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懋教授成才之路 教学临床科研三者共融出真知 读书看病著述一脉相承创新论

李士懋(1936～),男。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河北省大名医。先生治学严谨,大医精诚。集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和思辨特点,出版专著八部;发表论文七十六篇;省级科技进步奖七项;研制中药新药五项,均获临床批件。擅治心脑血管疾病等疑难杂症,遍及临床各科。

一、名医风采

李士懋(1936～),男,现年74岁,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国家“两部一局”第二、三、四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河北省大名医。他1956年考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成为新中国首届高等中医院校的学生。六年岐黄之学,亲聆秦伯末、赵绍琴等中医老前辈的教诲,铸就了扎实的中医理论根基。1962年毕业后,奔赴创业初期的大庆油田总医院。1979年调入河北中医学院从事教学、临床、科研工作。从医50余载身体力行,心悟笔耕,厚积薄发,大医精诚,学研具丰,集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和思辨特点,撰写出版了《脉学心悟》、《濒湖脉学解索》、《温病求索》、《相濡医集》、《冠心病中医辨证求真》、《中医临证一得集》、《汗法发微》以及《我对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解与应用》等学术专著八部,另有合著十二部,古籍校勘三部,教材三部出版;发表论文七十六篇。获省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二项,厅级科技进步奖五项;研制中药新药五项,均获临床批件。遵循和恪守中医学的经典理论,实践和发挥中医学的辨证论治规律,形成了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胸有全局、首重于脉、虚实为纲、恒动观念、崇尚经方的思辨特点。先生医术精湛,擅治心脑血管等疑难杂症,遍及临床各科。

先生是精典的中医大家,其成长、成才、成名轨迹和心路历程、精神世界乃至人生感悟等,都是中医学宝贵的财富,大可裨益、启迪后学,有必要对李士懋教授的中医情结、心路历程、治学态度、思辨特点等成才要素进行回顾性研究。

二、成才之路

(一)岐黄之学 亲得名师教诲

毛主席在1956年对西学中班有个批示:“中医学是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根据毛主席的批示,中央很快成立了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四所中医学院,这年李士懋教授于北京101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成为新中国首届高等中医院校的学生。

李士懋教授对中医的认识,是从一些临床实例开始的。母亲患高血压,余冠吾先生重用蜈蚣,仅四付药就治好了,且几十年一直稳定;不久母亲患下颌关节肿痛,嘴张不开,余先生触诊后说是瘀血,予桃核承气汤,两剂而愈;父亲患关节炎,余先生用桂枝芍药知母汤,重用附子加乌头,亦四剂而廖;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伯父高度浮肿,余先生予鸡鸣散,下黑水半盆而除;表妹患骨髓炎,虽已封口,但仍疼痛,余无言老师亲临,触诊后说:脓尚未尽,当以排脓,我给你用药,一周内破溃,脓尽再予生肌收口,用药一周,果然脓尽而愈;几位脊髓空洞症病人,予地黄饮子亦均获著效。每每看到这些实例,他都为中医神奇的疗效所惊叹,感到了中医学的博大精深,学习中医的热忱日益高涨。

在校六年很多名家大师亲自执教,李士懋教授至今记忆犹新。秦伯未老师讲便秘一章时,比喻为河里行舟,舟欲行,须风的推动,水的润行。风即气与阳,水包括津液、精血,而影响阳气敷布、阴血濡润的因素有许多,对各种因素再逐一剖析,形象生动又易明了;秦老师著的《谦斋医学讲稿》就是临床课的基础教材;任应秋老师亲自讲授六十多篇内经原文。名师们结合自己的体会和临床实践,深入浅出,把一些抽象深奥的道理,讲得很容易接受。在校期间,老师们亲自带队三下门头沟煤矿临床实习、参加中央卫生工作队,到甘肃通渭医疗救灾,跟随名师临床又多有侍诊和请教,深得这些名家前辈的亲传。李士懋教授诊治一寒疝病人,小建中汤无效,孙华士老师亲自点拨并予麻黄附子细辛汤,一剂而廖;针灸实习时,杨甲三老师亲手纠正取穴进针;面对几十个腹水病人,老师结合实例讲“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在北京同仁医院实习时,名医陆石如老师亲自带教,倾心相授,受益非浅。

六年岐黄之学,亲聆秦伯未、朱颜、余无言、耿鉴庭、任应秋、刘渡舟、董建华、陈慎吾、赵绍琴等中医老前辈的教诲,铸就了李士懋老师扎实的中医理论根基,从此对中医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为今后的成才之路铺垫了坚固的基石,也影响着李士懋教授的一生。

(二)临证实践 成就名医铺垫

李士懋教授积极倡导中医是实践医学,中医的生命价值在于临床实践。毛泽东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读经典,拜名师,临床实践是最好的验证方法。中医学博大精深理论精华,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切身感悟其深意、其真谛、其价值。

1962年李士懋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创业初期的大庆油田总医院。一扎就是十七年,把青春献给了患者、献给了祖国的石油事业。

石油大会战初期,自然环境恶劣、工作条件极其艰苦。李士懋教授和同学三人,走出学校投入了临床工作的第一线,大家都成了“骨干力量”。李士懋教授任儿科专职中医大夫,每天接诊大量的病人。儿科共有三个病区,200多张病床,病人多时常加至三四百张。主要病种为麻疹、肺炎、流脑、菌痢、中毒性消化不良等,急危重症患者占了2/3,每年死亡约500多名,有时一天死亡十多个病人,尤其冬春麻疹流行时,白天黑夜在病房,配合西医抢救,半月亦难得回家一次,日夜坚守在临床第一线,诊治和抢救患儿。刚刚大学毕业,每天就面对着那么多危重病人,李士懋教授总是期盼能有人能带带自己,但又不可得。只有努力学习温病著作,遍及历代温病名著,每天在实践、学习,再实践、再学习过程中,治好了许多急难危重的患儿,突显了中医治疗急危重症的优势。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以后的临床、教学、科研尤其是开展中医急症的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麻疹治疗的体会》即是当时抢救患儿麻疹合并肺炎、肠炎、心衰等经验的总结,被收入《北京中医学院三十年论文选》。70年代工作需要调李士懋教授和夫人到大庆南区医院成立了中医科,病人多的看不过来,只能每天限号,病人多是头天夜里排队,第二天抢个号,夫妇二人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所涉及的病种内外妇儿俱全,疑难病症甚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第一手临床实践资料,为今后的临床水平的提高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对中医学更是如此。中医学是植根于临床、验之于临床,实践性极强的的学科,其一切学术观点的是非争议、一切理论假说或创新,都只能依赖于临床实践的检验和印证。实践出真知,尤其对那些尚未能被现代科学实验证明的规律与经验,临床实践既是检验其真理性的惟一标准,也是其机理和结论认定的终极目标。李士懋教授就是经历了艰苦临证摸爬滚打的长期磨炼,印证了“中医乃临证第一之学”的至理名言。大量实践机会,锻炼了李士懋教授的临床能力,更是日后名医之路的坚实的铺垫。

大庆十七年的临床实践,对李士懋教授成就今天的名医大师是至关重要的十七年,之后改从教学,但临床从未间断,除定期出诊外,登门求医者更是诊无虚日。临床实践不仅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更是从理论到实践,相互印证,不断深化,并使理论得以升华,发皇古意创新立说的重要历程。从那时起,李士懋教授对温病的本质、卫气营血的各个阶段以及温病治疗的核心等都有了自己新的认识,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学术见解并著书《温病求索》。

(三)钻研经典 发皇古意创新说

1.熟读经典 博览各家

李士懋教授常说:“经典是实践的结晶,是临床的智慧。经典是中医基础的灵魂,是中医精华之所在,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宝典。学习经典是学习中医、研究中医、发掘中医的基础”。

李士懋教授主张对经典要熟读多背,由浅入深,反复拆解,纵横挖掘,用心感悟,变化以为己用,以经典释证、悟证、解证。教导学生初学要先从入门书读起,如《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药性赋》、《汤头歌诀》等;之后再反复研学“四大经典”,即《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提高阶段再读百家对经典的发挥和百家经典著作,如《临证指南医案》、《湿热病篇》、《脾胃论》、《医宗金鉴》、《景岳全书》等以及与临床各科相关的专著。

熟读经典是李士懋教授成才、成名、成家的基础。

李士懋教授研读经典著作从串读、类方、脉、症等不同角度反复读,所写的笔记摞起来有一米多高。虽一生不断读经典,但每次读都有不少启悟,常读常新,并产生许多联想,益感经典之博大精深,临床再用,多了几分自如和创见。读书时,突出一个问字,常言:“问,是前进的起点”,提出问题,记下存疑,佛经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再读书时常又激发了灵感,有所启迪,就可产生许多联想,大有振聋发聩之感;读书时回顾以前临床中所遇到成功或失败案例,仿佛有豁然开朗之感,收获颇丰。因为能从理论高度来认识每个病,理解得更深刻,用李士懋教授自己的话来说:“相互之间产生一些联想,确有柳暗花明之感,欣悦之情油然而生”。

李士懋教授从后世不断涌现的各家学说中,不断汲取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新意,博览群书,博采众长,所谓读万卷书,才能比较完整地掌握中医学博大精深的学术内涵与宝贵知识。在读到尤在泾谓“积阴之下必有伏阳”,李士懋教授进而联想到仲景的寒热并用诸方,忽有顿悟,仿佛别有洞天之感,临床用起来也有拓宽。再如读了赵绍琴老师《论火郁发之》一文,明白了火郁证非一病之专名,乃一系列病证的共有病机。发之,亦非仅限汗法,乃祛其壅塞,透热外达诸法,皆谓之发,进而提出温病本质是郁热这一论断,并验之临床,从实践到理论,犹有更上一层楼之感,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郁热论》。他在读李东垣的《脾胃论》时,悟出土不仅能制下焦水饮之上犯,也可制下焦阴火之上冲,从而弄懂了甘温除大热的机理;读张景岳的《景岳全书》理阴煎时,明白了养阴除热的道理,因而治愈了一些长期高热的病人。读《衷中参西录》时,学会了“肝主脱,凡脱皆脱在肝”的理论,以山茱萸浓煎頻服治疗心源性休克。受余冠吾先生治其母用大量蜈蚣的启发,形成了以“解痉法”治疗高血压、冠心病、中风、痉症的理论和方法等。李士懋教授毕生的不断学习,博采众家之长,不断的积累,日臻成熟,倍感中医的博大、奥妙、精深。

读经典、阅名著成为李士懋教授每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乐事,似有置身历史的时光隧道和现实的空间,仿佛与古人交谈,像是与同道切磋。

2.古为师友 古为徒敌

提倡治学应“以古为师、以古为友、以古为徒、以古为敌”,这四点是何绍奇先生提出的,李士懋教授深感有至理,一生学习作为座右铭。

(1)以古为师 就是初学者或泛指学习的第一个阶段学习经典,要以经典为师,以古代名家为师,虚心地学习前人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领会咀嚼,细心品味,切不可一知半解,就要说三道四,半瓶子醋。吾师经常告诫学门弟子,以古为师就要潜心读书,厚积薄发。

(2)以古为友 就是泛指学习的第二个阶段当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验累积到一定程度,就要学会发现问题,有了自己的经验体会或感悟,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就应该以古为友,与古人“交流探讨”,和老师商榷沟通,甚至争论,达到自己认识上的提高。

(3)以古为徒 就是泛指学习的第三个阶段,当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到到一定水平,就要以古为徒,勇敢的超越古人和前人的观点,实践和验证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不断的创新和积累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辨证论治特点。

(4)以古为敌李士懋教授倡导“以古为敌”泛指学习的第四个阶段,就是在传承了中医学经典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精髓后,通过反复临床实践检验,确立了自己正确的学术见解和临床实践经验,并发现了古人或前人包括老师的不足甚至错误的观点,就要大胆的提出自己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以纠正和弥补过去或前人的不足。

李士懋教授倡导的这种治学态度或四个阶段,也正是继承、创新、发展的规律,也是中医学理论与实践不断得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李士懋教授还特别强调,“以古为师”和“以古为友”不是目的,而是基础、前提和手段,在中医理论的学习和临证中,只有不断积累学识和经验,不断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通过学习和查阅文献资料,与老师沟通、探讨和交流,最终解决问题,才能真正的不断提高,才能具有“以古为徒、以古为敌”的能力。当然“以古为徒、以古为敌”也不是目的,也不是另立一套理论,更不是废弃和取消中医理论,而是在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的继承、创新和发展。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古为徒、以古为敌”。

3.善于发问 敢于质疑

做学问,自然要问、要学。学是基础,是前提;问是起点,是方法;敢于发问,敢于反权威,敢于质疑,是发扬创新的开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前进,就是进步。李士懋教授做学问就非常重视发问。日常实践中有了问题就先记下来,若有初步的设想、构思就先写个提纲,通过进一步学习实践,产生联想启悟,再充实完善,成熟了就形成文章;一时弄不懂的问题,可能十年、八年后才解决,正式通过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发问,不断提问,不断解决问题,才不断前进、不断成长、不断提高。以下列举几个实例,以示李士懋教授做学问的方法。

(1)《伤寒论》第十三条服桂枝汤将息法中,五次提出汗的问题。服桂枝汤后病好没好,是继续服还是停后服,仲景没有以头疼、发热、恶风寒、鼻鸣干呕等为指征,独以汗为指征,何也?太阳中风本身就汗自出,服桂枝汤仍然孜孜以求者汗也。二汗有何不同?二者一为邪汗,一为正汗。正汗的标准即“遍身蜇蜇,微似有汗者益佳。”从而悟出正汗的标准为遍身汗出,持续不断,微似有汗,汗出而脉静身凉;邪汗的特点与此相对,为局部汗出,大汗或少汗,阵阵汗出,汗后脉不静身不凉。

联系到叶天士“在卫汗之可也”。很多温病学家都强调“温病忌汗”。而“汗之可也”,显然不是发汗法。那么应当做何理解呢?叶氏提出“养阴不在补血,而在生津于测汗”。叶氏明确提出“测汗法”。“在卫汗之可也,”显然并非汗法,正是测汗法,这与仲景桂枝汤的求汗法精神一致。

“测汗法”有何意义?经云:“阳加于阴谓之汗”,必阴液充盛,而且阳施阴布的道路通畅方能作汗。阳的产生,根于下焦,生于中焦,宣发于上焦;阴亦根于肾,生成于脾胃,敷布于肺,“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三焦为原气之别使,主通行之气;腠乃脏腑肌肉之纹理。阳施阳布,由肾通过三焦腠理,充塞各脏腑,直至肌肉毫毛,必如此,方能正汗出。此即阴阳调和,阳施阴布的结果,见此汗,可推知,阴阳已和,邪退正复,疾病不愈何待!测汗法不仅适于外感表征,凡外感内伤尽皆适用。张锡纯曰:“发汗原无定法”,凡能使阴阳调和者,皆可正汗出。由此,对“阳加于阴谓之汗”及“测汗法”有了深入理解,又逐渐扩展至常汗、邪汗、战汗、脱汗,对发汗法有了全面的理解,著成“汗论”专篇,载于李士懋教授的专著《中医临证一得集》中。

(2)《伤寒论》第一条“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后世皆言表证脉浮,浮脉主表。通过临床发现,表证初起,脉并不浮,何也?寒邪袭表,固寒主收引、凝濇,血脉亦收引凝濇,脉不可能浮,反多沉,正如《四言抉微》所言“表寒重者,阳气不能外达,脉必先见沉紧。”又云:“岂有寒闭腠理,营卫两郁,脉有不见沉者乎?”当寒化热,热淫于外,脉方浮。

温病初起,温属阳邪,主升浮、主动,初起之卫分证似应脉浮,然证之临床,脉竟多不浮,何也?“温邪上受,逆传心包。”肺气膹郁,不能宣发肃降,气血不能畅达以鼓荡血脉,故而脉沉,待郁热外达脉方浮。

由此可见,脉浮并非表证的特异指征。表征的特征应是初起恶风寒。

由于李士懋教授对脉学的长期学习、思悟,有了一定的见解,撰写了《脉学心悟》,《濒湖脉学解索》二书,并形成了以脉诊为中心的辨证论治方法,近又完成了《我对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解和应用》一书,全面阐述了以脉诊为中心的辨证论治方法。

(3)《伤寒论》第11条云:“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这是以近衣与否,鉴别寒热之真假。果如此吗?非也。假热者,弃衣揭被,欲卧泥地,欲入井中,并不“反欲得衣”;假寒者,可厚衣重龛犹觉寒,并不“反不欲近衣”。如1987年7月23日诊治一杨姓女,23岁产后患痢,本已酷暑,仍全身棉衣,头裹头巾,裤腿怕风以绳系之,曾服多种抗生素,输液打针以及健脾补肾,温阳固涩剂,屡治未愈。李士懋教授诊其脉沉滑数,舌红,苔黄腻,面垢,此湿热郁遏,热伏于内,阳郁不达而肢厥身冷。予以升降散合葛根芩连汤,一剂即脱棉衣,二剂征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可见,真热假寒,未必不欲近衣;真寒假热亦未必欲近衣,二者的鉴别要点在于脉。真热假寒者,脉沉而躁数,若热郁重者,可见脉沉、细、迟、涩、短、小,然必有一种不肯宁静之感。真寒假热者,脉可浮大洪数,然必按之虚。由此,进一步明白真假寒热之辩,减少了误判误治。

(4)关于“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与伏气理论问题。

叶氏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温病都先犯肺吗?未必,温疫邪伏募原,位居半表半里;湿热直趋中道,以脾胃为中心;暑邪首犯阳明;更有温邪直入三阴者,首见营血证者,都并非“首先犯肺”。假如囿于叶氏“首先犯肺”之说,那么不首先犯肺者又作何解,尤其对温病初犯即见里热阴伤证者,又作何解?如是有些医家曲解《内经》理论,创立了伏气温病学说。

伏气温病主要指两种温病:一是伏暑,时已至秋冬,暑气已消,但却出现了暑温的病变,于是用伏气温病理论解释曰:夏日受暑,伏而未发,至秋至冬,伏郁之暑邪受寒凉之气所逼而动,于是发为暑湿之病。此称谓伏暑秋发或伏暑冬发。二是指春温,感受温热之邪后,首先出现的不是肺卫症状,而是呈现一派里热阴伤的营血证。如何解释呢?于是搬出了伏气理论,认为这也是冬伤于寒,伏而不发,至春,阳气升动引发伏邪,于是初期即见里热阴伤之证。伏气理论虽然解释了伏暑与春温两个问题,但却露出一些破绽。有的医家就质疑,人扎了个刺还疼呢,为什么邪伏半年竟然不觉呢?杨粟山就质问:“何其懵懂,中而不觉,藏而不知。”

伏气温病的特点是,感受邪气之后,不知不觉,藏而不发,过时乃发,其理论依据主要是《内经》六句经文。可是通读这些经文之后发现《内经》相关经文解释感而即发,并无藏而不发,不知不觉的意思。可见这是伏气温病学家对《内经》原文的曲解或断章取义。

有没有伏邪呢?有。如寒痹心脉引起的心痛,胸痹,此言可伏藏多年。伏邪与伏气理论的不同点在于,伏邪是感而即发,如寒痹心脉三年五年,则三年五年都有心痛憋气的表现,不会不知不觉。伏气温病是感而不发,不知不觉。

其实伏暑,春温,大可不必以伏气理论来解释,《内经》中早有解释,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者,阳必凑之。阳虚者,阴必凑之。”伤寒虽然有六经传变,但亦有寒邪不经太阳表证阶段,而直入三阴者,正气足,寒袭太阳,正气虚者,寒可直入,哪儿虚,就直入哪儿。故有寒邪直入太阴、少阴、厥阴之证,伤寒直入三阴,温病就不可直入三阴吗?同样可以,哪儿阴虚,温邪就直入哪里,非必首先犯肺,所以温病初起即见里热阴伤证并不奇怪,不必用伏气理论强解。据此,伏气理论可废。

至于伏暑问题乃过时而发。《内经》从来都讲,六气有太过不及,春应暖而反寒,冬应寒而反暖,非时之气侵袭于人,即可见非时之邪,冬见暑湿有何奇怪。且外邪发病,主要取决于人体正气,若素有湿热蕴阻,至冬出现伏暑之状,亦不为奇,何必以伏气理论强解。据此,伏气理论可废。

伏气理论的产生,不能说与叶天士毫无干系,把“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说的太绝对了,于是对那些不首先犯肺的温病就无法解释,只好祭出伏气理论的强解。如今,叶氏的理论已威威赫赫地被奉为经典,“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又成为不容质疑的真理。对此,李士懋教授说:“我就不赞成,而且我也不赞成伏气温病的理论。”

由于对于叶氏温病理论多有质疑,因而李士懋教授经多年的钻研与临床体悟,提出并论证了:温病本质为郁热;温病只分温热与湿热两类;温病传变只有气血之分,而卫分证是不存在的;温病的治则只有“清、透、滋“三法等见解,并著成《温病求索》一书。

总之,李士懋教授作学问,强调发问,敢于质疑,敢于反权威。问是前进的起点,问是创新的开端。这种创新要有理论依据,要有实践依据,做到“发皇古义创新说”,才能对中医理论与临床的发扬而有所裨益。以上是李士懋教授善问,敢于质疑,创立新论的几个例子,更以示其治学方法。

4.重视医案 勤于写作

医案是宝贵的中医文献,已成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承和交流历代名医临证经验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当代以及后世研究与开发中医药留下了巨大的财富和发展的空间。李士懋教授认为中医大量丰富的实践经验,是蕴藏于浩繁的各家医案中的。许多医案夹议夹述,论病精辟透彻,理论与实践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是祖国医学不可或缺的的一份宝贵财富。

李士懋教授重视医案的研读,开卷有益。从许叔微《伤寒九十论》到《韩氏医通》,从我国第一部辑历代名医医案的专辑《名医类案》到张山雷《古今医案评议》、秦伯未《清代名医医案精华》、余瀛鳌《现代名中医类案选》、董建华《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华》等到近代名家的医案,李士懋教授不仅自己研读,也常责令高徒和学生学习,进行归类,找出规律,写出体会。通过医案的学习和研究,探索和归纳病证演变规律,客观、真实的总结前人成功经验和误诊误治的教训,能够全面、较系统地探究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的轨迹,以加深中医基础理论对临证指导作用的认识,加强中医药文化素养。

李士懋教授重视医案,还表现在他自己诊治的每一个病人必有医案记述,从初诊到复诊、三诊、四诊,从病史到医嘱,从调服到护理等都有相关的记录。几十年坚持下来,对成功的、有效的病案总结规律,触类旁通;无效的或误诊的病案总结教训,找出原因,举一反三,警示后学和再诊。李士懋教授半个多世纪以来积累了数万个医案,通过对大量的个案潜心研究,去粗取精,总结经验和教训,汲其精华,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

李士懋教授重视医案,还体现在他把自己诊治的许多医案就其成功的经验和不效的感悟,上升到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去。如《冠心病中医辨证求真》《相濡医集》以及新近出版的《中医临证一得集》等。

5.发皇古意 创立新说

中医的价值在于理论体系,中医的生命在于临床实践。中医的理论指导临床实践,临床实践丰富中医的理论。只有不断的研究和传承中医学的经典理论和学说,才能更好的弘扬中医,才能更好的发展中医,才能更好的创新和丰富了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李士懋老被称为“精典中医”就是他坚持和遵循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临床实践,创立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学术思辨特点。

(1)坚持以中医理论为指导

中医是实践医学。是在若干千年万年的劳动实践中形成的。远古人们为求得生存,在寻找食物与对抗自然环境侵害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有医疗作用的药物与针砭等,这些医疗经验历经几千、几万年的积累,日渐丰富。面对大量的原始的、机械的医疗经验,必须加以整理、归纳、升华,以便驾驭,于是借助当时的哲学、天文、地理等各学科的成就,相互渗透、交融,形成了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建立在朴素的辨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科学。它是在宏观层面,整体地把握人体的生理、病理及治疗规律,自有别于西医的以分析还原理论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具有稳定性、开放性和前瞻性。在以《内经》为标志的这一理论体系形成之后,不断地吸收周围民族、中亚、海外的医学知识丰富自己,而且经过历代医家的不断发展、创新,使这一理论体系更臻丰富、完善。时至今日,诸多先进理论思想,仍引领着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中医有独立的理论体系,有完整的诊疗方法,要提高临床疗效,就必须坚持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

“坚持以中医理论为指导”原本是中医学界每一个大夫和同仁都应有的素养,并非什么特色,更谈不上什么创见或学术思想。但在学术异化的今天,反倒成了李士懋教授本非特色的特色,更值得业内人士倍加认真反思。究其缘由,主要是西方科学的价值观对中医科学价值观的冲击,扭曲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和思辨方法;长期以来,中医发展模式的西化,科研方法、学术水平、临床疗效评价体系和质量标准的西化;加之现代诊断技术、治疗手段的突飞猛进和便捷应用;特别是医疗理念的偏差和市场经济的干扰等,使得中医阵地减少、学术萎缩,人才匮乏。中医院不再姓“中”,中医人不知道自己姓“中”,遵守中医理论,坚持辨证论治,谈何容易?

中医理论的核心——辨证论治的理论之源来自《内经》,其本则肇端于《伤寒》、《金匮》。所以,正本澄源,就是要努力继承《内经》的理论和仲景的辨证论治体系和思辨方法。而《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理论的基础,《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则奠定了辨证论治的策略和方法。“人不到六十不懂中医”。李士懋教授通过反复的阅读经典,揣摩经旨,悟透经意,读懂了中医的价值在于理论;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个案积累,总结规律,认识到中医的生命在于实践。通过自己半个多世纪对中医药学的深情实践和不断探索,李士懋教授认为:“传承中医,发展中医,坚持和遵循中医理论为指导是唯一的前提”。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的本质是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是纳入全部信息基础上的治疗个体化。天地万物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人的生理、病理也在不断的运动变化,疾病的证也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治疗措施也就应随之而变,唯此才能谨守病机。李士懋教授临证,始终严格按照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的体系,“谨守病机”,审因论治,方无定方,法无定法,没有固定的僵死的套路。而且,他认为中医学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历史也是多学科不断融会贯通的过程,所以李士懋教授临证从不排斥西医,并且努力学习和参考西医,通过西医病理生理药理从多角度对病情作出分析;将实验室检查、超声和影像等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作为中医四诊的“外延”,用作对病情的认识和判断,但不以西医的理论、化验、检查来指导应用中药,而是严格按中医理论体系辨证论治。因此被学界及其高徒、学子等尊称为“经典中医”。

(2)胸有全局,见微知著

李士懋教授临症具有大局观,主张临症看病要“胸有全局”。所谓胸有全局,就是要对每一病证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诊断要点、治则、治法、方药等,有个全面了解,见微知著,从局部看到整体,临证时方能把握全局,全面分析,不致犯片面性的错误,更不至于被临床假象所迷惑,从而保证和提高临床疗效。

胸有全局,实际上是中医学“整体观念”的临症体现。李士懋教授认为“整体观念”也是是中医学的特色之一。中医学是研究人体与天地万物、精神意识相互关联、不断运动变化的科学。人是自然产物,与天地自然相应;人本身是一活的形与神俱的有机整体,这是整体观的两个要点。由于历史原因,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中医还不可能对微观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只能极大地发挥医者的直观感觉,通过望、闻、问、切去获取疾病的信息资料。四诊所采集的临床资料,都是疾病个别的表面的现象,反映不了疾病的本质,只能通过外在的表现去推断疾病在里之变化。而且,每一个证又都有很多不同原因所引发,仅凭症,难断其病的性质。再者,中医的症有真假,包括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真假;有兼夹,包括寒热错杂、虚实相兼、表里同病、数邪杂合、宿疾新病,标本缓急;有转化,如阴阳、寒热、虚实、表里的转化;有体质的差异,有时空之别;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之分;还有病人的表述或简或繁、或真或假、或夸大或忽略等,这些全部现象,都必须在中医整体观念的指导下,观其外而知其内,进行分析、综合,推断其在里的生理、病理变化,才能求得其性质、病位、程度、病势而了然胸臆,作出证的判断。然后再据证恻机论治,以立法、处方,加减而收效。因此主张中医治疗疾病,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运用中医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例如便秘,有饮食之积滞、有气机之郁闭,有津液不足之“河道”干涩之机,有阳气虚弱、“动力”不足之变等等,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能仅应用偏方,守株待兔、盲人瞎马的一味攻下。再如头痛患者,中医认为气血应环周不休,若气血不通,则“不通则痛”。气血不通的原因,从性质来讲,大致可分为三类,即邪实、正虚与虚实相兼者。头痛,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病证出现,亦可作为其他疾病的一个主症或兼症出现。故尔,头痛一证纷绘繁杂,头绪多端,设仅见一斑,则难窥全豹,必然产生片面性的错误。所以,必须胸有全局,全面分析,逐一而迅速地排除,最终确定其癥结所在,即辨明其证,据证而施治。这样把握全局,病因病机了然胸臆,则治之必验。切不可只见一斑,不见全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3)辩证首分虚实,论治首重虚实

《内经》云:“百病之生,皆有虚实”。张景岳独具慧眼,曰:“千病万病不外虚实,治病之法无逾攻补”。虽然《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更有王洪绪《外科全生集》以阴阳为刚的辨证论治法则,有偏科之虞。但验之临床未免有笼统之嫌。李士懋教授从临床出发,总揽全局,推崇张景岳之说,认为中医治则“汗、吐、下、和、清、温、补、消”八法无非补泻。李士懋教授强调辨证论治以虚实为纲,临证首辨虚实,治法无非补泻,虚者补之,实则泻之,权其轻重或补泻兼施,则能从临证之纷纭复杂中,执简驭繁、纲举目张。

“大道至简”。中医理论深奥,却并不玄虚,很多理论只要悟懂了,其实是很简单的,就可执简驭繁,抓住要领,灵活运用。如疼痛,包括所有的疼痛,都是因气血不通所致,古代医家概括为“通则不痛,不通则痛”。气血不通的原因,无非虚实两大类,实者邪阻气血不通,其邪,包括六淫、七情及内生五邪;虚者,包括阴阳气血的虚衰,正虚无力相继而不通。治疗大法当实者泻之,虚者补之。再如如发热,首先要分清是实热或虚热,然后再分实者何者实,虚者何者虚,以及病位、程度、兼夹。凡病首分虚实,皆如此辨证。分清虚实,就把握准了大方向,不会实其实、虚其虚。大方向对了,还要进一步细化,分清实者何者实,虚者何者虚,其病位、程度、兼证等,要一一辨明,才能丝丝入扣。所以,李士懋教授常说“大道至简,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临症时,无论辩证还是论治,首分虚实,断不会面对复杂证侯,如入云山雾罩,不识庐山真面目。

(4)辨证论治,首重于脉

自古以来,四诊在辨证论治中依其诊断价值来排列,当依次为望、闻、问、切。李士懋教授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师法古人先贤,提出“脉诊在辨证论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临床面对复杂的症候以脉释症,以脉解舌、以脉定证,从而作出明确的诊断。

《内经》云:“微妙在脉,不可不察”;“气口成寸,以决死生。”很多疾病的性质、吉凶顺逆,皆以脉断,内容非常丰富。《难经》中论脉的篇幅,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确定了寸口诊法,并予全面论述,为后世所宗。仲景于《伤寒论》开篇之首即设“辨脉法与平脉法”论脉专篇,而且每卷都将脉诊置于突出位置。曰“辨××病脉证并治”,每个病都有大致相似的临床表现,但病机又各不相同,因而一病之中有若干证。证是如何确定的?仲景谓之“脉证并治”,是依脉的变化来确定证。“证”即疾病某一阶段的病机总和,治法依病机而立,方药依法而出,这就形成了完整的以脉为重心的辨证论治体系。

李士懋教授认为,“望闻问切”是四诊在诊断过程中运用的顺序,而不是重要性的先后排列。医者看病,辨证论治的实施,总是先望病人之神色形态,闻其气息音声,问其所苦所欲,再诊其脉,以明确诊断。若论四诊的重要性,当以切诊为先。因为切诊对一个疾病的完整诊断起着重要作用。中医的一个完整诊断,要有四个要素:一是病性,二是病位,三是程度,四是病势。这四个要素可概括为“四定”,即定性、定位、定量、定势。在明确诊断的这四个要素中,脉诊一般都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出现“脉、舌、症”不符合的时候,也当以脉为准。当然,临床许多病例由于首诊包括西医在内复杂的治疗过程,还要除外相关因素的影响。如李士懋教授曾会诊一例中枢性弥漫性神经炎患者闫某,呼吸衰竭,赖人工呼吸维持,心跳尚在。因用激素、兴奋剂、加压输氧、输液及血管活性药物,呈现脉洪大、面赤、舌红而干。据此,诊为阳明热盛,予人参白虎汤。10日后死亡。通过死亡病例的讨论,细细想来,患者呼吸已停,当属中医“脱证”范畴,应用参附益气回阳。面赤脉洪,当为西药的影响,予人参白虎恐为误治。临床中西结合共同治疗的病例很多,当如何排除干扰,凭脉辩证论治,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至于“舍脉从症之假脉”之说,更是不懂脉理的无稽之谈。关于凭脉辩证的脉学原理、脉诊关键、脉诊的脏腑分布和各脉的脉象与主病等都有创新性的见解,具体体现在他的专著《脉学心悟》中。

(5)恒动辩证,动态论治

李士懋教授认为“恒动观” 也是中医理论体系的特点之一。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是阴阳对立统一、运动变化的结果,“动而不已则变作矣”。人体的生理、病理,也是阴阳对立统一,运动变化的结果。恒动观指导着辨证论治之全过程,是李士懋老鲜明的临症思辨特点和方法之一。

名医秦伯未先生曾云:一个医生能守善变,是炉火纯青的境界。守得住,就是治病时一时未效,只要病机未变,就要守原法原方,不可见一时不效,就变法更方,转去转远。心无准的,导致茫然不知所措。善变,就是脉变、病机变了,就要据其所变,变法更方,不能囿于效不更方,而仍予前法前方治之,否则将功亏一篑。变与不变,皆依病机为转归,此即“谨守病机”之谓。疾病的性质、病位、程度、病势是不断变化的,这其中,有量变、也有质变。更何况我们临床施加的干预因素和手段,都会促使病机的转化。我们如何把握疾病的不断变化,《内经》提出的原则是:“谨守病机”。而病机的把握关键在脉,以脉定性、定位、定量、定势,这四定,归结起来就是证。所以要通过 “症”的变化,辩“证”的转化,才能明确病机,做到“谨守病机,随证治之”。病机转变,证治亦变。临床依证来确定治则治法,再依治则治法选定方药方法。

如风温初起,脉可沉而数,可用升降散、银翘散之类,邪热进一步亢盛,激迫气血外涌,则脉由浮数变为洪数,可用白虎汤治之。若邪热亢盛而耗津伤气,则脉由洪数变为芤数,可用人参白虎汤。若津气被壮火严重耗伤,则脉由芤而转为虚大乃至散,可用生脉散。若正气浮越而脱,由阳证转为阴证,脉转为沉微欲绝,可用参附汤、四逆汤回阳救逆。若邪热由卫分逆传心包,脉见沉数细而躁急,当用清宫汤、安宫牛黄丸之类。若温病后期,邪退正衰,肝肾阴伤,脉转细数无力,可用加减复脉汤。若阴竭阳越,脉当浮大而虚,可用三甲复脉主之。

再如,邪气阻遏,气机郁滞,气血不能畅达以鼓荡血脉,随郁滞程度不同,脉可逐渐转沉、弦、迟、涩、细、短、结、伏乃至脉厥。这些虽各不相同的脉象,但由于病机相同,可知上述诸脉是有机联系的,是一种病机动态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程度所出现的不同变化。这样,就可以将诸脉以一理而融会贯通,就可以守绳墨而废绳墨,辨证地、灵活地看待各种脉象,而不必机械地、刻板地死于句下

仲景提出辨证论治大法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也说明了疾病的不断运动变化。如何把握呢,当然要辨其证,证明确了,方能立法、处方。简而言之,就是建立“恒动观念”,其实质是“谨守病机,审因论治”。

(6 )崇尚经方,纵横裨阖

“经方”主要是指出自《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所载方剂而言。历经临床验证,功效卓著,被后世医学家誉为“医方之祖”。李东垣说“仲景药为万世法,经方之祖,治杂病若神”。李士懋老认为经方是张仲景思辨特点和规律的结晶,严谨而精炼,理奥而效奇,历经近二千年的临床实践检验,何止千、万亿次的应用,深得历代医家的称颂、推崇,至今仍光茫四射,被医界奉为圭臬魂宝,给人以无穷的启迪。

李士懋教授认为掌握经方唯一的途径就是熟读经典勤临床;运用经方唯一的尊则就是要遵守张仲景平脉辩证。经方依治法而施,治法据证侯而出,证侯由辩而生。

如桂枝汤的运用,他认为桂枝汤为群方之首,亦为治冠心病的群方之首。心主血脉,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心主血脉不畅,必然影响心之功能,而呈现胸痛、胸闷、憋气、心悸等症。桂枝汤,由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五药组成。桂枝甘草,辛甘化阳;芍药甘草、酸甘化阴;姜草枣益胃气,共成调和营卫、燮理阴阳之方。从阴阳角度来讲,所有病证,皆为阴阳不调,或为太过,或为不及。而桂枝汤调和阴阳,或侧重扶阳,或侧重益阴,或阴阳双补,因而演变出众多调理阴阳之方。桂枝汤不仅用于表证之正虚外感,而且施之里证之阴阳虚者,桂枝汤亦广泛应用。《金匮·虚劳篇》中共八方,其中四首皆为桂枝汤的衍生方,可见其应用之广。桂枝甘草振奋心阳,芍药甘草补益心阴,故冠心病中亦广泛应用。其加减变化可衍生众多经方,如麻黄汤是由桂枝甘草加麻黄杏仁组成,若冠心病是喘而胸满,属寒邪痹阻心脉者,即可用麻黄汤发汗散寒而治之;葛根汤由桂枝汤加葛根、麻黄组成,治“气上冲胸”。气上冲胸,则胸痛、胸闷等症即见。冠心病寒痹心脉兼项背经腧不利而见背寒、痛、沉、强儿儿者,葛根汤即可用之;其他脏腑阳虚阴寒盛,上干于心则胸痹而痛。人参汤治“胸裨,心中痞气,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抡心。”大建中汤治中寒,阴寒上逆而“心胸中大寒痛。”桂枝人参汤治脾阳虚而兼表之“心下痞鞕”,无表亦可用。桂枝新加汤,黄茋桂枝五物汤、桂枝加黄茋汤等,皆桂枝汤之衍生方,故皆可酌而用之于冠心病心绞痛。

再如阳虚阴盛之冠心病心绞痛,尚可见诸多兼证。阳虚血弱者,可予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阴阳两虚者,予芍药甘草附子汤。营卫两虚而阴虚重者,予桂枝加芍药汤,或小建中汤主之。营卫两虚而偏气虚者,予黄茋桂枝五物汤、桂枝加黄茋汤主之。气阴两虚者,炙甘草汤主之;若阴虚者,当用芍药甘草汤。芍药甘草汤治脚挛急。足之挛,必筋拘而挛急。筋之柔,必气以煦之,血以濡之。今阴血虚,筋失柔而拘,致脚挛急。脚挛急,仅举例而已,阴血虚者,表里上下、内外脏腑之筋脉皆可拘,而表现为痉、为拘挛转筋、瘛疭搐搦等。若心脉拘,则表现为胸痛、心悸,此方即可用。阴虚兼气虚者,炙甘草汤主之。后世之生脉饮、加减复脉汤、三甲复脉诸方,皆由炙甘草汤化裁而来,皆可用之于冠心病。

经方之于法证,方、证、法,三位一体,有机联动;经方组方简便,切合病机,轻灵如阳春白雪,润物如清泉甘露,依法遣方,常收四两拨千斤之效。李士懋教授崇尚经方,善用经方,其精髓是在掌握了经方实施的唯一原则——辨证论治的前提下灵活应用,充分体现了他悟透经典,辨证论治的思辨特点。

(四)淡薄豁达 秋实更胜春华

李士懋教授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已50年,研读经典,博览名著,勤于临证、创新立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1.凭脉辨证 李士懋教授认为脉诊对一个完整的中医诊断四个要素的判断起着决定的作用,可以根据脉象的相应变化判断疾病的转归和预后。认为脉无假,关键在于是否识脉,任何一种脉象的的出现,都有其必然的生理、病理基础,不仅不假,恰恰反映了疾病的本质。临证中首分虚实,沉取有力为实,无力为虚。脉虽纷纭多变,皆以气血变化来解释各脉形成原理,一言一敝之,乃气与血尔。其他如脉的脏腑分布、删繁就简、脉的要素分解以及各脉的脉象、鉴别及脉理等均依自己所悟,进行了详细而独到的阐发,形成了《脉学心悟》。李士懋教授凭脉辩证的规律,贯穿到他的临床实践的各个环节,体现在他的众多著作当中。

2.温病求索 李士懋教授认为温病的本质是郁热,乃热邪郁伏于里,不得透达。除温病后期真阴耗损者外,卫气营血各个阶段,只要有邪热存在,其本质概属郁热,就其性质而言,统属郁热阴伤。因各种温病的本质皆相同,认为没有繁琐分类的必要,只分温热于湿热两大类即可。其治疗大法亦相同。皆当以“清、透、滋”为主。所谓清,即热者寒之;所谓透,即祛其壅塞,展开气机,气机畅达,邪热外出的道路通畅,伏郁于里之热邪方能透达而解,所以,在清热的基础上,必须伍以透邪之品;所谓滋,即温病的治疗核心保存阴液。“清、透、滋”这治温病三字要诀,适用于温病各个阶段。

3.郁热论 李士懋教授立“郁热论”,认为火郁是非一病之专名,乃是涵盖了具有火郁病机的一系列病症,包括外感、内伤,内外妇儿各科,凡具火郁证特征者,皆称之谓火郁。因火与热同性,故火郁又常称为热郁。其病因病机乃阳气被郁,化而为火。其因或为外邪,内生之邪阻遏,气不畅达;或为七情所伤,气机郁结;或为正气虚馁,无力出入升降;或为饮食劳倦,戕伤脾胃,升降悖逆,阳郁不达。“火郁发之”首见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正是郁热证的治疗大法。

4.汗论 李士懋教授立 “汗论”学说,认为《素问·阴阳别论》“阳加于阴谓之汗”一句,是理解生理之汗、病理之汗、测汗法及汗证和汗法的理论渊源。认为汗的本质是“阳加于阴”,标化了正汗的临床特点:(1)遍体皆见;(2)持续不断;(3)微微汗出;(4)随汗出而热衰脉静。区别了邪汗的临床特点:(1)局部汗出;(2)阵阵汗出;(3)大汗;(4)汗出热不衰,脉不静。认为测汗法适用于温病各个传变阶段,提倡张锡纯所云“发汗原无定法,当视其阴阳所虚之处而调补之,或因其病机而利导之,皆能出汗,非必发汗之药始能汗也”的观点。

5.论乌梅丸 李士懋教授认为乌梅丸不仅是厥阴篇主方,也不仅是駆蛔治久利,常小视其用。经过潜心研究,验之临床,认为厥阴篇的本质是因肝阳馁弱而形成的寒热错杂证,随着其从寒从热的转化,治之亦应在温肝的基础上调其寒热、寒热并用、燮理阴阳。乌梅丸中以附子、干姜、川椒、桂枝、细辛5喂热药以温阳、益肝之用;人参益肝气;乌梅、当归补肝之体;黄连、黄柏泻其相火内郁之热,细补肝为主的基础上,寒热并调之方,共襄扶阳调寒热,使阴阳臻于和平,故应用广泛。关于乌梅丸的临床应用,标化了乌梅丸的应用指征,即(1)脉弦按之减。此即肝阳馁弱之脉,弦为阳中之阴脉;(2)症见由肝阳虚所引发的症状,只要有一二症即可。2条具备,輒可用乌梅丸加减治之。

李士懋教授擅长诊治中医心脑病证并总结了其辩证论治规律,出版了专著;善用经方并总结了许多经方的应用规律等。李士懋教授春华献给了祖国的石油事业,献给了治病救人的临床一线;秋实又像颗颗饱满的种子在莘莘学子的心中播种,未来并将迎来中医药事业的春华秋实。

(五)相濡以沫,德高为人风范?

李士懋教授和夫人田淑霄教授相识相知相爱五十年。中医药事业成就他们的秦晋之好。从此,他们和中医药事业也就结下了永远的情缘。曾经的清贫,依然守着中医那份情愫;曾经的艰辛,不改追求的执着;曾经的迷茫,才知道坚持就会有希望;曾经的磨砺,练就了他们坚强的意志品质。在那艰苦的岁月,他们坚守着医生的天职,实践者治病救人的诺言;在那动荡的年代,他们没有让岁月蹉跎,不能在阳光下读书,那就在油灯下写作,在凌晨苦读,以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仍坚持着读书、著述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

李士懋教授他们为人宽宏豁达,对领导尊重,对同事皆以礼相待,从不以教授自居。他们最大的长处就是能看到别人的优点与长处,宽忍原谅别人的缺点。他们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总是把荣誉让给别人。几项由他主持的获奖课题都署名最后。他们生活简朴,衣着朴素、工作上却是“不待扬鞭自奋蹄”。凡同他们接触的同志,无不对其加以称道。他们以自身特有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凝聚人、感染人。

作为老师,不仅授业解惑,而且在生活乃至毕业工作以后都给学生倾注了无尽的拳拳之爱。由于他们平易近人,肯为学生解决实际困难,而不端教授架子,所以许多学生都乐意接近他们,向他们诉说内心的欢乐与痛苦。每当这时,你能感觉到他们在分享你的欢乐;每当这时,你能感觉到他们在体验你的痛苦。有位同学在大学三年级时,母亲骤亡,接着妹妹又患急性白血病,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把他给打懵了。李老师一方面安慰他、关心他,鼓励他鼓起生活的勇气,一方面带头捐钱捐物。一位高徒的母亲患有长期的慢性支气管炎,痛苦不已,母亲的痛苦总是缠绕在这位高徒的心里。有一天炎夏的中午,他母亲从百里外的家乡赶来,下午还得回去。他为难了,因为老师中午一定休息,犹豫再三,还是惴惴不安地敲响了李士懋教授的家门。果然,李老死刚刚入睡,他心里不安起来。李老师似乎读懂了他的心思似的,说了声:“没关系,看病要紧”。诊毕,李老师对着他母亲说:“您可真有福分哪,儿子也学医啦!不过,要当个好大夫,不那么容易啊!非下苦功夫不可!”十几年过去了,“非下苦功夫不可”这句话一直激励着这位高徒奋发向上,使他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博士、博士后。

作为长者,他们勉励青年教师努力学习,奋发进取,并不遗余力地耐心指导与带教。从论文修改到撰写著作,从教学方法到科研设计与操作无不凝聚着他们的心血。为提高年轻教师的临床科研水平,带博士、硕士、高徒、青年教师临床随诊,将毕生临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年轻人。学生社团请他们讲座,他们总是克服种种困难,慷慨应允,满足学生们愿望,深受学生们的尊敬。李士懋教授在讲座中曾这样说道:“我热爱中医学,我愿把我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的中医事业”。

作为父母亲,他们要付出不知比别人多几倍的汗水和心血。他们的小儿子在年幼时由于脑血管畸形而且继发癫痫、智力障碍和功能障碍。从此,生活的重担便压在了他们的肩上,喂饭、喂水、端屎、端尿。有时屎尿拉在裤子里、被子里、床上,就得很耐心地清洗;遇上癫痫大发作、发烧,就得整夜整日地陪着孩子。他们在实践着一个父母亲的伟大。这不仅仅是一种责任,而是无私的爱的奉献。就是这样,他们熬过了三十多年的日日夜夜。他们虽然已年逾花甲,却仍然得照顾躺在床上的儿子。生活的酸辣苦咸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然而我们从没有见到他们对生活沮丧过、畏缩过,他们总是以饱满的热情迎接生活的挑战。他们热爱生活,他们也沮丧过,但他们沮丧自己的知识结构不太合理,沮丧自己的知识还很肤浅,并常为此叹息,忐忑不安,仍每日不断学习,孜孜以求。他们在1998年的新年对联中自谦地写到“ 毕生读书,到头来成了现代文盲;垂暮含羞,期余年还能有所进步”。

李士懋教授和夫人生活上相互关心、体贴,相依为命;工作上相互支持、帮助,共同进步;事业上相互尊重、切磋,共同提高。 “家和万事兴”。李士懋教授常告诫我们“家庭和睦,工作才能顺利;事业才能更上一层楼”。半个多世纪的以来,李士懋教授和夫人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相濡以沫,携手一生,这对金婚夫妇,伉俪情深,成为了教授夫妻、博导夫妻、高徒导师夫妻,传为中医药事业领域的佳话。

(六)薪火相传,桃李满布天下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李士懋教授从医近半个多世纪,德学双馨,大医精诚。他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德行,声名远播,吸引着众多学子,省内外、国内外慕名求教和拜师者,趋之若鹜,先后招收了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22人;指导学术继承人和高徒15人;教受优秀临床人才21人;日本留学生3人,韩国留学生5人,台湾留学生3人,加之本科生和遥传弟子不计其数,堪称桃李满天下。

李士懋老非常重视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与人才培养,他认为传承是中医药事业重要的基础工作。传承是为了更好地创新,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不能很好地传承,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此,专门制定了自己如何“传”、学子如何 “承”的方案和措施。师生共同实施“读经典——勤临证——录医案——听讲座——开论坛——搞科研——写论文”的传承模式。他们当中有的成为新一代名医,有的成为优秀中医领导干部,有的成为学科带头人和业务骨干,更多的是在临床工作的第一线传承着老师的学术思想、思辨特点和临床经验,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医药事业后继有人,这正是李士懋教授最为感到欣慰的。去年他在教师节写下了“莫道今秋教学忙,明年桃李竞芬芳”的诗句,是他为国家中医药传承事业的讴歌,是他为中医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心情写照。不久,由李士懋老主持编写的《薪火传承录》一书即将问世,书中记录了李士懋老及其传人的“传”与“承”的心路历程和实践体会。

(七)壮心不已,只因情缘未了

李士懋教授学研具丰,文著成山,可以说是功成名就。1979年调入河北中医学院从事教学、临床、科研工作。1987年晋升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1991年晋升为教授、主任医师。李士懋教授在1997年12月被北京中医药大学聘为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博士生导师。1998年4月成为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学科博士生导师。历任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基础学科主任、硕士导师、博士生导师,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和中医药管理局批准的第二、三、四批高徒导师。2009年河北省大名医。但是,他依然潜心阅读经典,专心临症看病,一心著述写作,心无旁骛。他说:“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学习中医,而且还没做完,希望把学习的体会写成文字,传给后人……”

“虽未隐居山林,尘念确已渐淡,宁静方致高远;本已退休赋闲,还忙看病著述,总因情缘未了;怡然陶然。”这是李士懋教授退休那年春节自己写的一副并不对仗的春联,这正是李士懋教授对中医事业那份情结的写照,并常以自慰。虽已年逾古稀,而壮心不已。现在仍然坚持每周五个半天的门诊和家中诊务;仍然坚持参加国家和省市组织的各种评审、鉴定;仍然活跃在各种形式的学术论坛进行点评和讲座;仍然坚持每日凌晨四点起床读书、著述。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痴迷着临床与读书的快乐,心悟所致,笔耕不断。已与夫人田淑霄教授合作撰写出版了《脉学心语》、《濒湖脉学解索》、《温病求索》、《相濡医集》、《冠心病中医辨证求真》、《中医临床—得集》、《汗法发微》以及《我对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解与应用》等学术专著8部,另有合著12部、古籍校勘3部、教材3部出版;发表论文76篇。获省级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厅级科技进步奖5项;研制中药新药5项,均或临床批件。

“莫道桑榆晚,夕阳无限好”。李士懋教授满怀那份对中医药事业未了的情缘,桑榆未晚,老当益壮。目前,正着手编写《中医医案学》、《我对辨证论治的认识》两部著作。他认为医案是临床的真实记录,辨证之活泼,论治之灵巧,绝非理论医书可比,读之宛如亲历,熠熠生辉,光彩照人,叹为观止。古代医案不仅文笔优美,且夹叙夹议,融理论与实践为一体,蕴藏着大量宝贵经验与精邃理论,给人以无限启迪,确为祖国医学宝库中之瑰宝。据统计,古代医案专书约500多部。近代亦有百余部问世,但多为一家之医案,或历代医案之罗列,鲜有对医案进行详细分析探讨、深入研究者。致使众多医案停留于素材阶段,未能加以升华、概括,形成理论。故迄今尚无一本规范的供临床教学应用的医案学问世。他认为辨证论治不仅仅是中医学的特色,而且是理法方药的基础,更是中医看病的本领。疾病各异,人体各殊。随着医学的发展,治疗的个体化问题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统计学专家林求诚教授已开展治疗个体化的统计方法学研究。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其核心是因人而异,充分体现了治疗个体化思想。而医案恰是治疗个体化的真实记载。因此对历代医案进入深入研究,探究中医辨证论治的实质和规律,将对医学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李士懋教授深深的热爱着中医药事业,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并将把毕生的精力和智慧献给祖国的中医药事业。通过对中医发展历史的回顾,对中医政策、发展模式、评价体系的现状的感叹,对中医教育、人才培养和中医事业继承的忧虑,对中西医学科比较和对中西医结合、中医学术的异化和危机的反思和担忧,对中医的出路和未来的展望等,都做了认真的研究和总结,既有令人发聩的理性呐喊,也有令学界瞩目和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更有令业内感到希望的发展策略和方法等等。

三、结束语

日月星空,斗转星移。李士懋教授从一个新中国首届高等中医院校的青年学生成长为现代中医大家,是他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人文情怀和实事求是、严谨创新的科学精神,使他走过了艰苦曲折的成长、成才、成名之路。他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使他在成才的道路上淡泊名利、心无旁骛,不懈地探索和追求。

回眸一生,李士懋教授常感遗憾,“若能重走人生之路,当会少一些弯路,或能比现在出息一些,只是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逝者不可追,只能朝前看,珍惜余年。所以我今年写的春联为:上联:古稀未觉老皓首读歧黄。下联:秋实胜春华晨星著文章。横批:桑榆未晚。算是自我鞭策之意吧。”这就是中医大家的风范,是名医大师不了的中医情怀。将激励着后人在中医药事业领域的成长、成才之路上不断奋斗、进取。

李士懋教授探索了半个世纪的岐黄中医之学,我们实践他的学术思想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