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博士不给父亲放、化疗

医学博士不给父亲放、化疗 (转自一只绵羊的博客)

2012-05-25 15:20:16| 分类: 默认分类 |字号 订阅
有很多患癌医生不选择“被治疗”



最近,媒体广泛刊出的一篇文章,应该给类似情况的人士以重要参考。
一个医学博士的父亲忽然查出癌症晚期了,但这博士很知道手术、化疗、放疗的内情,就与父亲达成了共识——那三板斧一斧也没砍,使父亲在安静中,而不是在手术与放、化疗后的痛苦中,走完了最后一段人生路。
并且,不仅对父亲的癌症什么也没治,他还向母亲交代,万一父亲出现昏迷或者呼吸、心跳停止,不要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
这是一个医学博士对父亲临终治疗方案的抉择。

医学博士名叫陈作兵,浙医一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第一医院)毒理专家、主任医师,曾在多个国家学习进修过。现任职务:医院医疗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医院办公室副主任,急诊科副主任,浙江省中毒控制中心常务副主任。

“最后一定让你安安静静没有痛苦地走”

78岁的陈有强是腹膜恶性间皮瘤晚期,全身转移,2011年4月发现的时候,已经属于后期了。
陈有强住进了儿子所在的浙医一院。父亲眼见许多恶性肿瘤晚期的病人瘦骨嶙峋,痛苦不堪,就对主治医生说:“我实在不愿意再看着儿女这样奔波劳累,也不愿意自己变成别人那个样子,你们让我安乐死吧,如果你们不能这样,我自己想跳楼。”

父亲的主治大夫高大夫是陈作兵多年的同事和好友,老人的病情和想法,高大夫如实相告。陈作兵得知后,对父亲说:“爸爸你放心,活着的时候你要坚强,但走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让你那么痛苦。最后一定让你安安静静没有痛苦地走。”父亲听到这句话,几天后,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又翻出了喜欢的老子和庄子的书,慢慢看。

陈家也为老父亲的病情召开了家庭会议。如果按照陈作兵所见到的那些病人家属的做法,父亲有公费医疗,儿女的经济条件都还不错,放疗化疗,是可以多活些日子的。陈作兵和家人商量后,决定由父亲自己决定。

父亲问:“化疗、放疗后可以延长多少时间?”陈作兵说:“不一定,效果好也许几个月。”
父亲又问:“多少钱,对人体有什么不好?”陈作兵答:“钱不是问题,全部公费的。副作用是脱发、无力、胃口不好等等。”
父亲说:“让我想想,我明天上午告诉你。”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父亲已经决定了,父亲说:“我想和你母亲回老家去……”
2011年7月,陈作兵开车把父亲送回了浙江诸暨老家。他没有选择放疗、化疗,而是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他决定了,如果可能,就适当作镇静催眠让父亲安详地离开人世。

“让父亲安静从容地过一段舒心的日子就好了”

村子坐落在一个狭长的山谷里,平素不过三四百人,四周群山环绕,环境十分优美。“让父亲安静从容地过一段舒心的日子就好了”。母亲陪伴着父亲,父亲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只吃些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陈作兵给母亲交待:“严格说都是中医禁忌的东西,猪肉,鱼肉,牛肉,鸡肉……爸爸喜欢吃肉,就让他吃好了。”母亲便每天换着花样给父亲做,“爸爸吃得很开心,一直到去世,他也没有像晚期肿瘤病人那样变得很瘦。”

父亲整个冬季总是坐在门口的石凳上。孩童时就曾和父亲在一起的人,父亲在最后的半年里,几乎都见到了。父亲在石凳上坐累了,就回家给老朋友打几个电话,还有那些曾经一起在汽车站工作的老同事。陈作兵记得,一生随和的父亲几乎从未和人红过脸,除了和一位同事,但在最后的日子,父亲给这个同事打电话聊天,两个人和解了。

父亲先是自己去种菜,慢慢地,要拄着拐棍去,坐在地头看母亲干了。陈作兵回家的时候,父亲在菜地里说:“现在种下去的菜,我怕是吃不到了,但是拉拉(孙女的名字)还可以吃到的。”
2012年的春节,是陈家最为热闹的一个春节,陈家全部汇聚到诸暨市陈作兵的哥哥家里,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父亲给每个孙子孙女都发了红包,原本每年只是50块钱, 这一年,红包都变成了200元,老人知道,这一定是最后一次发红包了。陈家吃了年夜饭,拍了许多张全家福,父亲在拍照的时候,始终笑着。

过完这个春节,大年初一,父亲就因病重住进了诸暨市人民医院。按照父亲的意愿和陈作兵的建议,治疗拒绝一切化疗、放疗,只是普通的补液,缓解疼痛。此时的父亲已经是昏迷的前夕,疼痛越来越难以忍受,腹水增多,肚子已经隆起。

陈作兵记得,父亲去世前的一个周末,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还能说些话。父亲说,他也许出不了院了,这是他生命最后停留的地方。他的骨灰必须拿回农村,埋在奶奶旁边,下辈子有可能还是做奶奶的儿子。儿女长大了,没有牵挂,务必要对母亲好些等等。

乘母亲打开水之际,父亲给陈作兵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陈作兵的母亲,孩子们要好好照顾她,如果她以后也得了重病,不要让她太痛苦。陈作兵说我会的,父亲你放心吧。父亲笑了,也放心了。

这是父亲与陈作兵最后的告别,一周后,2012年3月22日,父亲去世。

有很多患癌医生不爱选择被治疗

那天凌晨,大约三点钟左右,母亲打电话告诉陈作兵,父亲病危,陷入昏迷,医生问要不要抢救。这样的程序,陈作兵自己也做过许多次,心脏按压起搏(因为晚期肿瘤癌症病人十分虚弱,很容易压断肋骨);切开气管,插进直径超过三厘米的管子;上呼吸机;24小时补液,包括盐水、营养液,消炎药;镇痛药;镇静剂;即使是用最新的抗肿瘤药物,一针剂几千元,也不过是延长一个月或者几个月的生命;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意识似有似无,逐渐多脏器衰竭;有的脑死亡之后,家属依然会让医生继续抢救……

是否需要紧急抢救?陈作兵想起在英国进修的第二导师查理,一位德高望重的急诊医疗顾问,他体检时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是胰腺癌。手术后需要化疗和放疗,该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3倍——从5%提高至15%(尽管生活质量依然较低下)。查理拒绝了。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陈作兵听说他非常快乐。几个月后,查理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化疗、放疗。

陈作兵当时觉得很有意思,就和英国同事探讨这个事情。有趣的是,有资料显示,有很多医生不爱选择被治疗。尽管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他们通常也拥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往往选择不。

还有,陈作兵发现,在英国医院里的一些绝症病人,在入院评估后,往往在病历上会有NCPR的标签,这意味着这个病人在危险时候,不要任何抢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拒绝延长生存几小时或者几天的希望,同时也拒绝了接受伴随着心肺复苏术(CPR)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

“活的是质量,而不是几天行尸走肉的生命。死也是有尊严的。”这是陈作兵在国外进修的时候一点点的发现。

因此,在电话里,陈作兵告诉母亲,如果父亲万一昏迷了或者呼吸心跳停止了,不要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了,不要打扰他,让他安静地离开吧。

三个多小时后,陈作兵从杭州赶到诸暨市人民医院,父亲已经平静地离去了。鲁迅在《父亲的病》中写道:“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

“几乎每样想做的事父亲都做了”

陈作兵说,如果父亲一直在医院里,现在肯定还活着,身上插着七八根管子,每天消瘦下去,脱发,腹胀,“一定是做不了这么多事的:和他的亲人和朋友一一告别,回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聊天,种菜,几乎每样想做的事他都做了。”

2012年5月3日,杭州《都市快报》将陈作兵写在杭州论坛上的医生手记发表在微博上,这份描写了父亲最后救治过程的日记,仅1610字,很快被转发6000多次。陈作兵陆续开始 接到熟人和朋友的电话。那些还正在被肿瘤折磨的患者,从几十岁到近九十高龄,都期望听到最诚实的意见:究竟是在现有情况下继续放疗、化疗,还是珍惜最后的时光和亲人相聚?

陈作兵觉得,78岁的父亲做完了自己想做的事,他平静地离开了,有尊严地走了,“父亲如果还能自己决定的话,一定会同意我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