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思想总探讨
2010-05-23 10:38 2楼
(二)近景
上面说过张衡反对谶纬,但在当时没有市场,幸而在南、北朝时代有几个统治者倒有所赏识,也掀起过几次不彻底的反谶纬运动。
隋(581-618年)统一中国后,开皇十三年(593年)春,文帝杨坚对于谶纬,也索性作一次希望肃清的运动,也派遣人马四出搜索谶纬以及有涉谶纬的书籍,集中起来学秦始皇的付诸一炬。私人收藏者,查出之后处以死刑。这次革命的行动是成功的,除了《乾坤凿度》、《周易乾凿度》、《易纬鉴图》、《易纬辨终备》、《易纬通封验》、《易位乾元序制记》、《易纬是类谋》与《易位坤灵图》号称八种《易纬》之外,其余的基本上都被毁掉。后经明、清两代人的苦心搜集缀辑,才又看到了一些粗略的轮廓。所以17年后成书于大业六年(610年)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写作期间,正是废制谶纬学说律令风行火动的高峰,因之全书中也没有五行学说。但真正要肃清这种影响,也谈何容易。后在仁寿四年(604年),杨广杀了父亲杨坚之后,改元大业之前,还听了章仇太翼谶言"修治洛阳还晋家"之后,十分相信而到洛阳去"避冲"。(章仇太翼,幼称神童,长而博学,尤精占候算历之术。进言杨广谓:"陛下本命,雍州为破木之衡,不可久居",并示以纤语"修治洛阳还晋家",杨广采纳其言,于11月至洛阳。)
隋皇朝随着地主阶级内部的统一,解决了儒、道、释三者的关系,并利用了它来作为统治工具。那时立足于儒门的王通①在他的《文中子》里,就提出了"儒、道、释三教归一"的纲领,企图以儒教为主,调和道、释两教来共同维护统治。可惜"三教归一"的思想尚未实现而王通本人即以短命而归道山,翌年隋皇朝也宣告覆灭。不过这种思潮还继续影响着后人,直到孙思邈身后一段漫长的时间里还徘徊着,而且还没有完全消失,柳宗元就是受到这个影响的其中之一。
①王通(584-618年),字仲淹,王勃的祖父,隋・绛州龙门人。门人薛收等议谥"文中子"。唐皇朝建立后,对待三教的关系为其主要国策之一,三教待遇上的丰薄也作了明确的调正。所以武德八年(625年),也就是尚隐居于太白山的孙氏84岁那年,高祖亲临国子监②宣布三教地位为:第一是道、第二是儒、第三是佛。高宗在乾封元年(666年),也就是已入京的孙氏125岁那年,高宗东巡至泰山封禅,驾曲阜祀孔子。临毫州③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之后在科举中增设了庄、老、文、列四子科,作为取士考核的依据。
唐朝前叶,是与西汉初期同样,是尊重道教的,虽然唐太宗亲为高僧玄奘所译的75部佛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也写过《大唐三藏圣教序记》,但对道与释之间还是把法码多加于道的那边的天平盘上。
虽然在贞观九年(635年),那时孙氏94岁。景教④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由波斯来到长安。三年后并建大秦寺以译经传教。但终以追随者寡而难以持久,全盛时代也仅有21位教士。虽然影响极微,但基督教则已悄悄地跨进了中原大地。
之后,武则天(684-704年在位)执政之后,就执行了"尊佛抑道"政策,一手改变了儒、释、道的位置。但那时孙氏早就在则天掌政之前已归道山。
②国子监,为当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
③毫州,今河南省商丘县北。
④景教,属于基督教的一个分支。
上面说过张衡反对谶纬,但在当时没有市场,幸而在南、北朝时代有几个统治者倒有所赏识,也掀起过几次不彻底的反谶纬运动。
隋(581-618年)统一中国后,开皇十三年(593年)春,文帝杨坚对于谶纬,也索性作一次希望肃清的运动,也派遣人马四出搜索谶纬以及有涉谶纬的书籍,集中起来学秦始皇的付诸一炬。私人收藏者,查出之后处以死刑。这次革命的行动是成功的,除了《乾坤凿度》、《周易乾凿度》、《易纬鉴图》、《易纬辨终备》、《易纬通封验》、《易位乾元序制记》、《易纬是类谋》与《易位坤灵图》号称八种《易纬》之外,其余的基本上都被毁掉。后经明、清两代人的苦心搜集缀辑,才又看到了一些粗略的轮廓。所以17年后成书于大业六年(610年)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写作期间,正是废制谶纬学说律令风行火动的高峰,因之全书中也没有五行学说。但真正要肃清这种影响,也谈何容易。后在仁寿四年(604年),杨广杀了父亲杨坚之后,改元大业之前,还听了章仇太翼谶言"修治洛阳还晋家"之后,十分相信而到洛阳去"避冲"。(章仇太翼,幼称神童,长而博学,尤精占候算历之术。进言杨广谓:"陛下本命,雍州为破木之衡,不可久居",并示以纤语"修治洛阳还晋家",杨广采纳其言,于11月至洛阳。)
隋皇朝随着地主阶级内部的统一,解决了儒、道、释三者的关系,并利用了它来作为统治工具。那时立足于儒门的王通①在他的《文中子》里,就提出了"儒、道、释三教归一"的纲领,企图以儒教为主,调和道、释两教来共同维护统治。可惜"三教归一"的思想尚未实现而王通本人即以短命而归道山,翌年隋皇朝也宣告覆灭。不过这种思潮还继续影响着后人,直到孙思邈身后一段漫长的时间里还徘徊着,而且还没有完全消失,柳宗元就是受到这个影响的其中之一。
①王通(584-618年),字仲淹,王勃的祖父,隋・绛州龙门人。门人薛收等议谥"文中子"。唐皇朝建立后,对待三教的关系为其主要国策之一,三教待遇上的丰薄也作了明确的调正。所以武德八年(625年),也就是尚隐居于太白山的孙氏84岁那年,高祖亲临国子监②宣布三教地位为:第一是道、第二是儒、第三是佛。高宗在乾封元年(666年),也就是已入京的孙氏125岁那年,高宗东巡至泰山封禅,驾曲阜祀孔子。临毫州③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之后在科举中增设了庄、老、文、列四子科,作为取士考核的依据。
唐朝前叶,是与西汉初期同样,是尊重道教的,虽然唐太宗亲为高僧玄奘所译的75部佛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也写过《大唐三藏圣教序记》,但对道与释之间还是把法码多加于道的那边的天平盘上。
虽然在贞观九年(635年),那时孙氏94岁。景教④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由波斯来到长安。三年后并建大秦寺以译经传教。但终以追随者寡而难以持久,全盛时代也仅有21位教士。虽然影响极微,但基督教则已悄悄地跨进了中原大地。
之后,武则天(684-704年在位)执政之后,就执行了"尊佛抑道"政策,一手改变了儒、释、道的位置。但那时孙氏早就在则天掌政之前已归道山。
②国子监,为当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
③毫州,今河南省商丘县北。
④景教,属于基督教的一个分支。
2010-05-23 10:40 3楼
二、孙氏思想分析
自西汉以来直到孙氏年代,儒、释、道三者、就交替着彼兴此伏、我盛你衰的局面,而且任何一个局面,都是短暂而难以稳定。在已经就十分紊乱的浮沉中,加之以当时有很多的多头政权各不统一地为政。如400至403年中,就有东晋(马司氏)、魏(拓跋氏)、后燕(慕容氏)、后秦(姚氏)、西秦(乞伏氏)。后凉(沮渠氏)、南凉(秃发氏)、北凉(沮渠氏)、西燕(慕容氏)和西凉(李氏)十个政权同时并存。408至411年中,也有十个割据小王朝,唯后燕与后凉已亡,代之以北燕(冯氏)与夏(赫连氏)。所以各处都不能相同。
此外,由道教蜕化出来的方士,由儒教分流出来的谶纬,甚至在某一个短期中比道教儒教更风云变色,凭三寸如簧之舌,一夜间赐爵封候,一席话即尚取公主,群魔起舞,翩跹朝野,百丑毕呈,千年遗笑,所以学术、宗教方面的紊乱,也不言可喻。而孙氏能在此五光十色、人妖不分的学术界、宗教界中目不眯色、行不迷路、众醉独醒的走完了漫漫长达140多年人生长途始终循着正道通衢上行程,是很不容易的。
(一)本立于儒
他以"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见《旧唐书・本传》)、"通百家言"(见《新唐书・本传》),而成为"圣童",所以儒教思想在他的脑子里毕竟就先人为主,并打下了根深抵固的基础。
加以家境贫寒(见《要方・序》):"汤药之资,倾尽家产"),更容易磨炼出"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穷儒特性。在孙氏之前,已有不少家贫如洗而磨硕志气的读书人,终成大儒者,如匡衡(约公元前65-后7年)凿壁、荀悦(148-209年)偷读、阚泽(?-243年)佣书、车胤(晋)囊萤、孙康(晋)映雪,这都是孙氏少年时代所崇拜的对象。
又以"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见《旧唐书・本传》)。考周宣帝,指字文资,戊戌(578年)六月即位,改年号为大成元年。已亥(579年)二月,即禅位于太子宇文阐。所以宣帝执政仅仅八个月。证明孙氏在578至579年之间在太白山隐居。隋文帝指杨坚,他辅政之君,是静帝字文阐,当武帝建德二年(573年)时,太子宇文�纳杨坚之女为妃,杨坚即有了政治资本。宇文�执政后(578年),封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宇文阐即位(679年),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权倾一时,百官折服。辛丑年(581年)杨坚灭周称帝,改国号为隋,自称文帝,改元为开皇元年。所以"隋文帝辅政",是指578至580年的三年中。这也证明直到581年,孙氏还在隐居。直到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诏孙氏入京之前的武德九年(626年),孙氏一直隐居不出。所以孙氏在前半生(85岁入京之前)的岁月,安心于韬光养晦隐居于太白山,这种逃尘避世,君子独善其身的生涯,更有助其学问的长进和思想、道德、品质、知识、技术的提高。
同时"善谈庄老"(见《旧唐书・本传》)、"善言老子庄周"(见《新唐书・本传》)、"居于嵩山修道"(见《独异志》)的深究道理、炼丹修养,甚至撰写了不少道教著作。但并没有妨碍于儒教,相反,这两者有时还有相互相成的效益。
孙氏85岁之前,身处乡野,是前半生,读书、修道及习医,属于耕读性的智力投资阶段。86岁入京后的56年,应诏王室,身寓京畿,除了学无止境的还在消遣性的发挥其才能阶段。没有前半生,就不可能有后半生的才能供你发挥。没有后半生,前半生的辛勤也只能付之东流。所以两个"半生",是有其截然不同的明显界限,但又浑然一体无法分开。
当然,更有两个特殊的有利条件:其一,天假其年,如其80岁而逝世,则《要方》还没有动笔,唐太宗也无法请他入京。其二,不遇盛世,不遇明君,也是老死窗牖,至多在《道藏》中读到他写的没有两部《千金方》在内的几部道教著作而已。
他儒家思想反映在言语、行动及著作中比比皆是。他每谈及读书,必提四书五经。平常语言用字,来之于四书五经者更多。对仁、恕、礼、义、忠、孝、恻隐甚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的思想,在言语或文字中也不断地反映出来。
还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补勿动"、"君子之远疱厨也"、"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有教无类"、"三人行必有我师"、"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思无邪"、"朝闻道夕死可也"等等孔孟精神,都能毫不含糊地一一履行(参阅第三章鸿儒・六儒家思想)。
孙氏由于本立于儒,所以对晚节也十分重视。"愿坚晚节于岁寒"的晚节,犹同各种赛跑最后的终点冲刺,是终身最重要宝贵的一个环节。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人不叹保持晚节之难。但不知孙氏之难比一般人更难,因为他有两个别人所没有的诱导你失节的条件。要越过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孽障,没有牢固的儒家思想是难以做到的。这两个魔障是:其一,是超高寿。老,历来就没有标准的,老、耆、耋、耄的解释,因书而异,但在习惯上来说,6O岁以上者为老。假定享年90,则有30年的晚年来保持晚节。现在孙氏140多岁,他的晚年为80多年,两三倍于别人。有人把人的晚节为铁链,任你铁链多牢固,只要几百个环中一个环坏了,整个铁链即全部报废。你想他的高年愈高,不是难度更大吗。
其二,是荣华。荣华是好事,但在它的隐影之下,就孕蕴着骄做、自大、衰颓、腐朽、堕落与失节。考孙氏晚岁荣华,63岁时,隋文帝征为国子博士;86岁时,唐太宗诏诣京师,授以爵位;118岁时,唐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132岁时,唐高宗避暑九成宫,伴驾避暑,授以承务郎直长尚药房;133岁时,上书辞疾请归,又赐以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宅。一个医生而享受如此待遇,真是皇恩隆厚,古今能有几人,不可谓不荣华到极顶。但孙氏依然全身书气,一领青矜,不参予国事政治,不介人是非之门,守身如玉,归真返朴地著书、立说、读书、治病,直到全受全归的羽化。就是身后,也是磬室羞囊,一无遗物可以作陪葬薄殉(参阅第二神仙・六身后)。
自西汉以来直到孙氏年代,儒、释、道三者、就交替着彼兴此伏、我盛你衰的局面,而且任何一个局面,都是短暂而难以稳定。在已经就十分紊乱的浮沉中,加之以当时有很多的多头政权各不统一地为政。如400至403年中,就有东晋(马司氏)、魏(拓跋氏)、后燕(慕容氏)、后秦(姚氏)、西秦(乞伏氏)。后凉(沮渠氏)、南凉(秃发氏)、北凉(沮渠氏)、西燕(慕容氏)和西凉(李氏)十个政权同时并存。408至411年中,也有十个割据小王朝,唯后燕与后凉已亡,代之以北燕(冯氏)与夏(赫连氏)。所以各处都不能相同。
此外,由道教蜕化出来的方士,由儒教分流出来的谶纬,甚至在某一个短期中比道教儒教更风云变色,凭三寸如簧之舌,一夜间赐爵封候,一席话即尚取公主,群魔起舞,翩跹朝野,百丑毕呈,千年遗笑,所以学术、宗教方面的紊乱,也不言可喻。而孙氏能在此五光十色、人妖不分的学术界、宗教界中目不眯色、行不迷路、众醉独醒的走完了漫漫长达140多年人生长途始终循着正道通衢上行程,是很不容易的。
(一)本立于儒
他以"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见《旧唐书・本传》)、"通百家言"(见《新唐书・本传》),而成为"圣童",所以儒教思想在他的脑子里毕竟就先人为主,并打下了根深抵固的基础。
加以家境贫寒(见《要方・序》):"汤药之资,倾尽家产"),更容易磨炼出"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穷儒特性。在孙氏之前,已有不少家贫如洗而磨硕志气的读书人,终成大儒者,如匡衡(约公元前65-后7年)凿壁、荀悦(148-209年)偷读、阚泽(?-243年)佣书、车胤(晋)囊萤、孙康(晋)映雪,这都是孙氏少年时代所崇拜的对象。
又以"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见《旧唐书・本传》)。考周宣帝,指字文资,戊戌(578年)六月即位,改年号为大成元年。已亥(579年)二月,即禅位于太子宇文阐。所以宣帝执政仅仅八个月。证明孙氏在578至579年之间在太白山隐居。隋文帝指杨坚,他辅政之君,是静帝字文阐,当武帝建德二年(573年)时,太子宇文�纳杨坚之女为妃,杨坚即有了政治资本。宇文�执政后(578年),封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宇文阐即位(679年),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权倾一时,百官折服。辛丑年(581年)杨坚灭周称帝,改国号为隋,自称文帝,改元为开皇元年。所以"隋文帝辅政",是指578至580年的三年中。这也证明直到581年,孙氏还在隐居。直到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诏孙氏入京之前的武德九年(626年),孙氏一直隐居不出。所以孙氏在前半生(85岁入京之前)的岁月,安心于韬光养晦隐居于太白山,这种逃尘避世,君子独善其身的生涯,更有助其学问的长进和思想、道德、品质、知识、技术的提高。
同时"善谈庄老"(见《旧唐书・本传》)、"善言老子庄周"(见《新唐书・本传》)、"居于嵩山修道"(见《独异志》)的深究道理、炼丹修养,甚至撰写了不少道教著作。但并没有妨碍于儒教,相反,这两者有时还有相互相成的效益。
孙氏85岁之前,身处乡野,是前半生,读书、修道及习医,属于耕读性的智力投资阶段。86岁入京后的56年,应诏王室,身寓京畿,除了学无止境的还在消遣性的发挥其才能阶段。没有前半生,就不可能有后半生的才能供你发挥。没有后半生,前半生的辛勤也只能付之东流。所以两个"半生",是有其截然不同的明显界限,但又浑然一体无法分开。
当然,更有两个特殊的有利条件:其一,天假其年,如其80岁而逝世,则《要方》还没有动笔,唐太宗也无法请他入京。其二,不遇盛世,不遇明君,也是老死窗牖,至多在《道藏》中读到他写的没有两部《千金方》在内的几部道教著作而已。
他儒家思想反映在言语、行动及著作中比比皆是。他每谈及读书,必提四书五经。平常语言用字,来之于四书五经者更多。对仁、恕、礼、义、忠、孝、恻隐甚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的思想,在言语或文字中也不断地反映出来。
还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补勿动"、"君子之远疱厨也"、"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有教无类"、"三人行必有我师"、"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思无邪"、"朝闻道夕死可也"等等孔孟精神,都能毫不含糊地一一履行(参阅第三章鸿儒・六儒家思想)。
孙氏由于本立于儒,所以对晚节也十分重视。"愿坚晚节于岁寒"的晚节,犹同各种赛跑最后的终点冲刺,是终身最重要宝贵的一个环节。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人不叹保持晚节之难。但不知孙氏之难比一般人更难,因为他有两个别人所没有的诱导你失节的条件。要越过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孽障,没有牢固的儒家思想是难以做到的。这两个魔障是:其一,是超高寿。老,历来就没有标准的,老、耆、耋、耄的解释,因书而异,但在习惯上来说,6O岁以上者为老。假定享年90,则有30年的晚年来保持晚节。现在孙氏140多岁,他的晚年为80多年,两三倍于别人。有人把人的晚节为铁链,任你铁链多牢固,只要几百个环中一个环坏了,整个铁链即全部报废。你想他的高年愈高,不是难度更大吗。
其二,是荣华。荣华是好事,但在它的隐影之下,就孕蕴着骄做、自大、衰颓、腐朽、堕落与失节。考孙氏晚岁荣华,63岁时,隋文帝征为国子博士;86岁时,唐太宗诏诣京师,授以爵位;118岁时,唐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132岁时,唐高宗避暑九成宫,伴驾避暑,授以承务郎直长尚药房;133岁时,上书辞疾请归,又赐以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宅。一个医生而享受如此待遇,真是皇恩隆厚,古今能有几人,不可谓不荣华到极顶。但孙氏依然全身书气,一领青矜,不参予国事政治,不介人是非之门,守身如玉,归真返朴地著书、立说、读书、治病,直到全受全归的羽化。就是身后,也是磬室羞囊,一无遗物可以作陪葬薄殉(参阅第二神仙・六身后)。
2010-05-23 10:40 4楼
(二)志归于道
孙氏在85岁以前的前半生,除读圣贤书、习歧黄术之外,就是研究黄老之学。单单凭"善谈庄老"、"善言老子庄周",一言泛泛之词,而且从来文人墨客之善谈庄老者,代不乏人,所以无法证实为道教中人物。"善谈老庄,隐于太白山习道,兼精阴阳医术推步,著有千金要方、福寿论、摄生真录、枕中素书等书留世"(见《续仙传》),虽然写得比较深入一些,但也难以证实孙氏是道教中有地位的人。不过能称"真人"及撰写及疏注道教中不少书籍,以及言行中流露出来的思想等等,才是证实孙氏的确是在道教人物中的佼佼者。
86岁以后的后半生,虽然没有看到他修道炼丹事迹的纪录,但两部《千金方》中的大量道教语言和思想,可以证明他还是沉浸于道教之中(参阅第六章大医・十一孙氏学术思想探讨。第四章居土・五孙氏在三教中佛教思想最少。第五章真人・二孙思邈的道教思想)。
(三)权测孙氏在道学上佛学上造诣的深浅。
成篇累牍的著作,固然是研究作者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但总不及日常生活无意中流露出来的片言只语,更能忠实地暴露其隐蕴内心深处的真正思想。孔子提出"察言观色"(见《论语・颜渊》)来分析对方的心理与思想,的确是很好的手段。那未我们来仔细地研究一下孙氏的某些言语。
道教是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演变。《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也可以说,它是道教学说中的中心思想。现在对照一下孙氏的思想:《要方・序》:"夫清浊剖判,上下攸分,三才肇基,五行肇落,万物淳朴,无得尔称。"他的思想基础,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原夫神医秘术,至赜参于道枢"(见《翼方・序》),道枢一个词目,没有找到出处,但宋时曾�有《道枢》一书(搜入《道藏》641-648册),内容俱谈道教哲学。
"阳道强坚而易歇,阴道微软而久长"(见《翼方・禁经・受禁法》)。
孙氏非但点出了道有阴阳柔刚,而且更进一步延伸道教另一个重要教旨的"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引《汉书・文艺志》),以柔制刚的思想。
孙氏又谓:"不惧于物,合于道数"(见《要方・养性・养性序》)和在鄱阳公主邸宅答卢照邻问"高医愈疾,奈何"时,也谓"太上畏道,其次畏物,"(见《新唐书・本传》)。尽管他言的地点不同,表达的形式各异(一为手书,一为口述),但意思完全一致,认为"道"是最最重要的。对道的评价,孙氏也作过实事求是的论断,谓"万年无穷,当由修道,道甚易知,但莫能行"(见《要方・养性・养性序》)。综合以上种种,可以证实孙氏对"道"的认识,是相当透彻深入的。
"绝圣弃智"、"无为而治",又是道教重要思想之一。"绝经弃智"的效果,老子认为可以"民利百倍",庄子认为可以"大盗乃止"。老子又认为"为无为,则无不治",事实上"无为"与"道"是有其联系的。道家思想中的"无为",是顺应自然的变化之意。他们认为宇宙万物的根源是"道",而"道"是"无为"而"自然"的,人效法"道",也应该以"无为"为主。
所以孙思邈的"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自育若是,夫何荣势之云哉"(见《要方・序》)一语,如其没有对"绝圣弃贤","无为而治"有大彻大悟的认识,是无法说得出来的。孙氏可能认为这深邃的语言,或许一般人难以理解,所以索性开门见山他说明"是圣人为无为之事"(见《要方・养性・养性序》)。
道教既谈到了"无",从而又联系到"无"与"有"的矛盾统一。老子曾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见《道德经》)现在孙氏的"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由此观之,形质既著,则疴瘵兴焉。静以思之,惟无形者可得远于忧患矣"(见《翼方・禁经》)。这正是孙氏进一步深入浅出地阐明这个道理。而且孙氏的"无我"思想也和《关尹子》①的"惟无我无人,无道无尾,所以与天地冥"同一个思想。
道教接受了《书・大禹谟》:"满遭损,谦受益"的精神而发展为他们又一个重要思想--祸福倚伏论。认为事物发展到极度时,就是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因为矛盾的双方经过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老子总结为"祸兮福之倚,福兮祸之伏"(见《道德经》)。
孙思邈的"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要方・序例・治病略例》)、"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嗜欲煎其内,权位率于外,其于过分内热(作热中来领会)之损,胡可胜言"(见《翼方・退居》)以及答卢照邻问"人事奈何"的"心小、胆大、行方、智圆"(见《新唐书・本传》等等,都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所发出的心声。
又一个道教重要特点,是在生活上要求"寡欲"与"知足"。老子强调"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止之足常足矣"(见《道德经》)。�不等于欲,但�是欲的内容之一,"欲"在道教中认为最可怕的字眼之一,诚如《太清经》①:"谓贪爱**,深广如海也"所指出,欲海无边,不知古今来多少人沉溺其中。不过"寡欲"、"知足"并非目的,仅仅是手段,通过这个手段来达到"道"的最终目的。
"修炼之士,当先入静"(见《云笈七签・灵响词序》)、"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见《庄子・人间世》)。因为奢欲无厌、心不知足的人,永远也静不起来,虚不起来的。
通过静和虚,才能达到最后目的的成"道"。诚如严遵②所谓:"静为虚户,虚为道门"(见《道德指归论》)。它们的关系和联系,是"寡欲一知足一静一道"。孙氏对这一点,也是拳拳服膺,身体力行的。因资料太多,只能略举一二,如:"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差迭荐,食如无味。��兼陈,看有若无"(见《要方・序》)。
"于名于利,若存若亡。于非名非利,亦若存若亡"。"恬澹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见《要方・养性・养性序》)。
"(居处)更不能广,广则营为关心,或似产业,尤为烦也"(见《翼方・退居・择地》)。
"一物不得在意营之"、"衣服但粗缦,可御寒暑而已"(见《翼方・退居・养性》)。
"邀名射利,聚毒攻神"(见《翼方・补益・叙虚损论》)。
听其言而识其人,窥其行而知其志,因为它与思维有密切的关系,是思①《关尹子》1卷。周・尹嘉撰。书中多佛教及神仙方使家,并杂以儒家言。故后人认为是宋代之作而伪托于周。
①《太清经》,见《道藏》。
②严遵,梁・秭归人,少善庄老。撰有《道德指归论》8卷。
维的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由此而知孙氏始终是不越雷池一步地在儒家"克己"和道家"无为"中走着。
(三)业从于医
从"吾十有八而志学于医。今年过百岁,研综经方,推究孔穴"(见《翼方・针灸上・取孔穴法》)至140岁《翼方》脱稿,120多度寒暑,泡浸在临床治病、龟手传方、立言撰书中,当然是医林人物,而且还是有名的重要人物,当然是医业中巨孽了(参阅第六章大医)。
孙氏在85岁以前的前半生,除读圣贤书、习歧黄术之外,就是研究黄老之学。单单凭"善谈庄老"、"善言老子庄周",一言泛泛之词,而且从来文人墨客之善谈庄老者,代不乏人,所以无法证实为道教中人物。"善谈老庄,隐于太白山习道,兼精阴阳医术推步,著有千金要方、福寿论、摄生真录、枕中素书等书留世"(见《续仙传》),虽然写得比较深入一些,但也难以证实孙氏是道教中有地位的人。不过能称"真人"及撰写及疏注道教中不少书籍,以及言行中流露出来的思想等等,才是证实孙氏的确是在道教人物中的佼佼者。
86岁以后的后半生,虽然没有看到他修道炼丹事迹的纪录,但两部《千金方》中的大量道教语言和思想,可以证明他还是沉浸于道教之中(参阅第六章大医・十一孙氏学术思想探讨。第四章居土・五孙氏在三教中佛教思想最少。第五章真人・二孙思邈的道教思想)。
(三)权测孙氏在道学上佛学上造诣的深浅。
成篇累牍的著作,固然是研究作者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但总不及日常生活无意中流露出来的片言只语,更能忠实地暴露其隐蕴内心深处的真正思想。孔子提出"察言观色"(见《论语・颜渊》)来分析对方的心理与思想,的确是很好的手段。那未我们来仔细地研究一下孙氏的某些言语。
道教是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演变。《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也可以说,它是道教学说中的中心思想。现在对照一下孙氏的思想:《要方・序》:"夫清浊剖判,上下攸分,三才肇基,五行肇落,万物淳朴,无得尔称。"他的思想基础,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原夫神医秘术,至赜参于道枢"(见《翼方・序》),道枢一个词目,没有找到出处,但宋时曾�有《道枢》一书(搜入《道藏》641-648册),内容俱谈道教哲学。
"阳道强坚而易歇,阴道微软而久长"(见《翼方・禁经・受禁法》)。
孙氏非但点出了道有阴阳柔刚,而且更进一步延伸道教另一个重要教旨的"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引《汉书・文艺志》),以柔制刚的思想。
孙氏又谓:"不惧于物,合于道数"(见《要方・养性・养性序》)和在鄱阳公主邸宅答卢照邻问"高医愈疾,奈何"时,也谓"太上畏道,其次畏物,"(见《新唐书・本传》)。尽管他言的地点不同,表达的形式各异(一为手书,一为口述),但意思完全一致,认为"道"是最最重要的。对道的评价,孙氏也作过实事求是的论断,谓"万年无穷,当由修道,道甚易知,但莫能行"(见《要方・养性・养性序》)。综合以上种种,可以证实孙氏对"道"的认识,是相当透彻深入的。
"绝圣弃智"、"无为而治",又是道教重要思想之一。"绝经弃智"的效果,老子认为可以"民利百倍",庄子认为可以"大盗乃止"。老子又认为"为无为,则无不治",事实上"无为"与"道"是有其联系的。道家思想中的"无为",是顺应自然的变化之意。他们认为宇宙万物的根源是"道",而"道"是"无为"而"自然"的,人效法"道",也应该以"无为"为主。
所以孙思邈的"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自育若是,夫何荣势之云哉"(见《要方・序》)一语,如其没有对"绝圣弃贤","无为而治"有大彻大悟的认识,是无法说得出来的。孙氏可能认为这深邃的语言,或许一般人难以理解,所以索性开门见山他说明"是圣人为无为之事"(见《要方・养性・养性序》)。
道教既谈到了"无",从而又联系到"无"与"有"的矛盾统一。老子曾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见《道德经》)现在孙氏的"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由此观之,形质既著,则疴瘵兴焉。静以思之,惟无形者可得远于忧患矣"(见《翼方・禁经》)。这正是孙氏进一步深入浅出地阐明这个道理。而且孙氏的"无我"思想也和《关尹子》①的"惟无我无人,无道无尾,所以与天地冥"同一个思想。
道教接受了《书・大禹谟》:"满遭损,谦受益"的精神而发展为他们又一个重要思想--祸福倚伏论。认为事物发展到极度时,就是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因为矛盾的双方经过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老子总结为"祸兮福之倚,福兮祸之伏"(见《道德经》)。
孙思邈的"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要方・序例・治病略例》)、"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嗜欲煎其内,权位率于外,其于过分内热(作热中来领会)之损,胡可胜言"(见《翼方・退居》)以及答卢照邻问"人事奈何"的"心小、胆大、行方、智圆"(见《新唐书・本传》等等,都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所发出的心声。
又一个道教重要特点,是在生活上要求"寡欲"与"知足"。老子强调"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止之足常足矣"(见《道德经》)。�不等于欲,但�是欲的内容之一,"欲"在道教中认为最可怕的字眼之一,诚如《太清经》①:"谓贪爱**,深广如海也"所指出,欲海无边,不知古今来多少人沉溺其中。不过"寡欲"、"知足"并非目的,仅仅是手段,通过这个手段来达到"道"的最终目的。
"修炼之士,当先入静"(见《云笈七签・灵响词序》)、"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见《庄子・人间世》)。因为奢欲无厌、心不知足的人,永远也静不起来,虚不起来的。
通过静和虚,才能达到最后目的的成"道"。诚如严遵②所谓:"静为虚户,虚为道门"(见《道德指归论》)。它们的关系和联系,是"寡欲一知足一静一道"。孙氏对这一点,也是拳拳服膺,身体力行的。因资料太多,只能略举一二,如:"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差迭荐,食如无味。��兼陈,看有若无"(见《要方・序》)。
"于名于利,若存若亡。于非名非利,亦若存若亡"。"恬澹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见《要方・养性・养性序》)。
"(居处)更不能广,广则营为关心,或似产业,尤为烦也"(见《翼方・退居・择地》)。
"一物不得在意营之"、"衣服但粗缦,可御寒暑而已"(见《翼方・退居・养性》)。
"邀名射利,聚毒攻神"(见《翼方・补益・叙虚损论》)。
听其言而识其人,窥其行而知其志,因为它与思维有密切的关系,是思①《关尹子》1卷。周・尹嘉撰。书中多佛教及神仙方使家,并杂以儒家言。故后人认为是宋代之作而伪托于周。
①《太清经》,见《道藏》。
②严遵,梁・秭归人,少善庄老。撰有《道德指归论》8卷。
维的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由此而知孙氏始终是不越雷池一步地在儒家"克己"和道家"无为"中走着。
(三)业从于医
从"吾十有八而志学于医。今年过百岁,研综经方,推究孔穴"(见《翼方・针灸上・取孔穴法》)至140岁《翼方》脱稿,120多度寒暑,泡浸在临床治病、龟手传方、立言撰书中,当然是医林人物,而且还是有名的重要人物,当然是医业中巨孽了(参阅第六章大医)。
2010-05-23 10:41 5楼
三、小结
我们通过了以上的全部了解、认真考证、客观分析,知道孙氏的形象,不难肯定是:本立于儒、志归于道、业从于医的典型古代德高望重高级知识分子。但内在的思想却比较复杂、矛盾错综,我们透过两部《千金方》的论述来寻找出他的思维轨迹,是:既无能摆脱历史的遗留和当时的情况唯心论普遍泛滥的世界观,但也能蕴含着不少众醉独醒朴素的唯物论思想。
他的哲学观点,虽然孔孟的儒家思想基础打得早、打得结实,但还没有比老庄哲学对他的影响更深。所以在两者发生矛盾时,往往就舍儒而就道。即使以医学来说,技术性领域全部被道家所占领。只有思想性的才是儒家天下。引以为万幸的是,孙氏能用儒家的积极性来制服他道家的消极性,得以鼓舞他的工作,否则完全用"为无为"的道家思想来指导,《千金方》也不成为《千金方》,充其量不过是一部修炼、养生、求长生术的道教书而已。他终身高风亮节,忠于医学事业,是由于他忠实服膺于儒家的社会伦理的结果。但有时也无力自制地有"惚兮恍兮"、"湛兮似或存"(见《道德经・上篇》的思想出现。正因为他对道教感情之深,所以他强调要做一个合格的医生--大医必须"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见《要方・序例・大医习业》)。即使闲来无事的消遣,也要"闷则何以遣之,还须蓄数百卷书,易老庄子等,闷来阅之,殊胜闷坐"(见《翼方・退居・养性》)。孙氏是博览群书的学者,为何其他书都不去遣闷,而独独垂青于道家书?当然不言可喻了。
后人对他的"疾病与梦"、"房中补益"、"禁经"等,非议较多,也正是他的思想被道教--可惜不是正途的老、庄之道而是经过张道陵、袁天罡等人修正以后之道所占据了整个领域所致。
也不可否认,他思维中主要的还是唯物观念,但也不能不看到他还混杂着唯心观念和迷信思想。这种乍左乍右,时而唯物时而唯心的摇摆不定,正是他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加上自己的思想方法三者的消长起伏。同时更应该进一步看出掺杂了谶纬的两汉经学,也能使孙氏唯心观念的滋长,秦汉以后的老庄学说,也是使孙氏朴素唯物思想产生了影响。
唯物论的"人定胜天"思想,在孙氏思维中还是十分牢固的,如"故有天行温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斯盖造化必然之理,不得无之。故圣人虽有补天立极之德,而不能废之。虽不能废之,而能以道御之"(见《要方・伤寒上・伤寒例》)。所以能够这样说,纵然孙氏的思维是多色彩性,但其绝大部分还是属于朴素唯物的观念。也就是说,在孙氏思想中朴素唯物的观念占着主导地位。自古以还,包括医家在内的文化人,百分之百都有名,有字、有号、有别署。到了晚年,还署一个"××老人"、"××老人"。如其为道教中人,则更少不了一个"××子"、"××子"。直到解放后的今天,在各种登记表格里还有"曾用名"一栏。而孙氏则在141年中只有"思邈"一个名,在古今文化人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更显示出他的超凡脱俗!
我们把孙氏作出一个总评,觉得十分困难。只有借用许叔微①的话,是"唐①许叔微(1080-1154年),字知可,宋・真州(今江苏省仪征)人。以京试落第,乃业为医,为宋代一大名医。撰有《普济本事方》10卷。23门、300余方。
有孙思邈,又皆神奇出人意表"(见《普济本事方・序》)。
我们通过了以上的全部了解、认真考证、客观分析,知道孙氏的形象,不难肯定是:本立于儒、志归于道、业从于医的典型古代德高望重高级知识分子。但内在的思想却比较复杂、矛盾错综,我们透过两部《千金方》的论述来寻找出他的思维轨迹,是:既无能摆脱历史的遗留和当时的情况唯心论普遍泛滥的世界观,但也能蕴含着不少众醉独醒朴素的唯物论思想。
他的哲学观点,虽然孔孟的儒家思想基础打得早、打得结实,但还没有比老庄哲学对他的影响更深。所以在两者发生矛盾时,往往就舍儒而就道。即使以医学来说,技术性领域全部被道家所占领。只有思想性的才是儒家天下。引以为万幸的是,孙氏能用儒家的积极性来制服他道家的消极性,得以鼓舞他的工作,否则完全用"为无为"的道家思想来指导,《千金方》也不成为《千金方》,充其量不过是一部修炼、养生、求长生术的道教书而已。他终身高风亮节,忠于医学事业,是由于他忠实服膺于儒家的社会伦理的结果。但有时也无力自制地有"惚兮恍兮"、"湛兮似或存"(见《道德经・上篇》的思想出现。正因为他对道教感情之深,所以他强调要做一个合格的医生--大医必须"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见《要方・序例・大医习业》)。即使闲来无事的消遣,也要"闷则何以遣之,还须蓄数百卷书,易老庄子等,闷来阅之,殊胜闷坐"(见《翼方・退居・养性》)。孙氏是博览群书的学者,为何其他书都不去遣闷,而独独垂青于道家书?当然不言可喻了。
后人对他的"疾病与梦"、"房中补益"、"禁经"等,非议较多,也正是他的思想被道教--可惜不是正途的老、庄之道而是经过张道陵、袁天罡等人修正以后之道所占据了整个领域所致。
也不可否认,他思维中主要的还是唯物观念,但也不能不看到他还混杂着唯心观念和迷信思想。这种乍左乍右,时而唯物时而唯心的摇摆不定,正是他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加上自己的思想方法三者的消长起伏。同时更应该进一步看出掺杂了谶纬的两汉经学,也能使孙氏唯心观念的滋长,秦汉以后的老庄学说,也是使孙氏朴素唯物思想产生了影响。
唯物论的"人定胜天"思想,在孙氏思维中还是十分牢固的,如"故有天行温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斯盖造化必然之理,不得无之。故圣人虽有补天立极之德,而不能废之。虽不能废之,而能以道御之"(见《要方・伤寒上・伤寒例》)。所以能够这样说,纵然孙氏的思维是多色彩性,但其绝大部分还是属于朴素唯物的观念。也就是说,在孙氏思想中朴素唯物的观念占着主导地位。自古以还,包括医家在内的文化人,百分之百都有名,有字、有号、有别署。到了晚年,还署一个"××老人"、"××老人"。如其为道教中人,则更少不了一个"××子"、"××子"。直到解放后的今天,在各种登记表格里还有"曾用名"一栏。而孙氏则在141年中只有"思邈"一个名,在古今文化人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更显示出他的超凡脱俗!
我们把孙氏作出一个总评,觉得十分困难。只有借用许叔微①的话,是"唐①许叔微(1080-1154年),字知可,宋・真州(今江苏省仪征)人。以京试落第,乃业为医,为宋代一大名医。撰有《普济本事方》10卷。23门、300余方。
有孙思邈,又皆神奇出人意表"(见《普济本事方・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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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远景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年)的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不单局限于哲学,凡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大都无所不包,从哲学到文学、从政治到军事、从修养到教育,并没有专门化,也不可能专门化。除了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所限制,他们在主观上都想"以其学易天下",并不是为思想而思想。所以济济多士的百家争鸣,到最后则以孔孟为首的儒家,独占了鳌头。
岁次庚辰(公元前221年),当时剩下的最后一个齐国告亡,秦始皇①统一了中国。为了永远巩固其政权,采纳了法家思想与手段,企图通过法来实践其"一世"、"十世"、"百世"到"万世"的统一政权之梦,所以傲然自称为始皇。
正因为有梦求其万世之业的雄心,他最早懂得"人,是事业的本钱"道理,所以千方百计地求得自己长生不死、永远健康。在赢政①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巡狩到海上时,东望飘渺的蓬莱,更使他作成仙登天遐想,因之即使韩佟入海去求不死之药,但去了没有后文,乃又遣派徐福率领3000名童男童女,营造大船,耗费了大量黄金,东行求仙。后果如何?据说不过帮助了日本国的建国开业。
嬴政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以淳于越点燃了导火线,接受李斯②建议,颁布了"挟书之律"而掀起前无先例、后无来者的焚书坑儒大役,重重打击了儒家。所以秦始皇心中只有法家,但方士们可在他眼里尚有一席之地。
公元前206年,刘邦③起义成功,建立西汉王朝。他毕竟是出身平民,所以对儒家很不重视。加之文帝・刘恒(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景帝・刘启(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和文帝皇后、景帝母亲窦太后(?-公元前129年)笃信道教。甚至道士陈平④、阴阳家张苍⑤,都位居丞相,而且还是很有权力的丞相。所以西汉之初,极度提倡"无为而治"的道教学说,大有占居了支配一切的地位。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以窦太后仇视儒术,把反对黄老、推崇儒术的窦婴(?-公元前131年)、独崇孔孟的田�(?-公元前131年)罢去了官,"鲁诗学"的开创者儒家申公(?)撤职赐归,申公的两个学生赵绾(?)、王臧(?)都下狱而死。
上面谈到的所谓方士,乃吐纳、练丹、自谓力能呼风唤雨、鼓吹成仙登①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姓赢名政。先后灭六国,中原统一,自号始皇。①嬴政,即秦始皇。
②李斯(?-公元前208年),战国末。楚上蔡人。秦国相。
③刘邦(公元前256-195年),秦末沛县人,灭秦立国,曰汉,即汉高祖。④陈平(?--公元前178年),汉・阳武人。初从项羽,后归于刘邦,官右丞相。佐孝文帝平吕乱后,即弃官修道。
⑤张苍(公元前256-前152年),汉・阳武人。从刘邦起兵,以有功,封北平侯。天、可以长生不死的方术之士。起源于战国时齐、鲁一带沿海地区,因秦始皇"悉召文学方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以求奇药"(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加温而开始兴盛起来。从此代出有名方士,如汉文帝(公元前202-前157年在位)时,侈言"设立渭阳五帝庙,欲出周鼎"的新垣平(?);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时,有倡言"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为饮食器,则益寿"的李少君(?);有使武帝在一如现代电视机萤光屏前会见亡妃李夫人的齐人少翁;自言"黄金可成,河决不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的奕大。直到三国(221-280年)时,曹操(155-220年)要杀他,他却遁入壁中隐身而去的左慈(?)。纵然他们后来有的被诛(奕大)、有的夷其三族(新垣平)可悲下场,但在他们走运得志之际的受宠当朝,毕竟是使人垂涎三尺的。
当时黯然失色的儒家,当然看清了这个来龙去脉,知道要靠近当局政权、非创造一套与方士可以经得起周旋而又能取胜的神秘学说不可,否则怎能在方士口中分得一瓢羹。所以认为邹衍用以推断自然命运和王朝兴亡的"五德终始"学说,最为接近、合式而可行。邹氏凭他的一套"深观阴阳消息"本领,周游魏、燕、赵等国,备受诸侯们的尊敬和礼遇。他们把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和社会历史变迁联系起来的"■祥度制",在两汉谶纬学说中作为重要的核心。这样的学说十分适合统治者的口味,使得凡尘里的皇帝和天上的上帝更加缩短距离而紧密地连系、甚至混为一体。邹氏"闳大不经"的"谈天",使皇帝的神秘性越浓厚,子臣百姓也就更加服帖就范,他的统治地位就越巩固。而且这种学说,确实比方士们在幻想中寻求一切的要现实得多。所以儒家尽量地吸收邹氏的学说来充实自己的内容。幸运的是这只救活了已经三面无气的妙奕,真能使儒家坎坷命运也从绝处逐渐地走出了低谷。
道教一向是接近于方士,不,应该说方士是从道教中衍化出来的终产物,所以道教却没有遭到像儒教那样深灾浩劫,这又是儒家对道家的向往另一个原因。
汉・对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对儒家来说是命运转折点的一年。三个抑儒崇道有权力人物最后一个人窦太后死了,压在儒家头上的大山搬走了。
紧接着的翌年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遂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施行。并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以示重视儒教体现。事实上武帝早六年之前的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执政之初,就已颁诏天下"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也上过以"天人感应"为中心思想的"天人三策"。说明"王者从天意以从事",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一举中标,深为武帝欣赏而采纳。
由于统治阶级的本性所决定,武帝虽然已尊敬儒教,但仍然不忘其求仙的迷梦。翌年(公元前133年),又遣方士入海求神仙,并建立太一祠。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北巡,祭桥山黄帝冢,至缑氏祭中岳太室,又东巡海上,与方士傅东及间使求神仙。征和三年(公元前89年),武帝再至蓬莱,欲浮海再求神仙。
从武帝起,阴阳五行学说,经过经师们的加工、美化和鼓吹,这空气愈来愈浓厚了,简直笼罩着所有一切。他们一套"属木的一定是青色而居东;属火的一定是赤色而居南;属土的一定是黄色而居中;属金的一定是白色而居西;属水的一定是黑色而居北","少阴为西;大阴为北;少阳为东;太阳为南"的固定不移的老生常谈,但使人惊奇的是人们总是听之不厌而趣味无穷。
后世称当时的儒教为"两汉经学",就是在儒生与方士的结合而成。这样,儒家也利用统治者来推销他们有利于自己的说教。统治者有什么需要,儒生们就及时地供应什么。这些供应品,表面上似乎都是早就出于有据可稽的先圣先贤的谶言,但实际上都是从方士式的思想里移植过来。但方士呢?在汉武帝时盛极一时之后,物极必反地即式微萎缩而憔悴下去。为什么?原来儒生们也已学会了方士一套技巧而在文学方面更高出一筹胜于方士而取代了方士。方士们为维持其个人利益,不能不相率归到儒生的队伍里来。所以董氏在复兴儒学来说,是一位大功臣。但从此而后的儒学,已经不是秦时代孔孟的儒学,而是渗入了阴阳家谶纬迷信结合起来的儒学了。
王莽①,更是一个笃信阴阳五行的人,更明确地说,他是靠阴阳五行手法来达到他野心的。所以用阴阳学说来定了南北郊之社,还进一步用五行学说来定郡神的祭祀。他高举着记述时令及其相关事物、并把各类事物归纳在五行生克系统中的《礼记・月令》作为红宝书。竟然征求精通《月令》的人建筑明堂,也古为今用地把殷周一套古代礼仪表演一番。
汉光武・刘秀①,以"赤伏符"受命,又以《西狩获麟谶》来战胜了公孙述(?-36年)而得以坐到王位。所以他对阴阳五行的谶纬更极度的信仰和膜拜,甚至是依赖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之后明帝・刘庄(58-75年在位)、章帝・刘�(76-88年在位)虽非昏王庸主,但对谶纬之说也十分崇拜的。客观上有了这样的温床,阴阳五行之说那得不鸿运亨通而兴盛不衰。
明帝・永平十年(67年),佛教传入之后(详第四章・居士・一佛教),从此即儒、道、释三者成了鼎立之势。今后戏剧性的融合、颉颃、斗争、缓和、冷战、再融合、再颉颃一幕一幕地不断表演下去。
汉代人思想中,满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天文、地理、宗教、政治、军事、教育、包括医学卫生在内的各门科学及一切日常琐事中如小到出门、理发、洗澡,没有不用这套方式来作指导的。例如刘向②的《洪范五行传论》,就是为反映当时外戚专权所服务。但这套学说只能在有利于统治者的利益时才能通行无阻,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时就不行。最好例子是:有符节令(掌管符玺的小官)睦弘③,在西汉・元凤中(公元前80-前75年)他见到泰山④上大石自行竖立,上有铭文。弘即以"五德终始"来破译出为"当有匹夫而天子"的谶言。于是上《当求贤禅帝位》书,终于在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以妖言惑众罪把这个不懂什么是"与虎谋皮"的书呆子头颅掉落下来。所以统治者的尊孔、崇道、信佛,不一定是出于宗教的信仰而是为自己巩固①王莽(公元前45-后23年),字巨君,为东・西两汉之间,另一个新皇朝的建立者。①刘秀(公元前6-后57年),东汉王朝的建立者,称光武帝。
②刘向(公元前77-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汉・沛(今江苏省沛县)人。为东汉有名的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著有《洪范五行传论》11篇。内容为宣扬"天人相应说和谶纬学说。③睦弘,汉・鲁国藩人,字孟。
④泰山,在山东省、泰安县北五里,又称岱宗,为五狱中的东狱。
政权来服务的。且看唐・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李世民诏萧�①的书中,有"朕于佛殿,非意所遵。梁武建文,穷心释氏,社稷为墟。报施之徵,何其谬也。(当时,宋国公萧�,因与房玄龄不合,请出家为僧。既而后悔,再请还俗。十月太宗以�反复而怒,乃诏书谓:"朕于佛殿,非意所遵,梁武建文,穷心释氏,社稷为墟。报施之徽,何其谬也。�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自请出家,寻变违异岂具瞻之量乎"贬商州刺史)这就是执政者的自白。他既然看得很明白,为什么还要装模作样不断在佛教方面做了许多"功德"?则不言可喻了。
多人执笔的《黄帝内经》,开写于春秋战国,而最后定稿或补充完成于汉代,所以阴阳五行作为重要指导思想,这是势所必然。现在撇开《内经》不谈,只要观察一下当时医学与五行之。间的客观环境,就可以了然了。且看:《汉书・翼奉传》:"阳用其精,阴用其形,犹人之有五脏六体。五藏象天,六体象地,故藏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申动于貌","感动阴阳,其害疾自深。阴阳失节,害及身体。"《汉书・礼乐志》:"人亟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汉书・五行志》:"时则有下体生上之疴,时则有青胜青祥,唯金诊术。及人谓之疴,疴病貌,言■深也。"《汉书・沟恤志》:"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后汉书》中的《易纬・律历志》,用24节气来推算疾病,例如立春的"晷长一丈一尺六寸,当至不至民瘐瘵;未当至而至,多病�疾痰"。
24个节气,在"当至"与"不当至"的推算下,有48型的病变。
您想医学在四面八方上下阴阳五行学说的包围下,你不谈,可能吗?因之有人曾提出这阴阳五行是过了时的迷信,现代中医不应该再奉为圭皋。是的,在一般情况下送入博物馆里过时的东西当然必需抛弃,你不抛弃,时代的潮流也会替你冲洗刷掉。且看从古代到近代在当时都是风靡一时的宠儿骄子,而现在已"今安在哉"了。但真正上古的神农氏种稻获粮,缧祖氏养蚕织帛,夏禹用疏导来治水,孔子以仁恕来育人,为什么到现在20世纪甚至21、22世纪还是用着它,中医用阴阳五行就是同一个道理。绝对不能以被谶纬学说污染过的阴阳五行与谶纬同时抛弃。李后主①纵然是昏庸亡国之君,但后人还是承认他是大词人;宋徽宗②也是亡国天子,大家还是尊之为大书画家,一手瘦金体在书坛上奉为珍品。董其昌③也不以是典型的恶霸地主而取消了他大书家的尊称,这就叫唯物辩证法。也有人提出,《伤寒》、《金匮》也是此时的作品,为什么仅有阴阳的精神而丝毫没有沾到一点谶纬的色采?的确!我们更要知道,任何时代、任何环境或某一个运动中,必然有为数极少的几个众醉独醒的冷眼人物,在这一群真痴子、假痴子(瞒了良心投机取巧的人物)如痴如狂一片浪潮中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如罢官于东汉・永平五年(62年)的经学家尹敏①精通谶纬学说而不信谶纬,明帝①萧�,字时文,善属文,好经术。为人耿直,卒后谥称贞■。
①李后主(937-978年),即李煜,五代南唐后主。
②宋徽宗(1082-1135年),即赵佶。
③董其昌(1555-1636年),明・松江人,字玄宰,号香光。为自成一家的书家。①尹敏,字幼季,为东汉经学家,南阳堵场(今河南省方城县)人。博学广识,精于谶纬而不信谶纬。要他校订图谶,拒绝而丢官。
又如大科学家张衡,就是一个极端反对谶纬的,可惜当时在谶纬学正泛滥之际,有谁来支持和响应。幸而被后来南北朝时欣赏他的观点而欣起几次不彻底的反谶纬运动,这是后话。所以有些学者认为《伤寒》《金匮》不是著作而是:"伤寒论,即古汤液论(是否即搜入《医藉考》三十七卷中的《汤液经法》?待考),盖上世遗书,仲景特编纂云尔,非其自撰之言也。"(引明・戴启宗②《活人书辩・文定公吴澄序》原文)吴氏认为《伤寒杂病论》中方剂并非仲景手订而是当时在临床上普遍取用的前人或当时各家之方,十分准确。试阅《要方》中屡见一点也没有仲景气息的"仲景曰"(见《要方・序例・治病》等多处),同时在《要方・伤寒上》、《要方・伤寒下》中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五苓散、小青龙汤、大承气汤、麻杏石甘汤、葛根芩苹连汤、甘草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白虎汤、三物备急丸40多首方剂,赫然与《伤寒杂病论》中完全相符。试问孙氏既然称"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见《要方・伤寒上》)而同一书却把《伤寒论》中40多首方剂,一药无讹地节录下来,更证明吴澄之言非虚语也。所以敢说仲景仅仅是把临床上的常用方加以搜集、筛选、整理加以六经辨证的系统化而已。
再如叶梦得:"孙真人为千金方两部,独伤寒未之尽,似未尽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论。后三十年作千金翼论,伤寒者居半,盖始得之"(见《避暑录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千金要方)妙尽古今方书之要,独伤寒未尽",《郑堂读书记》:"晁氏称议者,颇恨其独不及伤寒",李�:"著千金方三十卷,独于伤寒不及"(见《医学人门》)。以上众口一辞的认为《要方》没有仲景的伤寒理论而引为遗憾,所以孙氏言不及仲景的伤寒论而竟然有40首伤寒论方,更说明仲景的伤寒诸方并非手订者而是当时时行的常用方。
所以有人又认为撰《伤寒杂病论》的人,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临床家(不是理论家)而头脑又十分清醒的儒医。他果断地排除谶纬学说的干扰,凭自己一套六经辩证的方法,搜集筛选出确实具有稳定性有效方剂而纂成《伤寒杂病论》。全书实而不华,诚如何�的评价为"用思精而韵不高"(引《太平御览・何�别传》原文)。编纂者并引用《书・太甲上》的"若虞机张"而署名张机,意思是凭我们手里的弩机,扫除一切疾病。古人大多有名有字,作者慨叹着儒教以谶纬的渗人而陷于变色,希望孔子再出而整顿一下。医学也必须出一位孔子样人物来振作医学风气。因为孔子名丘,于是联想到《诗・小雅》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医家必须也出一位值得景仰的孔丘。但古人更其是儒者,圣人之名应讳而不能直呼,及取其字的仲尼,于是仲景之号也产生了。当然,这个冷癖的大胆设想,恐怕很少有人附议的。但再冷静地思索一下,有五个尚没有满意解答的问题存在,这个怪论也没有武器来攻破。五个问题是:第一,《史记》上所有名医,包括与张仲景同时的华佗,都有传记,为什么知名度压倒群医、医中之圣的张仲景只字不提?张仲景之名,不见于晋前,而在王叔和以后?至唐代以后而才声名大噪。
唐前所见,第一为王叔和《脉经・序》(约公元3世纪);再见于皇甫谧《甲乙经・序》(稍后于王叔和);三见于葛洪《抱朴子・内篇》(281②戴启宗,字同父,为儒而知医者,著有《活人书辩》。
-341年间);四见于《诸病源候论》(610年)。即使《甲乙经》、《太平御览》中提到一些事迹在王仲宣(粢)、何永(粢)两人传里,但王、何两人的"本传"中却无一字谈及张仲景者。
至于见之于唐前正史者有两,前为《隋书》、后为《晋书》,而且《医籍考》称为"梁有张仲景",使人又多一个疑窦。
其二,好多史学家遍查了各种史料,东汉时期的各任长沙太守名单中独独没有张机或张仲景其人。在建安时(196-220年)的长沙太守为张羡、张怿父子。故而也有人认为张羡即张机,但除想当然之外,一无证据可凭。其三,张仲景第一次出现于正史上的为《晋书》,《伤寒论》第一次出现于《隋书》,在这两书之前,为何未见一言?考《隋书》成书于636年,《晋书》成书于646年,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张仲景之名,最早在646年时亮相。
其四,《甲乙经・序》和《太平御览・何�别传》却谓张仲景用五石汤来治疗王仲宣,为什么《伤寒》、《金匮》中偏偏无此一方?
其五,自战国至秦汉,大名医很多很多,为什么独独张仲景称之为"圣"?所以张仲景的却有其人与否?还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