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革命与医学革命(8)巫、卜、医分化的时代和原因

在远古时代,中国的“巫”包含了巫、卜、医三个专业,是合在一起的。应该说是“巫”创立了“卜学”和“医学”。卜学和医学的发展,将“巫卜医学”推向巅峰。同时也导致了“巫卜医学”的最终瓦解。要说“瓦解”属贬义。应当说,学问越来越多,学科也就越分越细。从原先唯一的职业---巫中演化出多个职业。本是正常的事。伟大的中华医学就是从这里演化出来的。同时因为“卜学”的发展,演化出了阴阳学说,中华医学从此走上了一条与世界其它民族完全不同的道路。
前面说过,巫学发展到高级阶段出现“占卜术”。其实不仅在中国,国外其它民族的巫学中也有包含“占卜术”。值得自豪的是,只有中国的“占卜术”中演化出来了“八卦”学说。
“八卦”传说由伏羲氏所创。伏羲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部落头领,现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而伏羲的“八卦”也就是中华民族有传说的文化起点。从此,巫学占卜术,就提升为“八卦”学说。

1、医出巫卜
“巫卜医学”中“巫”、“卜”及“医”的分化时间及其原因,我们本无从知晓。只能根据现有信息进行推理。《史记》对远古传说也有大量记载。与我们相关的有:一,“八卦为伏羲氏所创”;二,“阴阳学说为轩辕黄帝所创”;三,“甲骨版《易》为文王所著”。
“卜”即“占卜术”现称预测学。“占卜术”属巫的三大法术(祈祷、施法、占卜)之一。就是说,“八卦”是在“占卜术”发展到了高级阶段产生的。
我们说“八卦”是指“伏羲八卦”。而我们所能考证的“八卦”,其实只有文王所著的甲骨版《易》中所体现的“阴阳--六十四卦”。 甲骨版《易》传说由文王所著。我们今天看到的《周易》除了文王的甲骨版《易经》之外,还有孔圣的《易传》。

《易》是一部高级“卜学”专著,而《周易》是一部高级哲学著作。它们的“高级”体现在不仅从卜学中创出了“八卦”,又将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而且更重要的是将“阴阳学说”与“六十四卦”进行了完美的结合。我们常说的“阴阳八卦”,其实是“阴阳--六十四卦”的简称。它将“卜学”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它的诞生不仅对中医学,而且对整个中华文化的启蒙无疑起到了奠基作用。
如果就传说而论,八卦由伏羲氏所创。那么伏羲部落除统身份之外,应当是当时的“一代大巫”,而后晋升为“一代大卜”。 “阴阳--六十四卦”传说由文王所创,而文王除政客诸侯身份之外,还应是当时的“一代大卜”。

无论是伏羲创八卦、黄帝创阴阳,还是文王著《易》,其实都是些传说。就可靠文字记载来看,均出自孔子编著的《周易》。《周易》包含《易》和《易传》这两部分,这两部分还不是一个时代的著作。《易》出自文王时代,即商殷末期;而《易转》出自孔子时代,及东周初期。也就是从商殷末期到东周初期,时间跨度大约500余年。这一时代可以看成是文化启蒙阶段和文化创造时代。中国文字由象形文字演化为熟期古文字的时间也恰好吻合。
成熟古文字中的“医”字写法是“毉”。从字形结构就可以看出,商殷末期到东周初期的“毉”就是指巫中的“医学派”,身分虽为巫,而职业已经变成了医生。
排除传说来客观推理,无论是八卦、六十四卦、阴阳学说,都是从巫的 “占卜术”中演化出来的。理由是:一,远古时代只有一个职业,一个学科---巫。他们不出自巫,还能出自哪里?二,无论八卦、六十四卦,还是阴阳学说都属哲学“二元论”性质,它与原始“占卜术”中的“双向性”思维方式是完全一致的。

2、意识形态的分歧
从商殷末期到东周初期,这一文化启蒙和文化创造时代就是巫、卜、医分家的时代。这种分家表面看起来应属正常的学科细化。其实不然。巫、卜、医三者分家有着更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根源。
在“六十四卦” 和“阴阳学说”创立的新形势下,历经万年的“巫卜医学”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巫卜医学”中的“卜学派”和“医学派”得到了前所未有升华。而“巫学派“始终坚守原先的生存领域,不过将原领域的范围大幅收缩。放弃原先巫中那些无用的东西,就是草药和医疗。

巫学派:
“巫学派”始终坚持自己的原来道路,保留原始手法。最终放弃无用的草药和医疗,回归人类生存领域。巫之所以敢于放弃草药,是由于它经历了万年“生存之战”后来明白了一个道理。世间没有可以治愈的疾病,只有可以安慰的心灵。巫深知草药医疗能力的有限性,与人类求生欲望的无限性实在无法匹配。过去无论是采用“祈祷”、“施法”、“占卜”还是采用草药,都只能安抚心灵,都无法让人不死。既然结果都是一样的,草药只能治病,不能救命。草药没有能力解决生存问题,继续保留的意义也就十分有限。
人类生存的主题就是战胜“死神”。其实“死神”不是“死”,而是“神”。在巫看来,所谓“死神”,其实就是死亡对人造成恐慌、惧怕、焦虑,等等情绪折磨和心灵痛苦。 既然无法改变人的生死,治疗死前的心灵痛苦,改善死前生存质量,不仅具有无限的意义,而且力所能及。相比之下,以治病而救命为主题就显得力不从心。
“巫学派”将医疗的目标从病人的肉体转向病人的心灵。它认为人类生老病死由超自然力量所控。人类治疗的唯一目标,就是安慰患者的心灵,改变患者对生死亡的看法,战胜患者对死神的恐惧。要达到这一目标,唯有通过“祈祷”、“施法”和“占卜”才能奏效。草药不仅显得多余,而且几乎是徒劳。
巫学派的看家本领就是他拥有一双智慧的眼睛。它能够看透生命现象中肉体与心灵之间的玄机。 他清楚地看到了,人类求生欲望的无限性与人类生存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医疗能力的有限性之间存有一个差值。而且这一差值本身就是无限的,永远无法弥补的。这就给巫留下了一个永恒职业。永恒职业造就了他的繁荣昌盛和生生不息,也给他们带来无限希望和巨大勇气,足以让它即便放弃草药,也能在此继续存活千万年。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哲学思想与西方科学思想有着重大区别。东方得知自然法则不可违抗时,就要改变人类对自然法则的态度,而西方医学科学一味的追求生命的无限性,无视自然法则之威严。

卜学派:
《周易》中出现“阴阳—六十四卦”卜学原理,已经远远超越了原始巫术的“占卜术”。它为卜学建立了一个“阴阳---因果逻辑”。那么,这种预测术就不是简单的依靠随机概率取信于人的“模棱两可”理论。即可将事物现存在视为结果,就能追测它已经过去的起因;又可将事物现存在视为起因,去预测出它未来的结果。可以做到通过“现在”这唯一的已知,推测出过去的未知和未来的未知。堪称“上知过去五百年;下知未来五百年”。它是依据事物发生和存在的基本规律和因果关系,来推测事物存在于过去的原因和未来发展的结果。将原先完全依靠主观推断,依靠概率成功的占卜术,改进为参入一定客观依据,掌握客观规律来预测的预测术。
“卜学派” 更有大智大慧。他看到了“阴阳---六十四卦”新学说的未来前景。他将眼光从“人类生存”领域转移到人类社会意识形态,这个更广阔领域。它完全有能力涉足到人类社会的思想、宗教、政治、军事、艺术、经济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所有领域。那么,相比之下,无论是祈祷、施法、占卜,等等这些安慰人类生存的小把戏,还是使用草药治病这类雕虫小技,统统都视为不屑一顾之“下工”。他们追求的是创立人类意识形态之“上工”。在这一思想主导下的“卜学派”,不再情愿被继续拴在“生存与医疗”这一最原始职业圈子里;更不愿意被“人类生存”,这么一个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问题,而永远面对着生与死的煎熬,永远承受着无休止的纠缠。为了追求更美好的未来,同时彻底摆脱眼前这一切,“卜学派”与巫及医也就分道扬镳了。它义无反顾的放弃巫术,放弃草药,奔向自己的未来。

医学派:
“医学派”将阴阳学说与草药实用技术相结合,促进了医疗技术的进步。
阴阳本是揭示事物两极关系以及相互转化运动规律的学说。将此学说引进医疗,也是医疗技术的时代性进步。对“阴阳”的理解,首先应当是对生命和死亡的认识,生命意味着死亡,是自然界的规律,并非人所掌控。
五行本是揭示事物存在和发展与周围其它事物相互关联规律的学说。中医将其用于对人体五脏疾病相互关联的认识。对疾病病因的认识有了新的视角,找到了认识疾病的新方法。从而将人类的医疗思路从主观愿望和模棱两可,转向客观探索。五行学说是人类对疾病认识上的又一个突破。
医学派认识到,既然人类生命有生必有死,既然人体疾病与其客观条件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脏腑疾病之间同样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那么,祈祷神灵和卜测未知也就没有什么医疗意义。仅有的不过只是安慰意义。这就使得医学与巫卜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的最严重的分歧,不得不分道扬镳。
与巫卜医分家之后,医学派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捡起了巫卜手中丢弃的那些千万年行之有效的草药验方,继承了下来并加以总结和改进。最初的医药著作《神农本草经》就是医学与巫卜分家之后根据巫卜留下的资料编辑而成的。它总结了猴猿及人类所发现的一切有效草药。

3、医与巫的业务关系
巫放弃草药之后,现实生活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理想。巫始终坚持为人类生存而生存,一直战斗在人类生死第一线。改善人类的生存质量,改善人类对死亡的态度。然而,巫自己的生存质量和生存条件一向恶劣。且不说欧洲黑暗时代惨无人道的“排巫运动”,就在中国,巫也是历代官方打击的对象,它成为历次革命真对的目标。那么,为什么它还能一直忍辱负重,死里求生,顽强的坚持了三千年? 是因为它与医学虽然分家,业务联系却十分紧密。医学自分家后一直面临的困惑,就是用阴阳学说创立的《内经》及《脉经》等学说能够将疾病准确把握,然而,《本草经》中却没有多少能够对应治疗的草药。草药在医疗上的无能和由此带来的尴尬,迫使医生不得不将病人退回给巫。所以《内经》中的,“不治已病,治未病”,就已经反映出当时医学的无奈。
直到仲景医圣问世,才打破了这一尴尬。仲景总结了千年使用草药的经验技术,将草药的治病疗效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医才有了与巫争夺市场的真资本。仲景医圣一生都在与巫作斗争。“信巫者,勿要信我”。
随着仲景医学的问世,人们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对草药的认识和使用方法也随之改进。当发现了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疗、预后的客观规律之后,人类将五脏阴阳、疾病阴阳及其相互生克的总规律转化为“证”,将验方及草药也按阴阳寒热与“证”一一准确对应。更大限度的发挥草药的药力作用。草药肩负起它史无前例的历史使命。
从原始人类、巫卜,到后来的中医都深知草药疗效的有限性。仲景将过去的单味药、对药和小复方药,按照新“辨证”思想重新改进和配伍。比照国家组织机构:君、臣、佐、使的配置方法组织配置。重新合理配伍草药方剂,可将单味草药有机的组织起来,发挥其组合作用。中医的这一方法实在伟大,将单味草药组织成一个草药群,如同将单个人组织起来编成一支部队一样,其战斗力远远超过其个体状态。中医让草药为人类带来新的医疗效果,远远超过祈祷和卜测所带来的安慰。这也决定了医学与巫卜的永无可能殊途同归。
然而无论仲景医学何等伟大,同样超越不了自然法则对医疗能力的局限。人类生命终结前的所有疾病,医都无能为力。而唯有巫有能力大包大揽。这就决定了在分家后的三千年里,医的业务远远小于巫的生意;也决定了医与巫的长期并存和“协作关系”牢不可破。医始终面临的困难就是永远无法将草药的医疗作用发挥到“巫”所能及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