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成网民:给医生送红包踏实

“医生收不收红包”早已不是什么新话题。然而,北京市最近出台的新规定:从今年7月1日起,凡向患者索取红包的医生,都将在考核中定为不合格,此规定又让红包的讨论进入白热化程度。而《生命时报》近日联合搜狐网健康频道、39健康网、12580生活播报推出的“你会不会给医生送红包”调查也显示,在参与的近万名网友中,九成人觉得在家人患重病需要手术或住院时,应该给医生送红包,很多人即使再不情愿,也觉得“不送红包,心里不踏实”。

红包行情水涨船高

本报2009年关于“你怎么看医生送红包”的调查显示,34.19%的人会送给医生500—1000元的红包,超过1000元的仅占26.45%。而此次调查中,54.1%的人表示,他们会送1000—5000元的红包,甚至有6%的人选择了5000元以上的巨额“红包”。不光是数额增加,红包的花样也越来越多,不少患者说,“医生不愿意直接收钱时,你就得想办法换成实物”,包括从提供房屋装修到送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旅游费用等应有尽有。

“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你会给医生送红包?”调查显示,“手术”位居首位,占到53.87%;其次是“病情危重或属于疑难杂症”,占19.55%;“遇到特别有名的专家”和“住院”分别占10.42%和10.24%;5.93%的人则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能送就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记者,患者送红包主要发生在一些重病重症、医疗技术较高的科室,比如肿瘤、骨科、外科等,特别在手术开刀、用麻醉药等环节。这些年,产科也是红包重点‘光顾’的地方,有调查显示,中国有24%的产妇给医生送过红包。

此外,某医院声望最好、技术力量最雄厚的科室,病人一般送的红包也比较多。“红包”送出手,除了让患者心安,也确实能得到不少实际的好处。调查显示,仅有7.65%的人认为送红包“用处不大”,3.06%的人认为“绝对没用”,认为送红包“有用”、“有一定作用”、“非常有用”的人分别占到28.38%、30.17%、30.74%。而对于送红包的作用,认为“使医生态度变好”的人占32.19%,29.65%的人认为手术会更认真;8.59%的人认为不会滥做检查;7.05%的人认为不会开高价药。

主动送红包源于心理期待

“其实,现在主动索要红包、道德品质极其恶劣的医生已经很少了。”首都医科大学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告诉记者,反而是患者主动送红包的占了大多数。事实上,记者在走访北京几家医院时也发现,讨论“该给医生送多少红包”的确成了病友们最热衷的话题,候诊室外、病房里,很多人都会彼此传授心得和经验:哪些医生是肯定不会收的,送红包时有什么技巧,哪些医生是最重要的,哪些医生是不能忽略的,不同病分别都是什么行情……不仅如此,就算是医生自己,求人看病时,也会送。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副院长告诉记者,去年他岳母生病时,也一样包了个3000元的红包送给医生。

中国社科院心理研究所副教授李新影分析,这些患者在心理上对“送红包”有种期待。有些人是为了使医生尽心尽力治疗病人,借此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有的是为了祈求保险,尤其是减少手术风险;还有的属于随大流的从众心理。

家住济南的赵先生告诉记者,他一个亲戚四年前做食管癌手术,提前给主刀医生、麻醉医生、缝合医生送了2000块钱的红包,以为这下万无一失了,没想到事后发现,还是漏送了治疗医生和护士长。病人手术后,治疗医生马上给开了5000多块钱的药,光五六百块钱的胎盘血白蛋白就开了五支。事实上,在后来的治疗中,只给病人打了两三支,其他的药就不知道哪去了。

其实所谓的“主动”,也是在现实逼迫下的一种无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认为,红包现象之所以成为一个“怪圈”,一方面和医疗资源配置的极端不平衡有关。如果不是优良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病人“感冒发烧都要上协和”,那么一大批红包就可以省了。另一方面,“中国百姓对医疗制度的安全已经处于一种不信任的状态,他们觉得,还是用钱筑成的关系最可靠。”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医务处处长何铁强说。大多时候,人们进医院都处于茫然状态,不知道排多少天的队才能住上院,不知道最快要多久才能做上检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觉得只有托人送红包,心里才有着落。

红包绝对不能合法化

其实,红包现象不只中国存在。日本最畅销的杂志《周刊现代》曾揭露,日本外科医生收红包现象也非常普遍,患者不满“一刀切”的健康保险体制,以“红包”的形式挑选自己喜欢的医师,同样反映了日本医疗制度的不合理。相反,实行优质优价医疗服务的美国,红包现象得以杜绝。近来不断有人提出将红包合法化,早已被取缔的手术“点名费”也在私下里依然存在。

于海指出,“无论是点名费还是红包合法化,实际上都是把私下的红包变成公开的红包,看上去是尊重了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但并没有改变少数人占有优势医疗资源的现状,只能让这一情况愈演愈烈。”当医生和病人间只剩下物质和金钱的关系,金钱包裹下的诚信只可能是一种虚假的诚信。长此以往,医生没有了道德底线,患者失去了信念依托,最终只能带来医患关系彻底崩溃。

但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袁钟说,“如果‘理一个好点的头都要几百上千元,教授看一个病却只需要十几元’的现状不改变,医生的大多数劳动得不到应有回报的情况不改变,那么,彻底告别红包只能是一种奢谈。我们应该让有才华的医生通过合法手段富起来。”在目前的状况下,要解决“红包问题”,当务之急是让医生看到到底怎么才能让他们的价值得以更好的体现,比如在一个更为完善的医疗环境下,通过多点行医让自己的价值最大化,并且赢得更多同行的尊敬……这是红包现象背后更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