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藜

杨照藜与王孟英的医学情缘


曹东义

杨照藜,字素园,河北省定县人,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为官至道员。杨照藜博览群书,旁及地理、金石篆刻、天文历算,尤精于医学。著有《温病纬》四卷、《江西全省舆地考》、《素园文稿》二卷,《诗存》二卷等著作。

我们很难找到杨照藜的医学著作,但是他对于医学确有非常深刻的见解,其论述的高妙之处,主要附载于王孟英所整理的医学著作里,以及他对给这些著作所做的序言里。

杨照藜与王孟英是好朋友,王孟英是著名的温病四大家之一。在王孟英还未成名的时候,杨照藜在精神和物质上,都给了他极大的帮助。可以说他为王孟英一路鸣锣开道,竭尽全力,这在那个不同寻常的时代,是非常可贵的。杨照藜与王孟英的友谊,是为了弘扬中医事业的一种高尚的感情,值得我们在新时代里加以借鉴,并发扬光大。

王孟英的远祖系安化(今甘肃省庆阳县)人,后移居浙江盐官(今属海宁市),乾隆间迁钱塘定居。其曾祖王学权,精于医,曾撰《医学随笔》,其祖父及父亲皆业医。孟英自幼失去母亲,历经贫困,14岁即立志习医,深得舅父俞桂庭之助,并为其书斋题名“潜斋”。 20岁时至婺州(今金华)佐理盐业为生,得暇钻研医籍。后游于江、浙,以医为业。其时战乱,疫疠流行,亲人死于霍乱,遂专心温热病。经多年实践,对温热有独到见识。代表作《温热经纬》为我国温病学重要著述之一。关于王孟英的卒年,史料记述不详,说法不一,但据《浙北医学史略》记载:“嘉兴已故中医张文冲述其先祖昔居渟溪,曾亲睹孟英,其人清瘦不伟,好学不倦,享寿61年,故其卒年当为1868年”。此说当属可信。

王氏著述及评注参订他人之作甚多。较著名者有:《《王氏医案》(原名《回春录》)、《王氏医案续编》(原名《仁术志》)、《王氏医案三编》、《归砚录》、《乘桴医影》、《潜斋简效方》、《鸡鸣录》、《重庆堂随笔》、《女科辑要按》、《古今医案按选》、《医砭》、《言医选评》、《校正愿体医话良方》、《柳洲医话良方》、《洄溪医案按》、《叶案批谬》等。王氏在治学上非常刻苦,十分自励。家境拮据亦毫不影响发奋学习。《海宁州志》载:王氏“家贫性介,不能置身通显”。王氏一生南北奔走,所诊病人多为劳苦民众。著书立说传播医学知识,广搜效方。以利僻壤贫民。遇瘟疫危疾,毫不畏惧,竭力图治。

王孟英多与医人文友交往且为良友。对明末邓玉函、罗雅谷译著的西方的《人身说概》、《人身图说》、合信氏《全体新论》生理解剖知识,注意研究,持开明探讨态度,批评缠足陋习。《温热经纬》既是王氏的代表作,也集中记载了他对温热病的认识与经验。他这部著作的出版,就体现了与杨照藜的友谊。

在新中国建立以前,绝大部分中医书籍,均赖民间社会力量捐资以刊刻印行,他们对中医文化的传承作出的贡献和功绩不可磨灭。其中不乏一些社会贤达、知名学者、地方官员、小工商业者和普通民众的支持与关爱。他们对中医都有着共同的爱好、认知与推崇,有的还热心于公益慈善事业。他们或慷慨捐资,或积极收集整理旧本残编,或协助校对、誊抄,或为作序推介等,从而使许多宝贵的中医书籍得以留传而不致湮灭。其热心中医学术传承的精神值得嘉许。

1855年,杨照藜中举之后,已经10年了,他在南方为官。他在为王孟英《温热经纬》所作的序言里说,我初读孟英的《霍乱论》,是在道光纪元之二十八(1848)年,那时还不认识王孟英。三年之后(1851年),王孟英来到我任职的宜黄县(属江西省),我才认识了王孟英,并且又读到了他写的《回春录》、《仁术志》等医案的手稿,并为其编纂排比,交给出版商刻印出版,以便造福于世人。王孟英也知道我喜欢图书,并且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因此他只要有了奇方秘籍,就邮寄给我,使我增长见闻。而我每有疑问,也就写信相问,王孟英则为我条分缕析,援古证今,一切疑问因此而获冰释,我每次收到他的来信都抚案称快。几年以来,积累了很多来往书信。

杨照藜说,疾病这个东西,每个人都会碰上,不加以治疗,怎能痊愈?然而古来医籍流传,说法纷纭,各种主张使后学彷徨,无所适从,很多学者深感苦恼。我经常想广搜博采,取精华,去糟粕,编一本好书,求教于好学深思之士,然而又恐自己才识不够,不敢自信,打算日后邀请王孟英共同办此事,共襄盛举,一晃数载已过,未能如愿。没想到近来战争爆发,广西太平军乱起,贼攻长沙,屠城武昌,攻陷安庆,盘踞金陵南京。

据史料记载,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3月,太平军转战到武宣东乡,洪秀全正式称“天王”;9月,太平军攻占永安州。在永安滞留期间,进行了休整补充和制度建设,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政治制度的雏形。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围桂林,克全州,入湖南。在全州战役中,冯云山战死。太平军转战湖南途中,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重要文告,阐明太平天国“扫除妖孽,廓清中华”宗旨,号召广大群众纷纷响应。湘江上的纤夫、船工;码头上的挑夫、搬运工;城镇中的铁匠、商贩、木匠;以及郴州、桂阳山区的煤矿工人,参加起义,太平军迅速壮大。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队伍增至50万,声威大振。2月,太平军水陆兼程,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洪秀全进入南京城,宣布改南京为天京,定都天京。太平天国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我任职的江西,左为安徽,右为湖北,以长江为门户,国家打算用保甲、团练的武装形式,保卫家园。那个时候我从任职宜黄县,改任到临川,各种关于时局的谣言很多。我怕慌乱生事,不知如何是好,更无心读书了。没过多久我父亲病故,就奔丧回河北定县老家。由于沿途干戈不断,道路难行,就绕道长沙北上,从洞庭湖经长江、汉口,在武昌之南,溯流而西,至樊城时,弃舟登车,一路上过许昌、大梁,看到历史遗迹不少。心中感慨很多,渡过黄河之后,河北故里在望,即将涉过滹沱河水的时候,却与贼人遭遇,不能前行通过。就折转方向,往东走,到达唐山丰宁一带。杨照藜从江西回河北,辗转迂回六千里,用了五个月,还没有到家。甲寅(1854年)秋,战事稍有平静,才回到祖居之地,安葬了父亲。在外乡为官十年,重返故里,看到残破的村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杨照藜在家乡过了数月,因公务在身,又买船票南下,在杭州见到了王孟英,二人“握手言欢,历叙契阔。”王孟英的中医学识更加精深,而且涵养深醇,由于时间紧迫,二人“未得深谈,惘惘而别”。不久王孟英来回访杨照藜,仆人挑来了一个大箩筐,放置在舟中,杨照藜说何必客气,王孟英说这是我赠给你的书,你一路舟行苦闷,得此消磨时光。杨照藜仔细察看,见都是很好的书籍、书稿,就好像王孟英亲自陪伴,一起畅谈一样,心中很是高兴。他就一本一本地读这些王孟英送来的书,其中有一本,名叫《潜斋丛书》引起他的注意,急忙翻看,原来是王孟英数年之间所编撰的医学书籍。其中有的内容,是表彰前贤的,有的是写自己的心得,有的是采集古方,如《肘后方》的内容,有的是汇集整理前人著作,如《本草图经》的文字。

杨照藜坐在小船的窗旁,手捧这些书籍,不断吟诵,感佩其中的“奇情妙绪,层见叠出,满纸灵光,”遥望窗外的秀美山色,心中格外畅快,充满感慨。没想到啊!王孟英的学术水平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夫士君子能成不朽之盛业,而为斯民所托命者,其精神必强固,其志虑必专一,其学问必博洽,其蕴蓄必深浓,而天又必假以宽间之岁月,以成其志。孟英怀才抱奇,隐居不仕,而肆力于医,故所造如此,岂偶然哉!”

杨照藜到达江西东北部的玉山县,这里属于上饶管辖,又遇上太平军而不能前行,无奈之下又返回了杭州武林山,就住在王孟英的家里来。二人从早晨谈到夜晚,日复一日,“相得甚欢,因并读其《温热经纬》”。这是王孟英的另一本著作,也是奠定他清代温病四大家的一部重要著作。所谓“经纬”,就是以黄帝岐伯、张仲景的著作为“经”,叶天士、薛立斋等温病学家为“纬”,所以叫《温热经纬》。它的编写体例,仍然与王孟英的《霍乱论》一样,只不过“理益粹,论益详。其言则前人之言也,而其意则非前人所及也。”虽然是一部汇编性著作,但是从新的视角看问题,所以是有创造性的集大成之作。

杨照藜感慨地说,自己也早就想做这样的事情,想了几年,没能下手,而王孟英竟然“已奋笔而成此书。洋洋洒洒,数十万言,无一支字蔓语,羼杂其间,是何才之奇而识之精耶?”老朋友不仅志趣相同,而且互相鼓励。杨照藜建议,日后按照这个体例,再编写一部论述杂病的中医著作,“力辟榛芜,独开异境,为斯道集大成,洵千秋快事哉!”杨照藜真诚而谦虚地说,我松原市中医院推拿按摩科赵东奇与王孟英的学问比起来,没法“望其项背”,却被王孟英引为知己,实在是一种精神上的志同道合,心灵挚友!杨照藜就把他写的这些充满时代气息,详细记述他们友谊交往的文字,作为了《温热经纬》的序言,一起出版,流传至今。

杨照藜与王孟英的故事远没有结束,他在王孟英整理得《重庆堂随笔》里,还有大量文字,继续谱写他们之间的中医情怀。《重庆堂随笔》是王孟英整理的其曾祖父王秉衡的著作。该书写成于1808年。全书以随笔形式,采录医著有关内容,结合个人临床经验予以阐论和发挥。书本论述六气致病、虚劳病证治、方剂分析、药性、望闻问切等专题,均能用浅近的语言进行分析和论述,切于临床实践,易于为人接受。其曾孙王孟英加有详细刊注,并辑入《潜斋医学丛书》中。

王孟英的舅舅俞桂庭说,王氏家族是“盐官望族”,从王秉衡先生开始迁居于杭州。他“治家严肃,门无杂宾。虽身通百艺,而深自韬晦。”王秉衡的儿子王永嘉是王孟英的祖父,是一个孝道闻于乡里的人。王秉衡的孙子人品也很好,“勇于为善,而嫉恶过严”,人们都很怕他,但是俞桂庭的父亲却很喜欢这个后生,就把俞桂庭的四姐嫁给了王孟英的父亲。这是嘉庆丙辰(1796年)的时候,王秉衡先生这是69岁。年近古稀的王秉衡,盼望四世同堂,恰巧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重孙,高兴之余就把他家的厅堂,命名为“重庆”。不巧的是,连续三个重孙子都夭折了。到了戊辰(1808年)三月五日,第四个重孙子出生,王秉衡先生高兴地说∶“此儿与祖同甲子,必得祖之寿。因小字龙。即于是年著医学《随笔》一书,或抒心得,或采名言,皆发人所未发”,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两年之后(即1811年),书没有写完,80多岁的王秉衡先生就去世了。他的儿子王永嘉也已经到了满头白发的时候,希望继续完成这项事业,积劳成疾,不久也病故了。王孟英的父亲“读《礼》之余,校定遗稿”,想着出版这部著作,没想到年仅49岁也撒手人寰,这时小名叫王龙的王孟英,才只有14岁。他哭泣着给俞桂庭说∶这是前人留下来的遗训,期望我将来成为有用人才,我的曾祖父在我降生之日,就开始著作这本书,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完成。

俞桂庭感慨地说,社会上最有用的东西就是医学,外甥怎敢不专心致志,以探索其深奥道理呢!只是医学的义理渊微,没有十年以上的功夫,不可能有所成就。王孟英既然有此志向,他家的事物也就都靠舅父俞桂庭料理了。俞桂庭夸奖说,王孟英“天姿颖异,幼即超群,王琴泉、王继周两先生皆器之,嗣遇金匏庵、谢谢玉田、孙铁崖、谢谢金堂诸前辈,咸目为不凡。”转眼之间,十年已过,王孟英虽然“未展其志,而临诊颇肯用心,屡起大证,藉有声名,可谓不负遗训矣。”俞桂庭先生自料难以看到《重庆堂随笔》的出版了,就写了这些话作为序言,也是勉励王孟英的嘱托,当时是道光十年庚寅(1830)秋天,那时王孟英23岁。

时光很快就到了咸丰乙卯(1855),王孟英48岁的时候,他把曾祖父王秉衡、以及祖父、父亲都没有写完的书稿,交给了他的朋友定州杨照藜先生。杨照藜这是已经是科举中举之后十余年,又热心于医学传承,所以很快就为这部王氏四代人的著作《重庆堂随笔》写好了序言、总论,帮助其出版发行了。这该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啊!

杨照藜在《重庆堂随笔》序言里说,儒学是为了天下太平,医学靠技术拯救危困,而医学有“因应化裁、变动不居之妙”,不是笔墨所能尽述的,“自古无独抱一经之名儒,亦无株守一家之名医”,所以需要博采众方,但是古代书籍所流传下来的,往往各有心得,有的议论不精,有的属于固执偏见,破难取舍。我的朋友友王君孟英,精于医学,不泥于古,也不随俗。我曾经刻印过他的医案。今(1855)年夏天我路过武林杭州,王孟英拿出其曾祖父王秉衡、学权先生的《重庆堂随笔》给我看。我敬读之,其著论条理清楚,道理明白,上溯黄帝岐伯,下到当代名家,都取其精华,去其非而存其是。我觉得“读书之不可无识也”。王老先生以醇儒之学,“发明医理,渊源如是,宜孟英之囊括百氏,蔚然为一时宗匠也”。我曾经感叹,古今学术、医术的盛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杨照藜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三代以前不用说了,汉唐时代的各位大儒也多有抱残守缺,穿凿附会的言论,尽管如此,“献之廷者,皆实学也”。宋代儒学兴盛之后,斥责汉唐儒学为粗迹,“高谈性天,崇尚妙悟,自谓得古圣不传之秘于遗编,而学术为之一变”。其博学和重视实践,也是一个时代的特色。后世科举兴盛,优秀的人才学习宋儒而自大,浅学者不过剽袭前人词章而已。“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一旦身撄事变,懵然无所措手,任天下之鱼烂、河决而莫能救止,此志士所为太息也。”

杨照藜感慨了儒学的衰落,就说医学也是这样。“汉唐祖述轩岐,具有规矩,至《和剂局方》出,纯任刚燥,而古法一变。”尽管如此,“因证施治之规,尚未敢紊也”。朱丹溪、刘河间诸贤,犹起而力矫其弊也,到了薛立斋、张景岳之说出,提倡温补,天下之医都尊崇其说,把“古人审证察因之法概置勿论,而直以一补毕其事,遂令举世之人,甘心赴死而不知其故。嗟夫!事变日益滋,学术日益陋,病机日益幻,医术日益卑。岂真劫运使然哉?何汶汶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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