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沧桑老字号【系列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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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升药店
山西太谷县广升药店的前身是广盛药铺,约创办于明代嘉靖年间。广盛药铺原是到太谷县行医的某大夫开办,后被当地地主杜氏所侵吞。清朝嘉庆帝年间,药店改组,新增姚聚等人入股,药店遂更名为广升(聚记)药店。

广升药店出售的自制中成药龟龄集和定坤丹,在历史上很有名气,现在仍然驰名海内外。这两种药原来都是宫廷药品。据说龟龄集是明代方土向嘉靖皇帝进献的一种长生不老药,后由方士陶仲文的义子太谷县陶某将配方抄出,又经太谷药铺修改定名为龟龄集,从此流传于世。当然,说此药能长生不老纯属方土骗人。但此药确有增进人体新陈代谢谢,调整各部机能,加强血液循环,滋阳补肾作用,尤对年老体虚者疗效良好。定坤丹是专治妇女经血不调的中成药。清朝宫女一般是十五岁入宫,二十五岁才能出宫婚配。长期的宫禁生活,使大多数宫女精神忧郁,体力虚弱,身患经血不调之症。乾隆帝四年(1739),太医院集全国名医修《医宗金鉴》,同时拟出治疗宫女经血不调的药方,即定坤丹。但因此药方不能外传,故《医宗金鉴》未收入。后来,太谷籍监察御史孙某,因母病从太医院抄出此方。从此,定坤丹也流传于世。传说,咸丰帝二年(1853),太平天国派军北伐时,天王洪秀全曾命北伐军攻占山西后,要保护好生产龟龄集和定坤丹的太谷广升药店。后来,北伐军因孤军作战失败,天王关于保护好太谷广升药店的命令虽未能实行,但由此可见,广开药店出售的龟龄集和定坤丹影响之深远。

广升(聚记)药店从嘉庆帝年间改组后,到光绪帝初年是它的迅速发展时期。当时,汉口是川广药材的集散中心,怀庆(今河南 沁阳 )是生地、山药等药材的主要产区,广州是中西药品的进出口岸。广升(聚记)药店先后在 汉口 、 怀庆 、祁州(今河北安国)、禹州(今河南禹县)、广州等地设立了分店。同时,自制销售的丸散膏丹也发展到十多种,如治霍乱的“麝雄丸”、治时疫的“玉枢丹”等均负盛名,销售颇佳。至于龟龄集、定坤丹则更是该店生财的灵丹妙药,尽管这两种药当时产量较低,龟龄集年产仅 500瓶,定坤丹年产仅 300盒,但因价格奇昂,每瓶(盒)平均需银 2两左右,使该店收益不小。

光绪帝四年(1878),广升(聚记)药店又进行了一次改组,药店更名为广升蔚,资方包括杜、段、申氏等,而药店实权被段氏所掌握。

光绪帝十一年(1885),广升蔚店的资方内部产生矛盾,又进行了第三次改组。申氏带领七家股东退出广升蔚,另组成广升(远记)药店,或称广升远药店。从此,两广升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广升远首任经理申守常,精明强干,药店在他的主持下发展很快。雄厚的资本是经商的物质基础,申氏首先设法广为吸收游资,扩充药店资本。接着,积极向外扩展,开设分店,如在营口、济南、重庆、烟台等地也都设立了分店。此外,积极扩大龟龄集、定坤丹的销售市场,使这两种药的销售地区由原来的山西、河北、河南、广东等地,又扩大到东北、西南各省和南洋一带。有人估计,广升远从成立到1930年,盈利在70万银两以上。

但是,广升蔚却与广升远相反,由于经营不善,每况愈下。光绪帝三十三年(1907),吸收太谷巨绅孟广誉入股资金九千两,又将店名改为广升誉。但药店经营并未改善,仍然连年亏损。1918年广升誉再次改组,更名为广升誉(正记)药店。终因经营不力,与广升远相比,营业一直处于劣势。

朱阆仙及其永庆局膏药

作者:沈钦荣

关键词:朱阆仙 永庆局 膏药


朱阆仙(1873～1937年),名文煜,以字行,浙江绍兴人。其父朱滋仁为一代名医,曾在上海行医30年,颇著声望。朱阆仙20岁时,聘候补道台陶浚宣的女儿为妻,又认当时实缺道台、恒济当的老板夏槐清为义父。不久买进都昌坊口王广思堂隔壁王姓三开间三进房子一所,迁居都昌坊口。朱滋仁去世后,朱阆仙因岳父和义父的关系,跻身于绍兴士绅之林,热心慈善事业,并为《绍兴医药学报》名誉赞成员,亦通医。

1909年,朱阆仙独资创办永庆局,施送膏药、棺木,并在上海牯岭路、杭州江干花牌楼设置分局,同样施送膏药、棺木。1919年,朱阆仙又以8000元银币购进周家新台门,原先购进的王广思隔壁三开间三进房子作为永庆局,专供施医施药之所。

对于永庆局之膏药,何廉臣在《浙江永庆局朱氏膏药之绪论》[1]一文中有如下描述:“吾绍老友朱阆仙大善士,为名医滋仁先生之哲嗣,深知膏药奏功之确凿;,与汤饮丸散等内服无异,仿吴氏法而推之扩之,广访各处名医,博求经验膏方,积少成多,约计二百六十余种。开明病状,并附图穴,俾欲贴膏者一目了然,其便利病家为何如哉!由是,信日益多,传日益广,凡远近来求膏药者,按月定期,按期赠膏,多则千余人,少则六七百人。有抱有负,有扶掖,有提携,或倚或蹲,或立或坐,或瞻或望,或呼或叫,或呻或吟,或泣或啼,拥塞于庭,待膏之救济,迫于水火。斯时,予在旁观远望者,以为开赈饥之局,岂知是朱大善士监督施送膏药之期耶。当其时有四名医,端坐几案,令病人自述病因症候,侧耳听之,若宜补,若宜泻,若宜温,若宜凉,色脉合参,指其部位,分别散给,有重症急症,膏外加以药,约一日而毕乃事。但闻有所赞于人,无所怨于人,则膏之能济世可知也。皇皇哉膏药也,亟亟然施送也,鸣呼,繁盛极已。”朱氏永庆局当年施送膏药之盛况可见一斑。

何廉臣谓:“吾国先民所谓薄贴,即后世所谓膏药,亦即东西医所谓涂布药也。虽然,膏自膏,药自药,熬稠而摊之布上,可贴患处者,曰膏;研细而形成如粉,可掺膏中者,曰药;有但用膏而不必掺药者,有竟用药而不必摊膏者,有膏与药兼用者;或取其相佐相益为用,或取其相反相济为用,临证活变在此,取巧亦在此。大旨以膏为纲,而以药为目。”[1]膏药妙用不可胜数也。对膏药之功用,何氏概括为:一曰拔。凡病所结聚之处,拔之则病自出,无深入内陷之患。二曰截,凡病所经由之处,截之则邪自断,无妄行传变之虞。可谓简明扼要。

膏药之擅用者,首推吴尚先先生,其倡导的“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所异者法耳”的理论,开创一代外治新风。嗣后,前清潘伟如中丞在苏州创设施送医药局,专以给膏药为主,以各外治法佐理之,多有奇验。重庆“伍舒芳香室”的膏药,在重庆及西南地区较有影响。而浙东,以朱氏永庆局之膏药尤为闻名也。

朱氏膏药,原先全部是免费赠送的,后来考虑到施送是有日子的,而病发无常,且有钱之家,往往因施送之名,反致裹足,窒碍之处在所难免。后经商酌,除施送日期外,照本定价,逐日出售,但即使是名贵药,价格也是很低的,以资普及。

参考文献

[1] 何廉臣.浙江永庆局朱氏膏药之诸论[J].绍兴医药月报,1946,(5):10.

[2] 单文吉.朱阆仙和他的慈善事业.见: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M].绍兴县政协编,1985.


绍兴市中医院(浙江,312000) 沈钦荣

走近胡庆余堂

作者:何鑫渠

关键词:胡庆余堂 发展史


――杭州胡庆余堂简史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位于杭州西子湖畔吴山北麓的杭州胡庆余堂,创建于清代同治十三年(1874年),是国内最著名的传统国药号之一,尤以选料认真,制作考究,药效显著而蜚声中外。让我们循着胡庆余堂的历史轨迹,一起走近胡庆余堂。

创办之初

要说胡庆余堂,就得从他的鼻祖胡雪岩说起。

胡雪岩(1823～1885年),名光墉,原籍安徽绩溪,寄籍浙江杭州,他从小丧父,家贫潦倒,无钱延师就塾,仅粗通文墨。凭着他绝顶聪明,能言善道的本事,从一家钱庄的学徒,最后成为一个积资三千余万银两的国内首富,拥有数十家钱庄、银号、当铺,生意涉及丝绸、茶叶、军火、粮食等业。他又因为左宗棠筹办军粮药饵,向洋商借款为左宗棠购置军火并提供经济保障而使其“西征”收功,新疆边防巩固。清政府给胡雪岩以军功赏加布政使衔,正二品文官顶带用珊瑚并赏穿黄马褂,成为戴红顶又穿黄马褂的大清朝第一人,人称“红顶商人”。

胡庆余堂就是在胡雪岩鼎盛时期创办的。

对中医药完全是外行的胡雪岩何以会要办一家药号呢?“一怒创堂”是当时较普遍的传说。一次胡母患病,胡雪岩叫人去杭州最大的药铺叶种德堂配药,带回后发现其中有二味药质量差,手下人去要求调换,不料店伙计竟说“本店只有此种货,要好的话请你家胡大官人自己去开一爿药铺”。胡雪岩因而斗气,决心创办药号。

据胡氏后裔看法,胡雪岩是靠战争而发财的,他虽然没有直接杀人,但他在内心深处恐怕无法摆脱“负罪感”,因此办一家药号,以行“仁术”来结善缘、积阴德,是他的初衷。另外,从历史来看,胡雪岩当时为左宗棠筹措粮饷,需要购买大量药品,因此自己开一家药号,生产出更多和疗效更好的药品以供军需也是切合实际的。

清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胡雪岩在杭州直吉祥巷九间头(今平阳里)设立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筹建处,盛邀省内外许多名医和国药业商人共同研究经营规模和经营方针。当时的国药业有药号、药行和门市之分,其中药号范围最大,从产地直接进货批售给药行,门市资金有限,只能向药行批购药材零售。胡雪岩征求意见时,许多人都认为药号赚钱可靠,不必担风险。但松江余天成药号的经理兼股东余修初却提出不同建议,他主张创办集制药厂、药号、药行、门市于一体的大规模企业,以自制多种成药为主,头几年先亏本然后少赚钱,到牌子打响后再赚大钱。这个建议符合胡雪岩的初衷:“要办就办一家像北京同仁堂那样气派的药堂,成为江南最大药号。”遂聘余修初为胡庆余堂的首位经理。胡庆余堂选址在闹市区的河坊街大井巷,这里是背靠终年香火不断的城隍山,是上山香客的必经之路。

光绪二年(1876年),胡雪岩在杭州涌金门外(今南山路)购地10余亩建胶厂,下设晒驴皮工场、制驴皮工场、丸散工场、养鹿园等。光绪四年,大井巷店屋落成,正式营业。胡庆余堂内设制丹丸粗料部、制丹丸细料部、切药片子部、炼拣药部、胶厂部等等部门,以制作中成药。由胡雪岩请来的诸多省内外名医,收集整理各种古方、秘方、验方,并在宋代皇家药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基础上研究筛选出配制丸散膏丹和胶露油酒等432个古方、验方,试制出14大类的中成药,分类补益心肾、脾胃泄泻、饮食气滞、痰火咳嗽、诸风伤寒、诸火显湿、妇科、儿科、眼科、外科、杜煎诸胶、秘制诸膏、各种花露、香油药酒等。这些药物编成的《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在发掘中华传统药业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胡雪岩不懂中药,却精于经营之道:药材道地、重视宣传、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加之其建筑格局的恢宏别致,经营范围和生产销售品种之多,江南一带的国药号无出其右,因此短短几年,胡庆余堂即声誉鹊起,被称为“江南药王”了。

经营有道

药店要出名,第一要有好药。深通此道的胡雪岩在创办不久的上海《申报》上大登招聘广告,不惜重金从全国各地聘来名老中医,研究、收集、整理确实有效的中药古方、验方。胡庆余堂对这些邀来的名医敬若上宾,只要有研究出成果来,不限时间、不限成本,使他们甘愿为胡氏效力,在不长的时间里就研制成功一批包括著名的“胡氏避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高疗效中药。时逢清军先后镇压太平军、捻军,屠杀人民,瘟疫流行,这些应运而生的高效药品挽救了无数士兵、百姓的生命,赢得了病家对胡庆余堂的信赖。

胡雪岩早在胡庆余堂开业前三年起,就派出一批身穿印有胡庆余堂字号的“广告衫”队伍,在水陆码头向客商香客奉送痧药、避瘟散等百姓家常备的“太平药”以防疫病,此既是慈善之举,也是为胡庆余堂做宣传,使外来人到杭州就知道杭州有家胡庆余堂。据记载,这三年中光施送“太平药”一项就达10万两银子。及胡庆余堂开张后,亦于每年头伏的前一天,烧煮大量药茶放在店堂内免费供应市民。市民们成群结队而来,有的甚至用桶来挑。他们喝了胡庆余堂的药茶感到有一定疗效,因此就使更多的人相信胡庆余堂的药材。

胡庆余堂大厅内有一块面向里挂的匾额,匾曰:“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生命,尤为不可欺,余存心济世,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为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亦可。”这就是当年胡雪岩亲自手书的“戒欺”匾,可谓是胡庆余堂追求药材、药品质量的缩影。

胡庆余堂开业以后,店堂里就放置了一只大香炉,终年香烟缭绕,凡顾客认为不满意的药品,一律投入香炉付之一炬,另配新药给他们。久而久之,就使顾客感到胡庆余堂卖药确实可靠。

胡庆余堂在药材的采购上是一丝不苟的,即使是普普通通的桔皮,也不要价格相对便宜但药性不够理想的浙江桔皮,而宁可舍近求远到广东去采办,还必须是陈三年的“陈皮”。又如配制愈风酒的冰糖,规定得用福建产的,再用三年陈的绍兴酒代水融化冰糖。

在对人的使用上,胡庆余堂亦有其独到之处。当时胡庆余堂把职工分成三等,第一等是穿长衫的,称为“先生”。“先生”要有文化,懂医药知识,会算盘,懂经营之道,是店里的脑力劳动者;第二等是穿短衣的,称为“师傅”,这些人是制药的技术工人,文化知识稍欠缺,但实际经验相当丰富;第三等是“帮工”,是雇来的临时操作工,主要做简单的手工搓丸药工作,采用计件工资,比“先生”和“师傅”的工资要低得多。对企业有较大功绩的人,胡庆余堂会从盈利中抽出一份特别红利作为“功劳股”奖给他,直至寿终。胡庆余堂还设置了阳俸和阴俸,阳俸是给对企业有过贡献,因年老或生病无法工作的职工,照样发薪直至死亡;阴俸是这些职工死后,按其工龄长短发线其家属阴俸,如有10年工龄的职工死后,可发阴俸5年,每年按本人薪俸的50%发给。工龄越长,发放阴俸越多,因此使职工们都愿意为胡庆余堂效力。在那个年代,胡庆余堂就能采用这些方法以激励职工积极性,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数易其主

1883年,胡雪岩在李鸿章和左宗棠两派间官场倾轧影响下,与洋商持续了三年的“丝茧大战”终因洋商和官府的勾结而功亏一篑,分布于北京、上海、福州、湖北、湖南等地的阜康银号各字号全部倒闭,宣告破产。清政府下令查抄清理,两年后清理完毕奉旨要将“胡光墉交刑部治罪”时,胡雪岩已在该年11月初抑郁而死。胡庆余堂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更换了主人。

阜康银号倒闭后,发现清皇族文煜的存款最多。光绪下谕查究结果,文煜被罚捐钱10万两,即由胡雪岩付出,其余存款,以胡庆余堂之半予之。文煜以50万两的存款,取得了价值数百万的胡庆余堂全部财产以及在杭州元宝街的整座花园住宅。1883年(光绪10年)经左宗棠批准,正式订立买卖契约。

文氏接办后,除提取现金及利润外,经营方针等均照旧不动,业务仍蒸蒸日上,过了15年,文胡两家又订了一份契约,曰:

“立合同议据胡庆余堂药号,今议得本堂于光绪二年开设杭省大井巷地方,原系胡雪岩先生建造的房屋,创立胡庆余堂雪记药业,生意兴旺,四远驰名,诚为上等不朽之基。嗣因文氏与胡氏有存款交涉,而胡氏于光绪九年间业丝大亏,一时周转不及,凭中即将胡庆余堂雪记药业连同房屋生财全数替与文府和记为业,以清款项。当文氏接顶时,仍以胡庆余堂雪记开业,胡雪记三字连在照牌之上,声名久著,虽穷乡僻壤,无人不知。有关生意出入,经当时共同酌议,于庆余堂红股180股之内提出8股分润胡氏共年创业之劳。以故文氏接开至今,日增月盛。今因胡氏邀同原中,另立杜绝卖契约,文府管业,以抵前项。三面议定,又为胡氏红股10股,连前8股,共计18股,并立支摺一扣,每年预交余利洋2400元,以资胡氏家用。余俟三年分红,再按股均派。所有胡氏前立戤据红票等件,眼同掣销外,尚少红余,倘日后检出作为废纸,从此各款全清,毫无纠葛。是系两相允洽,各无异言。以后不增不减,永为定例,相与庆余堂历垂不朽。恐后无凭,立此合同议单一式二纸,永远存照。

再批:阜康银号原欠文氏红票银56万两,前代介文氏捐款10万两,又红标抵银2万两,现在元宝街房屋绝卖找价银10万两,尚有红票万两,俟后检出,作为废纸,并照。”

为此,在胡雪岩众多的产业中唯胡庆余堂得以留存于世。

1911年辛亥革命后,浙江省军政府没收了满族官僚在浙江的财产。胡庆余堂被没收,登报标卖。因胡庆余堂的信誉好,所以投标的人很多,一批鸦片商、丝商、银钱业资本家由施凤翔、应棠春出面,贿通财政部门以20万零100元得标。从此胡庆余堂由独资经营变为合伙经营,合股资本为36万元,分120股,每股3000元,给胡庆余堂雪记招牌红股18股仍旧照章,归属胡氏。

1914年胡庆余堂的股东们决定在上海设立分号。议定先在上海抛球场南面(今南京路、河南中路附近)开设上海临时发行所,同时在北京路购置地皮5亩仿杭州胡庆余堂格式造屋开店。1916年11月5日新店开张营业,临时发行所并入上海分号,上海分号的一切经营管理人事业务均由杭州掌管。鉴于别致的建筑风格及胡庆余堂的牌子,开张后业务极好,未几年即成为上海规模最大、信誉最好和销售额最多的一家国药号。

1921年,大股东施凤翔在上海投机黄金失败,将28股半的股份出让给徐斌辉和郭玉堂两人,胡庆余堂进行了第三次改组。正式股东仍为13人,资金总额调整为79.2万元,这样股东们可以多拿每年一份的官息和三年一次的红利。据股东王晓籁说,顾竹溪在1921年让出股权时,每股值3.2万元,照此推算,120股计值384万元,可见其时胡庆余堂资产是大大超过100万元的。

至30年代,杭沪两地虽然表面上看营业很旺,毛利亦大,但企业实际上已亏损,其原因:一是资本家固定的官息和红利到时要照拿不误,二是管理人员营私舞弊,业务费用大增,胡庆余堂雄厚的流动资金已经枯渴,企业欠银钱业的长期债款有七八十万元。再后来因时局影响,营业衰退,企业日益陷入困境。

承前启后

纵观胡庆余堂的发展历史,除创始人胡雪岩外,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俞绣章。

俞绣章,浙江慈溪鸣鹤村人。1894年到杭州万承志堂药店当学徒,1900年担任副账房,1925年被提升为经理,1930年进杭州胡庆余堂任协理。1934年原经理杨春日来经营管理不善,导致亏损而不得不辞职,俞绣章被股东会提升为经理。他在胡庆余堂担任经理期间,继承了创始人胡雪岩“采办务真,修制务精”、“戒欺”等经营方针,在保持胡庆余堂名牌传统特色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俞绣章上任后,在管理上推出了极为严格的规章制度,经营状况渐趋好转,1935年营业额列杭州同业之首。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在宁波金山登陆,胡庆余堂解散。1938年11月复业,但营业状况不佳,开支入不敷出,内部负债高达百万元,企业面临危机。俞绣章在经营管理上采取了一系列决策,并号召职工“忍耐现在,优遇将来”,得到了职工的响应,使企业出现转机,扭转了战前资不抵债的局面。1948年,国民党政府实施“八·一九”限制政策,胡庆余堂遭抢购而损失惨重,陷入新的困境。

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党和政府的支持下,俞绣章有了搞好的生产经营的信心,胡庆余堂经营状况又趋好转。1955年9月,胡庆余堂成为全市商业中第一家实行公私合营企业。积极性颇高的俞绣章亲自到绍兴等地组织货源,并积极提出改进中成药的建议,为后来中成药包装设计建立了良好的开。鉴于他的突出贡献,时年75岁的俞被政府任命为国营中药公司经理、胡庆余堂副经理及杭州市商业局副局长,还先后担任过省政协常委、省“人大”代表、市工商联副主任等职。1964年6月,俞绣章病逝,终年83岁。

再创辉煌

1949年后,胡庆余堂几经更名:1958年杭州叶种德堂并入胡庆余堂,改名为“公私合营胡庆余堂制剂厂”,隶属市商业局领导,“古医”商标正式批准注册使用;1959年,为做大胡庆余堂,又有部分生产设备、厂房并入,更名为“公私合营胡庆余堂制药厂”,随后划为省属企业;1963年,厂名改为“杭州胡庆余堂制药厂”;1966年,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厂名改为“杭州中药厂”;1979年,厂名恢复为“杭州胡庆余堂制药厂”,为浙江省最大的中药生产企业。人事虽然更迭,但一代又一代的胡庆余堂人却始终不渝地继承发扬光大了胡庆余堂的优良传统,使这块百年老牌至今光彩依然。

胡庆余堂之所以名扬海内外,是与其创办人胡雪岩注重民族文化和行业道德紧密相关的。胡庆余堂内高悬的“是乃仁术”、“戒欺”、“真不二价”等表述办店宗旨和规范准则的醒目匾额可谓胡庆余堂的创业之本,成功之本。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今天,走向市场经济的胡庆余堂仍然严遵古训,而不仅仅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

胡庆余堂传下来的药方有400多种,目前常年生产的各种成药有百余种,其中半数以上的品种因批量小而要亏损。既要满足市场的需求,又需兼顾企业强调经济效益的目标,胡庆余堂确立了不断调整产品结构,优化产品组合,以适销对路的产品羸利来弥补亏损品种的思路。如胃复春、障翳散、庆余救心丸等药品因疗效好、价格适中而市场占有率较高,成为胡庆余堂的拳头产品。

胡庆余堂对药材的“采办务真、修制务精”是有名,的如今这个传统更是得到发扬光大。全厂原药仓库、细料仓库、半成品仓库等各主要部门都安排了经验丰富的老药工分兵把关,并集中厂内几位药材鉴定的老法师组成“老药工鉴定组”,对进厂的一些真伪难辨的药材进行最后鉴别以决定能否投料。在制作中,胡庆余堂一直坚持遵古炮制传统,精细制作。如用途很广的常见中药大黄,药材上的大黄皮是非药用部分,胡庆余堂每进一批大黄,均要安排人手将来料上未除尽的大黄表皮剥去,即使是一些表面凹陷、裂隙处也得仔细地一一剔除表皮才付药用。所以,胡庆余堂在中药材的前处理过程中,损耗明显高于一些同行。一般价格低的原料,这样做倒还不“肉痛”,但象麝香这样贵重、珍稀的原料,也必坚持这样做,就很不易了。

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受国内药厂的大量涌现和迅速增多的各种药品的冲击,胡庆余堂面临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胡庆余堂认真继承发扬传统中成药精华的同时,加强科研开发能力,不断推陈出新,为胡庆余堂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自1958年第一个新产品“腰痛片”问世并成为国内第一只供出口的中成药片剂而远销东南亚等国以来,相继有70多个新产品问世。如对胃炎、萎缩性胃炎,尤其是对胃癌前期病变后术后康复有显著疗效的胃复春片,治疗儿童腹泻的小儿泄泻停,治疗老年性白内障有良效的障翳散,滋补药品浓西洋参口服液等等新产品,都是在民间验方和名老中医数十年临床验方基础上研制而成的。这些新产品都采用了国际流行剂型和包装,故易为现代社会所接受。历年来胡庆余堂已有14只新产品获得国家、省、市的各种奖励。腰痛片早在多年前就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第五册),胃复春片亦在去年被收入国家卫生部标准。

随着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胡庆余堂原有的厂房、设备已跟不上发展的需要。为此,胡庆余堂在杭州钱江三桥附近的乌龙庙另建新厂。近年来又投资三千余万元兴建“GMP标准中成药制剂楼”,从而大大增强了药品的竞争能力,并为进一步拓宽出口渠道打下了基础。胡庆余堂已经以一个植根于传统国药,脱胎于市场经济,欲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现代化中药企业的新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胡庆余堂驻上海办事处(上海,200032) 何鑫渠

古代浙江药业初探

作者:朱德明

关键词:浙江 药业 历史


浙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10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栖居,约在7千年前,便形成了与中原文化相媲美的河姆渡文化。此后,浙江社会的发展追随着中原发达地区,隋朝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为浙江与北方经济、文化和贸易往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到了南宋,中原数千年科技精华滚滚南下,使浙江跃居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的中心,元明清三代浙江的发展势头并未减弱,尤其是医药学的突飞猛进,大有独领全国风骚的势头,体现在药业上则是药材丰富、药栈和店堂栉比鳞次,行业十分繁庶。

药材丰富

展开浙江药业历史的画卷,首先跃入我们眼帘的是河姆渡遗址内出土的大量动植物药材和相传黄帝时药学家桐君撰写的《桐君采药录》。这些绚丽灿烂的药学史,笔者已有专文论述,此处免赘。[1]

东汉永平年间(58～75年)药物学家刘晨、阮肇两人攀登天台山采药,在今天嵊县东面35里刘门山下留下了采药径,说明天台山在当时已是浙江著名的药材茂盛宝地。[2]

浙江是较早开始人工种植药材的省分。中草药是从野生植物中大量采集而来的,但有一批来自于种植。饶有趣味是浙江籍大文豪谢谢灵运、陆游躬身其事。谢谢灵运在《山居赋》中记载了自己耕耘中草药并加以研究的史实,一代佛教宗师智凯与僧人慧禅在天台山种植苣拾象草药,[3]陆游闲居绍兴等地时亲自执锄,治地开药圃,种植草药,配制丸丹。这些都开启了浙江省人工培植药材的先河。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浙江的中草药材十分丰富,产地较广,品种较多。当时杭州盛产姜木瓜、蜜、干姜、芑、牛膝、黄连、杞、佛手草。佛教胜地普陀山盛产能治肺痈和血痢的普陀山茶等几十种草药。[4]天台山盛产益母草等数十种珍贵药材。[3]湖州盛产木瓜、蜜。建德盛产白石英、银花。绍兴盛产丹沙、石蜜。余姚盛产署预、附子。缙云盛产蜡、黄连。东阳盛产黄连。临海盛产干姜、甲香。北宋时期杭州又增加了云母、白术、藁本、五味子、木鳖子等中药材的出产,江干区笕桥镇一带濒江临水,也盛产中药材。[5]德清盛产菊。南宋时期杭州在原有的中药材外,又出产一些新品种。[6]瑞安出产的莪术、郁金、山药、生姜4种中药材的生产量中全国首位,成为这些药材的主要产地。元朝时期,杭州兴礼坊的佑圣观(1303年重建)有药畦和洗药井,这是继智凯之后又一条佛教寺院栽药的较早史实。[7]明朝时期,杭州药材栽培的面积、品种均有扩大和增多。杭州药材的主要产地集中于笕桥、彭埠、九堡和乔司一带,这一时期舟山出品65种药材。清朝前期,杭州仍是全省产药最多的地区,新的品种有早绯、玉白、缀露、千叶白等。武义药用动植物有67种。衢州野生药材资源丰富,康熙年间,每年向朝廷进贡陈皮、枳壳、橘实、白芷、辛夷5种药材。

上述历朝浙江各地,主要是杭州所产的药材十分丰富,究其缘由,在于浙江自然环境优越,植物种植繁多,药用植物栽培的历史悠久。道地的药材茂盛,加上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和科技文化比较发达等社会因素,使浙江的药材生产经久不衰,“浙八味”、“杭十八”享誉海内外。

药栈、店堂栉比鳞次

浙江的药栈、药店堂出现较晚,先是个体药摊,后发展为格高清雅的药店堂。到了南宋店铺林立,网络稠密,行规森严,独占商界鳌头。元明清三朝其发展更为迅速,药店堂往往制销合一,规模很大,终于出现了叶种德、张同泰乃至晚清的胡庆余堂等闻名海内外的大药店(厂),在中国药业(学)发展史上举足轻重。

东汉末年著名的药学家蓟子训曾在会稽(今绍兴一带)卖药,[8]这可能是有关浙江最早的售药史料。南宋时期,设在临安(今杭州)的太平惠民局、惠民和剂局、惠民局、施药局等官办制销药品的局所,其管理十分严谨,为其他民间药店堂树立了楷模。临安城内还有炭桥(在义和坊内)的药市,收购客运而来的川广生药和分发给制药作坊和药店,又有熟药丸散和生药饮片的作坊。药材店铺既有生药店和熟药店,又有专门药店,如大佛寺前的疳药铺、保和大师乌梅药铺、毛家生药铺、杨三郎生药铺、杨将领药铺、三不欺药铺、仙姑卖食药、仁爱堂熟药铺、金药臼楼太丞药铺、双葫芦眼药铺、张家生药铺、讷庵丹砂熟药铺、潘节干熟药铺、观复丹宝、李官人双行解毒丸、张省千金马杓小儿药铺,郭医产药铺、严防御药铺。[9]杭州城内的药品市场还出售其他地方很难购买到的药品,卫生用具如凉药、药焙、牙梳、香袋儿、稳步膏、香药、手皴药、膏药、画眉七香丸、药线、蚊烟、老鼠药等,各类艺人中有说者杨郎中、徐郎中、乔七官人等。[10]地处亨桥东测的五间楼内售法制青皮、杏仁、半夏、缩砂、豆蔻、小蜡茶、香药、韵姜、砌香橄榄、薄荷等药用食品。[11]杭城茶店也参与买卖一种由砂仁、草果、乌梅、甘草、扁豆、葛根6味制成的解暑药饮缩脾饮,还有解暑饮料香薷饮、五苓大须散等。和剂局还制造腊药、暑药在腊日和伏日赐给文武百官。民间医家制造药剂,用虎头丹、八神、屠苏,贮以绛囊,馈赠民众,也称腊药。[12]杭城的街头巷尾几乎都有药铺,每日清晨浮铺上行,卖些汤药二陈汤及调气降气的丸散,到早饭前收摊,热闹非凡,其辇毂驻跸,衣冠纷集,民物阜藩的人文景观可与《清明上河图》中壮观的画面相媲美,其药市的薪南粲北,舳舻相衔景象可称得上是东南第一州,为杭城及周边人民的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元朝时期,杭州商业繁荣,其中有香药,药材贸易。[12]杭城中药店较著名的有蒋正斋药室,夏应祥的寿安堂药室和潘氏中和堂等多家,城内有卖杖丹膏和胎骨丸的药铺。[13]这些店铺还从国外进口名贵的中药材。时届明朝,1524年,御医许某在杭州靴儿河下新宫桥墩开设许广和国药号,精制丸膏成药达380种。1573年,朱养心从余姚迁来杭州,在清河坊、大井巷东首开设一家斐声江浙一带的百年老店朱养心药室。朱氏幼入山得方书,专攻外科,手到疾愈,迄今传统产品有五灵五香膏、阿魏狗皮膏、铜绿膏、珍珠八宝眼药、三仙丹等15种。明末,杭城最早的药材牙行阜通药行接待省内外贩药客商,代客买卖,收取佣金,生意十分红火。龙游药商帮也重视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如滋福堂药店重金延请名医坐堂监制丸药,药工分工细密,配制成分及份量准确无误。

清朝前期,随着浙江经济的发展,各府州县药业兴隆,药店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张,杭州的几家药店在全国影响较大。1808年,叶种德堂创办,是杭州自制丸、散、膏、丹,开设最早,规模最大,闻名浙、赣、闵、皖诸省的一家国药号,它的创始人是慈溪县人叶谱山,他在望仙桥直街购地建屋,前店后场,占地7亩,是当时杭州最大的商店。该堂设备完善,并拣选各省道地药材,广采历代宫廷和家传验方,精心配制成药约400余种,药效显著。叶种德堂自创设以后,坚守信誉,技师上乘,杭城的丸散及高档药品几为独家经营,誉满江南。1805年,慈溪马经村人张梅在同春坊盘进沈同泰国药号,改名为张同泰国药号,经销道地药材,丸散膏丹,各种花露、参燕银耳等200余个品种,张同泰药店自制传统成药360余种,复择陈分,屡经效验,自成格局,一举成为杭城有名的药店,除上述两大药店外,杭城著名的药店还有方回**店、许广和药店、碧苏斋药店、存仁堂药店、余香山药店、太和堂药店、天禄堂药店、泰山堂药店、汤养和药店、孙泰和药店、德记药店、大德堂药店、茂昌药店、沈国泰药号、抱琴一贯药酒店等。

兰溪药业远涉海内外,开创于明代的诸葛药业世家更为显赫。兰溪人足迹遍布全国,在外地开设的药店达560多家,从事药业人员达5000人以上,奔波在温州、丽水、衢州、杭州、金华、福建、安徽、江西、陕西、山东、广州、香港等地。他们师徒相带、亲邻相顾,父子相承,代代相传,形成了兰溪药帮,使得兰溪药行,药店林立,贸易频繁。

衢州的中药业从清初兰溪人姜学江在顺治年间(1644～1661年)于水亭街开设永生堂药店肇始,该地的中药材批发业务,也主要由永生堂等三家大药店兼营。1756年,宁波籍商人钱、冯、王3人合股在衢州城新桥街开设天福堂药店,前店后场,实行制售一体的经营方式,精制药材饮片,悉心研制丸、散、膏、丹、露、酒、曲等中成药270余种,在毗邻省县享有盛名。道光年间,诸葛莲宗到江山开设了该地最早的药店益寿堂。开化的药店均集中在城关、华埠两镇,城关有叶德寿堂、方德生堂,华埠有王德裕堂(1756年由王聚兴创建)、方大生堂(1732年由方德一创建)。

1790年兰溪诸葛童家人童氏在金华开设童万森药店,以药酒闻名,主要产品“追疯酒”闻名远近。道光初年金华城内又设立了仁寿堂药店。1821年,王慕亨、王慕培等创建武义县最早、最大的药店王储**店。该店品种齐全,选料道地,炮制精细,服务周到。永康县也有些中药店较为著名。

嘉庆年间(1796～1820年),在丽水旧府前大街(今大众街)诸葛文则创建生生堂药店,饮誉省内外。1751年鲁百福在遂昌湖山开设万生堂。乾隆年间诸葛焕在遂昌湖山开设致和堂。1830年姚金荣在龙泉县城新华街开设德生堂药店。1649年吴肇鳞在缙云壶镇下街开设向松堂药店,三开间店面纵深西建,占地600平方米,吴氏自任坐堂医师。

乾隆年间(1736～1795年),徐大椿在嘉兴创办兰台药局,该店以药材地道,炮制精细,品种齐全而享有盛誉。嘉兴还有杨九牧药店以制药酒驰名。嘉善的钟介福药店药材炮制修治考究,并有八珍糕等特产药品为人们青睐。

乾隆初年,杜景湘在绍兴城内闹市口旧迎恩坊水澄桥北首创办震元堂,至乾隆中期资金达8千两银元。咸丰初年,该店又在临浦设义大震、柯桥设春元震、东浦设天宇震、陡门设慈和震等5家分店,该店在绍兴中药业中占据首位,该堂尤以经营滋补药品驰名,产品远销港澳及东南亚和地。嵊县设有逢春堂药号。1720年,萧山县城内设有公济中药店,道光年间(1821～1850年),赭山卫生堂和县城内的天生堂药店相继开业。

湖州慕韩斋精于饮片,贝文一药店专制丸散。道光年间(1821～1850年),德清县开设的新市沈泰源药栈为县内首家专营批发经营中药材的药行,贷源来自全国各地,品种齐全,林则徐曾题联称颂药栈,誉满杭嘉湖一带。清初,安吉、孝丰两县就有王天元堂和濮济生堂等药店。

1813年,三门县悬渚小坑开设益寿堂中药铺。嘉庆年间(1796～1820年)。岱山县泥峙邬氏自学成医,在泥峙油车开设万应堂,兼营中医药业。1835年张宏业在岱山县东沙角开设德心堂中药堂,自任堂医。定海城关状元桥东侧的存德堂药店经营中药配方,生产加工部分中成药。镇海有**房,坐落在北城虞提学屋后。1806年,方庆禄在临海县章安镇创办方万盛药号,其兄方庆彩于1813年。在葭氵止镇创办方通泰中药店。1821年,方庆禄又在临海县城创办遂生源药栈,1829年开办方一仁国药号,1861年他又在太平(今温岭)县开设方同仁药店。此后,方氏历经6代,先后在临海县章安、葭氵止、县城、涌泉、杜桥、溪口、海门以及温岭县城、黄岩县路桥等地开设中药铺(栈)14家,资金雄厚,药材道地,声誉较高。1825年,淳安县狮城首创王寿世国药店。1665年,叶心培在温州城内创办了叶同仁国药店,主要产品八宝眼药粉、五疳保童丸等,销于浙南、闽北一带。雍正年间(1723～1736年),温州设有金源亨和集丰药栈。

历朝各府州县的药店(栈)远不止上述这些堂铺。可以肯定地说,到清朝前期各地较大的乡镇均开张了药店、穷乡僻壤都设有小药摊,构成了一张十分难考的药业营销密网,中医界和中药界人士往往同坐一店(堂),齐心协力为当地人民的医疗保健事业做出贡献。

结语

我们通过对古代浙江药材资源及药店设置状况的初步探讨,使我们认识到该省珍稀动物药材匮乏,植物药材品种繁多、产量丰富。而加工及营销动植物药材(品)的店堂出现较早,尤其南宋及清朝初叶是浙江药业发展的两个巅峰时期,全省各地店铺星罗棋布,药商辐辏骈集,远涉海内外,中医和中药学家并肩努力,掀起了药业发展的层层高潮,在中国药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参考文献

[1]朱德明.先秦时期浙江医药文化史.北京:中医药文献研究论丛,中医古籍出版社,1996:297

[2]清·悔堂老人.越中杂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160、212

[3]清·张联元辑.天台山全志·物产,卷4

[4]清·许琰.重修南海普陀山志·方物.卷11,1

[5]孟陬.杭州府志.风俗物产(单行本).光绪年间刊本:14

[6]宋·周淙.乾道临安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34～35;二十五史·宋史上·地理志·册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484

[7]乾隆·杭州府志·寺观1.卷34,12

[8]二十五史·后汉书·逸民传.册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042

[9]宋·吴自牧.梦梁录·铺席.卷15,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116～117;洒火潜夫,南宋市肆纪,见说郛,册60,113

[10]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西湖书社,杭州:1981:103、114

[11]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160:2、5、47、96

[12]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176

[13]田叔禾.钱塘逸闻轶事.吴越故事,杭州:六艺书局,1928:59

浙江省卫生学校(杭州,310009) 朱德明

同仁堂是全国中药行业的老字号。创建300多年来,几经风雨,到20世纪70年代末,也还只是一个以手工生产为主的传统企业,存在机制不灵活、资金短缺、设备陈旧等一系列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让同仁堂萌发出勃勃生机。
百年老店扬帆远航
——北京同仁堂改革开放30年发展纪实
□ 周 颖 本报记者

北京同仁堂作为中药行业的龙头企业,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稳步前行,闯出了一条自己特有的发展道路。他们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并提升传统中药产业,根据市场调整发展战略,在继承中不断创新,逐步实现了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基本形成了跨地区、跨国界、跨所有制的开放的经营新格局,成为中药企业发展的典范。
转变经营机制 拓展资本市场
文革浩劫中,百年老店同仁堂的金字黑匾被当作“四旧”惨遭损毁,经营状况很不乐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同仁堂厂、店、牌号得以恢复,百年老店开始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然而万事开头难,在市场经济初期,和当时很多老牌国有企业的遭遇类似,同仁堂也陷入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困境:运作机制不灵活,内部利益分配不均,库存结构不合理,市场经营混乱等等,而财务方面更是债台高筑,并且曾一度深陷“三角债”的危机,应收账款达三四亿元。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的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1992年,以当时北京市药材公司所属的同仁堂制药厂、同仁堂制药二厂、同仁堂药店等多家工、商、科研单位为基础的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成立。
1995年,同仁堂新的领导班子下决心整顿市场。首先,提出“三个坚决”——没有市场的产品坚决不生产,不回款的单位坚决不供货,应收账款坚决压下来。其次,严格划分3个市场,即海外市场、国内外埠市场和北京市场,杜绝出口产品返销国内,实现“真出口”。这两项措施使同仁堂应收账款明显减少,销售额稳步上升,经营质量逐步改善,实现了“有效益的销售”,整个市场秩序有所好转。
1997年,同仁堂将目光转向资本市场,果断抓住机遇,及时转变经营机制。集团集中了7个单位在内的部分绩优资产,组建了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6月在上海证交所成功上市,募集资金3.42亿元。此举为同仁堂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奠定了基础,并实现了企业制度的创新,带动了同仁堂思维模式、管理理念、经营观念、运营机制等一系列的变革。此后,同仁堂又组建了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2000年1月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2.39亿港元。这一举动借助香港的资本和科技优势,同仁堂开始大举进军国际医药市场。同时,新的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产品剂型上也打破传统中药丸、散、膏、丹的模式,推出浓缩丸、软胶囊、冲剂、片剂等先进剂型,在继承中不断创新。
生产现代中药 发展健康产业
2001年,同仁堂对今后的发展进行了重新定位:以现代中药为核心,发展生命健康产业,并提出了“1032”的发展规划,10是指含两个上市公司在内的10大公司;32是指两个基地(位于北京亦庄的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和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基地),两个院(同仁堂研究院和同仁堂中医院),两个中心(同仁堂培训中心和同仁堂信息中心)。这是一个整体的战略构思,目前1032工程的构架已经全部落实。
1032工程10大公司中的同仁堂药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中药饮片,经过短短五六年的时间,现已初具规模。现在这个公司已实现年销售额2亿多元,年利润400余万元。同时,成立了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在北京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购置土地,按照国家GMP标准兴建厂房,以现代化技术生产同仁堂的传统成药,现在年销售额达到8000多万元,年利润达3000多万元。另外,在生命健康领域,10大公司中的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靠冰糖燕窝等传统保健品起家,短短5年时间,该公司品种已达1000余个。除传统保健品外,他们还开发出了以短肽类品种为代表的,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现代保健品。预计今年销售额可达20亿元,实现利润3亿元。这样,同仁堂的内部10大公司独立运行,各有侧重,资源共享,从而达到促进集团整体发展的目的。
严守“六个统一” 保障药品安全
1999年,随着《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制药业全面质量管理的开始。同仁堂有关领导认识到,改进落后的管理办法,强化符合GMP要求的管理,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同仁堂把GMP认证工作当成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累计投资数亿元,对所属生产企业进行了全面改造,使其几大基地的生产线全部符合国家GMP标准,为让企业更多优质产品走向世界打下了基础。
在药品经营方面,同仁堂坚持在各个药店中严格遵守“六个统一”: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价格、统一标识、统一计算机管理、统一质量管理。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同仁堂药店所出售药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同仁堂所用的制药原材料,一直坚持从源头控制质量,坚持原产地原则,在吉林、河北、山西、湖北、山东、浙江和安徽等中药材原产地建成了10几个中药材种植基地,均已通过国家GAP认证,所生产的药材除供同仁堂制药所需外,还进入经营领域。
面对大众对中药越来越多的了解和更新更高的需求,同仁堂人在“术业有专攻”的基础上,把发展战略定位于三大板块产业格局即制药工业、零售药业、医疗服务,为整个集团开辟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进军国际市场 传播中药文化
上世纪90年代成立集团后,同仁堂得到了自营进出口权,并在此后成立了进出口分公司。经过十几年规范化、现代化的经营运作,同仁堂产品的出口品种已由最初的几个发展到现在的130多个,覆盖面也由最初的几个华人地区拓展为目前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创汇额更是由最初的几十万美元飙升至现在的2000多万美元,实现了产品对外出口的飞跃。
如今,同仁堂不仅在国内开办了众多的产品销售终端店,在海外市场也是如此,在亚洲、欧洲、美洲,都能见到“同仁堂”的招牌。而在港台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许多华人对“同仁堂”这个品牌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信赖。
同仁堂在实践“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向海外输出的不仅是产品,还有中国传统医药的历史和文化。在今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国际奥组委主席罗格的夫人分别来到位于北京崇外大街的同仁堂博物馆和大栅栏同仁堂药店参观。同仁堂用开放的思想、开放的心态,将自身推向国际市场,使传统的中药文化香飘全球。
可以说,一部同仁堂史就是中国中医药产业的发展史。据同仁堂集团董事、工会主席陆建国先生介绍,接下来同仁堂在完善和巩固10大公司的建设上,将强化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和基础管理,以科学的发展观紧贴市场,将时代精神融入传统品牌,使同仁堂的金字招牌在世界名牌中占据一席之地。

呵呵,太熟悉了。“ 同修仁德 济世养生 ”,有同仁堂的问题可以问我。

呵呵,我得问胡雪岩.

福林堂

福林堂
福林堂是云南现存最古老的药店,由李玉卿创建。现已成为一个零售药业连锁公司,拥有零售店面80多家、职工600多人,药店严格按GSP要求建设。2000年,云南医药集团与香港世界中国实业项目有限公司合作,重新组建昆明福林堂药业有限公司。其制药86种,著名品种有回生再造丸、益肾烧腰散、黑锡丹、济洲仙丹、加味银翘散及糊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