有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所以,中国从未出现过像欧洲那样一死上千万人的悲剧。
在我国各行各业中,最有优势、最有实力、最有底气、最有后劲,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唯有中医药。而且中医药的养生保健、简便廉验和人性化服务等代表了未来的医学发展方向。中医药将来能够解决世界人民的健康长寿、无疾而终问题。
根据我们的调研,几乎没有多少西医能治而中医治不了的病;反倒是许多中医能治的病如多因素疾病、病毒性疾病等等,西医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尤其是很多被西医判了死刑的患者,经过中医的治疗,奇迹般地起死回生!有人说,西医手术比中医强。的确如此。但是,一则西方已经认识到90%的手术是不必要的,二则中医手术在东汉时水平就已很高,那时就用“麻沸散”进行手术麻醉,只是因为手术过于残忍、大伤元气而且很多病症施以药物和运用其他方法也可以解决问题,因而抛弃了发展手术。
因此,中医药学是我们的国宝,这一点勿庸置疑。
(二)中医是完整的、系统的、成熟的理论医学
一些西医以及近百年来我国的不少科学文化“精英”一再强调:中医是经验医学,不科学。我们经过调查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与此正好相反:中医是理论医学,而且是成熟的、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医学。
什么叫理论医学,就是用其理论可以解决各种临床问题,可以解决西医认为“新出现的疾病”,可用以回答“新出现的疾病”之原因,亦即其理论可以预防治疗各种疾病,可以使人健康长寿,这种医学就是理论医学。什么是经验医学?在用实验方法取得经验之前,对所遇到的疾病无法解决,只有在取得了治疗这种病的经验,找到了有效治疗方法之后,才敢用于临床;凭经验进行治疗就是经验医学。许多国家的传统医学是经验医学,包括我们的一些民间草医草药也是凭经验用药。这里要说明的是,经验医学也是医学,也有用。我们并不因其他医学属于或基本属于经验医学而鄙视、排挤他们。但是,中医不属于经验医学!而近现代一些科学文化“精英”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则是想要说明中医“不科学”!
中医是理论医学也体现在:她运用阴阳五行的准确含义完全能够解释中医的各科学说,能够说清楚中医脏腑、经络、气血等理论是怎样建立来的,说清楚中医的治疗原则,说清楚病人发病及其痊愈的原因,随时可用以指导临床。
按照中医理论,几千年来解决了中华民族遇到的各种疾病,包括近几十年来遇到的现代医学无法解决的或没有很好疗效的新出现的疾病,如SARS、艾滋病、“禽流感”、戒毒等等。既然按照中医理论能够应对各种疾病,不必先要经过种种实验以取得经验才能找到有效治疗方法,为什么有人硬要把中医说成是经验医学呢?!
而且,中医是成熟、系统、完整的理论医学。首先,历史悠久,中医有5000年历史,西医只有二三百年历史,说它是个孩子是抬举它;其次,5000年的发展使其能够轻松应对新出现的SARS、艾滋病等,而且效果极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其理论体系非常系统、完整,可随时用以指导临床治疗各种疾病。
德国著名汉学家、中医理论家波科特先生于2005年11月应我们邀请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作报告,他强调,“中医是成熟的科学”。只有我们自己人反倒认为中医是经验医学。
中医不是经验医学,而是理论医学,成熟的、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医学。反之,现代医学是经验医学;这么说,丝毫没有贬低现代医学之意,而是由于现代医学源于实验:化学家或曰药物学家是盲目地也只能盲目地从诸多化合物中筛选药物,哪些化合物有毒,哪些没毒,哪些有效,哪些没有效,是不清楚的,必须进行实验。没有在白鼠身上实验以取得经验之前,不敢在志愿者身上试验;没有在志愿者身上取得经验之前,不敢用于临床。现代医学没有哪个理论使得它可以立即应对新出现的疾病,如SARS、艾滋病、“禽流感”、戒毒等,因为它对这些病没有经验。所以SARS出现之后,现代医学束手无策,所采用的药物连当时的西医大家都认为没有用处;某院士于2003年底在研讨会上也说:得了SARS,不进行任何治疗,93%的患者会自愈。换句话说,新加坡,我国台湾、香港死亡率超过7%的那些患者都是冤死的。迄今现代医学对SARS的经验恐怕还停留在用抗生素和激素可能解决不了问题上,而对有效的途径仍未有经验。也正由于此,现代医学对戒毒只能以小毒(美沙酮)代大毒(吗啡等);某大学从美国请回戒毒专家,年薪200万人民币,每月还有上万美元的生活补助,也没有解决戒毒去心瘾的问题。中医能解决吸毒者心瘾问题(98%的戒毒者不会再复吸),可惜的是有关专家和领导不信中医有此能力,他们只信洋人的东西;而且,利益集团找出种种理由不让这些中药进入临床,总怕分了他们一杯羹,消灭了他们的“回头客”。
在此需要强调说明的是:一些科学文化“精英”把中医说成是“经验医学”,是因为不肯认可中医有“科学”的依据!现代医学倒是“有”科学依据,却无法摆脱经验医学的束缚,这些“精英”却把西医标榜为“理论医学”,实在是长文化帝国主义志气,灭中华文化威风!
在此需要再强调说明一下:经验医学也是医学,而且有用。抗生素解决了许多细菌性感染就是典型例子,联体婴儿就得要用手术解决。不能因为西医是经验医学就可以加以歧视。我们从不反对、排斥西医,历来主张中西医并重;我们坚决反对的是:不问青红皂白,见洋人的东西就奉若神明,对自己的东西就千方百计践踏、摧残。
(三)对待中医应该像儿子对待母亲一样
百十年来,不少人总是说中医不科学,北洋政府于1912年公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没有中医药教育方面的规定,即“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引发了中医近代史上首次抗争请愿活动;1929年2月,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炮制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由于中医界的抗争,南京政府不得不将此案搁置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卫生部王斌等人说中医是封建医,应该随着封建社会一起被打倒;今天,又有人捡起余云岫的衣钵,叫喊要在五年内消灭中医,而且组织网上签名。遗憾的是,叫唤时间不短了,签名的寥寥无几,网上反驳者倒是不计其数,且言词激烈,甚至有人指责其为汉奸。看来,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自己的祖宗,相信自己祖宗留下的传家宝。
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20多年前就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河南中医药学院刘副院长告诉我,他是学西医的,欧洲一位西医大家对他说:你们中国人对待中医,应该像儿子对待母亲一样。
历史与现时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一百年来文化科学精英对中医科学性的困惑一直很难解惑,不能不说是文化帝国主义“不战而屈中华民族之兵”的阴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逞!我们切不可简单地采取谩骂与斥责的方法来进行无效回应,而应该充分展示中华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辉煌成果与中医药学科学性原理,让这些精英在读懂这类知识的基础上,心服口服地承认中医科学性。让中医药在今天的中国受到虔诚的对待!
2010-09-19 16:50 3楼
三、中医五大自身发展规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是用西医药的管理方式管理中医药;用西医药的标准衡量中医药;用西医药的统计方法统计中医药。上面已经说过,中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医疗保健体系;按西医模式管理中医的做法使中医的发展违背了自身发展规律。
中医有完全不同于现代科学以及西医学的自身发展规律,违背这些规律,会使中医彻底消亡,我们会成为历史的罪人;遵循这些规律,就可振兴中医,解决13亿人的健康问题,乃至于造福世界人民。
中医到底有哪些发展规律呢?
(一)中医与中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
中医药学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自古以来就认为人与天地自然是一个整体,讲究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中医将之发展得淋漓尽致。中医的核心思想是阴阳五行,中医古籍莫不贯穿这一思想。
没有中华文化底蕴,就无法理解阴阳五行,就不可能学好中医。有人认为中医理论太玄,是古代的东西,因而是落后的、不科学的东西。其实,是他自己不能或不愿意搞懂;这种人也听不懂相对论,但却不敢说相对论不科学,因为那是洋人的东西。我们虽然可以把中医经典翻译成白话文,让中国人好理解,让外国人能看懂。但翻译中很难把原意译准、译全,而且韵味全失。把唐诗宋词都翻译成白话文让学生学,还有什么意义?
西医源于西方近三二百年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采用逻辑分析思维;中医不然,用的是形象演绎思维。二者没有共同语言。百年来,总有人要用西医思想解释中医,解释不通就说中医不科学;这就如同用芭蕾舞改造京剧、用足球规则裁判篮球比赛一样可笑。离开了中华文化、离开了阴阳五行,不仅学不好中医,解释不了中医,也永远理解不了中医。
过去要参加科举,必须熟读四书五经;读通四书五经,就可做官,就可管理国家,亦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医药学实际也是一门宏观的管理科学,与管理国家道理相通。十个秀才九个医,读通了四书五经等很容易成为医家,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张仲景是汉代长沙太守,常常在大堂之上为人诊病,始有“坐堂医”之说。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宋代文学家苏轼、科学家沈括,明代文学家高濂等皆是中医大家。刘禹锡重视疾病预防,并留有论述医药养生的专著《传信方》两卷;而后人根据苏轼和沈括的几部医药养生论著编写的《苏沈良方》,成为流传至今的医学和养生名著。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也是大医家。故熟读经典,“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据说,西方文字30年一变,中国白话文50年一变:鲁迅先生当年写的白话文,今天读起来已十分生涩。南怀谨先生在其《论语别裁》中说,文言文是个好东西,这种书面语不随时间变化,只要学上两年,就可读可写,就可以读懂两千年前的著作,其著作也会流传千年而仍能让人读懂。遗憾的是,“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灭了文言文。今天的学生,哪怕是博士,有几个人会文言文,有几个人会吟诗作赋?扔掉了自己的文化,反说中医难学、中医不科学,真令人齿冷,令人悲哀!
可以说,中华文化是皮,中医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今之中医教育,从深受西方文化教育和现代科技与逻辑思维熏陶的理科生中招收学生,进校后,又拼命灌输西医基础和外语,根本没有中华文化之底蕴,学生焉能学好中医?有些“精英”鼓吹只有院校教育是先进的、科学的,考执业医师必得有院校文凭,这不能不说是在有意无意地消灭我们的中华文化、消灭中医。
要培养真正的中医,最好从初中甚至从小学毕业开始培养。先行中华文化教育,继之以背诵中医经典,跟师临床,三五年即可培养出一个能临床的好中医。山东中医药大学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表率,招收了少年班。
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她能同化一切外来文化而不是异化自己。今天,但凡现代科技对中医有用者,中医自然会吸纳,不必高喊中医要“与时俱进”、“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西医用的仪器设备,我们当然可以用,那并非西医的专利。然而,这些“先进的”仪器设备对我们到底有多大的用处?例如,CT、核磁共振可以确定肿瘤位置、大小,但中医治疗时却“见瘤不治瘤”,凭望闻问切进行全身调理,辨证论治。仪器确诊肿瘤,只起患者了解的作用,对中医的诊断、治疗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可以说,中医与现代科技风马牛不相及,没有必要如此“延伸”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诸种感官。
这就是中医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二)中医是临床医学,实验室研究不出中医药理论
中医的理论是从临床中总结升华出来的,不是从实验室里研究出来的。医圣张仲景的巨著是他与伤寒斗争的结晶。因温病,10年中张仲景族人死亡三分之二,他作为长沙太守,不断临床,奋而研究,遂成医圣。明末清初,瘟疫流行,吴鞠通、叶天士整天救治病人,在仲景基础上发展了温病治疗,其后才由其弟子们总结出《温病条辨》,提出卫气营血辨证等等。
SARS、艾滋病、“禽流感”是病毒性传染病,是瘟疫,迄今西医也没有拿出好的对策;然而,SARS流行,有关部门崇洋媚外,只许西医进行治疗,不许中医介入。如果真是执行宪法规定的中西医并重,一开始就组织中医参与治疗,不仅可以更快地解除患者痛苦,挽救更多的生命,而且中医理论可能又有创新,总结出新的辨证论治方法了。不让中医临床,不仅是对中医的无知,也无异于扼杀中医!
中医理论没有一个是实验室里研究出来的,但今天我们的研究却要求搞这个动物模型那个动物模型,提出这样的假说那样的假说,进行这种实验那种实验,非要找到什么有效成分予以分离提取,等等,实在是东施效颦。某中医大学在《中医药现代化》杂志上发表那么多论文,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对中医中药发展、对中医临床没有任何意义的实验室“成果”: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耽误了研究生的青春,将中医发展引入歧途。
不了解中医的发展规律、跟在西医后面爬行,其结果必将导致中医西医化而后彻底消亡。
(三)中医属于意会知识范畴,适于师徒传承
英国哲学家波兰尼创造了“个人知识”一词,从而使知识不再被看作具有与个人无关的、普遍公认的客观的性质。因为“个人知识”是通过识知者对被知事物的能动领会实现的,而领会过程需要理解行为主体的个人参与。对中医药学来说,其本身就是难以被西方学术言传的“个人知识”。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博士后张超中的出站报告《中医药知识创新战略研究》指出:“按照波兰尼关于知识的理论,中医药知识在性质上属于意会知识,这种知识比一般作为客观知识的科学知识更具有实在性且居于主导地位,克服了后者源于方法论的知识缺陷,因而具有开拓个性化科学境界的理论功能和实践方法,是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建设性因素。”该文又指出:“世界卫生组织未能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推进传统医学发展,其根本原因来自于对传统医学的怀疑,缺乏对意会知识创新发展规律的认识。就我国来说,实现中医药理论的当代创新必须打破客观知识的束缚,建立以意会知识为导向的创新机制。”
意会知识的获得是一个领悟过程:把不连贯的局部理解为完整的整体。这种认识方式不同于我国当前通行的“言传式”的方式。最能够代表中医药学知识之意会性质的概念当属“神”,即精神。对“精神”的知识只能来源于人的感受和体验。“言传”难以描述。
从这种意义上说,具有意会知识属性的中医药学更适合于手把手的言传身教,师徒传承,使之领悟。院校教育肯定是有用的,但决非是唯一的,更不一定是最先进最科学的。因此,考执业中医师必须要大学文凭,是不了解中医药学属意会知识范畴,硬要用客观知识去要求。
所以,中医的培养必须遵循自己的发展规律,而中医执业医师的认定应该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来管。
(四)个性化治疗使中医适宜于诊所形式
西医是群体性治疗,只要是这种病,就用这种药。然而,要弄清患者得的是什么病,西医只能采用排他式诊断方法。比如一个患者头晕目眩,半侧有点麻木,医生把各种可能性一一排除,最后确定是脑溢血还是脑血栓。甚至一个普通的感冒,也要进行几种检查,仅一两个大夫也难以确定。所以,西医必须办医院,设立各种科室,购买各种设备,医院越大越好,设备越多越高级越先进越好——西医认门!
中医则不同。中医是个性化治疗,其诊断只需望闻问切,无需其他仪器设备进行检查。所以一个中医即可开设一个诊所,甚至药品也完全可以做到前店后场,自行生产:自种自采自制自用。几千年来,中医看病没有病床,都是家庭病床,大夫到患者家中诊治,就是太医院给嫔妃看病也不例外。中医只分内外妇儿,每个中医都是全科医生,一个中医就是一所医院。民国初年,我国80万中医基本上都分布在农村。一个好的中医,一个诊所,惠及方圆几十里的民众。
山西运城市中医肿瘤医院只是一个民办的小型医院,院长崔扣狮没有学历,但师从多位名医,是一个没有受到西医污染的纯正中医;近四十年来,他接治过15万例各类患者,其中,经CT、B超、核磁共振检查确诊的癌症患者5万例。2002年8月26日,一个一岁多的小患者,腹腔肿瘤拳头大,到西安求医,先要求交6万元手术费,未敢做,到崔扣狮医院,仅外敷膏药,花了500元,治愈,迄今小孩7岁,再无复发。2007年7月在他医院见到一个三四岁男孩,患髓母细胞瘤,双眼突出如蛙;曾到天津治疗,要先交30万,且被告知,可能人财两空;到崔扣狮医院,仅用膏药,花费2000元治愈。虽然他的医院在偏僻的小山村,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患者。
中医诊治,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并非千人一方。深圳黄炳华大夫自学中医,一个诊所,三两个医生,没有任何“先进”的仪器设备,却什么病都看。因为他疗效好,费用少,远近闻名,许多患者跑百十里地前往就诊。一个小小诊所,他每天要看四五十人,甚至七八十人。他辨证论治一个阑尾炎,不过百十元花费,效果很好;而西医看阑尾炎,需三两千元,动辄手术,患者还得受罪。
所以,中医适宜于设立门诊或诊所而不一定要建成大医院。换句话说,中医,也只有中医,才能在农村和城镇社区广泛设立诊所,方便居民看病,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西医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每个村、每个社区的西医诊所不可能备齐各种设备仪器,即使备齐了,三两个西医也不可能都会使用那些仪器设备。
今天之中医医院,乃是仿照西医医院的做法。按照《医院管理条例》,要有多少病床、多少设备,才算是几级几等医院,更在院内设立各种科室,与西医医院几无二致。这是抛弃了自己的发展规律,扔掉了自己的特色,照猫画虎,最终导致中医优势的丢失,中医的消亡。
我们在2005年的报告中已经明确指出中医适合办诊所:“再过一段时间,我国足够强大了,中医药在国内也确立了自己的战略地位,成为国人健康保障的主要体系,世界各国会到我国取中医药的真经的。届时,我国将会在各国建立中医药连锁店,每个店有医有药,不仅给患者诊病给药,不仅施以各种非药物疗法,更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教给“患者”如何自行养生保健、如何运动,那将不再是简单的治疗,而是新型的医学模式,不仅使人人享有健康,而且不会增加医疗保健费用。这还需要一大段时间。在中医药国际化之前,哪家公司会率先在国内做这项工作,必将功德无量,我们拭目以待。”
(五)中医中药不分家
众所周知,西药是化学家的实验室产物,西医不懂药,只会按照化学家或药厂研究人员的指令使用这些药品,用美国西医大家曼戴尔松博士的话说,西医不过是药厂的次级推销员而已,必须按照说明书用药,不敢有任何创新(《中医战略》序七,古籍出版社,2007.1.)。所以,对西医而言,医、药是两张皮,贴不到一块。
自古以来,中医中药是一体,从不分家。一提中医,就包括中药以及中医的各种非药物疗法。一个中医,要懂中医理论,要懂药性,会望闻问切、辨证论治,也要会针灸、按摩、拔罐等,还要会认药、会采药、会炮制、会自制丸散膏丹。他们认药凭眼观、鼻闻、手摸,似乎不科学、不先进,其准确性却并不亚于现代仪器,十分有效而且简单方便,为当代仪器设备所不及;惜乎几十年来的“现代化”,老药工已经所剩无几,其经验即将彻底失传,新中国培养的中医几乎不会认药,更不会炮制。广东电白县一位老药农,年过古稀,认识一千多种中药,只要你叫得出药名,他就能从山上给你找来,实属难得之人才,可哪所中医院校愿意请他教学生认药呢?!
有人要废医存药,认为中医不科学,中药还有点用,只要提取有效成分,做得和西药一样了,现代化了,与西方接轨了,就可以进入世界主流医药市场。这些人想错了。中药与西药不同,必须由中医按中医理论辨证使用,离开了中医,中药就都是废物、垃圾以至于是毒药。中医开的每个处方,都是一对一地以药性之偏纠正人体之偏,这与西医用药完全按说明书是两回事。
某单位的一项软科学研究认为,医药分家可以杜绝医院腐败,于是中医中药也像西医西药那样分家了。郑筱萸操控的药监局更是变本加厉地制定了各种条条框框以图扼杀中医中药;中医中药既然本是一体,不能分家,中药管理权应该尽快收回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所有这些分家之举,都是不懂中医之发展规律而制定政策使然。
综上所述,我们总结中医药有五大发展规律。可惜百年来没有遵循中医自身发展规律,总是以西医药的规律要求中医药。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是用西医药的管理方式管理中医药;用西医药的标准衡量中医药;用西医药的统计方法统计中医药。上面已经说过,中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医疗保健体系;按西医模式管理中医的做法使中医的发展违背了自身发展规律。
中医有完全不同于现代科学以及西医学的自身发展规律,违背这些规律,会使中医彻底消亡,我们会成为历史的罪人;遵循这些规律,就可振兴中医,解决13亿人的健康问题,乃至于造福世界人民。
中医到底有哪些发展规律呢?
(一)中医与中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
中医药学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自古以来就认为人与天地自然是一个整体,讲究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中医将之发展得淋漓尽致。中医的核心思想是阴阳五行,中医古籍莫不贯穿这一思想。
没有中华文化底蕴,就无法理解阴阳五行,就不可能学好中医。有人认为中医理论太玄,是古代的东西,因而是落后的、不科学的东西。其实,是他自己不能或不愿意搞懂;这种人也听不懂相对论,但却不敢说相对论不科学,因为那是洋人的东西。我们虽然可以把中医经典翻译成白话文,让中国人好理解,让外国人能看懂。但翻译中很难把原意译准、译全,而且韵味全失。把唐诗宋词都翻译成白话文让学生学,还有什么意义?
西医源于西方近三二百年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采用逻辑分析思维;中医不然,用的是形象演绎思维。二者没有共同语言。百年来,总有人要用西医思想解释中医,解释不通就说中医不科学;这就如同用芭蕾舞改造京剧、用足球规则裁判篮球比赛一样可笑。离开了中华文化、离开了阴阳五行,不仅学不好中医,解释不了中医,也永远理解不了中医。
过去要参加科举,必须熟读四书五经;读通四书五经,就可做官,就可管理国家,亦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医药学实际也是一门宏观的管理科学,与管理国家道理相通。十个秀才九个医,读通了四书五经等很容易成为医家,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张仲景是汉代长沙太守,常常在大堂之上为人诊病,始有“坐堂医”之说。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宋代文学家苏轼、科学家沈括,明代文学家高濂等皆是中医大家。刘禹锡重视疾病预防,并留有论述医药养生的专著《传信方》两卷;而后人根据苏轼和沈括的几部医药养生论著编写的《苏沈良方》,成为流传至今的医学和养生名著。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也是大医家。故熟读经典,“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据说,西方文字30年一变,中国白话文50年一变:鲁迅先生当年写的白话文,今天读起来已十分生涩。南怀谨先生在其《论语别裁》中说,文言文是个好东西,这种书面语不随时间变化,只要学上两年,就可读可写,就可以读懂两千年前的著作,其著作也会流传千年而仍能让人读懂。遗憾的是,“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灭了文言文。今天的学生,哪怕是博士,有几个人会文言文,有几个人会吟诗作赋?扔掉了自己的文化,反说中医难学、中医不科学,真令人齿冷,令人悲哀!
可以说,中华文化是皮,中医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今之中医教育,从深受西方文化教育和现代科技与逻辑思维熏陶的理科生中招收学生,进校后,又拼命灌输西医基础和外语,根本没有中华文化之底蕴,学生焉能学好中医?有些“精英”鼓吹只有院校教育是先进的、科学的,考执业医师必得有院校文凭,这不能不说是在有意无意地消灭我们的中华文化、消灭中医。
要培养真正的中医,最好从初中甚至从小学毕业开始培养。先行中华文化教育,继之以背诵中医经典,跟师临床,三五年即可培养出一个能临床的好中医。山东中医药大学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表率,招收了少年班。
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她能同化一切外来文化而不是异化自己。今天,但凡现代科技对中医有用者,中医自然会吸纳,不必高喊中医要“与时俱进”、“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西医用的仪器设备,我们当然可以用,那并非西医的专利。然而,这些“先进的”仪器设备对我们到底有多大的用处?例如,CT、核磁共振可以确定肿瘤位置、大小,但中医治疗时却“见瘤不治瘤”,凭望闻问切进行全身调理,辨证论治。仪器确诊肿瘤,只起患者了解的作用,对中医的诊断、治疗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可以说,中医与现代科技风马牛不相及,没有必要如此“延伸”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诸种感官。
这就是中医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二)中医是临床医学,实验室研究不出中医药理论
中医的理论是从临床中总结升华出来的,不是从实验室里研究出来的。医圣张仲景的巨著是他与伤寒斗争的结晶。因温病,10年中张仲景族人死亡三分之二,他作为长沙太守,不断临床,奋而研究,遂成医圣。明末清初,瘟疫流行,吴鞠通、叶天士整天救治病人,在仲景基础上发展了温病治疗,其后才由其弟子们总结出《温病条辨》,提出卫气营血辨证等等。
SARS、艾滋病、“禽流感”是病毒性传染病,是瘟疫,迄今西医也没有拿出好的对策;然而,SARS流行,有关部门崇洋媚外,只许西医进行治疗,不许中医介入。如果真是执行宪法规定的中西医并重,一开始就组织中医参与治疗,不仅可以更快地解除患者痛苦,挽救更多的生命,而且中医理论可能又有创新,总结出新的辨证论治方法了。不让中医临床,不仅是对中医的无知,也无异于扼杀中医!
中医理论没有一个是实验室里研究出来的,但今天我们的研究却要求搞这个动物模型那个动物模型,提出这样的假说那样的假说,进行这种实验那种实验,非要找到什么有效成分予以分离提取,等等,实在是东施效颦。某中医大学在《中医药现代化》杂志上发表那么多论文,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对中医中药发展、对中医临床没有任何意义的实验室“成果”: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耽误了研究生的青春,将中医发展引入歧途。
不了解中医的发展规律、跟在西医后面爬行,其结果必将导致中医西医化而后彻底消亡。
(三)中医属于意会知识范畴,适于师徒传承
英国哲学家波兰尼创造了“个人知识”一词,从而使知识不再被看作具有与个人无关的、普遍公认的客观的性质。因为“个人知识”是通过识知者对被知事物的能动领会实现的,而领会过程需要理解行为主体的个人参与。对中医药学来说,其本身就是难以被西方学术言传的“个人知识”。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博士后张超中的出站报告《中医药知识创新战略研究》指出:“按照波兰尼关于知识的理论,中医药知识在性质上属于意会知识,这种知识比一般作为客观知识的科学知识更具有实在性且居于主导地位,克服了后者源于方法论的知识缺陷,因而具有开拓个性化科学境界的理论功能和实践方法,是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建设性因素。”该文又指出:“世界卫生组织未能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推进传统医学发展,其根本原因来自于对传统医学的怀疑,缺乏对意会知识创新发展规律的认识。就我国来说,实现中医药理论的当代创新必须打破客观知识的束缚,建立以意会知识为导向的创新机制。”
意会知识的获得是一个领悟过程:把不连贯的局部理解为完整的整体。这种认识方式不同于我国当前通行的“言传式”的方式。最能够代表中医药学知识之意会性质的概念当属“神”,即精神。对“精神”的知识只能来源于人的感受和体验。“言传”难以描述。
从这种意义上说,具有意会知识属性的中医药学更适合于手把手的言传身教,师徒传承,使之领悟。院校教育肯定是有用的,但决非是唯一的,更不一定是最先进最科学的。因此,考执业中医师必须要大学文凭,是不了解中医药学属意会知识范畴,硬要用客观知识去要求。
所以,中医的培养必须遵循自己的发展规律,而中医执业医师的认定应该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来管。
(四)个性化治疗使中医适宜于诊所形式
西医是群体性治疗,只要是这种病,就用这种药。然而,要弄清患者得的是什么病,西医只能采用排他式诊断方法。比如一个患者头晕目眩,半侧有点麻木,医生把各种可能性一一排除,最后确定是脑溢血还是脑血栓。甚至一个普通的感冒,也要进行几种检查,仅一两个大夫也难以确定。所以,西医必须办医院,设立各种科室,购买各种设备,医院越大越好,设备越多越高级越先进越好——西医认门!
中医则不同。中医是个性化治疗,其诊断只需望闻问切,无需其他仪器设备进行检查。所以一个中医即可开设一个诊所,甚至药品也完全可以做到前店后场,自行生产:自种自采自制自用。几千年来,中医看病没有病床,都是家庭病床,大夫到患者家中诊治,就是太医院给嫔妃看病也不例外。中医只分内外妇儿,每个中医都是全科医生,一个中医就是一所医院。民国初年,我国80万中医基本上都分布在农村。一个好的中医,一个诊所,惠及方圆几十里的民众。
山西运城市中医肿瘤医院只是一个民办的小型医院,院长崔扣狮没有学历,但师从多位名医,是一个没有受到西医污染的纯正中医;近四十年来,他接治过15万例各类患者,其中,经CT、B超、核磁共振检查确诊的癌症患者5万例。2002年8月26日,一个一岁多的小患者,腹腔肿瘤拳头大,到西安求医,先要求交6万元手术费,未敢做,到崔扣狮医院,仅外敷膏药,花了500元,治愈,迄今小孩7岁,再无复发。2007年7月在他医院见到一个三四岁男孩,患髓母细胞瘤,双眼突出如蛙;曾到天津治疗,要先交30万,且被告知,可能人财两空;到崔扣狮医院,仅用膏药,花费2000元治愈。虽然他的医院在偏僻的小山村,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患者。
中医诊治,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并非千人一方。深圳黄炳华大夫自学中医,一个诊所,三两个医生,没有任何“先进”的仪器设备,却什么病都看。因为他疗效好,费用少,远近闻名,许多患者跑百十里地前往就诊。一个小小诊所,他每天要看四五十人,甚至七八十人。他辨证论治一个阑尾炎,不过百十元花费,效果很好;而西医看阑尾炎,需三两千元,动辄手术,患者还得受罪。
所以,中医适宜于设立门诊或诊所而不一定要建成大医院。换句话说,中医,也只有中医,才能在农村和城镇社区广泛设立诊所,方便居民看病,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西医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每个村、每个社区的西医诊所不可能备齐各种设备仪器,即使备齐了,三两个西医也不可能都会使用那些仪器设备。
今天之中医医院,乃是仿照西医医院的做法。按照《医院管理条例》,要有多少病床、多少设备,才算是几级几等医院,更在院内设立各种科室,与西医医院几无二致。这是抛弃了自己的发展规律,扔掉了自己的特色,照猫画虎,最终导致中医优势的丢失,中医的消亡。
我们在2005年的报告中已经明确指出中医适合办诊所:“再过一段时间,我国足够强大了,中医药在国内也确立了自己的战略地位,成为国人健康保障的主要体系,世界各国会到我国取中医药的真经的。届时,我国将会在各国建立中医药连锁店,每个店有医有药,不仅给患者诊病给药,不仅施以各种非药物疗法,更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教给“患者”如何自行养生保健、如何运动,那将不再是简单的治疗,而是新型的医学模式,不仅使人人享有健康,而且不会增加医疗保健费用。这还需要一大段时间。在中医药国际化之前,哪家公司会率先在国内做这项工作,必将功德无量,我们拭目以待。”
(五)中医中药不分家
众所周知,西药是化学家的实验室产物,西医不懂药,只会按照化学家或药厂研究人员的指令使用这些药品,用美国西医大家曼戴尔松博士的话说,西医不过是药厂的次级推销员而已,必须按照说明书用药,不敢有任何创新(《中医战略》序七,古籍出版社,2007.1.)。所以,对西医而言,医、药是两张皮,贴不到一块。
自古以来,中医中药是一体,从不分家。一提中医,就包括中药以及中医的各种非药物疗法。一个中医,要懂中医理论,要懂药性,会望闻问切、辨证论治,也要会针灸、按摩、拔罐等,还要会认药、会采药、会炮制、会自制丸散膏丹。他们认药凭眼观、鼻闻、手摸,似乎不科学、不先进,其准确性却并不亚于现代仪器,十分有效而且简单方便,为当代仪器设备所不及;惜乎几十年来的“现代化”,老药工已经所剩无几,其经验即将彻底失传,新中国培养的中医几乎不会认药,更不会炮制。广东电白县一位老药农,年过古稀,认识一千多种中药,只要你叫得出药名,他就能从山上给你找来,实属难得之人才,可哪所中医院校愿意请他教学生认药呢?!
有人要废医存药,认为中医不科学,中药还有点用,只要提取有效成分,做得和西药一样了,现代化了,与西方接轨了,就可以进入世界主流医药市场。这些人想错了。中药与西药不同,必须由中医按中医理论辨证使用,离开了中医,中药就都是废物、垃圾以至于是毒药。中医开的每个处方,都是一对一地以药性之偏纠正人体之偏,这与西医用药完全按说明书是两回事。
某单位的一项软科学研究认为,医药分家可以杜绝医院腐败,于是中医中药也像西医西药那样分家了。郑筱萸操控的药监局更是变本加厉地制定了各种条条框框以图扼杀中医中药;中医中药既然本是一体,不能分家,中药管理权应该尽快收回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所有这些分家之举,都是不懂中医之发展规律而制定政策使然。
综上所述,我们总结中医药有五大发展规律。可惜百年来没有遵循中医自身发展规律,总是以西医药的规律要求中医药。
2010-09-19 16:52 4楼
四、中医六大优势
中西医哲学基础不同,方法论迥异,不可通约,如前所述,中西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是无法结合的;犹如20多年前英国《新科学家》上讲的牛与西红柿杂交(结合)热闹了好一阵子一样(愚人节发表的骗人玩意儿,居然有人相信,当作高科技成果翻译刊登)。
既然中西医不能结合,则当并存。“万物并存而不相害,万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认为,中医药学与西医药学各有各的优势,是平起平坐、相互补充而又不能相互取代的人类两大医疗保健体系。
说中医不科学的人往往不十分了解中医,也没有弄懂什么是中医,只是觉得谁的嗓子眼大,谁的声音高,谁的话就是真理!道听途说、想当然地认为中医不科学。尤其是那些喝足了洋墨水的精英,多是戴着“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医。他们把中医能治病完全归功于中药的作用,要求废医存药,竟然不了解如果没有中医的运筹帷幄,很多中草药只是一堆烂草!
经常见到权威文件上说,要发扬中医的优势特色。其实,优势与特色不是一回事。什么叫优势?《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能压倒对方的有利形势。中医之优势,乃指其他医学不能而自己独能做到者;若是大家都能做到,则难称优势;或虽都能做到,中医做得比其他医学做得更好,则也是优势,比较优势。而特色,则指做事的方式方法或曰方法论。中医优势很多,难以尽述,而且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阐述。我们仅从中医对人类健康长寿作用方面以及卫生经济学方面来看,中医有六大优势:
(一)预测未来疾病的发生、性质、趋势,为中医所独有
中医五运六气学说就是运用五运、六气的基本原理,解释气候变化的年度时间规律及其对人体发病的影响。此乃中医之精华,借之可以预测未来年份疾病的发生、性质。例如石家庄流行乙脑,师仲景法用“白虎汤”,制止了流行。次年,唐山、北京又流行乙脑,用“白虎汤”无效;总理让再次请教蒲辅周,蒲老根据五运六气推测,是年偏湿,让加了一味燥湿药——苍术,又解决了乙脑问题。
SARS期间,我们前往广州请教邓铁涛老教授。邓老认为,根据五运六气,今年癸未年,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出现春温是正常的;随夏季来临,气温升高,SARS将缓解乃至消失。2003年4月26日,北京有人根据五运六气预测:SARS到5月21日结束。的确,此后再无SARS新病人。
安徽中医学院顾植山教授说:《素问遗篇》中“三年化疫”的理论,可明确预见到2002～2003年将发生“金疫”-肺性疫病的大流行!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中心的专家认为:“SARS病毒可能在10℃-20℃时最活跃”,预测2003年“下半年非典还将卷土重来”;8月份,世界卫生组织有关负责人也表示SARS疫情随时可能再次暴发流行。但按运气学说则不支持疫病在下半年再次暴发流行的观点。
顾植山教授在2003年8月完成的《疫病钩沉》一书中明确指出:下半年“像上半年那样的大规模流行不会再出现。”五之气“完全不具备运气致疫条件。”至2004年初,稍符合SARS滋生条件,但“再次暴发SARS疫病大规模流行的可能性亦微乎其微。” 判断较大的可能是“散在发生”。
实际情况与顾教授运用运气学说进行的预测相符。
天气对人健康的影响即外因是很重要的。故《素问》说:“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儒门事亲》亦曰:“治不明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过去,人们根据五运六气预测来年气候对人健康的影响,属湿则备燥湿药,等等;是为司岁备药,由来久矣!
然而,近百年来,中医受到种种打击压制,视五运六气为“迷信”。中国的近代现代,总有个别人把自己不懂的东西斥为“迷信”,中医院校教科书中已将五运六气理论删除。今天,懂得五运六气的人已经寥寥无几。2003年发生的SARS,引起了中医界对五运六气学说的重新关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因势利导,及时启动了“运用五运六气理论预测疫病流行的研究”特别专项课题,委托顾植山教授进行这项研究,可惜2006年顾教授未能进一步申请到这方面的课题,似乎系顾教授未敢即刻回答次年是否还有SARS所致。但此正说明五运六气学说消亡殆尽,需要抓紧研究,加以挽回,而不是从此抛弃这一学说,更不说明五运六气学说无用!“千金买千里马马骨而千里马至”,起码顾教授还懂一些,予以资助,则五运六气学说可以逐渐复兴矣;不资助,五运六气学说必将失传,我们岂不成了其失传的促成者!难道中医这一优势就如此丢弃了不成?
更何况,就我们了解,顾教授在2003年出版《疫病钩沉》,里面对未来几年的疫病流行情况的预测,与现实十分吻合。何以出现顾教授不能预测次年SARS的传言呢?系局里有人问顾教授明年还有没有SARS,顾说五运六气不能预测SARS这样的具体疾病,只能预测有没有疾病,金木水火土哪一类疾病。此话传到了局领导耳朵里就变成了不能预测SARS了。
(二)中医讲究养生保健,为各国医学所仅见
中医讲究:“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不仅是防病于未然,更是养生保健,使人健康长寿,不得病,无疾而终,是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扁鹊是名医,在中国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扁鹊说,他们兄弟三人,大哥医术最高,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二哥医术次之,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小病;自己医术最差,只能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
劝人把烟囱旁的柴禾搬走、把烟囱改改道,以防失火,无人重视;失了火,邻居来救,被烧得焦头烂额,当上宾招待。是谓“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宾”,反映了对医未病的无知和不重视。
众所周知,一块钱的预防相当于8块钱的医疗。但中医的养生远高于平常所说的预防。
中医养生方法有多种,比如:
运动养生。中医的体育是养生体育,又称为导引,“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如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西方的体育是竞技竞体能体育,往往使运动员一身伤,一身病。邓铁涛老教授坚持八段锦,今已92岁高岭,仍思维敏捷,声如洪钟,健步如飞。
《黄帝内经》云,经络“决死生,处百病”。祝总骧先生及其研究小组,依据经络理论创造了三一二经络锻炼法,可以使人经络畅通,不得病,也可以治病。这是中医养生之道。
饮食养生。中医讲食疗,讲食物四性五味的平衡搭配而不讲营养成分;讲“要想小儿安,三分饥和寒”,讲吃饭“七分饱”。而西医讲营养成分,于是美国“专为中国儿童”研究了BAYBAY营养粉;这不能不使人们想到:今日之养“肉鸡”,饲料的“改进”,一个多月即可长大,但其肉不好吃;我们是养孩子而不是养“肉孩”,光讲营养成分不行。今天,很多肥胖儿仍然营养不良,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音乐养生。中国之古筝、古琴,弹起来令人心旷神怡,适于养生。
书法养生。书法、绘画,亦是中医养生之法。
此外,中医之养生方法甚多,不可能尽述,如孙思邈倡导养生13法:发宜常梳,齿宜常叩,耳宜常鸣,腹宜常摩,等等。
85岁的上海名医颜德馨老先生就是一位养生高手,善用颜氏膏方养生,广东省中医院特聘颜老为他们带了几个徒弟。
中医之养生保健绝非现代医学之预防。现代医学所谓预防,讲的是隔离,讲的是消灭致病微生物,讲的是不接触致病源;清朝每次瘟疫发生时就是这么做的:派兵围住患病村庄,不使与外界接触。而中医之养生保健首先是调理人之身心状态,摄足五味,劳逸适度,其次才是运用药物、针刺等疗法,调理脏腑、经络、气血,这些足可以解决西医毫无办法的“亚健康”问题。
2005年6月上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了首次亚太地区健康高峰会议。来自亚太地区16个国家的300多位政策制定者、公共卫生专家、科技精英和商业巨头们一致认为,上个世纪后期,在追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过程中,西方和东方似乎犯了相同的错误:卫生资源过多地投放到疾病的治疗而不是预防上,从而忽略了公共卫生系统、人力资源以及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只是这个错误带来的后果,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显得更为突出和严重。
养生的意义大于预防。遗憾的是,今天的人们在西学“征服自然”思想的浸淫中,基本忘记了中医的养生思想和理论。
(三)中医非药物疗法可以养生、保健和治疗,为中医所独有
中医不仅用药,还有各种非药物疗法:砭、针、灸、导引按跷、拔罐、刮痧、按摩、点穴等等。中医这些非药物疗法人人可以学会一招半式,而且可以随时应对某些疾病,受益终生。
今天许多人一提中医就是中药,似乎中医只是用药治病。产生这种错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自从将医疗推向市场以来,中医非药物疗法过于便宜,养活不了自己,在中医院日渐萎缩,才使人们误以为中医只是用药来治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根针一把草(四人帮以此污蔑中医,这里,我们借以说明中医之简便以及中医尚有非药物疗法),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就是明证;今天朝鲜无论中医大夫还是西医大夫都必须会中医非药物疗法,而且对患者首先使用非药物疗法,基本解决了朝鲜人民的医疗保健问题,也说明了非药物疗法的意义。
各种非药物疗法可以养生,也可以对各种疾病进行治疗,尤其是,群众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用非药物疗法自我治疗和保健。非药物疗法在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的情况下,可以满足群众对常见病、多发病的医疗需要和日常强身健体的需要。即使对重大疾病,非药物疗法也有很好的疗效,如在SARS肆虐期间,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邓中光教授就用针刺方法治疗数例发热患者,很快痊愈,避免这几位患者被送进SARS病房。又如,现代医学对帕金森症束手无策,广电门诊部施安丽教授采用中医非药物疗法综合治疗加药物治疗,疗效奇佳。又如,艾滋病的治疗中,河南中医药学院周立华教授教患者自己用艾卷灸三个穴位治疗腹泻和头痛,解除了上千名艾滋病人的痛苦,受到患者一致好评。西班牙华侨俞云教授几十年来一直用切脉针刺方法(即内经针法)治疗癌症、艾滋病等各种疾病,疗效甚佳。石家庄83岁的闫惠民老先生以按摩方法(拨筋活络)疏通经络,治疗癌症、心脑血管病等,疗效甚好,可以说中医非药物疗法没有不治之病。
非药物疗法与用药一样,也是调动人体的自康复能力(或曰自组织能力、自愈能力)。如果人体元气耗尽,没有了自康复能力,什么药也起不到作用,所谓“治得了病,治不了命”。针灸能治疟疾,总不能说一针下去,正好把疟原虫刺死了!也有权威回答说:针灸治不了疟疾,那些病人都是自愈的。此话对了一半:中医从不邀功,从不认为治疗是救人一命,只是为患者提供一点帮助而已,靠的就是患者的自愈能力;如果患者没有了自愈能力,没有药物能够起死回生。西医总想靠药物力量代替人体去消灭敌人,其实往往像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一样,消灭了敌人,连同自己也一块消灭了。
中医的非药物疗法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简便易学,这是世界其他医学所不具备的。利用几乎人人可以掌握的中医非药物疗法防治疾病是中医另一大优势。
魏慧强教授提出新世纪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和被动(医生做的治疗、保健与养生)与主动(医生指导下患者自身做的治疗、保健与养生,尤其是按医生开出的以导引为主的运动处方、行为处方与非药物疗法处方进行的自我治疗)相结合的医学模式。这一模式充分强调了中医非药物疗法的意义,特别是在医生指导下患者自行进行非药物疗法对自身治疗、保健与养生的意义。这尤其适合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花费约占全国医疗费用的80%,采用新世纪医学模式可以减少医疗费用,尤其可提高老人们晚年生活质量。
(四)中医擅长治疗慢性病、老年病和疑难杂症
中医不仅能治常见病、多发病,而且对慢性病、老年病、疑难杂症非常有效,对于这些多因素疾病,现代医学没有很好的办法,而防治这些疾病,正是中医的优势。例如,2004年,确山电业局李某68岁住院治疗,西医确诊为脑出血,心衰,肺衰,肾衰,真乃多因素疾病;无法治疗,推出医院,亲戚朋友都已准备好花圈,经中医治疗,先服安宫牛黄丸,后服60剂汤药而愈,至今健在。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真正发挥中医防治慢性病、老年病、疑难病的优势,则可解决老龄社会的医疗保健问题,使这些为社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年人健康长寿,安享晚年。
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他们对于慢性病、老年病、多因素疾病几乎是束手无策,而且认识到中医擅长于治疗这些疾病。美国总统医疗顾问方励培先生2005年底来我国在科技部也讲到,中医适于治疗慢性病,承认他们在这方面没有优势。
(五)中医药最大的优势是治疗急性病和防治外感热病
胡耀邦同志因心梗不幸去世。西医“抢救非常及时,用药也正确,医护处理是高水平的”。当时一位名中医梁乃津教授说,胡耀邦同志死于对祖国医学不大了解,死于中医长期靠边。
中医治疗急性病由来已久。扁鹊使虢国太子起死回生之事几乎妇孺皆知。最近,国管局记者张振曦告诉我,他采访过一个患者,这名患者2004年9月在三亚打工时突发怪病,躺在医院,无呼吸,昏死,牙关紧闭,医院请附近部队医院大夫会诊,没有办法。7天后,患者哥哥带着当代神医徐世平的一粒金丹赶到三亚,撬开患者的嘴,灌下金丹,20分钟,奇迹发生,患者睁眼,要吃水果,一天一夜,吃了25斤,痊愈。这位起死回生的患者周祚栋已经参加“棒子军”为游客服务两年。还是这一金丹,仅四分之一粒,2007年四月又救活了一个要送往太平间的孩子。
有同志总认为这是个案。但没有个案,怎会有统计规律,怎会有大样本?摘掉张秋菊的大瘤子不也是个案,何以大力宣传?西医用手术给某患者换脸,更是个案,千百年内会有几例?不也在大力宣传?!
一些人总认为中医是“慢郎中”,其实中医擅长于治疗急性病。董建华教授说过:“我国历史上的名医都是治疗急症的能手。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医治疗急症受到了影响,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误会,好像中医只能治慢性病。其实,中医在治疗流行性出血热、急性肺炎、急性肾功能衰竭、上消化道出血、心肌梗塞、急性胰腺炎、乙型脑炎、外感高热等急重症方面,都已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
当今名医——山西灵石县中医院李可老师就是治疗急危重症的高手。李可治病,常是一剂知,二剂已,遐迩闻名。李可擅长用中药抢救濒危病人,使数以千计的垂危病人起死回生,其中有案可查、被西医下了病危通知书者,亦有百余人。李可先生说:“擅治急症,是中医药学的固有传统,历代中医名家大师,人人都是‘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的高手,何以现代中医退出急症阵地?时下世人视中医为‘慢郎中’,这是中医的奇耻大辱!我呼吁老中青三代中医起而雪耻,不要自卑,不要妄自菲薄、自甘附庸。”
所谓外感热病,即西医说的病毒性传染病,如SARS、艾滋病、“禽流感”等。迄今为止,现代医学对此没有有效疗法。西医要杀灭病毒,苦于没有找到合适药物;疫苗似乎是个好的预防办法,遗憾的是,大多数情况下,病毒变异太快,疫苗研制无法跟得上病毒的变异。而且疫苗有毒副作用,有的孩子一打疫苗就要像得了感冒一样折腾一个星期。不打还不行,不打就不让你上幼儿园!这就是中国当今的现实,利益集团强行推行的“先进”措施!
中医从来不主张杀灭病毒,主张调动人的自康复能力,与之和平共处。中医从来不怕病毒,也无需弄清病毒是什么样子,只需扶正祛邪而已。中医这一优势是世界其他医学所不具备的。
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师仲景法用白虎汤,疗效超过世界水平;次年唐山、北京又流行乙型脑炎,蒲辅周老先生让在白虎汤基础上增加一味苍术,死亡率又从30%下降到10%以下;1958年,广州流行乙型脑炎,中医疗效亦达90%,且无后遗症;60年代广东麻疹流行,死婴不少,用透疹清热之法,死亡病例便被制止。上世纪80年代,周仲英、万有生治疗流行性出血热,采用不同的辨证方法,都很好地解决了问题。
SARS期间,全球平均病死率11%,中国内地为7%,台湾为27%、香港和新加坡均为17%;因中医的介入,中国内地SARS的病死率大大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由于广州中医介入SARS最早最深,广州SARS死亡率仅3.4%。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48例SARS病人,采用中医疗法治愈,始终未用呼吸机,创造了三个“零”的奇迹:零死亡,零转院,医护人员零感染。如此世界奇迹,谁人又去调查、整理、宣传了呢?没有!所宣传的是“中西医结合”!自己的桂冠非得要送去戴在别人头上,这不是谦虚,是贾贵站惯了!
由于大量使用激素等药物,西医治疗的SARS病人患肺部纤维化和骨坏死病的人至少1/3以上,以中医为主治疗的病人至今尚未发现特别的后遗症。
自1981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以来,迄今20多年,世界各国的努力终无结果,致使西医大家到处宣扬艾滋病永远治不好。我们调研的结果是:14路民间中医在国家尚未来得及关注艾滋病患者的2001年,主动上艾滋病村免费为他们治疗,疗效奇佳,稳定了民心。中药只需吃几个月最多一年即可停药,不反弹。义乌孙传正治疗171例患者中,13例患者抗体转阴,可惜没有引起我国中西医大家以及管理机构的注意;哪怕你去调查否定了孙传正的结果也好,也是一大贡献,却从未有什么机构去核实。这只能说明我们卫生界对中医不屑一顾!最可怕的就是这种麻木不仁!
中医治疗急性病、外感热病有优势,然而,我们今天中医院的急诊室都是用西医方法急救;国家艾防办、国家疾控中心都没有中医。
我们殷切期望,中医主管部门领着中医界重新占领急症阵地。
(六)中医简便廉验
与西医相比,中医的另一优势是简便廉验。“简”是指中医能化繁为简,只需望闻问切即可确定病情,辨证论治,所谓“大道至简”;“便”是可以就地取材以及所施手法方便,所谓“天生万物,无一非药石”之谓;“廉”是中医治疗费用少,往往是现代医学治疗费用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验”则是中医疗效好,几十年来中医治疗乙脑、流行性出血热、SARS、艾滋病就是明证。
一妇女到广电门诊看病,施安丽大夫一看,就让她坐着别动,立即扎了几针,告诉她,是心脏病突发,已经保住命了,小门诊条件差,请她上大医院。某大医院一通严格而全面检查,告诉她没有心脏病。该患者打出租车回家的半路上心梗猝死。中医一看便知,何以现代医学那么高级的设备仪器检查不出?中医之简便廉验可见一斑。
在贵阳调研,对于骨折,贵阳中医学院附院不必各种仪器设备,只需手法治疗,不过三二百元;而手术治疗,少则三两千元,还需卧床三个月。手术、放疗、化疗治疗癌症,少则三二十万;运城崔扣狮、邓州马宇振治疗癌症和白血病效果极佳,费用一般不过3万。傅彪同志换肝前,其医疗小组曾商天津中医药学院哈孝贤教授,哈老师说,不必手术,可以用中医治疗,三两万元即可。但最后采用“科学”的方法——手术,化了200万,也没解决问题,人还是走了。这些均说明中医简便廉验。有人会说,这都是个案。下面的数字不是个案:
美国总统医疗顾问方励培先生说,中医介入医院治疗后,住院时间减少一半,费用减少一半。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World Health Report》和官方汇率计算,2001年,占全球人口21.0%的中国消耗的卫生总费用占世界总额的2.1%,而占全球人口11.4%的西方七国集团消耗了世界卫生资源的77.0%。虽然中国人均卫生资源消耗量与发达国家有天壤之别,但我国人均寿命却与他们不相上下,一个基本原因是中医药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5年山西省运城市13个县市的中医医院和综合医院统计结果的平均值显示,中医医院人均住院费用是791元,而综合医院人均住院费用是1839元,高出一倍还多。中医医院每人次的门诊费用是29元,而综合医院人均门诊费用是79元,高出50元。从2005年全国综合医院、中医类医院住院治疗情况看,综合医院治愈率53.5%,中医医院52.4%;好转率综合医院34.5%,中医医院38.6%;未愈率和死亡率中医医院都比综合医院低。而上述数字还是在我国中医医院普遍西医化、中医药与西医药收入之比为三比七的情况下得到的。纯正的中医院所费会更少,效果会更好。
正由于中医简便廉验,现在养活不了自己,只好学习西医,引进各种仪器设备,借以掏患者的口袋,从而丧失了中医的这一优势。
中西医哲学基础不同,方法论迥异,不可通约,如前所述,中西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是无法结合的;犹如20多年前英国《新科学家》上讲的牛与西红柿杂交(结合)热闹了好一阵子一样(愚人节发表的骗人玩意儿,居然有人相信,当作高科技成果翻译刊登)。
既然中西医不能结合,则当并存。“万物并存而不相害,万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认为,中医药学与西医药学各有各的优势,是平起平坐、相互补充而又不能相互取代的人类两大医疗保健体系。
说中医不科学的人往往不十分了解中医,也没有弄懂什么是中医,只是觉得谁的嗓子眼大,谁的声音高,谁的话就是真理!道听途说、想当然地认为中医不科学。尤其是那些喝足了洋墨水的精英,多是戴着“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医。他们把中医能治病完全归功于中药的作用,要求废医存药,竟然不了解如果没有中医的运筹帷幄,很多中草药只是一堆烂草!
经常见到权威文件上说,要发扬中医的优势特色。其实,优势与特色不是一回事。什么叫优势?《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能压倒对方的有利形势。中医之优势,乃指其他医学不能而自己独能做到者;若是大家都能做到,则难称优势;或虽都能做到,中医做得比其他医学做得更好,则也是优势,比较优势。而特色,则指做事的方式方法或曰方法论。中医优势很多,难以尽述,而且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阐述。我们仅从中医对人类健康长寿作用方面以及卫生经济学方面来看,中医有六大优势:
(一)预测未来疾病的发生、性质、趋势,为中医所独有
中医五运六气学说就是运用五运、六气的基本原理,解释气候变化的年度时间规律及其对人体发病的影响。此乃中医之精华,借之可以预测未来年份疾病的发生、性质。例如石家庄流行乙脑,师仲景法用“白虎汤”,制止了流行。次年,唐山、北京又流行乙脑,用“白虎汤”无效;总理让再次请教蒲辅周,蒲老根据五运六气推测,是年偏湿,让加了一味燥湿药——苍术,又解决了乙脑问题。
SARS期间,我们前往广州请教邓铁涛老教授。邓老认为,根据五运六气,今年癸未年,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出现春温是正常的;随夏季来临,气温升高,SARS将缓解乃至消失。2003年4月26日,北京有人根据五运六气预测:SARS到5月21日结束。的确,此后再无SARS新病人。
安徽中医学院顾植山教授说:《素问遗篇》中“三年化疫”的理论,可明确预见到2002～2003年将发生“金疫”-肺性疫病的大流行!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中心的专家认为:“SARS病毒可能在10℃-20℃时最活跃”,预测2003年“下半年非典还将卷土重来”;8月份,世界卫生组织有关负责人也表示SARS疫情随时可能再次暴发流行。但按运气学说则不支持疫病在下半年再次暴发流行的观点。
顾植山教授在2003年8月完成的《疫病钩沉》一书中明确指出:下半年“像上半年那样的大规模流行不会再出现。”五之气“完全不具备运气致疫条件。”至2004年初,稍符合SARS滋生条件,但“再次暴发SARS疫病大规模流行的可能性亦微乎其微。” 判断较大的可能是“散在发生”。
实际情况与顾教授运用运气学说进行的预测相符。
天气对人健康的影响即外因是很重要的。故《素问》说:“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儒门事亲》亦曰:“治不明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过去,人们根据五运六气预测来年气候对人健康的影响,属湿则备燥湿药,等等;是为司岁备药,由来久矣!
然而,近百年来,中医受到种种打击压制,视五运六气为“迷信”。中国的近代现代,总有个别人把自己不懂的东西斥为“迷信”,中医院校教科书中已将五运六气理论删除。今天,懂得五运六气的人已经寥寥无几。2003年发生的SARS,引起了中医界对五运六气学说的重新关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因势利导,及时启动了“运用五运六气理论预测疫病流行的研究”特别专项课题,委托顾植山教授进行这项研究,可惜2006年顾教授未能进一步申请到这方面的课题,似乎系顾教授未敢即刻回答次年是否还有SARS所致。但此正说明五运六气学说消亡殆尽,需要抓紧研究,加以挽回,而不是从此抛弃这一学说,更不说明五运六气学说无用!“千金买千里马马骨而千里马至”,起码顾教授还懂一些,予以资助,则五运六气学说可以逐渐复兴矣;不资助,五运六气学说必将失传,我们岂不成了其失传的促成者!难道中医这一优势就如此丢弃了不成?
更何况,就我们了解,顾教授在2003年出版《疫病钩沉》,里面对未来几年的疫病流行情况的预测,与现实十分吻合。何以出现顾教授不能预测次年SARS的传言呢?系局里有人问顾教授明年还有没有SARS,顾说五运六气不能预测SARS这样的具体疾病,只能预测有没有疾病,金木水火土哪一类疾病。此话传到了局领导耳朵里就变成了不能预测SARS了。
(二)中医讲究养生保健,为各国医学所仅见
中医讲究:“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不仅是防病于未然,更是养生保健,使人健康长寿,不得病,无疾而终,是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扁鹊是名医,在中国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扁鹊说,他们兄弟三人,大哥医术最高,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二哥医术次之,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小病;自己医术最差,只能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
劝人把烟囱旁的柴禾搬走、把烟囱改改道,以防失火,无人重视;失了火,邻居来救,被烧得焦头烂额,当上宾招待。是谓“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宾”,反映了对医未病的无知和不重视。
众所周知,一块钱的预防相当于8块钱的医疗。但中医的养生远高于平常所说的预防。
中医养生方法有多种,比如:
运动养生。中医的体育是养生体育,又称为导引,“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如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西方的体育是竞技竞体能体育,往往使运动员一身伤,一身病。邓铁涛老教授坚持八段锦,今已92岁高岭,仍思维敏捷,声如洪钟,健步如飞。
《黄帝内经》云,经络“决死生,处百病”。祝总骧先生及其研究小组,依据经络理论创造了三一二经络锻炼法,可以使人经络畅通,不得病,也可以治病。这是中医养生之道。
饮食养生。中医讲食疗,讲食物四性五味的平衡搭配而不讲营养成分;讲“要想小儿安,三分饥和寒”,讲吃饭“七分饱”。而西医讲营养成分,于是美国“专为中国儿童”研究了BAYBAY营养粉;这不能不使人们想到:今日之养“肉鸡”,饲料的“改进”,一个多月即可长大,但其肉不好吃;我们是养孩子而不是养“肉孩”,光讲营养成分不行。今天,很多肥胖儿仍然营养不良,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音乐养生。中国之古筝、古琴,弹起来令人心旷神怡,适于养生。
书法养生。书法、绘画,亦是中医养生之法。
此外,中医之养生方法甚多,不可能尽述,如孙思邈倡导养生13法:发宜常梳,齿宜常叩,耳宜常鸣,腹宜常摩,等等。
85岁的上海名医颜德馨老先生就是一位养生高手,善用颜氏膏方养生,广东省中医院特聘颜老为他们带了几个徒弟。
中医之养生保健绝非现代医学之预防。现代医学所谓预防,讲的是隔离,讲的是消灭致病微生物,讲的是不接触致病源;清朝每次瘟疫发生时就是这么做的:派兵围住患病村庄,不使与外界接触。而中医之养生保健首先是调理人之身心状态,摄足五味,劳逸适度,其次才是运用药物、针刺等疗法,调理脏腑、经络、气血,这些足可以解决西医毫无办法的“亚健康”问题。
2005年6月上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了首次亚太地区健康高峰会议。来自亚太地区16个国家的300多位政策制定者、公共卫生专家、科技精英和商业巨头们一致认为,上个世纪后期,在追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过程中,西方和东方似乎犯了相同的错误:卫生资源过多地投放到疾病的治疗而不是预防上,从而忽略了公共卫生系统、人力资源以及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只是这个错误带来的后果,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显得更为突出和严重。
养生的意义大于预防。遗憾的是,今天的人们在西学“征服自然”思想的浸淫中,基本忘记了中医的养生思想和理论。
(三)中医非药物疗法可以养生、保健和治疗,为中医所独有
中医不仅用药,还有各种非药物疗法:砭、针、灸、导引按跷、拔罐、刮痧、按摩、点穴等等。中医这些非药物疗法人人可以学会一招半式,而且可以随时应对某些疾病,受益终生。
今天许多人一提中医就是中药,似乎中医只是用药治病。产生这种错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自从将医疗推向市场以来,中医非药物疗法过于便宜,养活不了自己,在中医院日渐萎缩,才使人们误以为中医只是用药来治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根针一把草(四人帮以此污蔑中医,这里,我们借以说明中医之简便以及中医尚有非药物疗法),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就是明证;今天朝鲜无论中医大夫还是西医大夫都必须会中医非药物疗法,而且对患者首先使用非药物疗法,基本解决了朝鲜人民的医疗保健问题,也说明了非药物疗法的意义。
各种非药物疗法可以养生,也可以对各种疾病进行治疗,尤其是,群众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用非药物疗法自我治疗和保健。非药物疗法在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的情况下,可以满足群众对常见病、多发病的医疗需要和日常强身健体的需要。即使对重大疾病,非药物疗法也有很好的疗效,如在SARS肆虐期间,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邓中光教授就用针刺方法治疗数例发热患者,很快痊愈,避免这几位患者被送进SARS病房。又如,现代医学对帕金森症束手无策,广电门诊部施安丽教授采用中医非药物疗法综合治疗加药物治疗,疗效奇佳。又如,艾滋病的治疗中,河南中医药学院周立华教授教患者自己用艾卷灸三个穴位治疗腹泻和头痛,解除了上千名艾滋病人的痛苦,受到患者一致好评。西班牙华侨俞云教授几十年来一直用切脉针刺方法(即内经针法)治疗癌症、艾滋病等各种疾病,疗效甚佳。石家庄83岁的闫惠民老先生以按摩方法(拨筋活络)疏通经络,治疗癌症、心脑血管病等,疗效甚好,可以说中医非药物疗法没有不治之病。
非药物疗法与用药一样,也是调动人体的自康复能力(或曰自组织能力、自愈能力)。如果人体元气耗尽,没有了自康复能力,什么药也起不到作用,所谓“治得了病,治不了命”。针灸能治疟疾,总不能说一针下去,正好把疟原虫刺死了!也有权威回答说:针灸治不了疟疾,那些病人都是自愈的。此话对了一半:中医从不邀功,从不认为治疗是救人一命,只是为患者提供一点帮助而已,靠的就是患者的自愈能力;如果患者没有了自愈能力,没有药物能够起死回生。西医总想靠药物力量代替人体去消灭敌人,其实往往像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一样,消灭了敌人,连同自己也一块消灭了。
中医的非药物疗法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简便易学,这是世界其他医学所不具备的。利用几乎人人可以掌握的中医非药物疗法防治疾病是中医另一大优势。
魏慧强教授提出新世纪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和被动(医生做的治疗、保健与养生)与主动(医生指导下患者自身做的治疗、保健与养生,尤其是按医生开出的以导引为主的运动处方、行为处方与非药物疗法处方进行的自我治疗)相结合的医学模式。这一模式充分强调了中医非药物疗法的意义,特别是在医生指导下患者自行进行非药物疗法对自身治疗、保健与养生的意义。这尤其适合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花费约占全国医疗费用的80%,采用新世纪医学模式可以减少医疗费用,尤其可提高老人们晚年生活质量。
(四)中医擅长治疗慢性病、老年病和疑难杂症
中医不仅能治常见病、多发病,而且对慢性病、老年病、疑难杂症非常有效,对于这些多因素疾病,现代医学没有很好的办法,而防治这些疾病,正是中医的优势。例如,2004年,确山电业局李某68岁住院治疗,西医确诊为脑出血,心衰,肺衰,肾衰,真乃多因素疾病;无法治疗,推出医院,亲戚朋友都已准备好花圈,经中医治疗,先服安宫牛黄丸,后服60剂汤药而愈,至今健在。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真正发挥中医防治慢性病、老年病、疑难病的优势,则可解决老龄社会的医疗保健问题,使这些为社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年人健康长寿,安享晚年。
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他们对于慢性病、老年病、多因素疾病几乎是束手无策,而且认识到中医擅长于治疗这些疾病。美国总统医疗顾问方励培先生2005年底来我国在科技部也讲到,中医适于治疗慢性病,承认他们在这方面没有优势。
(五)中医药最大的优势是治疗急性病和防治外感热病
胡耀邦同志因心梗不幸去世。西医“抢救非常及时,用药也正确,医护处理是高水平的”。当时一位名中医梁乃津教授说,胡耀邦同志死于对祖国医学不大了解,死于中医长期靠边。
中医治疗急性病由来已久。扁鹊使虢国太子起死回生之事几乎妇孺皆知。最近,国管局记者张振曦告诉我,他采访过一个患者,这名患者2004年9月在三亚打工时突发怪病,躺在医院,无呼吸,昏死,牙关紧闭,医院请附近部队医院大夫会诊,没有办法。7天后,患者哥哥带着当代神医徐世平的一粒金丹赶到三亚,撬开患者的嘴,灌下金丹,20分钟,奇迹发生,患者睁眼,要吃水果,一天一夜,吃了25斤,痊愈。这位起死回生的患者周祚栋已经参加“棒子军”为游客服务两年。还是这一金丹,仅四分之一粒,2007年四月又救活了一个要送往太平间的孩子。
有同志总认为这是个案。但没有个案,怎会有统计规律,怎会有大样本?摘掉张秋菊的大瘤子不也是个案,何以大力宣传?西医用手术给某患者换脸,更是个案,千百年内会有几例?不也在大力宣传?!
一些人总认为中医是“慢郎中”,其实中医擅长于治疗急性病。董建华教授说过:“我国历史上的名医都是治疗急症的能手。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医治疗急症受到了影响,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误会,好像中医只能治慢性病。其实,中医在治疗流行性出血热、急性肺炎、急性肾功能衰竭、上消化道出血、心肌梗塞、急性胰腺炎、乙型脑炎、外感高热等急重症方面,都已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
当今名医——山西灵石县中医院李可老师就是治疗急危重症的高手。李可治病,常是一剂知,二剂已,遐迩闻名。李可擅长用中药抢救濒危病人,使数以千计的垂危病人起死回生,其中有案可查、被西医下了病危通知书者,亦有百余人。李可先生说:“擅治急症,是中医药学的固有传统,历代中医名家大师,人人都是‘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的高手,何以现代中医退出急症阵地?时下世人视中医为‘慢郎中’,这是中医的奇耻大辱!我呼吁老中青三代中医起而雪耻,不要自卑,不要妄自菲薄、自甘附庸。”
所谓外感热病,即西医说的病毒性传染病,如SARS、艾滋病、“禽流感”等。迄今为止,现代医学对此没有有效疗法。西医要杀灭病毒,苦于没有找到合适药物;疫苗似乎是个好的预防办法,遗憾的是,大多数情况下,病毒变异太快,疫苗研制无法跟得上病毒的变异。而且疫苗有毒副作用,有的孩子一打疫苗就要像得了感冒一样折腾一个星期。不打还不行,不打就不让你上幼儿园!这就是中国当今的现实,利益集团强行推行的“先进”措施!
中医从来不主张杀灭病毒,主张调动人的自康复能力,与之和平共处。中医从来不怕病毒,也无需弄清病毒是什么样子,只需扶正祛邪而已。中医这一优势是世界其他医学所不具备的。
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师仲景法用白虎汤,疗效超过世界水平;次年唐山、北京又流行乙型脑炎,蒲辅周老先生让在白虎汤基础上增加一味苍术,死亡率又从30%下降到10%以下;1958年,广州流行乙型脑炎,中医疗效亦达90%,且无后遗症;60年代广东麻疹流行,死婴不少,用透疹清热之法,死亡病例便被制止。上世纪80年代,周仲英、万有生治疗流行性出血热,采用不同的辨证方法,都很好地解决了问题。
SARS期间,全球平均病死率11%,中国内地为7%,台湾为27%、香港和新加坡均为17%;因中医的介入,中国内地SARS的病死率大大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由于广州中医介入SARS最早最深,广州SARS死亡率仅3.4%。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48例SARS病人,采用中医疗法治愈,始终未用呼吸机,创造了三个“零”的奇迹:零死亡,零转院,医护人员零感染。如此世界奇迹,谁人又去调查、整理、宣传了呢?没有!所宣传的是“中西医结合”!自己的桂冠非得要送去戴在别人头上,这不是谦虚,是贾贵站惯了!
由于大量使用激素等药物,西医治疗的SARS病人患肺部纤维化和骨坏死病的人至少1/3以上,以中医为主治疗的病人至今尚未发现特别的后遗症。
自1981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以来,迄今20多年,世界各国的努力终无结果,致使西医大家到处宣扬艾滋病永远治不好。我们调研的结果是:14路民间中医在国家尚未来得及关注艾滋病患者的2001年,主动上艾滋病村免费为他们治疗,疗效奇佳,稳定了民心。中药只需吃几个月最多一年即可停药,不反弹。义乌孙传正治疗171例患者中,13例患者抗体转阴,可惜没有引起我国中西医大家以及管理机构的注意;哪怕你去调查否定了孙传正的结果也好,也是一大贡献,却从未有什么机构去核实。这只能说明我们卫生界对中医不屑一顾!最可怕的就是这种麻木不仁!
中医治疗急性病、外感热病有优势,然而,我们今天中医院的急诊室都是用西医方法急救;国家艾防办、国家疾控中心都没有中医。
我们殷切期望,中医主管部门领着中医界重新占领急症阵地。
(六)中医简便廉验
与西医相比,中医的另一优势是简便廉验。“简”是指中医能化繁为简,只需望闻问切即可确定病情,辨证论治,所谓“大道至简”;“便”是可以就地取材以及所施手法方便,所谓“天生万物,无一非药石”之谓;“廉”是中医治疗费用少,往往是现代医学治疗费用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验”则是中医疗效好,几十年来中医治疗乙脑、流行性出血热、SARS、艾滋病就是明证。
一妇女到广电门诊看病,施安丽大夫一看,就让她坐着别动,立即扎了几针,告诉她,是心脏病突发,已经保住命了,小门诊条件差,请她上大医院。某大医院一通严格而全面检查,告诉她没有心脏病。该患者打出租车回家的半路上心梗猝死。中医一看便知,何以现代医学那么高级的设备仪器检查不出?中医之简便廉验可见一斑。
在贵阳调研,对于骨折,贵阳中医学院附院不必各种仪器设备,只需手法治疗,不过三二百元;而手术治疗,少则三两千元,还需卧床三个月。手术、放疗、化疗治疗癌症,少则三二十万;运城崔扣狮、邓州马宇振治疗癌症和白血病效果极佳,费用一般不过3万。傅彪同志换肝前,其医疗小组曾商天津中医药学院哈孝贤教授,哈老师说,不必手术,可以用中医治疗,三两万元即可。但最后采用“科学”的方法——手术,化了200万,也没解决问题,人还是走了。这些均说明中医简便廉验。有人会说,这都是个案。下面的数字不是个案:
美国总统医疗顾问方励培先生说,中医介入医院治疗后,住院时间减少一半,费用减少一半。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World Health Report》和官方汇率计算,2001年,占全球人口21.0%的中国消耗的卫生总费用占世界总额的2.1%,而占全球人口11.4%的西方七国集团消耗了世界卫生资源的77.0%。虽然中国人均卫生资源消耗量与发达国家有天壤之别,但我国人均寿命却与他们不相上下,一个基本原因是中医药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5年山西省运城市13个县市的中医医院和综合医院统计结果的平均值显示,中医医院人均住院费用是791元,而综合医院人均住院费用是1839元,高出一倍还多。中医医院每人次的门诊费用是29元,而综合医院人均门诊费用是79元,高出50元。从2005年全国综合医院、中医类医院住院治疗情况看,综合医院治愈率53.5%,中医医院52.4%;好转率综合医院34.5%,中医医院38.6%;未愈率和死亡率中医医院都比综合医院低。而上述数字还是在我国中医医院普遍西医化、中医药与西医药收入之比为三比七的情况下得到的。纯正的中医院所费会更少,效果会更好。
正由于中医简便廉验,现在养活不了自己,只好学习西医,引进各种仪器设备,借以掏患者的口袋,从而丧失了中医的这一优势。
2010-09-19 16:52 5楼
五、中医三大特色
所谓特色,是指做事的方法或曰方法论。有同志总结中医有十来条特色,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总结出更多特色。我们考虑,中医的特色主要可归结为三条:
(一) 整体论
中医把人看作一个整体,把人与自然环境看作一个整体,把人的五脏六腑也看作一个和谐的整体,既讲物质,也讲精神。所以中医讲的是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的整体。现代医学也开始讲整体,但那是组合式整体论或曰结构式整体论,任何一部分都可以被取代替换,只见物,从不考虑精神的作用。中医之将人视为整体,是生成式整体论——人不是组装起来的,是爹妈生成的。一位老干部,心脏病,西医认为需要搭桥,请中医司令吕炳奎司长看了看,吕老说问题在肝不在心,吃了几付汤药,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再犯过心脏病。由此可见中医整体论之一斑。
比如我们认识一个人,一看他的面部就知道是谁,各种证件上都要贴上照片就是如此。如果将之面部每一个细胞放大到细胞核、细胞壁、细胞质都看得很清楚的程度,那么,谁还能由之认出这是谁?因此,用还原论的方法是难以得到整体印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瞎子摸象,得到的局部东西再精确,还是不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
所以,中医不考虑人得的是什么病,而是考虑其偏离平衡态的程度,调整过来就行了。至于是衣原体作祟还是冠状病毒作怪,中医从不予以关心,只是将之看作戾气。整体论的思想把人看作人而不是看作物,这一点至关重要。
(二)辨证论治
西医讲群体治疗,或曰只要是某病即统一用某药。而中医是个性化治疗,所谓“辨证论治”,是中医辨别不同体质人的不同疾病之病机,因人、因时(一年四季,一日四时)、因地制宜,或用中药或用非药物疗法予以治疗。例如:当年柯老在上海、东北、北京感冒,所用中药皆不同。何也?上海潮湿,东北寒冷,北京干燥。
西医师高崇基视察石家庄中医治疗乙脑后于1955年12月在《中医杂志》上说:“中医治疗并不单纯在病毒上着眼,而是从整体出发,辩证的看问题,治疗上更考虑到患者的内部条件如身体虚实、强弱、病情发病的不同情况,以及季节、气候、生活环境等外部条件……药物种类既可随症变化,剂量方面亦可视当时条件而加减,药随病转非常及时……较之西医限于几种单纯的药物,使用千篇一律定而不移的方法治疗,要科学的多。”高先生的这一心得也许可以作为“辨证论治”的注解,尽管并不十分贴切。
中医辨证论治的特色决定了中医更为人性化、个性化,更符合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个性化服务是发展趋势:有钱人总是到服装店量体裁衣,穷人才去买生产线生产的服装。
今之中医不少人已经忘掉了中医辨证论治特色,却去就合西医的特色,让患者做这样的检查那样的化验,丢弃了自己的思维方式,非要按西医的病名治疗,中医的优势当然不复存在。
(三)中药讲药性,不讲成分
中药讲究药性,即四性五味、升降沉浮和归经。中医不讲药物的有效成分,不讲靶点(当然,也不讲有人所谓的多靶点),不讲营养。中医或说中药技术的一个核心秘密是炮制,通过炙、蒸、煅、烧等方法改变原药材的药性,这是世界其他医药学体系中所没有的。西方植物药只知道用生药,根本不懂炮制。我们曾经请教过某药科大学的权威如何研究中药的药性,他告诉我们:他们研究中药从不研究药性,只研究有效成分及其提取方法。这实际上是丢弃了中医药之根本特色,走上了研究西药的路。顺便说一句,炮制是中医药的核心机密,国家科技部早就规定不许外国人介入饮片生产,有的地方为了那一点点外汇,竟然允许日、韩等国在我国独资或合资建立饮片厂,有意无意泄漏了国家机密。
要发扬中医药的优势,必须保持自己的特色。只有保持特色,才能保证中医优势的发挥。正如韩启德副委员长最近在广东省中医院视察时讲:“中医也不是排斥现代医学,但是首先中医不要把自己的特色丢掉。”丢掉了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也就不是中医了,自然也就没有中医的优势了。
有人提出,中医应该现代化,应该采用西医的诊断、中医的治疗,这实际上是在抹煞中医的特色,其本质仍然是认为中医不科学不现代!诚如张晓彤同志所说:用再先进的仪器,你能测出张三李四谁生气了吗?不能。然而中医一号脉就清楚了。不论用仪器检查出某高热患者是不是SARS患者,中医治疗照样必须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如此采用“西医诊断,中医治疗”,只能加速中医的消亡!
河南省有个丁金良大夫,他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艾滋病。到处寻找艾滋病患者,见了就求爷爷告奶奶要看人家的手相、为人家号脉。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总结出一套看手相即可知道其艾滋病病情的方法,相当准确,而且研究出一套治疗艾滋病的中药。这也是抓住了中医的特色而形成的。中国就缺少像丁金良这样的“傻子”。我们的国家队由于受现代医学思维的束缚,不敢想象这样去做。国家队有几个人如此孜孜以求,如此重视望闻问切?这也就是国家队几十年来没有拿出像样成果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中医科研脱离临床而去搞什么实验的恶果,所得“成果”于中医临床水平的提高无补。所以,今日之中医科研如不改弦更张,走临床实践之路,可以全部停止而不会影响中医发展,倒可以为国家节约一些经费。
所谓特色,是指做事的方法或曰方法论。有同志总结中医有十来条特色,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总结出更多特色。我们考虑,中医的特色主要可归结为三条:
(一) 整体论
中医把人看作一个整体,把人与自然环境看作一个整体,把人的五脏六腑也看作一个和谐的整体,既讲物质,也讲精神。所以中医讲的是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的整体。现代医学也开始讲整体,但那是组合式整体论或曰结构式整体论,任何一部分都可以被取代替换,只见物,从不考虑精神的作用。中医之将人视为整体,是生成式整体论——人不是组装起来的,是爹妈生成的。一位老干部,心脏病,西医认为需要搭桥,请中医司令吕炳奎司长看了看,吕老说问题在肝不在心,吃了几付汤药,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再犯过心脏病。由此可见中医整体论之一斑。
比如我们认识一个人,一看他的面部就知道是谁,各种证件上都要贴上照片就是如此。如果将之面部每一个细胞放大到细胞核、细胞壁、细胞质都看得很清楚的程度,那么,谁还能由之认出这是谁?因此,用还原论的方法是难以得到整体印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瞎子摸象,得到的局部东西再精确,还是不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
所以,中医不考虑人得的是什么病,而是考虑其偏离平衡态的程度,调整过来就行了。至于是衣原体作祟还是冠状病毒作怪,中医从不予以关心,只是将之看作戾气。整体论的思想把人看作人而不是看作物,这一点至关重要。
(二)辨证论治
西医讲群体治疗,或曰只要是某病即统一用某药。而中医是个性化治疗,所谓“辨证论治”,是中医辨别不同体质人的不同疾病之病机,因人、因时(一年四季,一日四时)、因地制宜,或用中药或用非药物疗法予以治疗。例如:当年柯老在上海、东北、北京感冒,所用中药皆不同。何也?上海潮湿,东北寒冷,北京干燥。
西医师高崇基视察石家庄中医治疗乙脑后于1955年12月在《中医杂志》上说:“中医治疗并不单纯在病毒上着眼,而是从整体出发,辩证的看问题,治疗上更考虑到患者的内部条件如身体虚实、强弱、病情发病的不同情况,以及季节、气候、生活环境等外部条件……药物种类既可随症变化,剂量方面亦可视当时条件而加减,药随病转非常及时……较之西医限于几种单纯的药物,使用千篇一律定而不移的方法治疗,要科学的多。”高先生的这一心得也许可以作为“辨证论治”的注解,尽管并不十分贴切。
中医辨证论治的特色决定了中医更为人性化、个性化,更符合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个性化服务是发展趋势:有钱人总是到服装店量体裁衣,穷人才去买生产线生产的服装。
今之中医不少人已经忘掉了中医辨证论治特色,却去就合西医的特色,让患者做这样的检查那样的化验,丢弃了自己的思维方式,非要按西医的病名治疗,中医的优势当然不复存在。
(三)中药讲药性,不讲成分
中药讲究药性,即四性五味、升降沉浮和归经。中医不讲药物的有效成分,不讲靶点(当然,也不讲有人所谓的多靶点),不讲营养。中医或说中药技术的一个核心秘密是炮制,通过炙、蒸、煅、烧等方法改变原药材的药性,这是世界其他医药学体系中所没有的。西方植物药只知道用生药,根本不懂炮制。我们曾经请教过某药科大学的权威如何研究中药的药性,他告诉我们:他们研究中药从不研究药性,只研究有效成分及其提取方法。这实际上是丢弃了中医药之根本特色,走上了研究西药的路。顺便说一句,炮制是中医药的核心机密,国家科技部早就规定不许外国人介入饮片生产,有的地方为了那一点点外汇,竟然允许日、韩等国在我国独资或合资建立饮片厂,有意无意泄漏了国家机密。
要发扬中医药的优势,必须保持自己的特色。只有保持特色,才能保证中医优势的发挥。正如韩启德副委员长最近在广东省中医院视察时讲:“中医也不是排斥现代医学,但是首先中医不要把自己的特色丢掉。”丢掉了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也就不是中医了,自然也就没有中医的优势了。
有人提出,中医应该现代化,应该采用西医的诊断、中医的治疗,这实际上是在抹煞中医的特色,其本质仍然是认为中医不科学不现代!诚如张晓彤同志所说:用再先进的仪器,你能测出张三李四谁生气了吗?不能。然而中医一号脉就清楚了。不论用仪器检查出某高热患者是不是SARS患者,中医治疗照样必须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如此采用“西医诊断,中医治疗”,只能加速中医的消亡!
河南省有个丁金良大夫,他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艾滋病。到处寻找艾滋病患者,见了就求爷爷告奶奶要看人家的手相、为人家号脉。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总结出一套看手相即可知道其艾滋病病情的方法,相当准确,而且研究出一套治疗艾滋病的中药。这也是抓住了中医的特色而形成的。中国就缺少像丁金良这样的“傻子”。我们的国家队由于受现代医学思维的束缚,不敢想象这样去做。国家队有几个人如此孜孜以求,如此重视望闻问切?这也就是国家队几十年来没有拿出像样成果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中医科研脱离临床而去搞什么实验的恶果,所得“成果”于中医临床水平的提高无补。所以,今日之中医科研如不改弦更张,走临床实践之路,可以全部停止而不会影响中医发展,倒可以为国家节约一些经费。
2010-09-19 16:54 6楼
六、坚持自身发展规律,保持特色,才能发扬中医优势
要想消灭中医,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许中医按照自己规律发展,不许中医保持自己的特色。其实,几十年来,我们的法律法规都是按西医药的发展规律和特色要求中医药,才使中医今天处于几近消亡的悲惨地位。
1929年,余云岫要30年消灭中医,提出《废止旧医案》,遭到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举行了大规模的请愿,蒋介石也不得不接见请愿代表5分钟,说:“我有了病,也要看中医,吃中药,怎么能取消中医呢?”国民党政府被迫搁置了这一提案。余氏所提方案皆贩自日本。其实,这一时期消灭中医之主力,可说基本上是日本之海归。比如,除余氏外,还有汪大燮、鲁迅、梁启超等留日学者等。今日喊叫五年内消灭中医者,多是欧美之海归。“食洋不化”之人才能喊出这样的口号。入了美国籍,却又写信号召中国中医院校学生起来造中医的反,这本身就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更有替美国进行文化侵略之嫌。
解放后,王斌、贺诚两位部长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应该随着“封建社会”一起被打到。规定中医不许进医院,要进医院必须学西医知识必须学解剖学,即不许中医保持自己的特色。毛主席批评了这种说法,撤了他们的职。毛主席作为政治家而非医学家提出中西医结合,于是有人就接过这个口号,利用这个口号,拼命宣扬中西医结合,那是在消灭中医的特色,消灭中医。中医已经被他们消灭得所剩无几了。
王斌、贺诚虽然撤职了,但他们的思想残余并未消除,实际上,以后的卫生路线基本上还是没有贺诚王斌的贺诚王斌路线,仍是要改造中医,要把中医“提高到”西医的水平。于是50多年来,中医被改造得差不多了:中医人数从50万人“提高”到23万人,而且被改造得不会望闻问切,只会看化验单看检查报告,只会开吊针开点中成药不会开汤药了;被改造得不会用中医的整体论思考问题,只会看局部是什么病变,哪里还知道五行生克乘侮的道理,哪里还有中医味呢?没有了中医味,自然就失去了中医的优势。所以中医院早已不用中医方法和中药抢救患者了;所以出了SARS也不让中医上一线;所以中医的非药物疗法在中医院已经萎缩到近乎不存在了。
中医源于中华文化,我们的教育却不让学生学习中华文化,一味强调英语和西方科学知识的学习!中医是临床医学,不是实验室产物,却非要学现代医学方法做实验,让耗子点头,就是不准中医进行临床研究!中医属意会知识范畴,更适合于师徒传承和自学,却非要斥为“落后的”、“不可取的”人才培养方法,非要有大学文凭才能行医!中医是全科医生,讲究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讲究个性化治疗,却非要学现代医学划分无数科室,而且规定中医院必须要有这种设备那种仪器(否则不能算是某级某等医院!),那些设备与中医何干?!中医中药历来不分家,硬是分成两大块管理;合格的中医必须会把自己开的汤药制成丸散膏丹,今天却“视同”(药监局法规用语)假药,中药审批全按西药标准,还知道不知道中药不等于西药?!这些违反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做法,制约了中医的发展,起到了为现代医药利益集团张目的作用。
我们有些专家学者和领导提倡中西医结合,是硬要让牛和西红柿杂交。所谓中西医结合,是我们心中没有底气,要去傍西医这个大款,这是埋葬中医药的掘墓措施。已有不少人开始觉悟,反对中西医结合的提法,于是有人又提出我们不是和西医结合,我们要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这还是觉得自己“太传统”、“不科学”、“不够现代”,再次表现出心里没有底气,没有自信,还是想要傍大款。
要想振兴中医,必须坚持中医自身发展规律,保持中医特色,如此,才能发挥中医的优势。
要想消灭中医,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许中医按照自己规律发展,不许中医保持自己的特色。其实,几十年来,我们的法律法规都是按西医药的发展规律和特色要求中医药,才使中医今天处于几近消亡的悲惨地位。
1929年,余云岫要30年消灭中医,提出《废止旧医案》,遭到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举行了大规模的请愿,蒋介石也不得不接见请愿代表5分钟,说:“我有了病,也要看中医,吃中药,怎么能取消中医呢?”国民党政府被迫搁置了这一提案。余氏所提方案皆贩自日本。其实,这一时期消灭中医之主力,可说基本上是日本之海归。比如,除余氏外,还有汪大燮、鲁迅、梁启超等留日学者等。今日喊叫五年内消灭中医者,多是欧美之海归。“食洋不化”之人才能喊出这样的口号。入了美国籍,却又写信号召中国中医院校学生起来造中医的反,这本身就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更有替美国进行文化侵略之嫌。
解放后,王斌、贺诚两位部长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应该随着“封建社会”一起被打到。规定中医不许进医院,要进医院必须学西医知识必须学解剖学,即不许中医保持自己的特色。毛主席批评了这种说法,撤了他们的职。毛主席作为政治家而非医学家提出中西医结合,于是有人就接过这个口号,利用这个口号,拼命宣扬中西医结合,那是在消灭中医的特色,消灭中医。中医已经被他们消灭得所剩无几了。
王斌、贺诚虽然撤职了,但他们的思想残余并未消除,实际上,以后的卫生路线基本上还是没有贺诚王斌的贺诚王斌路线,仍是要改造中医,要把中医“提高到”西医的水平。于是50多年来,中医被改造得差不多了:中医人数从50万人“提高”到23万人,而且被改造得不会望闻问切,只会看化验单看检查报告,只会开吊针开点中成药不会开汤药了;被改造得不会用中医的整体论思考问题,只会看局部是什么病变,哪里还知道五行生克乘侮的道理,哪里还有中医味呢?没有了中医味,自然就失去了中医的优势。所以中医院早已不用中医方法和中药抢救患者了;所以出了SARS也不让中医上一线;所以中医的非药物疗法在中医院已经萎缩到近乎不存在了。
中医源于中华文化,我们的教育却不让学生学习中华文化,一味强调英语和西方科学知识的学习!中医是临床医学,不是实验室产物,却非要学现代医学方法做实验,让耗子点头,就是不准中医进行临床研究!中医属意会知识范畴,更适合于师徒传承和自学,却非要斥为“落后的”、“不可取的”人才培养方法,非要有大学文凭才能行医!中医是全科医生,讲究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讲究个性化治疗,却非要学现代医学划分无数科室,而且规定中医院必须要有这种设备那种仪器(否则不能算是某级某等医院!),那些设备与中医何干?!中医中药历来不分家,硬是分成两大块管理;合格的中医必须会把自己开的汤药制成丸散膏丹,今天却“视同”(药监局法规用语)假药,中药审批全按西药标准,还知道不知道中药不等于西药?!这些违反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做法,制约了中医的发展,起到了为现代医药利益集团张目的作用。
我们有些专家学者和领导提倡中西医结合,是硬要让牛和西红柿杂交。所谓中西医结合,是我们心中没有底气,要去傍西医这个大款,这是埋葬中医药的掘墓措施。已有不少人开始觉悟,反对中西医结合的提法,于是有人又提出我们不是和西医结合,我们要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这还是觉得自己“太传统”、“不科学”、“不够现代”,再次表现出心里没有底气,没有自信,还是想要傍大款。
要想振兴中医,必须坚持中医自身发展规律,保持中医特色,如此,才能发挥中医的优势。
2010-09-19 16:56 7楼
七、中医的现状与遇到的政策法规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应该挺起胸脯满怀自信地说,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她是成熟的、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医学,运用其理论,可以防治各种疾病,包括现代医学认为是新出现的疾病,可以使我们健康长寿,无疾而终;中医不仅不逊于世界任何医学体系,而且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其“天人相应”的准确含义能够导引民众尊崇淳朴,崇尚诚信,美化心灵,促进社会和谐,引领社会进步;中医是东方科学,其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可用以指导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医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振兴中医就是复兴中华文化,是一场爱国主义教育。只有那些对中医一无所知、没有民族自信心、一心向往西方、只看到美国月亮圆的人,才会不断排斥、攻击自己祖国的优秀文化。
然而,现实是,中医今天确实已经处于濒临消亡状态,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
(一)中医几近消亡
首先,中医数量大大下降。清未民初时,我国3亿多人不到4亿人有中医80万人;1949年5亿人,有中医50万(注册者27.6万人);今天13亿人,中医仅23万。中医人数几乎是直线下降。而西医由民国初年的几百人增加到1949年的8.7万又激增到2001年的175.1万人。
其次,中医队伍质量明显下降。据我们调研估计,23万中医中,受西化教育的影响以及将医疗推向市场政策的迫使,真正能开汤药处方者不过十分之一,即不足三万人(有人估计远低于这一数字)。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几乎没有培养出名医大家,许多中医之精髓,如五运六气、子午流注、内经针法等,已经没有几个中医懂得了:整体中医水平明显下降。由于民众找不到好中医,治疗无效则不再信任中医。中医这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不能靠“申遗”来保护,要靠我们自己建立庞大而坚实的高质量中医队伍来传承。
再次,几乎没有纯正的中医院。现在成天说中西医结合,全国所有的中医院都成了“中西医结合医院”,其实就是二流西医院,几乎见不到一家纯正的中医院;进了中医院是看中医的,一进去就是各种各样的检查、化验,动辄吊针、西药、手术、放化疗,与西医院的做法几无二致;用点中药也是可有可无的,起不起作用没有关系,反正靠的是西药。如此下去,中医就真的消亡了。
第四,中医药的科研经费太少,而且方向错误。科研经费大多给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给中医的经费中,大多给了中药研究,而中药研究经费主要给了植化分析研究即西方植物药的研究,并未去研究中药的性味归经和升降沉浮。所谓中医的科研大部分是耗子实验,中药科研则是提取有效成分。这是国家招标指南误导的,其结果一则导致学者西化,导致中医发展进入误区,二则“成果”对中医临床毫无指导作用。就是拿到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活血化瘀成果,据说,只能误导中医临床。所以有人提出,只要方向不变,现在的中医药科研应该全部停止,不要再浪费纳税人的钱了。
最后,中医院校培养不出真正的中医,培养的都是“中西医结合”人才,或说西医的医佐。学生进校时热爱中医,相信中医,毕业时怀疑中医,反对中医,不干中医。所以改革开放20多年来,没有培养出多少像样的中医,绝大多数毕业生(至少95%)做医药代表或改行其他,从事中医者寥寥无几。何也?违背了自己的发展规律,抛弃了自己的特色,没有了自己的优势,只崇信西医,只教授西医知识,学生哪里还会信中医!中医院校培养的是中医药事业的掘墓人,从这一意义上说,只要不仿效西方的学位制,只要允许中医带徒(请注意,前文说过,中医属意会知识,更适合于师徒传承),32所中医院校全部撤销,对中医事业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弊。若不撤销,中医院校教育体制和内容必须全面改革,使之更适合于个人知识的传播和传承,而不是搞西医医佐教育。
(二)鸦片战争失败及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导致民族虚无主义
鸦片战争失败导致不少同胞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似乎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的圆,似乎外国的什么都好,中国的什么都不好,当然就认为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于是西学东渐,100多年来,我们的私塾教育没有了,我们的学生不学道德经、易经、四书五经一类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我们的教育几乎全盘采用西方文化了;我们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博士毕业,除了不完整的汉字之外,所学几乎全是西方东西;甚至上海某电视台某先生鼓吹要让我们的孩子具有狼性,真乃无耻之尤。
使国人丧失民族自信心的,不仅是鸦片战争的失败,更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1950年12月19日政务院通过的郭沫若副总理的报告明确指出:这种文化侵略“主要是通过以巨额款项津贴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出版、救济等各项事业,加以控制,来进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麻醉、和灌输奴化思想,以图从精神上来奴役中国人民。1908年美国政府提议利用庚子赔款发展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乃是一种处心积虑极其恶毒的政策。当时,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生曾向美总统梯奥道尔·罗斯福致送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中说:‘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只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这是帝国主义者自己对于文化侵略的目的的最坦直的供认。从此,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活动更行积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即突增至占全部在华外国教士的一半。”詹姆生在《备忘录》中还说:“哪一个国家能成功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便将由于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上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可能的回报。”
美国人汉斯·鲁斯克于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一文中也揭露道:“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4500万美元用来‘西化’中医。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他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予中得到好处,就必须使5亿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多少个世纪检验的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进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明眼人不难看出帝国主义在中国创办的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及其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华西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等等的目的是要西化中国人的思想,为西医药统治中国打基础。
由上可知,天上不会掉馅饼,善款不善,帝国主义不会白给您的。今天,美国给巴西、给印度艾滋病善款,人家坚决不要。美国给我们的艾滋病善款,使我们忘记了我国几千年的传染病都是中医解决的,使我们忘记了由于中医的存在我国从未发生过欧洲那样一死几千万人的传染病灾难,使我们忘记自行研究艾滋病治疗药物而将我国艾滋病人的生命拱手交给了美国人!
美国的研究生奖学金制度也是其文化侵略战略的一部分,一则这是人才收割机,用以网罗并廉价利用世界各国人才,二则是给这些研究生洗脑,培养亲美势力。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早在五十年代就叫嚷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新中国第三代人身上,可以说,美国几乎做到了。美国研究生奖学金制度也是其和平演变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呈送国会的2002-2003年中美科技合作执行情况评价报告中说:“中国学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才开始大量获得美国研究生学位,随着这群学生逐渐在中国国内获取资历,拥有美国研究生学位的中国高层官员的数量也将会相应增加。就这一强有力的态势而言,中国科学家群体对中国的政策具有的影响虽然难以估量,但无疑是重要的。例如,中国卫生部中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官员已经对美中双边合作及诸如艾滋病、SARS等重要卫生问题的信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他们对新思想逐渐采取了开放态度。”美国国务院的话道出了其研究生制度的真实目的。
我们可以看到,近百年来两次海归对中国的恶劣影响。一次是清末民初,主要是赴日留学生,引进了日本的反对中医、消灭汉字的逆流,导致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从长远看,五四运动的负面作用更大。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的一些海归则全面带回了美国的金融、经济、文化等等,导致了不合国情的“选美”也在中国粉墨登场。
两次海归大潮更加导致对西方文化的崇拜,西方文化几乎占领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英语的学习已经远远超过了对母语的学习。以至于2006年7月我们主管部门在香港召开的中医药国际化论坛上居然全部讲的英语,尽管与会且出资的民间中医一再提出反对(会议主办方和承办方置之不理),尽管与会的外国人只有二人且均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这显示出“说英语高人一等”的奴相。因此,鄙人与大陆另三位与会者罢会而去。
2006年8月,即香港会议之后半月,我们去法国参加国际会议,尽管我们有同志英语讲得极好,会务人员“听不懂”英语,要求讲法语。在2006年“欧盟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法国商界代表用英语发言,当时在场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对此大为不满,拂袖而去。”(报刊文摘,2007.10.19.)
在对欧美文化顶礼膜拜的潮流之下,我们不少同胞忘记了:日本占领我国东北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逼着我们的孩子学日语;德国占领法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逼着法国孩子学德语,因此,法国作家杜德写了世界名著《最后一课》,教育人们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化。有人说,从幼儿园开始学英语是为了培养精英。我们需要13亿精英吗?!中医院校毕业生是为中国人看病的,需要说英语吗?!外国有中医文献可查吗?!北中医一位硕士生学得很好,只是英语不过关,不授予硕士学位;一位本硕连读的四年级学生学得也非常好,英语达不到六级,不许继续读硕士。看来北中医是要为外国人培养中医白求恩了!真有国际主义精神!
总之,不少同胞失去了民族自信心,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是中华文化的悲哀,是中医近百年受排挤受打击的思想根源。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几千年来,像大海一样容纳百川,同化一切外来文化,无论是蒙古族文化还是满族文化。然而,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由于一些海归的脾胃功能不足,我们却一直在异化自己的文化。这一点如果不迅速改变,中华民族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难以重现符合中华民族历史状况的大国地位,而会成为人家的附庸。
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法规阻碍了中医药发展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各种中医药法规政策都是以“科学的”西医药为样板制定的,希图把中医药“提高”到西医药水平,从而阻碍了中医事业的发展,限制了中医精华的传承。两法两条例,即医师法、药品法、中医药条例和中医院管理条例,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四大绊脚石。篇幅所限,只就两法及一些政策略作分析。
1.医师法是对中医最大的限制
《执业医师法》恐怕是对中医最大的限制。众所周知,几千年来,中医的教育主要有三种途径:师承、家传、自学,而且,这种方法行之有效,这种传承方式本身就是中医自身发展的规律之一。西学东渐以来,中医院校式的教育当然可以采用,可以使学生系统学习理论,但这并不等于说师承、家传、自学就是落后的,不可再用的。卫生部某中心一位博士(广州日报2006年10月18日)说:“师徒模式也是不可取的,只能作为补充,是落后的手段。把老中医的经验记录下来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中医基础理论搞扎实,整体的框架要更加科学化。”这位博士明确表示他只承认院校教育,否认中医自身发展规律之一的师承教育,而且他认为“中医基础理论不扎实”,“中医不科学”。这种思潮在中国流行了百年,现在也基本代表卫生部一些同志的思想。执业医师法就是在这种思潮下出台的。否定师徒模式将会很容易使仅存的中医实践治疗理论与经验彻底失传!而且,院校式教育很难传承中医这样的“意会知识”。《医师法》根本瞧不起中医,认为中医不科学,认为只有现代医学是科学的;否则何以要求中医师报考资格是必须要有大专以上毕业文凭,而考试内容近半、一多半是西医知识,甚至要考手术衣的穿戴、呼吸机的使用呢?即使是西医大夫,多数也未必都知道如何使用呼吸机!
从2002年开始,国家把民办的中医院校甚至国家高等自学考试中的中医药学专业全部取消,从而让自学的中医失去了从医的可能,使许多半途学生半途改行。急难重症治疗专家、名老中医李可就是在逆境中自学成才的;如在今天,是不可能拿到行医证的。
光明中医函授学院是在李德生、卫生部长崔月犁、中医局局长吕炳奎等同志关心下建立的,不花国家一分钱,为国家培养了近11万中医;而且近半数(不论是否拿到了行医执照)都在行医(这与32所高等中医院校毕业生毕业后95%改行适成鲜明对照)。这11万中医的存在价值高于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正规军(正规军中的大多数一则受的西化教育,二则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采用各种检查化验),因为他们没有西化,保留了中医的精华,他们有临床能力,医术不亚于正规军。
据我们了解,普遍反映光明中医的教材比正规中医院校的教材编得好,培养的学生热爱中医,临床效果好。应该说这是一个创举,是值得称道值得推广的事。这些学生都经过严格训练、严格考试、临床实践,最起码,他们的水平不会低于卫校的学生吧;卫校毕业生尚且可以行医,何以光明中医的毕业生不能考行医执照?!我们收到光明中医不少毕业生来信,反映了他们热爱中医药的拳拳之心。他们能解除患者痛苦,何以要让那些患者继续痛苦而要严格执“法”呢?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应该挺起胸脯满怀自信地说,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她是成熟的、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医学,运用其理论,可以防治各种疾病,包括现代医学认为是新出现的疾病,可以使我们健康长寿,无疾而终;中医不仅不逊于世界任何医学体系,而且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其“天人相应”的准确含义能够导引民众尊崇淳朴,崇尚诚信,美化心灵,促进社会和谐,引领社会进步;中医是东方科学,其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可用以指导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医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振兴中医就是复兴中华文化,是一场爱国主义教育。只有那些对中医一无所知、没有民族自信心、一心向往西方、只看到美国月亮圆的人,才会不断排斥、攻击自己祖国的优秀文化。
然而,现实是,中医今天确实已经处于濒临消亡状态,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
(一)中医几近消亡
首先,中医数量大大下降。清未民初时,我国3亿多人不到4亿人有中医80万人;1949年5亿人,有中医50万(注册者27.6万人);今天13亿人,中医仅23万。中医人数几乎是直线下降。而西医由民国初年的几百人增加到1949年的8.7万又激增到2001年的175.1万人。
其次,中医队伍质量明显下降。据我们调研估计,23万中医中,受西化教育的影响以及将医疗推向市场政策的迫使,真正能开汤药处方者不过十分之一,即不足三万人(有人估计远低于这一数字)。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几乎没有培养出名医大家,许多中医之精髓,如五运六气、子午流注、内经针法等,已经没有几个中医懂得了:整体中医水平明显下降。由于民众找不到好中医,治疗无效则不再信任中医。中医这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不能靠“申遗”来保护,要靠我们自己建立庞大而坚实的高质量中医队伍来传承。
再次,几乎没有纯正的中医院。现在成天说中西医结合,全国所有的中医院都成了“中西医结合医院”,其实就是二流西医院,几乎见不到一家纯正的中医院;进了中医院是看中医的,一进去就是各种各样的检查、化验,动辄吊针、西药、手术、放化疗,与西医院的做法几无二致;用点中药也是可有可无的,起不起作用没有关系,反正靠的是西药。如此下去,中医就真的消亡了。
第四,中医药的科研经费太少,而且方向错误。科研经费大多给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给中医的经费中,大多给了中药研究,而中药研究经费主要给了植化分析研究即西方植物药的研究,并未去研究中药的性味归经和升降沉浮。所谓中医的科研大部分是耗子实验,中药科研则是提取有效成分。这是国家招标指南误导的,其结果一则导致学者西化,导致中医发展进入误区,二则“成果”对中医临床毫无指导作用。就是拿到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活血化瘀成果,据说,只能误导中医临床。所以有人提出,只要方向不变,现在的中医药科研应该全部停止,不要再浪费纳税人的钱了。
最后,中医院校培养不出真正的中医,培养的都是“中西医结合”人才,或说西医的医佐。学生进校时热爱中医,相信中医,毕业时怀疑中医,反对中医,不干中医。所以改革开放20多年来,没有培养出多少像样的中医,绝大多数毕业生(至少95%)做医药代表或改行其他,从事中医者寥寥无几。何也?违背了自己的发展规律,抛弃了自己的特色,没有了自己的优势,只崇信西医,只教授西医知识,学生哪里还会信中医!中医院校培养的是中医药事业的掘墓人,从这一意义上说,只要不仿效西方的学位制,只要允许中医带徒(请注意,前文说过,中医属意会知识,更适合于师徒传承),32所中医院校全部撤销,对中医事业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弊。若不撤销,中医院校教育体制和内容必须全面改革,使之更适合于个人知识的传播和传承,而不是搞西医医佐教育。
(二)鸦片战争失败及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导致民族虚无主义
鸦片战争失败导致不少同胞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似乎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的圆,似乎外国的什么都好,中国的什么都不好,当然就认为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于是西学东渐,100多年来,我们的私塾教育没有了,我们的学生不学道德经、易经、四书五经一类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我们的教育几乎全盘采用西方文化了;我们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博士毕业,除了不完整的汉字之外,所学几乎全是西方东西;甚至上海某电视台某先生鼓吹要让我们的孩子具有狼性,真乃无耻之尤。
使国人丧失民族自信心的,不仅是鸦片战争的失败,更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1950年12月19日政务院通过的郭沫若副总理的报告明确指出:这种文化侵略“主要是通过以巨额款项津贴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出版、救济等各项事业,加以控制,来进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麻醉、和灌输奴化思想,以图从精神上来奴役中国人民。1908年美国政府提议利用庚子赔款发展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乃是一种处心积虑极其恶毒的政策。当时,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生曾向美总统梯奥道尔·罗斯福致送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中说:‘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只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这是帝国主义者自己对于文化侵略的目的的最坦直的供认。从此,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活动更行积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即突增至占全部在华外国教士的一半。”詹姆生在《备忘录》中还说:“哪一个国家能成功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便将由于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上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可能的回报。”
美国人汉斯·鲁斯克于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一文中也揭露道:“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4500万美元用来‘西化’中医。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他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予中得到好处,就必须使5亿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多少个世纪检验的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进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明眼人不难看出帝国主义在中国创办的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及其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华西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等等的目的是要西化中国人的思想,为西医药统治中国打基础。
由上可知,天上不会掉馅饼,善款不善,帝国主义不会白给您的。今天,美国给巴西、给印度艾滋病善款,人家坚决不要。美国给我们的艾滋病善款,使我们忘记了我国几千年的传染病都是中医解决的,使我们忘记了由于中医的存在我国从未发生过欧洲那样一死几千万人的传染病灾难,使我们忘记自行研究艾滋病治疗药物而将我国艾滋病人的生命拱手交给了美国人!
美国的研究生奖学金制度也是其文化侵略战略的一部分,一则这是人才收割机,用以网罗并廉价利用世界各国人才,二则是给这些研究生洗脑,培养亲美势力。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早在五十年代就叫嚷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新中国第三代人身上,可以说,美国几乎做到了。美国研究生奖学金制度也是其和平演变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呈送国会的2002-2003年中美科技合作执行情况评价报告中说:“中国学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才开始大量获得美国研究生学位,随着这群学生逐渐在中国国内获取资历,拥有美国研究生学位的中国高层官员的数量也将会相应增加。就这一强有力的态势而言,中国科学家群体对中国的政策具有的影响虽然难以估量,但无疑是重要的。例如,中国卫生部中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官员已经对美中双边合作及诸如艾滋病、SARS等重要卫生问题的信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他们对新思想逐渐采取了开放态度。”美国国务院的话道出了其研究生制度的真实目的。
我们可以看到,近百年来两次海归对中国的恶劣影响。一次是清末民初,主要是赴日留学生,引进了日本的反对中医、消灭汉字的逆流,导致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从长远看,五四运动的负面作用更大。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的一些海归则全面带回了美国的金融、经济、文化等等,导致了不合国情的“选美”也在中国粉墨登场。
两次海归大潮更加导致对西方文化的崇拜,西方文化几乎占领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英语的学习已经远远超过了对母语的学习。以至于2006年7月我们主管部门在香港召开的中医药国际化论坛上居然全部讲的英语,尽管与会且出资的民间中医一再提出反对(会议主办方和承办方置之不理),尽管与会的外国人只有二人且均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这显示出“说英语高人一等”的奴相。因此,鄙人与大陆另三位与会者罢会而去。
2006年8月,即香港会议之后半月,我们去法国参加国际会议,尽管我们有同志英语讲得极好,会务人员“听不懂”英语,要求讲法语。在2006年“欧盟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法国商界代表用英语发言,当时在场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对此大为不满,拂袖而去。”(报刊文摘,2007.10.19.)
在对欧美文化顶礼膜拜的潮流之下,我们不少同胞忘记了:日本占领我国东北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逼着我们的孩子学日语;德国占领法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逼着法国孩子学德语,因此,法国作家杜德写了世界名著《最后一课》,教育人们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化。有人说,从幼儿园开始学英语是为了培养精英。我们需要13亿精英吗?!中医院校毕业生是为中国人看病的,需要说英语吗?!外国有中医文献可查吗?!北中医一位硕士生学得很好,只是英语不过关,不授予硕士学位;一位本硕连读的四年级学生学得也非常好,英语达不到六级,不许继续读硕士。看来北中医是要为外国人培养中医白求恩了!真有国际主义精神!
总之,不少同胞失去了民族自信心,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是中华文化的悲哀,是中医近百年受排挤受打击的思想根源。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几千年来,像大海一样容纳百川,同化一切外来文化,无论是蒙古族文化还是满族文化。然而,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由于一些海归的脾胃功能不足,我们却一直在异化自己的文化。这一点如果不迅速改变,中华民族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难以重现符合中华民族历史状况的大国地位,而会成为人家的附庸。
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法规阻碍了中医药发展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各种中医药法规政策都是以“科学的”西医药为样板制定的,希图把中医药“提高”到西医药水平,从而阻碍了中医事业的发展,限制了中医精华的传承。两法两条例,即医师法、药品法、中医药条例和中医院管理条例,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四大绊脚石。篇幅所限,只就两法及一些政策略作分析。
1.医师法是对中医最大的限制
《执业医师法》恐怕是对中医最大的限制。众所周知,几千年来,中医的教育主要有三种途径:师承、家传、自学,而且,这种方法行之有效,这种传承方式本身就是中医自身发展的规律之一。西学东渐以来,中医院校式的教育当然可以采用,可以使学生系统学习理论,但这并不等于说师承、家传、自学就是落后的,不可再用的。卫生部某中心一位博士(广州日报2006年10月18日)说:“师徒模式也是不可取的,只能作为补充,是落后的手段。把老中医的经验记录下来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中医基础理论搞扎实,整体的框架要更加科学化。”这位博士明确表示他只承认院校教育,否认中医自身发展规律之一的师承教育,而且他认为“中医基础理论不扎实”,“中医不科学”。这种思潮在中国流行了百年,现在也基本代表卫生部一些同志的思想。执业医师法就是在这种思潮下出台的。否定师徒模式将会很容易使仅存的中医实践治疗理论与经验彻底失传!而且,院校式教育很难传承中医这样的“意会知识”。《医师法》根本瞧不起中医,认为中医不科学,认为只有现代医学是科学的;否则何以要求中医师报考资格是必须要有大专以上毕业文凭,而考试内容近半、一多半是西医知识,甚至要考手术衣的穿戴、呼吸机的使用呢?即使是西医大夫,多数也未必都知道如何使用呼吸机!
从2002年开始,国家把民办的中医院校甚至国家高等自学考试中的中医药学专业全部取消,从而让自学的中医失去了从医的可能,使许多半途学生半途改行。急难重症治疗专家、名老中医李可就是在逆境中自学成才的;如在今天,是不可能拿到行医证的。
光明中医函授学院是在李德生、卫生部长崔月犁、中医局局长吕炳奎等同志关心下建立的,不花国家一分钱,为国家培养了近11万中医;而且近半数(不论是否拿到了行医执照)都在行医(这与32所高等中医院校毕业生毕业后95%改行适成鲜明对照)。这11万中医的存在价值高于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正规军(正规军中的大多数一则受的西化教育,二则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采用各种检查化验),因为他们没有西化,保留了中医的精华,他们有临床能力,医术不亚于正规军。
据我们了解,普遍反映光明中医的教材比正规中医院校的教材编得好,培养的学生热爱中医,临床效果好。应该说这是一个创举,是值得称道值得推广的事。这些学生都经过严格训练、严格考试、临床实践,最起码,他们的水平不会低于卫校的学生吧;卫校毕业生尚且可以行医,何以光明中医的毕业生不能考行医执照?!我们收到光明中医不少毕业生来信,反映了他们热爱中医药的拳拳之心。他们能解除患者痛苦,何以要让那些患者继续痛苦而要严格执“法”呢?
2010-09-19 16:58 8楼
如上所述,国家正规中医院校的毕业生,95%不再从事中医临床。光明中医的学员宁可冒着被抓被罚的危险“非法行医”,正说明他们热爱中医,他们有本事行医!不让热爱中医的人行医,却不断培养大批毕业后不再行医的人作为“报喜”的资本,我们到底还想不想要中医了?!难道真如王澄先生所说:“我和中国大陆的大学校长们,以及比他们更大的官都有过接触。我发现他们心里好明白。他们与国际社会打交道多,接触广泛,很容易接受我的种种意见,和我很能谈到一起。但是他们告诉我,他们在中国大陆只能做不能说,只能暗中给中医下绊子,不能公开反对中医。因为中国的旧文化势力太大。”(王澄医生写给中医药学院和中医药大学青年学生的一封信)王澄先生的话有挑拨之意,不可全信,但似乎说明了一点:有关官员中有一部分人要消灭中医,尽管这种人只是少数(请注意:一个老鼠会坏一锅汤),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使然。医师法就是在这种思潮下制定的。
医师法导致许多家传、自学、师承的民间中医不可能取得执业资格。有些地方曾发给他们执业医师证,后来借故都收回去,就再也不发还他们了,他们再要行医就是非法的了。
据我们估计,全国尚有无行医执照的民间中医15万人。他们西化最少,在保存中医精华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有功的,他们是中医队伍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许多人行医十几二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退一万步说,假医也变成了真医。不禁使人们想起文革时期,动辄说某人是混进党内的假党员,这些所谓的“假党员”作为“党员”辛辛苦苦为党工作了几十年,何必追究他们当初是否有入党介绍人呢?
然而,有人并不这么想。他们要“严格执法”。据报道,截至2005年12月31日,全国共取缔无证行医9.5万余户次。如此再来两次,中医,或说还保留了一些中医真传的中医,就彻底没有了,他们就可以在中国肆无忌惮的大行西医之道了。在他们这么做之前,是否认真调研过这些人为什么无照行医?他们能不能治病?他们无照行医对老百姓有没有好处?他们无照是谁的责任?
下面是如何取缔无照行医的呢?无照者交几千元罚款就没事了。过一段时间如法炮制,又可收得几千元,长此以往,无照行医者成了他们“创收的源泉”和取得“清无政绩的资源”!而这些民间中医依旧行医,一则他们有本事,有人找他们看病;二则他们要生活,不得不继续违法行医;三则不少人舍不得丢下这门绝技。
有的官员动辄强调执法,如果真是这样就太好了,其实不过是不作为的推诿之词。更何况,我国受贿官员何止三个两个,哪个法律允许他们受贿?受贿时为什么就不想着严格执法了?
我们知道,法律是随着时代进步而改变的,法律都有滞后问题。我们今天总不能再使用明、清的法律了吧?法律还有制定得对与不对、为谁的利益而制定的问题: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法律自然是保护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在“西方月亮圆”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指导下或说在西医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制定的法律法规自然对中医不利。
再者,执法还有个立场问题,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我们共产党自然是“共匪”,五次围剿是“严格执法”;但是,站在人民立场,共产党闹革命是为劳苦大众,五次围剿是反革命行为!我们称赞农民起义,若站在当时政权立场,农民起义是造反是犯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也是在“严格执法”!
所以,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我们执的什么法?这些法是在什么思想、什么观念指导下制定出来的?对老百姓有利还是有害?对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是有利还是有害?当年我们党领导人民闹革命,不就是要反对要革掉欺压人民的“法”、让人民当家作主吗?如果今天的这些法对人民、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有害,我们的官员就应该反思,就应该调查研究,就应该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修改的建议,否则,就没有尽到为官之责,就不是“为人民服务”之官,就是保乌纱帽之官,就是“为人民币服务”之官。
不能不指出,我们有的官员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全凭拍脑袋决策。2002年6月8日,卫生部颁发文件,规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不论野生还是家养,都不许用于保健品;我们电话请教该部官员:梅花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几乎全是养殖的,受新西兰梅花鹿产品冲击,销路不好,如再不许用于保健品,养鹿企业就彻底破产了。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可以在说明书上写马鹿(二级保护),实际用梅花鹿。见微知著,包括执业医师法在内的涉及中医药的法律法规就是这样拍脑袋拍出来的!按照该官员的话去做,市场不就乱套了吗?!
山西稷山县骨髓炎医院是上世纪70年代建立的,是当时卫生部向全世界推广的典型。其前身是南梁村卫生所,除5名有执业医师证的医务人员外,其它15名医务人员均是70年代由村里安置的高中毕业生,虽多次前往医科大学进修,终因无毕业证,只持有乡村医师证,一直未能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按执业医师法的规定,他们在医院工作属于非法行医,按《药品管理法》,他们有的药品也是非法的假药;如果按法律规定,取消该医院的执业资格是有依据的。但他们的疗效是有目共睹的,迄今为止,该院已收治二三十万例病人,保持着无一例截肢的世界纪录(请注意:如让西医治疗,几乎都得截肢,中国又会多二三十万残疾人,邓朴方的队伍就更加扩大了。),其疗效之好、费用之低,一直为患者所称道,现在仍有几百名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然而,2006年就有一个“懂法”的患者状告该院用非医务人员给他治病,索要60万元赔偿。
中医与西医不同,如前所述,中医属意会知识,师徒传承更合适;今天院校的培养方式不完全适合中医,而家传、师承、自学模式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落后的。可以说,传承和自学方法是符合中医发展规律的,是先进的培养人才的方法之一。(西医比较难以自学,起码实验室和解剖室是个人几乎无法拥有的。)因此,要允许几千年证明行之有效的中医传承方式存在。大医恽铁樵就是40岁才自学成才的,以后又办中医函授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人才。针灸大师承淡安自己办学,培养了上万名学生;山西侯马80多岁的谢谢锡亮老先生就师从承淡安,谢谢老先生对灸法满怀信心,前两年一再提出要和我们一起上艾滋病村用灸法治疗艾滋病。满清末年,师徒传承和自学方式培养了80万中医,今天32所中医院校又培养了多少中医呢?这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医师法对中医的歧视、压制吗?
1999年颁布的《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暂行办法》把考试门槛定位在“医师”水平上,大量的民族、民间医药人员既无高中学历及同等学历,过去的师带徒也无“教学合同”和“出师合格证书”,实际上这是一个不让中医人考试的文件。
而且,一个令人不解的“规定”是:中医退休就不能行医。上海一个在街道医院工作30年的中医,退休后就没有了行医证,属非法行医,罚款5万元。(解放日报,2007年8月11日)中医是越老越吃香,何以退休后就不准行医?
我们建议有关部门:真要想消灭中医就明说,不要用法律“说事”。请注意:任何法律都是滞后的,都是要不断修订完善的,滞后到一定程度都是要突破框框的,否则,社会就不能前进。康有为、梁启超等要“变法”,变法不成,孙中山只好革命!更何况,涉及中医药的法律法规都是在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大潮下参照西医药制定的,都不是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我们究竟要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利益着想,还是坚决“依法办事”而抛弃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让更多的人“看病难看病贵”?!
执业医师就是执业医师,似乎没有必要把他们分为三六九等,什么乡村医生、一技之长医生、中医师、主任中医师等等,看似管理很细很严,实则是自找麻烦,或说是希望借此加大自己的权力。不少民间中医花钱去搞什么博士、某单位名誉研究员、什么博览会金奖银奖,总有人调查他们是冒充的。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文凭,只好去搞这些,是被逼无奈才这么做的,完全可以理解。
中医本来就是全科医生,历来不分科。我们中医院硬要仿照西医分成各种科。某著名中医院皮科一位年轻的主治医,坚持使用中医药治疗,声名远播,癌症、心脑血管病人都到皮科找他看病,疗效还满不错。检查团批评他不该看其他病,他的回答很好:这些病人都是自己来找我看的,中医讲大医精诚,谁来我都应该给看,不能把病人推出去;我的行医证上写的是中医主治医师,不是写的中医皮科主治医师。
必须制定中医自己的医师法,且不能以学历为主,当以临床水平为主进行考核。
2.药品法是中医头上的紧箍咒
《药品法》是中医头上的紧箍咒。其扼杀中医的作用,尽人皆知,这里不拟多说,只强调以下几点:
中药不同于西药,《药品法》将二者混为一谈,硬要中药申报内容与西药几无二致。而且郑筱萸这些年出台了187个法规,对中药之勒杀一扣紧似一扣,以至于医院的内部制剂必须由它来审批,否则即属违法;一个GMP不知害了多少中药厂;一个医院制剂室要达到什么标准的规定,致使许多无资金改建的中医院制剂室(如甘肃武都中医院)不能再行生产,耽误为患者治疗;药监局规定任何个人不得生产制剂,然而,中医历来是医生亲自炮制,亲自将汤剂制成丸散膏丹,不许他们自制,如何给人治病?!
GMP和药品制剂室的“标准化”浪费了无数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仅仅成为他们的形象工程。任何制剂必须经过药监局审批的法律,不知多少个体行医的中医遭到查抄、没收和罚款,不知多少患者因此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也不知有多少官员因此而发了横财!
在我们调研过程中,一些中医院和制剂室负责同志气愤地说,为什么把中药划归药监局管理,他们懂什么?谁家吃的米饭馒头是在GMP厨房做出来的?谁家做好了饭菜先让耗子点头之后他才吃的?他们殷切希望国家中医局将中医、中药一块管起来。他们一再重复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巴豆有毒,可以吃死人,耗子越吃越肥,中药申报为什么还要求作耗子实验?中药在活人身上用了几千年,为什么今天反倒要耗子点头?中医中药历来不分家,不会制丸散膏丹的就不是合格的中医,为什么今天中医可以开汤剂就不许将汤剂改成丸散膏丹?
药监局规定“中药必须注明有效期”。陈皮、艾绒越陈越好,如何标明有效期?北京平心堂为救治一位妇女,将珍藏二十多年的一盒同仁堂生产的苏合香丸给她,她却控告诊所给她服用过期的中药,药监局马上前往查抄、罚款(请注意:某报纸载文为一患者寻求10年前的人参再造丸,后又载文称该患者用了汤先生捐献的珍藏20年的一盒药,药到病除。建议药监局控告该报纸不遵其法规、宣传过期药品!)。邓老身体不适,平心堂专门为邓老制作了几丸“假药”,邓老说:我的病就是吃假药吃好的。秦皇岛有个中医给人治病,被判了7年,因为他自己做制剂;他是六世传人,一直用这个药,后来被人告发,马上被抓。
所以,用政体用国家机器来消灭中医非常容易(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就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合法却不合情理。那些想消灭中医的人完全可以用“依法办事”来堂而皇之地消灭中医。最近健康报记者刘燕玲同志就中医大夫张好良在河南某县用中医治疗艾滋病写了一份内参,高强、王国强部长都批示请当地政府予以支持。当地某局立即找张好良,说他卖假药,罚款5万(张好良已被逼离开该县);该局还对联名要求服用张好良中药的135人的组织者进行威胁。由此可以看出药品法以及所谓的执法对中医药的扼杀作用,也可看出我们的地方官员真是“执法模范”。
广西有个李之焕,在监狱中自学成才,治疗癌症、艾滋病等诸多疑难病症,效果甚好,中国中医药报曾用整版篇幅连载他的事迹。然而,有关部门以非法行医和制售假药为名抄没其家产和现金数百万元,因找不到其犯罪事实,予以劳教。既然他能治病,效果不错,何以非要说他是假医假药呢?
如此执法,束缚了中医的手脚,中医没有办法治病救人。药品法完全不适用于中药,必须重新制定中药药品法。
3.中医高等教育严重西医化,培养不出中医人才
某中医院校校长告诉我:学生不学西医出来找不到工作!在我看来,学生出来能否找到工作,不是学不学西医的问题,而是国家政策问题,是国家信不信中医、要不要中医的问题,是国家给不给中医宽松环境的问题。
韩启德副委员长最近在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讲话中说:“遇到什么问题,就去破什么规矩。不要被这个规矩牵着跑。像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这样的牵头单位,就要引领政策,而不是跟着政策跑。要引领政策,去创造政策。”委员长的话表明,大学校长们应该就学生所学内容和就业问题向国家提出政策建议,如果不提,而是跟着已经落后的政策后面跑,是没有负起为官的起码责任。
某中医药大学2004年制定的五年本科教学计划中的中医药学专业,中医课时仅占33.86%,西医课时却占到39.38%,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26.76%。许多中医院校不注重经典学习,有的甚至把经典作为选修课,学生也不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去背诵经典。广西中医药学院刘力红教授说:“早上,在学校的药圃里,99%的学生都在念英语,却没有听到诵读中医经典的声音。如果哪天看到一个学生在读《伤寒论》,我会十分感动。”一位广西中医药学院2005届的研究生说,由于英语与学位证挂钩,所以有60%的研究生都要花上1～2年的时间攻读英语,肯定会对专业学习有影响。不熟练掌握经典中的精华,就不可能领略中医的真谛。中医药院校确实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人员,但他们中真正能用中医思维方法治病的少得可怜。主要原因是中医高等教育追求中、西医兼顾,导致学生中医不精、西医不通,只是两个“中专生”(崔月犁语)。
我们可以简单计算一下:五年大学本科,其中一年实习(住院医,几乎全实习的西医),另四年中,学中医时间仅三分之一,即16个月,再除去寒暑假,除去节假日,真正学习时间不足一年,能学好中医吗?过去跟师学习还要三年才出师,那可是天天学,没有节假日的!
韩启德副委员长在同一次讲话中还说:“按照邓老说的,在我们中医药大学里面,如果将外语及其它的课程等全部算上,与中医的比例达到2﹕8,能不能实现?如果有困难的话,能不能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里面先做一个试验,让两三百人专门学中医,不学西医。”如果真能按照委员长的话去做,中医就有救了,就能培养出一大批铁杆中医。
顺便提一句,中医院校学生不必学英语。他们出来是为中国人看病的,给中国人看病还要说英语吗?“将来他们要查阅外文资料!”西方国家有中医吗?它们有资料可查吗?前面已经说过,北中医某硕士英语达不到6级,不发硕士证;本硕连读的某学生四年级英语不过关不许继续读下去:有这种必要吗?!如果将来真需要他们给外国人治病,带翻译即可,或届时专攻一年英语也成,完全没有必要浪费青春去学英语。不要再培养所谓“精英”了,英语充其量只能作为中医院校的选修课!英语不代表一个中医的临床水平,更不代表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经济水平!也不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培养一大批幼儿英语教师,让山沟里幼儿园开始“双语学习”,这不是培养精英,是奴性的表现。
医师法导致许多家传、自学、师承的民间中医不可能取得执业资格。有些地方曾发给他们执业医师证,后来借故都收回去,就再也不发还他们了,他们再要行医就是非法的了。
据我们估计,全国尚有无行医执照的民间中医15万人。他们西化最少,在保存中医精华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有功的,他们是中医队伍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许多人行医十几二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退一万步说,假医也变成了真医。不禁使人们想起文革时期,动辄说某人是混进党内的假党员,这些所谓的“假党员”作为“党员”辛辛苦苦为党工作了几十年,何必追究他们当初是否有入党介绍人呢?
然而,有人并不这么想。他们要“严格执法”。据报道,截至2005年12月31日,全国共取缔无证行医9.5万余户次。如此再来两次,中医,或说还保留了一些中医真传的中医,就彻底没有了,他们就可以在中国肆无忌惮的大行西医之道了。在他们这么做之前,是否认真调研过这些人为什么无照行医?他们能不能治病?他们无照行医对老百姓有没有好处?他们无照是谁的责任?
下面是如何取缔无照行医的呢?无照者交几千元罚款就没事了。过一段时间如法炮制,又可收得几千元,长此以往,无照行医者成了他们“创收的源泉”和取得“清无政绩的资源”!而这些民间中医依旧行医,一则他们有本事,有人找他们看病;二则他们要生活,不得不继续违法行医;三则不少人舍不得丢下这门绝技。
有的官员动辄强调执法,如果真是这样就太好了,其实不过是不作为的推诿之词。更何况,我国受贿官员何止三个两个,哪个法律允许他们受贿?受贿时为什么就不想着严格执法了?
我们知道,法律是随着时代进步而改变的,法律都有滞后问题。我们今天总不能再使用明、清的法律了吧?法律还有制定得对与不对、为谁的利益而制定的问题: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法律自然是保护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在“西方月亮圆”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指导下或说在西医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制定的法律法规自然对中医不利。
再者,执法还有个立场问题,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我们共产党自然是“共匪”,五次围剿是“严格执法”;但是,站在人民立场,共产党闹革命是为劳苦大众,五次围剿是反革命行为!我们称赞农民起义,若站在当时政权立场,农民起义是造反是犯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也是在“严格执法”!
所以,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我们执的什么法?这些法是在什么思想、什么观念指导下制定出来的?对老百姓有利还是有害?对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是有利还是有害?当年我们党领导人民闹革命,不就是要反对要革掉欺压人民的“法”、让人民当家作主吗?如果今天的这些法对人民、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有害,我们的官员就应该反思,就应该调查研究,就应该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修改的建议,否则,就没有尽到为官之责,就不是“为人民服务”之官,就是保乌纱帽之官,就是“为人民币服务”之官。
不能不指出,我们有的官员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全凭拍脑袋决策。2002年6月8日,卫生部颁发文件,规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不论野生还是家养,都不许用于保健品;我们电话请教该部官员:梅花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几乎全是养殖的,受新西兰梅花鹿产品冲击,销路不好,如再不许用于保健品,养鹿企业就彻底破产了。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可以在说明书上写马鹿(二级保护),实际用梅花鹿。见微知著,包括执业医师法在内的涉及中医药的法律法规就是这样拍脑袋拍出来的!按照该官员的话去做,市场不就乱套了吗?!
山西稷山县骨髓炎医院是上世纪70年代建立的,是当时卫生部向全世界推广的典型。其前身是南梁村卫生所,除5名有执业医师证的医务人员外,其它15名医务人员均是70年代由村里安置的高中毕业生,虽多次前往医科大学进修,终因无毕业证,只持有乡村医师证,一直未能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按执业医师法的规定,他们在医院工作属于非法行医,按《药品管理法》,他们有的药品也是非法的假药;如果按法律规定,取消该医院的执业资格是有依据的。但他们的疗效是有目共睹的,迄今为止,该院已收治二三十万例病人,保持着无一例截肢的世界纪录(请注意:如让西医治疗,几乎都得截肢,中国又会多二三十万残疾人,邓朴方的队伍就更加扩大了。),其疗效之好、费用之低,一直为患者所称道,现在仍有几百名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然而,2006年就有一个“懂法”的患者状告该院用非医务人员给他治病,索要60万元赔偿。
中医与西医不同,如前所述,中医属意会知识,师徒传承更合适;今天院校的培养方式不完全适合中医,而家传、师承、自学模式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落后的。可以说,传承和自学方法是符合中医发展规律的,是先进的培养人才的方法之一。(西医比较难以自学,起码实验室和解剖室是个人几乎无法拥有的。)因此,要允许几千年证明行之有效的中医传承方式存在。大医恽铁樵就是40岁才自学成才的,以后又办中医函授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人才。针灸大师承淡安自己办学,培养了上万名学生;山西侯马80多岁的谢谢锡亮老先生就师从承淡安,谢谢老先生对灸法满怀信心,前两年一再提出要和我们一起上艾滋病村用灸法治疗艾滋病。满清末年,师徒传承和自学方式培养了80万中医,今天32所中医院校又培养了多少中医呢?这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医师法对中医的歧视、压制吗?
1999年颁布的《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暂行办法》把考试门槛定位在“医师”水平上,大量的民族、民间医药人员既无高中学历及同等学历,过去的师带徒也无“教学合同”和“出师合格证书”,实际上这是一个不让中医人考试的文件。
而且,一个令人不解的“规定”是:中医退休就不能行医。上海一个在街道医院工作30年的中医,退休后就没有了行医证,属非法行医,罚款5万元。(解放日报,2007年8月11日)中医是越老越吃香,何以退休后就不准行医?
我们建议有关部门:真要想消灭中医就明说,不要用法律“说事”。请注意:任何法律都是滞后的,都是要不断修订完善的,滞后到一定程度都是要突破框框的,否则,社会就不能前进。康有为、梁启超等要“变法”,变法不成,孙中山只好革命!更何况,涉及中医药的法律法规都是在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大潮下参照西医药制定的,都不是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我们究竟要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利益着想,还是坚决“依法办事”而抛弃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让更多的人“看病难看病贵”?!
执业医师就是执业医师,似乎没有必要把他们分为三六九等,什么乡村医生、一技之长医生、中医师、主任中医师等等,看似管理很细很严,实则是自找麻烦,或说是希望借此加大自己的权力。不少民间中医花钱去搞什么博士、某单位名誉研究员、什么博览会金奖银奖,总有人调查他们是冒充的。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文凭,只好去搞这些,是被逼无奈才这么做的,完全可以理解。
中医本来就是全科医生,历来不分科。我们中医院硬要仿照西医分成各种科。某著名中医院皮科一位年轻的主治医,坚持使用中医药治疗,声名远播,癌症、心脑血管病人都到皮科找他看病,疗效还满不错。检查团批评他不该看其他病,他的回答很好:这些病人都是自己来找我看的,中医讲大医精诚,谁来我都应该给看,不能把病人推出去;我的行医证上写的是中医主治医师,不是写的中医皮科主治医师。
必须制定中医自己的医师法,且不能以学历为主,当以临床水平为主进行考核。
2.药品法是中医头上的紧箍咒
《药品法》是中医头上的紧箍咒。其扼杀中医的作用,尽人皆知,这里不拟多说,只强调以下几点:
中药不同于西药,《药品法》将二者混为一谈,硬要中药申报内容与西药几无二致。而且郑筱萸这些年出台了187个法规,对中药之勒杀一扣紧似一扣,以至于医院的内部制剂必须由它来审批,否则即属违法;一个GMP不知害了多少中药厂;一个医院制剂室要达到什么标准的规定,致使许多无资金改建的中医院制剂室(如甘肃武都中医院)不能再行生产,耽误为患者治疗;药监局规定任何个人不得生产制剂,然而,中医历来是医生亲自炮制,亲自将汤剂制成丸散膏丹,不许他们自制,如何给人治病?!
GMP和药品制剂室的“标准化”浪费了无数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仅仅成为他们的形象工程。任何制剂必须经过药监局审批的法律,不知多少个体行医的中医遭到查抄、没收和罚款,不知多少患者因此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也不知有多少官员因此而发了横财!
在我们调研过程中,一些中医院和制剂室负责同志气愤地说,为什么把中药划归药监局管理,他们懂什么?谁家吃的米饭馒头是在GMP厨房做出来的?谁家做好了饭菜先让耗子点头之后他才吃的?他们殷切希望国家中医局将中医、中药一块管起来。他们一再重复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巴豆有毒,可以吃死人,耗子越吃越肥,中药申报为什么还要求作耗子实验?中药在活人身上用了几千年,为什么今天反倒要耗子点头?中医中药历来不分家,不会制丸散膏丹的就不是合格的中医,为什么今天中医可以开汤剂就不许将汤剂改成丸散膏丹?
药监局规定“中药必须注明有效期”。陈皮、艾绒越陈越好,如何标明有效期?北京平心堂为救治一位妇女,将珍藏二十多年的一盒同仁堂生产的苏合香丸给她,她却控告诊所给她服用过期的中药,药监局马上前往查抄、罚款(请注意:某报纸载文为一患者寻求10年前的人参再造丸,后又载文称该患者用了汤先生捐献的珍藏20年的一盒药,药到病除。建议药监局控告该报纸不遵其法规、宣传过期药品!)。邓老身体不适,平心堂专门为邓老制作了几丸“假药”,邓老说:我的病就是吃假药吃好的。秦皇岛有个中医给人治病,被判了7年,因为他自己做制剂;他是六世传人,一直用这个药,后来被人告发,马上被抓。
所以,用政体用国家机器来消灭中医非常容易(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就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合法却不合情理。那些想消灭中医的人完全可以用“依法办事”来堂而皇之地消灭中医。最近健康报记者刘燕玲同志就中医大夫张好良在河南某县用中医治疗艾滋病写了一份内参,高强、王国强部长都批示请当地政府予以支持。当地某局立即找张好良,说他卖假药,罚款5万(张好良已被逼离开该县);该局还对联名要求服用张好良中药的135人的组织者进行威胁。由此可以看出药品法以及所谓的执法对中医药的扼杀作用,也可看出我们的地方官员真是“执法模范”。
广西有个李之焕,在监狱中自学成才,治疗癌症、艾滋病等诸多疑难病症,效果甚好,中国中医药报曾用整版篇幅连载他的事迹。然而,有关部门以非法行医和制售假药为名抄没其家产和现金数百万元,因找不到其犯罪事实,予以劳教。既然他能治病,效果不错,何以非要说他是假医假药呢?
如此执法,束缚了中医的手脚,中医没有办法治病救人。药品法完全不适用于中药,必须重新制定中药药品法。
3.中医高等教育严重西医化,培养不出中医人才
某中医院校校长告诉我:学生不学西医出来找不到工作!在我看来,学生出来能否找到工作,不是学不学西医的问题,而是国家政策问题,是国家信不信中医、要不要中医的问题,是国家给不给中医宽松环境的问题。
韩启德副委员长最近在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讲话中说:“遇到什么问题,就去破什么规矩。不要被这个规矩牵着跑。像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这样的牵头单位,就要引领政策,而不是跟着政策跑。要引领政策,去创造政策。”委员长的话表明,大学校长们应该就学生所学内容和就业问题向国家提出政策建议,如果不提,而是跟着已经落后的政策后面跑,是没有负起为官的起码责任。
某中医药大学2004年制定的五年本科教学计划中的中医药学专业,中医课时仅占33.86%,西医课时却占到39.38%,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26.76%。许多中医院校不注重经典学习,有的甚至把经典作为选修课,学生也不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去背诵经典。广西中医药学院刘力红教授说:“早上,在学校的药圃里,99%的学生都在念英语,却没有听到诵读中医经典的声音。如果哪天看到一个学生在读《伤寒论》,我会十分感动。”一位广西中医药学院2005届的研究生说,由于英语与学位证挂钩,所以有60%的研究生都要花上1～2年的时间攻读英语,肯定会对专业学习有影响。不熟练掌握经典中的精华,就不可能领略中医的真谛。中医药院校确实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人员,但他们中真正能用中医思维方法治病的少得可怜。主要原因是中医高等教育追求中、西医兼顾,导致学生中医不精、西医不通,只是两个“中专生”(崔月犁语)。
我们可以简单计算一下:五年大学本科,其中一年实习(住院医,几乎全实习的西医),另四年中,学中医时间仅三分之一,即16个月,再除去寒暑假,除去节假日,真正学习时间不足一年,能学好中医吗?过去跟师学习还要三年才出师,那可是天天学,没有节假日的!
韩启德副委员长在同一次讲话中还说:“按照邓老说的,在我们中医药大学里面,如果将外语及其它的课程等全部算上,与中医的比例达到2﹕8,能不能实现?如果有困难的话,能不能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里面先做一个试验,让两三百人专门学中医,不学西医。”如果真能按照委员长的话去做,中医就有救了,就能培养出一大批铁杆中医。
顺便提一句,中医院校学生不必学英语。他们出来是为中国人看病的,给中国人看病还要说英语吗?“将来他们要查阅外文资料!”西方国家有中医吗?它们有资料可查吗?前面已经说过,北中医某硕士英语达不到6级,不发硕士证;本硕连读的某学生四年级英语不过关不许继续读下去:有这种必要吗?!如果将来真需要他们给外国人治病,带翻译即可,或届时专攻一年英语也成,完全没有必要浪费青春去学英语。不要再培养所谓“精英”了,英语充其量只能作为中医院校的选修课!英语不代表一个中医的临床水平,更不代表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经济水平!也不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培养一大批幼儿英语教师,让山沟里幼儿园开始“双语学习”,这不是培养精英,是奴性的表现。
2010-09-19 16:59 9楼
如上所述,国家正规中医院校的毕业生,95%不再从事中医临床。光明中医的学员宁可冒着被抓被罚的危险“非法行医”,正说明他们热爱中医,他们有本事行医!不让热爱中医的人行医,却不断培养大批毕业后不再行医的人作为“报喜”的资本,我们到底还想不想要中医了?!难道真如王澄先生所说:“我和中国大陆的大学校长们,以及比他们更大的官都有过接触。我发现他们心里好明白。他们与国际社会打交道多,接触广泛,很容易接受我的种种意见,和我很能谈到一起。但是他们告诉我,他们在中国大陆只能做不能说,只能暗中给中医下绊子,不能公开反对中医。因为中国的旧文化势力太大。”(王澄医生写给中医药学院和中医药大学青年学生的一封信)王澄先生的话有挑拨之意,不可全信,但似乎说明了一点:有关官员中有一部分人要消灭中医,尽管这种人只是少数(请注意:一个老鼠会坏一锅汤),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使然。医师法就是在这种思潮下制定的。
医师法导致许多家传、自学、师承的民间中医不可能取得执业资格。有些地方曾发给他们执业医师证,后来借故都收回去,就再也不发还他们了,他们再要行医就是非法的了。
据我们估计,全国尚有无行医执照的民间中医15万人。他们西化最少,在保存中医精华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有功的,他们是中医队伍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许多人行医十几二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退一万步说,假医也变成了真医。不禁使人们想起文革时期,动辄说某人是混进党内的假党员,这些所谓的“假党员”作为“党员”辛辛苦苦为党工作了几十年,何必追究他们当初是否有入党介绍人呢?
然而,有人并不这么想。他们要“严格执法”。据报道,截至2005年12月31日,全国共取缔无证行医9.5万余户次。如此再来两次,中医,或说还保留了一些中医真传的中医,就彻底没有了,他们就可以在中国肆无忌惮的大行西医之道了。在他们这么做之前,是否认真调研过这些人为什么无照行医?他们能不能治病?他们无照行医对老百姓有没有好处?他们无照是谁的责任?
下面是如何取缔无照行医的呢?无照者交几千元罚款就没事了。过一段时间如法炮制,又可收得几千元,长此以往,无照行医者成了他们“创收的源泉”和取得“清无政绩的资源”!而这些民间中医依旧行医,一则他们有本事,有人找他们看病;二则他们要生活,不得不继续违法行医;三则不少人舍不得丢下这门绝技。
有的官员动辄强调执法,如果真是这样就太好了,其实不过是不作为的推诿之词。更何况,我国受贿官员何止三个两个,哪个法律允许他们受贿?受贿时为什么就不想着严格执法了?
我们知道,法律是随着时代进步而改变的,法律都有滞后问题。我们今天总不能再使用明、清的法律了吧?法律还有制定得对与不对、为谁的利益而制定的问题: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法律自然是保护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在“西方月亮圆”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指导下或说在西医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制定的法律法规自然对中医不利。
再者,执法还有个立场问题,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我们共产党自然是“共匪”,五次围剿是“严格执法”;但是,站在人民立场,共产党闹革命是为劳苦大众,五次围剿是反革命行为!我们称赞农民起义,若站在当时政权立场,农民起义是造反是犯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也是在“严格执法”!
所以,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我们执的什么法?这些法是在什么思想、什么观念指导下制定出来的?对老百姓有利还是有害?对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是有利还是有害?当年我们党领导人民闹革命,不就是要反对要革掉欺压人民的“法”、让人民当家作主吗?如果今天的这些法对人民、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有害,我们的官员就应该反思,就应该调查研究,就应该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修改的建议,否则,就没有尽到为官之责,就不是“为人民服务”之官,就是保乌纱帽之官,就是“为人民币服务”之官。
不能不指出,我们有的官员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全凭拍脑袋决策。2002年6月8日,卫生部颁发文件,规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不论野生还是家养,都不许用于保健品;我们电话请教该部官员:梅花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几乎全是养殖的,受新西兰梅花鹿产品冲击,销路不好,如再不许用于保健品,养鹿企业就彻底破产了。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可以在说明书上写马鹿(二级保护),实际用梅花鹿。见微知著,包括执业医师法在内的涉及中医药的法律法规就是这样拍脑袋拍出来的!按照该官员的话去做,市场不就乱套了吗?!
山西稷山县骨髓炎医院是上世纪70年代建立的,是当时卫生部向全世界推广的典型。其前身是南梁村卫生所,除5名有执业医师证的医务人员外,其它15名医务人员均是70年代由村里安置的高中毕业生,虽多次前往医科大学进修,终因无毕业证,只持有乡村医师证,一直未能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按执业医师法的规定,他们在医院工作属于非法行医,按《药品管理法》,他们有的药品也是非法的假药;如果按法律规定,取消该医院的执业资格是有依据的。但他们的疗效是有目共睹的,迄今为止,该院已收治二三十万例病人,保持着无一例截肢的世界纪录(请注意:如让西医治疗,几乎都得截肢,中国又会多二三十万残疾人,邓朴方的队伍就更加扩大了。),其疗效之好、费用之低,一直为患者所称道,现在仍有几百名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然而,2006年就有一个“懂法”的患者状告该院用非医务人员给他治病,索要60万元赔偿。
中医与西医不同,如前所述,中医属意会知识,师徒传承更合适;今天院校的培养方式不完全适合中医,而家传、师承、自学模式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落后的。可以说,传承和自学方法是符合中医发展规律的,是先进的培养人才的方法之一。(西医比较难以自学,起码实验室和解剖室是个人几乎无法拥有的。)因此,要允许几千年证明行之有效的中医传承方式存在。大医恽铁樵就是40岁才自学成才的,以后又办中医函授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人才。针灸大师承淡安自己办学,培养了上万名学生;山西侯马80多岁的谢谢锡亮老先生就师从承淡安,谢谢老先生对灸法满怀信心,前两年一再提出要和我们一起上艾滋病村用灸法治疗艾滋病。满清末年,师徒传承和自学方式培养了80万中医,今天32所中医院校又培养了多少中医呢?这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医师法对中医的歧视、压制吗?
1999年颁布的《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暂行办法》把考试门槛定位在“医师”水平上,大量的民族、民间医药人员既无高中学历及同等学历,过去的师带徒也无“教学合同”和“出师合格证书”,实际上这是一个不让中医人考试的文件。
而且,一个令人不解的“规定”是:中医退休就不能行医。上海一个在街道医院工作30年的中医,退休后就没有了行医证,属非法行医,罚款5万元。(解放日报,2007年8月11日)中医是越老越吃香,何以退休后就不准行医?
我们建议有关部门:真要想消灭中医就明说,不要用法律“说事”。请注意:任何法律都是滞后的,都是要不断修订完善的,滞后到一定程度都是要突破框框的,否则,社会就不能前进。康有为、梁启超等要“变法”,变法不成,孙中山只好革命!更何况,涉及中医药的法律法规都是在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大潮下参照西医药制定的,都不是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我们究竟要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利益着想,还是坚决“依法办事”而抛弃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让更多的人“看病难看病贵”?!
执业医师就是执业医师,似乎没有必要把他们分为三六九等,什么乡村医生、一技之长医生、中医师、主任中医师等等,看似管理很细很严,实则是自找麻烦,或说是希望借此加大自己的权力。不少民间中医花钱去搞什么博士、某单位名誉研究员、什么博览会金奖银奖,总有人调查他们是冒充的。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文凭,只好去搞这些,是被逼无奈才这么做的,完全可以理解。
中医本来就是全科医生,历来不分科。我们中医院硬要仿照西医分成各种科。某著名中医院皮科一位年轻的主治医,坚持使用中医药治疗,声名远播,癌症、心脑血管病人都到皮科找他看病,疗效还满不错。检查团批评他不该看其他病,他的回答很好:这些病人都是自己来找我看的,中医讲大医精诚,谁来我都应该给看,不能把病人推出去;我的行医证上写的是中医主治医师,不是写的中医皮科主治医师。
必须制定中医自己的医师法,且不能以学历为主,当以临床水平为主进行考核。
2.药品法是中医头上的紧箍咒
《药品法》是中医头上的紧箍咒。其扼杀中医的作用,尽人皆知,这里不拟多说,只强调以下几点:
中药不同于西药,《药品法》将二者混为一谈,硬要中药申报内容与西药几无二致。而且郑筱萸这些年出台了187个法规,对中药之勒杀一扣紧似一扣,以至于医院的内部制剂必须由它来审批,否则即属违法;一个GMP不知害了多少中药厂;一个医院制剂室要达到什么标准的规定,致使许多无资金改建的中医院制剂室(如甘肃武都中医院)不能再行生产,耽误为患者治疗;药监局规定任何个人不得生产制剂,然而,中医历来是医生亲自炮制,亲自将汤剂制成丸散膏丹,不许他们自制,如何给人治病?!
GMP和药品制剂室的“标准化”浪费了无数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仅仅成为他们的形象工程。任何制剂必须经过药监局审批的法律,不知多少个体行医的中医遭到查抄、没收和罚款,不知多少患者因此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也不知有多少官员因此而发了横财!
在我们调研过程中,一些中医院和制剂室负责同志气愤地说,为什么把中药划归药监局管理,他们懂什么?谁家吃的米饭馒头是在GMP厨房做出来的?谁家做好了饭菜先让耗子点头之后他才吃的?他们殷切希望国家中医局将中医、中药一块管起来。他们一再重复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巴豆有毒,可以吃死人,耗子越吃越肥,中药申报为什么还要求作耗子实验?中药在活人身上用了几千年,为什么今天反倒要耗子点头?中医中药历来不分家,不会制丸散膏丹的就不是合格的中医,为什么今天中医可以开汤剂就不许将汤剂改成丸散膏丹?
药监局规定“中药必须注明有效期”。陈皮、艾绒越陈越好,如何标明有效期?北京平心堂为救治一位妇女,将珍藏二十多年的一盒同仁堂生产的苏合香丸给她,她却控告诊所给她服用过期的中药,药监局马上前往查抄、罚款(请注意:某报纸载文为一患者寻求10年前的人参再造丸,后又载文称该患者用了汤先生捐献的珍藏20年的一盒药,药到病除。建议药监局控告该报纸不遵其法规、宣传过期药品!)。邓老身体不适,平心堂专门为邓老制作了几丸“假药”,邓老说:我的病就是吃假药吃好的。秦皇岛有个中医给人治病,被判了7年,因为他自己做制剂;他是六世传人,一直用这个药,后来被人告发,马上被抓。
所以,用政体用国家机器来消灭中医非常容易(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就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合法却不合情理。那些想消灭中医的人完全可以用“依法办事”来堂而皇之地消灭中医。最近健康报记者刘燕玲同志就中医大夫张好良在河南某县用中医治疗艾滋病写了一份内参,高强、王国强部长都批示请当地政府予以支持。当地某局立即找张好良,说他卖假药,罚款5万(张好良已被逼离开该县);该局还对联名要求服用张好良中药的135人的组织者进行威胁。由此可以看出药品法以及所谓的执法对中医药的扼杀作用,也可看出我们的地方官员真是“执法模范”。
广西有个李之焕,在监狱中自学成才,治疗癌症、艾滋病等诸多疑难病症,效果甚好,中国中医药报曾用整版篇幅连载他的事迹。然而,有关部门以非法行医和制售假药为名抄没其家产和现金数百万元,因找不到其犯罪事实,予以劳教。既然他能治病,效果不错,何以非要说他是假医假药呢?
如此执法,束缚了中医的手脚,中医没有办法治病救人。药品法完全不适用于中药,必须重新制定中药药品法。
3.中医高等教育严重西医化,培养不出中医人才
某中医院校校长告诉我:学生不学西医出来找不到工作!在我看来,学生出来能否找到工作,不是学不学西医的问题,而是国家政策问题,是国家信不信中医、要不要中医的问题,是国家给不给中医宽松环境的问题。
韩启德副委员长最近在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讲话中说:“遇到什么问题,就去破什么规矩。不要被这个规矩牵着跑。像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这样的牵头单位,就要引领政策,而不是跟着政策跑。要引领政策,去创造政策。”委员长的话表明,大学校长们应该就学生所学内容和就业问题向国家提出政策建议,如果不提,而是跟着已经落后的政策后面跑,是没有负起为官的起码责任。
某中医药大学2004年制定的五年本科教学计划中的中医药学专业,中医课时仅占33.86%,西医课时却占到39.38%,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26.76%。许多中医院校不注重经典学习,有的甚至把经典作为选修课,学生也不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去背诵经典。广西中医药学院刘力红教授说:“早上,在学校的药圃里,99%的学生都在念英语,却没有听到诵读中医经典的声音。如果哪天看到一个学生在读《伤寒论》,我会十分感动。”一位广西中医药学院2005届的研究生说,由于英语与学位证挂钩,所以有60%的研究生都要花上1～2年的时间攻读英语,肯定会对专业学习有影响。不熟练掌握经典中的精华,就不可能领略中医的真谛。中医药院校确实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人员,但他们中真正能用中医思维方法治病的少得可怜。主要原因是中医高等教育追求中、西医兼顾,导致学生中医不精、西医不通,只是两个“中专生”(崔月犁语)。
我们可以简单计算一下:五年大学本科,其中一年实习(住院医,几乎全实习的西医),另四年中,学中医时间仅三分之一,即16个月,再除去寒暑假,除去节假日,真正学习时间不足一年,能学好中医吗?过去跟师学习还要三年才出师,那可是天天学,没有节假日的!
韩启德副委员长在同一次讲话中还说:“按照邓老说的,在我们中医药大学里面,如果将外语及其它的课程等全部算上,与中医的比例达到2﹕8,能不能实现?如果有困难的话,能不能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里面先做一个试验,让两三百人专门学中医,不学西医。”如果真能按照委员长的话去做,中医就有救了,就能培养出一大批铁杆中医。
顺便提一句,中医院校学生不必学英语。他们出来是为中国人看病的,给中国人看病还要说英语吗?“将来他们要查阅外文资料!”西方国家有中医吗?它们有资料可查吗?前面已经说过,北中医某硕士英语达不到6级,不发硕士证;本硕连读的某学生四年级英语不过关不许继续读下去:有这种必要吗?!如果将来真需要他们给外国人治病,带翻译即可,或届时专攻一年英语也成,完全没有必要浪费青春去学英语。不要再培养所谓“精英”了,英语充其量只能作为中医院校的选修课!英语不代表一个中医的临床水平,更不代表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经济水平!也不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培养一大批幼儿英语教师,让山沟里幼儿园开始“双语学习”,这不是培养精英,是奴性的表现。
医师法导致许多家传、自学、师承的民间中医不可能取得执业资格。有些地方曾发给他们执业医师证,后来借故都收回去,就再也不发还他们了,他们再要行医就是非法的了。
据我们估计,全国尚有无行医执照的民间中医15万人。他们西化最少,在保存中医精华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有功的,他们是中医队伍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许多人行医十几二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退一万步说,假医也变成了真医。不禁使人们想起文革时期,动辄说某人是混进党内的假党员,这些所谓的“假党员”作为“党员”辛辛苦苦为党工作了几十年,何必追究他们当初是否有入党介绍人呢?
然而,有人并不这么想。他们要“严格执法”。据报道,截至2005年12月31日,全国共取缔无证行医9.5万余户次。如此再来两次,中医,或说还保留了一些中医真传的中医,就彻底没有了,他们就可以在中国肆无忌惮的大行西医之道了。在他们这么做之前,是否认真调研过这些人为什么无照行医?他们能不能治病?他们无照行医对老百姓有没有好处?他们无照是谁的责任?
下面是如何取缔无照行医的呢?无照者交几千元罚款就没事了。过一段时间如法炮制,又可收得几千元,长此以往,无照行医者成了他们“创收的源泉”和取得“清无政绩的资源”!而这些民间中医依旧行医,一则他们有本事,有人找他们看病;二则他们要生活,不得不继续违法行医;三则不少人舍不得丢下这门绝技。
有的官员动辄强调执法,如果真是这样就太好了,其实不过是不作为的推诿之词。更何况,我国受贿官员何止三个两个,哪个法律允许他们受贿?受贿时为什么就不想着严格执法了?
我们知道,法律是随着时代进步而改变的,法律都有滞后问题。我们今天总不能再使用明、清的法律了吧?法律还有制定得对与不对、为谁的利益而制定的问题: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法律自然是保护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在“西方月亮圆”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指导下或说在西医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制定的法律法规自然对中医不利。
再者,执法还有个立场问题,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我们共产党自然是“共匪”,五次围剿是“严格执法”;但是,站在人民立场,共产党闹革命是为劳苦大众,五次围剿是反革命行为!我们称赞农民起义,若站在当时政权立场,农民起义是造反是犯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也是在“严格执法”!
所以,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我们执的什么法?这些法是在什么思想、什么观念指导下制定出来的?对老百姓有利还是有害?对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是有利还是有害?当年我们党领导人民闹革命,不就是要反对要革掉欺压人民的“法”、让人民当家作主吗?如果今天的这些法对人民、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有害,我们的官员就应该反思,就应该调查研究,就应该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修改的建议,否则,就没有尽到为官之责,就不是“为人民服务”之官,就是保乌纱帽之官,就是“为人民币服务”之官。
不能不指出,我们有的官员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全凭拍脑袋决策。2002年6月8日,卫生部颁发文件,规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不论野生还是家养,都不许用于保健品;我们电话请教该部官员:梅花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几乎全是养殖的,受新西兰梅花鹿产品冲击,销路不好,如再不许用于保健品,养鹿企业就彻底破产了。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可以在说明书上写马鹿(二级保护),实际用梅花鹿。见微知著,包括执业医师法在内的涉及中医药的法律法规就是这样拍脑袋拍出来的!按照该官员的话去做,市场不就乱套了吗?!
山西稷山县骨髓炎医院是上世纪70年代建立的,是当时卫生部向全世界推广的典型。其前身是南梁村卫生所,除5名有执业医师证的医务人员外,其它15名医务人员均是70年代由村里安置的高中毕业生,虽多次前往医科大学进修,终因无毕业证,只持有乡村医师证,一直未能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按执业医师法的规定,他们在医院工作属于非法行医,按《药品管理法》,他们有的药品也是非法的假药;如果按法律规定,取消该医院的执业资格是有依据的。但他们的疗效是有目共睹的,迄今为止,该院已收治二三十万例病人,保持着无一例截肢的世界纪录(请注意:如让西医治疗,几乎都得截肢,中国又会多二三十万残疾人,邓朴方的队伍就更加扩大了。),其疗效之好、费用之低,一直为患者所称道,现在仍有几百名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然而,2006年就有一个“懂法”的患者状告该院用非医务人员给他治病,索要60万元赔偿。
中医与西医不同,如前所述,中医属意会知识,师徒传承更合适;今天院校的培养方式不完全适合中医,而家传、师承、自学模式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落后的。可以说,传承和自学方法是符合中医发展规律的,是先进的培养人才的方法之一。(西医比较难以自学,起码实验室和解剖室是个人几乎无法拥有的。)因此,要允许几千年证明行之有效的中医传承方式存在。大医恽铁樵就是40岁才自学成才的,以后又办中医函授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人才。针灸大师承淡安自己办学,培养了上万名学生;山西侯马80多岁的谢谢锡亮老先生就师从承淡安,谢谢老先生对灸法满怀信心,前两年一再提出要和我们一起上艾滋病村用灸法治疗艾滋病。满清末年,师徒传承和自学方式培养了80万中医,今天32所中医院校又培养了多少中医呢?这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医师法对中医的歧视、压制吗?
1999年颁布的《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暂行办法》把考试门槛定位在“医师”水平上,大量的民族、民间医药人员既无高中学历及同等学历,过去的师带徒也无“教学合同”和“出师合格证书”,实际上这是一个不让中医人考试的文件。
而且,一个令人不解的“规定”是:中医退休就不能行医。上海一个在街道医院工作30年的中医,退休后就没有了行医证,属非法行医,罚款5万元。(解放日报,2007年8月11日)中医是越老越吃香,何以退休后就不准行医?
我们建议有关部门:真要想消灭中医就明说,不要用法律“说事”。请注意:任何法律都是滞后的,都是要不断修订完善的,滞后到一定程度都是要突破框框的,否则,社会就不能前进。康有为、梁启超等要“变法”,变法不成,孙中山只好革命!更何况,涉及中医药的法律法规都是在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大潮下参照西医药制定的,都不是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我们究竟要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利益着想,还是坚决“依法办事”而抛弃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让更多的人“看病难看病贵”?!
执业医师就是执业医师,似乎没有必要把他们分为三六九等,什么乡村医生、一技之长医生、中医师、主任中医师等等,看似管理很细很严,实则是自找麻烦,或说是希望借此加大自己的权力。不少民间中医花钱去搞什么博士、某单位名誉研究员、什么博览会金奖银奖,总有人调查他们是冒充的。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文凭,只好去搞这些,是被逼无奈才这么做的,完全可以理解。
中医本来就是全科医生,历来不分科。我们中医院硬要仿照西医分成各种科。某著名中医院皮科一位年轻的主治医,坚持使用中医药治疗,声名远播,癌症、心脑血管病人都到皮科找他看病,疗效还满不错。检查团批评他不该看其他病,他的回答很好:这些病人都是自己来找我看的,中医讲大医精诚,谁来我都应该给看,不能把病人推出去;我的行医证上写的是中医主治医师,不是写的中医皮科主治医师。
必须制定中医自己的医师法,且不能以学历为主,当以临床水平为主进行考核。
2.药品法是中医头上的紧箍咒
《药品法》是中医头上的紧箍咒。其扼杀中医的作用,尽人皆知,这里不拟多说,只强调以下几点:
中药不同于西药,《药品法》将二者混为一谈,硬要中药申报内容与西药几无二致。而且郑筱萸这些年出台了187个法规,对中药之勒杀一扣紧似一扣,以至于医院的内部制剂必须由它来审批,否则即属违法;一个GMP不知害了多少中药厂;一个医院制剂室要达到什么标准的规定,致使许多无资金改建的中医院制剂室(如甘肃武都中医院)不能再行生产,耽误为患者治疗;药监局规定任何个人不得生产制剂,然而,中医历来是医生亲自炮制,亲自将汤剂制成丸散膏丹,不许他们自制,如何给人治病?!
GMP和药品制剂室的“标准化”浪费了无数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仅仅成为他们的形象工程。任何制剂必须经过药监局审批的法律,不知多少个体行医的中医遭到查抄、没收和罚款,不知多少患者因此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也不知有多少官员因此而发了横财!
在我们调研过程中,一些中医院和制剂室负责同志气愤地说,为什么把中药划归药监局管理,他们懂什么?谁家吃的米饭馒头是在GMP厨房做出来的?谁家做好了饭菜先让耗子点头之后他才吃的?他们殷切希望国家中医局将中医、中药一块管起来。他们一再重复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巴豆有毒,可以吃死人,耗子越吃越肥,中药申报为什么还要求作耗子实验?中药在活人身上用了几千年,为什么今天反倒要耗子点头?中医中药历来不分家,不会制丸散膏丹的就不是合格的中医,为什么今天中医可以开汤剂就不许将汤剂改成丸散膏丹?
药监局规定“中药必须注明有效期”。陈皮、艾绒越陈越好,如何标明有效期?北京平心堂为救治一位妇女,将珍藏二十多年的一盒同仁堂生产的苏合香丸给她,她却控告诊所给她服用过期的中药,药监局马上前往查抄、罚款(请注意:某报纸载文为一患者寻求10年前的人参再造丸,后又载文称该患者用了汤先生捐献的珍藏20年的一盒药,药到病除。建议药监局控告该报纸不遵其法规、宣传过期药品!)。邓老身体不适,平心堂专门为邓老制作了几丸“假药”,邓老说:我的病就是吃假药吃好的。秦皇岛有个中医给人治病,被判了7年,因为他自己做制剂;他是六世传人,一直用这个药,后来被人告发,马上被抓。
所以,用政体用国家机器来消灭中医非常容易(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就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合法却不合情理。那些想消灭中医的人完全可以用“依法办事”来堂而皇之地消灭中医。最近健康报记者刘燕玲同志就中医大夫张好良在河南某县用中医治疗艾滋病写了一份内参,高强、王国强部长都批示请当地政府予以支持。当地某局立即找张好良,说他卖假药,罚款5万(张好良已被逼离开该县);该局还对联名要求服用张好良中药的135人的组织者进行威胁。由此可以看出药品法以及所谓的执法对中医药的扼杀作用,也可看出我们的地方官员真是“执法模范”。
广西有个李之焕,在监狱中自学成才,治疗癌症、艾滋病等诸多疑难病症,效果甚好,中国中医药报曾用整版篇幅连载他的事迹。然而,有关部门以非法行医和制售假药为名抄没其家产和现金数百万元,因找不到其犯罪事实,予以劳教。既然他能治病,效果不错,何以非要说他是假医假药呢?
如此执法,束缚了中医的手脚,中医没有办法治病救人。药品法完全不适用于中药,必须重新制定中药药品法。
3.中医高等教育严重西医化,培养不出中医人才
某中医院校校长告诉我:学生不学西医出来找不到工作!在我看来,学生出来能否找到工作,不是学不学西医的问题,而是国家政策问题,是国家信不信中医、要不要中医的问题,是国家给不给中医宽松环境的问题。
韩启德副委员长最近在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讲话中说:“遇到什么问题,就去破什么规矩。不要被这个规矩牵着跑。像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这样的牵头单位,就要引领政策,而不是跟着政策跑。要引领政策,去创造政策。”委员长的话表明,大学校长们应该就学生所学内容和就业问题向国家提出政策建议,如果不提,而是跟着已经落后的政策后面跑,是没有负起为官的起码责任。
某中医药大学2004年制定的五年本科教学计划中的中医药学专业,中医课时仅占33.86%,西医课时却占到39.38%,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26.76%。许多中医院校不注重经典学习,有的甚至把经典作为选修课,学生也不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去背诵经典。广西中医药学院刘力红教授说:“早上,在学校的药圃里,99%的学生都在念英语,却没有听到诵读中医经典的声音。如果哪天看到一个学生在读《伤寒论》,我会十分感动。”一位广西中医药学院2005届的研究生说,由于英语与学位证挂钩,所以有60%的研究生都要花上1～2年的时间攻读英语,肯定会对专业学习有影响。不熟练掌握经典中的精华,就不可能领略中医的真谛。中医药院校确实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人员,但他们中真正能用中医思维方法治病的少得可怜。主要原因是中医高等教育追求中、西医兼顾,导致学生中医不精、西医不通,只是两个“中专生”(崔月犁语)。
我们可以简单计算一下:五年大学本科,其中一年实习(住院医,几乎全实习的西医),另四年中,学中医时间仅三分之一,即16个月,再除去寒暑假,除去节假日,真正学习时间不足一年,能学好中医吗?过去跟师学习还要三年才出师,那可是天天学,没有节假日的!
韩启德副委员长在同一次讲话中还说:“按照邓老说的,在我们中医药大学里面,如果将外语及其它的课程等全部算上,与中医的比例达到2﹕8,能不能实现?如果有困难的话,能不能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里面先做一个试验,让两三百人专门学中医,不学西医。”如果真能按照委员长的话去做,中医就有救了,就能培养出一大批铁杆中医。
顺便提一句,中医院校学生不必学英语。他们出来是为中国人看病的,给中国人看病还要说英语吗?“将来他们要查阅外文资料!”西方国家有中医吗?它们有资料可查吗?前面已经说过,北中医某硕士英语达不到6级,不发硕士证;本硕连读的某学生四年级英语不过关不许继续读下去:有这种必要吗?!如果将来真需要他们给外国人治病,带翻译即可,或届时专攻一年英语也成,完全没有必要浪费青春去学英语。不要再培养所谓“精英”了,英语充其量只能作为中医院校的选修课!英语不代表一个中医的临床水平,更不代表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经济水平!也不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培养一大批幼儿英语教师,让山沟里幼儿园开始“双语学习”,这不是培养精英,是奴性的表现。
2010-09-19 17:00 10楼
4.其他一些政策和法规
其他一些政策和法规也多有不符合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情况。不可能一一分析。
比如《中医药条例》指出,中医医师资格认定按执业医师法,中药之审批按药品法。医师法、药品法既然不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条例如此规定就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
又比如,要让中医药走向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国际化的轨道,也是没有考虑中医药的特殊性、核心本质或说特色。又比如,中医病历书写规则、医院规模、医院设备、医疗事故鉴定等等都不符合中医实际。再比如,国外保险公司早已允许患者到中医、针灸诊所看病,我们却搞定点医院看病,中医个体诊所看病成了“当然”不能报销的了。
以中药现代化而言,基本上放弃了中药的性味、归经、炮制、方剂等中医药的基本路数,而是寻找化学单体、有效成分,讲多组分、多靶点,用生药学替代本草学,用植物化学替代中药学(中医高等院校的中药系乃至中药学院,还有谁在教学生认药、教学生炮制?又有哪个中医学院教学生红升丹、白降丹的炼制?)以五个P为代表的有关政策实施以来,不但没有达到政策期望的标准化、国际化,反倒不知害了多少中药厂家。
中国市场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占国际市场五分之一,中医药真正把中国市场占领了,就不得了了;再者,中医药在其发源地尚且受到歧视、压制、打击、排挤,让文化迥异的西方国家承认,有点天方夜谭。我们早已说过,中医肯定会很快走向世界,但不是今天,是等到我国真正强大以后,西方会来取中医药的真经的。
所以会出现这些政策,是政策制定者未能很好研究,且心中认识不到中医的自身发展规律和特色。政策制定者不能总是迷信科学的标准只有一个-现代科学,不能总是高高在上,想当然地闭门造车了。
最近,北京又开始“依法”检查中医门诊和诊所,凡中医师人数不够或没有护士的一律关门了事;令人不解的是,中医诊所要护士何用?西医有护士,中医就必须有护士吗?
其他一些政策和法规也多有不符合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情况。不可能一一分析。
比如《中医药条例》指出,中医医师资格认定按执业医师法,中药之审批按药品法。医师法、药品法既然不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条例如此规定就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
又比如,要让中医药走向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国际化的轨道,也是没有考虑中医药的特殊性、核心本质或说特色。又比如,中医病历书写规则、医院规模、医院设备、医疗事故鉴定等等都不符合中医实际。再比如,国外保险公司早已允许患者到中医、针灸诊所看病,我们却搞定点医院看病,中医个体诊所看病成了“当然”不能报销的了。
以中药现代化而言,基本上放弃了中药的性味、归经、炮制、方剂等中医药的基本路数,而是寻找化学单体、有效成分,讲多组分、多靶点,用生药学替代本草学,用植物化学替代中药学(中医高等院校的中药系乃至中药学院,还有谁在教学生认药、教学生炮制?又有哪个中医学院教学生红升丹、白降丹的炼制?)以五个P为代表的有关政策实施以来,不但没有达到政策期望的标准化、国际化,反倒不知害了多少中药厂家。
中国市场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占国际市场五分之一,中医药真正把中国市场占领了,就不得了了;再者,中医药在其发源地尚且受到歧视、压制、打击、排挤,让文化迥异的西方国家承认,有点天方夜谭。我们早已说过,中医肯定会很快走向世界,但不是今天,是等到我国真正强大以后,西方会来取中医药的真经的。
所以会出现这些政策,是政策制定者未能很好研究,且心中认识不到中医的自身发展规律和特色。政策制定者不能总是迷信科学的标准只有一个-现代科学,不能总是高高在上,想当然地闭门造车了。
最近,北京又开始“依法”检查中医门诊和诊所,凡中医师人数不够或没有护士的一律关门了事;令人不解的是,中医诊所要护士何用?西医有护士,中医就必须有护士吗?
2010-09-19 17:01 11楼
(四)“中西医结合”是埋葬中医之路
1840年以后,不少国人产生民族虚无主义;加之帝国主义疯狂进行文化侵略,致使许多人崇洋媚外;特别是上世纪初和上世纪末两次大规模海归,带回了西方的科技,也带回了洋人的垃圾,全面否定中华文化。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加上“海归”的推波助澜,上世纪初叶以来我国中医界受到的压力巨大,为了求生存,一些中医人士提倡“中西医汇通”。一方面以西医的知识来认识、理解、解释中医;另一方面企图仿照西医模式来发展中医,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形成了最初的“中西医结合”。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和政府批判了王斌与贺诚打击、消灭中医的错误政策,撤了二人的部长职务。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毛泽东同志发出了“关键是西医学习中医”的指示。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社论中“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药学”。中共中央在1954年11月23日批转中央文委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药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于是,他作为政治家而非医学家又提出“中西医结合”,希望借此产生中国的新医学,从而在我国制造了一支表面上既不同于中医又不同于西医既懂中医又懂西医的“中西医结合”的、而实质上是二流西医的医学队伍。从本质上说,主席的“中西医结合”思想也是认为中医不科学,要让西医学习中医,“帮助”中医整理提高。其实,我国的文字改革既是第一次海归带回的日本错误思想的继续,也是主席他老人家希望汉字拉丁化的序曲。
张效霞先生在《回归中医》(青岛出版社,2006:249)一书中引用了“西学中”出身的贾得道先生的话:“1971年又提出在西医中普及中医知识的要求,并且提出不学中医就是半个医的口号,于是又掀起一个西医学习中医的高潮。……这样当然不能对中医有系统的、深刻的实质性理解,大都只是学到一些临床应用的基本知识,能开方看病就算满足了。但就是这部分人,他们既有西医的基础,又能用中医的方法看病,于是很快就成为中医机构中的骨干力量,有的甚至成为各级的领导。”事实是,我国今天的中医院校、中医医院、中医科研机构的领导人全是中西医结合人员担任,几乎没有例外。但是这些“学过西医的人,西医的知识与理论,在他们的头脑里已经形成相当牢固的基础,所以在接触到每个具体问题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不知不觉地从西医的角度来考虑。”杨维益先生也说:“‘西学中’在医学方面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与西医完全一致。他们以西医作为模板,在科研中采取让中医对号入座的方法进行研究。这种以西医学科特点强加于中医药学的削足适履的研究方法不大可能对中医发展带来好处。相反,中医的特色与优势却有可能在这种研究中化为乌有。”所以,我们中医药的医、教、研才全盘西化,跟在西医药后面爬行。借用崔月犁部长1982年讲话的精神,我们认为,中医的医、教、研机构的领导人不宜由中西医结合人才担任。
50多年过去了,“中西医结合”变成了“中医西医化”。迄今,中西医结合未形成任何一个中西医结合理论,未拿出一个真正的学术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成果(所谓的成果仅仅是低层次的中西医配合治疗而已。),而所谓的“成果”解决不了中医临床问题,更没有一位中西医结合专家敢于提出“中西医结合学”的概念。实际上,50多年来,中西医结合一直是以“想当然的”的漂亮的口号西化中医、改造中医、消灭中医,今天,真正的中医已经被消灭得所剩无几了,中医院不姓中了,目前的23万中医中,只有三两万人还会用中医思想看病,其他中医被改造得扔掉了中医的特色、只会开化验单看检查报告了;32所中医药院校天天都在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不培养铁杆中医。科研都是西医思路,其“成果”对中医临床毫无指导意义。就连人大常委会责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起草并已呈报卫生部的《中医药法》(2006年9月5日草案)里,仍在要求“鼓励中医药院校开展高层次中西医结合教育,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中西医结合”流毒之深可见一斑。鼓励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的这一《中医药法》一旦出台,中医药就将彻底完蛋,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消灭中华文化的罪人!
科技部拨款让中医界研究治疗SARS,款还没有到他手里就开始高喊“我们要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科技部一搞省部联动让中医研究治疗艾滋病,又开始高喊“我们要中西医结合治疗艾滋病”。怎么那么没有底气?!离开西医你就活不了了吗?!
既然要搞“中西医结合”,既然“中西医结合”好,为什么西医院校不搞?!为什么西医院校的中医课程只有几十个学时?说穿了,制定政策的同志心底深处就认为中医不科学,因此要傍西医这个大款,用中西医结合来改造中医,把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这恐怕就是我们卫生部和中医主管部门的真实想法,所以才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提法不变!
钱学森老先生曾写信给崔月犁部长说:“中西医结合,不是西医吃掉中医,就是中医吃掉西医。现在的情况是西医吃掉中医。”钱老的话真是一针见血。
1982年衡阳会议上提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到1985年以后,就没有人再说三支力量了。最近,又有人老调重弹,而且将之塞进了十几个部委的《纲要》。可见:真有人要用“中西医结合”来彻底埋葬中医了。
可以肯定地说,中西医是并存的,中西医只能配合治疗而不能结合为一体,起码在近百年里还结合不起来。中西医结合是埋葬中医之路,不应再提什么“中西医结合”了,让中医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让中医药用自己的标准衡量自己,让中医药用符合自身规律的方法管理自己,别再逼着和尚念“上帝保佑”了。个别西化的和尚也别再穿着袈裟念“阿门”了。
退一万步说,如果一定要搞什么中西医结合,那么,应该按照当年毛主席说的“西医学习中医”的指示,由西医院校去培养,而且,中西医结合人员也应该由卫生部管,而不应该划归中医局管理。
1840年以后,不少国人产生民族虚无主义;加之帝国主义疯狂进行文化侵略,致使许多人崇洋媚外;特别是上世纪初和上世纪末两次大规模海归,带回了西方的科技,也带回了洋人的垃圾,全面否定中华文化。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加上“海归”的推波助澜,上世纪初叶以来我国中医界受到的压力巨大,为了求生存,一些中医人士提倡“中西医汇通”。一方面以西医的知识来认识、理解、解释中医;另一方面企图仿照西医模式来发展中医,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形成了最初的“中西医结合”。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和政府批判了王斌与贺诚打击、消灭中医的错误政策,撤了二人的部长职务。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毛泽东同志发出了“关键是西医学习中医”的指示。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社论中“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药学”。中共中央在1954年11月23日批转中央文委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药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于是,他作为政治家而非医学家又提出“中西医结合”,希望借此产生中国的新医学,从而在我国制造了一支表面上既不同于中医又不同于西医既懂中医又懂西医的“中西医结合”的、而实质上是二流西医的医学队伍。从本质上说,主席的“中西医结合”思想也是认为中医不科学,要让西医学习中医,“帮助”中医整理提高。其实,我国的文字改革既是第一次海归带回的日本错误思想的继续,也是主席他老人家希望汉字拉丁化的序曲。
张效霞先生在《回归中医》(青岛出版社,2006:249)一书中引用了“西学中”出身的贾得道先生的话:“1971年又提出在西医中普及中医知识的要求,并且提出不学中医就是半个医的口号,于是又掀起一个西医学习中医的高潮。……这样当然不能对中医有系统的、深刻的实质性理解,大都只是学到一些临床应用的基本知识,能开方看病就算满足了。但就是这部分人,他们既有西医的基础,又能用中医的方法看病,于是很快就成为中医机构中的骨干力量,有的甚至成为各级的领导。”事实是,我国今天的中医院校、中医医院、中医科研机构的领导人全是中西医结合人员担任,几乎没有例外。但是这些“学过西医的人,西医的知识与理论,在他们的头脑里已经形成相当牢固的基础,所以在接触到每个具体问题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不知不觉地从西医的角度来考虑。”杨维益先生也说:“‘西学中’在医学方面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与西医完全一致。他们以西医作为模板,在科研中采取让中医对号入座的方法进行研究。这种以西医学科特点强加于中医药学的削足适履的研究方法不大可能对中医发展带来好处。相反,中医的特色与优势却有可能在这种研究中化为乌有。”所以,我们中医药的医、教、研才全盘西化,跟在西医药后面爬行。借用崔月犁部长1982年讲话的精神,我们认为,中医的医、教、研机构的领导人不宜由中西医结合人才担任。
50多年过去了,“中西医结合”变成了“中医西医化”。迄今,中西医结合未形成任何一个中西医结合理论,未拿出一个真正的学术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成果(所谓的成果仅仅是低层次的中西医配合治疗而已。),而所谓的“成果”解决不了中医临床问题,更没有一位中西医结合专家敢于提出“中西医结合学”的概念。实际上,50多年来,中西医结合一直是以“想当然的”的漂亮的口号西化中医、改造中医、消灭中医,今天,真正的中医已经被消灭得所剩无几了,中医院不姓中了,目前的23万中医中,只有三两万人还会用中医思想看病,其他中医被改造得扔掉了中医的特色、只会开化验单看检查报告了;32所中医药院校天天都在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不培养铁杆中医。科研都是西医思路,其“成果”对中医临床毫无指导意义。就连人大常委会责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起草并已呈报卫生部的《中医药法》(2006年9月5日草案)里,仍在要求“鼓励中医药院校开展高层次中西医结合教育,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中西医结合”流毒之深可见一斑。鼓励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的这一《中医药法》一旦出台,中医药就将彻底完蛋,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消灭中华文化的罪人!
科技部拨款让中医界研究治疗SARS,款还没有到他手里就开始高喊“我们要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科技部一搞省部联动让中医研究治疗艾滋病,又开始高喊“我们要中西医结合治疗艾滋病”。怎么那么没有底气?!离开西医你就活不了了吗?!
既然要搞“中西医结合”,既然“中西医结合”好,为什么西医院校不搞?!为什么西医院校的中医课程只有几十个学时?说穿了,制定政策的同志心底深处就认为中医不科学,因此要傍西医这个大款,用中西医结合来改造中医,把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这恐怕就是我们卫生部和中医主管部门的真实想法,所以才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提法不变!
钱学森老先生曾写信给崔月犁部长说:“中西医结合,不是西医吃掉中医,就是中医吃掉西医。现在的情况是西医吃掉中医。”钱老的话真是一针见血。
1982年衡阳会议上提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到1985年以后,就没有人再说三支力量了。最近,又有人老调重弹,而且将之塞进了十几个部委的《纲要》。可见:真有人要用“中西医结合”来彻底埋葬中医了。
可以肯定地说,中西医是并存的,中西医只能配合治疗而不能结合为一体,起码在近百年里还结合不起来。中西医结合是埋葬中医之路,不应再提什么“中西医结合”了,让中医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让中医药用自己的标准衡量自己,让中医药用符合自身规律的方法管理自己,别再逼着和尚念“上帝保佑”了。个别西化的和尚也别再穿着袈裟念“阿门”了。
退一万步说,如果一定要搞什么中西医结合,那么,应该按照当年毛主席说的“西医学习中医”的指示,由西医院校去培养,而且,中西医结合人员也应该由卫生部管,而不应该划归中医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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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药学有各自的特色和优势,现在包括卫生界大人物在内的不少人对中医药学习不够、误解颇多。所以,在着重阐述中医药学的特色和优势之前,我们先研究一下什么是中医以及中、西医药学的差异。
(一)什么是中医
什么是中医?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科学完整的定义。下面只是想谈谈我们一点想法。
今之“中医”称谓,始于清末民初。其时,将外来的教育称为西学,将自己的则称为国学;将外来的医学称为西医,将自己的医学称为国医,后来亦称中医。迄今,中医、国医二词通用;在教科书中多用中医一词,中医院校开设的门诊则多称“国医堂”。所以,“中医”可以说是“中国医学”、“中华医学”的简称,是与从国外引进的西医即“现代医学”相对的一种医学。故《现代汉语词典》对“中医”的解释是:“中国固有的医学”。
中医药学是自从有了中国就存在的医学,也就是有了中华文明就存在的医学。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7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的特点就是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7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繁衍壮大,中医药学起了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哲学”(中国人称为“义理学”)著作《中庸》指导下的医药活动为中医。《中庸》首章有文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就中医的中和本质而言的。西方医学是对抗医学,借用药物消灭细菌、病毒,替代人体的某些功能,或借用手术等手段摘除或替换某些组织、器官。中医则不然,认为人体五脏自身以及人与自然、与社会都应该和谐,太过与不及皆为病;“不偏为中,不变为庸”,“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故中医通过医师的“辨证论治”,药物的“补偏救弊”,重新恢复到“无太过、无不及”的原本的中和运行状态。
《黄帝内经》是以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的法则揭示了人体气血运行规律;描述了在气的作用下人体生、长、壮、老、已的过程;并以此指导中医的诊断、治疗、用药,包括养生,以扶正祛邪、调整气血、疏通经脉、不治已病治未病等,把健康和长寿带给亿万人民。
五行即木火土金水,其含义不是五种元素,而是对运动形式、相互关系的概括和描述,并以之指导医疗保健的实践。把五行理解成五种元素,实在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我们认为,所谓中医药学是:根据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五运六气学说,按照阴阳五行所揭示的生命运动的规律,以经络学说、脏腑学说为基础,运用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诊断,借用简便易行的方法和自然界万物的偏性来纠正人体偏性,使之恢复到和谐平衡状态,从而保障人们健康的医学。
(二)中、西医学比较
1.中医把人看做人,西医把人看作“物”
中医与西医是哲学思想、基础理论和医疗方法完全不同的两种医学。
中医是以综合演绎为主的东方科学,是在长期的大量的医疗实践中,总结推演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医学,是只针对活人的医学,因而对于生命运动有着深刻的认识;西医则是以还原分析为主的西方科学,是以动物和死人解剖为基础的实验医学,因而对于异常复杂、联系广泛而又处于不断变化的生命的认识,往往陷入机械论的泥坑。
17世纪中期,法国医生拉美特利出版了《人是机器》一书。他说:人是一架机器!是一架会自动运行的机器!他认为:心是血泵,肺是风箱,胃是研磨机,四肢是杠杆,而饮食则是为了补充燃料。
这种医学模式,用机器的原理来解释人的生理结构和病理机制,它将人体分成许多独立的“零件”来研究,认为所谓的疾病,只不过是人体这架机器的零部件产生了故障的结果,而医生则是修理匠,其任务就是修理机器。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西医注重的是局部而不是整体,是结构而不是功能,是物质而不是精神,是各个零部件的作用而不是其间的联系。
2.中西医方法论迥异
西方医学以还原论看待人体和生命,认为人由内脏和皮毛筋骨组成,再往下分,则由细胞组成,细胞由分子组成,分子由基因组成。所以西医以为人体所有脏器几乎都可以分割或置换,换肝、换肾、换心脏,用各种仪器设备一直检查到基因。有人说西医也有整体论,比如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系统生物学等。但西医这种整体论是堆砌式、结构式、组成式的整体论。试想,谁是一个妈生养四肢,另一个妈生养脑袋,日后再组装起来的?
从研究方法论上说,中医是整体论,且是生成式整体论,认为天地之气是化育人的本原,把人看作是自然界的产物,因而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日月运行、四时变化、环境差异,皆影响人,而且人之五脏六腑亦是一个整体,相互密切联系而不能分割,故中医讲究“因时、因地、因人”辨证论治;越是高明的中医,考虑的因素越多、越全面。
中医药学的脏腑、经络,与解剖的概念完全不同。解剖至今无法发现经络,因为经络现象只存在于活人身上,人死后四小时经络现象就消失了。人们习惯于用解剖学说来理解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是完全错误的。
中医讲唯物论,也讲辩证法,既强调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强调人的精神因素即七情六欲的作用。以SARS为例,西医用抗生素去杀灭冠状病毒,不行就用激素,结果不仅至今没能杀灭病毒,而且用激素无区别、无条件地调动体内抗病机能,造成严重的难以治愈的后遗症;中医则不管什么病毒不病毒,认为是天地运化对人产生的影响。顾植山教授说:“庚辰年(2001)刚柔失守产生的‘燥’和‘热’是伏气;癸未年(2003)的‘寒’和‘湿’则是时气,由疫毒时气引动伏气,燥、热郁于内,寒、湿淫于外”,导致SARS(顾植山:疫病钩沉-从运气学说论疫病的发生规律.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3,10.)。中医有针对性地用药性之偏改变人体燥热的内环境,不仅成功地防治了人们谈虎色变的SARS,而且没有任何后遗症。事实证明,中医的推断是正确的,一到小满,进入三之气,客气转为厥阴风木,风能克湿,大自然改变了人体的内环境,SARS就过去了。至今恐怕也无人能证明,是什么灵丹妙药把地球上的SARS病毒都杀光了吧?
中医理论的特色就是化繁为简,以简驭繁,以看似简单的阴阳五行等理论,破解驾驭复杂的生命现象。举例来说,中医只需望闻问切,即可判断病情,依据的是患者和医生的感觉,看似模糊,实则往往比检查化验灵敏、准确、全面。西医似乎在微观上精确于中医,但往往出现以偏概全、以假象当本质、以瞬时作常态的误诊。就像老农挑西瓜,一看一拍就可判断瓜的生熟酸甜,而不必切开测量糖份。
3.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医德
中医是中华“和”文化的产物,所以,孙思邈在《大医精诚》篇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其有患疮痘、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这就是中医的医德!正由于此,在国家尚未顾及到艾滋病时,14路民间中医主动到艾滋病村自己掏钱,免费为患者治病。
也正由于此,中医一直讲“穷人看病,富人掏钱”,掏不起钱我也照样为你看病,富人看病就得多掏一点了。也许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杀富济贫。迄今农村许多中医依然如此。如山西运城铁氏父子为人看病从不收费,病人愿意给就给点,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又如运城崔扣狮、冯斌等等对没有钱的穷人同样诊治。河南邓州振宇肿瘤医院马宇振院长不仅医术高,且屡屡对实在困难者减免费用。
西医源于西方的竞争文化,强调的是利益和金钱。没有钱,就别想进医院。没有钱,对不起,宁可看着你死去也不给治,报载已不乏其例。钱用完了,对不起,出院!产妇生孩子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可今天十分之一以上的产妇都在医生“建议”下破腹产。这并非今日之妇女生殖功能下降,亦非真正之难产,而是医院看到了这是赚钱的买卖。除了看到“钱”之外,已经不见人味了。这,也许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吧,可总感到似乎与中华文化不相称,恐怕不是中医做事的习惯。美国明道学院院长张绪通先生是中、西医大家,在美国宣传中医50多年;他为我们的《中医战略》写的序中说:“曼博士说:医院是合法的伤人或杀人的场所。和一般屠宰场不同的地方是:被伤害的人必须倾家荡产,付出极昂贵的价钱,去被他们宰杀。如果你是穷人,付不起医药费,即使磕破头求他们,他们也不屑浪费宝贵时间来宰杀你,除非他们看中了你的脏器。”
这就是不同文化产生的不同的医德。
4. 卫生经济学差异极大
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已经承受不起指数般上升的医疗费用的飞涨。美国总统医疗顾问方励培先生2005年12月在中国讲:美国医疗费用上涨会使美国财政崩溃。我们在过去的报告中一再说,仅从医疗费用高而言,中国也不可能走西方的医疗保健模式。现代医学的仪器设备越来越“先进”,价格越来越高,结果呢?除了标榜先进和加重患者负担之外,对于诊断和疗效并没有什么看得出的补益。以癌症为例,用什么仪器诊断,不还是手术、化疗、放疗吗?就连美国人都意识到90%的手术是不必要的。一个癌症,在我国,西医至少30万,中医不过一两万,多者两三万。白血病要换骨髓,几十万,患者还不一定能下手术台,多少患者因此而人财两空;邓州马宇振大夫治疗白血病疗效甚好,我们专门去考察过,抬着进去,走着出去,费用不过三两万。其他各种西医所谓的疾病,就我们粗略调研,中西医费用也大约相差10倍。就一个感冒而言,西医检查、吊针,少说几百,多者数千。中医看感冒,多则几十少则几元。
医疗不是公益事业,而是福利事业。只要解放中医,充分发挥中医作用,我们仍可以像70年代那样,以世界最低的医疗费用解决13亿人的健康问题。
5. 中药是万岁药,西药是短命药
张绪通先生为《中医战略》写的序七中说:“一个药品的开发……费时十数年。显示得这个药品,似乎是经过千锤百炼,对治疗疾病必然是百发百中的,称之为‘科学的成品’。可是等到新药面世之后,不到几个月,就出现各式各样的毛病,不但治不了病,它的副作用简直赫人听闻。勉强撑不到几年,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圣品,就被淘汰了。”
从1835年西药进入中国以来,总共用过7000多种西药,但目前只有1000余种尚在临床上使用,其他6000多种都淘汰了,这6000多种都经过了现代科学的检验、双盲试验,还是被淘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药是短命药,西药的审评标准就是对西药来说也并不一定可靠。中药应用了几千年,除了被国家药监局错误淘汰的关木通之外,再没有一种因毒副作用或因导致耐药性而被淘汰。中药是万岁药!
需要比较的东西很多,以上只是略举一二,说明中西医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医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