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次公先生的序

世界上的一切学问,都有其历史的背景。不同姿态的学问,乃不同时代所反映。社会不断在发展,文化也不断在前进,某种社会产生某种文化,观察某一种文化,就可以反映出某一时代的内容。

我们拿历史眼光来观察一切,就可以看出,整个社会在变,整个文化也在变,在大时代的转变中,一切一切,无论形式或内容,都有其转变之趋势,属于上层文化的医学,自然也不能例外。

谁都知道,中国的历史,从西周以迄清末鸦片战争,这遥遥二三千年,长期逗留在封建社会的制度下,所谓帝王的更替,朝代的兴废,不过是后来的统治者推翻或是蝉联先前的统治者罢了。这种统治的方式,一贯地是封建的,有此封建社会,就有此封建文化。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的“独断政策”,使孔孟学说支配了学术界近二三千年,直到“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学术思想才大大地起了动摇,孔家店的霸业就此垮了下来。这是说明,时代环境改变之后,整个文化也跟着变了。中医是中国文化之一环,它的转变当然也无可例外。

中医学术,是中国亿万人长期创造出来的,它和其他学术一样,同样是建筑在社会的基层上,它的发展与变化,当然也有其时代背景的。历史上秦汉统一的天下,使纷乱的学术界趋向于统一,“儒定于一尊”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在中医,从汉张仲景以后,“偶像崇拜”的思想盛行一时,因此养成了“捧经”的恶习,限制了学术的自由发展。汉以后名家固然不少,他们只是在注解上用功夫,尽管他们学说分歧,观点不同,可是对于“维持道统,尊崇先圣”的见解是一致的。偶然有少数“疑古”的学者,发出些微革命的论调,亦因环境的限制,未能发扬光大,或者渐至于湮没无闻。然而一般玄学色彩的古典医学,却托庇于“尊古”思想的掩护下,得以顺利地跟着封建社会的延长而延长。这种思想包袱深深地印在每个中医头脑里,和中医发生了不解之缘,因此把中医界迷惘了数千年。余岩曰:“儒禁于思孟,医锢与歧黄。”这句话好象思孟、歧黄是儒学医学的罪魁祸首,我却认为之所以不克进展,都是社会环境造成的。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海禁大开,随着帝国主义的侵入,西洋医学也输入了中国。这蓦地里兴起的一种学说,激动了整个中医界,使一般自命不凡的中医大大地动荡起来,从此开始了新旧医学的斗争,也产生了“容新”和“排新”的两个阵营。

在旧的势力未完全崩溃、新的势力尚未建立前,“容新”的学说是抬不起头的,唐容川就是一个好例子。那时的旧医们对于新医的看法,大都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直到余岩一篇废医论发表后,针针刺痛了中医的疮疤,因此唤醒了中医界的醒觉运动。当时适应这种思想的有恽铁僬先生。他的著作虽有不少问题,可是他在中医改革运动中,曾经起了极大的作用。换句话说,唐氏、余氏、恽氏,他们都曾努力于学术上的改革,完成了历史上的使命,这是值得表扬的。
随着时代的转变,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旧中医的思想无可规避地跟着变了,“中医科学化”的口号,已渐渐为国内一般中医的一致要求。从“五四”运动到解放前夕,这种思想像洪水一般地达于最高潮。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不少前进的积极分子,像吴涵秋、叶劲秋、姜春华、叶橘泉、洪贯之等,都是一贯地站在时代前面,和旧势力搏斗。他们有坚韧不拔的宗旨、客观唯物的头脑,他们对于新中医的建设,有很大的努力。这几位杰出的斗士,无可否认是时代怒潮里所孕育出来的。

“存在决定思维”,任何一个区域,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著作都不能例外。我们面临转变的过程中,有一种转变中的著作来反映这转变中的思想,这是适应时代的一般要求。

现在我得郑重介绍这部《伤寒质难》,它是一部新旧思想矛盾斗争中的产物,它又是新旧医学转变过程中的代表作。

《伤寒质难》是祝味菊先生口述,陈苏生君笔受。全书都十数万言,反复辩难,用《内经》笔调来商量科学,从各家不同的学说归纳到一个简明的系统,这是祝君三十年来治学的结晶品。在二十年前,我和祝君及陆渊雷君一同在上海国医学院教书。在那时,祝先生就主张中医要革命。他说,要发皇古义,一定要融会新知。这种主张,当时除我和陆渊雷君以外,宗兄巨膺、盟兄徐衡之也是竭力支持的,此外就很少同志了。

陆先生新知邃密,旧学深沉,一支笔更是生龙活虎,所向披靡。

祝先生博问强识,辩才无碍,他那张嘴也是锋利无比,所向辟易。祝先生治起病来心狠手辣,一针见血。我还记得在上海国医学院同事的时候,我的同乡徐庚和的弟弟徐五和生了极重的伤寒,名医如云,摇首却走,祝先生却“一力承揽”,转危为安。古之名医,是不是为病家“具结”来完成治疗任务,我在文献上还没有找到材料,然而这种治疗在祝先生竟是家常便饭。

总之,这两位都是全国第一流名手,我生平非常自负,常常瞧不起人,但是一遇到陆、祝两先生,只有奉手承教,俯首无辞。我和他两位交朋友,真是很幸福,很光宠的。

上海国医学院因为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终于停办关门。我和祝陆二君分了手,从此就离群索居,疏懒自怡,变成了“三上医人”:就是上午猴在诊所的凳子上;下午靠在出诊代步的车子上;回家以后,躬行实践林语堂的艺术生活,放浪形骸似的躺在床上。为了使“唯躺哲学”的知行合一,曾在床头写上前人的成句:“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就这样糊里糊涂过了十数年。虽然和祝君相距非遥,但不常见面,而祝先生却能学与年俱进,政治观点又搞得非常正确,这更是难能可贵的。

《伤寒质难》一书,虽然在形式上是讨论伤寒,其实已经包括了一般中医的原则大纲。这里有很丰富的辨证材料,对于彷徨歧途的中医,大有启迪作用。

祝先生个性很强,对于中医颇有自信心。他既不鄙弃旧的,也不盲从新的;他不做古人的应声虫,也不做新医的留声机。他有勇气,有毅力,他不怕叛经离道,也不怕得罪故人。他对于旧观点旧方法的错误,不问今人前人识与不识,都不客气地加以无情的批判。他掌握了分析归纳的武器,说明中医治疗的原则,哪些是对“人”,哪些是对“病”,哪些是“合理反应”,哪些是“盲力冲动”,如何去控制官能,如何去诱导气血,从广泛的经验中找出一般的规律,从彼此的关联上去把握总体的概念,这些理论都是有其实践价值的。我们知道一切法则存在于一般事实之中,我们应该利用科学的知识来充实自己,吸取古人的经验来建立自己。祝先生的“五段八纲”,就是那科学的成果,来构成哲学的材料。这种思维法则,在临床上的确可以收到“思想经济”之效。

有了客观存在的条件,才会产生具体内容的理论。祝氏书之能于这个时候付梓,无疑地也是时代转变中的一种适应与需要。

陈君苏生,本非祝氏弟子,但他是一个很用功的学者,因为追求真理,与祝先生展开舌战,几经辩论,始折服称弟子。这事和明代王心斋之投王阳明很近似。心斋未拜阳明为师前,学问已卓然成家;拜师之后,学乃大进,名亦大噪。苏生兄就不同了,未拜师前,已是头角峥嵘、声誉鹊起;拜师以后,因为作风改变,医业大受影响。苏生兄并未因此有沮丧之态、懊恼之意,相反地加紧学习,卒能尽获祝氏的心传,完成时代的著作。这种坚忍不拔精神,下走只有欢喜赞叹,拱手拜服。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我和祝先生的交谊是莫逆的,祝先生治病的狠劲是我所熟悉的,陈苏生是祝派发扬光大的传人。《伤寒质难》书,其重点在告诉我们,要放弃主观,从各个不同角度去观察疾病,不要情感地对证用药,我们要认识了“病”,又要认识了“人”,理解了局部,又要理解到全体,这样才能使新形式和旧形式统一起来。祝先生在这一方面已经为我们找到了新的出路,不但在现阶段中西医间筑成了联系的桥梁,而且指示着今后医界研究工作中所应努力的方向。

一九五零年五月 章次公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