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良言:中医向何处去
2015-12-31 11:58 2楼
(三) 有病乱投医
现代人对医学产生了依赖性,对科学的信奉使人们不能“我的身体我做主”。
每年单位体检,都能掀起一场治病浪潮,因为没有人是没有“毛病”的。一位同事按照医生的建议把子宫“挖”出去了,阑尾“切”下去了,胆“摘”除了,被除掉的还有扁桃体、蛀牙……医生告诉她,她身上的痣也应该全部挖光,以防癌变。
医生拿着我的检测结果大惊小怪,说我有许多病,还得一步步深入检测下去。我说,你们还有什么样检测仪器?你们能够检测什么病我就有什么病,我害病的数量和轻重程度与你们的检测能力成正比。按医生的意思,非得把我治成各种检测指标的平均数才行。
西医的科技手段是如此地发达,使西医的治病成了一种科技展示。而相对原始、落后的中医看西医又觉得它有相当幼稚可笑的一面。
看一条美国最新科技报道说,发现早产儿放在保温箱中成活率很低,而要是贴着人的皮肤给早产儿保温,成活率却很高。这让我说不出的晕。在中国,七个月早产儿的成活率一直很高。过去的人,穿很宽松肥大的棉裤,母亲教人把早产儿放在贴肚皮的位置,再用棉裤兜住,也都兜活了。美国的最新科技就发现这个?
母亲终其一生也没有反对过西医,但也从未动摇过中医立场。五十年代,中医也曾受到过冲击,好多中医纷纷改学西医,母亲的一位师兄对她说,这是一场历史淘汰,留存下来的中医才是真正的精华。
好在中国人很有意思,有病了,用尽各种医疗手段。西医不管和,再用中医。最后,有的还要用巫术。我认识的一位“大仙”就熟悉大医院的各个病区和各病房的主治医生。好多病人所采用的方法往往是“综合”治疗,住着西医院,用着中药,身下还压着符,家人可能还到庙里去烧香……这也是中国一大特色吧。
当西医用尽招数病人还不见起色,家属渐渐急燥时,有的西医就会转移其注意力,建议用些中药。还不行时,在有些小地方,会提示你:“信点啥不?”还别说,这种综合性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往往真还能起死回生,中国人不在一棵树上吊死的灵活劲不服不行。
如今有人抓住在西医治不好时,病人会找中医和巫医这一点嘲笑说这证明中医与巫医等同。
我承认找巫医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承认有知比无知好,但这是在理论层面,在生活层面有知是否比无知好,我还有困惑。我一个同事得癌症从北京做手术回来对我说,癌症病人有三分之一真是被吓死的。我惋惜地想,如果这三分之一的人要是对癌症无知该有多好,要是有办法能消除这三分之一人的恐惧该有多好,哪怕是用中医或巫医的手段也行。如果真知的作用是把人吓死,那么在命和知之间,我看还是保命为上,绝大多数的人不是爱真理超过生命。
中学时,学校搞“学以致用”,因为我能针灸什么的,老师就把我分到医班去了。学了一阵子医学常识之后,我们就组成医疗队下乡去了。在乡下,工巧匠一天,村卫生所的赤脚医生派我跟一个农民去他家给他妻子打针。我背上药箱去了。一看,他妻子刚生过孩子,才七天,小娃娃光着身子,蹬着小腿,挺健康的。产妇躺在婴儿身边,微笑地看着我。我给她打针,随口问她得什么病了?她告诉我她得了胃癌。我大吃一惊,看着她的一脸平静,我怎么也不肯相信。于是就摸她胃部,我不仅在她胃部摸到了肿块,连腹部也满是一个挨一个的肿块。我呆呆地看着她,她不知癌症是什么病,还照样生孩子。
母亲常在深更半夜被人接走,潜入医院,给脑炎的病人敷药,给中风的病人扎针,给要死的人诊脉……她自己不想这行为与“大仙”有什么不同。我以前认为这是母亲的认识能力有限,要是我,肯定觉得屈辱,早改行学西医了。
母亲是个很单纯的人,单纯的清澈见底。她的思想全被病人占满了,不觉得半夜潜入医院有什么不好。
母亲是1924年生人,17岁学中医,24岁开始独立行医。解放后,国家集中年轻的中医上西医院校,统一接受系统的西医培训,大批中医在这时改学了西医。母亲也会西医的诊治方法,她也用听诊器。女儿小时发烧,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得了肺炎就贴着她的胸和背听“干罗音”、“湿罗音”,就是从母亲那学来的。在母亲的书架上,有成套的西医解剖、生理、病理的书籍。那时母亲还年轻,有很多转学西医的机会,但她总是微笑着搞她的中医,不为大势所趋。
(待续)
(四) 母亲拒绝教我“绝招”
母亲的医术的确让人找不到攻击她的口实,就是在她身边的我和父亲也不得不佩服她常能把被西医宣判死刑的病人救过来。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投机取巧的想法。我想,西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学了就能会,中医有点神乎其神,不好学,如果母亲能把她的“绝活”传给我,我不就可以在医学上走捷径了吗?
我把这想法跟母亲说了,我想她会抓住我想学中医这一机会,把她的毕生所学传给我。可母亲说:中医无“绝活”,她宁可把本事带进棺材,也不传给我。
母亲拿出一叠书,都是《伤寒论》等中医经典,差不多与我等身高,说让我先将这些书都背下来,然后才教我本事。
母亲太不讲究教学方法了,怎么也得循循善诱才是呀。那时我正对现代科学有兴趣,还牵挂着共产主义,如何接受得了阴阳五行呢?我想,现代科学一定能提供比阴阳五行更好的理论。阴阳五行,是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古人在没有探测手段时所做的无奈的比拟方法,朴素是简单的代名词,现代科学完全可以替代旧理论。
我想,任谁也不会在X光片上看到肺的空洞时,还用阴阳五行去推演问题的所在。也不会在已确认了结核菌的情况下,不去用抗生素治疗,而去平衡什么阴阳。当时我坚信,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中医占据的地盘最终会完全让位给西医,如果我用背下一叠古书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科学的话,将会有更大收获。再说,我绝无在不研究透科学之前去搞阴阳五行之理。
那时虽然还没有“发展就是硬道理”之说,但我觉得科学的发展能解决所有问题,应该全力推进科学发展。
这叠书我也背了几本,药性、汤头和辩证,我认为这就足够了。可母亲却说我仅仅知道这些比什么都不知道更糟糕。母亲说,学中医必须打下坚实的基础,那就是背经典,而一知半解就会成为庸医,将害人不浅。
我之所以没学中医可能与我过于理性有关,因为我看不到从医途径。
文革前,有个年轻人病的要死,是母亲救活了他,他觉得中医很神奇,就跟着我母亲学中医。他是真听话,把那一叠子书全背下来了。他聪明、能干、要强,可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从医之路。他后来做到一个大型国营厂的厂长。晚上回家,家中就坐满等他诊病的人。可他不是医生,没有处方权,我曾听他倾诉这一痛苦。我可不想做有医生的本事,却没有医生权利的人,不想与那个厂长同一个下场。这可不像学个修电器什么的,会修就可以开个修理铺。当医生光有本事不行,还要有官方认可的途径,我当时看不到这一途径。
我有一个能够成为医生的机会,我抓住了,可母亲迫使我放弃了。
我十七岁中学毕业,在我们城东边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荒凉湿地。有一年冬天,湖心岛上的一个老太太得了急病,方圆百里没有一个医生,只得骑马到几十里外的军马场向兽医求救。年轻的兽医赶去,用给马治病的药和注射器给老太太救了急。事后,这个年轻人到母亲这来讨教,母亲给他拿药治好了老太太的病,又给村里好多人治好了病。
当时这个村就要求我下乡到他们村里去做赤脚医生,我考虑了一番,就答应了。可母亲坚决不同意。那个地方很偏僻,不通车,没有电。可我看中那个世外桃源,仙鹤飞舞,荷花飘香,真是个神仙待的地方。
这是一次很好的成为医生的机会,由于母亲拖住了我,失去了。虽然母亲是医生,可她自己的身体极弱,离开我的照顾她也真是难以活下去。
在那个年代,作为个人,没有现今的生活之忧,不用考虑谋饭碗的问题,如果那时有生存之忧的话可能我也就学中医了。当时只听毛主席的话,想做个有用的人,像对待其它技能一样,我掌握了一些医学技能,除了针灸之外,西医的测血压,注射,听诊什么的,也学了一些。
母亲不善言谈,她不能说服我学中医,又坚决反对我从技能层面上接受中医。当时我不理解她反对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正好我又不想学,与其背一叠旧书,不如读一叠子新书。背旧书不一定有学问,读新书却会有知识。
面对强大的科学攻势,母亲便是想拉自己的女儿学中医也是不可能,由此可以看出,学习不能是强迫的,人们首先要受社会环境影响,母亲如果十七岁时处于我那个时代,她也不会投到中医门下,而会去学西医,真正的学习是出于自然。
母亲自己接受中医的过程就非常自然。母亲体质极弱,属于先天不足后天亏损那类的,十几岁时,连一条横道都跨不过去,走几步就要昏倒,还曾一度失明。家有后娘,无立锥之地。可能是出于求生的本能,她摸到当地一位著名的老中医处,跪倒在地,嗑了三个响头,誓死学医,就此拜师。是中医救了她的命,也赋予她生存的本领。
(五)中医的师传
母亲学医时,每天早晨三点钟起床,做师傅全家十一口人的饭,烧火时还背着书,她可真是把师傅指定的书全背下来了。那时她接受不到科学技术,也没有别的哲学思想分她的心。一对一的师承教育为她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基础。这条件是后来的我和现在的我女儿所不具备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如今已不具备学中医的条件了。今天的人要想走到中医的领域,中间隔着科学技术、哲学思想等众多的西式山峰,要走的弯路很可能是要付出一代人的代价,如同我这样。
中医师传的育人方法使其不能像西医那样广泛培养人才。在医学院校培养中医,浪费和摧毁的人才比培养出的人才多得多。
如今学中医不用背医古文了。
我们现在的语言环境是现代汉语而不是古文,不同的语言环境有着思维方式的差别,这个差别对生活的影响还可以被吸纳,可在中医的学习上这个影响就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现代人读古文必须借助注释和翻译,难以直接用古汉语思维。古人不用现代汉语说话这不是古人的错,所以在读古文时感到烦躁而指责古人是没有道理的,否认古汉语思维方式的存在和一笔抹杀古汉语思维的方式也是不科学的。
我看了一下现今出的医古文书,好多注解和翻译就抹杀中医思维并向西医思维靠拢。
不用背医古文,借助翻译和注释看医古文,甚至用直接读翻译的“白话文”代替医古文的学习,这一表面看来只是形式的一点点不同,却悄悄地改变了中医的性质。
何况还有大量的西医课程和西式的授课方法冲洗着中医院校学生的头脑,“科学化”和现代化的中医教材已经把中医学生与中医隔开了。
母亲背了医古文书,得了老师的言传身教,形成了坚定的中医信念,此后她的一生就是她老师精神财富的传承者。虽然我不认识她的老师,不善言谈的母亲也不会过多地向我描述她的老师,可从母亲的行医方式上,我不仅看到了她老师的影子,还隐约看到了那条千百年来中医人走过来的历史道路。
母亲受老师的影响是不自觉的,内在的。我曾觉得母亲不太了解她的老师,因为我提出的关于她老师的许多个为什么,她都回答不出。她老师不贪财,凭他的医术,想要发财不是难事,他全家十一口人,生活俭朴,粗茶淡饭。母亲受她老师这一影响很深,她说,医生因给人看病而发了财就是不对的。所以,母亲挣了钱就用于备药,然后再舍药给穷人,这正是她老师的做法。
每当有流行病或瘟疫发生,母亲的老师就当街舍药,分文不取。母亲说,有一年闹霍乱,老师当街支口大锅,里面煮着药,排出几张木床,看到有人打晃着过来,就扶倒在床上刮砂,然后往人身上浇瓢热药汤,再给喝一碗热药,这就救活一个。全家上阵,累得要死要活。
乘人之危,发国难财,对母亲的老师这样一个医生来讲是不可想像的。我想,她老师也是从自己老师处学来的吧,这也应该是中医的一个传统吧?从母亲的叙述中,我没看到当瘟疫暴发时政府有什么做为。都是那些扎根在民间的中医自发地行动起来履行一个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
旧社会医生的行医资格好象不是政府给予的,国家也没有什么象样的医疗卫生体系。按我女儿的观点,她认为中医在历史上没有获得政府和国家支持是其没有发展壮大的一个原因。我想,没有获得政府支持的中医却自觉地担负起维护国民健康的职责,除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实用价值何以解释呢?
我觉得母亲的老师很了不起,在旧社会,能收女孩做徒弟,他死时,把他的医书、药柜等物均分成两份,给他学医的大儿子一份,给我母亲一份。母亲把这些东西一直保存着。我小时就总是用她老师留下来的药碾子压药。
受过师传的母亲,二十四岁就走村串户地行医了。解放后,又进了医学院校进行了西医培训。所以,我母亲的文凭是西医院校的。母亲干起西医来,也挺像那么回事,脖子上挂着听诊器,也会用西药,也会注射,也会看片子……但她骨子里却是老师铸就的中医。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一般工人月工资只挣三十几元钱,八级工匠才挣六十几元钱时,母亲是大医院里拿九十几元月工资的医生。母亲性格温顺,待人亲切,同事关系和医患关系都好,医术又高,着实说在医院工作应该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六) 母亲的中医作坊
医院不适合母亲,或者说,西医院的模式不适合中医。母亲的工作方式是她老师那种作坊式的。像我前面说的,她是根据气候的运行,在流行病暴发前备好药。可医院不可能允许她这么做,她用药又活又广,但医院进药有限。母亲的许多常用药是毒药、禁药,正常配给医院,医院都不敢要。母亲又总是抑制不住自己制药的冲动,这在医院是不可能的实现的。医院的分科更是限制了她,因为她是综合性治疗。总之,因为她有过独立行医的体验,在医院里工作就感到捆住了手脚。于是,母亲毅然放弃了在大医院的工作,辞职回家,又干起了家庭作坊式的诊所。
在母亲的作坊里,我在她的指挥下制药。制汤剂、散剂、丸药、膏药、药酒……
那时,我不喜欢自己一身的药味,时常为自己一身的药味而难过。因为人们普遍不喜欢药味。我没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到中医院或路过中药店我都要做深呼吸,就像现代人到氧吧吸氧一样。中药味能打开我全身的细胞,可能就是那时候被毒化了,至今留有毒瘾。
母亲看病过于活泛,真是不适合在医院工作。当有中年妇女领着病恹恹的女儿来看病,诊过脉后,母亲就把中年妇女拉到一边说:“你这当妈的糊涂,该给姑娘找婆家了,不要等出了事……”
着实说,母亲的性格不适合做媒婆,但母亲却为此没少给人撮合婚姻。后来我继承了母亲这一传统,也给人做媒,因为我知道,好多好姑娘在青春期把控不好会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与道德品质无关,适当地帮她们一把,有益她们一生。我看《西厢记》,看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看到的就不是爱情,而是发情。因为与我在母亲诊所里看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在很小的时候我就从医学角度看待人们所说的爱情了,后来又从哲学角度、心理学角度看……
有一位叫小珍的姑娘,反应强烈得让母亲和帮助母亲的我没少费心。她妈妈除了暴打她没有别的办法。她反应强烈到已不能好好地处对象了。曾有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与她相处,她不敢让自己妈知道,就把男朋友领到我家。母亲为了促成他们缔结婚姻,留这小伙子吃饭。我陪这个小伙子下棋。小珍不去帮我母亲做饭,老是过来往这小伙子身上贴。当时我才十二三岁,把我恨了个牙根疼。从我家吃完饭出去,两人到城外散步,她往玉米地里拉这小子,把人家吓跑了,再也不见她。越是遭到拒绝她越疯狂,除了母亲极力安抚她,人们全嘲笑她。最后只有一个病歪歪的、做过大手术、无爹无娘、身无分文的小子没跑,被她拉上了床,这个床在她上班的纺织厂女工宿舍。女工们故意等到时候,领着保安,砸开房门,把他们堵在屋里。这个让老天做了生物试验的女人在疯狂半生之后,削发为尼,出家了。
也有一些中年妇女,轻佻,放荡,看到男人眼睛就发绿。有一个妇女来看病,说她夜夜梦与鬼交。母亲这边正给她开方呢,她看到我父亲在里屋躺着看书,就蹭过去要躺在我父亲身边。我大怒,可母亲只是琢磨方子,并不理睬她在干什么。
母亲不从道德角度看待女人作风问题的态度影响了我。男人和女人的“发情”永无休止,中医没有心理学这一科,但母亲在她行医生涯中,一直没有把这心理的、精神的疾病从她的医疗范围内剔除出去。她没学过心理学,也不懂哲学,她仅靠她所学的中医理论去医治和处理问题。
母亲对精神类疾病的态度和看法与西医有很大不同。我一直关注西医对精神疾病的研究。母亲去逝近三十年了,这期间心理学发展是极为迅速的,可我发现,其科研成果并没有超越母亲所在的中医认识范畴。
对小珍,母亲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其它的女人,母亲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母亲治不孕症很出名,很多人来找她治。有一次,她给一个女人诊过脉后并不开药,只聊天。我那时对母亲看病不感兴趣,坐在一边看我的《十万个为什么》。那年代还没有心理医生一说,更没见过心理疗法。病人是位中学老师,很高雅的。谈着谈着,突然那老师大惊小怪地一喊吓我一跳,她拍手叫道:“天,我明白了。这么说,那些犯作风问题的女人是因为有生理方面的要求?”那时还没有“性冷淡”这一说法。母亲诊脉摸出来了,正在启发,诱导她,她这是刚开了窍。
我在工厂时的一位女同事患有不孕症,丈夫嫌她不生育,要与她离婚,她不肯,被丈夫打折了三根肋骨,她悲痛欲绝,哭天抢地。我们女工们团结一致同她丈夫斗争。回家时我很气愤地向母亲叙述这件事。母亲平静地说,这么打就好,年底就能生儿子了。我听了,觉得母亲这话真是毫无道理,两口子往死了打架还能打出儿子来?太荒唐了。
果然,到年底同事就生了个大胖小子,两口子抱着乐得合不拢嘴。我也惊奇得合不拢嘴。可此时我却无法问母亲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母亲已经去世了。
(待续)
现代人对医学产生了依赖性,对科学的信奉使人们不能“我的身体我做主”。
每年单位体检,都能掀起一场治病浪潮,因为没有人是没有“毛病”的。一位同事按照医生的建议把子宫“挖”出去了,阑尾“切”下去了,胆“摘”除了,被除掉的还有扁桃体、蛀牙……医生告诉她,她身上的痣也应该全部挖光,以防癌变。
医生拿着我的检测结果大惊小怪,说我有许多病,还得一步步深入检测下去。我说,你们还有什么样检测仪器?你们能够检测什么病我就有什么病,我害病的数量和轻重程度与你们的检测能力成正比。按医生的意思,非得把我治成各种检测指标的平均数才行。
西医的科技手段是如此地发达,使西医的治病成了一种科技展示。而相对原始、落后的中医看西医又觉得它有相当幼稚可笑的一面。
看一条美国最新科技报道说,发现早产儿放在保温箱中成活率很低,而要是贴着人的皮肤给早产儿保温,成活率却很高。这让我说不出的晕。在中国,七个月早产儿的成活率一直很高。过去的人,穿很宽松肥大的棉裤,母亲教人把早产儿放在贴肚皮的位置,再用棉裤兜住,也都兜活了。美国的最新科技就发现这个?
母亲终其一生也没有反对过西医,但也从未动摇过中医立场。五十年代,中医也曾受到过冲击,好多中医纷纷改学西医,母亲的一位师兄对她说,这是一场历史淘汰,留存下来的中医才是真正的精华。
好在中国人很有意思,有病了,用尽各种医疗手段。西医不管和,再用中医。最后,有的还要用巫术。我认识的一位“大仙”就熟悉大医院的各个病区和各病房的主治医生。好多病人所采用的方法往往是“综合”治疗,住着西医院,用着中药,身下还压着符,家人可能还到庙里去烧香……这也是中国一大特色吧。
当西医用尽招数病人还不见起色,家属渐渐急燥时,有的西医就会转移其注意力,建议用些中药。还不行时,在有些小地方,会提示你:“信点啥不?”还别说,这种综合性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往往真还能起死回生,中国人不在一棵树上吊死的灵活劲不服不行。
如今有人抓住在西医治不好时,病人会找中医和巫医这一点嘲笑说这证明中医与巫医等同。
我承认找巫医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承认有知比无知好,但这是在理论层面,在生活层面有知是否比无知好,我还有困惑。我一个同事得癌症从北京做手术回来对我说,癌症病人有三分之一真是被吓死的。我惋惜地想,如果这三分之一的人要是对癌症无知该有多好,要是有办法能消除这三分之一人的恐惧该有多好,哪怕是用中医或巫医的手段也行。如果真知的作用是把人吓死,那么在命和知之间,我看还是保命为上,绝大多数的人不是爱真理超过生命。
中学时,学校搞“学以致用”,因为我能针灸什么的,老师就把我分到医班去了。学了一阵子医学常识之后,我们就组成医疗队下乡去了。在乡下,工巧匠一天,村卫生所的赤脚医生派我跟一个农民去他家给他妻子打针。我背上药箱去了。一看,他妻子刚生过孩子,才七天,小娃娃光着身子,蹬着小腿,挺健康的。产妇躺在婴儿身边,微笑地看着我。我给她打针,随口问她得什么病了?她告诉我她得了胃癌。我大吃一惊,看着她的一脸平静,我怎么也不肯相信。于是就摸她胃部,我不仅在她胃部摸到了肿块,连腹部也满是一个挨一个的肿块。我呆呆地看着她,她不知癌症是什么病,还照样生孩子。
母亲常在深更半夜被人接走,潜入医院,给脑炎的病人敷药,给中风的病人扎针,给要死的人诊脉……她自己不想这行为与“大仙”有什么不同。我以前认为这是母亲的认识能力有限,要是我,肯定觉得屈辱,早改行学西医了。
母亲是个很单纯的人,单纯的清澈见底。她的思想全被病人占满了,不觉得半夜潜入医院有什么不好。
母亲是1924年生人,17岁学中医,24岁开始独立行医。解放后,国家集中年轻的中医上西医院校,统一接受系统的西医培训,大批中医在这时改学了西医。母亲也会西医的诊治方法,她也用听诊器。女儿小时发烧,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得了肺炎就贴着她的胸和背听“干罗音”、“湿罗音”,就是从母亲那学来的。在母亲的书架上,有成套的西医解剖、生理、病理的书籍。那时母亲还年轻,有很多转学西医的机会,但她总是微笑着搞她的中医,不为大势所趋。
(待续)
(四) 母亲拒绝教我“绝招”
母亲的医术的确让人找不到攻击她的口实,就是在她身边的我和父亲也不得不佩服她常能把被西医宣判死刑的病人救过来。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投机取巧的想法。我想,西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学了就能会,中医有点神乎其神,不好学,如果母亲能把她的“绝活”传给我,我不就可以在医学上走捷径了吗?
我把这想法跟母亲说了,我想她会抓住我想学中医这一机会,把她的毕生所学传给我。可母亲说:中医无“绝活”,她宁可把本事带进棺材,也不传给我。
母亲拿出一叠书,都是《伤寒论》等中医经典,差不多与我等身高,说让我先将这些书都背下来,然后才教我本事。
母亲太不讲究教学方法了,怎么也得循循善诱才是呀。那时我正对现代科学有兴趣,还牵挂着共产主义,如何接受得了阴阳五行呢?我想,现代科学一定能提供比阴阳五行更好的理论。阴阳五行,是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古人在没有探测手段时所做的无奈的比拟方法,朴素是简单的代名词,现代科学完全可以替代旧理论。
我想,任谁也不会在X光片上看到肺的空洞时,还用阴阳五行去推演问题的所在。也不会在已确认了结核菌的情况下,不去用抗生素治疗,而去平衡什么阴阳。当时我坚信,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中医占据的地盘最终会完全让位给西医,如果我用背下一叠古书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科学的话,将会有更大收获。再说,我绝无在不研究透科学之前去搞阴阳五行之理。
那时虽然还没有“发展就是硬道理”之说,但我觉得科学的发展能解决所有问题,应该全力推进科学发展。
这叠书我也背了几本,药性、汤头和辩证,我认为这就足够了。可母亲却说我仅仅知道这些比什么都不知道更糟糕。母亲说,学中医必须打下坚实的基础,那就是背经典,而一知半解就会成为庸医,将害人不浅。
我之所以没学中医可能与我过于理性有关,因为我看不到从医途径。
文革前,有个年轻人病的要死,是母亲救活了他,他觉得中医很神奇,就跟着我母亲学中医。他是真听话,把那一叠子书全背下来了。他聪明、能干、要强,可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从医之路。他后来做到一个大型国营厂的厂长。晚上回家,家中就坐满等他诊病的人。可他不是医生,没有处方权,我曾听他倾诉这一痛苦。我可不想做有医生的本事,却没有医生权利的人,不想与那个厂长同一个下场。这可不像学个修电器什么的,会修就可以开个修理铺。当医生光有本事不行,还要有官方认可的途径,我当时看不到这一途径。
我有一个能够成为医生的机会,我抓住了,可母亲迫使我放弃了。
我十七岁中学毕业,在我们城东边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荒凉湿地。有一年冬天,湖心岛上的一个老太太得了急病,方圆百里没有一个医生,只得骑马到几十里外的军马场向兽医求救。年轻的兽医赶去,用给马治病的药和注射器给老太太救了急。事后,这个年轻人到母亲这来讨教,母亲给他拿药治好了老太太的病,又给村里好多人治好了病。
当时这个村就要求我下乡到他们村里去做赤脚医生,我考虑了一番,就答应了。可母亲坚决不同意。那个地方很偏僻,不通车,没有电。可我看中那个世外桃源,仙鹤飞舞,荷花飘香,真是个神仙待的地方。
这是一次很好的成为医生的机会,由于母亲拖住了我,失去了。虽然母亲是医生,可她自己的身体极弱,离开我的照顾她也真是难以活下去。
在那个年代,作为个人,没有现今的生活之忧,不用考虑谋饭碗的问题,如果那时有生存之忧的话可能我也就学中医了。当时只听毛主席的话,想做个有用的人,像对待其它技能一样,我掌握了一些医学技能,除了针灸之外,西医的测血压,注射,听诊什么的,也学了一些。
母亲不善言谈,她不能说服我学中医,又坚决反对我从技能层面上接受中医。当时我不理解她反对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正好我又不想学,与其背一叠旧书,不如读一叠子新书。背旧书不一定有学问,读新书却会有知识。
面对强大的科学攻势,母亲便是想拉自己的女儿学中医也是不可能,由此可以看出,学习不能是强迫的,人们首先要受社会环境影响,母亲如果十七岁时处于我那个时代,她也不会投到中医门下,而会去学西医,真正的学习是出于自然。
母亲自己接受中医的过程就非常自然。母亲体质极弱,属于先天不足后天亏损那类的,十几岁时,连一条横道都跨不过去,走几步就要昏倒,还曾一度失明。家有后娘,无立锥之地。可能是出于求生的本能,她摸到当地一位著名的老中医处,跪倒在地,嗑了三个响头,誓死学医,就此拜师。是中医救了她的命,也赋予她生存的本领。
(五)中医的师传
母亲学医时,每天早晨三点钟起床,做师傅全家十一口人的饭,烧火时还背着书,她可真是把师傅指定的书全背下来了。那时她接受不到科学技术,也没有别的哲学思想分她的心。一对一的师承教育为她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基础。这条件是后来的我和现在的我女儿所不具备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如今已不具备学中医的条件了。今天的人要想走到中医的领域,中间隔着科学技术、哲学思想等众多的西式山峰,要走的弯路很可能是要付出一代人的代价,如同我这样。
中医师传的育人方法使其不能像西医那样广泛培养人才。在医学院校培养中医,浪费和摧毁的人才比培养出的人才多得多。
如今学中医不用背医古文了。
我们现在的语言环境是现代汉语而不是古文,不同的语言环境有着思维方式的差别,这个差别对生活的影响还可以被吸纳,可在中医的学习上这个影响就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现代人读古文必须借助注释和翻译,难以直接用古汉语思维。古人不用现代汉语说话这不是古人的错,所以在读古文时感到烦躁而指责古人是没有道理的,否认古汉语思维方式的存在和一笔抹杀古汉语思维的方式也是不科学的。
我看了一下现今出的医古文书,好多注解和翻译就抹杀中医思维并向西医思维靠拢。
不用背医古文,借助翻译和注释看医古文,甚至用直接读翻译的“白话文”代替医古文的学习,这一表面看来只是形式的一点点不同,却悄悄地改变了中医的性质。
何况还有大量的西医课程和西式的授课方法冲洗着中医院校学生的头脑,“科学化”和现代化的中医教材已经把中医学生与中医隔开了。
母亲背了医古文书,得了老师的言传身教,形成了坚定的中医信念,此后她的一生就是她老师精神财富的传承者。虽然我不认识她的老师,不善言谈的母亲也不会过多地向我描述她的老师,可从母亲的行医方式上,我不仅看到了她老师的影子,还隐约看到了那条千百年来中医人走过来的历史道路。
母亲受老师的影响是不自觉的,内在的。我曾觉得母亲不太了解她的老师,因为我提出的关于她老师的许多个为什么,她都回答不出。她老师不贪财,凭他的医术,想要发财不是难事,他全家十一口人,生活俭朴,粗茶淡饭。母亲受她老师这一影响很深,她说,医生因给人看病而发了财就是不对的。所以,母亲挣了钱就用于备药,然后再舍药给穷人,这正是她老师的做法。
每当有流行病或瘟疫发生,母亲的老师就当街舍药,分文不取。母亲说,有一年闹霍乱,老师当街支口大锅,里面煮着药,排出几张木床,看到有人打晃着过来,就扶倒在床上刮砂,然后往人身上浇瓢热药汤,再给喝一碗热药,这就救活一个。全家上阵,累得要死要活。
乘人之危,发国难财,对母亲的老师这样一个医生来讲是不可想像的。我想,她老师也是从自己老师处学来的吧,这也应该是中医的一个传统吧?从母亲的叙述中,我没看到当瘟疫暴发时政府有什么做为。都是那些扎根在民间的中医自发地行动起来履行一个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
旧社会医生的行医资格好象不是政府给予的,国家也没有什么象样的医疗卫生体系。按我女儿的观点,她认为中医在历史上没有获得政府和国家支持是其没有发展壮大的一个原因。我想,没有获得政府支持的中医却自觉地担负起维护国民健康的职责,除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实用价值何以解释呢?
我觉得母亲的老师很了不起,在旧社会,能收女孩做徒弟,他死时,把他的医书、药柜等物均分成两份,给他学医的大儿子一份,给我母亲一份。母亲把这些东西一直保存着。我小时就总是用她老师留下来的药碾子压药。
受过师传的母亲,二十四岁就走村串户地行医了。解放后,又进了医学院校进行了西医培训。所以,我母亲的文凭是西医院校的。母亲干起西医来,也挺像那么回事,脖子上挂着听诊器,也会用西药,也会注射,也会看片子……但她骨子里却是老师铸就的中医。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一般工人月工资只挣三十几元钱,八级工匠才挣六十几元钱时,母亲是大医院里拿九十几元月工资的医生。母亲性格温顺,待人亲切,同事关系和医患关系都好,医术又高,着实说在医院工作应该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六) 母亲的中医作坊
医院不适合母亲,或者说,西医院的模式不适合中医。母亲的工作方式是她老师那种作坊式的。像我前面说的,她是根据气候的运行,在流行病暴发前备好药。可医院不可能允许她这么做,她用药又活又广,但医院进药有限。母亲的许多常用药是毒药、禁药,正常配给医院,医院都不敢要。母亲又总是抑制不住自己制药的冲动,这在医院是不可能的实现的。医院的分科更是限制了她,因为她是综合性治疗。总之,因为她有过独立行医的体验,在医院里工作就感到捆住了手脚。于是,母亲毅然放弃了在大医院的工作,辞职回家,又干起了家庭作坊式的诊所。
在母亲的作坊里,我在她的指挥下制药。制汤剂、散剂、丸药、膏药、药酒……
那时,我不喜欢自己一身的药味,时常为自己一身的药味而难过。因为人们普遍不喜欢药味。我没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到中医院或路过中药店我都要做深呼吸,就像现代人到氧吧吸氧一样。中药味能打开我全身的细胞,可能就是那时候被毒化了,至今留有毒瘾。
母亲看病过于活泛,真是不适合在医院工作。当有中年妇女领着病恹恹的女儿来看病,诊过脉后,母亲就把中年妇女拉到一边说:“你这当妈的糊涂,该给姑娘找婆家了,不要等出了事……”
着实说,母亲的性格不适合做媒婆,但母亲却为此没少给人撮合婚姻。后来我继承了母亲这一传统,也给人做媒,因为我知道,好多好姑娘在青春期把控不好会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与道德品质无关,适当地帮她们一把,有益她们一生。我看《西厢记》,看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看到的就不是爱情,而是发情。因为与我在母亲诊所里看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在很小的时候我就从医学角度看待人们所说的爱情了,后来又从哲学角度、心理学角度看……
有一位叫小珍的姑娘,反应强烈得让母亲和帮助母亲的我没少费心。她妈妈除了暴打她没有别的办法。她反应强烈到已不能好好地处对象了。曾有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与她相处,她不敢让自己妈知道,就把男朋友领到我家。母亲为了促成他们缔结婚姻,留这小伙子吃饭。我陪这个小伙子下棋。小珍不去帮我母亲做饭,老是过来往这小伙子身上贴。当时我才十二三岁,把我恨了个牙根疼。从我家吃完饭出去,两人到城外散步,她往玉米地里拉这小子,把人家吓跑了,再也不见她。越是遭到拒绝她越疯狂,除了母亲极力安抚她,人们全嘲笑她。最后只有一个病歪歪的、做过大手术、无爹无娘、身无分文的小子没跑,被她拉上了床,这个床在她上班的纺织厂女工宿舍。女工们故意等到时候,领着保安,砸开房门,把他们堵在屋里。这个让老天做了生物试验的女人在疯狂半生之后,削发为尼,出家了。
也有一些中年妇女,轻佻,放荡,看到男人眼睛就发绿。有一个妇女来看病,说她夜夜梦与鬼交。母亲这边正给她开方呢,她看到我父亲在里屋躺着看书,就蹭过去要躺在我父亲身边。我大怒,可母亲只是琢磨方子,并不理睬她在干什么。
母亲不从道德角度看待女人作风问题的态度影响了我。男人和女人的“发情”永无休止,中医没有心理学这一科,但母亲在她行医生涯中,一直没有把这心理的、精神的疾病从她的医疗范围内剔除出去。她没学过心理学,也不懂哲学,她仅靠她所学的中医理论去医治和处理问题。
母亲对精神类疾病的态度和看法与西医有很大不同。我一直关注西医对精神疾病的研究。母亲去逝近三十年了,这期间心理学发展是极为迅速的,可我发现,其科研成果并没有超越母亲所在的中医认识范畴。
对小珍,母亲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其它的女人,母亲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母亲治不孕症很出名,很多人来找她治。有一次,她给一个女人诊过脉后并不开药,只聊天。我那时对母亲看病不感兴趣,坐在一边看我的《十万个为什么》。那年代还没有心理医生一说,更没见过心理疗法。病人是位中学老师,很高雅的。谈着谈着,突然那老师大惊小怪地一喊吓我一跳,她拍手叫道:“天,我明白了。这么说,那些犯作风问题的女人是因为有生理方面的要求?”那时还没有“性冷淡”这一说法。母亲诊脉摸出来了,正在启发,诱导她,她这是刚开了窍。
我在工厂时的一位女同事患有不孕症,丈夫嫌她不生育,要与她离婚,她不肯,被丈夫打折了三根肋骨,她悲痛欲绝,哭天抢地。我们女工们团结一致同她丈夫斗争。回家时我很气愤地向母亲叙述这件事。母亲平静地说,这么打就好,年底就能生儿子了。我听了,觉得母亲这话真是毫无道理,两口子往死了打架还能打出儿子来?太荒唐了。
果然,到年底同事就生了个大胖小子,两口子抱着乐得合不拢嘴。我也惊奇得合不拢嘴。可此时我却无法问母亲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母亲已经去世了。
(待续)
2015-12-31 12:50 3楼
(七) 精华与糟粕
小时候对母亲的这些认识并没在意,以为这些都是人之常识。大半辈子活过来之后,才发现,母亲站在中医角度对精神的人和肉体的人的认识并不是落后的,而是整体超越当今科学,有许多东西仍为当今科学解释不了。
受母亲的影响,我在后来做妇女工作和法律工作时,在维护妇女权益和法律尊严时就不太可能严格按照当今的女权意识和立法理念行事,而是融进了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
中医给了母亲一个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一个淡泊的心境,我想这也是受了她老师的影响。
母亲说,她的老师在过了六十岁生日后,收拾干净一张床,交给我母亲一个蝇甩子说:“别让苍蝇落我身上”,然后躺下,绝食七天而死。我追问母亲:老师为什么要死?是生病了吗?是厌世了吗?是信仰什么教吗?母亲说不是,老师只说,人活六十就可以了。可我觉得这话站不往脚。对中医来说,六十岁正当年,正是经验丰富,大有作为之时,怎可以死呢?我一直认为母亲太女人,给你蝇甩子让你赶苍蝇,你就赶啊,老师说要死,你就让他死啊?便是大家都认可了,你也不能认可啊?你得给他灌米汤啊?母亲说,那不行,老师要安静。我母亲可真够听话的,就这么让老师安安静静地饿死了。但是后来看到母亲对待死亡的安祥态度,我知道她早已接受老师对死亡的态度了。
她的老师一生不求财、不求利、不求名,便是对生命也是适可而止,早早撒手。母亲和她老师的做法一脉相承。
一个西医的人生信仰可能不影响他的行医,可一个中医的人生信仰却会直接影响他的医术,如果母亲执着于生命、执着于青春、执着于名利,她怎么做到在医治病人时因势利导、顺其自然、舒理气血、平和阴阳?一个魔鬼可以当西医,可却当不了中医。中医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人生观、世界观,是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可惜我小时候没有认识也无法认识到这一点。正因为母亲的这一人生态度,所以她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医人。在医院这一不适于中医生存的环境内,她不是考虑工资、名利、地位,而考虑的是让中医得到施展。
医院这种形式适合西医,却很难容得下中医。不仅仅是医院,便是科学也很难框住母亲的行医。可母亲却认为她是科学的。她研究西药,根据西药使用后病人的反应来分寒热五味。比如,她认为青霉素性寒,表症的用上往往就变成里症,虽然把炎症消了,但阳气受抑制,对这样已接受西医治疗的人,她总是把西医的治疗也纳入总体思考。
母亲毕竟是置身于科学时代,不可能不受科学影响。对中医,她按“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新中国中医方针,把她老师传给她的东西按她能理解的和不能理解的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
有一次,一个晚期癌症病人被她丈夫背到母亲这来了,母亲当然治不了,可这丈夫不肯接受妻子不治的现实,苦苦哀求母亲,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无奈,母亲给他开了一个中国古方,说是给病人吃老母猪肉。
这个男人从农村买来一头已丧失生育能力的老母猪,杀了给妻子吃肉。这女人十分想活,加之对母亲的迷信,就努力地吃。到了医生宣判的死期,她没死。一头猪吃完了,一个冬天过去了,女人的病竟好了!两口子来谢谢母亲时,母亲一脸茫然,她反复自言自语:“这糟粕不是糟粕?”
一位火车炉前工,由于生活不规律,得了很严重的胃病。由于带病坚持工作,吃药的效果也不好。母亲笑说,有一个“糟粕”方子治这病,说是备七口大缸,将稻草烧灰,填满大缸,用水浸泡,浸出物会有白色物质沉淀缸底,收集这七口大缸,可得一碗。将这一碗白色沉淀物服下,可治此病。
听了这个方子,我和鲁迅对中医的看法再一次统一,觉得中医有疗效的方子也是从这些五花八门的方子中歪打正着地碰出来的。
有一次,这个炉前工疼得死去活来,遇到一个老太太将小苏打调合了一碗让他吃下,他吃惊于怎么可以服用这么大剂量的小苏打?但疼极了,老太太又一个劲地鼓动他,他就吃了,结果就不疼了。又吃了两次,竟全好了,再没犯过。母亲听了,就念念不忘,老要泡七缸稻草灰看看那白色物质是什么东西。我想,随着母亲临床经验的丰富,她对“糟粕”的否定产生动摇。
(八) “死马当活马治”
小时候,和母亲在一起,看她做什么都觉得是自然而然的,除了不正骨,不开刀,她什么样的病都治。经常有刚出生几天的婴儿被抱到母亲这来,或抽、或烧、或将死,西医面对这么小的婴儿,下不了刀,动不了钳子,有时束手无策。母亲拿一根细细的针灸针,扎扎手,扎扎脚,扎扎肚子,往嘴里抹点药,头上敷点药,孩子就好了。
如今,看人们治疗银屑病,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病非专家不可。可我小时看母亲治这类病都是平常病,也是手到病除的病。如今看专家治银屑病告诉患者绝不可沾酒,我就想到母亲治这病恰是服用药酒,只是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时药稍贵。记得母亲有一次开了药方,再三劝一位中年妇女说她十五岁的女儿得的病得抓紧治,一定不要疼惜十二元钱,把药抓了给孩子吃。后来那个孩子死了,母亲很奇怪,一打听,那母亲果然是舍不得十二元钱,没给孩子吃药。
也有母亲治不了的病。一个姑娘,高大、漂亮、圆脸,看上去很健康的。母亲号完脉,将姑娘的妈拉到一边说,我治不了这病。现在我知道,这是白血病,那时没有化疗和放疗。更没有干细胞移植。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没有把握。
母亲对自己没有十二分把握的病轻易不给治,不把病耽误在自己手里。但对于治了一圈治不好,病人家苦苦哀求“死马当活马治”时,她并不是拿不出治法。她有个柜子装一些特殊药,其中毒药居多。她用这些药就是“以毒攻毒”,往往内服外敷,还有许多禁忌。记得药里放红巩时就告诉绝对不能吃小米。
中医对器质性病变不像西医认识的那么绝对,比如心脏病。
母亲自己就是心脏病,当她犯病时,她并不吃药。其实,当最早的速效救心丸还是外国进口的稀有药时,我母亲就有,是我舅舅从国外弄来的。为此,我怨恨过舅舅:“你姐姐什么性格你不知道?你怎么会把药交给她而没告诉我?你应该把药交给我!”母亲不仅没用过一粒,而且没告诉我她有这药。我想,在生命这个问题上,她一定是受了她老师的影响。
当她犯病时,她不吃药,而是做气功,调节心律。她曾经瘫痪过三年,我帮她执行她的治疗方案,她竟能再次站立起来。她已经用自己的生命一再证明医学奇迹了。
父亲的一个朋友得了心脏病,器质性病变很严重,母亲说“真心痛必死”不好治。我不甘心,给配了一付药。因为我对父亲这位朋友感情很深。在文革期间,父亲逃跑了,病得奄奄一息的母亲被她救过的一个人接走,奶奶被军管会办了学习班。我曾到“牛棚”去找过父亲的这位朋友。他也正和囚犯一样,剃着阴阳头,在“牛棚”里砍麻绳……他给我弄了半袋米。初生牛犊不怕虎,我配制了一个大药方“梅花点舌丹”,费尽我九牛二虎之力,动用了母亲的一些库存,每一味药都是我亲自加工、研磨,做成丹后拿给他。
可对我的“梅花点舌丹”他并不领情,还大发雷霆,说我是异想天开。他说:“你就不想想?我连口粥都吃不下,你却让我用黄酒、葱白做引吃药,这可能吗?”我想告诉他,这药里有麝香,熊胆,牛黄,最便宜的药也是蟾酥,珍珠。可我不敢说,我要是说了,他就得问我:“麝香能治我这病吗?珍珠能治我这病吗?蟾酥这毒药你也给我下?”我怎么跟他解释?我理解这药能扩张血管、增强体能、以毒攻毒,总之,我把感情都投入其中了,总觉得赋予这付药一个灵魂,它会去执行我的指令……
他在我父亲那告了我一状,说我愚弄他。父亲也批评我不该愚弄他朋友,我哭着说,我要是不愚弄他应该怎么做?是呀,谁能认可一个少年配的药?他死后我把这付药拿了回来。母亲把它当安宫丸、再造丸一般地使用,真是一副好药。
我没有怨我父亲这位朋友,只怨中医没有西医的眩目的科学手段,否则他不会不接受我的“梅花点舌丹”。
母亲也死于心脏病,可同样有心脏病的父亲却活了下来。当死于他前面的心脏病亲朋都还没有心脏病症状时,父亲的心脏病已严重到需要大家关照了。父亲今年八十二岁了,他告诉我,人的身体感觉并不是随着人的年龄增长而觉得一年不如一年,他现在的感觉就比十多年前还好。的确,父亲行走如风,看上去比他四十多岁时要强。
(九) 心脏的弹性
去年,父亲又与我谈起他的心脏病。我为他的心脏病没有接受现代医学的治疗而庆幸。我告诉他,他这病如果在当今是要安装心脏起博器的,我的两个同事就安了。四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时,可安了这东西,就成了出门得需要我替他们拎包、照顾他们的病人了。我问父亲:“如果在你四十来岁时给你安装上心脏起博器,你还能活到八十多岁吗?多亏了那时没有心脏起博器。”
其实,无论是父亲的那位朋友,还是我母亲都不是不可活,只要他们不那么刚强,不要求身体必需达到一种完全健康的程度,而保持一种半休眠状态就可以存活。可母亲不肯,她说,那么活又何必呢?所以,母亲死后,我在收拾她的遗物时,找到了那瓶救心丸。这曾使我怨恨舅舅。可是,肯顺应心脏马力的父亲,当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能的下降,心脏和身体的供需关系达到平衡时,病症消失,反倒健康长寿了。
女儿的爷爷也是心脏病,怎么也治不好,他为此忧心忡忡,血压上升。他也劝不了自己别上火,最后就得了脑出血,成了植物人。成了植物人的他不再着急上火,于是血压也不高了,心脏病也没了。早晨太阳出来他就睁开眼,赏着天,按时吃饭睡觉,生活规律,不再生气着急,十年过去了,心脏病一次也没犯过,血压也没高过。
当年我也注意到母亲医治的几例心脏病人。一个是十六岁的少女,她是先天性心脏病。却被强迫下乡了。她在乡下一再晕死。经省级医院鉴定,心脏缺损,返城了。分配在废品收购站当会计。我从来不敢应她之约陪她洗澡,她昏死在浴池是常事。大家都不知道有哪一天她昏过去就不再醒来了。她在母亲这吃药。有一天母亲摸她的脉说,本已见好了怎么突然又加重了呢?她对我母亲说有个小伙子要和她好,可是她父母坚决不允许她恋爱,她为此苦恼。母亲听了,就备了四样礼到姑娘家去了。姑娘父母惊慌失措,母亲的面子得给啊,就毫无异议地答应姑娘谈恋爱了。当时我虽小,但也有一定主见,觉得母亲这事做的不妥。才十六呀,那男孩也才十七岁,在那个时代可不是一般的早恋。我还记得,女孩领男孩来见我母亲,母亲告诉他俩:“你们千万要给阿姨长脸,不能出事……”两个孩子一个劲地点头。他们谈了十年恋爱,到了符合晚婚的年龄才结婚。婚后生了一个女孩子,母子平安。现在想起这事我都后怕,母亲怎么能信得着两个孩子的承诺?万一有个婚前孕,做流产,女孩不就没命了?由于女孩快乐,幸福,那么严重的心脏病也没有影响她的正常生活。
还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也是先天性心脏病,她的病更严重,年轻轻的,每年就得有几个月卧床。结婚肯定是不行了,家里要养她一辈子。她也在母亲这吃药。可在家躺着吃药的她偏偏就出了问题。大杂院里有个死了老婆的男人,领个八岁男孩过日子。谁也没想到他俩怎么样就产生了感情,要知道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事了。姑娘誓死要嫁给他,把个爹妈气个要死,大家也痛恨地暴打这男人一顿。但不让姑娘嫁,姑娘马上就要死了。家里人只好来找母亲相商。母亲主张为他们举行婚礼,让把那男人带来嘱咐几句话。母亲告诉他,绝不可以让姑娘怀孕,姑娘的心脏承受不了怀孕的负担……结婚后这个男人每个星期天就出去打猎,打狐狸。在我们当地是很忌讳打狐狸的,狐狸是“狐仙”,打了是要遭报应的。他打狐狸不是为了要狐狸皮,他要的是狐狸心。中医讲吃什么补什么,母亲也将中药灌到猪心里煮给心脏病人吃。他听说狐狸心效力更大,就每周弄回来一个狐狸心给妻子吃。吃了几十个狐狸心后,奇迹发生了,心脏病的症状基本消失了,她怀了孕,顺产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母亲惊奇地说,狐狸心的效力这么大啊?
便是西医在对心脏病人的医治过程中也屡屡出现奇迹。
一个有业务联系的朋友,他有很严重的心脏病。还不到四十岁,有一天就“死”了。抬到医院心已经不跳了,什么生命体症都没有了。医生给他做电击。嚓、嚓、嚓,连做三次,人还是死的。医生说,超过三次就是好心脏也给击出心脏病来了,是不允许的。可医生对这个“死人”说:“谁让咱俩是朋友呢?我得表示一下对朋友的特殊优待。”于是,嚓、嚓、嚓,又来了三下,这个“死人”就活了。
(待续)
小时候对母亲的这些认识并没在意,以为这些都是人之常识。大半辈子活过来之后,才发现,母亲站在中医角度对精神的人和肉体的人的认识并不是落后的,而是整体超越当今科学,有许多东西仍为当今科学解释不了。
受母亲的影响,我在后来做妇女工作和法律工作时,在维护妇女权益和法律尊严时就不太可能严格按照当今的女权意识和立法理念行事,而是融进了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
中医给了母亲一个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一个淡泊的心境,我想这也是受了她老师的影响。
母亲说,她的老师在过了六十岁生日后,收拾干净一张床,交给我母亲一个蝇甩子说:“别让苍蝇落我身上”,然后躺下,绝食七天而死。我追问母亲:老师为什么要死?是生病了吗?是厌世了吗?是信仰什么教吗?母亲说不是,老师只说,人活六十就可以了。可我觉得这话站不往脚。对中医来说,六十岁正当年,正是经验丰富,大有作为之时,怎可以死呢?我一直认为母亲太女人,给你蝇甩子让你赶苍蝇,你就赶啊,老师说要死,你就让他死啊?便是大家都认可了,你也不能认可啊?你得给他灌米汤啊?母亲说,那不行,老师要安静。我母亲可真够听话的,就这么让老师安安静静地饿死了。但是后来看到母亲对待死亡的安祥态度,我知道她早已接受老师对死亡的态度了。
她的老师一生不求财、不求利、不求名,便是对生命也是适可而止,早早撒手。母亲和她老师的做法一脉相承。
一个西医的人生信仰可能不影响他的行医,可一个中医的人生信仰却会直接影响他的医术,如果母亲执着于生命、执着于青春、执着于名利,她怎么做到在医治病人时因势利导、顺其自然、舒理气血、平和阴阳?一个魔鬼可以当西医,可却当不了中医。中医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人生观、世界观,是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可惜我小时候没有认识也无法认识到这一点。正因为母亲的这一人生态度,所以她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医人。在医院这一不适于中医生存的环境内,她不是考虑工资、名利、地位,而考虑的是让中医得到施展。
医院这种形式适合西医,却很难容得下中医。不仅仅是医院,便是科学也很难框住母亲的行医。可母亲却认为她是科学的。她研究西药,根据西药使用后病人的反应来分寒热五味。比如,她认为青霉素性寒,表症的用上往往就变成里症,虽然把炎症消了,但阳气受抑制,对这样已接受西医治疗的人,她总是把西医的治疗也纳入总体思考。
母亲毕竟是置身于科学时代,不可能不受科学影响。对中医,她按“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新中国中医方针,把她老师传给她的东西按她能理解的和不能理解的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
有一次,一个晚期癌症病人被她丈夫背到母亲这来了,母亲当然治不了,可这丈夫不肯接受妻子不治的现实,苦苦哀求母亲,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无奈,母亲给他开了一个中国古方,说是给病人吃老母猪肉。
这个男人从农村买来一头已丧失生育能力的老母猪,杀了给妻子吃肉。这女人十分想活,加之对母亲的迷信,就努力地吃。到了医生宣判的死期,她没死。一头猪吃完了,一个冬天过去了,女人的病竟好了!两口子来谢谢母亲时,母亲一脸茫然,她反复自言自语:“这糟粕不是糟粕?”
一位火车炉前工,由于生活不规律,得了很严重的胃病。由于带病坚持工作,吃药的效果也不好。母亲笑说,有一个“糟粕”方子治这病,说是备七口大缸,将稻草烧灰,填满大缸,用水浸泡,浸出物会有白色物质沉淀缸底,收集这七口大缸,可得一碗。将这一碗白色沉淀物服下,可治此病。
听了这个方子,我和鲁迅对中医的看法再一次统一,觉得中医有疗效的方子也是从这些五花八门的方子中歪打正着地碰出来的。
有一次,这个炉前工疼得死去活来,遇到一个老太太将小苏打调合了一碗让他吃下,他吃惊于怎么可以服用这么大剂量的小苏打?但疼极了,老太太又一个劲地鼓动他,他就吃了,结果就不疼了。又吃了两次,竟全好了,再没犯过。母亲听了,就念念不忘,老要泡七缸稻草灰看看那白色物质是什么东西。我想,随着母亲临床经验的丰富,她对“糟粕”的否定产生动摇。
(八) “死马当活马治”
小时候,和母亲在一起,看她做什么都觉得是自然而然的,除了不正骨,不开刀,她什么样的病都治。经常有刚出生几天的婴儿被抱到母亲这来,或抽、或烧、或将死,西医面对这么小的婴儿,下不了刀,动不了钳子,有时束手无策。母亲拿一根细细的针灸针,扎扎手,扎扎脚,扎扎肚子,往嘴里抹点药,头上敷点药,孩子就好了。
如今,看人们治疗银屑病,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病非专家不可。可我小时看母亲治这类病都是平常病,也是手到病除的病。如今看专家治银屑病告诉患者绝不可沾酒,我就想到母亲治这病恰是服用药酒,只是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时药稍贵。记得母亲有一次开了药方,再三劝一位中年妇女说她十五岁的女儿得的病得抓紧治,一定不要疼惜十二元钱,把药抓了给孩子吃。后来那个孩子死了,母亲很奇怪,一打听,那母亲果然是舍不得十二元钱,没给孩子吃药。
也有母亲治不了的病。一个姑娘,高大、漂亮、圆脸,看上去很健康的。母亲号完脉,将姑娘的妈拉到一边说,我治不了这病。现在我知道,这是白血病,那时没有化疗和放疗。更没有干细胞移植。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没有把握。
母亲对自己没有十二分把握的病轻易不给治,不把病耽误在自己手里。但对于治了一圈治不好,病人家苦苦哀求“死马当活马治”时,她并不是拿不出治法。她有个柜子装一些特殊药,其中毒药居多。她用这些药就是“以毒攻毒”,往往内服外敷,还有许多禁忌。记得药里放红巩时就告诉绝对不能吃小米。
中医对器质性病变不像西医认识的那么绝对,比如心脏病。
母亲自己就是心脏病,当她犯病时,她并不吃药。其实,当最早的速效救心丸还是外国进口的稀有药时,我母亲就有,是我舅舅从国外弄来的。为此,我怨恨过舅舅:“你姐姐什么性格你不知道?你怎么会把药交给她而没告诉我?你应该把药交给我!”母亲不仅没用过一粒,而且没告诉我她有这药。我想,在生命这个问题上,她一定是受了她老师的影响。
当她犯病时,她不吃药,而是做气功,调节心律。她曾经瘫痪过三年,我帮她执行她的治疗方案,她竟能再次站立起来。她已经用自己的生命一再证明医学奇迹了。
父亲的一个朋友得了心脏病,器质性病变很严重,母亲说“真心痛必死”不好治。我不甘心,给配了一付药。因为我对父亲这位朋友感情很深。在文革期间,父亲逃跑了,病得奄奄一息的母亲被她救过的一个人接走,奶奶被军管会办了学习班。我曾到“牛棚”去找过父亲的这位朋友。他也正和囚犯一样,剃着阴阳头,在“牛棚”里砍麻绳……他给我弄了半袋米。初生牛犊不怕虎,我配制了一个大药方“梅花点舌丹”,费尽我九牛二虎之力,动用了母亲的一些库存,每一味药都是我亲自加工、研磨,做成丹后拿给他。
可对我的“梅花点舌丹”他并不领情,还大发雷霆,说我是异想天开。他说:“你就不想想?我连口粥都吃不下,你却让我用黄酒、葱白做引吃药,这可能吗?”我想告诉他,这药里有麝香,熊胆,牛黄,最便宜的药也是蟾酥,珍珠。可我不敢说,我要是说了,他就得问我:“麝香能治我这病吗?珍珠能治我这病吗?蟾酥这毒药你也给我下?”我怎么跟他解释?我理解这药能扩张血管、增强体能、以毒攻毒,总之,我把感情都投入其中了,总觉得赋予这付药一个灵魂,它会去执行我的指令……
他在我父亲那告了我一状,说我愚弄他。父亲也批评我不该愚弄他朋友,我哭着说,我要是不愚弄他应该怎么做?是呀,谁能认可一个少年配的药?他死后我把这付药拿了回来。母亲把它当安宫丸、再造丸一般地使用,真是一副好药。
我没有怨我父亲这位朋友,只怨中医没有西医的眩目的科学手段,否则他不会不接受我的“梅花点舌丹”。
母亲也死于心脏病,可同样有心脏病的父亲却活了下来。当死于他前面的心脏病亲朋都还没有心脏病症状时,父亲的心脏病已严重到需要大家关照了。父亲今年八十二岁了,他告诉我,人的身体感觉并不是随着人的年龄增长而觉得一年不如一年,他现在的感觉就比十多年前还好。的确,父亲行走如风,看上去比他四十多岁时要强。
(九) 心脏的弹性
去年,父亲又与我谈起他的心脏病。我为他的心脏病没有接受现代医学的治疗而庆幸。我告诉他,他这病如果在当今是要安装心脏起博器的,我的两个同事就安了。四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时,可安了这东西,就成了出门得需要我替他们拎包、照顾他们的病人了。我问父亲:“如果在你四十来岁时给你安装上心脏起博器,你还能活到八十多岁吗?多亏了那时没有心脏起博器。”
其实,无论是父亲的那位朋友,还是我母亲都不是不可活,只要他们不那么刚强,不要求身体必需达到一种完全健康的程度,而保持一种半休眠状态就可以存活。可母亲不肯,她说,那么活又何必呢?所以,母亲死后,我在收拾她的遗物时,找到了那瓶救心丸。这曾使我怨恨舅舅。可是,肯顺应心脏马力的父亲,当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能的下降,心脏和身体的供需关系达到平衡时,病症消失,反倒健康长寿了。
女儿的爷爷也是心脏病,怎么也治不好,他为此忧心忡忡,血压上升。他也劝不了自己别上火,最后就得了脑出血,成了植物人。成了植物人的他不再着急上火,于是血压也不高了,心脏病也没了。早晨太阳出来他就睁开眼,赏着天,按时吃饭睡觉,生活规律,不再生气着急,十年过去了,心脏病一次也没犯过,血压也没高过。
当年我也注意到母亲医治的几例心脏病人。一个是十六岁的少女,她是先天性心脏病。却被强迫下乡了。她在乡下一再晕死。经省级医院鉴定,心脏缺损,返城了。分配在废品收购站当会计。我从来不敢应她之约陪她洗澡,她昏死在浴池是常事。大家都不知道有哪一天她昏过去就不再醒来了。她在母亲这吃药。有一天母亲摸她的脉说,本已见好了怎么突然又加重了呢?她对我母亲说有个小伙子要和她好,可是她父母坚决不允许她恋爱,她为此苦恼。母亲听了,就备了四样礼到姑娘家去了。姑娘父母惊慌失措,母亲的面子得给啊,就毫无异议地答应姑娘谈恋爱了。当时我虽小,但也有一定主见,觉得母亲这事做的不妥。才十六呀,那男孩也才十七岁,在那个时代可不是一般的早恋。我还记得,女孩领男孩来见我母亲,母亲告诉他俩:“你们千万要给阿姨长脸,不能出事……”两个孩子一个劲地点头。他们谈了十年恋爱,到了符合晚婚的年龄才结婚。婚后生了一个女孩子,母子平安。现在想起这事我都后怕,母亲怎么能信得着两个孩子的承诺?万一有个婚前孕,做流产,女孩不就没命了?由于女孩快乐,幸福,那么严重的心脏病也没有影响她的正常生活。
还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也是先天性心脏病,她的病更严重,年轻轻的,每年就得有几个月卧床。结婚肯定是不行了,家里要养她一辈子。她也在母亲这吃药。可在家躺着吃药的她偏偏就出了问题。大杂院里有个死了老婆的男人,领个八岁男孩过日子。谁也没想到他俩怎么样就产生了感情,要知道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事了。姑娘誓死要嫁给他,把个爹妈气个要死,大家也痛恨地暴打这男人一顿。但不让姑娘嫁,姑娘马上就要死了。家里人只好来找母亲相商。母亲主张为他们举行婚礼,让把那男人带来嘱咐几句话。母亲告诉他,绝不可以让姑娘怀孕,姑娘的心脏承受不了怀孕的负担……结婚后这个男人每个星期天就出去打猎,打狐狸。在我们当地是很忌讳打狐狸的,狐狸是“狐仙”,打了是要遭报应的。他打狐狸不是为了要狐狸皮,他要的是狐狸心。中医讲吃什么补什么,母亲也将中药灌到猪心里煮给心脏病人吃。他听说狐狸心效力更大,就每周弄回来一个狐狸心给妻子吃。吃了几十个狐狸心后,奇迹发生了,心脏病的症状基本消失了,她怀了孕,顺产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母亲惊奇地说,狐狸心的效力这么大啊?
便是西医在对心脏病人的医治过程中也屡屡出现奇迹。
一个有业务联系的朋友,他有很严重的心脏病。还不到四十岁,有一天就“死”了。抬到医院心已经不跳了,什么生命体症都没有了。医生给他做电击。嚓、嚓、嚓,连做三次,人还是死的。医生说,超过三次就是好心脏也给击出心脏病来了,是不允许的。可医生对这个“死人”说:“谁让咱俩是朋友呢?我得表示一下对朋友的特殊优待。”于是,嚓、嚓、嚓,又来了三下,这个“死人”就活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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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母亲是个中医
母亲是个中医。
从我记事起,母亲总是被一大群病人包围着。来看病的人通常是一声不吭地坐在母亲面前,把手一伸,母亲便诊脉。摸了左手脉,又摸右手脉,之后看看舌苔……
这像一场考试。估计全世界只有中医看病是病人掌握着看病的主动权,虽然是病人来求助医生,却是由病人先对医生进行能力测试。这个病人可以完全不懂医学,但却是权威考官,因为他手里掌握着试题的正确答案。
诊完脉,轮到母亲答题了。她一样样说清病人的病症、感觉、起因、病理……病人像主考官一样绷着脸听着,渐渐地露出笑容,最后伸出大拇指赞道:“好脉条,好脉条啊!就你给治了,下药吧!”
中医被西方一些人视为巫术不是没有道理的。西医看病,利用各种亮锃锃冷冰冰的“高科技”手段,除了向病人问清症状,还要给病人做透视、化验、检测等等。有时还要穿刺、内视,或者要从体内摘下一块组织做病理切片,甚至干脆来个剖腹探查,怎么也得先看清楚了“病”才决定怎么治,这才是科学的嘛。中医看病,如果站在西医的角度不禁要问中医:你看见“病”了吗?这个病指的是病变、病灶、病菌、病毒,也就是实质性的病。是拿得出,看得见,测得到的。
中医拿不出这个病来,那就可以说中医是在“猜”病。
母亲“猜”病猜得准。不仅通过诊脉“猜”到患者有什么病,还能预测什么时候会流行什么病。
每到春季,母亲便会根据她对气候的感知开方让我去抓药,然后配制为成药,赶在流行病来到之前早做准备,她说到时现做就来不及了。
有一年春季,母亲也是这般催我早做准备。但给我印像颇深的是,她告诉我,这一年的春天得病的将是孩子。症状是发烧,气喘,而且烧得两个脸蛋其中一个脸蛋通红,另一个脸蛋却是白的。我不信,发烧怎么会单是一个脸蛋红?我从来未注意到这一现像。母亲指着她开的方子中一味名为“葛根”的中药说,这味药就是这个方子的灵魂,将使疗效奇佳。
我把药买回,粉碎、碾压、过筛,制成散剂,坐等病人上门。
还没等病人上门,母亲又开方,让我再准备一副药。她说,流行病一旦暴发,一部分人会找中医用中药,另一部分人会到西医院住院治疗,而从西医院出院的孩子将会小脸青白、虚弱、厌食、夜惊……于是,其中的一部分还会再来找中医治,这副药就是给他们准备的。
我正在配制第二副药时,第一批孩子如约而至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一个个烧得呼嗤带喘的孩子全是一个脸蛋通红,另一个脸蛋是白的!
病人来得太多了,我成了药剂师,忙着分发药物,很快,第一批药就分发光了,我又加紧赶制第二批药。这时,那些从医院住院回来的孩子也上来了。一个个小脸青白,啼哭不止。我又开始分发第二批药。
第二批药发放完了,这个春天就过去了。
秋天,母亲也是备好药等病人来。当有病人问起自己的病因时,母亲说:“你家是过日子人,过冬的准备做得太早了,‘十一’就封了门窗,早早就生了火……。”病人惊道:“你怎么知道的啊?真是这样的,我家早早就封窗户……”
母亲不仅提前预见时令病,还根据人们的生活方式预知什么样人会得什么样病,也是提前备好药等病人上门。
母亲有个大木头箱子,里面放着几十个瓶子,里面装着配好的药,瓶底贴着标签,写着“温胃散”,“护心丹”等药名。那时我以为这些药名是全中国都一个叫法,可后来在中成药中我并没有见到这些药,才知道是母亲自己的组方。
有时母亲不在家,来了熟人喊胃疼,我要是认为这病是从寒凉上来的,也敢包上两包“温胃散”给人吃。但母亲有时会把两瓶中的药兑配到一起给病人吃,还可以搭配着早晚服用不同的药,这我就不行了。
如今的中医也很少像我母亲这样成批给人治病了。时令病、流行病、瘟疫,是母亲做医生时需要先行感知的。母亲治病很像一个作战指挥员,分清层次,主战场、分战场……。她不仅仅针对一个个来到她面前的病人,更是针对人群,看人群疾病的整体走势。可是,即便是这样,从科学角度来看,母亲这样断病又有何科学依据或道理?这不就是“猜”病吗?
今天的医生都是来一个病人看一个,面对一个个具体患者看病,通过一系列检测看到“病”才治病,认为这样才是科学的。
(二) 拎着三根手指走天下
母亲给人看病时,不但能说出病人的病症,还能说出此人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性格特点。而且,母亲还要指出,此人如果不肯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或者调整情绪而企图用药物来维持现有的生活方式的话,便拒绝为其治疗。
像如今有人用吃药来维持暴饮暴食、过量饮酒,日夜颠倒,寻欢作乐的生活方式,都是母亲所反对的,她认为这对身体危害极大。
虽然来找母亲看病的人很多,好多人对母亲甚至推崇到迷信的程度,但我小时对此不以为然。
我尊崇的是西医。这来自父亲的影响,父亲信奉科学,追赶科学潮流,总是能最先得知新的科研成果,并为此兴奋激动不已。我为父亲描绘的科学蓝图所吸引,相信科学能无限地解决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如果说这里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仅仅是时间问题。
西医就是科学在医学界的首席代表。
父亲对我说,在青霉素发明前,每到春季,病死的孩子扔在郊外,比草捆子都多。看看如今的人口增长率,就是西医保障的结果。过去,人们对男人最担心的是“车前马后,”对女人最担心的是“产前产后”,如今西医的手术将这个问题解决得令中医望尘莫及。我认同父亲的说法。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逛医院,像逛商店一样。医院真可称是当今时代的科技博览会。其检测手段之高超,真让人吃惊。我在省医院看到什么肌电、射线的大型仪器,已觉得够登峰造极了,可到北京的医院一看,人家医生一挥手就是:“去做个基因检测去”。其检验报告单上没有一个汉字,密密蚂蚂的全是英文字母、数字符号、配以彩色基因图谱。我看不懂,可还是久久地看,这些尖端科技真是太有震摄力了,我怎可能不被它震摄得也同别人一样视中医为“巫”呢?
西医院高大、亮丽,先不说能不能治好病,光挨个设备过一遍,便死而无憾了,因为这里是“治”病,而且各种报告单在你手里攥着,让你死也死得心里明白,你甚至可以通过片子、屏幕等亲眼看到置你于死地的肿瘤、病毒形像。中医能吗?
中医没什么设备,一些老中医甚至就在三尺蓬屋里给人看病,设备就是三根手指头。母亲就讲“拎着三根手指走天下。”母亲就在家里给人诊病,后来她病了,是躺在病床上给人摸脉。
西医的治疗手段更是了得。我曾在一套现代化手术室的候等间等候一位专家。护士一会告诉我:“正在打洞。”一会说:“造遂道。”一会又说:“搭桥。”我觉得这个医学专家是个工程兵,正在修建新的铁路干线。
相比之下,说中医怎么原始都不过分。中医的诊疗手段不过是针灸针、刮莎板、火罐之类。更多的医生连这些也不用,仅用廉价的草药。一位中医曾告诉我,每一地所生长的草药就足以治疗当地的绝大多数疾病了。如果给我治病,仅拔两棵大门前长的草给我煮水喝,我怎么能认为我得的是大病,又怎能找到被“治”的感觉呢?
我的一个朋友给我讲她在澳大利亚生孩子的经历,听得我目瞪口呆。感到现代医学把生孩子这事抬举得绝不再是一个自然、简单过程,而是一种有如“神六”发射的高科技程序。我想,我要是经过这样一个生孩子过程,被激发出来的一定不是母性,而是对高科技的崇拜之情。
她先叙述产前检查。我说:“完了,非给你剖腹不可。”我知道这种情况也完全可以自然分娩,不是非剖腹不可。她说:“是啊,人家说了,这是必需的。”人家西方医生还很以人为本哪,刀口划在下腹部,还是弧线形,考虑到让你还能穿比基尼。她说,手术室为抑制病菌,温度很低,做完手术又用凉水给她进行了全身清洗。我说:“完了,你非发烧不可。”她说:“人家说了,这也是必经阶段。”我听了替她叫苦不迭,谁说生孩子就非得发烧呀?医院赶在她发烧之前先给她挂上吊瓶,这样她就不至于烧死。一听用药方法和饮食,我说:“天啊,你非没奶不可。”她说,医生说了,这也是正常的。好在西方服务设施完善,什么都想得很周到,哺育孩子不成问题。
我告诉她,她的确“享受”了一番西方的一流科技服务,但除了挨一顿大可不必的“收拾”外,没得到任何好处。
我推崇科学,但还没有推崇到为了享受高科技而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医生去整治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