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新的中医理论体系”——这不是要革中医的命么?(修改稿)

“建构新的中医理论体系”——这不是要革中医的命么?(修改稿)
王昆文四川自贡
中医药文化建设才刚刚开始,马上就有人站出来进行所谓纠偏,而且是业内的权威人士(博导、名中医等)。不知他们要把中医引向何方?《承载起伟大的科学担当(二)——积极应对中医学面临的挑战》(发表在2014年5月22日中国中医药报)就是一篇为中医西化辩解的文章。该文的观点并不新颖,可以说是与他几年前写的几篇文章(中医学的本质是科学;论中医的八大关系;试论国人的中医视觉偏差;等)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尹常健先生四年多前批判“中医国粹论”、“中医文化论”、“中医万能论”等的真正用意,是要为他改造中医理论核心、“构建新的中医理论体系”,实现所谓的“中西医结合”铺平道路,制造舆论。他明白无误地提出了所谓要“净化和优化中医学发展的舆论环境”,“给当前的中医文化热泼点冷水”。(参见2009年11月30日中国中医药报,“试论国人的中医视觉偏差”)
时隔四年半后的今天,他不是又一次提出要“建构新的中医理论体系”吗?——多么宏伟的目标!这不是要把中医理论体系推倒重来么?这不是要革中医的命么?
在尹先生眼里,由于所谓“治疗目标的转换”,中医理法方药中“没有针对西医客观指标的内容”,从而“带来严重的理论障碍和方法学瓶颈”,因而现有的中医理论体系已经成为现阶段诊疗疾病中的“障碍”。故此他强调的是对中医理念、观点的质疑和批判(甚至纠正)。他甚至认为,中医学术“西化”是必然的,毫不为怪。这是否就是在毫不掩饰地为中医“西化”辩解呢?难道中医“西化”还有理么?
尹先生左一个“治疗目标转换”,右一个“治疗目标转换”(在一段中出现了6次),并认为这是使中医西化的必然原因。其实并非如他所说。 “治疗目标转换”,仅仅是“西化”的中医人的认识,在坚持传统的中医人眼里,“证”还是“证”,并没有转换,并不会把西医所诊断的病名作为治疗目标。
几年前尹先生就提出“中医文化热的误导”“冲淡着人们对中医科学的感知和信念”,而今天他又认为中医药存在和发展的真正价值主要不在于“单纯虚化的文化价值”,而在于“防病治病的科学价值”,即把文化和科学区别及并列开来,片面地抬高“科学”而贬低“文化”。尹先生难道不知道“文化”中就包涵着“科学”吗?(请见《现代汉语词典》1318页)而且,尹先生所说的“中医的魂”,是不是属于中医的文化价值呢?它也是“虚化”的吗?
我认为, 中医学决非仅仅是防病治病的,更确切地说,中医学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态度和方式,它包涵着如何养生、处事、做人,如何防病治病,如何看待生死荣辱等。中医学是一门“道”,而不仅仅是“术”。中医学的精华和核心是它的形上部分,而不是它的形下部分。中医学的主体内容是“论”而不是“术”。《内经》的哪一篇是以“术”为题目的?《素问》八十一篇的题目中就有七十二篇是含有“论”字。
尹先生说“中医药真正的瑰宝并不在理论家的宏篇巨著里”,那么请问:它不在《内经》和《伤寒杂病论》吗?那些临证经验、治疗手法或处方,是没有理论指导的吗?如果没有,它能称得上是“瑰宝”吗?尹先生所谓的那些“祛邪之法、斗病之术”,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应用和发展起来的。
尹先生还说“重道轻术论者所阐释的只不过是空洞的中医概念和哲学术语而已”。那我请问:没有这些中医概念和哲学术语,还有中医的“道”吗?它们都是“空洞的”吗?——“道”岂可缺哉!轻“道”重“术”,中医危矣!尹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轻道重术论者。


尹先生所谓的“中医学面临的四大挑战”(治疗目标转换、科学环境变化、治疗领域受到挤压、中医学自身的理论缺陷和方法学局限),除其中的“科学环境变化”外,其余的都不成立。我要说,中医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西方科学中心主义在当今社会,在医卫界占了上风,占了统治地位,占据了话语权,利用政策和行政权力使中医学术西化,从而使中医临床疗效下滑,使中医后继人才缺失,中医失去了自主发展的权力。个体化诊疗是中医自古以来固有的行医模式,而现在在医院里被集体化诊疗方式代替了,只有在民间还保留有一小部分,比如坐堂的中医。尹先生问“中医对西医疾病的疗效学基础是什么”?我说:这个“基础”是中西医结合论者去研究的事情,与传统的中医何干?
中医学发展到底应遵循自身固有的轨道和规律,还是应遵循所谓的科学轨道?这个科学轨道是什么?在中医学发展的历史上从来没有高举过什么科学大旗。我只知道,在治病问题上,“有疗效就是硬道理”,不是“科学就是硬道理”。科学在对待人类生命和疾病的问题上,还是一个刚刚启蒙入学的小学生,认识还很肤浅。当前科学本身的高度尚不足以理解中医的内涵。因此把中医当作一种科学来发展就发展不起来,也发展不好。只有把它当做一种生活方式和态度来对待,这种方式与态度,就是“致中和”,就是无太过与不及,就是中庸,就是顺其自然。它不是取代,不是杀灭,不是征服,不是越俎代庖,不是形而下者的器,不是分解了又分解,不是拆卸后又组装,不是千方百计地去“确诊”出一个所谓的病名,不是用人类科技压制、对抗疾病,它的治病观是基于人体自身有强大的调节能力和自愈能力(阴阳自和),认为医药不过是起一定的辅助作用,所有的治疗手段都是顺生赞化,唯其顺而已。
我数了一下,尹常健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出的中医“创新”所要“创”的十一个“新”是:新学说、新观点、新理论、新模式、新思路、新方案、新组方、新剂型、新药物、新途径、新渠道。好了得,如此多的新东西!由此不难反衬出,现有的、传统的中医理论体系是多么的陈旧啊!难怪他提出要“建构新的中医理论体系”,比如“引进循证医学的理念与方法”“探索中医药诊疗的普适规律具有更为重要的科学意义”等。这里我要请问尹先生:所谓的普适规律是什么?中医学理论体系中难道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结论”和规律吗?它还不算成熟吗?
王世保先生指出:“ 无畏往往伴随无知而生,中医学界表现尤甚,∠∠∠∠∠以阴阳五行理论为根本的中医理论法象天地,阴阳五行理论本是简易的宇宙原型。只要天地的大象不变,不管人间形态如何变化(本人按:也不管疾病谱如何变化),中医理论都是有效的,或者说中医理论就是永新的。”
综上所述,因此我要说:真正对中医有“视觉偏差”的不是别人,也不是“国人”,而是尹先生自己。你看他对现存的中医理论体系很看不惯,提出要“建构新的”,且说“创新应当是全方位、立体化、有选择地进行,主要应包括理论体系和方法学创新”。换句话说,他就是想用“科学”来对中医学作“全方位、立体化”的改造,进行所谓的理论“创新”。
这个“重构”论的提出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并不新鲜,但目前还很有市场。 那 就让那些提出要“建构新的中医理论体系”的人自己去“建构”吧,作为“当代中医人”之一的我,可不敢担当起这个“使命”,而且又是那么“神圣的科学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