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中西医汇通大家祝味菊1

在今天的中医界,许多人认为中医和西医难以结合,或者认为以目前现代医学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水平,很难在理论高度上对中医和西医进行汇通。笔者认为,只是在浅层次或具体病证指标上解释或验证式的中西医结合对于指导中医临床常有不利影响。但是,高水平的中西医汇通不仅不会阻碍中医临床的发展,而且其对于临床的指导价值是普适性的。中西医汇通大家祝味菊便是这样一位成功的典范。评价中西医理论汇通价值的标准在于该汇通能否应用于临床实际,且其对临床的指导意义是否优于原先单纯的中医或西医。祝氏在临床实践中所取得的卓著的临床疗效生动地解答了这一问题,可惜因其擅用附子而被冠以“祝附子”之名,反而掩盖了其在中西医汇通方面的学术成就,至今仍未被后人所重视。祝氏在中西医汇通方面的见解是整体性的高屋建瓴式的融会贯通,而不只是胶执于局部枝节。笔者认为,祝氏对仲景《伤寒论》的深入理解与创新,亦是自仲景之后诸医家中所鲜见的。但在中医各家学说及各类医史教材中对祝氏中西医汇通成就及其学术地位均未予以应有的重视。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其著作传世翻印甚少致使不少学者对其缺乏了解有关。例如反映其主要学术思想的著作《伤寒质难》[1] 即流传极少(下文所引原文皆出自该书,不再逐一予以标注)。所幸的是,作为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之一,该书最近已由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祝氏被众人忽视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学术门户之见。祝氏在上海的锋芒毕露与对学术的赤诚之心,确实曾开罪了一些温病学派的医家,遭受了一定的非议与排挤。但正所谓“尔曹名与身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祝氏在《伤寒质难》中对此即有清醒的认识:“声誉学问,截然两事”。相信随着中医的发展,祝氏深邃的中西医参透精神会被更多的后人所了解与肯定。祝味菊(1884—1951),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先祖世代业医,弱冠进蜀,协助姑父严雁峰经营盐务,暇余习读医书。其姑父请宿儒刘雨笙等授读医经。祝味菊颖悟过人,好发疑问,先后有三位老师不能穷难释疑而自辞,可见少年祝味菊即显露出超乎寻常的创新改革精神。祝味菊姑父为著名藏书家,因此祝氏对中医典籍几乎研览无余。1917年,四川招收军医,祝氏投考入学,攻读2年后,因政变医校改组,于是随日本教师石田东渡学习新医。西方崭新的医学理论对祝氏启发良多,并对他的医学观点和中西医汇通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翌年回国,祝氏担任成都市政公所卫生科长。1926年,祝氏为避“川乱”赴上海,诊疗擅用温药,往往应手而愈。尤在1929年秋,祝氏治愈了一名被某名医断为“误投辛燥,法在不救”的危笃病人,从此医名大噪沪上。因其用药风格与崇尚轻清风格的江南学派迥异,一些温病学派名医当时在其影响下也转而成为善用温热法的伤寒学者,一时在上海形成颇具影响力的“祝氏学派”[2]。检验一种医学理论的价值,最佳方式莫过于将其验之于临床实践之中。在诸多医家对伤寒一筹莫展之时,祝氏常常能力挽危证,不得不让人对其医学理论加以重新认识与审读。1 祝氏关于病因与发病的中西医汇通思想祝氏将外感致病因素分为“有机之邪”与“无机之邪”,病原微生物属“有机之邪”,环境气候的理化因素改变属“无机之邪”。“无机之邪”为致病的诱因,“有机之邪”为主因。所谓的六淫之邪,均属“无机之邪”,因此并不能人里。受寒八分,即是八分,而并不繁殖。六淫常导致环境理化因素改变而使人体的生理发生变化以至于不能进行适度的调节,从而使“有机之邪”乘而入里繁殖,危害人体。寒热症状的变化乃机体的反应,非致病之源。对此,祝氏曾形象地譬喻为:“鱼水之相得,鱼之生机固畅。然产鱼者,鱼卵也,非水也。”祝氏的认识在今天看来,不仅符合现代医学对于疾病的客观认识,还提升了中医学的原有理论,使数千年以来隔靴搔痒式的寒温之争悬疑顿解,即将机体对疾病的阳气反应误认为邪热,而将恶寒误认为感受寒邪。由于各类病原体特性不一,其侵袭部位和分泌的毒素不同,加之个体反应状态的不同,最终使显现的症状各不相同。章次公赞扬祝氏:“他既不鄙弃旧的,也不盲从新的;他不做古人的应声虫,也不做新医的留声机。”此话信非虚言。作者:蒋文跃 鲁兆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