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中医问题是中医的战略问题——拯救民间中医之我见

民间中医问题是中医的战略问题
——拯救民间中医之我见
王昆文
近日读了“拿什么拯救你,民间中医”一文(载6月12日中国中医药报)后,有些体会,愿与同道交流之。
先谈近期引起热议的倪海清案件。我认为首先应搞清楚他所使用的抗癌药究竟是否属于“新药”?是否为秘方?有关部门又是否去调查过他所治疗过的所有癌症病人?既然说治疗有效,为何又判定他有罪?一审被判十年,这一重判结果,可以说是使民间中医及个体开业的中医人员人人自危。因为由此更进一步地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使其心怀忐忑。目前对于癌症的所谓“正规的治疗”,就是指西医所使用的那一套,即化疗、放疗和手术。但如果单独使用中医的方法治疗,就不是“正规的治疗”了吗?用了几千年的中医药,现在却要经过药监部门审批,在审批通过后才能使用,真是岂有此理!
据贾谦先生《中医战略》一书介绍,不少被西医诊断活不了多久的癌症患者,都被像山西运城崔扣狮这样的民间中医治好了。我从不认为中医治癌的效果会比西医差。
实际上,历来对中医最大的扶持和推动来自民间,民间有一股强大的、自发的发展和扶持中医的力量,他们以民间中医为核心。如历代浩如烟海的中医书籍的刊刻与传播,都来自民间的资助和自发行动,只有很小一部分才是ZF组织发行的。曹东义先生提出“藏医于民”,我认为这个提法很好。中医宜定位在民间。现在的中医发展方向就有问题,管理部门只重视公立医院而不大重视民间中医及发展个体中医诊所,就从这个《中医药法》草案即可以看得出来。
民间中医的行医资格问题,为什么会“遭遇来自地方管理部门的抵制”?为什么至今只有甘肃省才开始着手实施?很显然,归根到底,还是管理部门为了保护公立医疗机构的垄断地位。因为民间中医问题是涉及到对国有医疗机构的深层次改革问题,是要打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医疗垄断。本来应让民间中医参与公平竞争,只有竞争,才能优胜劣汰。至于管理,完全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和复杂,不必杞人忧天。
不要用“科学与否”来衡量中医。衡量中医只能靠实践的检验,看其疗效,而不是所谓的科学标准。应把民间中医资格认定的权力交还给中医协会。
过去的中成药,从没有今天销售的那么多品种,而且没有也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在市场上普及,而主要是由个体中医药人员自己掌握使用(在有限的范围内),一般也不会出现多少不良反应。因此既不需要审批,更不存在什么“假药”之说。并且,过去时代的药店哪有今天这么多?群众看病主要还是请医生,而不是自行到药店去买药——仅凭广告上的宣传和自己的感觉来选择。
中医药不能“姓中”的现状,其缘由是多方面的,我看主要还不在于药品管理法。比如中医药管理局成立已二十多年,为什么连中医院自己生产制剂(包括丸散膏丹)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认为,应当控制中成药的市场化大批量生产,而以供应本院内部使用为主。中医治病,本应以汤剂为主,成药不宜过多过滥地使用。西医也不宜开中成药处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至今仍管不了药,这听起来是一个笑话,至少是名不副实。但为什么不主动去争取,或是否因此而乐得清闲?
法学所研究员董文勇说得好:“根本立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理念出现了问题,可能影响的是我们国家医药卫生事业的全局。”现实就是如此。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国缺乏《卫生基本法》,在基本法缺位的情况下,就匆忙制定一些较小的、属于枝节的技术型法规,如《药品管理法》等,而没有从宏观方面体现我国的卫生路线、方向和理念,比如中西医应当并重,应当区别立法等。
“董文勇建议围绕国民健康立一个方向性、基础性的法律”,此建议很好,是富于建设性的,应让全民参与讨论,把它制定得完善。因为这是一个关于卫生与健康的根本性法律。
曹东义先生希望尽快出台《中医药法》,但目前的中医药发展现状有些混乱,问题不少,令人堪忧,尤其是在发展方向上争议颇大,科学主义的冲击和干扰不小,中医药人员严重不足,中医已经全面陷入被异化的漩涡中而难以自拔。斯时也,出台《中医药法》是否显得仓促?那个《草拟稿》修改得怎样了?该法几近30年不能建立,其根源何在?此根源消除了吗?
中医应当建立自己的话语权,不要唯西医的话语权是从。另外,还应该放开中医的自学考试,不论年龄、学历皆可自愿报考。通过自考的民间中医,其水平和责任心往往都要强于学院培养的。
总之,要振兴中医,就必须拯救民间中医,从根本上培育和浇灌中医的根。民间中医(包括坐堂医)最能体现中医的“简、便、验、廉”,最能亲民、便民,既不做繁琐的理化检查,也不开大处方,不过度治疗。因此不会使病人因病致贫或致困,即不存在所谓的“看病难,看病贵”。
说到民间中医,不能不提到个体中医诊所。因为这是他们的主要执业场所。
普遍建立和发展个体中医诊所,是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最佳方式,而且几乎不需要国家一分钱的经济投入。目前我们国内的个体中医诊所,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中药店坐堂的老中医也远远不够需要。历史上的中医都是民间中医。他们都生活在民间,在政府医疗体制外,行医活动自由而分散,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学医及格与否,一是靠老师的带教把关;二是靠实践中群众的检验。优胜劣汰,浪里淘沙,只有热爱和具恒心者,才能坚持干这行职业。
要拯救民间中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从根本上进行医疗体制的改革,打破医疗垄断,让民间中医融入到医疗体制内(我所见到的《中医药法》草拟稿恰恰忽视了这一点),有资格堂堂正正地当一名执业医生,而且渐渐成为中医行业的主力。因此当务之急是应该修改和修正一切束缚与限制中医药发展的法规,如《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等。
许多事情,尤其是服务类性质的,民办比公办办得更好,比如中医医疗服务也应如此。
卫生部黄洁夫副部长说得好,他说:“通过医院体制改革,建立以私人诊所或合伙人医疗中心为主体的竞争性全科医生社区‘守门人’制度,城乡居民看病难问题才能得以根本解决,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我认为,这才是治本之策,舍此决无它途。
黄洁夫直言“给予医生自由执业权是医改方向”。
既然政府办医院办得不是那么令群众满意(如医患矛盾、医疗纠纷越来越多等),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中医院“不信中”的问题等,始终难以解决,何不改换一种办医模式与行医方式?
关于倪海清案件,我认为:用西医西药的管理办法(比如现在的药品管理法)来管理和对待中医中药是错误的。中药在我国已经应用了几千年,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天然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假药”,只有使用得恰当与否的问题。何况中药的配方都是各单味药的自由组合,组方权在中医手中,千变万化,并非机械死板、一成不变。此案的关键在于搞清楚什么才是“假药”——不能把中西药混为一谈,也不能把是否获得生产、销售的审批作为裁判中药“假药”的标准。目前国家对药品的管理制度,对于中医中药来说,显然存在不合理和不公正之处。
严格地说,倪海清使用的治癌药,并不算是什么“新药”。
曹东义先生说得好:“医疗是一个垄断行业,现在基本上是‘国家垄断’。西医垄断了绝大多数领域,中医被边缘化了。
一部分中医进入国办机构,民间中医被边缘化了。这就是几十年的发展史。”
因此我认为,民间中医问题,说到底是要打破医疗垄断的问题。医改之所以没有成功,就在于没有打破这种垄断。这是牵涉到一些人的核心利益的事,真是嘎嘎乎难矣哉!
贾谦先生说:“振兴中医的希望恐怕要更多的寄托在民间中医身上”;“国家有关部门应对中医,特别是对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给予更多的关注、爱护、鼓励、支持与指导,将他们纳入国家队管理”。他在《中医战略》一书中发出的呼吁和建议(包括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民间中医),不应当被束之高阁,这是杜鹃啼血式的呼唤!《中医战略》应当成为我们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南车,它的价值还远远没有被充分认识和发挥出来。
归来吧,民间中医!
2013.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