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从汉代开始,运气推算的准确程度就令人怀疑

至少从汉代开始,
运气推算的准确程度就令人怀疑

要点提示:至少在尧的时代,圣人根据天象就总结出了二十八宿对应四方的理论。但遗憾的是,不知什么原因,后人却将东方七宿和西方七宿弄反了,直接导致运气的推算时间发生了根本性错位,如此其推算的结果又怎么能够正确?



上面这张图是从已故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先生的《运气学说》上摘下的,从图中可以看出对于二十八宿的划分是目前通行的东方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萁);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
图上面上面有几个位置很重要,就是东方的卯位,西方的酉位,北方的子位,南方的午位,实际上它们也是四个重要节气的位置,就是所谓的“二分二至”,卯位为春分,酉位为秋分,子位为冬至,午位为夏至。我们知道,二十八宿排列在太阳运行的轨道上,太阳到达某个星宿,就意味着地球的某个时令。这张图告诉我们,太阳在房宿的时候是春分,即卯位;太阳在昴卯的时候是秋分,即酉位;太阳在虚宿的时候是冬至,即子位;太阳在星宿的时候是夏至,即午位。同一个节气太阳到达同一个星宿的周期是2.6万年。2013年春分点是在室壁之间,直到公元28013年春分时,太阳才会再出现在室壁之间。
笔者用“虚拟天文馆”软件进行了推演,看看这张图所反映的天象是什么年代的,也就是说,是什么年代角、亢、氐、房、心、尾、萁在东方,斗、牛、女、虚、危、室、壁在北方,奎、娄、胃、昴、毕、觜、参在西方,井、鬼、柳、星、张、翼、轸在南方。我们还是从春分点入手,只要将太阳移到黄赤交角的春分点所对准房宿,黄赤交角的另一端就是秋分点,太阳移到虚宿就是冬至,移到昴宿位就夏至了。简单来说就是确定了春分和秋分点,自然就能推演出冬至和夏至点。
结果令人出乎意料,如果把春分点从当今的室壁之间移到房宿,其年代至少是公元前15000年,也就是1.7万年前。大家知道1.7万年前还是旧石器时代,怎么有可能有星宿划分的理论出现?显然,天空的星宿没有出问题,而是这张图出了问题。
我们再来审视这张图,春分点在房宿,其秋分点是在昴宿。如果我们将春分点和秋分点调换一下,将春分点换成昴宿,再在天文软件上推演一下,就会发现春分点在昴宿的年代是公元前2200年左右。笔者在著名历史学家吴宇虹先生的《巴比伦天文学的黄道十二宫和中华天文学的的十二辰之各自起源》一文中发现一条线索,与以上的演示不谋而合,吴先生说:“根据现代天文学,春分点在公元前4400年至2200年在金牛宫,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1年在白羊宫,公元1年至现代在双鱼宫。”
而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鼐先生在《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一文中指出,金牛宫对应昴宿,天蝎宫对应房、氐宿,宝瓶宫对应虚、危宿,狮子宫对应星、张宿。我国现代天文学家陈遵妫列出的每个黄道十二宫位所对应的星宿则更宽泛些,比如说,按陈先生的推算,金牛宫相当于胃、昴、毕,天蝎宫对应着氐、房、心、尾,宝瓶宫对应着女、虚、危,狮子宫对应着柳、星、张,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春分点在一个宫的时间跨度长达2000多年,而对应在某个星宿的时间跨度则要短的多。
我们再来看上面的图,就不难发现如果昴宿(金牛宫)在春分点,那么房氐宿(天蝎宫)就在秋分点,虚、危宿(宝瓶宫)恰在冬至点,星、张(狮子宫)宿恰在夏至点。
因此我们就可以明确判断,这张图的正确对应关系应该是,角、亢、氐、房、心、尾、萁不在东方而在西方,奎、娄、胃、昴、毕、觜、参不在西方而是东方七宿,而斗、牛、女、虚、危、室、壁仍是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仍是南方七宿。这种对应关系应该至少出现在公元前2200年,或者可以说,至少在尧的时代天象就是如此。对应天象,圣人就已经总结出了这种二十八宿对应四方的理论。至于后来人为什么将东方的七宿和西方的七宿对调了,则不得而知。
据此,关于二十八宿对应四方的本来面目应该是:东方七宿为奎、娄、胃、昴、毕、觜、参,西方七宿为角、亢、氐、房、心、尾、萁,北方七宿为斗、牛、女、虚、危、室、壁,南方七宿为井、鬼、柳、星、张、翼、轸。
大家知道,二十八宿在中医最大的作用恐怕就是用于运气推算了,而太阳在二十八宿的位置直接决定了地球上的季节,是确定四时的根本性标志,春分、秋分点在二十八宿中对应星宿的错误使运气的推算时间发生了根本性错位,其推算结果又怎么能够正确?而《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天官书》、《汉书•石甘星图》以及《马王堆•五星占》都把房、氐宿对应着卯位,把昴、胃对应着酉位,这种错误影响之大可见一斑。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感到疑惑,至少从汉代开始,沿用一种错误星宿划分四方的运气的推算其准确程度能有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