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现代周易研究存在的问题三(4)

“关门研学”的第五个表现是自我为大、自我陶醉,这也是前述现象和表现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按照有关人士的说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产生了一个“《周易》热”。关于这次《周易》热形成的原因和背景,有几种不同版本的说法。刘大钧先生认为这次《周易》热“起始于首届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他在1996年接受香港中通社社长郭招金采访时说:“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五日,经国家教委批准,在济南山东大学召开了建国近四十年来的‘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大会的召开,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各大报刊杂志及港台与美、法、德、日、韩诸国报纸纷纷对此次大会作了详细报道。这次会议从参会学者的人数到提交论文的篇数,都是建国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易》学盛会……可以说,正是这次国际易经大会,拉开了中国大陆《周易》热的帷幕”(《本刊主编答香港中通社社长郭招金先生问》,《周易研究》1996年第2期)。张志春先生则有另一种说法:“自1984年5月在武汉召开第一次全国性的《周易》学术讨论会之后,打破了建国后几十年《周易》研究的沉寂局面。国际、国内各种各样的周易学术研讨会频频召开,国际性的、全国性的以及省、市、县级周易学术研究团体纷纷成立,‘周易热’不仅限于学术界、知识界,甚至波及政界、商界、军界,乃至寻常百姓家,而且‘温度’持高不下……”(张志春《访中国周易研究会会长唐明邦》,《名家》1998年创刊号)。唐明邦先生在自己主编的《周易评注》中也说:“1984年初夏,在武汉东湖之滨举行了易学史上的空前盛会——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对三十多年易学研究成果作了大检阅。人们高兴地看到,易学研究引进了现代科学的新方法,利用了近年考古发掘的新资料,开拓了《周易》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标志着易学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正象刘大钧在一些场合对1984年武汉易学研讨会一笔带过一样,唐明邦也对1987年济南易学研讨会一笔带过:“1987年在济南召开的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是这一研究风尚的进一步发展”(《周易评注》15页)。置身于武汉会议和济南会议之外的周山先生则有第三种说法:“本世纪,《周易》研究有几次高潮,而以最近20年的研究历时最长,声势最大,成果最多,人称‘周易热’。这次研究能形成热潮的文化背景有二:一是70年代以来国内田野考古工作的新发现;二是国外科学方法的危机”(周山《华夏有株长青树——〈周易〉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社会科学报》1996年6月13日)。
谭继和、祁和晖先生则有第四种说法,他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有三次易学热,而且是“七十年代海峡对岸的薛学潜发表了《易经数理科学新解》引发了七十年代未至八十年代海峡两岸中国人的第三次《易》学热”(谢谢祥荣著《周易见龙》谭继和、祁和晖序,巴蜀书社2000年10月第1版)。关于八十年代“《周易》热”产生的原因和背景,想念还有一些不同的版本和说法。依愚人所见,上一世纪八十年代的“《周易》热”实际是与社会变革有关,易学研究一方面与帛书《周易》及数字卦的出土、破译有关,一方面它不过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个支流,而《周易》算命热也不过如八十年代流行起来的牛仔裤、迪斯科、长头发、扫帚裤等等一样,是时代和环境宽松之后的一些自然现象或反弹,实在与会议没有什么关系。就是那两次会议以及别的什么国际、国内《周易》学术会,也是时代变革和思想解放运动中的浪花,是对热的一种附和,是“流”而不是“源”。拿会议说事,似乎是没事找事说,而不能公允、客观地对人对己,则非学者立场。
有关易学界的宣传文章中有四个里程碑、五个里程碑之说:第一个里程碑是指1987年12月在山东济南召开的中国首届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第二个里程碑是指1988年10月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的成立,第三个里程碑是指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周易研究》杂志的创刊,第四个里程碑是指大型电视系列片《中华周易》的摄制,第五个里程碑是指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改名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就是当代中国大陆易学研究的五个重要里程碑,当然它们都与刘大钧先生有关。不要以为这只是某个记者的无知和吹嘘,刘大钧先生自己就是这样看待的。他在“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美国国际易经学会主席、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先生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发言中又断言,博士点的设立、基地的建立,将是继1987年岁末济南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周易研究中心的成立、《周易研究》杂志的创办发行之后,大陆易学研究的第四、第五个重要里程碑,这就使得会议探讨的话题相对集中,严肃而又欢快的氛围充溢于会议的内外”(这话听起来怪怪的。如果成中英先生不说“里程碑”之类的话,那这次会议的话题不是就不能集中,不会有“严肃而又欢快的氛围充溢于会议的内外”了吗?那是什么原因呢?)。可是根据这四个、五个重要里程碑,我们实在看不出刘大钧先生的学术成就,看不出刘大钧先生是一位易学大师、学术大师,而最多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刘大钧先生是一位活动大师、组织大师。将一个活动大师、组织大师的工作和水平等同于中国易学研究的水平是可笑的。更何况无论中国周易学会也好,周易研究中心或基地也好,《周易研究》杂志也好,或者是《周易》学术研讨会之类,它们都只是和《周易》有关,而和“易学”还差着一段距离,因为《周易》只是《连山》、《归藏》、《周易》三易之一,而且《周易》年代最晚,《连山》、《归藏》既不属于《周易》,太极八卦、河图洛书、阴阳五行的产生更不属于《周易》。成中英先生是一位学有所得、学有所成、德高望重又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学者,他到中国来作客,入乡随俗,免不了送几句溢美之辞于东道主,以便使“严肃而又欢快的氛围充溢于会议的内外”。这种行为就象我们到别人家作客,见了别人抱着的孩子,不论眉清目秀还是鼻塌嘴歪,总是会说:“这娃儿好乖!”
正是因为易学界的自我封闭、自我陶醉、自我为大,陈久金、张敬国、田合禄、田峰以及连劭名等人的研究才未引起易学界应有的注意和重视,张政烺先生对数字卦的破译,赵庄愚、成中英等先生对数字卦和八卦起源的认识也未能使易学起源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而易学、八卦还在混沌、神秘中沉迷。

反思之五:主观臆断? 妄说盛行
由于太极八卦、《易经》的起源和本原研究未有根本上的突破,因此有关《易经》和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的臆断妄说十分盛行。

有些妄说是一望而可知的。比如,笔者曾多次看到这种介绍,有人在破译了《易经》和太极八卦之谜后,著成《宇宙物质成因学》,完成了拉普拉斯——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后来知道,这位了不起的中国人便是中国铁路系统的王锡玉先生。根据王锡玉先生对太极八卦图的破译以及他创立的“宇宙统一场数(素)生成与转换理论”,不仅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可以修改,而且当今世界上诸如气功、特异功能、癌症、艾滋病、飞碟、外星人、金字塔、百慕大三角、海洋潮汐、太阳能源、中子星成因、慧星、万有引力等等一切使人大惑不解的千古之谜和宇宙中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有望得到一种新的解释或解决,因此它是人类认识史上重大革命风暴的开端,它将加快人类文明的进程。这种没有科学依据,不能证实和检验的臆想竟然能够得到中国数十家媒体的追捧和报道(参见张其成著《易符与易图》252页,《解放军报》1988年1月8日)。直到近年,易学界还有人神乎其神地继续以“妄”传“妄”,说什么“当今,有人研究发现中国几千年以前的太极八卦图,竟是人们苦苦追寻的宇宙统一模式图、宇宙统一方程式!”、“目前,中国的科学家以《易经》为基础,完成了‘宇宙物质成因学’。发明者是在识破了伏羲古太极图,完成了拉普拉斯——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提出的崭新的科学系列理论。这一突破,将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自然科学理论的基础,对当今世界一系列科学观念进行一次总体上的大清理和根本性的大改造”(凌志轩著《易经趣观》103页,亚太国际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河图洛书亦有类似的情况。如,孙国中先生主编《河图洛书解析》即言:“《河图》、《洛书》是宇宙发展运动的图式,其小无内,其大无外:用之言天,则天在其中;用之言地,则地在其内;用之言人,则人不出其外。故左之右之无不逢源,诸门诸术皆可援以为说。所以阐发河洛的关键,在于揭示其潜藏着的宇宙发展运动的规律”(《河图洛书解析》致读者)。常秉义先生则说:“河图、洛书实质上是讲运动功能结构的。这种动态的、变化的充满生克之机的运动结构,既有波、粒二象性及其相关的纷纭万象,又有逼近宇宙演化发展本质的‘统一自然场’。其实还远不止这些。牛顿经典力学认为,空间和时间相互没有任何联系,并与万物的结构及其运动规律毫不搭界,这种绝对时间、绝对空间及处于其间的物质存在形式与运动状态各自为政,互不影响。而河、洛学说则认为时间坐标与空间坐标是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宇宙世界并没有超空间的时间,也没有超时间的空间或物质,时空永远是相结合的。时间产生于天体运动,天体运动的结果则体现在时间坐标上,时空之间既密合无间又彼此对应。我国古代先民正是在时空结合的基础上对宇宙及其万物进行研究的,河洛就是这种思潮的产物。由此可见,河洛之学无愧为现代物理学、天文学的滥觞”、而“河图洛书是伏羲时代的产物。那么,中国文明史再不能以文字时代来划定了,而应以河洛数理为标志上溯新的文明史。这就是说,早在七千年至一万多年以前(河洛诞生的时代),华夏土地上就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常秉义著《周易与历法》118——119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有许多对太极八卦、河图洛书来源的随意性阐述或异想天开式的推测,如有人说“伏羲取阴阳而画‘八卦’,所取要数为2、8,阴阳为2,‘八卦’为8。而原子核外的电子数也取这两数,满2则8,满8又8,再满8倍8(2×8),如此叠加,不正说明‘阴阳八卦’的理论来自于自然本身吗?”(雷元星著《周易归真》49页,四川科技出版社1999年9月版)。似乎伏羲画八卦正是根据原子核外的电子数而来。又说“明朝儒生完全可根据《说卦传》中的‘天地定位’句,把伏羲八卦次序图砍成两段,让乾阳段竖在左边,让坤阴段竖在右边,乾上、坤下,阳(男)左阴(女)右,而排成两排。然后将它们各弯成一个半圆弧,合为伏羲八卦方位图。在得到伏羲八卦方位图之后,又将八卦的爻形还原成黑白块,填充在图八B中。然后同现在画函数曲线一样,将每零块的棱角拐点进行曲线处理,便成了图八C的形态。将这种雏形进一步修整,自然就出现了现在所见的阴阳鱼图”(雷元星著《周易归真》59页)。周大明先生说“河图——反映了自然界物质衍生与运动的规律。它是颛顼帝时期,人们用五行观念推知四季生成机理时形成的。洛书——反映了自然界物质在相对静止状态时的运动规律。它来自帝尧时期人们对大龟图纹的发现。这个发现,是建立在人们对河图所描述的自然界物质衍生与运动规律的认识基础之上的。。(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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