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尊古主义在当代中医发展中的新表现

刘理想

尊古在中国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原则之一,渗透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今不如昔”、“孙不如祖”的传统思想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
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医学,自然无时无刻不受着这种尊古思想的影响。凡学医之人,必熟诵《内经》、《伤寒论》、《脉经》等经典著作。人们凡要论述自己的观点,必须在经典中寻找理论依据,借用经文来阐述、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著作几乎均以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的注释和发挥为主要形式,凡遇解释不通或与己见有悖之处,宁可提出古书有错简或字句有衍脱之误,也不敢自立新说。清代医学家陈修园曾说:“儒者不能舍圣贤之书而求道,医者岂能外仲景之书以治疗。”在尊古思想影响下,中医界形成了一种学医必寻宗,言理必论经,以经典的注释为研究医学、表达学术思想的治学方式,“习医之人,必以研读医经为首务”。

随着古老的中医学以它特有沉重步伐迈入二十一世纪,中医的尊古传统也以“新”的面孔出现在当代社会。本文结合当前中医学发展的具体情况,探讨尊占主义在现代中医发展的新表现及其影响,并就尊古与创新对中医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作一简单论述。

1、“新瓶装旧酒”——中医学著作与经典立论搞科研

一本书的著者,首先应该是一个思想者,然而在汗牛充栋的中医学古书中,“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以经解经的学术研究几近成风。在经典的定义上,著书是为立说之故,一本书的价值在于其提出的学说分量。但新近的中医学著作多是在《内经》、《伤寒论》等古医籍已有思路和学说之上,变换经线和纬线的位置,将前人的纵向总结改成横向概括,虽然在体例和编排上略显差异,实质上仍是古人观点和理论的摘录和再版,可以说是新瓶装旧酒。在中医院校图书馆内,中医经典著作以及翻来覆去研究这些经典的著作几乎充斥每一个角落,而记载创新思想的书籍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令人仿佛置身于数百年前的古代社会,只不过是字体的横排与竖排、简体与繁体的区别而已。

中医科研设计其科研课题是否有充足的理论依据也主要依赖于古代先哲们的言语,凡是《内经》所言最有力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论颇具权威,同时不少课题也均选其中的命题。如对关于“四时五脏阴阳”问题,该命题见于《素问》,在论述人体饮食物的消化吸收过程之后,曰“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在《内经》里反复论述的四时阴阳或阴阳四时,对关于“时”与“脏”对应的问题很不统一,有许多矛盾之处。该命题本是一个悖论,并无研究价值,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深入研究,无疑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其结果可想而知。[1]

2、“古已有之”——中医优越性的教育

当代的中医院校教育深受尊古传统的影响,在开设四大经典课(《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时,今人往往不自觉地将古代医学内容与现代医学作对比,试图从古医籍的记载中找出更多与现代医学相类似的东西,并以此来证明中医学的先进。

医学实践证明,中医学确实有着自己的特色与优势,并且其中一些内容为现代医学所借鉴应用。然而我们的老师在传授中医经典时,多将中医理论绝对化,较少提到不足与局限性,以为当今一切古已有之,所有的新发现、尖端科学,都可以从《内经》等经典中找到答案,一切医学理论问题,都可以用“正如内经所云”就能够解决了。如《素问》中有“心主身之血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的记载,我们便说中医的这些认识要比英国哈韦氏发现的血液循环要造一千多年;当德国著名细菌学家贝林成功研制了破伤风和白喉抗毒血清并提出“抗毒素绵羊”理论的时候,我们更“自豪”地说现代免疫学是受中医“以毒攻毒”医理指导和启发下才建立起来的[2]。然而这些除了满足我们阿Q式的虚荣心之外,一点也不能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的中医依然未改变处于医疗市场末席的尴尬处境。

那些没有任何临床经验、刚从高中阶段过来不久的年轻中医大学生们在对医学发展认识模糊,尚判断不明时,中医医籍经典“古已有之”优越性的教育,无形中会增加他们对祖先的“崇拜”感,在对祖国医学的自豪感下不知不觉中便培养了他们的尊古思想,无形中又诞生了一批批思维古典化的“新”中医。中医古籍读得越多,越感觉古人睿智,古人聪明!《内经》仿佛是一个乾坤袋,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今天怎么就产生不出这样一部煌煌巨著呢?今人不如古人,今天的中医远不如古代医学发展的那样辉煌,这些意识在不知不觉已经在我们这些可爱的中医大学生的头脑中生根发芽了。

人的思维本来就有这样一种惰性,即把已有的学说当成不可侵犯的真理标准,这种惰性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何况我们年轻的中医大学生自入校以来就接受古人如何高明古人理论如何高深的教育,更将年轻人的思维囿于传统经验的藩篱。发明家凯特琳说过:“阅读传统教科书会使人墨守成规,而摆脱陈旧的规则和解决这一问题本身一样费劲。”[3]

3、“效如桴鼓”——盲目美化当代名老中医

中医学这种尊古传统由美化古人进而延伸到美化当代的医学前辈。一个人由普通的医生到名医,其间既有医治显效的时候,也不乏误诊失治的例子,要经过多年的反夏锻炼,才可能治病显效颇多。即使这样,客观地说,一个名医在行医生涯中,其治疑难杂病十有五六显效就已经不错了,而大多是疗效平平或心里安慰而已。但是对名老中医的经验继承整理时,总是说其治疗“效如桴鼓”、“立竿见影”、疗效“如影声相随”,而对其不足及误诊误治病案鲜有谈及。实际上科学上失败的教训有时比成功的经验更能对人有所启示,更能有益于科学的发展。因为对名老中医经验继承整理的多是其弟子或子孙,在“为尊者讳”以及一定程度上也是为吹嘘自己的心理状态下,其对老中医经验验方的整理必然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很难得出客观的评价,对中医学的发展并不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而大多只不过是标榜自家门面的文化装饰。

其实一些老中医的自创药方,其疗效如何连老中医本人也不敢完全肯定,只是在临床上经过多年的摸索应用,稍有心得体会而已,我们却将之视为验方加以推广。当“验方”不得其效时,丝毫不怀疑“验方”本身的正确性,而总是强调应用“验方”没有得到老中医的思维精华,方法不得当,这其实是“名老中医的药方岂会有错”的心理在作祟,同时也是中医尊古传统在当代表现的一种异化形式。

衡量一个中医院、一所中医院校的实力,往往要将是否有名老中医作为必要的考虑因素,如没有名老中医坐镇,无疑是一种遗憾,说起话来使人底气不足。其实作为一门服务大众的医学科学,如非要靠几个名老中医来支撑门面,其发展前景也就岌岌可危了。

结语:创新是中医学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门学科对过去继承的再好,内容继承得再完备,终归是旧的东西在延续。对中医经典背诵得烂熟于心,对古圣哲理论解释得如何丰富,我们也只不过是知识的储存器罢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仅仅继承知识还不一定就能使人变得聪明,已有渊博的知识如果不和一定的创新方法结合发展,其只是一种僵化的表现形式。

如果没有西医的竞争,中医学仍在一统独尊,保持着其固有的一种渐进性缓慢发展稳态,也可能最终过渡成为一门新的医学,但那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天即使我们如何夸大中医的优越性,如何赞美古人的才智,但它终究是古代的一辆马车。马在今天用现代营养学喂养的如何膘肥体壮,车子用现代材料修理的如何豪华坚固,其跑起来终归不如摩托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那样迅速。因为中医传统思维模式主要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形成的,是农业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存在着抑制、排斥思维形式化素质演进的倾向。

历史也曾给中医学提供过许多发展的契机,早在一千多年前的葛洪《肘后方》就有用关于治疗狂犬咬伤“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的记载;四五百年前,中医就认识到人痘接种能预防天花,这些相对于当时的新发现,因其异于中医传统理论就笼统地用“以毒攻毒”来概括,最终只能停留在经验阶段,而错过了建立免疫学说的可能。

中医学术界也已意识到尊古主义对学术发展的消极影响,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对于那些不符合其理论原则的新观点或传统中医无法解释的问题,却往往又不予认同。或强迫自己放弃新的理论形式,或无条件服从,或干脆置之不理,即所谓“保护性淘汰”,惟恐损及中医经典理论至高无上的地位。人的创造性思维无形中受到了限制,也严重阻碍了中医理论对临床新成就及科研成果的吸收从而不能全面转化,中医理论当然也就不具备一般进化和开放式特殊进化的条件了。[4]我们在力避其弊端时,却又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尊古主义的怪圈。

令天面对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西医学,如果中医仍以原有的思想思维为基准,在动则经云,仲景如何说的自慰情结下抱守残缺,只是强调继承,而创新精神不足,中医的可持续发展令人堪忧。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它也应是中医发展的灵魂,是以人为本、中医科学发展观的灵魂。中医学要摆脱当前几乎裹足不前的发展状态,创新是其必由之路。除此之外,别无它径。

恩格斯曾说:“如果社会产生一种需要,将会比办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技术推向前进。”这里我们不妨换个说法:如果创新成为中医的一种需要,将会比办十所中医药大学更能把中医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