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医医德故事

孙思邈:患者如至亲,同行勿相轻
唐代名医药王孙思邈不但热爱中医,而且喜好经史佛老之学。他认为“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冤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这是何等高尚的医德,何等景仰的修为。在孙思邈所言中,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他视患者如至亲的接诊态度。我想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医学是一门救人的学问,医生是一个救人的职业,如果你不把患者视为至亲,那么你何以会竭尽全力地去进行救治而心底无私呢?其二,我们的收入来源于患者,从这个层面上理解,患者无疑堪称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衣食父母。
葛洪:让贫困低薪阶层轻松廉价地用药
晋代名医葛洪鉴于以往“诸家各作备急,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岂贫家野居所能立办”的情况,决心“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由此可见,葛洪作为一名医生是很关注贫困、低薪阶层人民的,能针对他们的具体情况,从他们的经济利益出发,不辞劳苦,编著成《肘后备急方》,里面的方药物美价廉,文字朴实易懂,从现在的角度看也不失为一本家庭用药手册。这种处处为方便贫苦患者着想的精神很值得我们赞许。
喻昌:对患者诚心、耐心,患者才会与你交心
医患关系不和谐的因素有很多,医生为患者诊疗时诚心不足、耐心不够,而造成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生有戒备甚至敌对心理的情况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虽然患者有时在接受医生诊疗期间会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和医生配合,但是明代名医喻昌认为,“然敬设诚致问,明告以如此则善,如彼则败,谁甘死亡,而不降心以从耶?”“此宜委屈开导,如对君父,未可飘然自外也。”从喻昌所言中,我们不难看出,对病人如果诚心,尽责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地为病人服务,病人怎么可能不与你交心,不配合你工作呢?所以在自身修养方面,行医之人应该好好领会喻昌之言的深意!
吴有性:苟利患者生死矣,岂因祸福趋避之
明朝末年,战争连绵,灾荒不断,疫病流行。崇祯辛巳(公元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疫情猖獗,延门阖户,感染者往往相率倒毙。一般医者以伤寒论治,难以取效。“不死于病,乃死于医”,身处那种情况下的吴有性认为“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方,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吴氏因此系统地钻研古代医书,认为历代医书研究温病的太少,故而不揣固陋,大胆设想,深入观察,“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结合临床实践经验编写了《瘟疫论》,成为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继《伤寒论》之后又一部论述急性外感传染病的专著,在外感病学及传染病学领域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吴氏的医学成就与其不顾个人安危,亲临疫区寻求疾病之因、探求治疾病之法,奋不顾身地为患者着想的精神与举动是分不开的!在他看来,患者的生死才是大事。只要自己所为有利于患者便行,怎么能够因为自己的福祸而左右探求为民疗疾方法的步伐呢!真可谓:苟利患者生死矣,岂因祸福趋避之!
徐大椿:名医不可为,伪医尤可憎
世人都只看到名医的光环与伟大,却很少知晓名医的难处。孰不知学医难,行医更难,做名医尤其难。这里的“难”不仅是说成为名医的过程艰难,而是如徐大椿所言:凡求治于名医者“必病势危笃,近医束手,举家以为危,然后求之”,“其病必迁延日久,屡易医家,广试药石,一误再误,病情数变,已成坏症”。可见病人及患者家属对名医所寄予的希望很大,要求很高,有的病虽然迁延日久,但若经过积极救治还能转危为安,但是很多患者被一些庸医折腾过久,即便华佗再世,也束手无策!然而病家常常又不会理性看待,甚至责怨名医。徐氏以上所言便是告诫名医不可过高地看待自己,名医说到底是人而不是仙,同时也是对患者及其家属们的肺腑之言。名医如此,普通的医生更应该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徐氏所言名医也讽指一些徒有虚名的“名医”,他直言道:“获虚名之时医,到处误人病家反云此人治之而不愈,是命也。有杀人之实而无杀人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