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理性撰要作者简介》

我自幼跟爷爷梁州学艺,十九岁春天,在自家村里开了一家中医诊所。一生同病痛患者打交道,看病疗伤,熬汤煎药,深知医之难,难在辨证识药。先人把中药形容成医生治疗疾病的重要武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药之得力,必须熟读《本草》,勤学苦研,究其药性理论,留心观察用药效应,随时总结经验,才能达到屡用达药,应手取效,药到病除的境界。且究其药性理论,又是重中之重。 “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所以中药的药理性能,既是中药性质理论的核心部分,亦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认识和使用中药的重要依据。上至“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中至李时珍之《本草纲目》,对中药的药性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深入的总结发挥。近有胡心藻之《平甫公遗嘱》的“博极医源,穷其药理,以造诣于精微之域”。姜春华在《朱良春用药经验》之作序:“谈药性,述归经,阴阳升降,五行制化来解释药性,说明其功能。”可见古今医家对中药的药理性能都是高度的重视。
要深究中药的药理性能,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理、性、能。先说性,性乃人或世上一切事物包括中药、器材,他们各自所具备的特质。其具备的特质所产生的能力和作用以及作用后的结果,这是能、功能、效能。有其性则有其能,故性、能并称。性能即器材、物品亦包括中药材的性质和功能。其理者,物质组成的条理、道理也。是一种自认科学,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中国的理学观念,则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先于事物存在的“理”决定的。这唯心哲学亦好,唯物哲学亦罢,而都是哲理,乃宇宙人生的原理,亦都是说理的工具,是人对于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思维等)的根本观点和体系的认识,当然亦包括中医药学科。亦就是说,中医药理论,亦是自认科学,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亦是认识和解释中医药学科的一切内在因素说理的工具,亦是指导一切事物而达到“目的”的关键。在深究中药的药理性能方面,这“理”是基础,亦是关键与指导;这“性”是主导,亦是先决和条件;这“能”就是最终的结果,亦是功能和应用。如果“理、性”不通,但知功能和应用,就好比盲人骑瞎马,只能摸索着向前走。其结果是“药不能力,病罕能起色”。即便能对号入座,偶尔奏效,亦不知效从何来,其道理所在。到时只能凭经验方或成方取效,来骗取患者信任,实乃庸医也。
当时爷爷教我学医,无非就是死记硬背,《脉诀》、《三字经》、《汤头歌》。可能是爷爷亦知道识药的重要,天天叫我背《药性赋》,就是那:“犀角解乎心热,羚羊清乎肺肝,泽泻利水通淋而补阴不足,海藻解瘿破气而治疝何难。”虽读的朗朗上口,所写的亦都是些功能和应用,问其为什么会有这些功能和作用,他却知道的很少。就连以后的《药性歌四百味》和《中药学讲义》,讲的亦多是功能和应用,所谓的药性部分,亦只是在总论和每味中药的性味归经中,以约定俗成的形势,寥寥几句而已。何况药理部分。当时认为药性理论就是中医理论,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认识和使用中药的,故亦没多究。
当随着学习的深入,水平的提高,在处方用药时,总认为在每味中药的理论认识上有点欠缺,常为临床应病选药或是精确用药而产生迷茫和困惑。中药的药性理论是以特定的地域、质地、气味、颜色、归经等等为背景,来概括药物的性能。描述的特点越多,其个性特点就越鲜明,对该药的认识就越清晰,临床用药就能按药性理论的指导,准确选用、取长避短、提高疗效。时至今日,运用现代科学对中药材进行化学成份的研究,虽不能体现中医药的理论特点,但对辨证论治、指导选证用药,亦能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我已过古稀,早就想在我有生之年,把我研习的中药理性心得和临床应用留给后人,为社会做点贡献。但到真正要写出来,却难上加难,没有专著参考,没有明师指点。要写的又是一些哲理性的东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有理有据,只有在古今书海中漫游,一点一滴的搜寻采集,把自己认为在药性理论方面有搜集意义的章句摘录下来,整理成书。历代医家在中药理性方面,各具匠心,各具心得,均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但多散在于各家著作之中,医著浩繁,搜集摘录到这些有意义的内容,着实获取不易。可谓是有书必看,页页必翻,生怕错过悔之不及。有时翻遍一本书,亦只能摘取只言片语或一些断章绝句,亦算庆幸。我家藏书不少,为了搜集查找,我还是新华书店的常客。就这样,白天还要应付门诊看病,多靠晚上整理编写。辗转八个年头,总算初稿完成。
本书搜集摘录了古今医家对中药的药理性能方面的论述精华,结合本人的心得体会,归纳总结,分门别类,编纂成书。其目的是以解众多医家临床及学习时对药理性能的渴欲之苦,漫游之累,做点贡献而已。本人学浅识薄,况中医药专著浩如烟海,虽苦与搜索,收罗详尽,终未能止于尽善。心诚自至,望读者支持见谅,亦望有成之士予以釜正。谢谢!







作者:梁传亭
2014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