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景用药之巧探析
2014-09-23 23:03 3楼
仲景用药之巧探析
王昆文
邹润安曰:“药之性固所宜究,用药之巧尤所宜参。笔者结合学习《本经疏证》后的体会,试从六个方面对仲景用药之巧作一探析。
一 、 因势利导,不加逆折
凡病皆有其病机。病机包括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治病的方法之一,就是在辨明病因和病位等的基础上,顺其病势以引导之,给病邪以出路。这样既可减少对人体正气的伤害,也有利于疾病的向愈。这方面张仲景给我们做出了良好的示范。
如仲景用泽漆汤治咳,就是很明显的实例:“咳而脉浮者,厚朴麻黄汤主之。脉沉者,泽漆汤主之。”《金匮要略心典》云:“仲景之意,盖以咳虽肺邪,而脉浮者,气多居表,故驱之使从外出为易;脉沉者,气多居里,故驱之使从下出为易,亦因势利导之法也。”
又如越婢加半夏汤和木防己汤,同为治饮,但前者用麻黄,而后者不用。其原因就在于病位不同,一为饮著于上而比于表,一为饮著于中而比于里。
又如仲景善于运用厚朴与枳实,亦正取其“一横一直”之性,以与各自的病机相应。如厚朴生姜甘草人参汤治“发汗后,腹胀满者”,而枳术汤治“心中坚,大如盘,边如旋盘,水饮所作。”盖“腹满者,其机横溢,故用厚朴,随横溢以泄其满;中坚者,其机根固,故用枳实,随根固而泄其坚。一横一直之间,即枳朴至理之所在矣”。
再如《金匮》云:“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脉浮,当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黄芪汤主之。”本条为黄疸初起,湿邪在表,热势不著,宜从汗解,而不“但利其小便”,故主此方,而实为治黄疸病症中的一种变法或特殊治法。
此外,还有如“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及“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等,皆属因势利导之例。
二、 峻药缓用,治有操纵
仲景方书中使用峻药之处不少,然皆能用得有理、有节、有法,严格操纵使其既能发挥独特疗效,而又不使人体受到大的损害。
如巴豆,其性峻猛,仲景用于三物白散中,治寒实结胸证。因寒邪与停饮结,故除以味辛气热之巴豆开泄外,又佐之以气力单薄之贝母、桔梗,导其机而缓其势,且又必以热粥冷粥剂量其间,使之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又在治卒暴中恶之三物备急丸中,虽用巴豆以开通闭塞,而同时又用大黄以为牵制,寒以制热,更用干姜守住其脾,不使倾笥倒箧,尽出无余。且其每次用量仅服“如大豆许三、四丸”,不效,再稍加,严格掌握并控制其药量。可见仲景用巴豆,是很讲究制约其暴烈之性的。
又如其治产后淤血腹痛之下淤血汤,该方大黄、桃仁、蛰虫因其破血之力较猛,仲景为缓其药性不使骤发,免伤上中焦,故“炼蜜和为四丸”,每次只服一丸。若“新血下如豚肝”,即可止后服。况且此丸药用酒煎顿服,这样就可在峻药缓用的基础上,更加强其活血作用,使药力比较集中地发挥于下焦,有“去疾惟恐不尽也”之意。总之,本方虽用峻药治急病,然峻中有缓,缓中含急,以峻药缓用而成治急病之方,真可见仲景治有操纵之良苦用心。
其他还有如九痛丸之用人参,将之与狼牙、巴豆等毒药同用者,“乃使跋扈者将兵,而以纯厚长者监之之术”;又在乌头汤中,使用白蜜煎之以缓解乌头之毒性等,亦属此类。
三、 同气相求,以毒攻毒
《金匮》治女子阴中蚀疮烂者,狼牙汤洗之。何以故?邹润安认为,狼牙本生于低下湿地处,而其性偏不燥,“则以其生气钟于湿中,即能转湿气为生气;又味苦化湿,气寒胜湿热,故凡系邪气热气所生之庎瘙恶疡疮痔,咸赖之为治”。即该药兼有清热、化湿、杀虫三者之长。盖“人之肌肉因湿热而溃腐,虫即借人之溃腐以为生气;狼牙者,固借湿热之气为生气者也。同气相求,以毒攻毒,用药之巧,莫逾于是。”
再如仲景用蜀漆散治疟,并注云“洗去腥”。盖蜀漆有毒,气腥,其气恶劣,异于其他草木之药。而“人身恶劣之气钟为病者,在肺无如痰涎,在肠胃之间无如募原之邪,在肝胆之间无如积聚。故痰涎之发为咳逆寒热,募原之发为疟,积聚之凝为腹中症坚与痞,蜀漆并能治之”。
又在大黄蛰虫丸中,仲景用干漆以治干血,亦妙用如神。盖干漆为物,“就温燥处则荡漾而常似水,就寒湿处则凝结而坚如石。不又似血之得热则行,遇寒则凝耶?”
还有仲景用蜘蛛散之治“阴狐疝气,偏有小大,时时上下”,即取蜘蛛昼隐夜现,时时上下,与狐疝性同的特征,用之为桂枝向导,以入厥阴肝经,宣气散寒,有同气相求之妙。
四、 扩充药性,别出心裁
仲景用药,既宗法《本经》,又别出心裁扩充物理精奥,因而他能对药物功能加以创造性地发挥和应用。今以鳖甲和大黄二药为例以见一斑。
鳖甲,《本经》载其“主心腹癥瘕坚积、寒热,去痞、息肉、阴蚀、痔、恶肉”。仲景鳖甲煎丸用之以治疟母,但其用法却非同一般,乃“取锻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尽一半,着鳖甲于中,煮令泛滥如胶漆,绞取汁,内诸药,煎为丸”。邹润安认为,此病虽发于外,(疟疾之外发寒热),而根据于内(疟母癥瘕之结于内);本方煮鳖甲“令泛滥如胶漆”,然后同诸药熬令成丸,是化刚为柔法。欲使刚者不倚岩附险,随柔俱尽也。仲景在此用鳖甲,意在使其软坚散结以化痞块,虽遵《本经》之旨而用,但这种独特的用法却是未见载于《本经》的,可谓一种创新。但在治阴阳毒的升麻鳖甲汤中,其意在用鳖甲清血散结以透达邪热,从而辅佐升麻以使毒从外散,故未采用前方那种煎法。正如邹润安所说:“邪盛于中,达于上而不得泄(如阴阳毒),用升麻鳖甲汤,则鳖甲与诸药不分次第,一概同煎,是以刚催柔法,欲使柔者随刚通降也。以其病机由于气不得升降,其源实由于血壅结不行。升麻之通,通其气耳。故必以水木并化、自下而上直通于目之鳖甲以并之(按:鳖无耳,以视为听,是并水于木也)。且其味咸性平,清血热而主降主开,但得喉中之结解,则上下通和,邪热自然透达也。于此更可悟血以热结不通,热以血阻更增者,并宜鳖甲主之。”由此可见,在鳖甲煎丸和升麻鳖甲汤二方中,仲景用鳖甲的意图不尽相同,因而其煎法亦有别。《金匮要略选读》在解释升麻鳖甲汤一方时,说本方中鳖甲之用在“滋阴散瘀”,恐于理不够尽当。
再说大黄一药,仲景更是用得精,用得活,他于虚实错杂之证,凡当用大黄者,并不忌之,即使在涩剂中亦常用其发挥斡旋虚实、通和气血之效。如柴胡加龙牡汤,治伤寒误下之胸满烦惊谵语,一身尽重等;其为证暴,故既以柴桂解外,人参姜枣益中,龙牡铅丹镇内,以治一身尽重、烦惊等,然其“胸满谵语”,非大黄不为功;小便不利,非茯苓焉能通?“是大黄、茯苓实一方之枢纽,必不因此碍龙牡之涩矣。”又如风引汤,亦为涩剂,本治热瘫痫(大人风引,少小惊痫瘛瘲,日数十发),其证缓。该方既用桂甘龙牡,又益之化石、石膏、赤白石脂、寒水石、紫石英,于五藏间,似亦网罗良备矣,而又用大黄及干姜,其理安在?盖“瘫痫而曰热,必其风聚热生,挟木侮土,故脾气不行,积液成痰,流注四末。如上诸物,止及肺心肝肾。作病之本,最要在脾。舍脾何以行气四旁?故大黄者,所以荡涤脾家所聚;而干姜之守而不走,实以反佐大黄。使之当行者行,当止者止。是大黄、干姜,又一方之枢,不閡乎涩者也。”以上两个涩剂方中使用大黄的原理,充分体现了仲景用药的高明和巧妙。
五、 辅相得宜,配伍有方
中医治病多用复方,即同时用多味药组成一个方剂以治病,所以,其剪裁之妙,辅相之宜,是不能不认真讲究的。正如邹润安所说:“不参其同用,不足知其相联之奥妙;不参其独用,不足显其主治之功能。”
如《金匮》矾石丸,所主为“妇人经水闭不利,藏坚癖不止,中有干血,下白物”,尽血病也,何以偏用杏仁?而千金苇茎汤所主为“咳,有微热,烦满,胸中甲错”,尽气病也,何以偏用桃仁?其原理就在于:杏仁入气分而通血脉,治血络不通,气被壅逆者(为血病及气,故此证内有干血而阴中时下白物);而桃仁入血分而通气,治因气不行、血遂阻滞者(为气病及血)。仲景深知其源,故此用之。然而,在大黄蛰虫丸中,他又何以将此二药并用?这就在于本方所主之证为“内有干血”。盖干血之为物,非气血并坚癖不能成。此方中既用诸泽血通血搜血消血之药,然“非桃仁之入阻血中行气,杏仁入阻气中行血,又何以使两者成和,而化干物为润物,起死物为生物耶?”此正二药联用之奥旨。仲景深知气血之间的紧密关系,故治血不忘治气,治气亦不忘治血。此外,就在同一方中,他又何以将水蛭与虻虫合用?邹氏认为:“盖咸胜血,血蓄于下,胜血者,必以咸为主,故以水蛭为君;苦走血,血结不行,破血者,必以苦为助,故以虻虫为臣。”况此二药一飞一潜,虻虫之性飞扬,故治血结于下而病在上者;水蛭之性下趋,故治血结于上,欲下达而不能者。逐瘀破积,两者相同;而一为搜剔之品,一为滑利之品,二药并用,治蓄血而相得益彰。更进一步,仲景在此方中,又加蛰虫者,实以此药能化血导血,“主络中泣涩断续”(即联络其断续),并助水蛭、虻虫以成功。
又如柴胡,本为气药,但仲景在治癥瘕之鳖甲煎丸中却用之,亦有深意。盖症瘕病已连藏及血,故其治当攻坚消积而用鳖甲、蜇虫、蜣蜋、大黄等诸飞走灵动之药。然又用柴胡者,正取柴胡有旋转枢机之效。邹氏说得好:“欲攻坚者,转枢机为要”,以“坚去而枢机不转,则病邪与气血相溷,必复结于他所为患”,用柴胡正是取其拔本塞源,故鳖甲煎丸中用之,得君药十分之五(其中,鳖甲十二分,柴胡六分,另亦仅次于赤硝)。此可见仲景治血分之病而用气药,并不拘泥于治血,而血分之病自解。
再如半夏,其性本辛温而燥,但仲景用之,既用于刚剂中,取其锋锐,以驱饮醒中(如黄连汤);又用于柔剂中,取其断制,以下气和脾(如竹叶石膏汤);这种精蕴妙义,全在于与它药的配伍监制。故其性虽燥,“合于温燥队中,见烦则不用(如柴胡桂枝干姜汤,《伤寒论》第152条),见渴则不用(如小青龙汤);合乎清润队中,偏为烦与渴之良剂(如麦门冬汤、竹叶石膏汤)。
至于桂枝伍白芍、生姜联大枣以和营卫,黄连与干姜并用以调和中焦寒热,五味子配干姜以治咳逆上气,枳实伍白术以治脾虚饮停之饮证,柴胡配黄芩以和解少阳之寒热等,都是很有名的药物组合,无须笔者赘述。
六、 虚实互求,兼治无碍
邹氏云:“古人治病,每于实病中求虚,虚病中求实。实病中求虚,如《伤寒论》所载是也。病机错杂,邪气方盛之时,才见一种虚象,便即人参、白术、阿胶、地黄放胆用之。虚病中求实,如《金匮要略》所载是也。五劳虚极羸廋,乃主以大黄蛰虫丸,且美其称曰‘缓中补虚’。”
以桂枝新加汤为例证,原文曰:“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中之。”因其发汗太过,兼损营气,筋脉失养,故仲景用此方调和营卫,益气和营。邹氏说:“夫始本不用人参,以下后(按:此“下”字应为“汗”字)虚甚邪微,邪因虚陷而用之”。
又如治少阴病“心中烦,不得卧”之黄连阿胶汤,方中既用黄连、黄芩清心火除烦热以治其实,又用阿胶、芍药、鸡子黄滋阴养血安神以治其虚,从而使心肾相交、水火既济,“心烦不得卧”之证自已。
还有猪苓汤治水热互结、郁热伤阴者,方中既用二苓、泽泻、化石利水清热,又用阿胶滋阴润燥,其总的治则就是滋阴利水,虚实兼治。此外,还有如治“产后下利虚极”之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治“曾经半产,淤血在少腹不去”之温经汤,治“水与血俱结在血室”之大黄甘遂汤,治狐惑病之甘草泻心汤等,不胜枚举。
王昆文
邹润安曰:“药之性固所宜究,用药之巧尤所宜参。笔者结合学习《本经疏证》后的体会,试从六个方面对仲景用药之巧作一探析。
一 、 因势利导,不加逆折
凡病皆有其病机。病机包括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治病的方法之一,就是在辨明病因和病位等的基础上,顺其病势以引导之,给病邪以出路。这样既可减少对人体正气的伤害,也有利于疾病的向愈。这方面张仲景给我们做出了良好的示范。
如仲景用泽漆汤治咳,就是很明显的实例:“咳而脉浮者,厚朴麻黄汤主之。脉沉者,泽漆汤主之。”《金匮要略心典》云:“仲景之意,盖以咳虽肺邪,而脉浮者,气多居表,故驱之使从外出为易;脉沉者,气多居里,故驱之使从下出为易,亦因势利导之法也。”
又如越婢加半夏汤和木防己汤,同为治饮,但前者用麻黄,而后者不用。其原因就在于病位不同,一为饮著于上而比于表,一为饮著于中而比于里。
又如仲景善于运用厚朴与枳实,亦正取其“一横一直”之性,以与各自的病机相应。如厚朴生姜甘草人参汤治“发汗后,腹胀满者”,而枳术汤治“心中坚,大如盘,边如旋盘,水饮所作。”盖“腹满者,其机横溢,故用厚朴,随横溢以泄其满;中坚者,其机根固,故用枳实,随根固而泄其坚。一横一直之间,即枳朴至理之所在矣”。
再如《金匮》云:“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脉浮,当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黄芪汤主之。”本条为黄疸初起,湿邪在表,热势不著,宜从汗解,而不“但利其小便”,故主此方,而实为治黄疸病症中的一种变法或特殊治法。
此外,还有如“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及“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等,皆属因势利导之例。
二、 峻药缓用,治有操纵
仲景方书中使用峻药之处不少,然皆能用得有理、有节、有法,严格操纵使其既能发挥独特疗效,而又不使人体受到大的损害。
如巴豆,其性峻猛,仲景用于三物白散中,治寒实结胸证。因寒邪与停饮结,故除以味辛气热之巴豆开泄外,又佐之以气力单薄之贝母、桔梗,导其机而缓其势,且又必以热粥冷粥剂量其间,使之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又在治卒暴中恶之三物备急丸中,虽用巴豆以开通闭塞,而同时又用大黄以为牵制,寒以制热,更用干姜守住其脾,不使倾笥倒箧,尽出无余。且其每次用量仅服“如大豆许三、四丸”,不效,再稍加,严格掌握并控制其药量。可见仲景用巴豆,是很讲究制约其暴烈之性的。
又如其治产后淤血腹痛之下淤血汤,该方大黄、桃仁、蛰虫因其破血之力较猛,仲景为缓其药性不使骤发,免伤上中焦,故“炼蜜和为四丸”,每次只服一丸。若“新血下如豚肝”,即可止后服。况且此丸药用酒煎顿服,这样就可在峻药缓用的基础上,更加强其活血作用,使药力比较集中地发挥于下焦,有“去疾惟恐不尽也”之意。总之,本方虽用峻药治急病,然峻中有缓,缓中含急,以峻药缓用而成治急病之方,真可见仲景治有操纵之良苦用心。
其他还有如九痛丸之用人参,将之与狼牙、巴豆等毒药同用者,“乃使跋扈者将兵,而以纯厚长者监之之术”;又在乌头汤中,使用白蜜煎之以缓解乌头之毒性等,亦属此类。
三、 同气相求,以毒攻毒
《金匮》治女子阴中蚀疮烂者,狼牙汤洗之。何以故?邹润安认为,狼牙本生于低下湿地处,而其性偏不燥,“则以其生气钟于湿中,即能转湿气为生气;又味苦化湿,气寒胜湿热,故凡系邪气热气所生之庎瘙恶疡疮痔,咸赖之为治”。即该药兼有清热、化湿、杀虫三者之长。盖“人之肌肉因湿热而溃腐,虫即借人之溃腐以为生气;狼牙者,固借湿热之气为生气者也。同气相求,以毒攻毒,用药之巧,莫逾于是。”
再如仲景用蜀漆散治疟,并注云“洗去腥”。盖蜀漆有毒,气腥,其气恶劣,异于其他草木之药。而“人身恶劣之气钟为病者,在肺无如痰涎,在肠胃之间无如募原之邪,在肝胆之间无如积聚。故痰涎之发为咳逆寒热,募原之发为疟,积聚之凝为腹中症坚与痞,蜀漆并能治之”。
又在大黄蛰虫丸中,仲景用干漆以治干血,亦妙用如神。盖干漆为物,“就温燥处则荡漾而常似水,就寒湿处则凝结而坚如石。不又似血之得热则行,遇寒则凝耶?”
还有仲景用蜘蛛散之治“阴狐疝气,偏有小大,时时上下”,即取蜘蛛昼隐夜现,时时上下,与狐疝性同的特征,用之为桂枝向导,以入厥阴肝经,宣气散寒,有同气相求之妙。
四、 扩充药性,别出心裁
仲景用药,既宗法《本经》,又别出心裁扩充物理精奥,因而他能对药物功能加以创造性地发挥和应用。今以鳖甲和大黄二药为例以见一斑。
鳖甲,《本经》载其“主心腹癥瘕坚积、寒热,去痞、息肉、阴蚀、痔、恶肉”。仲景鳖甲煎丸用之以治疟母,但其用法却非同一般,乃“取锻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尽一半,着鳖甲于中,煮令泛滥如胶漆,绞取汁,内诸药,煎为丸”。邹润安认为,此病虽发于外,(疟疾之外发寒热),而根据于内(疟母癥瘕之结于内);本方煮鳖甲“令泛滥如胶漆”,然后同诸药熬令成丸,是化刚为柔法。欲使刚者不倚岩附险,随柔俱尽也。仲景在此用鳖甲,意在使其软坚散结以化痞块,虽遵《本经》之旨而用,但这种独特的用法却是未见载于《本经》的,可谓一种创新。但在治阴阳毒的升麻鳖甲汤中,其意在用鳖甲清血散结以透达邪热,从而辅佐升麻以使毒从外散,故未采用前方那种煎法。正如邹润安所说:“邪盛于中,达于上而不得泄(如阴阳毒),用升麻鳖甲汤,则鳖甲与诸药不分次第,一概同煎,是以刚催柔法,欲使柔者随刚通降也。以其病机由于气不得升降,其源实由于血壅结不行。升麻之通,通其气耳。故必以水木并化、自下而上直通于目之鳖甲以并之(按:鳖无耳,以视为听,是并水于木也)。且其味咸性平,清血热而主降主开,但得喉中之结解,则上下通和,邪热自然透达也。于此更可悟血以热结不通,热以血阻更增者,并宜鳖甲主之。”由此可见,在鳖甲煎丸和升麻鳖甲汤二方中,仲景用鳖甲的意图不尽相同,因而其煎法亦有别。《金匮要略选读》在解释升麻鳖甲汤一方时,说本方中鳖甲之用在“滋阴散瘀”,恐于理不够尽当。
再说大黄一药,仲景更是用得精,用得活,他于虚实错杂之证,凡当用大黄者,并不忌之,即使在涩剂中亦常用其发挥斡旋虚实、通和气血之效。如柴胡加龙牡汤,治伤寒误下之胸满烦惊谵语,一身尽重等;其为证暴,故既以柴桂解外,人参姜枣益中,龙牡铅丹镇内,以治一身尽重、烦惊等,然其“胸满谵语”,非大黄不为功;小便不利,非茯苓焉能通?“是大黄、茯苓实一方之枢纽,必不因此碍龙牡之涩矣。”又如风引汤,亦为涩剂,本治热瘫痫(大人风引,少小惊痫瘛瘲,日数十发),其证缓。该方既用桂甘龙牡,又益之化石、石膏、赤白石脂、寒水石、紫石英,于五藏间,似亦网罗良备矣,而又用大黄及干姜,其理安在?盖“瘫痫而曰热,必其风聚热生,挟木侮土,故脾气不行,积液成痰,流注四末。如上诸物,止及肺心肝肾。作病之本,最要在脾。舍脾何以行气四旁?故大黄者,所以荡涤脾家所聚;而干姜之守而不走,实以反佐大黄。使之当行者行,当止者止。是大黄、干姜,又一方之枢,不閡乎涩者也。”以上两个涩剂方中使用大黄的原理,充分体现了仲景用药的高明和巧妙。
五、 辅相得宜,配伍有方
中医治病多用复方,即同时用多味药组成一个方剂以治病,所以,其剪裁之妙,辅相之宜,是不能不认真讲究的。正如邹润安所说:“不参其同用,不足知其相联之奥妙;不参其独用,不足显其主治之功能。”
如《金匮》矾石丸,所主为“妇人经水闭不利,藏坚癖不止,中有干血,下白物”,尽血病也,何以偏用杏仁?而千金苇茎汤所主为“咳,有微热,烦满,胸中甲错”,尽气病也,何以偏用桃仁?其原理就在于:杏仁入气分而通血脉,治血络不通,气被壅逆者(为血病及气,故此证内有干血而阴中时下白物);而桃仁入血分而通气,治因气不行、血遂阻滞者(为气病及血)。仲景深知其源,故此用之。然而,在大黄蛰虫丸中,他又何以将此二药并用?这就在于本方所主之证为“内有干血”。盖干血之为物,非气血并坚癖不能成。此方中既用诸泽血通血搜血消血之药,然“非桃仁之入阻血中行气,杏仁入阻气中行血,又何以使两者成和,而化干物为润物,起死物为生物耶?”此正二药联用之奥旨。仲景深知气血之间的紧密关系,故治血不忘治气,治气亦不忘治血。此外,就在同一方中,他又何以将水蛭与虻虫合用?邹氏认为:“盖咸胜血,血蓄于下,胜血者,必以咸为主,故以水蛭为君;苦走血,血结不行,破血者,必以苦为助,故以虻虫为臣。”况此二药一飞一潜,虻虫之性飞扬,故治血结于下而病在上者;水蛭之性下趋,故治血结于上,欲下达而不能者。逐瘀破积,两者相同;而一为搜剔之品,一为滑利之品,二药并用,治蓄血而相得益彰。更进一步,仲景在此方中,又加蛰虫者,实以此药能化血导血,“主络中泣涩断续”(即联络其断续),并助水蛭、虻虫以成功。
又如柴胡,本为气药,但仲景在治癥瘕之鳖甲煎丸中却用之,亦有深意。盖症瘕病已连藏及血,故其治当攻坚消积而用鳖甲、蜇虫、蜣蜋、大黄等诸飞走灵动之药。然又用柴胡者,正取柴胡有旋转枢机之效。邹氏说得好:“欲攻坚者,转枢机为要”,以“坚去而枢机不转,则病邪与气血相溷,必复结于他所为患”,用柴胡正是取其拔本塞源,故鳖甲煎丸中用之,得君药十分之五(其中,鳖甲十二分,柴胡六分,另亦仅次于赤硝)。此可见仲景治血分之病而用气药,并不拘泥于治血,而血分之病自解。
再如半夏,其性本辛温而燥,但仲景用之,既用于刚剂中,取其锋锐,以驱饮醒中(如黄连汤);又用于柔剂中,取其断制,以下气和脾(如竹叶石膏汤);这种精蕴妙义,全在于与它药的配伍监制。故其性虽燥,“合于温燥队中,见烦则不用(如柴胡桂枝干姜汤,《伤寒论》第152条),见渴则不用(如小青龙汤);合乎清润队中,偏为烦与渴之良剂(如麦门冬汤、竹叶石膏汤)。
至于桂枝伍白芍、生姜联大枣以和营卫,黄连与干姜并用以调和中焦寒热,五味子配干姜以治咳逆上气,枳实伍白术以治脾虚饮停之饮证,柴胡配黄芩以和解少阳之寒热等,都是很有名的药物组合,无须笔者赘述。
六、 虚实互求,兼治无碍
邹氏云:“古人治病,每于实病中求虚,虚病中求实。实病中求虚,如《伤寒论》所载是也。病机错杂,邪气方盛之时,才见一种虚象,便即人参、白术、阿胶、地黄放胆用之。虚病中求实,如《金匮要略》所载是也。五劳虚极羸廋,乃主以大黄蛰虫丸,且美其称曰‘缓中补虚’。”
以桂枝新加汤为例证,原文曰:“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中之。”因其发汗太过,兼损营气,筋脉失养,故仲景用此方调和营卫,益气和营。邹氏说:“夫始本不用人参,以下后(按:此“下”字应为“汗”字)虚甚邪微,邪因虚陷而用之”。
又如治少阴病“心中烦,不得卧”之黄连阿胶汤,方中既用黄连、黄芩清心火除烦热以治其实,又用阿胶、芍药、鸡子黄滋阴养血安神以治其虚,从而使心肾相交、水火既济,“心烦不得卧”之证自已。
还有猪苓汤治水热互结、郁热伤阴者,方中既用二苓、泽泻、化石利水清热,又用阿胶滋阴润燥,其总的治则就是滋阴利水,虚实兼治。此外,还有如治“产后下利虚极”之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治“曾经半产,淤血在少腹不去”之温经汤,治“水与血俱结在血室”之大黄甘遂汤,治狐惑病之甘草泻心汤等,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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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文
邹润安曰:“药之性固所宜究,用药之巧尤所宜参。笔者结合学习《本经疏证》后的体会,试从六个方面对仲景用药之巧作一探析。
一 、 因势利导,不加逆折
凡病皆有其病机。病机包括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治病的方法之一,就是在辨明病因和病位等的基础上,顺其病势以引导之,给病邪以出路。这样既可减少对人体正气的伤害,也有利于疾病的向愈。这方面张仲景给我们做出了良好的示范。
如仲景用泽漆汤治咳,就是很明显的实例:“咳而脉浮者,厚朴麻黄汤主之。脉沉者,泽漆汤主之。”《金匮要略心典》云:“仲景之意,盖以咳虽肺邪,而脉浮者,气多居表,故驱之使从外出为易;脉沉者,气多居里,故驱之使从下出为易,亦因势利导之法也。”
又如越婢加半夏汤和木防己汤,同为治饮,但前者用麻黄,而后者不用。其原因就在于病位不同,一为饮著于上而比于表,一为饮著于中而比于里。
又如仲景善于运用厚朴与枳实,亦正取其“一横一直”之性,以与各自的病机相应。如厚朴生姜甘草人参汤治“发汗后,腹胀满者”,而枳术汤治“心中坚,大如盘,边如旋盘,水饮所作。”盖“腹满者,其机横溢,故用厚朴,随横溢以泄其满;中坚者,其机根固,故用枳实,随根固而泄其坚。一横一直之间,即枳朴至理之所在矣”。
再如《金匮》云:“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脉浮,当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黄芪汤主之。”本条为黄疸初起,湿邪在表,热势不著,宜从汗解,而不“但利其小便”,故主此方,而实为治黄疸病症中的一种变法或特殊治法。
此外,还有如“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及“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等,皆属因势利导之例。
二、 峻药缓用,治有操纵
仲景方书中使用峻药之处不少,然皆能用得有理、有节、有法,严格操纵使其既能发挥独特疗效,而又不使人体受到大的损害。
如巴豆,其性峻猛,仲景用于三物白散中,治寒实结胸证。因寒邪与停饮结,故除以味辛气热之巴豆开泄外,又佐之以气力单薄之贝母、桔梗,导其机而缓其势,且又必以热粥冷粥剂量其间,使之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又在治卒暴中恶之三物备急丸中,虽用巴豆以开通闭塞,而同时又用大黄以为牵制,寒以制热,更用干姜守住其脾,不使倾笥倒箧,尽出无余。且其每次用量仅服“如大豆许三、四丸”,不效,再稍加,严格掌握并控制其药量。可见仲景用巴豆,是很讲究制约其暴烈之性的。
又如其治产后淤血腹痛之下淤血汤,该方大黄、桃仁、蛰虫因其破血之力较猛,仲景为缓其药性不使骤发,免伤上中焦,故“炼蜜和为四丸”,每次只服一丸。若“新血下如豚肝”,即可止后服。况且此丸药用酒煎顿服,这样就可在峻药缓用的基础上,更加强其活血作用,使药力比较集中地发挥于下焦,有“去疾惟恐不尽也”之意。总之,本方虽用峻药治急病,然峻中有缓,缓中含急,以峻药缓用而成治急病之方,真可见仲景治有操纵之良苦用心。
其他还有如九痛丸之用人参,将之与狼牙、巴豆等毒药同用者,“乃使跋扈者将兵,而以纯厚长者监之之术”;又在乌头汤中,使用白蜜煎之以缓解乌头之毒性等,亦属此类。
三、 同气相求,以毒攻毒
《金匮》治女子阴中蚀疮烂者,狼牙汤洗之。何以故?邹润安认为,狼牙本生于低下湿地处,而其性偏不燥,“则以其生气钟于湿中,即能转湿气为生气;又味苦化湿,气寒胜湿热,故凡系邪气热气所生之庎瘙恶疡疮痔,咸赖之为治”。即该药兼有清热、化湿、杀虫三者之长。盖“人之肌肉因湿热而溃腐,虫即借人之溃腐以为生气;狼牙者,固借湿热之气为生气者也。同气相求,以毒攻毒,用药之巧,莫逾于是。”
再如仲景用蜀漆散治疟,并注云“洗去腥”。盖蜀漆有毒,气腥,其气恶劣,异于其他草木之药。而“人身恶劣之气钟为病者,在肺无如痰涎,在肠胃之间无如募原之邪,在肝胆之间无如积聚。故痰涎之发为咳逆寒热,募原之发为疟,积聚之凝为腹中症坚与痞,蜀漆并能治之”。
又在大黄蛰虫丸中,仲景用干漆以治干血,亦妙用如神。盖干漆为物,“就温燥处则荡漾而常似水,就寒湿处则凝结而坚如石。不又似血之得热则行,遇寒则凝耶?”
还有仲景用蜘蛛散之治“阴狐疝气,偏有小大,时时上下”,即取蜘蛛昼隐夜现,时时上下,与狐疝性同的特征,用之为桂枝向导,以入厥阴肝经,宣气散寒,有同气相求之妙。
四、 扩充药性,别出心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