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树德:数千年中医应卓然自立

焦树德,1922年5月出生于河北省辛集市。他自幼酷爱医学,师从外祖父李讲义先生学习中医,刻苦攻读古典医籍,17岁即开始进行临床诊疗,深入实践,刻苦钻研。18岁时,开设济生堂,独立行医,以树德为怀,医术受到称赞,医名渐振。1958年秋,分配到北京中医学院从事临床教学工作,并在教学岗位工作长达27年之久,同时兼任中医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1984年春,他奉调到中日友好医院工作,历任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专家室副主任、教授、主任医师,曾荣获卫生部授予的“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称号。1990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被卫生部、人事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首批全国500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他擅长医治内科疑难重病,创有表格式脉象标记法。他对中医科研工作,提出“继承传统、博采众长、突出特点、创新发扬”的研究方法,主张有目的、有选择、积极地吸收现代科研成果,提倡具有中医特色的创新,深受同行赞许。特别是在辨治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风湿病方面颇有造诣,相继创立了“尪痹”、“大偻”病名和“尪痹”的治疗方药。他曾被北京市科委、科协评为“科技之星”,并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著有《用药心得十讲》、《从病例谈辨证论治》等著作,并参加了多部中医教材和讲义的编写。

焦树德教授医德高尚,医术精湛,长期以来兼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级顾问等职。他曾多次应邀赴日本、新加坡及美国等国家讲学,被聘为日本中医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美国中国医学研究院和美国中医药学研究院学术顾问等职,受到国内外医学界人士的高度赞誉。他在弥留之际仍胸怀祖国,情系四川地震灾区,特别请家人代缴“特殊党费”。

焦老就如传说中的世外高人,鹤发童颜,慈眉善目。走在中日友好医院的长廊,迎面走来的护士、医生、还有警卫,都亲热地喊着“焦老”。焦老每次都停顿一下脚步,认真地向他们点头、回应。

焦老在中医学上探索的脚步不停,思维也常新。耄耋之年,大师名就,但是他从来不固步自封,他说:“祖国医学是通过几千年来人们无数次防治疾病的医疗实践,逐步把感性认识加以集中和总结上升到理性认识而渐渐形成的。所以,我认为应“在治病中知病”,那“病”字,包含着两种意思:一是认识疾病;二是认识不足、缺陷和错误。更深入地认识了疾病,也看到了毛病,就能正确地向前发展。所以我认为“辨证论治”也必须在医疗实践中不断提高与发展。”

在对中医学发展的促进和捍卫上,虽然年逾古稀,但是,他的声音依然高亢,他对中华中医的思考是如此深邃,不久前,他还大声疾呼: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能用中医的思路、方法看病的中医,所以,中医教育如在现在还不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再过几十年,恐怕能用老中医们那种传统的方法治病的中医就没有了。

中医应该“卓然自立”———这是焦老的一生努力。记者真切感到那种激情依然在焦老年迈的身体中沸腾,不可抑制。

医术医德

从小立下济世志

焦树德1922年5月31日出生在河北省束鹿县(现改为辛集市)双柳树村一个耕读传家的中农家庭。自幼酷爱医学,上小学时也常向当中医的外祖父学背一些中医歌诀,如“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医之始,本岐黄”等。学医救人的愿望就这样萌发了。

1937年7月后,由于日寇侵华,学校也停办。焦老即在家乡跟随其外祖父学习中医,广泛涉猎古今医学名著,学习药物炮制,如熬膏药、轧药、炒药等,打下了深厚的中医学基础。到了1940年,为了更好地求学,他又到本市万亿粮店作帮账先生而半工半读,考入天津“中国国医函授学院”,系统学习中医,同时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又考入天津西医专门学校(后改为新医专科学院)通过函授学习西医。1941年,他正式在家乡悬壶行医,在诊所“济生堂”内挂上了“树德为怀”的横幅,并将自己原来的名字“焦聚辉”改为“焦树德”。从那时起,精研岐黄、济世活人就成了焦老一生的追求。

后来,为了能更好地对医学有所深造,他卷起家当,来到北京。1950年春,在北京前门内大中府与其表姐夫杨长谦先生合开了“慈德中医诊所”,由于治愈了不少疑难病人,深受群众和当地铁路工人的欢迎。1951年,焦老通过北京市卫生局举行的“高级医师考试”,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毅然关闭了收入颇丰的私人诊所,成为一名国家医务人员,进入北京市立第二医院工作。从1977年起,焦老就担任起了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任务。1984年4月,卫生部成立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焦老奉调筹建该院中医内科。

患者跪谢谢医恩

焦老从医济世60余载,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医术精湛,疗效卓著。每逢他的出诊日,诊室周围总是被挤得水泄不通,众多全国各地、国外慕名求诊者常常是提前而至,排队等候。尽管焦老年过八旬,医院严格限号,但焦老总是能加号就加号,竭力工作,他从不询问患者的地位,不分贫富,均以仁心相待,逐一认真诊察、处方、选药,并耐心解答,为此焦老周二、周五上午出门诊时,从未按时下过班。辛勤付出换来了患者病情的缓解和痊愈,换来了患者及家属心底的微笑,更换来了他们对焦老发自肺腑的感激和赞誉。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闫小萍教授讲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位河南的男性农民,年仅34岁,患了强直性脊柱炎,腰脊疼痛僵硬,生活长期不能自理,几乎成废人,由亲朋抬着来请焦老诊治。尽管焦老当日的门诊号早已挂满,但他老人家还是为这位病人加了号,由于病重不敢洗浴,病人皮肤上一层污痂,周身散发着异味,但焦老没有任何嫌弃,他仔细诊病,开药方,叮嘱服药事宜,使病人及家属当日返回家乡,节省了时间和在京的开销。

经过数次治疗,一年以后患者病情痊愈,专程来到北京,一进诊室,就“扑通”一声跪在焦老面前,连续3次而不起,热泪盈眶地说:“是您老救了我,救了我们全家。现在我能下地干活,养活年迈多病的父母和妻小,我父母说啥也要我亲自给您老磕头。”

辨证论治也要不断发展

“中医学不是静态的,几千年来也是不断在发展的。而发展的最重要的途径是通过临床和辨证论治。”焦老非常重视中医理论对临床的指导,特别强调辨证论治,并能采撷现代医学为我所用,力求辨证精确,立法精当,选方用药丝丝入扣。

他提出中医理论是辨证论治的坚实基础。“辨证论治”在临床上的具体体现是“理”、“法”、“方”、“药”,其中“理”占首要地位。“理”就是运用中医理论对用四诊得来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归纳、辨认病症,进而为立“法”、处“方”、选“药”打好基础。因此,必须深入学习和钻研中医理论,才能提高辨证论治的水平。

他强调辨证论治也要不断提高与发展。他说:“祖国医学是通过几千年来人们无数次防治疾病的医疗实践,逐步把感性认识加以集中和总结上升到理性认识而渐渐形成的。正确地总结前人和今人的经验,才能提高祖国医学的理论水平。我个人通过多年临床实践,既体会到了祖国医学宝库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哲理深邃的医学理论,也体会到祖国医学本身还有不足和缺陷之处,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学识的不足和某些错误。所以,我认为应‘在治病中知病’,那‘病’字包含着两种意思:一是认识疾病;二是认识不足、缺陷和错误。”

他也主张有目的、有选择地吸收现代科研成果和西医学的有关内容,促进中医药学按照自身规律向前发展。对中医科研工作提出“继承前人学术,博采今人众长,突出中医特色,立足创新发扬”的研究方法。但是他坚决反对用西医的方法去改造中医。

就在去年,虽然年已耄耋,焦老仍然对中医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发出自己的疾呼。他尖锐地指出: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能用中医的思路、方法看病的中医。所以,中医教育如果现在还不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再过几十年,恐怕能用老中医们那种传统的方法治病的中医就没有了。虽然挂着中医牌子的还有,但就会像一家报纸所说:“用中药的医生不少,但用中药的医生并不等于中医。”西医也用中药,他们是以“什么药治什么病”这种方式用中药,但中医不应该是这么回事。

“硬把我们具有数千年经验的中医往只有200年经验的西医中去塞。中医和西医各有其内在的规律。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违背了中医自身固有的规律,用西医的框架来宰割中医。我们应该改,但中医已经有数千年的经验,这不能丢。”

所以,焦老大声呼唤———中医应该“卓然自立”。

弟子眼中的大师

“既习此业,必先要正其心,端其品,怀其仁,无贪欲”,要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焦老经常教导弟子要铭记孙思邈《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的古训:“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焦老不仅以“言教”,更是以高尚的品德、崇高的思想境界,一颗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仁者之心以“身教”,激励和鞭策着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