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瘟为何从鸟传鸟为何变为鸟传人?

当“鸡瘟小事一桩”这种并不算久远的生活经验,与“高致病性禽流感”同时映入一台思维机器时,人们自然会想:过去的鸡瘟是否也会传染给人?如果过去不传染,怎么现在就传染了呢?科学家说:这是因为病毒发生了变异。又说:中国的生活、生产方式有问题——人与动物的接触过于密切,例如农村中人鸡共生、城市中出售活鸡等等,这样就容易造成病毒的变异。对于科学家来说,搞清病毒结构的变异,或许并不困难;但变异的原因是否真的源于生活、生产方式,恐怕就只是一种推测了。科学求“真”,但某些“真”却并不那么容易求得。何况是寻常百姓,那就说些逸事杂想吧。
首先,是由过去鸡瘟是否传染给人的问题,想到明末清初有位生活在太湖之滨的医生吴有性。他在毫无微生物学知识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观察不同的染疫群体,思辩式地提出:疫病发生,与气候变化无关,而是天地间存在着的一种特殊的“戾气”导致人或禽兽发病。这与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含括在“外感”概念下的各种传染病,都是因为自然界气候变异(即所谓不适时节的风、寒、湿、热之气)引起的,在病因学上有某种本质的不同。其次,吴有性又根据“牛病马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悟出:天地间的“戾气”有多种多样,某一中戾气,只会导致某种特定的疫病。试想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如果能够提供微观设备的话,说不定他也许会沿着这条思路探索下去,寻找到所谓致病“戾气”的不同形态本质。而且他还设想:如果能够知道何物(药物)能制其气,则“一病只有一药之到”,就能治癒,“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当抗生素出现时,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使这一设想变成了事实。纵观吴有性,会使人惊讶地发现,他的思维方式更接近于近代西方医学。而其基础却是宋明理学的“格物”、“穷理”。他在《瘟疫论》一书的序言中说明之所以会得到这些认识,是因为“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
几十年来,“近代科学何以未在中国产生?”一直是学界论说的话题。我想,如果像吴有性这样具有注重观察与逻辑思维能力的人多一些,能够衣食无忧地热衷于“奇器淫巧”(技术与工具)发明的人多一些,而且能适当地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或许会有一些类似于近代西方的发明与发现。总之,古代的“鸡瘟”似乎没有导致“人瘟”,这与百姓的生活经验是一致的。
其二,是“病毒变异”的问题。本次“高致病性禽流感”确实感染到了人类,说明鸡瘟确实能够引起“人瘟”。古今情况不同了,所以科学家释其原因为病毒变异。实证科学的“科学性”从来都不容怀疑,但这究竟是不是那极各别之例染病的真正原因?却还有思考的余地。试想:病毒变异后——成为人禽可以共染的新品种,其在普遍尚无免疫的人类之中,理应具有较大的传播可能。然而何以受染人数竟是那样“各别”?由此是否应该思考作为各别的受染人,其自身是否存在某种缺陷或变异?从而使得他与普通人群不同——鸡瘟病毒才得以在这样的特殊个体身上施威作祟。毫无疑问,这只是一种“逆向思维”,但不能说不合逻辑。此外,稍有微生物学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自然界中的致病微生物无处不在。即便是在北京的实验室中,随便用棉签在一个健康人的手上、咽喉涂抹一下,然后在培养基上涂抹一下,经24小时的保温培养,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生长茂盛的致病菌群,甚至是那些北方根本见不到的钩端螺旋体等等。即便是在与烟草生长地远隔千山万水的家庭中种植一棵烟草,也照样会染上某些烟草特有的病患。自己动手繁殖过热带鱼的人会有这样的经验:只要将稻草煮熟加些牛奶,几天后就会生出鱼虫。所以仅靠几个口罩手套、消毒药物是断然不可能将我们与微生物隔离开来的。在战胜传染病方面,内因永远是不应忽视的要素。不难设想,鸡瘟能够突然现身某个村落,从而才使我们知道这种病毒在该地的出现与存在,那么生活在原发地、传播地以及传播途径上的众多人群,就与这些致病微生物没有正面接触吗?但是毕竟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境内有人被感染。
联想到非典的流行,谁也说不清有多少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接触了这种病毒并获得了免疫力;在尚未有病因诊断(即主要是靠症状诊断)的时候,谁也不能断定那些最终被排除的“疑似病例”感染的就不是非典病毒。反之,我们看到的是:不久前经病因诊断确定为非典的那些患者,不过是发发烧而已;众多与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竟无一例被感染。究竟是因为“变异”才使得非典病毒又在人群中现身,还是“变异”导致其毒性减弱?是因为毒性减弱才使得众多接触者未发病,还是这些人已然具有了免疫力?这些都有待科学实证告诉我们其中的细节。从总体上讲,人类固然是在不断地征服自然,但实际上还是在顺应着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