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与尊古心态

本帖最后由 tangolee 于 2014-12-31 20:10 编辑

不知“尊古贱今”之风究竟起于何时,但至少在汉朝人的著作中已能看到对于这种思想观念的论说: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闇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淮南子·修务训》)
《淮南子》的作者在批评“尊古贱今”之风时,指责“托古入说”者的目的是为了“乱世闇主”,大概没有留意这本身也是一种“尊古贱今”的心态。好在像医学这种“君子不齿”的技艺,大概谈不上会有什么乱世闇主的罪责,至多不过是“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使“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而已。
“托古入说”,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伪托”——径将新作说成是古圣遗墨;一是“六经注我”——借阐述古人微言大义之名,行宣扬自己主张之实。这两种形式,在医学领域中均有所表现。就前者而言,诸多托名著作,如宋以后人托名孙思邈撰《银海精微》、1920年由上海古书保存会铅印发行的《华佗神医秘传》等皆属此例。而后一种表现形式则比较复杂,包含有多种不同情况。首先,应该说这是学术发展的自然轨迹——在前人知识的基础上,不断补充与发挥。其作者或许根本没有想到要“高远其所从来”,或使后学“正领而诵之”。例如《灵枢·小针解》和《素问·针解》两篇的作者,对于保存在《灵枢·九针十二原》中的原始经文的注释(参见表二),即可以看作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这两篇“注释性”论文的作者不过是按照自己的经验来理解“原始经文”的含义。换言之,如果这种阐发所表述的思想仅仅是注释者自身经验的话,那么就不妨说:医学的理论与实践在这时已然出现了变化——革新。
在表现形式上可以说有一种“托古”表现。然而与其说在《记录稿》与《丹医秘授古脉法》师徒二人的心中存在着明确的“托古”打算,倒勿宁说他们是不自觉地怀有强烈的“尊古”心态。例如在《记录稿》中明明谈到:在王叔和《脉经》与高阳生《脉诀》之前,有关脉学的记载不过是散见于各医书之内。有关脉学的知识均很不系统。但其后又说:切候形生的太素脉,在秦以后晋以前,已相当完备了。后人之所以不知,不过是因为“晋以后逐渐隐晦起来”。《丹医秘授古脉法》的作者亦是同样,以为“古之脉学真髓已不可见”。
“尊古”心态的形成,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人类普遍具有“崇拜”的心理需求。一切虚构的神灵、古代的圣人、泥塑的菩萨、活着的偶像,皆具有满足人类此种心理需求的功能。而在传统医学的知识领域中,后人“打造”的崇拜对象,不仅包括诸如扁鹊、华佗、张仲景那样的医圣偶像,还有一个最具魅力的抽象偶像——“古代学术”。这种心态,不仅在中国的传统医学中表现强烈,同样也存在于周边国度。例如日本的汉方医学在已然接受了中国的宋明医学理论与治疗方法后,如同社会中涌起了批判朱子学、提倡孔孟儒学正统一样,在医学领域中也兴起了摒弃宋明医学、独尊汉代张仲景《伤寒论》的“古方派”。又如,“印度人通常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起源于印度,因为相信阿输吠陀在世界上是最古老的,所以即便是新传入的东西亦被梵文化、纳入文献之中,认为那是自太古以来就存在的”;“复古主义者主张阿输吠陀是绝对优越的,但在伊斯兰与英国统治期间堕落了,如果恢复其本来的清纯之姿,则可凌驾西洋医学之上” 。
“尊古”之风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泯灭了学者的自信——他们似乎从来不敢想象:我也有能力创造出新的、更好的理论学说或实用技艺。在他们看来,古代医学从建立之时起就是一个尽善尽美“完成体”,已然没有发展的可能;一切新生事物,不过是“得道”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现,或是因为有“得道”先人的传授,或是因为“悟性”使然——悟出了古代圣仙心中所藏的奥秘与具体的运用方法。在这条学术发展轨迹上,一切新知识的形成无疑都不会被看作是对旧有理论与体系的批判,而仅仅是“阐发”。这一过程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的结果,是不断增强着“古代学术”的光辉与可崇拜度。
当我们看清了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隐含的这种“创新”方式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根本性的结论:当代存活着的传统医学,并非古代传统医学的“克隆”。因而尽管从表面上看,现代科学旗帜鲜明地以“进步”、“超越前人”作为心中的理念、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判断的标准;而传统医学却是被盲目崇拜的“尊古”之风所笼罩,从来不敢理直气壮地去谈“创新”,甚至于连想都不敢想,但实际上无论“尊古”还是“复古”,都不过仅仅是一种心态,而不是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