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时代》补注(草稿)
2013-11-02 23:15 2楼
评赵洪钧著《<内经>时代》
(代再版序)
李建民
(本文原载1997年12月《新史学杂志》第八卷第四期173～185页,作者李建民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一、赵洪钧符合大陆第一代学人的标准(原无标题,据本节最后内容评语而加)
大陆医史的“内史”研究,降及赵洪钧出版《<内经>时代》(指1986年赵洪钧自费印制的《<内经>时代》,以下简称《时代》,后同)已渐成熟。1980～1990这10年间,据统计治《内经》训诂有成就的专著11部,论文400余篇,数量超过了之前30年的总和(张长城、范振城.八十年代《内经》训诂述略.医古文知识,1995,(3):44～47。另参见郭霭春主编.黄帝内经词典.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1204～129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客观的学术氛围,提供他有进一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恰恰相反,赵洪钧写作《时代》,似乎怀有抑郁之气(见“告读者”,《时代》216页),以至在建构《内经》史之流变时,对大陆医史界针砭,微言大义,历历可见。虽然《时代》一书篇幅不大,但赵洪钧全史在胸,小景之中,形神俱足。他在个人极为困难的条件(自力出版《时代》)之下,写出了至今令人反复咀嚼的作品。
赵洪钧是大陆第三代医史工作者。如果以出版第一部中国医学通史的陈邦贤(1919)为第一代人,与他同时的医史工作者有余云岫、范兴准、王吉民、李涛、伍连德、宋大仁、吴云瑞、叶劲秋、耿鉴庭、伊博恩、谢谢诵穆、丁济民等。第二代的医史工作者有程之范、李经纬、蔡景峰、马堪温、甄志亚、张慰丰、龚纯、姒元翼、陆肇基、熊同检等。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以降医史发展的主力。这群主力目前仍是大陆医史的领导阶层。第二代人中,有一批西医学习中医人员被迫改行从事医学史研究。20世纪50年代,可以说是大陆中医的“黄金年代”。当局提倡中医,针对社会上和医界“中医不科学”的成见,1955年12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开办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这批人员,便利用其西医知识弘扬中医的历史成就。这种以发扬中医“发展”与“成就”为重点的研究方向,成为大陆医史研究基调。
赵洪钧1978年考取北京中医研究院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是为第三代人。“文革”之后(1976年后),大陆医史研究的倾向局限于医药学术,其内史研究不断深入。相对于第一代人范行准、余云岫辈兼通内外史,无疑格局较小。而《时代》强调用“史家眼光读《内经》”(《时代》26页),并说:
医史界和社会科学史界联系松散,一般史学家极少研究医史,医史家也不大接触社会科学史。通俗些说是两家分工太清。更有甚者,医史界和其他科技史界也分得太清。结果是互相了解、渗透都不太多。这种情况对医学史尤其不利。(《时代》14页)
当然,赵洪钧有一些工作假设:他认为,重建《内经》史,“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必然在医学著作中留下印迹。一般情况下是社会思想影响医界,而不是相反。”“医学往往落后其他科学一步”,“把《内经》放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去研究《内经》,看那时的有关学科为医学提供了什么条件。这主要是为了研究《内经》,反过来也可以供研究那个时代参考。”
再者,“文革”之后的医史发展的另一个特色是体制化。1980年,《医史杂志》复刊。1982年,“医史文献研究室”正式成所,李经纬为首任所长。透过医史人才的培养,刊物指引研究取向。大陆以内史为主,以叙述中医史“发现”“成就”的格局更形稳固。第一代医史工作者如余云岫是一面批评旧医,诋斥“阴阳、五行、六气、十二经,绝对无发展之希望”,一面从事医史研究。他在《我国医学革命的破坏与建设》中说:“吾意中国医学,若有可建设之道二焉。一则历史上之陈迹也,二则国产药物之功用也。”不过,时过境迁,赵洪钧的时代,医史只能“建设”,不许“破坏”。余云岫说旧医学“不能迅速扫荡,推其缘故,有两大原因:其一为皮相问题;其二为饭碗问题。而最无价值者,门户之争,意气之诉讼也。”这句话换成赵洪钧之口,大概只能被视为不经之论。
以《内经》研究为例,赵洪钧指出当时的几个流派的讲法。
对怎样才算读懂了《内经》,就有几种分岐的看法。有人说,通读几遍《内经》白文,就算懂了。有人则认为,必须多看几家注解或最好自己再做一次集注。有人以为,能从头至尾把《内经》讲“通”,水平才算可以。还有人则以能否细讲“七篇大论”为试金石。近年来的风尚,又把“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时间生物学”等新学说拿来围绕《内经》大做文章,以为这样才能领会《内经》的真谛。我曾经按照上述各种主张学过《内经》,觉得没有一种令人满意。最后,只好走自己的路。……我感到,就《内经》读《内经》,就中医读《内经》或就医学读《内经》是读不懂《内经》的。即或在带点儿现在哲学和现代科学头脑,也不能左右逢源,了无障碍。
如上所述:(1)以经解经;(2)以医解经;(3)以现代各式各样的理论汇通经典,皆有其局限。赵洪钧以史释经,“走自己的路”。
评者认为:赵洪钧符合大陆第一代学人的标准。他的文体与思路的出现,预告了中国医史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就要复活。
(代再版序)
李建民
(本文原载1997年12月《新史学杂志》第八卷第四期173～185页,作者李建民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一、赵洪钧符合大陆第一代学人的标准(原无标题,据本节最后内容评语而加)
大陆医史的“内史”研究,降及赵洪钧出版《<内经>时代》(指1986年赵洪钧自费印制的《<内经>时代》,以下简称《时代》,后同)已渐成熟。1980～1990这10年间,据统计治《内经》训诂有成就的专著11部,论文400余篇,数量超过了之前30年的总和(张长城、范振城.八十年代《内经》训诂述略.医古文知识,1995,(3):44～47。另参见郭霭春主编.黄帝内经词典.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1204～129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客观的学术氛围,提供他有进一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恰恰相反,赵洪钧写作《时代》,似乎怀有抑郁之气(见“告读者”,《时代》216页),以至在建构《内经》史之流变时,对大陆医史界针砭,微言大义,历历可见。虽然《时代》一书篇幅不大,但赵洪钧全史在胸,小景之中,形神俱足。他在个人极为困难的条件(自力出版《时代》)之下,写出了至今令人反复咀嚼的作品。
赵洪钧是大陆第三代医史工作者。如果以出版第一部中国医学通史的陈邦贤(1919)为第一代人,与他同时的医史工作者有余云岫、范兴准、王吉民、李涛、伍连德、宋大仁、吴云瑞、叶劲秋、耿鉴庭、伊博恩、谢谢诵穆、丁济民等。第二代的医史工作者有程之范、李经纬、蔡景峰、马堪温、甄志亚、张慰丰、龚纯、姒元翼、陆肇基、熊同检等。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以降医史发展的主力。这群主力目前仍是大陆医史的领导阶层。第二代人中,有一批西医学习中医人员被迫改行从事医学史研究。20世纪50年代,可以说是大陆中医的“黄金年代”。当局提倡中医,针对社会上和医界“中医不科学”的成见,1955年12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开办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这批人员,便利用其西医知识弘扬中医的历史成就。这种以发扬中医“发展”与“成就”为重点的研究方向,成为大陆医史研究基调。
赵洪钧1978年考取北京中医研究院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是为第三代人。“文革”之后(1976年后),大陆医史研究的倾向局限于医药学术,其内史研究不断深入。相对于第一代人范行准、余云岫辈兼通内外史,无疑格局较小。而《时代》强调用“史家眼光读《内经》”(《时代》26页),并说:
医史界和社会科学史界联系松散,一般史学家极少研究医史,医史家也不大接触社会科学史。通俗些说是两家分工太清。更有甚者,医史界和其他科技史界也分得太清。结果是互相了解、渗透都不太多。这种情况对医学史尤其不利。(《时代》14页)
当然,赵洪钧有一些工作假设:他认为,重建《内经》史,“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必然在医学著作中留下印迹。一般情况下是社会思想影响医界,而不是相反。”“医学往往落后其他科学一步”,“把《内经》放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去研究《内经》,看那时的有关学科为医学提供了什么条件。这主要是为了研究《内经》,反过来也可以供研究那个时代参考。”
再者,“文革”之后的医史发展的另一个特色是体制化。1980年,《医史杂志》复刊。1982年,“医史文献研究室”正式成所,李经纬为首任所长。透过医史人才的培养,刊物指引研究取向。大陆以内史为主,以叙述中医史“发现”“成就”的格局更形稳固。第一代医史工作者如余云岫是一面批评旧医,诋斥“阴阳、五行、六气、十二经,绝对无发展之希望”,一面从事医史研究。他在《我国医学革命的破坏与建设》中说:“吾意中国医学,若有可建设之道二焉。一则历史上之陈迹也,二则国产药物之功用也。”不过,时过境迁,赵洪钧的时代,医史只能“建设”,不许“破坏”。余云岫说旧医学“不能迅速扫荡,推其缘故,有两大原因:其一为皮相问题;其二为饭碗问题。而最无价值者,门户之争,意气之诉讼也。”这句话换成赵洪钧之口,大概只能被视为不经之论。
以《内经》研究为例,赵洪钧指出当时的几个流派的讲法。
对怎样才算读懂了《内经》,就有几种分岐的看法。有人说,通读几遍《内经》白文,就算懂了。有人则认为,必须多看几家注解或最好自己再做一次集注。有人以为,能从头至尾把《内经》讲“通”,水平才算可以。还有人则以能否细讲“七篇大论”为试金石。近年来的风尚,又把“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时间生物学”等新学说拿来围绕《内经》大做文章,以为这样才能领会《内经》的真谛。我曾经按照上述各种主张学过《内经》,觉得没有一种令人满意。最后,只好走自己的路。……我感到,就《内经》读《内经》,就中医读《内经》或就医学读《内经》是读不懂《内经》的。即或在带点儿现在哲学和现代科学头脑,也不能左右逢源,了无障碍。
如上所述:(1)以经解经;(2)以医解经;(3)以现代各式各样的理论汇通经典,皆有其局限。赵洪钧以史释经,“走自己的路”。
评者认为:赵洪钧符合大陆第一代学人的标准。他的文体与思路的出现,预告了中国医史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就要复活。
2013-11-06 17:00 3楼
二、术数之学:解读内经的一把钥匙
《时代》共十六节,但全书环绕的主题只有一条,即通过阴阳五行术数之学通释《内经》,并把《内经》放回产生阴阳五行的时代去,将和它有关的政治思想背景,及各种同时代的学术进行比较研究。(《时代》1、42页)
以下,先胪列《时代》全书各节的题目。
第一节 我为什么和怎样写《<内经>时代》?
第二节 黄帝及其臣子和八十一篇
第三节 《内经》讲些什么?
第四节 《内经》和《内经》时代阴阳五行说
第五节 儒家思想和《内经》
第六节 《内经》和古代天文学
第七节 运气学说-《内经》体系的终结
第八节 《内经》与《周易》
第九节 道家、道教和《内经》
第十节 《内经》与卜筮、巫祝、风角、星占
第十一节 扁鹊、仓公、华佗与《内经》
第十二节 出土医书与《内经》
第十三节 《内经》与古代音乐
第十四节 《内经》与其他古代学术琐谈
第十五节 《内经》自相矛盾举隅
第十六节 《内经》语言管窥
第五、九节,是讨论《内经》与儒、道这两大学术流派的关系。一般论医者往往重道轻儒,但赵洪钧却建议:“《内经》专家或古医史专家,最好念念汉儒的经说”。(《时代》70页)其次,第四、五、六、七、八、十、十三节则涉及阴阳五行等术数的形成史。讨论《素问》、《灵枢》各篇成书的古近不同。再者,第十一、十二节,将《内经》与新旧的医史文献比对,梳理《内经》时代医学的多样面貌。
赵洪钧认为;“要是学《内经》为了做医生,现在的《中医学基础》教材已经很好。它用现代语言比较系统、精炼地叙述了《内经》的主要内容,在大部分概念和论述上都比《内经》更全面、系统、准确。它避免了大量重复,统一了《内经》中自相矛盾的地方,适当补充了一些后世学说,因而使中医理论更完善。如果说其中比《内经》少了些什么,也只有两方面:一是《内经》中涉及到的非医学内容讲得少,二是基本上不讲‘五运六气’。”(《时代》27页)其实,《内经》中“非医学内容”很多。而这些旁支的文化现象却不是可有可无。近人廖平(1852~1932)《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即将《内经》析分为三门,有云:《灵枢》、《素问》“谓治皇帝学之专书。于其中分‘天学’于‘人学’,治天下、治病、为三门。治天下者为‘帝学’,阴阳五行家九流之一;言天道人身应天地者,专为‘皇学’;治病者,乃为医学专书,人‘艺术门’”(廖平晚岁患风痹,研究书,著医学作品二十余种。他的经学六变即用《内经》发挥《诗》、《书》之学。见钟肇鹏,《廖平》,收入贾硕先、戴大禄编《四川思想家》,成都:巴蜀书社,1988:503~542。评者以为,研究《内经》史,廖平的作品是不容忽视的)。我们通检《内经》白文,的确会同意在治病之外,《内经》有“治天下“等其他内容。廖平撰《素问•灵兰秘典论篇新解》的序说得最清楚,顾不烦抄录如下:
沈作喆 《万简》云:《内经•素问》黄帝之遗书也。学者不习其读,以为医之一艺耳,殊不知天地人理皆医国,至言妙道存焉。桑悦《素问钞序》云,《素问》乃先秦战国之书,非岐黄手笔。其称上古中古,亦一佐证。玩其词意,汪洋浩瀚,无所不包。其论五脏四时收受之法,吕不韦《月令》祖之。其论五气郁散之异,董仲舒、郭景纯灾异祖之。其论五藏梦虚所见之类,《楞严经》说地狱仿之。论运气则可为历家之准则。论调摄则可为养生者之龟鉴。扩而充之,可以调和三光,燮理阴阳,而相君之能事毕矣。岂特医而已耶!(廖平.灵素五解篇.成都:存古书局,1921:1)
《内经》与其他学术的关系,不一定是前者影响后者。《内经》的内容,大都以为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如果《内经》有个“作者群”的话,那么治病之外内容的作者是谁呢?
《时代》一书就《内经》各篇内容分为8项:(1)养生之道、人与自然;(2)生理常识;(3)病因病机;(4)诊法;(5)诸病;(6)经脉针灸;(7)运气;(8)学医态度。赵洪钧说:“上述分类最使人疑惑处即没有把阴阳、五行算作一个部分。”他认为,今本《内经》只有《素问•灵兰秘典论》与《灵枢•肠胃》与阴阳五行无涉,余则篇篇不离阴阳五行。所以,《时代》以为:
把阴阳五行说成《内经》内容之一是不妥的。阴阳五行说是《内经》的统帅、灵魂。有了它,尽管各篇错乱重复,矛盾之处举不胜举,仍不失为一个整体。没有它,《内经》只剩下一堆零碎的臆测和经验知识。(《时代》29页)
又说:
阴阳五行说是《内经》体系的骨架或框架。抽出这个架子,《内经》就委然脱地成为一堆零砖碎瓦。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大致上无往而不通。否则便基本上读不懂。(《时代》30页)
换言之,《内经》的医学技术是通过阴阳五行表述的,史家解读这些相关知识,亦必须“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赵洪钧又说:“《内经》中的阴阳说是离不开四时五行的。故应该说:阴阳五行四时者,天地万物之道也。读《内经》要时刻不忘这一基本概念。把三者分开有时就不知所云。”(《时代》32页)也就是说,古人论医理人身虽可以自成体系,但其认识背景却是天学。所谓大宇宙、小宇宙之间的类比便是此理。今文学者廖平晚年便专以《诗》、《书》,谓二经为“天学”,《内经》则为《诗》、《书》二经之师说,即因《内经》有大量天学的经文可以比附依托。
赵洪钧建构《内经》时代的阴阳五行有四个阶段:第一、先有五行相克(胜)说的滥觞,时为晚周之际,至西汉前半期大致完成。此时,“《内经》的理论框架才具备”。(《时代》57页)第二、阴阳五行说引进医学的关键是五行配五脏。赵洪钧比对《春秋繁露》、《白虎通》、《月令》等经典,得出《内经》五脏、五行与今文经说的可能关连,推测祭脏五行化出自儒家学说,“《内经》的五脏说,最初并非出自医家,而是从古里中来。”(《时代》72～73页)《内经》若干内容似与纬书想通。(《时代》64页)另外,《内经》七情说亦源自儒者,非医家所独创。(《时代》74页)第三、五行思维中,五行与五方、五时的学说,赵洪钧则追溯汉代的天文学,指出“天文知识促成了五行相生说”。(《时代》85页)而《内经》论医理主要即天文术数的类推演绎,借用山田庆儿的话,这是一种“类型论式思考法”。例如,《素问•脏气法时论篇》“它如论何脏病,几日传于何脏,何日已,何日持,何日死,等等,亦多用阴阳五行的干支为说。读《内经》若于此处不略深究,则要么随文附会,要么不知所云”。(《时代》106页)今人否定阴阳五行,不识术数之学,援引“控制论”、“信息论”等大做文章,事实上已经偏离《内经》时代的轨迹。第四、运气学说是《内经》术数体系的终结。(《素问》七篇大论疑为汉代作品,见廖玉群.《素问》七篇大论运气不同推算方式之分析.中华医史杂志,1994,24,(2):78~84;李学勤.《素问》七篇大论的文献学研究.燕京学报,1996(新2期):295~302)赵洪钧断定,“七篇大论”加入《内经》肯定在唐代。其成书时代不会早于唐中叶。”(《时代》121页)他对以上所述阴阳五行的流变史有一个人评价:
作为自然哲学,其积极作用在两汉已发挥尽致而告终。他们在医学上的意义,也至迟在唐代,随着运气学说的完成,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时代》42页)
因为运气学说将医学造成了“完全是一个先验的、机械的封闭体系。”“‘七篇大论’基本不讲望、闻、问、切。论治病之道而基本不靠感官收集资料,这种体系再庞大,再严密,终究是空中楼阁,沙上之塔。”(《时代》117~119页)
除此之外,赵洪钧也论述中医三阴三阳与《易》说的关系(《时代》132~140页),《内经》讲八风占术,有比附五行五帝的阴阳二十五人相术。(《时代》161~162,200页)这些繁复的术数之学,适与大陆医史界弘扬医历史“成就”的主流格格不入。赵洪钧却说:“现代医家都耻于同迷信术数家并列了。古人并不这样看。孙思邈就说:‘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也。’他主张大医要学习阴阳禄命、风角、星占、六壬、八卦。”(《时代》160页)他又说:“1957年,医界曾发生什么东西是中医理论核心的争论。起因是一部分西医学中医者提出脏腑学说是核心,随之涉及了五行存废的问题。这仍然是不懂《内经》的缘故。”(《时代》29页)
如上所述,术数思维是《内经》的“统帅”、“灵魂”、“骨架”,但近代中医皆以为其“掺杂了大量的唯心主义成分”,而贬抑《内经》经典的地位。赵洪钧说:
“近代阴阳、五行、运气存废之争受近代整个学术潮流影响,总的倾向是持否定态度者多。故虽有恽铁樵、杨则民的杰出成就而终不能挽回趋势。结果,近代中医界对古代经典的态度普遍是批判《内经》而崇尚《伤寒杂病论》。温病学说在近代也日渐衰微。”(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212页)
医学史是史学,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对医学“史”的研究,并不等于从事医学或生物的研究。差别在于:人观察自然时,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时可以划清界限的;但人考论历史时,研究者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那些《内经》研究者否定阴阳五行,亦在“真个学术潮流”拒斥术数之学的浪潮中。所以,与其说术数识唯心玄说,迷信不经,倒不如把术数真正的内容搞清楚。用赵洪钧的话就是:我们必须回到《内经》时代,用“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
评者以为:今后之学子欲探索《内经》的方技世界,都必须以这册《内经时代》为垫脚石,重新解读《内经》。
《时代》共十六节,但全书环绕的主题只有一条,即通过阴阳五行术数之学通释《内经》,并把《内经》放回产生阴阳五行的时代去,将和它有关的政治思想背景,及各种同时代的学术进行比较研究。(《时代》1、42页)
以下,先胪列《时代》全书各节的题目。
第一节 我为什么和怎样写《<内经>时代》?
第二节 黄帝及其臣子和八十一篇
第三节 《内经》讲些什么?
第四节 《内经》和《内经》时代阴阳五行说
第五节 儒家思想和《内经》
第六节 《内经》和古代天文学
第七节 运气学说-《内经》体系的终结
第八节 《内经》与《周易》
第九节 道家、道教和《内经》
第十节 《内经》与卜筮、巫祝、风角、星占
第十一节 扁鹊、仓公、华佗与《内经》
第十二节 出土医书与《内经》
第十三节 《内经》与古代音乐
第十四节 《内经》与其他古代学术琐谈
第十五节 《内经》自相矛盾举隅
第十六节 《内经》语言管窥
第五、九节,是讨论《内经》与儒、道这两大学术流派的关系。一般论医者往往重道轻儒,但赵洪钧却建议:“《内经》专家或古医史专家,最好念念汉儒的经说”。(《时代》70页)其次,第四、五、六、七、八、十、十三节则涉及阴阳五行等术数的形成史。讨论《素问》、《灵枢》各篇成书的古近不同。再者,第十一、十二节,将《内经》与新旧的医史文献比对,梳理《内经》时代医学的多样面貌。
赵洪钧认为;“要是学《内经》为了做医生,现在的《中医学基础》教材已经很好。它用现代语言比较系统、精炼地叙述了《内经》的主要内容,在大部分概念和论述上都比《内经》更全面、系统、准确。它避免了大量重复,统一了《内经》中自相矛盾的地方,适当补充了一些后世学说,因而使中医理论更完善。如果说其中比《内经》少了些什么,也只有两方面:一是《内经》中涉及到的非医学内容讲得少,二是基本上不讲‘五运六气’。”(《时代》27页)其实,《内经》中“非医学内容”很多。而这些旁支的文化现象却不是可有可无。近人廖平(1852~1932)《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即将《内经》析分为三门,有云:《灵枢》、《素问》“谓治皇帝学之专书。于其中分‘天学’于‘人学’,治天下、治病、为三门。治天下者为‘帝学’,阴阳五行家九流之一;言天道人身应天地者,专为‘皇学’;治病者,乃为医学专书,人‘艺术门’”(廖平晚岁患风痹,研究书,著医学作品二十余种。他的经学六变即用《内经》发挥《诗》、《书》之学。见钟肇鹏,《廖平》,收入贾硕先、戴大禄编《四川思想家》,成都:巴蜀书社,1988:503~542。评者以为,研究《内经》史,廖平的作品是不容忽视的)。我们通检《内经》白文,的确会同意在治病之外,《内经》有“治天下“等其他内容。廖平撰《素问•灵兰秘典论篇新解》的序说得最清楚,顾不烦抄录如下:
沈作喆 《万简》云:《内经•素问》黄帝之遗书也。学者不习其读,以为医之一艺耳,殊不知天地人理皆医国,至言妙道存焉。桑悦《素问钞序》云,《素问》乃先秦战国之书,非岐黄手笔。其称上古中古,亦一佐证。玩其词意,汪洋浩瀚,无所不包。其论五脏四时收受之法,吕不韦《月令》祖之。其论五气郁散之异,董仲舒、郭景纯灾异祖之。其论五藏梦虚所见之类,《楞严经》说地狱仿之。论运气则可为历家之准则。论调摄则可为养生者之龟鉴。扩而充之,可以调和三光,燮理阴阳,而相君之能事毕矣。岂特医而已耶!(廖平.灵素五解篇.成都:存古书局,1921:1)
《内经》与其他学术的关系,不一定是前者影响后者。《内经》的内容,大都以为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如果《内经》有个“作者群”的话,那么治病之外内容的作者是谁呢?
《时代》一书就《内经》各篇内容分为8项:(1)养生之道、人与自然;(2)生理常识;(3)病因病机;(4)诊法;(5)诸病;(6)经脉针灸;(7)运气;(8)学医态度。赵洪钧说:“上述分类最使人疑惑处即没有把阴阳、五行算作一个部分。”他认为,今本《内经》只有《素问•灵兰秘典论》与《灵枢•肠胃》与阴阳五行无涉,余则篇篇不离阴阳五行。所以,《时代》以为:
把阴阳五行说成《内经》内容之一是不妥的。阴阳五行说是《内经》的统帅、灵魂。有了它,尽管各篇错乱重复,矛盾之处举不胜举,仍不失为一个整体。没有它,《内经》只剩下一堆零碎的臆测和经验知识。(《时代》29页)
又说:
阴阳五行说是《内经》体系的骨架或框架。抽出这个架子,《内经》就委然脱地成为一堆零砖碎瓦。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大致上无往而不通。否则便基本上读不懂。(《时代》30页)
换言之,《内经》的医学技术是通过阴阳五行表述的,史家解读这些相关知识,亦必须“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赵洪钧又说:“《内经》中的阴阳说是离不开四时五行的。故应该说:阴阳五行四时者,天地万物之道也。读《内经》要时刻不忘这一基本概念。把三者分开有时就不知所云。”(《时代》32页)也就是说,古人论医理人身虽可以自成体系,但其认识背景却是天学。所谓大宇宙、小宇宙之间的类比便是此理。今文学者廖平晚年便专以《诗》、《书》,谓二经为“天学”,《内经》则为《诗》、《书》二经之师说,即因《内经》有大量天学的经文可以比附依托。
赵洪钧建构《内经》时代的阴阳五行有四个阶段:第一、先有五行相克(胜)说的滥觞,时为晚周之际,至西汉前半期大致完成。此时,“《内经》的理论框架才具备”。(《时代》57页)第二、阴阳五行说引进医学的关键是五行配五脏。赵洪钧比对《春秋繁露》、《白虎通》、《月令》等经典,得出《内经》五脏、五行与今文经说的可能关连,推测祭脏五行化出自儒家学说,“《内经》的五脏说,最初并非出自医家,而是从古里中来。”(《时代》72～73页)《内经》若干内容似与纬书想通。(《时代》64页)另外,《内经》七情说亦源自儒者,非医家所独创。(《时代》74页)第三、五行思维中,五行与五方、五时的学说,赵洪钧则追溯汉代的天文学,指出“天文知识促成了五行相生说”。(《时代》85页)而《内经》论医理主要即天文术数的类推演绎,借用山田庆儿的话,这是一种“类型论式思考法”。例如,《素问•脏气法时论篇》“它如论何脏病,几日传于何脏,何日已,何日持,何日死,等等,亦多用阴阳五行的干支为说。读《内经》若于此处不略深究,则要么随文附会,要么不知所云”。(《时代》106页)今人否定阴阳五行,不识术数之学,援引“控制论”、“信息论”等大做文章,事实上已经偏离《内经》时代的轨迹。第四、运气学说是《内经》术数体系的终结。(《素问》七篇大论疑为汉代作品,见廖玉群.《素问》七篇大论运气不同推算方式之分析.中华医史杂志,1994,24,(2):78~84;李学勤.《素问》七篇大论的文献学研究.燕京学报,1996(新2期):295~302)赵洪钧断定,“七篇大论”加入《内经》肯定在唐代。其成书时代不会早于唐中叶。”(《时代》121页)他对以上所述阴阳五行的流变史有一个人评价:
作为自然哲学,其积极作用在两汉已发挥尽致而告终。他们在医学上的意义,也至迟在唐代,随着运气学说的完成,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时代》42页)
因为运气学说将医学造成了“完全是一个先验的、机械的封闭体系。”“‘七篇大论’基本不讲望、闻、问、切。论治病之道而基本不靠感官收集资料,这种体系再庞大,再严密,终究是空中楼阁,沙上之塔。”(《时代》117~119页)
除此之外,赵洪钧也论述中医三阴三阳与《易》说的关系(《时代》132~140页),《内经》讲八风占术,有比附五行五帝的阴阳二十五人相术。(《时代》161~162,200页)这些繁复的术数之学,适与大陆医史界弘扬医历史“成就”的主流格格不入。赵洪钧却说:“现代医家都耻于同迷信术数家并列了。古人并不这样看。孙思邈就说:‘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也。’他主张大医要学习阴阳禄命、风角、星占、六壬、八卦。”(《时代》160页)他又说:“1957年,医界曾发生什么东西是中医理论核心的争论。起因是一部分西医学中医者提出脏腑学说是核心,随之涉及了五行存废的问题。这仍然是不懂《内经》的缘故。”(《时代》29页)
如上所述,术数思维是《内经》的“统帅”、“灵魂”、“骨架”,但近代中医皆以为其“掺杂了大量的唯心主义成分”,而贬抑《内经》经典的地位。赵洪钧说:
“近代阴阳、五行、运气存废之争受近代整个学术潮流影响,总的倾向是持否定态度者多。故虽有恽铁樵、杨则民的杰出成就而终不能挽回趋势。结果,近代中医界对古代经典的态度普遍是批判《内经》而崇尚《伤寒杂病论》。温病学说在近代也日渐衰微。”(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212页)
医学史是史学,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对医学“史”的研究,并不等于从事医学或生物的研究。差别在于:人观察自然时,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时可以划清界限的;但人考论历史时,研究者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那些《内经》研究者否定阴阳五行,亦在“真个学术潮流”拒斥术数之学的浪潮中。所以,与其说术数识唯心玄说,迷信不经,倒不如把术数真正的内容搞清楚。用赵洪钧的话就是:我们必须回到《内经》时代,用“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
评者以为:今后之学子欲探索《内经》的方技世界,都必须以这册《内经时代》为垫脚石,重新解读《内经》。
2013-11-06 17:01 4楼
三、《内经》史的重建
赵洪钧重建《内经》成功,在于他准确地掌握该书的精髓,亦即,失去阴阳五行术数的《内经》史,便失去了整部书的整体。再者。赵洪钧也重视《内经》时代医学的多系发展。近人攻击《内经》经典地位,在晚周两汉并不存在。谢谢利恒便指出:
《素问》非古代医家之金科玉律也。仲景《伤寒》,自言撰用《素问》,而书中曾未引及《素问》一语。可知证脉方药,医家自有真传。如《素问》之注重学理者,不过借资参证耳。自宋以后,言《素问》者始见多。明以来,乃更奉为天经地义而又益之以《灵枢》。(谢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台北:1997:69)
既然《内经》在古代并不具有经典地位,医家证脉方药也各有其师受,那么,《内经》时代的医学风貌为何?
赵红钧指出:“二千年来,由于少有汉以前与医学有关的出土文物-特别是古医书,《史记》两医家传记只能是研究《内经》时代的最可靠,最丰富的史料。”(《时代》64页)扁仓两氏医传与马王堆医书是赵洪钧用以比对《内经》时代的医学源流。赵洪钧以为:“扁鹊传中系的基本内容相距还较远”。(《时代》166页)两者很难说是一脉相承的。而仓公的医理,“比《内经》面窄,不很系统”。(《时代》170页)如果以《汉志》所载医经的三个家派:黄帝、扁鹊、白氏来看,扁仓二氏可能略近于“扁仓”一系,而与黄帝一系稍远。
另外,仓公诊籍讲的全是内科病。赵洪钧却认为,从疾病史上来看,创伤和肿疡是最先要对付的病,《五十二病方》便以外科见长。再者,汉代“齐鲁医学仍远较长江流域为高”。(《时代》185页)。这应是《内经》时代医学的二大特点。
其次,《内经》本身文本之间叠压、重复。(《时代》205~210页)。以经脉说为例便有一定的演变过程。《灵枢•本输》、《灵枢•阴阳系日月》均是十一经。《素问•刺虐论》只涉及九条经脉。足经六,手经三。《素问•气府论》手足太阴又自成一派,与他说不一。《素问•阴阳别论》有四经脉、十二经脉之说。《素问•刺腰痛论》篇出现了十七个脉名。《灵枢•五十营》又有二十八脉说。赵洪钧说,《灵枢•经脉》甚至整部《内经》成书提前到战国或更早的年代。(《时代》182页)赵洪钧质问说:
借助马王堆医书研究《内经》时代,总精神是强调要用发展的思想看《内经》。这些古医书出土前,为什么人们对《内经》本身的矛盾处-发展演变的痕迹,多讳言呢?为什么总是力图把《内经》成书时代尽量说得早呢?这些问题值得医史家和《内经》家深思。(《时代》189页)
换言之,在以经释经、以医释经的研究取向之下,《内经》文本之间的矛盾被统一了。赵洪钧又说:“《内经》的成书时代不应提前到汉以前去,而不是为了否定《内经》的阴阳五行说”。(《时代》45页)在此,他似乎点出了有些学者把《内经》成书尽量提前到汉以前的心理因素。
清代医家徐大椿(1693~1771)说:
扁鹊、仓公、华佗、孙思邈诸人,各有师承,而渊源又与仲景微别,然犹自成一家。但不能与《灵》、《素》、本草一线相传为宗枝正脉耳。(《医学源流论•方剂古今论》)
由上引文,徐大椿所处的时代,医家的家派虽然不同,但皆习《灵》、《素》,读本草。他以为此乃“一线相传”、“宗枝正脉”之学统。而这一条一线相传的学统应该是从宋代以下渐渐成形。但扁仓、张仲景、华佗、孙思邈等唐以前几位方技大家,各有师承,自成一家,而此正是《内经》未成为经典之前的时代特色。中国医学多源又彼此交流、裂变与融合的过程,挑战新一代医史工作者的创造力。
要言之,《内经》术数语言的熟悉,文本与文本之间混淆的厘清,《内经》与其他学术的关系再清理。由此标准,《内经》史的重建,其实才进入初步阶段。评者以为:晚周到西汉中晚期,中国医学的经验、技术演变到《内经》的复杂体系,尚需一跃。这一跃动的历史动力之一是术数之学的介入。《内经时代》一书正明示了这个进程与方向。
赵洪钧重建《内经》成功,在于他准确地掌握该书的精髓,亦即,失去阴阳五行术数的《内经》史,便失去了整部书的整体。再者。赵洪钧也重视《内经》时代医学的多系发展。近人攻击《内经》经典地位,在晚周两汉并不存在。谢谢利恒便指出:
《素问》非古代医家之金科玉律也。仲景《伤寒》,自言撰用《素问》,而书中曾未引及《素问》一语。可知证脉方药,医家自有真传。如《素问》之注重学理者,不过借资参证耳。自宋以后,言《素问》者始见多。明以来,乃更奉为天经地义而又益之以《灵枢》。(谢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台北:1997:69)
既然《内经》在古代并不具有经典地位,医家证脉方药也各有其师受,那么,《内经》时代的医学风貌为何?
赵红钧指出:“二千年来,由于少有汉以前与医学有关的出土文物-特别是古医书,《史记》两医家传记只能是研究《内经》时代的最可靠,最丰富的史料。”(《时代》64页)扁仓两氏医传与马王堆医书是赵洪钧用以比对《内经》时代的医学源流。赵洪钧以为:“扁鹊传中系的基本内容相距还较远”。(《时代》166页)两者很难说是一脉相承的。而仓公的医理,“比《内经》面窄,不很系统”。(《时代》170页)如果以《汉志》所载医经的三个家派:黄帝、扁鹊、白氏来看,扁仓二氏可能略近于“扁仓”一系,而与黄帝一系稍远。
另外,仓公诊籍讲的全是内科病。赵洪钧却认为,从疾病史上来看,创伤和肿疡是最先要对付的病,《五十二病方》便以外科见长。再者,汉代“齐鲁医学仍远较长江流域为高”。(《时代》185页)。这应是《内经》时代医学的二大特点。
其次,《内经》本身文本之间叠压、重复。(《时代》205~210页)。以经脉说为例便有一定的演变过程。《灵枢•本输》、《灵枢•阴阳系日月》均是十一经。《素问•刺虐论》只涉及九条经脉。足经六,手经三。《素问•气府论》手足太阴又自成一派,与他说不一。《素问•阴阳别论》有四经脉、十二经脉之说。《素问•刺腰痛论》篇出现了十七个脉名。《灵枢•五十营》又有二十八脉说。赵洪钧说,《灵枢•经脉》甚至整部《内经》成书提前到战国或更早的年代。(《时代》182页)赵洪钧质问说:
借助马王堆医书研究《内经》时代,总精神是强调要用发展的思想看《内经》。这些古医书出土前,为什么人们对《内经》本身的矛盾处-发展演变的痕迹,多讳言呢?为什么总是力图把《内经》成书时代尽量说得早呢?这些问题值得医史家和《内经》家深思。(《时代》189页)
换言之,在以经释经、以医释经的研究取向之下,《内经》文本之间的矛盾被统一了。赵洪钧又说:“《内经》的成书时代不应提前到汉以前去,而不是为了否定《内经》的阴阳五行说”。(《时代》45页)在此,他似乎点出了有些学者把《内经》成书尽量提前到汉以前的心理因素。
清代医家徐大椿(1693~1771)说:
扁鹊、仓公、华佗、孙思邈诸人,各有师承,而渊源又与仲景微别,然犹自成一家。但不能与《灵》、《素》、本草一线相传为宗枝正脉耳。(《医学源流论•方剂古今论》)
由上引文,徐大椿所处的时代,医家的家派虽然不同,但皆习《灵》、《素》,读本草。他以为此乃“一线相传”、“宗枝正脉”之学统。而这一条一线相传的学统应该是从宋代以下渐渐成形。但扁仓、张仲景、华佗、孙思邈等唐以前几位方技大家,各有师承,自成一家,而此正是《内经》未成为经典之前的时代特色。中国医学多源又彼此交流、裂变与融合的过程,挑战新一代医史工作者的创造力。
要言之,《内经》术数语言的熟悉,文本与文本之间混淆的厘清,《内经》与其他学术的关系再清理。由此标准,《内经》史的重建,其实才进入初步阶段。评者以为:晚周到西汉中晚期,中国医学的经验、技术演变到《内经》的复杂体系,尚需一跃。这一跃动的历史动力之一是术数之学的介入。《内经时代》一书正明示了这个进程与方向。
2013-11-06 17:05 6楼
【补注】
⑴《内经》何以要托名黄帝?
《内经》书名因黄帝而起,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提提三皇、五帝,又因《<内经>时代》书中后面内容亦有提及。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古籍记载并非一致。有儒家说,《五经》有之,《纬书》亦多附会之;有俗流谶纬说,则荒诞怪异。
首先提及三皇者,是秦王政统一天下后,由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官吏与秦博士在议帝号时所提及。《史记•秦始皇本纪》“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冒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按: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当人皇也。”泰皇即人皇,古文泰(太)与大同。大,籀文篆字“亦象人形”(《说文•大部》),段注:“此亦象人形,其字同,则其音同也”,大、人义同。此三皇并未与五帝连词,与黄帝无关、与《内经》无关。
翻阅故纸,查览经、史、子籍,黄帝有三皇之三一说,又有五帝之首一说。五帝在先,三皇在后。五帝在先,与中国正史中司马迁《史记•帝王世纪第一》首撰黄帝有关,迁本于《春秋》、《国语》、《大戴礼》、《世本》、《孔子家语》等战国秦汉古籍。而《内经》之托名黄帝,到底始于何时,已不可考,或为刘向、刘歆父子奉昭整理古籍而名之。另,尊伪孔安国《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及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而列于三皇之末,由五帝之首而升为三皇之末。唐王冰《黄帝内经素问注序》则本源于此,云:“孔安国序《尚书》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班固《汉书•艺文志》曰:‘《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
三皇、五帝连词者,现存文献中《吕氏春秋》最早(据《<内经>时代》本书)。《吕氏春秋•卷第四•用众》:“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高诱注:“三皇,伏羲、神农、女娲也。五帝,黄帝、帝喾、颛顼、帝尧、帝舜也。”毕沅曰:“注女娲当在神农前。”梁玉绳曰:“三皇、五帝之名,先儒所称不一,然三皇列女娲,五帝无少昊,俱未安。”
儒《经》言之,其说不一。《周礼•天官•外史》:“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玄注:“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贾公彦《疏》云:“按《孝经纬》云:‘三皇无文,五帝画象,三王肉刑。’又《世本•作》云‘苍颉造文字’,苍颉,黄帝之史,则文字起于黄帝。今此云五帝之书为可,而云三皇之书者,三皇虽无文,以有文字之后,仰录三皇时事,故云掌三皇之书。按昭十二年,楚灵王谓左史依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彼《三坟》,三皇时书。《五典》,五帝之常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国之戒。下有延叔坚、马季常等等,所说不同。惟孔安国《尚书序》解《三坟》、《五典》与郑同。”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疏云:“按:三皇、五帝,郑、贾并无说。《白虎通•号篇》云:‘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氏。或曰伏羲、神农、祝融也。《礼》曰:‘伏羲、神农、祝融,三皇也。’五帝者何谓也?《礼》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也。’《风俗通义•皇霸篇》云:‘三皇,《春秋运斗枢》说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也。《礼号谥记》说伏羲、祝融、神农。《含文嘉》说虙戯、遂人、神农。《尚书大传》说遂人为遂皇,伏羲为戯皇,神农为农皇也。谨按:《易》称伏羲氏、神农氏,唯独叙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于祝融、女娲,《大传》之义,斯近之矣。五帝,《易传》、《礼记》、《春秋》、《国语》、太史公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五帝也。’《曲礼》孔疏引熊安生云:‘郑玄意则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故注《中候•勑省图》引《运斗枢》,伏牺、女娲、神农为三皇也。然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数燧人、伏牺、神农为三皇,谯周《古史考》亦然,《白虎通》取伏牺、神农、祝融为三皇,孔安国则以伏牺、神农、黄帝为三皇,并与郑不同也。其五帝者,郑注《中候•勑省图》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称帝,泽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掏唐氏、有虞氏是也。实六人而称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案:依孔、熊述郑释三皇,从《运斗枢》说,《吕氏春秋•用众篇》高注、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并同。五帝从《史记》说,《家语•宰我问篇》及《吕览》高注、张守节《史记正义》引谯周、宋均说并同。惟郑别增少皞,与诸家特异。张守节又引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伪孔安国《尚书序》,并以伏牺、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王符《潜夫论•五德志》又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为五帝。众释分异,惟史迁说依据最塙。郑君应五帝坐之说,五帝有六,于数缀溢,窃恐不然。《尚书叙》孔疏又引梁注云:‘五帝自黄帝至尧而止,舜非三王,亦非五帝,与三王为四代。’斯尤信情更易,进退失据,今无取焉。”
汉《纬书》亦言之,其说亦不一。《礼含文嘉》:“虙犠、遂人、神农。”《春秋元命苞》:“伏羲、神农、女娲为三皇。”《春秋运斗枢》:“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也。”名称、顺序皆不一。《孝经援神契》:“三皇无文,五帝画象,三王明刑。”
俗流谶纬则荒诞怪异。司马贞《三皇本纪》:“一说三皇,谓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既是开辟之初,君臣之始,图纬所载,不可全弃,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头,淡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木德王,岁起摄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头,火德王,姓十一人,兴于熊耳、龙门等山,亦各万八千岁。人皇九头,乘云车,架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自注:“天皇以下,皆出《河图》及《三五历》也。”
汉代崇古之风盛行,其思想之骨干系阴阳五行。阴阳配二皇之伏羲、神农,《淮南子•原道训》:“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高诱注:“二皇,伏羲、神农也。指说阴阳,故不言三也。”五行配五帝,《孔子家语•五帝》:“季康子问于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五帝?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已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
三皇、五帝之说在汉代经儒仕如董仲舒及刘向、刘歆父子等的倡议下,为了维护当时统治者之政权利益,托古改制,附会推演。其说繁杂而多,众说纷纭,至班固《白虎通》予以定论,似仍不确。应劭《风俗通义•皇霸篇》:“《春秋运斗枢》说:‘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也”,“《易传》、《礼记》、《春秋》、《国语》、太史公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五帝也”。王符《潜夫论•五德志》:“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为伏羲、神农为二皇;其一,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我闻古有天皇、帝皇、人皇,以为或及此谓,亦不敢明。凡斯数,其于五经,皆无正文”。班固《白虎通•号》:“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氏。或曰:伏羲、神农、祝融氏。《礼》曰:‘伏羲、神农、祝融,三皇也。’……五帝者,何谓也?《礼》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也,’《易》曰:‘黄帝、尧、舜氏作。’《书》曰:‘帝尧、帝舜。’”
据童书业《春秋史•西周史略》记载三皇有七说,五帝有五说,云:“三皇之说有七:㈠天、地、泰三皇(《史记•秦始皇本纪》)。㈡天、地、人三皇(《春秋纬•命历序》等书)。㈢遂人、伏羲、神农(《尚书大传》)。㈣伏羲、女娲、神农(《春秋纬•元命苞》等书)。㈤伏羲、神农、祝融(《白虎通义》等书)。㈥伏羲、神农、共工(《通鉴外纪》)。㈦伏羲、神农、黄帝(《伪古文尚书•孔安国序》、《帝王世纪》等书)。五帝之说有五:㈠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等书)。㈡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书)。㈢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掏唐氏、有虞氏(郑玄认为‘德合五帝座星者称帝,实六人而称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㈣少昊、颛顼、高辛、陶唐、有虞(《伪古文尚书•孔安国序》、《帝王世纪》等书)。㈤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皇王大纪》)。”
汉代推演三皇、五帝之说,来附会当时的统治思想,显是杜撰,后人已有说者。宋•刘恕《通鉴外纪》、清•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及近现代学者如康有为、崔适与顾颉刚《古史辩•三皇考》等,予以澄清说明。而吕思勉《先秦史•三皇事迹》、童书业及其《春秋史•西周史略》皆有相同定论。
为何皇称三、帝称五?实则天地推演附会而已,即“皇者效三才,帝者法五行”(顾颉刚《古史辩自序•三皇考》)。吕思勉《先秦史•三皇事迹》:“窃疑三皇、五帝……立五帝以昭五端,而于《书》,则仍存前代之三皇、五帝,以明三才、五常之义,《古今注》:‘程稚问于董生曰:古何以称三皇、五帝?对曰:三皇者,三才也。五帝者,五常也。’三才为天、地、人,与《含文嘉》说合。五常可以配五行,则儒家言五帝者之公言也。实六经之大义也。”
就《内经》之托名黄帝比较而言,因黄帝系五帝在先,三皇在后,此乃“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顾颉刚语),故三皇、五帝拙见如下:
⑴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风俗通义•皇霸篇》:“《易传》、《礼记》、《春秋》、《国语》、太史公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五帝也。”)。三皇: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春秋运斗枢》:“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也。”)。
班固《白虎通•谥》:“黄帝先黄后帝者何?古者质,生死同称,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黄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万世不易,后世虽圣,莫能与同也。后世德与天同,亦得称帝,不能制作,故不得复称黄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黄帝之先谥,四帝之后谥,何也?曰:帝号必存,五帝代首天之色,号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轩辕,直首天黄号,故曰黄帝。云帝号尊而谥号卑,故四帝后谥也。”
⑵三皇: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伪孔安国《尚书序》、《帝王世纪》)。五帝:少昊(青阳)→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唐尧(掏唐氏)→虞舜(有虞氏)(《帝王世纪》)。
⑴《内经》何以要托名黄帝?
《内经》书名因黄帝而起,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提提三皇、五帝,又因《<内经>时代》书中后面内容亦有提及。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古籍记载并非一致。有儒家说,《五经》有之,《纬书》亦多附会之;有俗流谶纬说,则荒诞怪异。
首先提及三皇者,是秦王政统一天下后,由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官吏与秦博士在议帝号时所提及。《史记•秦始皇本纪》“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冒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按: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当人皇也。”泰皇即人皇,古文泰(太)与大同。大,籀文篆字“亦象人形”(《说文•大部》),段注:“此亦象人形,其字同,则其音同也”,大、人义同。此三皇并未与五帝连词,与黄帝无关、与《内经》无关。
翻阅故纸,查览经、史、子籍,黄帝有三皇之三一说,又有五帝之首一说。五帝在先,三皇在后。五帝在先,与中国正史中司马迁《史记•帝王世纪第一》首撰黄帝有关,迁本于《春秋》、《国语》、《大戴礼》、《世本》、《孔子家语》等战国秦汉古籍。而《内经》之托名黄帝,到底始于何时,已不可考,或为刘向、刘歆父子奉昭整理古籍而名之。另,尊伪孔安国《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及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而列于三皇之末,由五帝之首而升为三皇之末。唐王冰《黄帝内经素问注序》则本源于此,云:“孔安国序《尚书》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班固《汉书•艺文志》曰:‘《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
三皇、五帝连词者,现存文献中《吕氏春秋》最早(据《<内经>时代》本书)。《吕氏春秋•卷第四•用众》:“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高诱注:“三皇,伏羲、神农、女娲也。五帝,黄帝、帝喾、颛顼、帝尧、帝舜也。”毕沅曰:“注女娲当在神农前。”梁玉绳曰:“三皇、五帝之名,先儒所称不一,然三皇列女娲,五帝无少昊,俱未安。”
儒《经》言之,其说不一。《周礼•天官•外史》:“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玄注:“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贾公彦《疏》云:“按《孝经纬》云:‘三皇无文,五帝画象,三王肉刑。’又《世本•作》云‘苍颉造文字’,苍颉,黄帝之史,则文字起于黄帝。今此云五帝之书为可,而云三皇之书者,三皇虽无文,以有文字之后,仰录三皇时事,故云掌三皇之书。按昭十二年,楚灵王谓左史依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彼《三坟》,三皇时书。《五典》,五帝之常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国之戒。下有延叔坚、马季常等等,所说不同。惟孔安国《尚书序》解《三坟》、《五典》与郑同。”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疏云:“按:三皇、五帝,郑、贾并无说。《白虎通•号篇》云:‘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氏。或曰伏羲、神农、祝融也。《礼》曰:‘伏羲、神农、祝融,三皇也。’五帝者何谓也?《礼》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也。’《风俗通义•皇霸篇》云:‘三皇,《春秋运斗枢》说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也。《礼号谥记》说伏羲、祝融、神农。《含文嘉》说虙戯、遂人、神农。《尚书大传》说遂人为遂皇,伏羲为戯皇,神农为农皇也。谨按:《易》称伏羲氏、神农氏,唯独叙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于祝融、女娲,《大传》之义,斯近之矣。五帝,《易传》、《礼记》、《春秋》、《国语》、太史公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五帝也。’《曲礼》孔疏引熊安生云:‘郑玄意则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故注《中候•勑省图》引《运斗枢》,伏牺、女娲、神农为三皇也。然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数燧人、伏牺、神农为三皇,谯周《古史考》亦然,《白虎通》取伏牺、神农、祝融为三皇,孔安国则以伏牺、神农、黄帝为三皇,并与郑不同也。其五帝者,郑注《中候•勑省图》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称帝,泽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掏唐氏、有虞氏是也。实六人而称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案:依孔、熊述郑释三皇,从《运斗枢》说,《吕氏春秋•用众篇》高注、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并同。五帝从《史记》说,《家语•宰我问篇》及《吕览》高注、张守节《史记正义》引谯周、宋均说并同。惟郑别增少皞,与诸家特异。张守节又引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伪孔安国《尚书序》,并以伏牺、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王符《潜夫论•五德志》又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为五帝。众释分异,惟史迁说依据最塙。郑君应五帝坐之说,五帝有六,于数缀溢,窃恐不然。《尚书叙》孔疏又引梁注云:‘五帝自黄帝至尧而止,舜非三王,亦非五帝,与三王为四代。’斯尤信情更易,进退失据,今无取焉。”
汉《纬书》亦言之,其说亦不一。《礼含文嘉》:“虙犠、遂人、神农。”《春秋元命苞》:“伏羲、神农、女娲为三皇。”《春秋运斗枢》:“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也。”名称、顺序皆不一。《孝经援神契》:“三皇无文,五帝画象,三王明刑。”
俗流谶纬则荒诞怪异。司马贞《三皇本纪》:“一说三皇,谓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既是开辟之初,君臣之始,图纬所载,不可全弃,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头,淡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木德王,岁起摄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头,火德王,姓十一人,兴于熊耳、龙门等山,亦各万八千岁。人皇九头,乘云车,架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自注:“天皇以下,皆出《河图》及《三五历》也。”
汉代崇古之风盛行,其思想之骨干系阴阳五行。阴阳配二皇之伏羲、神农,《淮南子•原道训》:“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高诱注:“二皇,伏羲、神农也。指说阴阳,故不言三也。”五行配五帝,《孔子家语•五帝》:“季康子问于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五帝?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已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
三皇、五帝之说在汉代经儒仕如董仲舒及刘向、刘歆父子等的倡议下,为了维护当时统治者之政权利益,托古改制,附会推演。其说繁杂而多,众说纷纭,至班固《白虎通》予以定论,似仍不确。应劭《风俗通义•皇霸篇》:“《春秋运斗枢》说:‘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也”,“《易传》、《礼记》、《春秋》、《国语》、太史公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五帝也”。王符《潜夫论•五德志》:“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为伏羲、神农为二皇;其一,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我闻古有天皇、帝皇、人皇,以为或及此谓,亦不敢明。凡斯数,其于五经,皆无正文”。班固《白虎通•号》:“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氏。或曰:伏羲、神农、祝融氏。《礼》曰:‘伏羲、神农、祝融,三皇也。’……五帝者,何谓也?《礼》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也,’《易》曰:‘黄帝、尧、舜氏作。’《书》曰:‘帝尧、帝舜。’”
据童书业《春秋史•西周史略》记载三皇有七说,五帝有五说,云:“三皇之说有七:㈠天、地、泰三皇(《史记•秦始皇本纪》)。㈡天、地、人三皇(《春秋纬•命历序》等书)。㈢遂人、伏羲、神农(《尚书大传》)。㈣伏羲、女娲、神农(《春秋纬•元命苞》等书)。㈤伏羲、神农、祝融(《白虎通义》等书)。㈥伏羲、神农、共工(《通鉴外纪》)。㈦伏羲、神农、黄帝(《伪古文尚书•孔安国序》、《帝王世纪》等书)。五帝之说有五:㈠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等书)。㈡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书)。㈢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掏唐氏、有虞氏(郑玄认为‘德合五帝座星者称帝,实六人而称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㈣少昊、颛顼、高辛、陶唐、有虞(《伪古文尚书•孔安国序》、《帝王世纪》等书)。㈤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皇王大纪》)。”
汉代推演三皇、五帝之说,来附会当时的统治思想,显是杜撰,后人已有说者。宋•刘恕《通鉴外纪》、清•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及近现代学者如康有为、崔适与顾颉刚《古史辩•三皇考》等,予以澄清说明。而吕思勉《先秦史•三皇事迹》、童书业及其《春秋史•西周史略》皆有相同定论。
为何皇称三、帝称五?实则天地推演附会而已,即“皇者效三才,帝者法五行”(顾颉刚《古史辩自序•三皇考》)。吕思勉《先秦史•三皇事迹》:“窃疑三皇、五帝……立五帝以昭五端,而于《书》,则仍存前代之三皇、五帝,以明三才、五常之义,《古今注》:‘程稚问于董生曰:古何以称三皇、五帝?对曰:三皇者,三才也。五帝者,五常也。’三才为天、地、人,与《含文嘉》说合。五常可以配五行,则儒家言五帝者之公言也。实六经之大义也。”
就《内经》之托名黄帝比较而言,因黄帝系五帝在先,三皇在后,此乃“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顾颉刚语),故三皇、五帝拙见如下:
⑴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风俗通义•皇霸篇》:“《易传》、《礼记》、《春秋》、《国语》、太史公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五帝也。”)。三皇: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春秋运斗枢》:“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也。”)。
班固《白虎通•谥》:“黄帝先黄后帝者何?古者质,生死同称,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黄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万世不易,后世虽圣,莫能与同也。后世德与天同,亦得称帝,不能制作,故不得复称黄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黄帝之先谥,四帝之后谥,何也?曰:帝号必存,五帝代首天之色,号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轩辕,直首天黄号,故曰黄帝。云帝号尊而谥号卑,故四帝后谥也。”
⑵三皇: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伪孔安国《尚书序》、《帝王世纪》)。五帝:少昊(青阳)→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唐尧(掏唐氏)→虞舜(有虞氏)(《帝王世纪》)。
2013-11-06 17:07 7楼
其次将黄帝传说略例于次:
《山海经•西山经•峚山》:“黄帝是食是飨……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
郭璞注:“所以得登龙于鼎湖而龙蜕也。”郝懿行《疏》:“按:注‘龙蜕’二字疑讹。《太平御览》五十卷引此注作‘灵化’也。登龙鼎湖,见《史记•封禅书》。”
《国语•晋语四•秦伯归女五人-重耳婚媾怀赢》:“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宋郑樵《通志•三皇纪》:“按:《国语》,炎帝、黄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娇氏之女,据诸子及《古史考》,炎帝之后凡八代,五百余年,轩辕氏代之。岂炎帝、黄帝是昆弟而同母氏乎?……然而姜、姬二帝同出少典氏,黄帝之母又是神农母氏之后代女,所以同是有娇氏之女也。”
《吕氏春秋•应同》:“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吕氏春秋•离俗》:“然而以理义斲削,神农、黄帝犹有可非,微独舜、汤。”
高诱注:“微亦非也。舜有卑父之谤,汤有放弑之事,然以通义斲削,神农、黄帝之行犹有可苛者,非独舜与汤也。言虽圣不能无阙,况贤者乎!”
《易•系辞传》:“包牺氏末,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
孔颖达《疏》:“此既云黄帝即云尧舜者,略举五帝之终始,则少皞、颛顼、帝喾在其间也。”
金栋按:五圣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非谓五帝之终始也。
《孔子家语•五帝德》:“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吾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可也,吾略闻其说。黄帝者,少昊(注:当为典)之子,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齐叡庄,敦敏诚信,长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服牛乘马,扰驯猛兽。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克之。始垂衣裳,作为黼黻。治民以顺天地之纪,知幽明之故,达生死存亡之说。播时百谷,尝味草木,仁厚及于鸟兽昆虫。考日月星辰,劳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财物以生民。民赖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黄帝三百年。’”
《大戴礼记•五帝德》:“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豹虎,以与赤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扆云,以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故教化淳鸟兽鱼虫。历离日月星辰,极畋土石金玉,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儿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清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若《内经》、《素问》之属。”
清王树楠《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家语•五帝篇》袭此。此篇多韵语,而《家语》点窜字句,皆失其韵,足徵明其伪。《史记》说五帝与此同。《索隐》曰:‘太史公採《大戴礼记》而为此纪。’”
金栋按:楠云“足徵明其伪”是指曹魏王肃之伪造,似乎已成定论。然上个世纪末期,出土文献中忽现与《孔子家语》类似文字,王肃伪造之说不攻自破。《孔子家语》非王肃伪造之书。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豹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司马贞《史记索隐》:“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
《史记•封禅书》:“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断斩非鬼神者。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
汉王充《论衡•道虚篇》:“儒书言:‘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龙,群臣、后宫从上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胡髯吁号。故后世因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太史公记诔五帝,亦云:‘黄帝封禅已,仙去。群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虚言也。’”
汉班固《白虎通•号》:“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也。”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第一》:“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娇氏之女,世与少典氏婚,故《国语》兼称焉。及神农氏之末,少典氏又取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五月,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以土承火,位在中央,故曰黄帝。龙颜,有圣德,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使岐伯尝味百草,典药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其史仓颉,又取象鸟迹,始作文字。史官之作,盖自此始。记其言行,策而藏之,名曰书契……黄帝垂衣裳,仓颉造文字,然后书契始作。……黄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论经脉,旁通问难八十一为《难经》。教制九针,著《内外术经》十八卷。岐伯,黄帝臣也。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病,《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
《山海经•西山经•峚山》:“黄帝是食是飨……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
郭璞注:“所以得登龙于鼎湖而龙蜕也。”郝懿行《疏》:“按:注‘龙蜕’二字疑讹。《太平御览》五十卷引此注作‘灵化’也。登龙鼎湖,见《史记•封禅书》。”
《国语•晋语四•秦伯归女五人-重耳婚媾怀赢》:“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宋郑樵《通志•三皇纪》:“按:《国语》,炎帝、黄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娇氏之女,据诸子及《古史考》,炎帝之后凡八代,五百余年,轩辕氏代之。岂炎帝、黄帝是昆弟而同母氏乎?……然而姜、姬二帝同出少典氏,黄帝之母又是神农母氏之后代女,所以同是有娇氏之女也。”
《吕氏春秋•应同》:“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吕氏春秋•离俗》:“然而以理义斲削,神农、黄帝犹有可非,微独舜、汤。”
高诱注:“微亦非也。舜有卑父之谤,汤有放弑之事,然以通义斲削,神农、黄帝之行犹有可苛者,非独舜与汤也。言虽圣不能无阙,况贤者乎!”
《易•系辞传》:“包牺氏末,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
孔颖达《疏》:“此既云黄帝即云尧舜者,略举五帝之终始,则少皞、颛顼、帝喾在其间也。”
金栋按:五圣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非谓五帝之终始也。
《孔子家语•五帝德》:“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吾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可也,吾略闻其说。黄帝者,少昊(注:当为典)之子,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齐叡庄,敦敏诚信,长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服牛乘马,扰驯猛兽。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克之。始垂衣裳,作为黼黻。治民以顺天地之纪,知幽明之故,达生死存亡之说。播时百谷,尝味草木,仁厚及于鸟兽昆虫。考日月星辰,劳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财物以生民。民赖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黄帝三百年。’”
《大戴礼记•五帝德》:“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豹虎,以与赤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扆云,以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故教化淳鸟兽鱼虫。历离日月星辰,极畋土石金玉,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儿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清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若《内经》、《素问》之属。”
清王树楠《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家语•五帝篇》袭此。此篇多韵语,而《家语》点窜字句,皆失其韵,足徵明其伪。《史记》说五帝与此同。《索隐》曰:‘太史公採《大戴礼记》而为此纪。’”
金栋按:楠云“足徵明其伪”是指曹魏王肃之伪造,似乎已成定论。然上个世纪末期,出土文献中忽现与《孔子家语》类似文字,王肃伪造之说不攻自破。《孔子家语》非王肃伪造之书。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豹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司马贞《史记索隐》:“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
《史记•封禅书》:“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断斩非鬼神者。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
汉王充《论衡•道虚篇》:“儒书言:‘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龙,群臣、后宫从上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胡髯吁号。故后世因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太史公记诔五帝,亦云:‘黄帝封禅已,仙去。群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虚言也。’”
汉班固《白虎通•号》:“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也。”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第一》:“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娇氏之女,世与少典氏婚,故《国语》兼称焉。及神农氏之末,少典氏又取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五月,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以土承火,位在中央,故曰黄帝。龙颜,有圣德,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使岐伯尝味百草,典药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其史仓颉,又取象鸟迹,始作文字。史官之作,盖自此始。记其言行,策而藏之,名曰书契……黄帝垂衣裳,仓颉造文字,然后书契始作。……黄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论经脉,旁通问难八十一为《难经》。教制九针,著《内外术经》十八卷。岐伯,黄帝臣也。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病,《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
2013-11-06 17:08 8楼
最后谈谈《内经》书名为何要托名黄帝
据先秦古籍及史书记载,黄帝是神话传说中的一个圣人。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来,黄帝既不是天生的一个圣人,亦不是一个人,而是远古时代一个伟大的氏族,即黄帝氏族。历史中的“仰韶文化”,就是黄帝氏族文化的代表。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人物•先秦》:“黄帝:上古时代的部落首领,华夏诸族共同尊奉的祖先。父少典为有熊国君,故号有熊氏。生存年代距今约4700年左右。本姓姬,号轩辕氏、有熊氏。《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祭享先祖与神灵,是神权时代最大的道义,也是民心之所向,故轩辕用干戈‘征不享’,得到了多数诸侯(部落首领)的支持。他‘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先‘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打败炎帝;复‘徵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时代,有苍颉造字,嫘祖养蚕,以及天文历算、百谷播种等多项成就,华夏后人乃奉黄帝为人文始祖。又其时多有部落战争,自黄帝始修德振兵,除暴安民,后世又奉黄帝为兵家始祖。黄帝及其大臣风后、力牧等均有兵法传世。《汉书•艺文志》著录:‘《黄帝》十六篇,《风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其中或系后人依托,并且多以失传,然《黄帝兵法》之思想内容仍为后人称引。《尉缭子•天官》:‘黄帝邢德,可以百姓’,‘黄帝者,人事而已矣’,反映了黄帝兵学思想的基本观点。战国以后,又与老子并称为黄老学派的创始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战国时齐稷下学者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又相传《黄帝内经》是黄帝与岐伯等六位大臣讨论医学的著作。黄帝死后,葬于桥山,在今陕西省黄陵县。今陕西黄帝陵已成为炎黄子孙祭祖的主要场所。”
其所以冠以“黄帝”书名,是因为黄帝氏族是华夏民族的始祖,她的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历代都以自己是黄帝子孙为荣。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学者为了使自己的学说更容易为世人所接受,将其著作冠以“黄帝”以取重,也就成为一种风气。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当时书以“黄帝”名,仅是托名而已,为了追本溯源,托名黄帝,以资尊崇。托名是那个时代的特点,有其时代背景。
查阅班固《汉书•艺文志》,以神农、黄帝托名的书籍实在不少。如
道家有:《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
阴阳家有:《黄帝泰素》二十篇,《黄帝》十六篇。
农家有:《神农》二十篇。
小说家有:《黄帝说》四十篇。
兵法家有:《神农兵法》一篇,《黄帝》十六篇。图三卷。
天文家有:《黄帝杂子气》三十三篇。
历谱家有:《黄帝五家历》三十三篇。
五行家有:《黄帝阴阳》二十五卷,《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神农大幽五行》二十七卷。
杂占家有:《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神农教田相土耕种》十四卷。
医经家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
经方家有:《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神农黄帝食禁》七卷。
房中家有:《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
神仙家有:《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黄帝岐伯按摩》十卷,《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黄帝杂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
下面摘引历代大家之说以说明“托名”之见。
南齐褚澄《褚澄遗书》:“《素问》之书,成于黄岐,运气之宗,起于《素问》。将古圣哲妄邪?曰:尼父删经,三坟犹废,扁鹊卢出,卢医遂多。尚有黄岐之医籍乎?后书之托名于圣哲也。”
司马光《传家集•与范景仁第四书》:“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岂可终日坐明堂,但与岐伯论医药针灸耶?此周汉之际,医者依托以取重耳。”
陈振孙《书录题解》:“黄帝与岐伯问答,三坟之书无传,尚矣。此固出于后世依托,要是医书之祖也。”
宋濂:“《黄帝内经》,虽疑先秦之士依仿而托之,其言深,其旨邃以弘,其考辨信而有征,是当为医家之宗。”
据先秦古籍及史书记载,黄帝是神话传说中的一个圣人。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来,黄帝既不是天生的一个圣人,亦不是一个人,而是远古时代一个伟大的氏族,即黄帝氏族。历史中的“仰韶文化”,就是黄帝氏族文化的代表。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人物•先秦》:“黄帝:上古时代的部落首领,华夏诸族共同尊奉的祖先。父少典为有熊国君,故号有熊氏。生存年代距今约4700年左右。本姓姬,号轩辕氏、有熊氏。《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祭享先祖与神灵,是神权时代最大的道义,也是民心之所向,故轩辕用干戈‘征不享’,得到了多数诸侯(部落首领)的支持。他‘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先‘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打败炎帝;复‘徵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时代,有苍颉造字,嫘祖养蚕,以及天文历算、百谷播种等多项成就,华夏后人乃奉黄帝为人文始祖。又其时多有部落战争,自黄帝始修德振兵,除暴安民,后世又奉黄帝为兵家始祖。黄帝及其大臣风后、力牧等均有兵法传世。《汉书•艺文志》著录:‘《黄帝》十六篇,《风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其中或系后人依托,并且多以失传,然《黄帝兵法》之思想内容仍为后人称引。《尉缭子•天官》:‘黄帝邢德,可以百姓’,‘黄帝者,人事而已矣’,反映了黄帝兵学思想的基本观点。战国以后,又与老子并称为黄老学派的创始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战国时齐稷下学者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又相传《黄帝内经》是黄帝与岐伯等六位大臣讨论医学的著作。黄帝死后,葬于桥山,在今陕西省黄陵县。今陕西黄帝陵已成为炎黄子孙祭祖的主要场所。”
其所以冠以“黄帝”书名,是因为黄帝氏族是华夏民族的始祖,她的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历代都以自己是黄帝子孙为荣。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学者为了使自己的学说更容易为世人所接受,将其著作冠以“黄帝”以取重,也就成为一种风气。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当时书以“黄帝”名,仅是托名而已,为了追本溯源,托名黄帝,以资尊崇。托名是那个时代的特点,有其时代背景。
查阅班固《汉书•艺文志》,以神农、黄帝托名的书籍实在不少。如
道家有:《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
阴阳家有:《黄帝泰素》二十篇,《黄帝》十六篇。
农家有:《神农》二十篇。
小说家有:《黄帝说》四十篇。
兵法家有:《神农兵法》一篇,《黄帝》十六篇。图三卷。
天文家有:《黄帝杂子气》三十三篇。
历谱家有:《黄帝五家历》三十三篇。
五行家有:《黄帝阴阳》二十五卷,《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神农大幽五行》二十七卷。
杂占家有:《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神农教田相土耕种》十四卷。
医经家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
经方家有:《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神农黄帝食禁》七卷。
房中家有:《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
神仙家有:《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黄帝岐伯按摩》十卷,《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黄帝杂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
下面摘引历代大家之说以说明“托名”之见。
南齐褚澄《褚澄遗书》:“《素问》之书,成于黄岐,运气之宗,起于《素问》。将古圣哲妄邪?曰:尼父删经,三坟犹废,扁鹊卢出,卢医遂多。尚有黄岐之医籍乎?后书之托名于圣哲也。”
司马光《传家集•与范景仁第四书》:“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岂可终日坐明堂,但与岐伯论医药针灸耶?此周汉之际,医者依托以取重耳。”
陈振孙《书录题解》:“黄帝与岐伯问答,三坟之书无传,尚矣。此固出于后世依托,要是医书之祖也。”
宋濂:“《黄帝内经》,虽疑先秦之士依仿而托之,其言深,其旨邃以弘,其考辨信而有征,是当为医家之宗。”
2013-11-06 17:09 9楼
⑵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约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他自幼生活在民间,二十岁起游览名山大川,考察文物古迹,广为搜集史料,为他日后撰写《史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司马迁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被朝廷当局判处腐刑(宫刑-阉割)。出狱后,担任中书令。在此期间,他一直从事《史记》的写作。直至武帝征和二年(前91),才基本完成全书的撰写工作。他的卒年,约在完成《史记》以后的一二年或二三年,已无从查考。
《史记》是世界史学巨著,文学杰作,又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其中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叙事起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迄于汉武帝。据《汉书•司马迁传》:《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又据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按:即褚少孙,汉博士)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词鄙陋,非迁本意也。”
《史记》原名《太史公》、《太史公记》等名称,据今人王利器考证,《史记》一名,当出自魏世。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
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所述也。迁自以承五百之运,继《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贬核实,颇亚于丘明之书。”
梁玉绳《史记志疑》:“史公作书,不明《史记》。《史记》之名,当起叔皮(班彪)父子。观《汉书•五行志》及《后汉书•班彪传》可见。盖取《史记》之名以名迁之书,尊之也。”
吴韦昭云:“冯商授昭续《太史公》十余篇,在班彪《别录》。”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皇霸•五帝》:“《太史公记》,即后人改题之《史记》,先汉人俱称为《太史公记》,或《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褚少孙补《龟策传》:‘窃好《太史公传》。’扬子《法言•君子篇》:‘《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汉书•艺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汉书•杨恽传》:‘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又《宣元六王传》:‘东平王宇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言……《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又《叙传》上:‘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后汉书•窦融传》:‘乃赐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按《史记•太史公自序》:‘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索隐》:‘案桓谭云:迁所著书成,以示东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则谓《太史公》是朔称也;亦恐其说未尽,盖迁自尊其父著述,称之曰公。或云迁外孙杨恽所称,事或当尔也。’是是书题署为《太史公》,有出自司马迁、东方朔及杨恽三说,总之,初不名《史记》也。应氏称为《太史公记》,亦从其朔也。《后汉书•班彪传》乃谓:‘司马迁著《史记》。’此范蔚宗之言,非班氏父子之文也。《三国志•魏书•王肃传》:‘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是《史记》为《太史公书》专名,始于魏世也。清人乃谓:‘《史记》之名,当起叔皮父子,观《汉•五行志》及《后书•班彪传》可见。’(梁玉绳《史记志疑》。梁氏之误,齐召南《考证》、钱大昕《三史拾遗》、沈钦韩《汉书疏证》、洪颐煊《读书从录》已质言之也。)或又谓:‘盖晋后著录,改从今名。’(王先谦《汉书补注》)皆无稽之言,不足致诘也。”
《史记》是世界史学巨著,文学杰作,又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其中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叙事起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迄于汉武帝。据《汉书•司马迁传》:《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又据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按:即褚少孙,汉博士)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词鄙陋,非迁本意也。”
《史记》原名《太史公》、《太史公记》等名称,据今人王利器考证,《史记》一名,当出自魏世。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
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所述也。迁自以承五百之运,继《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贬核实,颇亚于丘明之书。”
梁玉绳《史记志疑》:“史公作书,不明《史记》。《史记》之名,当起叔皮(班彪)父子。观《汉书•五行志》及《后汉书•班彪传》可见。盖取《史记》之名以名迁之书,尊之也。”
吴韦昭云:“冯商授昭续《太史公》十余篇,在班彪《别录》。”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皇霸•五帝》:“《太史公记》,即后人改题之《史记》,先汉人俱称为《太史公记》,或《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褚少孙补《龟策传》:‘窃好《太史公传》。’扬子《法言•君子篇》:‘《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汉书•艺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汉书•杨恽传》:‘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又《宣元六王传》:‘东平王宇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言……《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又《叙传》上:‘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后汉书•窦融传》:‘乃赐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按《史记•太史公自序》:‘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索隐》:‘案桓谭云:迁所著书成,以示东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则谓《太史公》是朔称也;亦恐其说未尽,盖迁自尊其父著述,称之曰公。或云迁外孙杨恽所称,事或当尔也。’是是书题署为《太史公》,有出自司马迁、东方朔及杨恽三说,总之,初不名《史记》也。应氏称为《太史公记》,亦从其朔也。《后汉书•班彪传》乃谓:‘司马迁著《史记》。’此范蔚宗之言,非班氏父子之文也。《三国志•魏书•王肃传》:‘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是《史记》为《太史公书》专名,始于魏世也。清人乃谓:‘《史记》之名,当起叔皮父子,观《汉•五行志》及《后书•班彪传》可见。’(梁玉绳《史记志疑》。梁氏之误,齐召南《考证》、钱大昕《三史拾遗》、沈钦韩《汉书疏证》、洪颐煊《读书从录》已质言之也。)或又谓:‘盖晋后著录,改从今名。’(王先谦《汉书补注》)皆无稽之言,不足致诘也。”
2013-11-06 17:12 10楼
【原文】太史公曰⑴:“学者多称五帝⑵,尚矣⑶。然《尚书》独载尧以来⑷,而百家⑸言黄帝,其文不雅驯⑹,荐绅先生⑺难言之。”可是,《史记》还是从黄帝写起。司马迁宁可认为《尚书》记载不全,而相信《大戴礼》⑻的《五帝德》、《帝姓系》⑼有根据。他跟着汉武帝巡视全国⑽,到处都有黄帝遗迹⑾,荐绅先生之见便不足为据了①。
【自注】①《大戴礼记•五帝德第二十六⑿》有:“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荧⒀伊令,黄帝五百年。请问黄帝人耶?……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治五气,设五量”。
孔子不可能说上面的话。这段文字显然是西汉人杜撰的,但是,由于‘百家言黄帝’,司马迁还是依据它写《史记•黄帝本纪》⒁-《史记》的第一篇。由此可见,早在西汉中期,黄帝的势力已经非常大。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汉初尚黄老⒂。
【自注】①《大戴礼记•五帝德第二十六⑿》有:“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荧⒀伊令,黄帝五百年。请问黄帝人耶?……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治五气,设五量”。
孔子不可能说上面的话。这段文字显然是西汉人杜撰的,但是,由于‘百家言黄帝’,司马迁还是依据它写《史记•黄帝本纪》⒁-《史记》的第一篇。由此可见,早在西汉中期,黄帝的势力已经非常大。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汉初尚黄老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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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洪钧著金栋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