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
2010-09-03 13:42 2楼
三
周作人既然是在家依赖性强,没有责任感,性格又软弱,平时只读书、写文章,为什么又成为“文化汉奸”呢?事情是这样的:
本来早在1926年左右,周作人发表过不少激烈的“排日言论”。如1926年3月16日,周作人在《京报副刊》发表《排日—日本是中国之仇敌》的排日文章。他说:“‘日本是中国的仇敌’,请大家要记住这句话。……我只确信日本是中华民国生存上的一个大威吓、大敌人,所以我们为要保存中国起见不得不尽力排日……”。说明周作人当时也是一个抗日的热血青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大南迁。周作人以“家累重不能走”为由,留在北平。北大让未走的4个人负责保护校产,每月寄津贴50元。
北平沦陷后,汉奸政权的“临时政府”成立,一些文化人开始落水,到日伪控制的大学做官、任教。其中有些人是周作人的老朋友,周作人落水很可能是受他们的影响。
1938年2月9日,抗战爆发后一直苦居北平的周作人,居然参加了日方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消息传开之后,在大后方引起了激烈的反应。声讨周作人等人的附逆行为,这对周作人的迅速下滑,起了更大的反作用。
1939年元旦,周作人遇刺,事态激化。周作人一直认定暗杀是日方所为,实际上是爱国青年所为,如果此时再不“出山”,可能就有性命之忧,加以此时生活颇窘,连孩子上大学的学费都凑不齐了,所以在1939年1月12日,接受了第一个伪职,即敌伪控制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接着,又在1939年3月18日,出任敌伪控制下的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后改为文学院院长。
1941年12月19日,汪精卫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一项议案:“特派周作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这个职位属于汪伪政府任命的“特任”官,也是周作人后来被定为“特任级”汉奸的由来。
1943年1月,周作人被华北汉奸头子朱深排挤下台,经过周作人的学生沈启无、江绍原的奔走,汪伪中央政府又补偿性地任命周作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后很快又被重新任命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紧接着又任命他担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最后一个职位是日本人控制的情报机构,周作人只是挂名,但也有薪水。这一连串的职位使他的收入每月都在4000元以上,比当时督办时收入还高。不用做事又能拿钱,周作人倒也安心于这种安排。
周作人在任伪职期间,与国共双方人员都有接触。国民党方面主要是沈兼士。沈的公开身份是辅仁大学国文系主任,是周作人的老朋友。据李霁野回忆,周作人“出山”之前,曾三次找沈兼士,都是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就匆匆离去,令沈士兼莫名其妙。最后一次周作人拿着一把扇子,上面还写着一首诗,但沈士兼还是不明他的来意。显然周作人大概是在向沈士兼打招呼、“要饭吃”,希望沈士兼能聘请他到辅仁上课,但又不愿明说。最后一次去,显然有告别之意:既然国民政府不能解决他的生活问题,“我也要吃饭”,所以就要出山,靠日本人“吃饭”了。但据后来周作人在法庭上辩说:他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是得到当时教育部驻平联络员牟谟的同意的,但牟谟后来不知去向,无法为他作证。
实际上,在周作人附逆前后,周作人与其他进步政治团体的关系,甚至与共产党方面的关系更为密切。据传,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张群等人上书请求特赦周作人等人的时候说:“别人可赦,周作人不可赦,因为他亲共。”这主要是周作人掩护过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多次帮助过李大钊的女儿李炎华和她的丈夫侯辅廷。1940年,已是“亲日反共”的汪伪政府的特任级高官的周作人,得知李大钊的两个孩子李星华、李光华要去延安,给他们预支了两个月的薪金做路费,并办了出北平必须有的“良民证”,才把他们送出北平。临别之时,周作人还让李星华代他给五四时期曾专门到他家登门拜访的“毛润之”带好。不管怎么说,从客观事实来看,他确实是做了几件好事。
1943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改组,周作人被免去了伪教育督办的职务。从1941年1月到1943年1月,周作人当了整两年的伪华北督办,也是他在日伪时期权力最大、影响最为恶劣的时期,他曾以撰文、发表讲话等方式,表示对日本“大东亚主义”侵略行径的拥护和支持。按他自己的说法则是“演戏两年”,身不由己。之后的日子里,周作人担任的都是虚职,虽然收入不减,但心有怨气,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开始忙他自己的事情,读书、作文,倡导一种“生存第一”的“儒家”人生哲学。但就在这个时候,周作人与日本“大东亚主义文学”的积极倡导者发生了冲突,这就是所谓“文坛反动老作家”事件。
这是 1943 年 8 月 25 日,第二届“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东京帝国剧场开会,中国方面的代表,是周作人的学生沈启无等人,参加大会的还有日本、“满洲国”、朝鲜、台湾的代表。1943年8月27日,大会进行分组讨论,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在分组会上,作了题为 《中国文学的确立》的发言。出人意料地开始猛烈攻击所谓中国“反动的文坛老作家”。周作人一开始并不知道片冈铁兵的这个发言,后来由胡兰成的一篇文章才知道此事。周作人找来原文一看,认为所谓的“反动老作家”,说的就是他。于是,在1944年3月20日,周作人怀着委屈和愤怒的心情,给“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久米局长写了封信。将这封信寄出后,并将此信公开发表,此外又写了《关于老作家》、“文坛之分化”等文章,将片冈铁兵的攻击公之于众,并一再表示,如日本“文学报国会”和片冈铁兵不做答复,他将退出“中国文学协会”,与“文学报国会”断绝联系,退出一切文学活动。这件事在日本与沦陷区文坛颇引起了一番震动,倾向于周作人的舆论反而占了上风。
4月末,片冈终于给周作人写了封长信,承认他所攻击的“老作家”就是周作人。片冈最后还是为自己“偏激之词……深表歉意”。显然在这场争执中,周作人占了上风。
《周作人的最后22年》的作者说:“论说,周作人与他一块共事的华北群奸在思想上、文化上,并无多少共同语言,而且他也不太符合日本人选‘汉奸’的标准。显然,日本人只是看重了他在知识界、教育界的‘清誉’,因此加以利用而已。周作人当‘教育督办’期间,华北沦陷区大、中、小学的毕业文凭上都盖的是周作人的大印,这就是说,以他过去的‘清望’,周作人的确为日伪统治起到了‘安定人心’、粉饰太平的作用。”
四
我们要感谢《周作人的最后22年》的作者耿传明先生,使我们对周作人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我们认为周作人的文学水平与传统观念远在鲁迅之上。如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认为,要多读西方书,少看中国书,他说:“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 ,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其实,鲁迅很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方法,对青年进行奴化教育,主张盲从。要青年“少读中国书”,显然是要青年脱离中华传统文化。
古人已经死了,人们只有从古人之所“言”,即书面语言(鲁迅谓之“作文”)来了解古人的思想。如果不多读中国书,就无从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看来,鲁迅是很少读中国书的,致使他对中国古文化知之甚少,是西方文化蒙住了他的眼睛,以为封建制度、专制、独裁就是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究竟是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鲁迅主张“行”,反对“言”,请问他拼命写那么多的“文章”干什么?难道他的“文章”就不是“言”吗?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个只讲“言”,不讲“行”的脚色。他骂国民党只敢在“文章”中骂,就没有一次敢在蒋介石面前骂。
谢谢泳在《鲁迅研究之谜》中提到:“就做文章这一点来说,胡适是明白的,他讲道理明白如话,相比之下,鲁迅是晦涩的。也就是说,胡适的那些话没有再阐释的可能,而鲁迅的话却可以被某种政治势力加以利用,因为鲁迅的许多话是可以另有所释的”。这足以说明鲁迅的中国书读得少,没有做好“作文”的缘故吧。
特别是鲁迅写文章,根据周作人的说法,他喜欢以“诗化”来突出行文的曲折性和戏剧性,以强化他的所谓“战斗”效果。有时为了火药味浓厚,竟不惜“假造”事实,如胡适作为《新青年》的编辑之一,对“双簧信”的内幕自然是清楚的,很不以为然地视之为“轻簿”之举,并以为“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并不值得辩论。但鲁迅的态度则相反,鲁迅认为此举无可非议,因为“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可见鲁迅写的文章是不负责任的,由于失真,自然也是不可信的。而周作人却大不相同,他写的文章是以真实为主的,在行文中一定要剔出“诗化”成分,更不容许自己凭空假造,所以周作文写的文章是真实可信的。跟鲁迅对比,周作人还有一个特点,和胡适一样,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宽容精神。他心胸宽广,不像鲁迅那样心胸狭窄,“一个都不宽恕”。所以鲁迅的弟子大多如昙花一现;而胡适的弟子却不少。说明胡适可以为人师表,而鲁迅却不可。显然,周作人的思想与胡适很接近。
周作人既然是在家依赖性强,没有责任感,性格又软弱,平时只读书、写文章,为什么又成为“文化汉奸”呢?事情是这样的:
本来早在1926年左右,周作人发表过不少激烈的“排日言论”。如1926年3月16日,周作人在《京报副刊》发表《排日—日本是中国之仇敌》的排日文章。他说:“‘日本是中国的仇敌’,请大家要记住这句话。……我只确信日本是中华民国生存上的一个大威吓、大敌人,所以我们为要保存中国起见不得不尽力排日……”。说明周作人当时也是一个抗日的热血青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大南迁。周作人以“家累重不能走”为由,留在北平。北大让未走的4个人负责保护校产,每月寄津贴50元。
北平沦陷后,汉奸政权的“临时政府”成立,一些文化人开始落水,到日伪控制的大学做官、任教。其中有些人是周作人的老朋友,周作人落水很可能是受他们的影响。
1938年2月9日,抗战爆发后一直苦居北平的周作人,居然参加了日方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消息传开之后,在大后方引起了激烈的反应。声讨周作人等人的附逆行为,这对周作人的迅速下滑,起了更大的反作用。
1939年元旦,周作人遇刺,事态激化。周作人一直认定暗杀是日方所为,实际上是爱国青年所为,如果此时再不“出山”,可能就有性命之忧,加以此时生活颇窘,连孩子上大学的学费都凑不齐了,所以在1939年1月12日,接受了第一个伪职,即敌伪控制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接着,又在1939年3月18日,出任敌伪控制下的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后改为文学院院长。
1941年12月19日,汪精卫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一项议案:“特派周作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这个职位属于汪伪政府任命的“特任”官,也是周作人后来被定为“特任级”汉奸的由来。
1943年1月,周作人被华北汉奸头子朱深排挤下台,经过周作人的学生沈启无、江绍原的奔走,汪伪中央政府又补偿性地任命周作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后很快又被重新任命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紧接着又任命他担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最后一个职位是日本人控制的情报机构,周作人只是挂名,但也有薪水。这一连串的职位使他的收入每月都在4000元以上,比当时督办时收入还高。不用做事又能拿钱,周作人倒也安心于这种安排。
周作人在任伪职期间,与国共双方人员都有接触。国民党方面主要是沈兼士。沈的公开身份是辅仁大学国文系主任,是周作人的老朋友。据李霁野回忆,周作人“出山”之前,曾三次找沈兼士,都是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就匆匆离去,令沈士兼莫名其妙。最后一次周作人拿着一把扇子,上面还写着一首诗,但沈士兼还是不明他的来意。显然周作人大概是在向沈士兼打招呼、“要饭吃”,希望沈士兼能聘请他到辅仁上课,但又不愿明说。最后一次去,显然有告别之意:既然国民政府不能解决他的生活问题,“我也要吃饭”,所以就要出山,靠日本人“吃饭”了。但据后来周作人在法庭上辩说:他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是得到当时教育部驻平联络员牟谟的同意的,但牟谟后来不知去向,无法为他作证。
实际上,在周作人附逆前后,周作人与其他进步政治团体的关系,甚至与共产党方面的关系更为密切。据传,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张群等人上书请求特赦周作人等人的时候说:“别人可赦,周作人不可赦,因为他亲共。”这主要是周作人掩护过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多次帮助过李大钊的女儿李炎华和她的丈夫侯辅廷。1940年,已是“亲日反共”的汪伪政府的特任级高官的周作人,得知李大钊的两个孩子李星华、李光华要去延安,给他们预支了两个月的薪金做路费,并办了出北平必须有的“良民证”,才把他们送出北平。临别之时,周作人还让李星华代他给五四时期曾专门到他家登门拜访的“毛润之”带好。不管怎么说,从客观事实来看,他确实是做了几件好事。
1943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改组,周作人被免去了伪教育督办的职务。从1941年1月到1943年1月,周作人当了整两年的伪华北督办,也是他在日伪时期权力最大、影响最为恶劣的时期,他曾以撰文、发表讲话等方式,表示对日本“大东亚主义”侵略行径的拥护和支持。按他自己的说法则是“演戏两年”,身不由己。之后的日子里,周作人担任的都是虚职,虽然收入不减,但心有怨气,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开始忙他自己的事情,读书、作文,倡导一种“生存第一”的“儒家”人生哲学。但就在这个时候,周作人与日本“大东亚主义文学”的积极倡导者发生了冲突,这就是所谓“文坛反动老作家”事件。
这是 1943 年 8 月 25 日,第二届“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东京帝国剧场开会,中国方面的代表,是周作人的学生沈启无等人,参加大会的还有日本、“满洲国”、朝鲜、台湾的代表。1943年8月27日,大会进行分组讨论,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在分组会上,作了题为 《中国文学的确立》的发言。出人意料地开始猛烈攻击所谓中国“反动的文坛老作家”。周作人一开始并不知道片冈铁兵的这个发言,后来由胡兰成的一篇文章才知道此事。周作人找来原文一看,认为所谓的“反动老作家”,说的就是他。于是,在1944年3月20日,周作人怀着委屈和愤怒的心情,给“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久米局长写了封信。将这封信寄出后,并将此信公开发表,此外又写了《关于老作家》、“文坛之分化”等文章,将片冈铁兵的攻击公之于众,并一再表示,如日本“文学报国会”和片冈铁兵不做答复,他将退出“中国文学协会”,与“文学报国会”断绝联系,退出一切文学活动。这件事在日本与沦陷区文坛颇引起了一番震动,倾向于周作人的舆论反而占了上风。
4月末,片冈终于给周作人写了封长信,承认他所攻击的“老作家”就是周作人。片冈最后还是为自己“偏激之词……深表歉意”。显然在这场争执中,周作人占了上风。
《周作人的最后22年》的作者说:“论说,周作人与他一块共事的华北群奸在思想上、文化上,并无多少共同语言,而且他也不太符合日本人选‘汉奸’的标准。显然,日本人只是看重了他在知识界、教育界的‘清誉’,因此加以利用而已。周作人当‘教育督办’期间,华北沦陷区大、中、小学的毕业文凭上都盖的是周作人的大印,这就是说,以他过去的‘清望’,周作人的确为日伪统治起到了‘安定人心’、粉饰太平的作用。”
四
我们要感谢《周作人的最后22年》的作者耿传明先生,使我们对周作人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我们认为周作人的文学水平与传统观念远在鲁迅之上。如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认为,要多读西方书,少看中国书,他说:“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 ,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其实,鲁迅很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方法,对青年进行奴化教育,主张盲从。要青年“少读中国书”,显然是要青年脱离中华传统文化。
古人已经死了,人们只有从古人之所“言”,即书面语言(鲁迅谓之“作文”)来了解古人的思想。如果不多读中国书,就无从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看来,鲁迅是很少读中国书的,致使他对中国古文化知之甚少,是西方文化蒙住了他的眼睛,以为封建制度、专制、独裁就是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究竟是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鲁迅主张“行”,反对“言”,请问他拼命写那么多的“文章”干什么?难道他的“文章”就不是“言”吗?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个只讲“言”,不讲“行”的脚色。他骂国民党只敢在“文章”中骂,就没有一次敢在蒋介石面前骂。
谢谢泳在《鲁迅研究之谜》中提到:“就做文章这一点来说,胡适是明白的,他讲道理明白如话,相比之下,鲁迅是晦涩的。也就是说,胡适的那些话没有再阐释的可能,而鲁迅的话却可以被某种政治势力加以利用,因为鲁迅的许多话是可以另有所释的”。这足以说明鲁迅的中国书读得少,没有做好“作文”的缘故吧。
特别是鲁迅写文章,根据周作人的说法,他喜欢以“诗化”来突出行文的曲折性和戏剧性,以强化他的所谓“战斗”效果。有时为了火药味浓厚,竟不惜“假造”事实,如胡适作为《新青年》的编辑之一,对“双簧信”的内幕自然是清楚的,很不以为然地视之为“轻簿”之举,并以为“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并不值得辩论。但鲁迅的态度则相反,鲁迅认为此举无可非议,因为“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可见鲁迅写的文章是不负责任的,由于失真,自然也是不可信的。而周作人却大不相同,他写的文章是以真实为主的,在行文中一定要剔出“诗化”成分,更不容许自己凭空假造,所以周作文写的文章是真实可信的。跟鲁迅对比,周作人还有一个特点,和胡适一样,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宽容精神。他心胸宽广,不像鲁迅那样心胸狭窄,“一个都不宽恕”。所以鲁迅的弟子大多如昙花一现;而胡适的弟子却不少。说明胡适可以为人师表,而鲁迅却不可。显然,周作人的思想与胡适很接近。
2010-09-03 13:42 3楼
所以郑振铎先生在《惜周作人 》一文中感叹地说 :“ 在抗战的整整 14 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说明周作人在中国文艺界的威望有多大!其实,周作人之所以成为所谓“文化汉奸”,应该说是国、共两党党派之争造成的。理由如下:
①、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参加了日方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在大后方立即就出现了声讨周作人的附逆行为,这又不是到汉奸政权做官,为什么要这样小题大作!。应该拉他一把,帮他解决家庭贫困,为什么反而推波助浪促其下水呢?
②、1939年元旦,周作人遇刺,他一直认定暗杀是日方对他采取的极端手段,实际上是爱国青年“锄奸团”所为。周作人此时并没有“下水”当汉奸,也没有变成“十恶不赦”的坏人,为什么要进行刺杀?“锄奸团”以“周乃著名文人,素享盛名,影响所及,危害极大”,故“决定将周锄掉”。这样一来,更加速了周作人“下水”。
③、朱光潜曾转述过北大友人信中提到的周作人的生活情形。说是这个时期,周作人“月入仅中基会之二百,故每日译书极勤,然生活似颇窘。闻渠二公子因不能缴费,业已被‘中法’除名”。连孩子上大学的学费都凑不齐了,可见生活上的确遇到了困难。特别是“遇刺”后,他感到再出城到燕京大学教书更加危险,恐惧日军再对他采取极端手段,周作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不得不“下水”接下了第一个伪职。
④、据李霁野回忆,周作人“下水”之前,曾三次找国民党方面的沈兼士,都是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就匆匆离去,令沈士兼莫名其妙。这显然是周作人是在向沈士兼打招呼“要饭吃”,但他又不愿明说。沈士兼也太蠢了,致使他对此未做出任何反应。周作人认为,既然国民政府不能解决他的生活问题,但他要吃饭,就只有“下水”靠日本人“吃饭”了。
⑤、周作人说他自己,“虽任伪职,并无罪行,既非通谋敌国,亦未反抗本国。”抗战胜利后,在蒋介石的任命下,一批汉奸伪职还未解卸,又成了蒋家政权的鹰犬、“曲线救国”的英雄,如巨奸周佛海、罗君强成了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按理,周作人应该属特赦范围,可是当张群等人上书求蒋介石特赦周作人的时候,蒋介石却说出了“莫须有”的罪名:“别人可赦,周作人不可赦,因为他亲共”。说明国民党给周作人戴上“汉奸”的帽子,是因为他“亲共。”难道不是党派之争毁了周作人吗?
⑥、1940年,已是“亲日反共”的汪伪政府的特任级高官的周作人,得知李大钊的两个孩子李星华、李光华要去延安,给他们预支了两个月的薪金做路费,并办了出北平必须有的“良民证”,才把他们送出北平。国民党说周作人“亲共”,可是共产党方面却不买这个账,说是周作人是在“脚踏两只船”,为自己找退路。但从客观事实来看,他确实是做了好事,否认也是否定不了的,何必要否定呢?总之,周作人与鲁迅分道扬镳,鲁迅是革命的,那么周作人必定是反革命的。所以毛泽东在1940年就高度评价鲁迅是“最有骨气”的英雄,是“民族魂”;立即就在1942年就点周作人的名为“文化汉奸”。毛泽东点了名的,就是铁板盖定了,谁也不能推翻。这也只怪周作人自己,为什么要背叛鲁迅呢?如果他不背叛鲁迅,就不会点他的名了。
⑦、在周作人案件审判过程中,以胡适为校长的北京大学出函证明:北大复核后查点校产书箱,尚无损失,且有增加。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时为行政院秘书长)也出函证明,华北沦陷时,确派周作人等保管北京大学校产。沈兼士以片冈铁兵攻击周作人的话为“证据”,证明周“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之实绩。”国民党北平市教育督导主任刘书琴,也为周作人出具了证明,称周作人“任伪教育总署办期间,对教育主权尚多争持”。辅仁大学教授顾随、燕京大学教授郭绍虞,及私立孔德学校等,也为周作人出具了证明。最有利的,是周作人曾营救过因抗日被捕的辅仁大学教授英千里、董洗凡、张怀等人出具了证明。
特别是周作人的律师王龙对周作人颇具同情,为其做义务辩护:
1、被告之在沦陷区是受命保持北京大学校产,被告在任伪职时是虚与敌人委蛇,实在是想保护国家文化教育。
2、被告推行教育,而教育并未奴化,这是因学说之中心思想没有改变,并不因受敌人压迫而奴化,更由朱教育部长之谈话称“华北教育并未奴化”一语,足为被告有利之证据。
3、通谋敌国而敌谋不通,被告之在北平是因蒋梦麟秘书长即前任北京大学校长命令保管校产而不离开,更可于胡适校长发函中得知该校校产并无损失,且小有增加,是被告之使命可谓完成。被告之在伪组织是想报效国家、民族,其爱国思想可予被告所发表之文章见之。其余有临时大学之教授、学生等为之证明。
在辩护书《知堂之狱》中,王龙更把周作人说成是一个难得的忠臣、义仆。
然而这些所出示的证明和王龙的辩护,对于洗清周作人的“汉奸”二字,毫无作用,只是将判十五年徒刑减轻为十年。显然,在证据面前,党派的偏见(周作人“亲共”)可驾在法律之上。说明法律只是一种摆设,而是权大于法。
⑧、1949年8月周作人启程回到了北京,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向毛主席做了请示。毛主席说:周作人应该公开检讨他的错误。又说,只要不乱说乱动,人民政府对他就宽大了。这无疑就是结果了。但要公开摘掉“汉奸”帽子,则不太可能,因当年毛主席点过名的,这与以往钦定的“罪犯”已没有两样。所以尽管周作人一直以写稿、翻译为生。在那年月,写别的文章发表可能有困难,但关于鲁迅的文章总是能顺利发表,而且报纸杂志的态度是多多益善。
周作人生活清苦,为了谋生,从1949年11月22是在《亦报》上发表《说书人》开始,到1952年3月15日《九斤老太》为止,在两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发表了908篇文章,其间,还在《大报》上发表了43篇文章,共计951篇,平均每天一篇多,共计70万字。周作人在此时的写作,竟有点不是人在写稿而是“稿在写人”了。这对于一个接近70的老人来说,其劳动确实相当繁重。以后周作人根据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发现靠鲁迅过日子,还是可靠些、安全些,也就是写关于鲁迅的文章。他一直是全心全意写文章,老老实实,一直到死,他的“汉奸”帽子还是没有摘掉。真够惨的了。
特别是在“文化革命”中,也就是1967年5月6日下午两点多钟,不明不白地死了。在当时的情形下,周作人虽然死得有点突然,但他的家属不可能把遗体送到医院去查明死因,只是匆匆销了户口,送到八宝山火化了事,甚至骨灰匣他们也没敢拿回来。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文学领域风云一时,独树一帜的周作人,就这样“销声匿迹”了。难道这不是党派偏见造成的吗?
一般来说,汉奸大都属于政治上的投机主义者,但周作人显然不属于此类。只能说对于政治,周作人是外行。他以为政治家都是心胸宽阔、度量大的伟大人物,是很讲理的。其实,他大错而特错了。任何一个政治家是不讲理的,他们所奉行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都希望下属对他都是“盲目崇拜”、“盲目服从”的奴才,蒋介石是这样,毛泽东也不例外。
蒋介石对于周佛海那样的巨奸,不但不以汉奸论处,居然还委以大任,可是对周作人这个文人,只因“亲共”却以汉奸论处绝不宽容。毛泽东对周作人也是偏见很大,如周作人从1941年1月到1943年1月,当了整整两年的伪华北督办,在此时间,他曾以撰文、发表讲话等方式表示对日本“大东亚主义”侵略行径的拥护和支持。周作人说是身不由己,“演戏两年”,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根本问题上,华此地区没有“奴化”。所谓“奴化”,就是说在沦陷区对学生进行日本文化教育。可是周作人在任教育总署督办期间,对教育主权“尚多争持”,所以对学生没有停止过中国文化的教育,应该说,周作人在沦陷区能继续保持中国文化的教育是有功的,关于这一点,朱教育部长谈话,“华北教育并未奴化”一语,就是有力的证据。1964年7月6日,鲍耀明给周作人转去蒋梦麟谈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一段文章,文中提到了周作人:“周作人平平稳稳,是一种温和的写实主义。他谈起天来也总是慢条斯理,从不性急。有个日本人来大学讲中日文化的合作,他对日本人说:‘谈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没有看见日本人的文化,我却看见你们的武化,你们都是带着枪炮来的,哪里有文化,只有武化。’日本人也没有法子驳他。”说明周作人随时随地都在维护中华文化。看来,毛泽东1942年点名周作人是文化汉奸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根据《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彭德怀、陶铸、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的重大冤案,也是毛泽东错误决定的。可见毛泽东点名完全是“权大于法,以权定案”。当时胡耀邦还是从实际出发敢于进行平反。
特别令人作呕的是政治投机主义份子臧克家,在其所谓著名诗作《有的人》的第一段写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可以说就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对比了。说明周作人虽然还“活着”,但已被这个臭文人宣告了“死亡”。究竟谁是谁非,后来人自有公断。
我为什么书写这篇文章,正如敬文东在《周作人的最后22年·总序》中所说:“知识分子是20世纪中国的标本,解剖知识分子就是解剖20世纪的中国;分析知识分子,就是分析中国的20世纪。……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他们的心路历程,不是为了向历史撒娇,更不是为了向历史索赔,甚至不是为了简单地证明谁对谁错。而是为了保证今天和明天的我们活得更理智、更聪明、更幸福、更踏实。”
蒋庆先生说:“中国人最怕亡文化,亡文化即意味着亡价值,亡价值则使人类社会生活不可能,是人类万劫不复的灾难。”现在“社会生活不可能”的局面已显现在中国人的眼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没有了,心里不平衡,只“认钱不认人”,充满着不和蔼;人以“食”为天,我们的粮食、副食品和饮料,哪样没有毒?人们饮用的水和空气也为污染;水果、蔬菜,虽然是科学种植,但由于长期使用农药、化肥,破坏了土壤的团粒结构,致使水果蔬菜都变了味,都出现了各种不同程度的毒素。总之中国人已被“毒”所包围,都处在慢性中毒之中,严重危害着人民的身体健康和幸福;地球已被开发得差不多了,今后我们的子孙还有没有生活条件,就难以预料了。
所以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意在提醒大家不应该消极对待,只有积极和乐观,中国的知识分子,应以周作人为师表,念念不忘读书、写文章,对中华文化要有深厚的感情;我们决不能忘记自己的传统,应该批判鲁迅,迅速地恢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才能使我们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也只有正视自己的传统,才能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生活条件,中国人才可能真正地前进。
①、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参加了日方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在大后方立即就出现了声讨周作人的附逆行为,这又不是到汉奸政权做官,为什么要这样小题大作!。应该拉他一把,帮他解决家庭贫困,为什么反而推波助浪促其下水呢?
②、1939年元旦,周作人遇刺,他一直认定暗杀是日方对他采取的极端手段,实际上是爱国青年“锄奸团”所为。周作人此时并没有“下水”当汉奸,也没有变成“十恶不赦”的坏人,为什么要进行刺杀?“锄奸团”以“周乃著名文人,素享盛名,影响所及,危害极大”,故“决定将周锄掉”。这样一来,更加速了周作人“下水”。
③、朱光潜曾转述过北大友人信中提到的周作人的生活情形。说是这个时期,周作人“月入仅中基会之二百,故每日译书极勤,然生活似颇窘。闻渠二公子因不能缴费,业已被‘中法’除名”。连孩子上大学的学费都凑不齐了,可见生活上的确遇到了困难。特别是“遇刺”后,他感到再出城到燕京大学教书更加危险,恐惧日军再对他采取极端手段,周作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不得不“下水”接下了第一个伪职。
④、据李霁野回忆,周作人“下水”之前,曾三次找国民党方面的沈兼士,都是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就匆匆离去,令沈士兼莫名其妙。这显然是周作人是在向沈士兼打招呼“要饭吃”,但他又不愿明说。沈士兼也太蠢了,致使他对此未做出任何反应。周作人认为,既然国民政府不能解决他的生活问题,但他要吃饭,就只有“下水”靠日本人“吃饭”了。
⑤、周作人说他自己,“虽任伪职,并无罪行,既非通谋敌国,亦未反抗本国。”抗战胜利后,在蒋介石的任命下,一批汉奸伪职还未解卸,又成了蒋家政权的鹰犬、“曲线救国”的英雄,如巨奸周佛海、罗君强成了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按理,周作人应该属特赦范围,可是当张群等人上书求蒋介石特赦周作人的时候,蒋介石却说出了“莫须有”的罪名:“别人可赦,周作人不可赦,因为他亲共”。说明国民党给周作人戴上“汉奸”的帽子,是因为他“亲共。”难道不是党派之争毁了周作人吗?
⑥、1940年,已是“亲日反共”的汪伪政府的特任级高官的周作人,得知李大钊的两个孩子李星华、李光华要去延安,给他们预支了两个月的薪金做路费,并办了出北平必须有的“良民证”,才把他们送出北平。国民党说周作人“亲共”,可是共产党方面却不买这个账,说是周作人是在“脚踏两只船”,为自己找退路。但从客观事实来看,他确实是做了好事,否认也是否定不了的,何必要否定呢?总之,周作人与鲁迅分道扬镳,鲁迅是革命的,那么周作人必定是反革命的。所以毛泽东在1940年就高度评价鲁迅是“最有骨气”的英雄,是“民族魂”;立即就在1942年就点周作人的名为“文化汉奸”。毛泽东点了名的,就是铁板盖定了,谁也不能推翻。这也只怪周作人自己,为什么要背叛鲁迅呢?如果他不背叛鲁迅,就不会点他的名了。
⑦、在周作人案件审判过程中,以胡适为校长的北京大学出函证明:北大复核后查点校产书箱,尚无损失,且有增加。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时为行政院秘书长)也出函证明,华北沦陷时,确派周作人等保管北京大学校产。沈兼士以片冈铁兵攻击周作人的话为“证据”,证明周“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之实绩。”国民党北平市教育督导主任刘书琴,也为周作人出具了证明,称周作人“任伪教育总署办期间,对教育主权尚多争持”。辅仁大学教授顾随、燕京大学教授郭绍虞,及私立孔德学校等,也为周作人出具了证明。最有利的,是周作人曾营救过因抗日被捕的辅仁大学教授英千里、董洗凡、张怀等人出具了证明。
特别是周作人的律师王龙对周作人颇具同情,为其做义务辩护:
1、被告之在沦陷区是受命保持北京大学校产,被告在任伪职时是虚与敌人委蛇,实在是想保护国家文化教育。
2、被告推行教育,而教育并未奴化,这是因学说之中心思想没有改变,并不因受敌人压迫而奴化,更由朱教育部长之谈话称“华北教育并未奴化”一语,足为被告有利之证据。
3、通谋敌国而敌谋不通,被告之在北平是因蒋梦麟秘书长即前任北京大学校长命令保管校产而不离开,更可于胡适校长发函中得知该校校产并无损失,且小有增加,是被告之使命可谓完成。被告之在伪组织是想报效国家、民族,其爱国思想可予被告所发表之文章见之。其余有临时大学之教授、学生等为之证明。
在辩护书《知堂之狱》中,王龙更把周作人说成是一个难得的忠臣、义仆。
然而这些所出示的证明和王龙的辩护,对于洗清周作人的“汉奸”二字,毫无作用,只是将判十五年徒刑减轻为十年。显然,在证据面前,党派的偏见(周作人“亲共”)可驾在法律之上。说明法律只是一种摆设,而是权大于法。
⑧、1949年8月周作人启程回到了北京,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向毛主席做了请示。毛主席说:周作人应该公开检讨他的错误。又说,只要不乱说乱动,人民政府对他就宽大了。这无疑就是结果了。但要公开摘掉“汉奸”帽子,则不太可能,因当年毛主席点过名的,这与以往钦定的“罪犯”已没有两样。所以尽管周作人一直以写稿、翻译为生。在那年月,写别的文章发表可能有困难,但关于鲁迅的文章总是能顺利发表,而且报纸杂志的态度是多多益善。
周作人生活清苦,为了谋生,从1949年11月22是在《亦报》上发表《说书人》开始,到1952年3月15日《九斤老太》为止,在两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发表了908篇文章,其间,还在《大报》上发表了43篇文章,共计951篇,平均每天一篇多,共计70万字。周作人在此时的写作,竟有点不是人在写稿而是“稿在写人”了。这对于一个接近70的老人来说,其劳动确实相当繁重。以后周作人根据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发现靠鲁迅过日子,还是可靠些、安全些,也就是写关于鲁迅的文章。他一直是全心全意写文章,老老实实,一直到死,他的“汉奸”帽子还是没有摘掉。真够惨的了。
特别是在“文化革命”中,也就是1967年5月6日下午两点多钟,不明不白地死了。在当时的情形下,周作人虽然死得有点突然,但他的家属不可能把遗体送到医院去查明死因,只是匆匆销了户口,送到八宝山火化了事,甚至骨灰匣他们也没敢拿回来。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文学领域风云一时,独树一帜的周作人,就这样“销声匿迹”了。难道这不是党派偏见造成的吗?
一般来说,汉奸大都属于政治上的投机主义者,但周作人显然不属于此类。只能说对于政治,周作人是外行。他以为政治家都是心胸宽阔、度量大的伟大人物,是很讲理的。其实,他大错而特错了。任何一个政治家是不讲理的,他们所奉行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都希望下属对他都是“盲目崇拜”、“盲目服从”的奴才,蒋介石是这样,毛泽东也不例外。
蒋介石对于周佛海那样的巨奸,不但不以汉奸论处,居然还委以大任,可是对周作人这个文人,只因“亲共”却以汉奸论处绝不宽容。毛泽东对周作人也是偏见很大,如周作人从1941年1月到1943年1月,当了整整两年的伪华北督办,在此时间,他曾以撰文、发表讲话等方式表示对日本“大东亚主义”侵略行径的拥护和支持。周作人说是身不由己,“演戏两年”,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根本问题上,华此地区没有“奴化”。所谓“奴化”,就是说在沦陷区对学生进行日本文化教育。可是周作人在任教育总署督办期间,对教育主权“尚多争持”,所以对学生没有停止过中国文化的教育,应该说,周作人在沦陷区能继续保持中国文化的教育是有功的,关于这一点,朱教育部长谈话,“华北教育并未奴化”一语,就是有力的证据。1964年7月6日,鲍耀明给周作人转去蒋梦麟谈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一段文章,文中提到了周作人:“周作人平平稳稳,是一种温和的写实主义。他谈起天来也总是慢条斯理,从不性急。有个日本人来大学讲中日文化的合作,他对日本人说:‘谈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没有看见日本人的文化,我却看见你们的武化,你们都是带着枪炮来的,哪里有文化,只有武化。’日本人也没有法子驳他。”说明周作人随时随地都在维护中华文化。看来,毛泽东1942年点名周作人是文化汉奸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根据《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彭德怀、陶铸、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的重大冤案,也是毛泽东错误决定的。可见毛泽东点名完全是“权大于法,以权定案”。当时胡耀邦还是从实际出发敢于进行平反。
特别令人作呕的是政治投机主义份子臧克家,在其所谓著名诗作《有的人》的第一段写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可以说就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对比了。说明周作人虽然还“活着”,但已被这个臭文人宣告了“死亡”。究竟谁是谁非,后来人自有公断。
我为什么书写这篇文章,正如敬文东在《周作人的最后22年·总序》中所说:“知识分子是20世纪中国的标本,解剖知识分子就是解剖20世纪的中国;分析知识分子,就是分析中国的20世纪。……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他们的心路历程,不是为了向历史撒娇,更不是为了向历史索赔,甚至不是为了简单地证明谁对谁错。而是为了保证今天和明天的我们活得更理智、更聪明、更幸福、更踏实。”
蒋庆先生说:“中国人最怕亡文化,亡文化即意味着亡价值,亡价值则使人类社会生活不可能,是人类万劫不复的灾难。”现在“社会生活不可能”的局面已显现在中国人的眼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没有了,心里不平衡,只“认钱不认人”,充满着不和蔼;人以“食”为天,我们的粮食、副食品和饮料,哪样没有毒?人们饮用的水和空气也为污染;水果、蔬菜,虽然是科学种植,但由于长期使用农药、化肥,破坏了土壤的团粒结构,致使水果蔬菜都变了味,都出现了各种不同程度的毒素。总之中国人已被“毒”所包围,都处在慢性中毒之中,严重危害着人民的身体健康和幸福;地球已被开发得差不多了,今后我们的子孙还有没有生活条件,就难以预料了。
所以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意在提醒大家不应该消极对待,只有积极和乐观,中国的知识分子,应以周作人为师表,念念不忘读书、写文章,对中华文化要有深厚的感情;我们决不能忘记自己的传统,应该批判鲁迅,迅速地恢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才能使我们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也只有正视自己的传统,才能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生活条件,中国人才可能真正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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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鲁迅,人人知晓;对于周作人,人们知之甚少。鲁迅与周作人本是亲兄弟,他们兄弟俩从幼年到青年到壮年,从在绍兴共读到南京同学,后来同时留学日本,从一同跟章太炎学习到同办《新生》杂志,和共译《域外小说集》,从五四运动中共同战斗到“三·一八”事件中同站在一条阵线,且两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为何毛泽东在两兄弟间却只选择鲁迅,并为鲁迅包装为“ 民族魂 ”,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鲁圣人”,成了惟一能与马恩列斯毛并列而绝对碰不得的人物。谁要是与鲁迅有过争论或被鲁迅批评过的人,一律视为十恶不赦的坏人或罪人。而对周作人呢?早在 1942 年,毛泽东就《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点名周作人是文化汉奸:“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
何谓汉奸?《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投靠侵略者,充当其走狗,出卖我们国家民族利益的败类(原指汉族的败类)。”如此说来,文化汉奸是出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人,鲁迅扫除“传统”,引进了西方文化,使中华民族成了一个灵魂飘泊的民族,亨廷顿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世界几大文明的历史、现状,他画了一个表来标示,其他几大文明下面,他都明确地标明其现代形态和性质,如西方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惟独没有标示现代中国文明的形态和性质,而是画了一个“ ?”。亨廷顿认为,中国已经没有了文化自我,患了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蒋庆先生在《政治儒学》中说:“依中国人的历史观,亡国不可怕,亡国可以复国,社会生活依然存在;亡天下亦不可怕,亡天下亦可复天下,社会生活亦依然存在;中国人最怕的是亡文化,亡文化即意味着亡价值,亡价值则使人类社会生活不可能,是人类万劫不复的灾难。”亨廷顿在中国文明的形态和性质上,画了一个“ ?”,显然,说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被鲁迅扫除,代之以西方文化。中国已成了没有传统文化的民族了。这对于泱泱大国的中国来说,是何等的悲哀!
所以,在扫除“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是非常反对的。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竟然在地球上消失了,这是天崩地裂的事情,怎能不激起民愤呢?当时首先起来反对的是胡适,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又说:“被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不是好汉”。受鲁迅赞赏的刘半农出国了,“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在四川,躺倒在鸦片烟灯之下了,鲁迅的亲弟弟周作人,也分道扬镳了。
“道不同,不相与谋”,周作人与鲁迅分道扬镳,说明周作人是个不主张扫除“传统”并反对引进西方文化的人。他在沦陷区并没有反对中国,也并没有出卖中华民族文化,怎么能是文化汉奸呢?这确实是一个谜。
二
为了要解开这个谜,我一直在寻找有关周作人的资料,要弄明白鲁迅周作人两兄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近来,我终于找到了《周作人的最后22年》一书,2005年5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著者耿传明,文学博士、教授。1999年毕业华东师大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在南开大学文学院任教。
《周作人的最后22年》告诉我们,鲁迅和周作人虽是兄弟,但两人性格差异很大:鲁迅的性格比较峻急,热烈而又冷峻;周作人则比较安静、和缓、低调。
据其母亲鲁老太太说:鲁迅排行老大,所以责任心重,父母对他的要求也严格,期望也高。周作人是老二,身体弱,父母对他要求较松,对他的培养也不象老大那样重视。两兄弟在一块的时候,很多事情都由老大做主,他只在后面跟着就行了,所以周作人依赖性较强,不太喜欢抛头露面。在他们的父亲卧病期间,大量繁重的事情,都是由兄长承担的。兄弟俩到三味书屋读书、到南京求学、到日本留学等,都是鲁迅先行一步,周作人在后面跟着就行了。连到北京大学任教,也是鲁迅通过他与蔡元培的关系给周作人联系的。当时周家人都说,老二是周家的一个“福人”。鲁老太太感慨地说:“其实他们兄弟,都生长在多灾多难的周家,谁也没有福可言,只是老二有一个比他大4岁,而且聪明能干又负责的哥哥,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哥哥承担了。”
鲁老太太对周作人的长处有公允的评价,她说,老二很爱整齐,他的抽屉,总是整理得整整齐齐的,他包的东西,棱角分明,捆扎细致。他的性格和顺,遇事很好商量,对人谦和。鲁老太太对周作人的短处也有评说,她说,周作人因为排行老二,依赖性强,事事要依赖家里人,特别是依赖老大。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在他的心里,家里的事都应该由长兄负责,与他无关。他比较自私,这种情况从他由日本留学回来,表现得尤其明显。
对于给周作人生活带来复杂影响的信子,鲁老太太也有过评说,她说:周作人待信子很好,这当然是好事,但看上去周作人对信子有些过分迁就了。信子到了北京,就做了当家人,得寸进尺,似乎什么事都得听她的。否则,就生气,发病,吵吵闹闹,弄得全家人不得安宁。这样的次数多了,弄得周作人似乎有点怕她。如“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的局势很不安稳,一遇风吹草动,信子等人就叫佣人把八道湾住宅大门挂的“周宅”摘下,换上“羽太寓”的牌子,还挂上日本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而周作人对信子等人,听之任之,不加制止。老太太深有感慨:这完全是老二性格太软弱的缘故。
鲁迅和周作人的朋友们,都很佩服周作人“入定”的功夫。不管妻子、儿女如何在旁吵闹、烦心,他都能视若无睹,不管不问,照常读书、写他的文章。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鲁迅对周作人的惟一评价是“昏”。是说周作人是一个沉溺在内心世界里的内倾、固执、自负、不通世故的人,对外部世界兴趣不大,不愿也不善于与外部世界沟通,社会现实感薄弱,不明大势,很可能会孤行己意,步入被四面包围的绝境。
周作人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回避激情、崇高以及戏剧化。他在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知堂回想录》中,就挑出了不少鲁迅回忆中所谓“诗化的成分”。他说,鲁迅的回忆是诗与真融合之后的再创造;而他自己写“回忆录”的原则,则是将“诗”的成分完全抛开,只写真的成分,不加一点文学的虚构和渲染。再如他对鲁迅《风筝》中对于弟弟忏悔,也看作是诗的加工,实际上并无其事,所以对兄长的忏悔并不领情。而对鲁迅所讲的他们父亲去世后,族中长辈逼鲁迅在契约上签字,周作人也认为似乎并无其事。至于鲁迅写范爱农的那篇文章中,写到范爱农在秋瑾、徐锡麟遇害后,反对发电报斥责清政府的事情,据周作人讲,也被鲁迅加以“诗化”了,是鲁迅为了行文的曲折和戏剧性,做了改动。
周作人又对曹聚仁的《鲁迅平传》,提出了关于鲁迅的一些“事实”和看法。他说:
①、世无圣人,所以人总难免有缺点。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多有哥德自传“诗与真实”中之诗的成分。例如《新青年》会议好像是参加过的样子,其实只有某一年中由六个人分编,每人担任一期,我们不在内,会议可能是有的,但我们是“客师”的地位向不参加的。
②、孙伏园所说鲁迅的白鞘短刀是实有的,但所述的事当然得之于鲁迅,我却是不知道,亲族中那么深刻的仇人我也不曾听说,个人可能有他的秘密,但鲁迅的关于仇人与短刀的事我不会不知道的,正如他的加入光复会一节,无论别人怎么论说(除非有物证),我记得陶焕卿、“票布”的笑话,相信决未加入。
后来,周作人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谈到鲁迅。他说,鲁迅平常言动亦有做作(人人都有,原也难怪),如伏园所记那匕首的一篇在我却并未听见他说起这事过。据我所知,他不曾有什么仇人,他小时候虽曾有族人轻视却并无什么那样的仇人,所以那无疑是急就的即兴,用以娱宾者。伏园乃新闻记者,故此等材料是其拿手,但也不是他的假造的。又鲁迅著作中,有些虽是他生前编订考,其中夹杂有不少我的文章,当时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多有鲁迅的名字(唐俟),其实却是我做的。只是在文笔上略有不同,不过旁人一时觉察不出来。我曾经说明《热风》里有我文混杂,后闻许广平大为不悦,其实毫无权利问题,但求实在而已。
在周作人的回忆中,鲁迅具有一种小说家、诗人的天性,即使生活中并无其事,也会根据创作的需要进行虚构,使事情戏据化、激烈化;他周作人自己呢?则纯是散文家天性,追求的是平淡之自然,即使是会激起激烈的情感反应的事,在他那里也会被淡化处理,不愿陷进情感的旋涡中,喜欢冷然旁观。
现在我们不但对周作人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更重要的通过周作人的述说,对鲁迅有了一个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