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之父--王懿荣

文/俞祖华 赵慧峰

王懿荣(1845—1900),字正孺,又字廉生、莲生,晚年自号养潜居士。谥号文敏,《清史稿》有传。王懿荣是晚清一流的学者,著名的金石学家,有很高的鉴赏能力。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首先发现甲骨文,被称为“甲骨之父”,是中国收藏鉴定甲骨文的第一人。但他还没来得及对甲骨文进行深入研究,便在庚子国难中以身殉国了。王懿荣既是伟大的学者,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其学术贡献与爱国节操将永世长存。

一.出身于福山名门望族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初八(公元1845年7月12日)王懿荣出生于福山古现镇东村(现划归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古现街道办事处)。古现村座落在福山城西北30华里处,村庄在不高的凤凰山北坡山脚下,村东北面临大海。家乡人民为他在福山城内建立了纪念馆,以表达对这位先哲的崇敬。1989年10月17日,纪念馆在位于城里街的红十字会旧址落成并举行了开馆剪彩仪式。这是一处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建筑群,占地1358平方米,拥有房舍55间,两进院落。前身为福山著名画家李程九的画室“听松斋”,是清末文人墨客集会的场所,李程九于1927年将其捐给世界红十字会作为福山分会会址。后又迁址于王氏庄园。王氏庄园建于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占地3600平方米,三进庭院,有房舍60间,为王氏家族王滨所建。1999年6月18日,设在王氏庄园的王懿荣纪念馆新馆举行开馆剪彩仪式。

王懿荣的故乡福山是一座美丽富庶的古城,现为烟台市五区之一。福山历史悠久,古现有二千多年前的牟子国国都遗址。牟子国原为鲁国属国,地处今莱芜市,因夹在齐鲁之间,屡遭战火蹂躏,乃东迁于此。福山县建置于金天会九年(公元1131),历代沿之。1983年11月,改为烟台市辖区。福山古称“福地”,有“银福山”之称。这里依山傍海,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风光秀丽,环境宜人。福山人杰地灵,被誉为“文化之邦,诗书世泽”。王懿荣在福山的始祖王忠原籍云南大理府云南县(今祥云县),明洪武年间任山东都转运盐使司下辖的登宁盐场盐课大使,他在福山为官几年后喜欢上了这块美丽富庶且人杰地灵的“福山”,决定定居于此。王氏家族遂在此繁衍子孙,渐成为福山的名门望族。福山王氏一家确属官宦世家,先后录取翰林6名,进士24人,举人58人,贡生58人,秀才357人;出了三任封疆大吏;有父子三翰林、兄弟多举人之称,被朝野誉为“天眷其后,世泽蝉联”。乾隆曾称:父子三人俱为翰林,一门多显官,皆能办事,可谓世臣矣。自始祖王忠至王懿荣共16世,均在政界为官。

王懿荣二世祖王云,官知县(县名失考)。三世祖王俊,明景泰三年(1452)岁贡生,官知县(县名失考)。四世祖王纶,官江南上海县知县。五世祖王锦,字世重,为礼部儒官。六世祖王国学,为名诸生。七世祖王久任,字风池,明万历十四年(1586)岁贡生,官山西文水县主簿,迁王府纪善,为官清廉,东归时卖掉30亩田才偿还了路费。八世祖王道增,字仰池,礼部儒官,有子6人:骘、铎、锷、王廷、阝序、典。王阝序是王懿荣的九世祖,他嗜好读书,博览群经,名噪士林,却屡试不第。先在家中奉养父母,直至父母双亡。后随居长兄王骘官衙,游历大江南北。王骘,字辰岳,一字相居,清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邢部郎中、四川松威道、直隶口北道、太常寺卿,直至江西巡抚、闽浙总督、户部尚书的高位,为官清廉。在闽浙总督任上,康熙曾赐书“养素”二字匾额一幅加以褒奖。王阝序有子一人,名符。王符,字远征,号溟波,是王懿荣的十世祖,官云南云龙洲知州、四川成都府知府、大理寺卿等。王符有六子,均为朝廷命官,其中次子王从绳,字司直,是王懿荣的第11世祖。王从绳有四子:衍绪、广绪、景绪、坦绪。王景绪,是昆瑞,是王懿荣的第12世祖,举人出身,官福建永春直隶州州同、大田县知县、云南鹤庆州、镇雄州知州。王景绪有子二人:孔长、允长。王允长,字子惟,又字丹谷,其子王兆琛即为王懿荣的祖父。

王兆琛,原名北玺,字叔玉,一字西坡。生于乾隆五十二年(1786)。嘉庆二十二年(1817)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兼总纂官,历任知县、会试同考官、监察御史、四川成都府知府、重庆府知府、江西督粮道、安徽宁池太广道、甘肃按擦使、四川布政使,并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升任山西巡抚。他是王懿荣的祖先中第3个成为封疆大吏的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遭御史弹劾。山东巡抚历来兼盐政,任内私受盐商节礼银,其家人贪索规礼,门卫、轿役仗势滋事,经饮差户部右侍郎福济、刑部左侍郎陈孚恩查问,将王兆琛革职抄家充军新疆。王懿荣的祖母于太夫人受此打击,一病不起,于当年十二月二十日(1850年2月1日)辞世。他的祖母也出身名门。于太夫人原籍文登,其五世祖于可托(字阿辅)是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等职,其祖父于业与父亲于颖发均曾任江苏、江防同知一职。于太夫人生于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十(公元1783年2月11日),享年67岁。王兆琛病故于咸丰二年(1852),享年67岁。

王兆琛有5子:伯润、丙坤(原名伯涛)、伯平(原名伯桂)、伯淳、祖源。王祖源即为王懿荣的父亲。王懿荣的母亲谢谢太夫人,是福山县城西关谢谢牧之的女儿。谢谢牧之,字准夫。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道光制科孝廉方正。任广东新兴县和顺德县知县。道光二十一年(1841)任第34任澳门同知,同知为府的副职。当时,澳门作为广州府直辖的一个特殊区域。谢谢家也是福山县的望族。谢谢牧之的父亲谢谢宜庄,乾隆年间监生。王懿荣正是在他外祖父家开始接受启蒙教育的。

王家不仅是官宦世家,而且是书香世家。王懿荣的先祖中不乏博闻经史、精研学问并有著述行世者。九世祖王骘行世的著述有《大司农奏议》1卷、《养素堂文集》8卷、《诗集》6卷、《义圃传家集》8卷。另外,他还与同县鹿兆甲等人合纂《福山县志》(康熙)12卷。十世祖王符酷爱图书,且善诗、古文词。著述有《王太常集》2卷,收入王懿荣所编辑的《天壤阁丛书》。他在任云南龙云洲知州时,还纂有《云龙州志》。王懿荣的祖父王兆琛精通经史,精于书法,尤长于文字音韵学,公务之余致力于著书立说,有多种著述传世,包括《正俗备用字解》5卷、《经义测海》2卷、《重韵辨义》4卷、《奏疏存稿》5卷、《御史奏疏》1卷、《巡抚奏疏》4卷及《眄堂书屋集》等。《正俗备用字解》被收录在《天壤阁丛书》中。父亲王祖源精于书法,家藏金石甚多,善于鉴别真伪,著作有《判花轩集》2卷、《尔雅直音》2卷、《声调之谱》、《渔洋山人秋柳诗笺》、《明刑弼教录》等。王祖源在近代武术史上也值得提上一笔。咸丰四年(1854),他随在陕西为官的兄长(历官陕西延长、南郑、蒲城、长安等县知县)居住时,认识了力士周斌,三人同游少林寺,在寺中住了3个月得少林《内功图》与《枪棒谱》而归,经删节后于光绪八年(1882)刊印,另定名为《内功图说》,其内容包括十二段锦总诀及图解、易筋经图解等。

在王懿荣的先祖中,还有一位能著书立说的才女,她就是王懿荣的从祖姑王照圆。王照圆(1763年—1851),字瑞玉,号亻宛 亻全。她的丈夫是清代著名学者郝懿行。郝懿行(1757年—1825),字恂九,号兰皋,山东栖霞人,清嘉庆年间进士。王照圆既是郝生活上的伴侣,又是其学问上诤友,俩人相互切磋,疑难共析,如师如友,有“高邮王父子”(王念孙与王引之),“栖霞郝夫妇”之称。郝懿行一生治学,著述甚丰,已刊与未刊的总计有60余种之多,重要者如《尔雅义疏》、《春秋说略》、《宋琐语》、《宝训》、《蜂衙小记》、《燕子春秋》、《海错》等,多收在《郝氏遗书》里。王照圆的著作有《列女传补注》、《列仙传校注》、《梦书》、《闺中文存》等。夫妻二人相互支持,并进行学业上的合作,共同的著作有研究《诗经》而写成的《诗问》及《诗说》二书,此外还有汇集平日夫妇俩的唱和诗而成的《和鸣集》。

王懿荣在自己的书信和著作中屡提及其从祖姑及从祖姑丈,可见深受他们的影响。

二、艰难的求取科名之路
王懿荣的出生,伴随的是国家与家族,大家与小家的同时变故。他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在此前的5年即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侵略者发动了鸦片战争,以武力强迫清政府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与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它们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在此后的4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的祖父王兆琛获罪被遣戍新疆并抄没家产,福山王氏一家家道中落,从显赫的高门望族败落为困顿的穷困寒门。

王懿荣5岁时遭家庭变故,他家的家产可以被抄没,但其作为文化世家的家学背景,绵延世泽却不会在旦夕之间被毁坏、阻断。就在这一年,他的父亲还中式道光乙酉科拔贡。深厚的文化底蕴使王懿荣从小接受寒门子弟所不能有的良好家学氛围与优质启蒙教育,这为他成长为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位文化巨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道光三十年(1850),6岁的王懿荣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他的前几位老师都是外祖父家的人。第一位启蒙老师为外叔祖谢谢学支之(学庵)先生,庠生。他幼年时读书的私塾,设在本门长房一处叫“有棣堂”的房舍,内有“遗书楼”,为藏书之地,因其爱登楼取书阅览,大人对他还多有防范。王懿荣后来中了进士回乡探亲时,正好借居这一幼年时读书的场所,回首当年,往事历历在目,他在《天壤阁杂记》中追忆了孩提时在此读书的情景,颇多感慨。

咸丰三年(1853),9岁的王懿荣受业于母舅谢谢琴南(字焕昭,廪生)、谢谢价人(字应劭,庠生)两先生。咸丰六年(1856),父亲王祖源入京供职兵部主事,12岁的王懿荣与母亲一起留居福山老家,寄居祖父家,就读于台子街同理王氏家塾,受业于母舅谢谢应起先生。谢谢应起,字虞臣,道光乙酉科的拔贡,曾任河南宜阳县知县。咸丰八年(1858),14岁的王懿荣受业于表伯张恩煦先生。张恩煦,字墨林,咸丰庚辛进士,曾任直隶乐亭县知县。次年,他先受业于母舅谢谢荣宗先生。谢谢荣宗,字仁山,廪生。也是在这一年,他和母亲、弟弟、妹妹一起入京,并受业崔穆之先生。崔穆之,字清如,山东茌平县人,道光乙酉科拔贡,于本年刚中顺天乡试举人,又于咸丰十年(1860)联捷考中进士,后官至翰林院编修、湖南岳常澧道等职。

咸丰十年(1860),此时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外有英法联军入侵,内有太平天国运动与捻军起义。北方山东等地有声势浩大的捻军起义。王祖源奉旨回籍办团练。王懿荣随父到济南,就读于泺源书院。同年侍父回北京。咸丰十一年(1861),王懿荣17岁。这一年他受业于明广先生。明广,字仲居,山东禹城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候选知县。

幼年、少年时代的王懿荣,先后在福山、北京、济南师从8位先生,并入过书院,接受了多种风格的启蒙与初级教育,尤其是深受他祖父及父亲及外祖父一家的影响。他后来从事古文字及金石文物的研究,就是受家庭影响的结果。他读书的兴趣广泛,不屑于章句、帖括,但为求登上仕途,又必须苦读四书五经,这大体也是大人对其登览遗书楼严加防范的原因。在那个时代,“一心只读圣贤书”,死记硬背经文以应付科举考试,这是长辈、先生对学子的期望、要求。不管是否喜欢,不管是否有用,为了个人的命运与家庭的荣耀,他还是得走科途求仕之路,还是得去死记硬背帖括经文。经过十多年的寒窗苦读之后,王懿荣登上了更为艰难的仕途跋涉之路。

同治元年(1862),18岁的王懿荣参加了第一次乡试,开始走上艰辛的科举求仕之路。仅乡试他就参加了8次,历经17年的努力,才中了举人。

王懿荣参加的第一次乡试是同治元年(1862)的壬戍恩科的顺天乡试。房考官为许其光(字濑)先生,他很欣赏王懿荣所作制文,嘉许其为奇文,以北元(清代以顺天乡试、江南乡试为“北闱”,“南闱”,北闱第一名为北元)请于主考官,未获批准。许其光未争北元以外的其它名次,王懿荣遂落弟。次年,王懿荣受业于周悦让先生。周悦让,山东莱阳人,字孟伯,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末科进士。周悦让治经有很深的造诣,虽本于汉学,但又能兼收并蓄,撰著有《通经》11卷,《子通》20卷、《增修登州府志(光绪)》69卷,《史通》20卷、《俊游庵版记》等,其中,《登州府志艺文志》由周悦让撰,王懿荣校补。王懿荣以同郡之谊师事周悦让,俩人性情相投,从学者获益非浅。

同治三年(1864),岳父黄熙庭在直隶任邱县知县任上,捐办天津海防,部议给奖。这项奖励可以移给自己的子弟亲属。黄熙庭将此奖给予王懿荣。王懿荣被签分到户部任额外(候补)主事。是年初,黄夫人携长女由保定来到北京,随侍公公、婆婆于京宅。在此前后,王懿荣痛失多位亲人,使祖父遭贬及辞世以后家道中落造成的不幸雪上加霜。他的弟弟王懿霖于同治四年(1865)殁于京师,年仅17岁,他的外姑王太夫人与长女王保生于次年在京师病故。次女王崇瑛(乳名定住)、长子王崇燕(字翼北,又曰孟喜)、次子王崇烈(字汉辅,亦曰火传)则分别于同治五年(1866)、同治七年(1868)、同治九年(1870)降生,均为黄夫人所出。爱弟王懿霖去世时,王懿荣答应为其立嗣,次子王崇烈后过继给王懿霖。这些年中,王氏一家家计是十分困难的,清苦远过于寒素,乃至他祖父辞世20年后方归葬故里。但家境的困顿更能激发王懿荣发奋苦读,为登榜以显扬家族而不懈努力。乡试难,而顺天府的乡试则难上加难,因为参加顺天府乡试的不仅有直隶省的应考生,还有各省督抚推荐前来应考的外省优秀者,这使得竞争更趋于激烈。在第一次参加乡试失败后,王懿荣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新的冲击,在艰辛的求仕道路上艰难跋涉。

同治十二年(1873),王懿荣29岁。是年秋,他又一次参加顺天府乡试,中式副贡第一名。此次乡试主考官为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全庆(那拉小丁),副考官为吏部右侍郎童华(字薇研),左都御史胡家玉(字小遽),户部左侍郎潘祖荫(字伯寅),同考官员是礼科给事中胡毓筠(字介卿)。清科举制度规定,在正榜之外录取若干名额为副榜,可作为员生,称副贡。这也是正途出身的资格,而且不再是本府、州、县的生员,可直接升入国子监读书。虽只中式副贡,但这毕竟前进了一步。

光绪元年(1875)和二年(1876),王懿荣连续参加了乙亥恩科及丙子科的顺天府乡试,均名落孙山。房考官分别是是鲁琪光(字芝友)和樊恭煦(字介轩)。至此,王懿荣参加山东顺天应试共7次而不中。

光绪五年(1879),王懿荣35岁。这年秋天,他又一次应顺天乡试,这是他第8次参加乡试,这一次终于中试第31名举人。中举以后,还有复试,在保和殿举行。王懿荣认真地完成四书文《宰我子贡善为说辞》与五言八韵诗《赋得播厥百谷》。复试考卷经阅卷大臣批阅后进呈皇上,由皇上钦定为一等第7名。历尽17年的艰辛岁月和8次乡试的苦苦冲刺,终于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秋闱”报捷后,王懿荣旋赴“春闱”,为自己的前程,为王氏家族的荣誉。

光绪六年(1880)王懿荣参加庚辰科会试。会试也是三年进行一次,于辰、戌、丑、末年的三个月份在京城举行,称“春试”或“春闱”,各省举人皆可应考。正科之外也有恩科,在乡试的第二年进行。王懿荣在参加乡试时屡遭挫折,屡屡令人想到秋风的凄厉,可参加会试可说是一举成功,可说是春风得意。会试由礼部主持,会试的考场称为贡院,考试一连9天,是在会试之年的阴历二月初七到十五。在9天中考三场,会试中的第1名为会元,其余为贡士,民间称进士(《大清会典》规定及第殿试考才能称进士)。三场考完之后,王懿荣焦灼地等待着发榜之日。这一天,他起了个大早赶到榜前,发现自己中式第156名贡士。发榜几天后,王懿荣参加了复试。复试在保和殿进行,贡士们由东华门进入保和殿。王懿荣提交了一篇四书文,题为《伊尹以割烹要汤》;还有一首五言八韵诗,题为《赋得日久蓬莱深》。他顺利通过了复试,被确定为一等第35名。复试之后是殿试(廷试),在会试的同年旧历三月举行。会试录取的人须经殿试定等第。殿试还在保和殿,考试内容是“策对”。殿试皇帝亲临主持,阅卷大臣称为读卷大臣,意为皇帝读卷,共有8位。经过殿试以后,由皇帝和读卷大臣确定等第。一般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一甲三名,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二甲若干名,第一名传胪,其余称进士;三甲若干名,世通称为进士。另又将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王懿荣在《对策》中大胆直言,围绕吏治倡廉、人君躬行节俭、整军经武3件国家大事,阐述自己的见解。这3个问题在当时很有针对性,是当时急待解决的当务之急。关于吏治问题,王懿荣提出“安民必先察吏”,治吏“端在大吏”,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大臣不廉,“则汲引私人,偏护僚属”,小吏会更加贪事。关于人主躬俭,这与治吏是相反的,最高统治者如果穷奢极欲,官场自然贪污成风、贿赂公行,要肃清吏治,君主必须“躬行节俭为天下先”,他希望清统治者能像历史上的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等君主一样,节俭亲民,做天下的表率。关于整军经武,他提出“统筹设兵驭将之法,以为制治保邦之要”,要大大提高军队战斗力,做到“有不战,战必胜。”王懿荣公忠谋国之心昭然可鉴,但当时日益走向腐败的清王朝已不可救药,只能是让仁人志士仰天长叹了。殿试3天后,读卷大臣将试卷呈于皇帝,由皇帝钦定等第。当时光绪帝尚未亲政,这一切由慈禧太后定夺。此次殿试王懿荣的结果是二甲第17名,赐进士出身。殿试之后,新中进士还要在保和殿进行朝考,决定能否成为庶吉士。朝考日数只一天,只作策问一道,写的卷面和格式和殿试一样,由礼部办理并上闻皇上。朝考合格的成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特设的教习馆学习三年,由学士、侍郎任教习,结业后经散馆考试,或留翰林院任编修或检讨,将来可选任为学台或副大主考等美差,或分发各部任主事,各省任知县、知府,他们有实际的官位和俸禄,外放用不着候补,各省督抚藩台对这些人须尽先予以任用。考取庶吉士,便是翰林院的翰林,故称“点翰林”,而皇上身边的某些官差只有翰林才能承当,所以,成为庶吉士是在仕途中飞黄腾达的重要一步。未考中庶吉士的,虽也能做各部主事、外省知县之类的官员,但须候缺,且在此期间,只有官衔,而无薪俸,十分清苦。王懿荣提交的朝考卷为《取财于地取法于天论》、《耕藉田疏》和一首题为《赋得荒郊花柳遍》的五言八韵诗。朝考揭晓,王懿荣为一等第3名,授翰林院庶吉士。30年的苦读与18年的打拼,付出总算有了回报。

中了进士,点过翰林,照旧例是要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王懿荣是15岁时随母亲来到北京的,住在父亲的兵部主事任所。咸丰十年(1860)父亲奉旨回籍办团练,他随父亲回过家乡登州,还在济南读书。同治六年(1862),他与黄夫人在保定成亲。同治十一年(1872),父亲简放四川龙安府知府,他没有随往。也就是说自从15岁入京后,除在济南、保定短驻外,一直住在北京,而长驻京师主要是奔波于科场。而今进士及弟、锦袍加身,总算如愿以偿,也可告慰于故里乡亲与为官四川的父老。光绪六年(1880)年底,新科进士王懿荣冒着严寒,回故里省亲、祭祖。旧历十一月份他由京起程,经直隶入山东。十二月,抵达故里古现村,借住他幼年读书的处所,本门长房的有棣堂。次年旧历二月,王懿荣经烟台北上返京。返京路上,他卖力于搜求文物。同年,他还请假由京赴川探望父母,一路往返还是关注收藏金石古玩之事。

三、置身于尔虞我诈的官场
光绪九年(1883),王懿荣在翰林院庶吉士教习馆肄业,取得第一等第26名的成绩,授职翰林院编修。他虽任过户部额外主事,但那非正途,所以说自此才算正式地进入了官场。十一月二十六日(12月27日), 移居东安门外锡拉胡同11号新宅。该宅原是长白敏恪公广寿的故居。翰林院为当时中央最高学术机构,自明朝中期以后就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阁”的说法,“点翰林”意味着要在皇帝身边当差。他在皇宫附近择居就是因为它离皇宫近,上朝方便。他曾说:“为翰林必当供奉内廷,得地如此之在两掖,方足以侍滴漏候鸡鸣也。”开始是租寓,继则购得之。此后,他就一直驻在这里。

同年,召试南书房,未被录取,而被任命为国史馆协修官。

光绪十年(1884),王懿荣已是40岁,无论从位阶还是学识角度,都应说是事业有成了。是年又被任命为会典馆纂修帮总纂官。国史馆与会典馆都是清廷的修史机构。国史馆属翰林院,主要任务是纂修清史。康熙二十九年(1690)设“三朝国史馆”,编写清太祖、太宗、世祖前三朝历史,书成后撤销。乾隆元年(1736)复开史馆,撰修五朝历史(加康熙、雍正两朝)竣功后亦裁撤。三十年(1765)再设,自此成为常设机构。会典馆则是专修清代有关典章制度史书的机构。王懿荣恪尽职守,尤其是在撰修《光绪会典》时投入精力不少,曾得褒奖。

光绪十年二月八日(1884年3月5日),王懿荣连上两道奏疏,即《请复古本〈尚书〉附入〈十三经注疏〉与今本〈尚书〉并行疏》与《更定京员津贴银两名目疏》。后一奏疏指出,朝廷允准各省督抚通筹外销闲款为京官津贴。有不择名目及未作正开销者,有滥筹、滥发之嫌,建议要严格控制。他自己身为京官,也可以拿到这笔京员津贴,但还是建议要从严控制,要名正言顺,不希望乱取滥拿。由于此项津贴涉及到广大京官的利益,所以他估计“此疏一出,望者嫌怨,议者违驳,至所讥弹”,自己的意见肯定会遭怨恨、反驳、讥讽,但为了遏制“一世士风,江河日下”的状况,表示决不随风逐流,遭到非议“亦所不避”。这一奏疏中所体现的思想与他在殿试策对中所表达的安民必选察吏、治吏以廉为先,才与廉两者以廉为本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京官是全国官吏的表率,京官是否清廉关系到士风政体。需要指出的是,他不是说说而已,在当时腐败成风的习气下,他做到决不同乎流俗,一直清廉自守,过着清廉的生活,为士林所推重。稍后,王懿荣又奏上《醇亲王位分尊崇,请恪遵御论收回成命疏》。

同年三月,王懿荣还奏上《请速开马颊,分减黄流,以弭东患,而卫畿辅疏》。河工即黄河水利与漕运、盐政、兵饷并称为清代四大政,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向为忧国忧民之士所关注。王懿荣以为君主分忧,为民生着想自任,黄河下游流经的山东又是自己的家乡,因此对黄河下游水患自然是很关注的。他在奏疏里指出,黄河由山东入海始自汉、宋,以前曾在山东以外入海,如畿辅之天津、河间两府在夏周之际就曾经是九河入海故道。现今黄河从大清河入海,但大清河窄,泥沙淤积,日积日高,导致山东境内黄河连年决口,而京畿一带的地势是东高北低,黄河之水可能北下,“若不设法分减黄流,将来水性就下积渐之势在天津,实可虑也”。天津附近的静海、沧州一带“为历年霖潦积水不涸之区”,如再有黄河水患,灾情将十分严重,不可不设法预防。那么,如何解决黄河下游水患,既保山东平安,又可预防京畿水患,王懿荣注意到,上年山东巡抚张曜奉旨疏通下游,“近日开通徒骇,分设水门,引河入海”。他认为开通徒骇河“自是长策。然徒骇河上游面宽不过三四十丈,且多淤浅,势不如兼用马颊以分其势,为益尤大。马颊河身宽有百数十丈,两岸屹立,大段深通,但使培残补缺,挑深增高,即可畅流入海。两河并用,黄水自然分减”。他表示自己的家乡登州府离黄河远而且地势高,不受黄河水患之害;也不是偏护黄河下游所流经的各州县;更用不着故作保卫畿辅之危词以危言耸听,而是看到“河势日北”,大有欲复九河故道之势,与民命国运息息相关,因此,“既有所见,不敢自安缄默”。此折体现了王懿荣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薰染的士大夫忧国忧民、关心国事民瘼的悲悯情怀。而他对黄河水利这类专业问题的关注与懂行,这与当时的一些清流派徒发高论、空腐无实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区别。

王懿荣新官上任数月间,任劳任怨,忧国忧民,积极建言,勇于任事,可以说是做到了鞠躬尽瘁,赤胆忠心。他因此而病倒了,眩晕呕吐,病情严重。光绪十一年(1885),朝廷举办乡试考官的选拔,王懿荣因病未能参加。

王懿荣人到中年,不但身行状况不如从前,而且家里的重担也拖累着他,使他付出很多心血和精力。有几年中,王懿荣因为丁父忧等家事,不得不把注意力从国事上转移过来。他的父亲王祖源于光绪十二年二月十四日(3月19日)病逝于锡拉胡同京寓。在黄夫人去世后,王懿荣一直思念着自己的亡妻。时隔10多年之后,光绪十九年(1893),王懿荣奉旨任河南乡试正考官。在试毕归京途中,他还写下了《过刑台悼黄夫人》:“泉下吾儿应见汝,汝心那识吾心哀。昙花五十三年后,重过刑台旧县来。”当时,他的长子王崇燕也病逝,他同时写有《汴闱秋夜即事有感》:两行官烛夜帘垂,世业家风子细思。体格尚知攻轧茁,声情岂可误连雌?伤心病妇蓬头日,触目亡儿咯血时.祗有无私堪报国,精神差处万人知。两悼王诗所表达的哀怀感伤,令人心酸。虽乡试之事繁忙,但他那能忘怀丧妻亡子之痛,不知泉下的黄夫人能否识得自己心中的哀痛。黄夫人享年仅37岁,他深以此为憾,把黄夫人比作昙花,37年加上离世后10多年,正值53年,这10多年来,哀恸、怀恋之情一直伴随着自己。光绪八年十一月(1882年12月),王懿荣继娶谢谢夫人,抵直隶良乡县与谢谢夫人结婚。谢谢夫人是母舅良乡知县谢谢伟勋(字方平,山东福山县人,官直隶候补知县)的女儿。她后来与王懿荣一道殉国。王懿荣有四男三女。其中,长子、次子、长女、次女为元配黄夫人所出。长女四岁时早夭。次女王崇瑛于光绪八年八月(1882年9月)嫁与海丰(今山东无棣)吴氏。吴氏一家也是官宦世家,祖父吴式芬(字子芯),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科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父亲吴重喜(字仲怡),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科举人,官到河南巡抚。光绪十七年(1891),长子王崇燕参加山东省乡试,中式第16名举人,但不幸于光绪十九年(1893)早逝于京宅,年仅26岁。长子英年早逝,王懿荣深怀悲哀,写下了沉痛的悼亡诗。次子王崇烈于光绪二十年(1894)参加顺天府乡试,中式第32名举人。王懿荣继聚谢谢夫人后,生三子、四子、三女,三子、三女均降生不仅就夭折,四子王崇焕(字汉章)于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1892年4月17日)出生,父亲殉国时年仅9岁。

光绪十五年(1889),王懿荣任乙丑恩科乡试的磨勘试卷官。后来他还担任过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磨勘试卷官。这是乡试、会试对诸考卷进行复核的官员。清代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壬午科乡试时开始,对考生的墨卷(原试卷)、石朱卷(为防止阅卷官认出考生笔迹而用石朱笔重新复写的卷子)进行复核。同年参加御史考试,钦取第1名,为记名御史,晋升为翰林院试讲,并任庚寅科庶吉士教习。他还担任过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科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科庶吉士教习。

光绪十九年(1893)秋,王懿荣奉旨任河南乡试正考官,副考官是临渝李桂林(字子丹)。发榜后,得时人称道。乡试结束后,他回到北京。虽事务繁忙,但终难忍亡妻丧子之痛,留下了悼黄夫人及忆长子的两首哀怀凄恻的悼亡诗。

光绪二十年(1894),王懿荣已年届半百。年初,他在京察中被列为一等,以道府记名。京察是朝廷对在京任职官员的考核,明朝是6年一次,清朝改为3年一次。按一定标准考核后,按优劣分别予以奖惩。翰林院所属的官员京察列为一等的,可以任知府或道员。接着,他又参加了翰詹大考。皇帝所下上谕中说:“此次考试翰詹各员,经校阅大臣进呈,朕复加披览,亲定等第,一等六员,二等七十七员,三等一百二十三员。”考核翰林的目的,既是通过检查翰林的学问作为其升迁或降黜的依据,同时是为各省乡试选拔考官。在此次大考中,被钦定为一等的6人为:文廷式,以侍读学士升用;秦绶章、陆宝忠以侍讲学士升用;戴鸿慈、秦兆文,以庶子升用;王懿荣以侍读升用。他们原都为编修。五月七日(6月10日)奉上谕:翰林院侍读王懿荣著在南书房行走。钦此。次日,王懿荣奏上《南书房行走谢谢恩折》,表达了恭谢谢天恩之意,表示要“勉竭愚诚”,“懔夙夜敬公之义”,恪尽职守,勇于任事,以报效“朝廷特达之知”。其忠心可嘉,但清王朝在内忧外患冲击下已近覆亡,而整个官场依然昏庸腐败,他显然难以独力支撑大厦之将倾,最后选择以身殉国不是偶然的。五月二十四日(6月27日),朝廷从翰林院选一补署汉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向皇帝推荐了王懿荣等3人,并带领引见。光绪皇帝圈出王懿荣。起居注官是内廷侍从皇帝并掌记录皇帝言行的官员。二十六日(6月29日),他奏上谢谢恩疏。

在这些年中,王懿荣在失去黄夫人后,又连遭父丧子亡之恸,并承担了家庭重担,但他不因家事误公事,积极建言与任事,展现了一个忠孝兼顾的正直士大夫形象。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1894年7月16日),王懿荣接到上谕:“陆润痒现出试差,国子监祭酒著王懿荣署理。钦此”。这是他第一次出任祭酒之职。

国子监位于北京安定门内雍和宫对面的成贤街,左边与孔庙相比邻,取左庙右学之意。元明清三代,国子监是国家最高学府,因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府州县各级官学亦归其统领,故而也是国家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始建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1288),距今已有700余年历史。元代遗址已无从细考,只有古槐、古柏2株古树,相传为首任国子监祭酒许衡亲手所植。明代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仿南京国子监再建,清代又有增益。国子监之正门叫集贤门,是一黄色琉璃牌楼;牌楼之北有一大名鼎鼎之“辟雍”,乾隆时所建,是核心建筑,为天子讲学之所;后为彝伦堂,是祭酒(相当于校长兼教育部长)和司业(相当于当今之教务长)办公处所,还有“四厅六堂”,四厅为教习(教授、讲师)之办公处,六堂为监生之教室。国子监虽号称最高学府,但在科举时代,其毕业生地位相对较低。若想取得功名,还须参加乡试。唯一的照顾是无论国子监生之籍贯,皆可应试于顺天府(大致相当于今北京市)。若不再考取功名,以国子监生身份入仕,则多被用做县丞(副县长),或教谕、讯导等学官,秩低而俸薄,权轻而利小,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监生们除学习四书五经外,尚有历代典礼赋役律令、边防、天官、河渠、算法之类。

王懿荣任祭酒时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任职半年中,他一面在南书房行走,一面兼署祭酒,还以忧虑的心情关注着战争的进展。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他奏请回籍办理团练获准。正月二十二日(2月16日)由京起程赴登州府。四月二十三日(5月17日),接到上谕和议已定,停办团练,回京供职。向朝廷请假两月获准,后归里省亲。五月十八日(6月10日)奉上谕:“王懿荣著补授国子监祭酒。钦此。”六月假期已满,十六日(8月6日),由烟台起程北上。二十日(8月10日)回京复命,具疏谢谢恩,并奏请注销钦命办理山东登州团练木质关防。

王懿荣第二次任国子监祭酒也不过半年时间。在此期间,光绪帝赏赐御笔“福寿”、“荣庆”各一幅,他与张百熙等具疏谢谢恩。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六(1896年2月18日),母亲谢谢太夫人因年事已高,且南北往返,劳累过度,病逝于福山城内北街里第。谢谢太夫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享年74岁。王懿荣在京接到讣告,星夜匍匐奔丧。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服阕,他携长媳张氏及孙儿福坤回到北京。四月二十一日(6月2日),王懿荣向光绪皇帝请圣安,蒙谕召见,并奉旨:仍在南书房行走。次日,具折谢谢恩。二十三日(6月9日)到任。王懿荣在内廷当值,备受皇帝与两宫太后信任与重用,鉴别书画、恭代御笔、进呈书籍等事经常要找他,有时一日要两入宫廷。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1899年7月6日),王懿荣奉上谕:补授国子监祭酒。至此,他三为祭酒。

王懿荣对艰难坎坷的求仕之路与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活怀有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情。科考与入仕固然使自己光宗耀祖并得以跻身上流社会,但应付那种僵死无用的科考与风云难测的宦游,占去了自己的大好时光,使自己身心憔瘁。他也曾屡屡落弟,备受左邻右舍的嘲讽与鄙视。如果说中进士点翰林意味着人生的春天来临,然而凄凉秋风的阴影使他并没有感到春光无限的美好。以忠贞耿直、直言敢谏、清廉自守、忧国忧民的传统士大夫形象置身于腐败昏庸的庙堂与勾心斗角的官场,是显得那么不和谐与不趋时。他在多首诗作中道出了自己对官场的厌倦、惆怅与愤懑情绪。?

王懿荣因科考与宦游身心劳累,曾经两得重症。一次是在十三年(1874),他生了一场大病,3个月还不好。此时黄夫人还在,她自己也有病,但为侍侯自己的丈夫常常日夜不寐,白天抱病奉上汤药,夜静时还焚香为其祈祷,经此心力已瘁,益备不支。再一次是在任职以后,工作数日就病倒了,以致没能参加光绪十一年(1885)选拔乡试考官的考差之试。此后虽经多方延医诊治,但终未康复,他在一些临病的诗作中流露出了厌倦、逃避、冷漠之意。《病中寄雪堂和尚》一首中有两句:近从病里常生悟,自悔闲来不解禅。《病起即事书视同人并索和诗》中则有:廿年冷宦意萧然,好古成魔力最坚。表达了自己无意于高官厚禄而甘愿全身心致力于金石之学的志向。另有一首《船中静坐有感》写道:百不如人两鬓华,?长安久居若为家。可怜一病成秋境,满耳蝉声满眼花。?

科场高中,似乎未来前程似景,仕途不可限量。登上“玉堂”,在常人看来应意味着荣华富贵,风风光光。王懿荣中进士回乡省亲时却没有衣锦还乡的美好感受,《即事偶感》第一首中有两句:漫说玉堂天上似,从来高处不胜寒。登上“玉堂”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宦游的未来不会全是美梦成真,身居高位之后的厌倦与凄凉心境隐隐可期,困为从来都是高处不胜寒。 进场后,他的预感得到了应验。这种失望情绪在为官后的诗作中也流露了出来。他在《退值偶感 》一首中写道:?

心是儿时境已非,?

此心空逐白云飞。?

剧怜襟上三年血,?

换作五更朝里衣。?

儿时怀抱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希望自己能一展抱负,报效祖国并显扬家族,但现实却是官场的恶浊与国势的陵夷,实在是与自己当年的理想相差太远了。儿时的理想既已破灭,只好让心中曾有美好愿景随白云漂浮而去了。可聆可叹的是,自己一生的心血,换来的是一身皮囊,一身五更上朝时的朝服。?

想到自己对仕宦的厌倦,王懿荣真不希望自己的新生儿子再重走自己走过的老路,往事不堪回首,还要从头再来。光绪十八年(1892),王懿荣48岁时,第四子王崇焕降生,他写下了《举第四子崇焕》一诗:?

京曹岁月太匆匆,?

二十八年一梦中。?

但愿此儿能长大,?

半耕半读作村翁。?

他告诫自己新生儿子,官场险恶,希望其做个半耕半读的村翁,不要再追逐仕途了。你可能做的是美梦,但一触及现实,会将美好憧憬无情地打破。高处不胜寒,还是做个平民百姓吧,平平淡淡才是真。?

还是在这一年,王懿荣的次子王崇燕参加本年壬辰科会试,考完二场、三场,洛血满地,次年病逝,享年仅26岁。有多少人为科场仕途付出了心血、才力、青春,甚至献出了生命。王懿荣正是带着这种对仕途的厌倦而匆匆离去的。?

四、关心中日危局主动请缨抗敌?

光绪二十二年(1894),是农历甲午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在牙山口外的丰岛海面,击沉运送清军的商轮“高升”号,全船官兵700多人死难。同日,日本陆军向驻屯牙山的清军发动攻击,排起了战争。七月一日(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战争正式爆发。战火燃遍朝鲜全境,中国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同时告急,北洋海军又在黄海海战中受到重创。面对危局,时为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忧心如焚,焦灼地关注着战争的进展。他是一介书生,且年届半百,但看到国家多灾多难,忧国忧民之情油然而生,御敌报国之志日益坚定。他多次上书建言,就军情、布兵、用人、筹饷等奏呈皇帝,其情之殷、其心之忠、其意之切,跃然纸上。?

九月一日(9月29日)这一天,他连上三折:《皇太后万寿,吁请暂停点景,但行朝贺疏》,《时势孔亟,请召用亲贤疏》,还有偕同王文锦、吴树梅联名奏上的《请召用恭亲王疏》。?

这年的十月初十(11月7日)是慈禧太后60大寿。尽管战事吃紧,但清廷置民族存亡于不顾,忙于筹备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早在光绪十二年(1886),慈禧就挪用海军经费和其他款项重建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清漪园,并于二年后改名为颐和园。北洋海军在光绪十四年(1888)成军之初,总吨位27400余吨,是日本海军的两倍,中国海军的实力占有明显的优势。由于慈禧化巨资整修颐和园和进行三海工程建设,大大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给海军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北洋海军自成军至甲午战前,未添置一艘新舰。清廷统治者不顾国家安全只顾忙于万寿庆典。为举行庆典,清廷早早就成立了庆典处,专管办理庆典事宜。庆典期间,凡慈禧太后由颐和园皇宫所经过的道路两旁,街道铺面要修葺一新,并分段搭建龙棚、龙楼、经棚、戏台、牌楼、亭座及点设景物。点景工程共分6段,每段需银4万两,60段约需240万两。王懿荣对清廷无钱办海防却有钱忙于庆典,尤其是不顾战事吃紧继续操办庆典,很不以为然。他上疏要求“暂停点景但行朝贺”,皇太后庆典不一定非得在国家安危之际操办,可等打完仗以后“随时补行,何时非万寿之时,何日非祝愿之日”。别人忙着趁庆典之际讨好慈禧,而他却不知趣地要让太后扫兴,直言敢谏,冒死陈词,足见其忧国忧民的忠心与赤胆。此疏递上后,当时朝野为之震惊,许多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在同一天递上的另两道奏折中,王懿荣提出要召用亲贤,主张重新启用恭亲王奕讠斤,上佐皇帝,下孚众望。恭亲王奕讠斤自然不可能起到在危机之际力换狂澜的作用,但两折却体现了王懿荣对时局的忧心与焦虑。此外他强调要用人得当,不满清将“无争胜之意,有相妒之能”,都有合理性。十一月初四日(11月30日),王懿荣奏上《详度夷情审量时局疏》反对轻许议和,主张坚决抗敌,“趁此大兵云集,精厉士兵,厚积军火,肃清海隅,使其畏服,切誓有坚不敢再犯之心”。他相信如果轻言议和,偿付巨额赔款,必然使敌人“挟我之资”而秣厉重来,“是益寇粮而资之盗也”,而国家将不得不用财政的一半用于支付赔款,从而有内溃之患。这道奏折。表达了他坚决抗敌的决心。

光绪二十年(1894)年底,日本从国内调派一支军队抵达大连湾,与入侵辽东半岛的部分日军汇合成新的军团,以大山岩为司令官,共计2万人,由联合舰队25艘军舰、16艘鱼雷艇掩护,攻击山东半岛。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1895年1月18、19日),日本海军派“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舰,驶到登州(治所在今蓬莱)海岸,对府城进行炮击,并击中了蓬莱阁。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0日),日军攻陷成山和荣城县城,包抄威海卫后路。山东巡抚李秉衡派兵与敌在枫岭、桥头等地交战,威海卫后防诸要塞全部落入敌手。光绪二十一年一月五日(1895年1月30日),日军向威卫南邦诸炮台发起进攻,同时联合舰队从海上发起攻击。 眼看战火蔓延到自己的家乡,王懿荣愁虑仿徨,眠食俱废。他上疏请求回籍兴办团练以抵御倭寇。他在奏折中指出:自己的老家福山地处滨海,距威海百八十里,是渤海南路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此地一失,大局瓦裂”。胶东半岛军事防御力量薄弱,虽有山东巡抚李秉衡公忠廉介,坚持抗敌,但因上任不久,兵力单薄,武器陈旧。“淮军水师倚恃李鸿章,不遵该抚约束”,因而导致了荣成失陷之事。日军侵略山东半岛,使包括自己的73岁高龄的老母亲在内的民众十分惶恐,必须稳定人心。自己十六七岁时曾随父亲办理登州海疆一带团练,有一定的经验和旧关系。现在时值国家危难之际,惟有恳求皇帝准许他回籍“会同抚臣办理团练,兼事招募”。他还指出,眼下军情紧急,刻不容缓,“非有得力军干,迅速赴援,不足济急”。因此建议皇帝派自己的堂弟、陕西永兴军记名提督王鸿发驰援威海,以解威海之围。他还奏请皇上恩准莱阳籍的翰林院编修王土序,黄县(今龙口)的族兄翰林院检讨王守训,荣成籍的前宿松县知县孙葆田等一起前往胶东,协助自己办练团练。同日,王懿荣的妹夫,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向朝廷建议,在“孤军恐难久持,援军缓不济急”的情况下,由山东巡抚李秉衡“晓谕荣成、登州一带居民,各集团练义勇,协助官军击倭”。光绪帝采纳了这些建议,令李秉衡催促地方文武赶紧办理,同时允准王懿荣回籍办团练,同时颁发饷银2000两,以作筹备之资。?

王懿荣接旨后,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1895年2月13日)承领所需银两后,于二十二日(2月16日)由京城束装出发,立即赶回原籍。他在回登州途中沿路考察直隶及山东各州县举办团练的情况,并随时向朝廷奏报。经过长途跋涉,抵达莱州府,面见山东巡抚李秉衡。至此他才知道威海已经失陷,北洋海军于正月二十三日(2月17日)他刚离开京师时已全军覆没,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总兵刘步蟾、参将杨用霖等自杀殉国。王懿荣不顾旅途劳累,与李秉衡商谈布防和巡视团练有关事项,在十几天内巡视了登州所属十县团练巡练情况。在蓬莱阁北山炮台视察结束后,他亲笔题写了《郓城夏公印辛酉字庚堂德公牌》,表彰提督夏辛酉率守军向日三舰发炮轰击,使“吉野受此一惊,急旋舰身躲避”的事迹。?

王懿荣行经莱阳时,知县徐桂宝对他回郡抗敌的事迹感到钦佩,将自己珍藏的戚继光当年抗倭时所用的宝刀赠给了他。王懿荣从小就敬仰戚继光这位同乡的抗倭名将,童年时即爱读其《练兵宝纪》、《纪效新书》等兵书,光绪十五年(1889)他在翰林院供职时,特将翰林院所藏戚继光的《止止堂集》送交山东巡抚张耀在济南重印,并撰写了《重刻戚继光毅公〈止止堂集〉》。如今又得到戚继光用过的这口宝刀,惊喜之情难以自抑,在给王守训的信中称:“在莱得万历十年戚武毅所造刀,此是刻《止止堂集》之报也。”他写下了《戚武毅公宝刀歌》。

王懿荣奔走各县,积极联络、多方筹措,完全有可能组织起一支强大的民团武装。他感受到了家乡父老同仇敌忾为使“吾郡冢墓不至沦入异域”而不惜死丧的豪情,他认为“人心甚齐,最为可用”。民心可用,这是抗敌御侮,挽救民族危亡的关健与根本。但清廷统治者无视人民的力量,避战逃战,派员乞和,下令李鸿章签署了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俯仰东南天半壁,酒酣砍地泪纵横”。王懿荣悲痛欲绝,以刀砍地,恨声连连。民心可用,清廷却弃之不用;宝刀可以杀敌,而今锋芒何向?!自己希望指挥民团象先贤那样保家卫国,但看来是报国无门,只能徒叹山河破碎了。此番请缨抗敌虽未能如愿,但他抗敌御侮的决心与豪情依旧未减,随时准备再次赴汤蹈火。?

王懿荣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冒着寒冷,经长途跋涉回籍办理团练,但壮志未酬。《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其组织民团御敌的愿望落空。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1895年5月17日),他接到朝廷于十八日寄出的上谕:“和议已定,勿庸招募,立即回京供职。”二十七日(5月21日),他向朝廷请假两个月,回福山省亲。?

王懿荣准备回籍办团练时,接到东海观道刘含芸飞函相报,于是年正月初三(1月28日)专轮接他母亲谢谢太夫人赴南京,到他的妹夫张之洞的两江总督任所。甲午战争结束后,张之洞派人迎接。他在致张之洞的信中表示,家母在南京居往数月,“往返乘资,坐耗清俸,应不下千金”,这次请假在家,也有时间去南京亲自将母亲接回,“惟限于资斧”,囊中羞涩,又不好意思再让张之洞破费,故只好作罢。他在信中还提到,此次回籍办理团练,户部省库银2.5万作为团练月饷,丝毫未动,只是作为筹备费用2000两部支银已全部花完,而且还赔上500余两,是向故里乡亲借贷的。山东巡抚李秉衡表示赠给千金以弥补夸空,但他表示此行是赴“急难”而非“谋差”,加以谢谢绝了。谢谢太夫人到家后,王懿荣将办团练之事向母亲作了秉告。其中提及了缴还户部饷银之事。他提到三个月奏调人员等事,已将部支2000两白银花光,但终不能为国家出力,“不敢累国家以度支也”,打算把2000两饷银缴还户部。谢谢太夫人对此大为赞赏,并决定质押衣裘,卖掉钗钏,用来弥补亏欠。王懿荣再拜受命。谢谢太夫人、王懿荣母子“毁家纾难”的清廉,与慈禧穷奢极欲乃至挪用军费搞万寿庆典,及不惜出卖国家权益换取苟安的行径,与当时官场上贪污腐败的风气对比,形成了天壤之别。

五、“好古成魔”文苑名士

王懿荣成为收藏鉴定甲骨文的第一人,不是偶然的。这是他性嗜金石、“好古成魔”,长期收藏并鉴识文物因而在金石学方面具有高深造诣的结果。他是金石学中的“伯乐”,正是这种慧眼与学养,成就了他作为甲骨文之父的开拓性业绩。他在《病起即事书示同人并索和诗》一首中写道:“廿年冷宦意萧然,好古成魔力最坚。”“墨癖书淫是吾病,旁人休笑余癫癫。”他的志趣与真爱并不在仕途,而是在收藏和研究金石文物,古籍字画。他从骨子里就不是一个官僚政客,而是一个文人名士。

受家学影响,王懿荣从青少年时代,就对金石古物抱有浓厚的兴趣,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丰富的鉴定经验。在成为进士之前,他就已名满京都,士子争相结交以为风雅。同治八年(1869),题《登州古物拓本》,将福山出土文物尽数收入。后编县志时,金石门即据此为蓝本。他酷爱旧椠本书、古彝器、碑版、古籍等文物。在京任职期间,下班后常到市场寻求,时有所见。如有所得,不惜重金求购,有时竟至于典卖妻子家人的首饰物品。他的举动得到了黄夫人的支持。他回忆,自己转完市场后看到有什么值得收藏的东西,回家后就与黄夫人谈起,黄夫人总是鼓励他买回来。有时为了购得文物,黄夫人将自己的裘葛、钗凤拿去典质。

光绪六年(1880),王懿荣中进士后归里省亲之际,也是沿途收集文物,寻访旧迹,此行收获不少。先是来到临近山东的直隶盐山县王墅镇,得到一块天堡造象残石。天宝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文宣帝高洋的年号(550-559),距今已1300多年。经过沧州五龙堂,看到有一造像卧地,有字无年月,他判断是唐朝时刻的。年底抵达家乡后,首先得到的是宋拓《太清楼书谱》,僧达受六舟藏本,得自福山世家鹿泽长的家中。鹿泽长,字春如,嘉庆癸酉科拔贡,曾在陕西、江西、浙江等地为官,官至宁绍台道。后家道中落,藏书不少,旧藏不知沦落何方。又得到六臣注本《文选》、明刻本《苏文忠公全集》等。腊月二十三祭过灶后,王懿荣冒着大雪到登州府城蓬莱住了两天。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到蓬莱,没有来得及登临蓬莱阁,而是急着去蓬莱县收藏家张允襄力所藏境内东边郭村所出土的文物,有汉琴亭候国刻石、书画、砖瓦等,多而且精,“不及细数”,可惜却无一本旧书。在古现村中度岁期间,他到亲友家逐门叩贺,也看到了不少文物。其字画双款,出自康、雍、乾三朝时老辈之手。灶上的香炉,是明宪宗成化年间的五彩景泰蓝及神宗万历年间的青花瓷,可惜都破乱了。族中人一起饮宴,所用杯盏是由各家凑在一起的,多是雍正、乾隆年间官宦所产的瓷器,还有明朝的细瓷。亲属中还有人把盛刀创药的料壶赠给他,虽不值钱,但其中有“胡轩”“新雅轩”的精品。新年到外祖父家去拜年,见到有一瓦研12字的残瓦,“不以见赠”,觉得很遗憾。又看到先从祖姑王亻宛亻全 及从祖姑丈郝懿行所辑宋、元、明本的史书及殿本《廿四史》。内多明监本,皆一一挖圈贴补得十分精致,逐卷又有校签贴在上面。新年期间,王懿荣还到烟台住了二天,得到明拓《孔庙碑文》,并买到汉朝官印、私印各一方。在县城化2000元买到张刻《玉篇广均》一函,是先从祖王余菖(乾隆五十四年已酉科解元)遗物。在先尚书府(王骘府)得到他任闽浙总督时官封二,告示一。还有亲戚送给他纯墨色玉块一枚,油柏村出土的小节墨刀一枚和齐刀五枚。还得到了益都小汪家村出土的一枚完整的齐刀范。新年过后,王懿荣取道北上返京。在黄县,看到了族兄王守训盖新楼时挖得的隋汤帝大业年间长乐乡一古器。在王穆庵家中看到许多古砖、古印及“彝斋齐”三字的刀币。还得到一枚见赠的六字刀及很多古砖。在潍县他又住了4天,其中3天住在著名金石学陈介祺家中,看到了陈家收藏的文物古器不计其数,有朱子注《楚辞》。北宋文同(字与可)所画大竹等珍品。这一次归里省亲,收获的确不少。

光绪四年(1878),王懿荣请假赴蜀省亲,一路往返又搜集了不少文物。车行陕西,他从一苏姓古董商手中买到一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的铜牌,因价格高,只好“赊得之”。在西安城隍庙,买到明初刻印的《元史》残本,缺数十卷,书上盖有明初英国公的印及四名范氏的印章。得到元刻本《古今均会》,缺3卷,自己原有一步完整的明刻本,此本又多前面一序言,是其他版所没有的。他后来返京时在同一书肆购得宋朝南雍大字明印本《魏书》、《北齐书》、《北周书》,连同他原有的明库册纸元本《隋书》、元本《北史》、明朝翻印的宋秘阁本大字《晋书》、元大德本涂改称宋乾道本的《汉书》,慨然有集旧本全史之志。在长安购得铁大钱50枚,钱范1、造像2。到四川后,弟弟王懿 为他买到了元本《宋相臣传》。在四川做官的同族宗督王翱赠给他“王渔洋诗稿”件,《池北偶谈》原稿10多页。他又以重金购得山东同乡、一位姓周的幕僚收集的古泉、古印。又从一廖姓古董商手中买到一枚生砂活翠、文字精美的东周古钱。他还以邮购的方式从古董商中买古玩,他记道:“两估寄来牙印二,帛铅印一,涅金二,中布、第布一。十布尚未全,计缺序布。”布与泉均指古币,十布是王莽纂位后所铸。他一心想把十布收集齐全,此次由川返京途经陕西时终于从孙姓古董商手中买到了序布,使其蓄志20年的夙愿得以实现。

王懿荣是于光绪五年(1879)由四川北上,回京应试的。虽有应乡试之事,未免行色匆匆,但一路上仍不忘搜求文物。在长安,从古董商杨实斋手中买到古彝器,其中有一牺形者尤佳,另有方鼎一、小鼎一、觚一。又从一位被称为小苏的古董商中买到一把古剑,王懿荣认为“当为天下第一”,鸟形的阳篆,如花、如字,字下又有花,锋如新。在河南买到玉含蝉一、汉印二。过龙门时,他看到山崖上那些石凿的佛像,多至亿万身,文字累累,过去所见的拓本与此相比不过万分之一,可惜只能望洋兴叹,“安得挟之以来?”王懿荣一路途经的河陕至汉中一路,出土文物很多,他是流连忘返,一往情沈。他真想把所有自己酷爱的文物尽数购回,但有一些文物,却无法购置,只能望而兴叹。因为此行行色色勿勿,不及物色,且囊中羞涩,有的文物贵重自己买不起,有的无法带至京城。这一路往返可说是有收获,但也有遗憾。?

光绪十九年(1893),王懿荣奉旨到河南当考官,在那里他见到一块辗转运到开封的《刘怀民墓志》,这块墓志从书写格式看,先铭后序,别具一格,王懿荣很是喜欢,便出重金购下。清季方若的《校碑随笔》记载这件事称:王懿荣“以千金易石”。

由于王懿荣酷爱古代文物典籍,凡有价值的残石、碑帖、书画、古钱、善本图书等,都设法购置收藏。购置文物耗费了他不少钱财,使他这位“显贵”过着窘迫的生活,有时为了收购文物不得不典当妻子的嫁奁、首饰。他在一首诗中描写自己的窘况:“典衣还惹群书债,折券时蒙小贾羞,如此壮年如此过,争令二老见穷愁。”可见,王懿荣对金石收藏的爱好,是何等的沉醉痴迷。?

王懿荣不仅嗜于收藏,而且精于考订。他对各种出土、传世的文物古器就其名称、类别、型式、纹样、文字、书体、功用等特征进行考证,判断年代,鉴别真伪,撰写了一批金石学著作。其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金石学著作为《汉石存目》及《南北朝存石目》。光绪七年(1881)春,撰成《南北朝存石目》。此书从同治元年(1862)开始着手,到光绪七年(1881)成书,前后用了19年时间,其间为此书提供帮助的名流、学者有匡源、潘祖荫、缪荃孙等17人。此书收录范围自南北朝至隋代,分碑、志、记、梵典四类,据拓本按年月日著录,无年月日者按类附后。此书在《山东通志·艺文志》中著录名为《六朝石刻存目》。但仅存稿本,未能刊行。光绪十五年(1889),《汉石存目》刊行,分上、下二卷。王懿荣自识:近世所存汉石已尽于此。此目石亡文存者不录,重摹伪造者不收。分字存、画存两目。上卷为《字存》,著录包括刻石、阙、碑、记、碣、铭、颂、墓表等各种体裁的汉石铭刻。上面以大字列其名目,下面以小字分别注明书法类别、字存年代、存放地点及扼要的考证文字。下卷为《画存》,著录各种形式、体裁的画像石。有阙画像、堂画像、室画像、祠画像、城垣画像、摩崖画像等多种。这些画像石,有的一面有画像,有的两面有画像,有的三画甚至四面都有画像。著录形式与字存相同。《汉石存目》光绪十五年刊本还附有《周秦魏晋石存目》,是尹彭寿所撰。上述《汉石存目》与《南北朝存石目》两书是体例完善、收录祥尽、科学准确的存石目录,是石刻目录中的经典之作。?

除了上述两书,王懿荣的其他金石学方面的著述还有:?

《天壤阁杂记》。此书记录了王懿荣于光绪六年(1880)中进士后回故里及赴川省亲往返途中,在山东、陕西、河南、四川等地搜寻文物的情况,记载了不少自己或他人收藏的绝世珍品。?

《求阙文斋文存》。文存中除了一篇《诰封宜人元配蓬莱黄宜人行状》,其余均为学术性文章。其中收录了《说吕阝钟》等5篇考释金文及古文字的文章。文存中还有《齐鲁古印捃序》、《登州古器物拓本跋》等,也与金石学有关。

《福山金石志残稿》。同治八年(1869),题《登州古器物拓本》,福山出土文物,尽数编入。以后编《福山县志》之金石志即以此为蓝本。光绪十七年(1891),福山知县康鸿逵聘请王懿荣等4位福山籍京官,拟重修县志。但由于这四人公务繁忙且经费短绌,只有王懿荣写成了《金石志》等。《福山金石志残稿》起自周朝迄于元朝。后附《光绪二十三年福山修志局来访石目》。王懿荣把金石名称、出土地点加以著录,原石久佚或原石存而文字漫漶者,则将原石文字全部记录下来,原石存而文字模糊不清的则求得原拓本,也将文字全记录下来。后来于宗潼主纂的《福山县志稿》之《金石志》就是根据《福山金石志稿》增益而成的。

《王廉生古泉精选拓本》。王懿荣所藏不乏古钱,如“东周”古钱、王莽“十布”等,其藏编为是书。

其他还有《攀古楼藏器释文》等。其青铜器方面的藏品有的编入《日光室藏器目》。所收藏的陶文归其弟子刘鹗所有,编入《铁云藏陶》,另有33方见于《黄平乐氏藏陶拓本》。所藏玺印,身后由其子王崇烈编辑《福山王氏劫余印存》一册。所藏瓦文选辑拓印成《天壤阁瓦文》一函四册。

王懿荣收藏、考释文物,尽管他投入了不少心血与财力,但个人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要使全国范围的文物得到完善的保护,还需要更多地有识之士共同来保护文物。他在呼唤文物保护意识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光绪二十四年(1898),王懿荣为母守丧服阕,在返京途中,路过青州府的益都、临淄两县时,亲眼看到世传的齐桓公、景公及齐四王的古坟大土丘,有农民在上面耕种,惨不忍睹。到济南后,山东巡抚张曜又跟他说,自从黄河改道后,常发生水灾,许多古墓被冲毁。由此他联想到全国各地古墓受人为与自然毁损,而许多贵重文物往往来自古墓,因而深感痛惜。有鉴于此,他请求朝廷指令各级官吏“各于所属地方勤加巡视”,对古墓严加保护,对盗墓者严行治罪。?

王懿荣作为一个文化名人,对文教事业自然更为关心。在他的奏疏中,除了上述保护古墓一疏外,涉及文教的还有一些,提出了续修四库等其他建议。这些奏疏及所提建议如:?

光绪十年二月八日(1884年3月5日),王懿荣递上的《请复古本〈尚书〉附入〈十三经注疏〉与今本〈尚书〉并行疏》,他建议光绪帝效法乾隆帝钦定二十四史时以《旧唐书》、《旧五代史》附入使与《新唐书》、《新五代史》并行之意,将古本《尚书》刊于十三经内,使与今本《尚书》并行。?

光绪十五年六月十六日(1889年7月13日),王懿荣奏上《恳恩特饬续修四库全书疏》、《请训饬衍圣公向学并饬整理衍圣公府地产疏》及《胪陈本朝儒臣所撰〈十三经疏义〉列学宫疏》。第一道奏疏中提出:乾隆帝钦定《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所收书籍,上自周、秦以迄前清共3000多年,圣作明述灿然大备,汉唐以来文章美富未有如此之盛者。但自《四库全书》修成又已过了一百余年,时经百载,开通日广,文物日新,各种体裁的书籍层出不穷,到了重新聚集到一起的时候了。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学术变化很大。因此,他请求光绪帝降旨重开四库全书馆,续纂前书。续修四库全书的建议体现了王懿荣对传承文明的关注。

六、中国发现与确定甲骨文的第一人?

王懿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显赫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甲骨文之父,是中国第一个发现和审定甲骨文的人。王崇焕所编《王文敏公年谱》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年,一位古董商人携带从河南彰德府安阳县小商屯发现的“龙骨”到京师,让其观看,王懿荣细为考订,审定为殷商故物,并发现其上有篆籀之前的古文字,遂令悉数购归,获千数片。这便是后来让世人震惊的甲骨文的发现。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的一种文字。当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认出以前,它们只是被当作一味叫“龙骨”的药材,卖进药店,然后被捣成药渣,渴进病人的肚子里。据传,最先把甲骨当药材送进药辅的,是一个叫李成的小屯村剃头匠。他在染疾后无钱买药的情况下,无奈中捡拾甲骨磨成粉末来治身上的浓疮,发现疮面脓水被骨粉吸干而决意进一步试验其疗效。甲骨可以吸湿,一试果然见奇效。于是他不再以理发为业,而专事收集“龙骨”,药铺掌柜以六文钱一斤收购。李成还自己在庙会上摆起了摊子,叫卖刀枪跌打药。他是把“龙骨”研成了细粉,包成小包,以跌打药往外卖。小屯村的村民也跟着去捡拾“龙骨”去换钱了。?

据一个署名“汐翁”的人发表《龟甲文》一文讲,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天,王懿荣得了疟疾,用了许多药都不见轻。后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药方上有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他按医生的诊断及所开药方,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中药店达仁堂购药。王懿荣打开药包,想看看“龙骨”的究竟,发现已被捣碎了。于是他又让人从药店里买回了没被捣碎的“龙骨”,发现上面有很多划痕。他猜测这种类似篆文而又不认得的划痕是上古之人留下的文字,于是买下药店的全部“龙骨”,加以细心研究。这些刻有划痕的甲骨是商人占卜用的。骨上的裂纹不是意外所致,而是以高热造成的,商朝人认为裂纹的形状和位置可以预示吉凶。商人事无大小,均以占卜取决。身兼司祭官的占卜者将所选龟甲和兽骨擦净,以尖器在甲骨表面刻上拟问的事,如现存的一块骨上就有这样的问题:“大王问本月初十是否宜出猎。”接着占卜者于所问字句之旁,刻上一道沟纹,再用烧热的铜尖锥刺,而致骨面出现袭纹。占卜者研究裂纹,得知统管有关事务的鬼神之谕,便将答案刻出。因此,裂纹四周的文字,既记载所占之卜辞,也录下卜骨的答案。?

传说与年谱所载有些区别,传说是王懿荣因病购药而得甲骨文,而年谱只说是从商人手中购得。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甲骨文上的古文字首先被王懿荣确认了。这样,“龙骨”从不值钱的药材一变而为珍贵的古文化研究资料,避免了这一文物的人为毁灭。人们可能会为“龙骨”被破译前到底有多少宝贝喝进糊涂病人的肚子里遗憾,但如果没有独具慧眼的王懿荣,则将是一场不可弥补的、毁灭性的灾难。?

王懿荣收藏甲骨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

第一次,光绪二十五年(乙亥,1899)秋,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维卿(字寿轩)以甲骨12片售于王懿荣,每片价银2两(一说4两)。这位姓范的古董商听说豫北安阳一带常有古物出土,因此有时就到这里收购古董,当地农民把发现的“龙骨”拿到他住的客栈,他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下。后他把“龙骨”带到京师,卖给王懿荣,王懿荣发现了龟甲上的文字。王懿荣对所收藏的龟甲加以秘藏,不轻以示人,在他生前似未有人看见其甲骨。王氏还命古董商“秘其事”,因此,小屯村人得骨“均以售范,范亦仅售与王文敏公,他人无人知者”。王懿荣另交给范600两银子,让范全部收购出土甲骨。?

第二次,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春,范维卿带来一百多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卖给王懿荣。是年秋,范维卿又带了甲骨800多片,高价售于王氏,约得200金;其中据说有一片是全甲,刻了52字。关于这位范姓古董商(学界介绍他的字号有维卿、寿轩、守轩、春清等),山东潍县志稿人物艺术本传载:范春清,一字守轩,范家庄(今潍坊市潍城区符山镇范家村)人。好贩鬻古器,与弟怀清游彰德小屯,得商爵一。次年复往,屯人出龟甲相示,寿清以钱数千购四十片,去京师,谒王文敏懿荣,见之惊喜不置,曰:“君等真神人也,何处得此?”以厚值亻赏 之。春清家小康,有田四十余亩,以好购古器,荡其产。懿荣及刘鹗、端云诸公,皆器重之,而甲骨文始显于世。?

第三次,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在范维卿向王懿荣售出甲骨后,不久有潍县的另一古董商赵执斋也携甲骨数百片来京,被王懿荣认购,值百余金。还有潍县古董商王缉曾于是年将100余片甲骨卖给王懿荣,等。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王懿荣收购了甲骨约1500多片。

王懿荣对所搜集到的甲骨进行研究,很快确认甲骨是殷商之物,确认甲骨上所刻的文字是早于篆籀之前的文字,也就是说早于周朝青铜器上的文字。但作为金石学家的王懿荣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认识了甲骨文并加以收藏后,尚未进行深入的研究及留下著述,便于次年八国联军入侵时殉难。王懿荣殉国后,王家为了还债,把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让给了刘鄂。王氏所购藏的甲骨流散和其分散著录的情形大致如下:(1)归于刘鄂者1000余片,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由其次子王崇烈售出。著录于刘鄂所著《铁云藏龟》。(2)赠送天津新学书院25片,大多数是带骨臼的牛胛骨,只有一片甲的上端。后著录于《甲骨卜辞七集》。(3)王氏家中保留未出售部分,其数不详。唐兰据王崇烈拓本所印行的《天壤阁甲骨文存》一书共108片,但其中有14片已著录于他书,因此有一部分是售于刘氏的。另王据王福重(王懿荣孙女),1987年为《福山区志》所撰《王崇焕传》手稿中写道:1942年在先母(沈蕴芬)弥留之际嘱我妹妹,生活再苦,也不能将此售出糊口,必须留给二胞兄(王福埏),以继承先人遗志。后来二胞兄在抗日胜利后,直接由成都去美国纽约,在资源委员会驻纽约办事处任职,因此一直保存在我手中。60年代初,从历史博物馆展览中看到国家器重甲骨,当时我反复考虑先祖遗志与先母遗命,以将甲骨上缴给国家为最佳方案,一方面不致于流失,另一方面会有更多的专家学者研究它,使先祖未完成的使命得以完成,对于殷商时代历史文物会有更多的发现。于是将剩下的500余块甲骨上缴到天津市文化局,获得天津市文化局的表彰与奖励。1985年二胞兄回国探亲时,对此事深表赞同,认为只有这样处理才能更好继承先祖遗志。(4)归于美国传教士福开森者31片。后著录于《福氏所藏甲骨文字》。编者商承祚认为这31片是刘鄂故物,但唐兰在《天壤阁甲骨文存》序中认定为是王氏所藏。另王氏三孙女王福重曾以2片赠方豪。?

甲午文发现已经100多年了。关于甲骨文的最先发现者与最早发现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为王懿荣最早发现、考订、购藏,这是百多年来绝大多数人的意见;第二种说法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王襄、孟定生为最早发现者,这是少数人的主张。?

第一种说法,在甲骨发现百多年以来可以是定论,很长时间内学界也无异说。我国第一个著录甲骨文的刘鄂,他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在其著录的《铁云藏龟》自序中说:“己亥岁(1899)出土于河南汤阴(实为安阳)县属之古片庸里城……福山王文敏公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罗振玉在为《铁云藏龟》所作的序中称:“至光绪己亥(光绪廿五年,1899)而古龟古骨乃出焉。”7年之后,即宣统二年(1910),他在《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中说:“光绪己亥,予闻河南汤阴(安阳)发现古龟甲兽骨,其上皆有刻辞,为福山王文敏公所得,恨不得遽见也。”这段话既表明王懿荣于光绪廿五年(1899)购藏甲骨文的情况,也表达自己急于见到王氏这批收藏的迫切心情。他后来在《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等论著中又多次提及,甲骨文发现是在光绪廿五年(1899),而王懿荣是首得者。既于他说过甲骨出自庚子(1900),是因为王氏大批购得是在这一年,而上一年只买了12块。1917年,王国维在《晋戈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序中再次提到:光绪戊戌己亥(1898、1899),当地人得龟甲牛骨,古董商带到京师,“为福山王文敏公懿荣所得”。1920年,他又在《隋庵殷虚文字跋中又明确地说:“甲骨文出土于安阳小屯,福山王文敏公首得之。”可见,刘鄂、罗振玉、王国维等早期研究甲骨文的大师,他们都是王懿荣的同时代人,都认为王懿荣是最先发现并收藏甲骨文的,并认为虽早些时候已见到少量甲骨,但光绪己亥(1899)为出甲骨之年。也许正是根据这几位前辈的结论,王懿荣四子王崇焕在于1920年为其父编著的《清王文敏公懿荣年谱》中认定: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王懿荣审定甲骨为殷商故物,是为吾国研室殷墟甲骨文字之始。

不过,王懿荣、刘鄂、罗振玉等均没有准确地确认甲骨文出土的确切地点,或者说是殷墟的所在。王懿荣说河南汤阴、安阳,不甚具体;刘鄂认为是出土于“河南汤阴县属之牖里城”;罗振玉说是“闻河南汤阴发现古龟甲兽骨”,他还相信过甲骨出土于河南卫辉县(今河南汲县);王崇焕则将小屯村误作“小商屯”。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是因学者们上了古董商们的当,他们在看到甲骨的文物价值后为防止别人染指而故意隐瞒甲骨文真实的出土地点。?

此后,关心、研究甲骨文的多数学者仍然相信王懿荣是确认甲骨文并认定它为商代文字的第一人,也是大量收集、珍藏甲骨文的第一人。如郭沫若于1929年在其《卜辞出土之历史》序文中说:“(甲骨)这件至可珍贵的大物的发现,完全是出于偶然;在其前或已屡有发现而不为人所注意了;注意到的是山东潍县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这位商人视以为奇贷,便运往北京。起初似亦不甚引起注意,后来为当时的显贵福山王懿荣所购买。”郭沫若先生所言之意为,在王懿荣以前,龟甲已被发现。罗振玉在1912年所撰《恒洛访古游记》收录其弟罗振常当年到小屯村调查的一份记录说:“此地埋藏龟骨,前三十余年已发现,不自今日也。”也就是说小屯村农民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前就发现了甲骨。但甲骨为人注意,尤其是注意到它的文物价值而不是药用价值,那是从王懿荣开始的。

再如胡厚宣先生,也是著名考古学家,参加殷墟甲骨收藏甲骨文研究卓有成就者,国际学坛誉其为“甲骨学研究第一人”,他也是一再声言王懿荣是甲骨文的首先发现者.他曾于1944在《甲骨文发现之历史及材料之统计》(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一文中提出与王懿荣“同时搜求甲骨者,尚有王襄及孟定生,此事前人多未知”,对王襄、孟定生在甲骨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公正的评价。但他从未曾怀疑而是向来明确地认为王懿荣是甲骨文的首先发现者。1952年,他在《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中华书局1952)一书自序中说:“1899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在北京,因为害怕虐疾吃才发现了那药中‘龙骨’上所刻,乃是古代的文字。从此以后,慢慢地才有了所谓甲骨之学。”“王懿荣是第一个认识甲骨文字的人”1987年,他在《释王懿荣早期所获半龟腹甲卜辞》一文中说:“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字被认识,是在1899年。早期搜集研究甲骨的学者,像刘鄂、罗振玉、王国维及亲往小屯搜集并向范估探问的中外学人,像罗振常、明义士等,都认为王懿荣(1845—1900)是开始认识并最早搜集甲骨的第一人。”1990年,他为王懿荣纪念馆题词:“庆祝九十多年以来甲骨科学研究的辉煌成就,深切怀念开山的祖师王懿荣先生。”1997年在《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作为附录收入吕伟达主编的《王懿荣集》)一文中,在详细论证的基础上次提出:“在甲骨学发展近百年的今天,我们仍可以说:殷墟甲骨文是在一八九九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由山东福山人,名叫王懿荣的,首先认识并加以搜购的。”他还针对自己曾为王襄、孟定生说话,指出:“乃近年忽然由于对王襄文章的曲解,把王懿荣首先认识和搜集甲骨文的学说想予以推翻,另外以为孟定生、王襄提出首先认识和搜集甲骨文字之人。这事倒出乎我早年为孟王鸣不平的意料之外,真所谓矫枉过正了,使我不能不为此再进一言。”?

胡厚宣先生提到早年搜集、研究甲骨文的中外人均认为“王懿荣(1845—1900)是开始认识并最早搜集甲骨文的第一人”。前面所举的是中国学者,我们不妨再看一下早期搜购甲骨的外国学人的看法。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在1933年出版的《甲骨研究》(齐鲁书社1996年重印)一书序中说:“一八九九年(己亥光绪二十五),有学者王懿荣,到北京某药店买龙骨,得了一块有字的龟板,见字和金文相似,就问来源,并许再得了有字的龙骨他要,价每字银二两。回家研究,颇有所得。王廉生是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

至于第二种说法,即王襄、孟定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最先发现了甲骨文之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起因是《历史教学》杂志1982年第9期发表了王襄写于1955年的遗著《盙室殷契》一文,文中指出:“世人知有殷契,自公元1898年始。”“余也宝此殷契近六十年”。与此同时,王翁如先生写的《盙室殷契·跋》也在同期发表,称: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作者购藏殷契起至乙未(1955)写本文时止近60年了。他还在1983年4月3日的《天津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甲骨文是天津人发现的》,更把天津人“发现”甲骨文的时间提早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此后,天津的《天津日报》、《天津文史丛刊》、《今晚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以王襄遗文中的一句话为依据,有的并上溯到1935年王襄在《题易禾鲁国殷契拓册》中提到“范估售古器物来余斋,座上讼言所见,乡人孟定生世叔闻之,意为古简,促其诣车访求,时则清光绪戊戍冬十日也”一句,提出甲骨发现应提早到1898年且是天津孟、王二人首先发现。这一说法在80年代中期渲闹了一阵后并未引起共鸣。1996年,又有人以“英夫”为名在《中国文物报》40、41期上发表《甲骨文发现旧说之疑》,抓住王懿荣吃药发现甲骨一事不放,试图否定王懿荣于1899年最早发现甲骨文的“旧说”。? 王襄等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最早发现甲骨文的“新说”出现后,学界发表了一些文章如胡厚宣的《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王宇信的《关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吕伟达的《甲骨文发现“旧说”钩沉》,徐义华的《也谈甲骨文发现的“旧说”》(以上文章均作为附录收入《王懿荣集》)和秦文生的《王懿荣最先发现甲骨考》(收入《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年论文集》,齐鲁书社1999)等文:维护“旧说”而驳斥了所谓“新说”。他们指出,早期收集、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均公认王懿荣是发现、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王襄作为较早收集研究甲骨的学者,在早先时候公开发表的论著中也认为甲骨文发现在1899年。他在1925年出版的《盙室殷契徵文》序文中说:“前清光绪己亥下迄民国纪年,此十四年间所出甲骨颇有收获。”1933年出版的《题所录贞卜文字》中,王襄又说:“前清光绪己亥(1899)年,河南安阳出土贞卜文。”1935年出版的《盙室题跋》中,他也是说:“范估售古器物来余斋,座上讼言所见,乡人孟定生世叔闻之,意为古简,促其诣车访求,时则戊戌(1898)冬十月也。翌年(1899)秋,携来求售,名之曰龟版,世人知有殷契自此知。”后一段话的意思是,孟定生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就疑心这些东西是古简,但等第二年才看见这些东西并名之曰“龟版”。但这时王懿荣已认出,王襄在《盙室殷契》中的说法与王襄以前所持的观点是有矛盾的。既然王襄晚年的说法与早年的说法有矛盾,一般应以当事人早年的说法为准,因一般说来当事人早年对事情发生记述要比晚年要确切些。而且把甲骨文发现时间和最先发现者确定为1898年和王襄等人,是仅凭王襄两篇文章中的几句话,没有其他证据。而王懿荣作为“研究甲骨的第一人”,是得到公认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准确看出,以上两说中的前一说法即有关甲骨文发现于光绪二十五(1899)和第一个发现者为王懿荣的“旧说”,是完全可信的。王懿荣被海内外学者誉为甲骨文之父是当之无愧的。?

甲骨文被王懿荣确认并从而建立起甲骨学,在文化学术界引起了连锁反应。它为回溯华厦文明的历史源头,为殷商考古学的发展,为古文字学、古代科技史、古文献整理、甲骨文书法艺术等其他领域的进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不仅开辟了中国学术的新纪元,并且促进了国际学术事业的发展。?

学者们高度评价了王懿荣翻开甲骨学的第一页,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意义。齐鲁书社1999年出版的《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论文集》,收录了王宇信的《中国的旧学自甲骨文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杨升南的《开辟中国学术新纪元的重大发现》、李绍连的《甲骨文与中华文明史》等文,就充分肯定了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在中国学术史上所具有的开辟新纪元的里程式的重要地位。他们指出: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代历史为信史,也有利于探索殷文化前的夏文化,把我国有文献可征的历史上推了几百年,为回溯华夏文明的历史源头提供了基础,甲骨文发现以前,学术界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尤其是夏商史是十分渺茫的,其原因在于“文献不足征”。甲骨文提供了研究商代历史的最重要的直接史料。王懿荣首先认定甲骨文是商代古文,罗振玉首先考定殷墟是商王都和审释帝王名号,为利用甲骨文研究商史奠定了基础。王国维作《殷商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王统得到了物证,从而使传说的商代变为信史。此后,出现了其他一些运用甲骨文研究商史的重要成果,如郭沫若的《卜辞中的古代社会》、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等论著。通过甲骨文认识商文化,也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起点,还使学者们相信既然《史记·殷本纪》所记不虚,那么《史记·夏本纪》当亦有据,这样就把中国的信史提前了1000年。1996年,国务院决定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希望确定西周和商代后期比较准确的年代,商代前期比较准确的年代框架及夏代基本的年代框架,这一项目的重要基础就包括殷墟甲骨文的研究,其中涉及商代后期的4个专题为: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殷墟甲骨分期与年代测定;殷墟甲骨文和金文年祀研究;甲骨天象记录和商代历法。所有这些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都表明,甲骨文的发现对史学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推动了中国近**古学的产生和发展。安特生1921年仰韶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近代新石器时**古学的开端,标志着中国近**古学,从金石学的“酝酿时期”萌芽而出。进而以甲骨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的考定和用近**古方法搜求发掘甲骨文为契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自1928年至1937年组织的15次殷墟发掘,使殷商考古学经历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和“发展时期”,为中国近**古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中国考古学是从以搜寻甲骨文为主要目的殷墟发掘开始的,而殷墟发掘则是由王懿荣的惊人发现导引的。正是由于有甲骨文的惊人发现,才有刘鄂的《铁云藏龟》一书的面世,才有罗振玉的安阳洹上访古并确认殷墟为商王朝晚期都城,才引起了以搜寻甲骨文为目标的殷墟考古发掘,从而拉开发近**古学发生和发展、近**古大发现的序幕。?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有利于探清汉字的源流,促进了古文字学与甲骨书法艺术的发展。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史,甲骨文是汉字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环节、重要阶段。在甲骨文之前,有新石器时期晚期陶片上的刻划符号,是汉字萌芽,但还只是些简单的符号和单字,无规律可循。有一定的数量并有一定的体系、规律,从目前的材料而言,是从甲骨文开始的,因此甲骨文可以说是汉字的鼻祖。甲骨文中的单字约有5000字左右,以象形字为主,并有大约20%左右的形声字,已有后来汉字的基本特点(方块字,字型结构上可用“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与转注),但还不稳定,如象形字中一个字有多种不同的写法。通过研究甲骨文,上可溯汉字的源头,下可同西周金文、战国文字及秦篆相比,从而梳理汉字的流变。甲骨文的出现使以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为研究中心的古文字学兴起。由于有甲骨文的比较,也使金文研究拓展出一个新的境界。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是我国书法的源头。因此,甲骨文的发现还推动了甲骨书法艺术的发展。甲骨文的发现还推动了对古文献的整理、研究。民国初年以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一味“疑古”,将大量的文献典籍列为伪书,使古文献的价值受到怀疑。甲骨文发现后,既熟悉古典文献又掌握地下资料的王国维等人,在中国学术史上别开生面地开创了以甲骨文与古文献互为参证的“二重证据法”,既恢复了古史,也恢复了古文献的史料价值,推动了对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根据甲骨金文等直接资料以印证古书的“新证”类著作,如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唐兰的《古籍新证》、于省吾的《群经新证》及《诸子新证》等相继问世。?

甲骨文的发现在科技史等其他领域也有着重要影响,有着多方面的科学价值。中国学术因甲骨的发现而开创了新的纪元,这一里程碑性的起点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被王懿荣最早发现、鉴识、收藏和断代。

七.庚子国难中以身殉国

王懿荣最早发现、收藏甲骨文,但未及对甲骨文进行深入的考订、研究,就在庚子国难中以身殉国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王懿荣始见甲骨。次年即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他已殉难,过早地与甲骨文分手了。

在当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王懿荣曾主动清缨,回籍兴办团练,但壮志未酬,他还没拉起队伍,清王朝已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了。他在事后写下了《偶感》一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岂有雄心辄请缨?

念家山破自魂惊?

归来整旅虾朝散,

五夜犹闻匣剑鸣。



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促使各阶层人民奋起为救亡而斗争。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兴起的同时,农民的反洋教斗争进一步发展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王懿荣居丧期间,义和团运动就已在他的家乡山东兴起。当他由福山回京时,义和团运动恰好也发展到直隶、京、津一带。在义和团的打击下,在华教会纷纷向本国政府发出战争呼吁。列强一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勒令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一面加紧准备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光绪二十六年三月(1900),英国派兵舰3艘,美国、德国、意大利各派兵舰1艘到大沽口外示威。五月初(1900年5月31日至6月2日),英、俄、美、意、日、德、奥等八国侵略军共451人开进北京。但驻京各国公使认为,势态越来越严重,400余人的使馆卫队不够,于是又电令各国政府增兵。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八国侵略军2000余人由英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在塘沽登陆,向北京进发。由于洋人逼迫慈禧“还政”于光绪帝,对列强一向顺从的慈禧太后于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下诏书与八国联军宣战。

在慈禧太后宣战前夕,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奉朝廷上谕:著派兵部侍郎李端遇(字小研,山东安邱人),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办理京师团练事宜。会同五城御史,督率兵勇,严密稽查,加强巡逻,城门出入,要按时开闭,以保京城安定。

这样,国家危难又把王懿荣的命运置于生死关头。

王懿荣早已萌生殉国之念,今接上谕,深知保卫京城责任重大,而危局显然难已挽回,自己为国捐躯的时候已经到了。因此,他接上谕后总是喟然长叹:“此天与我以死所也。”既无法力挽狂澜,他只有以死来表明自己忠君爱国之心迹了。他在给妹夫张之洞的信中提到:自己受命以来, “实作看街老兵,朝廷亦未尝以兵事责之”,也就是说虽身为团练大臣但根本没有军事指挥权。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然自甲午以来,及今又六七年,中国兵事仍是不行”。如今时势亟亟可危,自己正为国势艰难而忧愤,日夜操劳,“日不得安靖”。下属1000余人的团民,半是老弱残兵,又几乎是赤手空拳,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只能是“尽其心力之所能为者而已”。为了搞到武器,自己曾四处奔走,“此一千五百人赤手白战,即有钱也无处购买”,故只能向为官湖广总督的妹夫张之洞“暂乞军械”,垂泣而请求他“能稍为捐置”。王懿荣对局势及自己所面临的处境深感悲观,天津已亟亟可危,京城“估计为时亦必不能久”,自己身为朝廷重臣,如果城池失陷,“则重臣之不得不罪夫”。他已作了最坏打算,好在次子王崇烈已于五月十二日(6月8日)请假,携其妇子乘船由天津返回福山故里,总算少了一种心事,而自己则“鲰生一命何足道哉”,随时准备殉难的了。

当时,与王懿荣一起奉命的另一团练大臣李端遇,正因病休假,因此,重担主要落在了他的身上。他多次致信李端遇,谈到自己会同五城都督办理团练之事,包括筹款、筹粮、起草条规、开局、招集练勇等事,谈到了办理诸事之难。且虽责任重大却无多少实权,“在此权作看街老兵,并无一丝事权之可假也”。他居住在离皇宫不远的锡拉胡同11号,而团练局设在琉离厂的安平公所。他每日到局,一日来回几次,路上还要遭义和团盘问,尤其是在义和团攻打西什库教堂、东交民巷后,东西两甬路情势更紧,必须绕德胜门才可出宣武门,到团练局就更难了,有时则无法前往,使他心急如焚。

当时清政府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把义和团作为“乱民”严加镇压,不使洋人找到借口;有的主张对义和团加以利用,给洋人一些打击,同时对义和团加以控制。慈禧决意利用义和团以泄洋人逼她“归政”之私愤后,义和团在京津迅速蔓延,并不可避免地有些越轨之举。王懿荣是反对清政府利用义和团“报复洋人的,在被皇帝召见时沥陈情状,要求严饬统率大员对义和团妥加控制,避免发生寻仇抢劫之事,以安定人心,并避免轻启外侮。八国联军入侵以后,又因练勇与义和团之间不相协调,时生龃龉,他又尽量约束部民,并安抚拳民。他的处境是异常困难的,并由于李端遇多病,因而实际上独当其冲,每为团练之事“昼夜擘画,日无暇晷”,“往往夜漏三下,未即就眠,必力交瘁,殆难言喻”。

王懿荣在北京的寓所的庭院里有一口井,井穴又宽又深,比一般的井要大过一倍。平日为安全起见,在井口上放了一块横石,并有巨石作为井栏。六月间,北京的局势更加危殆,他与谢谢夫人深知京师必危,率领仆人启开横石,加大井口,将井控深,掏净,并说这是“止水”之计。实际上他与谢谢夫人已作过认真的考量,深知城破之日必死,而这口井将是他们的最后归宿。长媳张氏惨立侍侧,默然无语。

其时京师粮食供应也成了大问题。他在给天津的次子王崇烈的信中写道:“京师闭塞,若非尔谢谢仲廉母舅之接济,已成饿莩”。信中催促王崇烈速携妻女离津。王崇烈遵从父命,携家眷返福山故里。王懿荣少一心事,得些许安慰。

八国联军不断增派援军,到向天津发起总攻时已达万余人,侵略军于六月十七日(7月13日)发起攻城,次日天津城陷落。王懿荣在给李端遇的信中提到,他是在与人交谈时获悉天津失事的,自己是“五中焦灼,偏又患病”,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后,继续纠集人马,扩大侵略。七月初十(8月6日),杨村失守,裕禄自杀。李秉衡率领各地赴京援军万余人在通州迫战,兵败自杀。王懿荣照常入值南书房,并到团练局视事,关注着战场上的每一步进展。尽管八国联军遭到了义和团和清军的阻击抵抗,但还是节节逼进京师。七月十九日(8月13日),通州失守。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晨,日俄侵略军进抵北京城下,向内城的东直门、朝阳门发动猛攻。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奋勇抵抗,打死打伤300余人。同日中午,英、美侵略军抵达北京外城的广渠门、东便门。由于此处守军大多前往内城助战,英、美军乘虚攻入。14日晚,日、俄军也攻入北京。这一天,王懿荣还是像往常一样,从宣武门而出,来到团练局。那时,洋兵已攻入京城。董福祥的甘军溃散,充斥街巷。他曾率练勇在东直门抗敌,由于溃兵塞途,人心惶乱,练勇也溃不成军。王懿荣知大势已去,但还是坚持到晚上方才入城。

夜半时分,王懿荣在京寓庭院徘徊,听到洋兵攻打东直门的枪声,念及两官被惊忧,而自己不能入门,深感惭愧。他对家人表示:“吾身渥受国恩,又膺备卫之责,今城破,义不可苟生。”

次日(8月15日)早晨,获悉慈禧太后率光绪及王公亲贵正于早些时候往西逃跑。上午10时,他对谢谢夫人讲:“吾可以死矣!”并用楷书在纸上写下了绝命词:

主忧臣辱,

主辱臣死。

于止之其所止,

此为近之。

此绝命书存故宫博物院。绝命书字写得精湛、刚健,体现出他临终前从容不迫,视死如归的气概。绝命书未暑“京师团练大臣国子监祭酒南书房翰林王懿荣。”

绝命书写毕后,他先吞金与铜钱,两次自杀未果,接着饮药服毒,仍未绝,于是投入庭院的那口井中,终于壮烈殉国。时年56岁。

谢谢夫人率长媳张氏相从入井而死。真可说是“忠贞孝义,萃于一门”。仆役知王氏夫妇早有殉国之念,不可能加以阻拦,遂强拉王崇焕等出避,免于一死。谢谢夫人生于咸丰八年(1858),享年43岁,长媳张氏生于同治八年(1869),享年32岁。

10天后,侍郎张英麟(字振卿,山东历城人,同治四年乙丑科进士,官至督察院左都御史)筹措了70余金,置办了三口薄棺送到王懿荣的府邸。由国子监学正王伯恭率领南学诸生,蒋王氏夫妇等人的尸体从井中捞出,暂时收敛,浅葬于室内离井不远的花园隙地。三灵柩又被移葬于京师郊外宝应寺之义园。

九月初八(10月30日),行在内阁抄奉上谕,表彰他“敦品绩学,持躬清正”,“平日夙怀忠义,恩济时艰”,尤其是在危难时刻,为国尽忠,“临难捐躯,从容就义”,忠烈可风,大节凛然,宜大加褒扬,并追赠侍郎街。九月二十四日(11月15日),赠予“文敏”谥号,是为王文敏公。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3月),次子王崇烈扶三灵柩,经天津由海路运返福山,安葬于两甲坡西北顶王氏家族新莹。

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崇烈在北京锡拉胡同11号京寓建家祠奉祀王懿荣。张之洞题写了“福山王文敏公家祠”的祠额。王懿荣殉节的井旁则立一精致砖亭,勒石纪之曰“福山王文敏公殉节处”。由国子监奏准,将王懿荣及当时殉节的另一祭酒附祀于国子监韩文公祠。

时人高度评价了王懿荣临安受命,杀身成仁的忠烈气节。这种可歌可泣民族气节也将永远值得铭记、景仰和纪念。

责任编辑: 孙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