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画皮——方舟子与神秘的“美国生物信息公司”

时间:2012年6月25日 作者:15275984 针锋相对。。 来源Q空间
关键词:


I、方舟子是否曾受雇于“一家美国生物信息公司”

根据方舟子不是“生物信息学家”这个事实,我们自然而然地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在这个世界上,哪一个专业“生物信息公司”会聘任一个仅仅具备初级生物信息学知识的人,担任咨询科学家?他们要向这个人“咨询”什么?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主要是因为:方舟子从来就没有透露这家“生物信息公司”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业务内容,以及他自己向这个公司提供何种服务——即使在网友们五次三番地就此向他发出质问之后,方舟子仍旧是牙关紧闭,一个字儿也不肯透露。方舟子说自己是“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哪个公司叫做“美国生物信息公司”,所以方舟子这样自报家门,就象有些网友指出的那样,类似于说“我的博士学位来自美国某大学”,明显是既要显示自己的资格,又不愿意透露自己资格的来历。而越是这类遮遮掩掩的举动,就越是让人怀疑其中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当然,对方舟子的研究,如果仅仅停留在“怀疑”这个水平上,我们就不配说自己是在研究“方学”。作为一门学问,它必须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之上。先看事实。

事实一:2001年6月15日,《科学时报》发表《直面中国学术腐败:在溃疡处撒“盐”》。其中说:“方舟子,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在生物学领域,这是方舟子本人的专业,而且至今他在美国从事的也是生物学信息咨询工作,因此在这方面是有口皆碑的。”

事实二:2001年8月6日,方舟子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是这样回答“选择做自由职业者经济上有保障吗”这个问题的:“我把博士后研究时做的东西(克隆了一个基因)申请了专利,得到一笔钱,可以维持基本生活费用。同时,我与人合作在国内开了个专门向国外留学生卖书的网站,还可以拿到一笔钱。此外,我还在一家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兼任咨询科学家。总之,我还是攒了一些钱。”(苏庆先:《方舟子访谈:活跃在网络上的啄木鸟》,

事实三:2001年8月10日,新华社记者熊蕾在《科学》杂志发表《中国:生物化学家发动反对道德败坏的网上战争》,其中说:“今年34岁的方在美国受的训练,是一家生物信息公司的咨询顾问(the 34-year-old Fang is a consultant to a bioinformatics company)”。

事实四:2002年11月21日,《华夏时报》刊登韩福东的《方舟子笑谈生物技术》一文。方舟子在文章发表当天就将之转载到新语丝上,并标出其中“不够准确”的地方。但下面这句话,方舟子是认可的:“目前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从事互联网开发、写作和兼任美国生物信息公司的咨询科学家。”

事实五:2003年7月2日,方舟子在新华网面对视频观众说:“我的经济来源有几部分。第一,我有一个专利,几年前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当时和同事们克隆了一个基因,这个基因产品和艾滋病治疗有关系,所以有药厂买了我们这个专利,每年支付一些专利费用,这些可以保证我的一些基本生活费用。第二,有时间我也给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做做咨询工作,这也有部分收入。第三,稿费也是我收入的一部分。虽然说没赚到什么钱,但是维持基本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新华网:《海外学人方舟子谈“学术腐败”》.

事实六:2004年4月3日,方舟子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的采访时,对“你靠什么为生呢”这个问题,是这么回答的:“我现在属于自由职业,收入比较杂一些。一个是我还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那个实验室就克隆了一个基因,这个基因跟艾滋病有一些关系,可以用它来做药,药厂会支付专利费。还有就是我现在写了很多文章,出了八本书,有一部分稿费收入,我现在每个月要写好多文章,有一些属于专栏文章。”(央视国际:《方舟子:揭穿“皇帝新装”》。

事实七:2005年5月,方舟子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当记者问他:“你靠什么维持自己的生活”时,方舟子答曰:“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收入比较零散。例如,我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那个实验室克隆了一个基因,这个基因跟艾滋病有一些关系,可以用它来做药,所以有药厂来用,这样他们会支付专利费。还有,我现在写了很多的文章,出了不少的书,有稿费收入,保障在国内的基本生活是足够了。”(曾繁旭、吴虹飞、陈磊:《方舟子我是过渡人物》) 。【注:这段话,在后来方舟子自己公布的采访记录“洁本”中不见了。

也就是说,方舟子的这个“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的头衔,在2001年6月初次露面,到2003年以后发生了变化:雇佣方舟子的公司,从“一家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变成了“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而到2004年之后,他基本上不再提及这个收入来源了。这种变化,固然可能是因为方舟子在美国的就业情况发生了改变——在2003年以前,他在“一家美国生物信息公司”担任咨询科学家,在那以后,他只是在“有时间”的情况下才给“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做做咨询工作”;而在2004年以后,方舟子这两样工作都不作了。

假如上述推测是准确的,则我们又无法理解为什么方舟子在2004年第9期《科技中国》月刊上发表《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惧源于无知》一文时,在自己名下,仍旧注明自己是“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这篇文章,极为罕见地没有被方舟子挂在新语丝的新到资料中。这当然可能是因为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已经被他反复发表了好几次,因此有自我抄袭、一稿多投的嫌疑。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可能是他不愿意让海外华人知道他在国内显示的这个“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身份,以免别人问他“HMM怎么个用法” 这类问题。)所以,合理的推测只能是:这“一家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和“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就是一个东西,这两个名称的后面,或者确有一个商业实体,或者是方舟子的完全虚构。【注:根据熊蕾的那篇Science文章,方舟子所谓“生物信息公司”的英文是“bioinformatics company”,它的“直译”应该是“生物信息学公司”。但方舟子却一直将他的这个雇主称为“生物信息公司”。方舟子为什么要把这个“学”给删去?这是方舟子的另一个秘密。】

那么,这个“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和“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是不是方舟子编造出来的呢?一般来说,象方舟子这样“最聪明”的人,是绝不会去干自己认为“无益”的事情的。2001年正是方舟子“打假”生涯从网络走向中国主流媒体的关键一年,他还不至於一边“直面中国学术腐败”,一边又毫无缘由地凭空捏造出一个虚假的学术身份。这种事情,对他有百害而无一利,愚者尚且不为,何况我们这位“智商高超”的“状元”、“博士”。再说,我们也很难理解方舟子在2001年为什么要编造出一个自己到本专业之外的公司供职的谎言。这个谎言既容易被戳破,也不利於他的那个光辉形像——刚刚告别科学实验室两年多,就去到一家商业公司打工,不要说“从小立志献身科学”的人干不来,即使是对科学稍微有点儿感情的人都很难办到。如果仅仅是为了应付媒体对他如何养活自己的质疑,方舟子完全可以编造其他谎言,如说自己是为那家买去自己的专利的制药公司当“咨询科学家”。方舟子当然可能是看到了生物信息学的“商机”,但以他所拥有的那点儿知识,他也断不会凭空捏造出一个“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的大帽子给自己戴上。

总之,根据以上事实,以及合乎common sense 的推理,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地说,从2001年起,方舟子确实在为某个“美国生物信息公司”或“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提供服务,并且从中获取报酬。

II、方舟子为美国生物公司提供何种服务?

在确定了方舟子确实曾经被“一家美国生物公司”—— 且不管它是“生物信息”公司,还是“生物技术”公司——雇佣之后,我们下一个想要知道的问题就是,这家公司到底是哪个?毫无疑问,关于这个问题,假如方舟子死不开口,假如那家雇主不肯主动公布事实,——就目前来说,也确实如此——我们是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的。不过,古人云,“听其言不如观其事,观其事不如观其行”。所以,尽管方舟子宁死不屈,死不招供,我们仍有法子把这篇文章继续作下去。这是因为,方舟子拿了人家的钱,就要为人家做事;他要为人家做事,就要有某种行为。所以,我们只要观察方舟子做的“事”,只要分析方是民行的“为”,方舟子的那个秘密对我们来说就会“不言自明”、“迎刃而解”。退一万步说,在法庭上,法官或陪审团并不会因为被告拒不招供,就把他无罪释放。

前面提到,方舟子最早透露他的“美国生物信息学科学家”这个头衔是在2001年6月。方舟子从1998年底脱离科学研究,到2001年6月受聘“美国生物信息公司”,中间隔了整整两年半的时间。这样的人,在美国几乎没有可能会被专业性很强的公司聘任为专业技术人员。也就是说,以方舟子当时的状况,他在美国对美国的公司不会有什么利用价值。我们又知道,方舟子告别科学实验室的契机,是因为他1998年秋天回国期间,从“中国社会的现状”发现了适合于自己生存的环境。而从2000年夏天开始“打假”之后,方舟子的活动地点也逐步从美国转移到中国。2003年7月,方舟子在新华网上说:“我现在在美国的生活,一个是写作,我这几年已经出了8本书,大部分是跟科普有关的书。还有我给国内的报刊写一些稿子,像新华社的《环球杂志》,我基本上一个月写一篇。还有《科学世界》,上面也有一个专栏,专门揭露伪科学的。另外我还定期给《环球时报》、《南方周末》这些报纸撰稿。写作占了我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再就是上网,维护新语丝这个网站,每天的更新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在做。”2006年12月,方舟子对记者说:“这几年我一直是在国内外两头跑,在国内的时间有变得越来越多的趋势。”(《对话方舟子从写诗少年到打假斗士》,《天府早报》2006年12月6日)。也就是说,方舟子自己承认,即使在美国,他所关注的也是中国国内的问题。其实,从1997年的预谋策划脑白金,到1998年的回国探亲,到1999年的大战FLG,到2000年的打基因皇后,到2001年的打核酸营养品,这一连串的举动,无不证明方舟子所言不虚。

据此,我们的一个合理推测就是,方舟子对这家美国生物公司的价值,应该是他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那么,方舟子在中国能够为“美国生物公司”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几乎是与方舟子亮出“美国生物信息学科学家”牌子的同时,从来没有研究过植物、更不要说是转基因植物的方舟子,在国内发表了第一篇为转基因植物大唱赞歌的文章:《转基因作物的是是非非》(该文作于2001年5月21日,载《环球》半月刊2001年第12期,见2001年6月14日新语丝“新到资料”)。从此之后,方舟子一直是中国国内支持推广转基因植物、转基因食品的最有影响的人物,其风头,甚至超过了那些专门研究转基因植物的专家学者。2004年12月23日,方舟子自己说:“这两年来我写了十来篇与转基因有关的文章,做过三次讲座,对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健康或导致过敏、转基因作物是否会破坏生态或导致基因污染等学术问题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方舟子:《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注:方舟子为转基因植物辩护最卖力的时间段是从2002年底到2004年底,所以他说“这两年来”。在此之前,国内公众对转基因植物问题并没有很大的兴趣。】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方舟子的这“十来篇与转基因有关的文章”,以及做过的“三次讲座”,我们就不能不惊讶地发现,方舟子的所作所为,既象是一个卖力推销自家产品的商业贩子,又象是一个被人雇来压制反对派的打手——他拼命也似地宣传转基因植物是如何如何好,而对那些反对推广转基因植物的环保人士则象是有着刻骨的仇恨。比如,在他的第一篇关于转基因植物的文章中,方舟子还只是说:“转基因作物的反对者,甚至包括活跃分子,大多其实并不了解转基因技术是怎么回事。目前的这场恐慌,不过是因无知而恐惧的又一个例子。”(方舟子:《转基因作物的是是非非》)。但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中,方舟子对“转基因作物的反对者”的攻击调门几乎是提高了三个八度:“绿色和平组织就是一个热衷于制造基因恐慌的反科学组织”;“反科学组织和人士猛烈抨击基因工程,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制造对基因的恐惧。”(《“转基因食品”恐慌传到中国》,作于2002年12月8日)。谁都知道,在方舟子的词汇中,“反科学”的含义,充满了腾腾杀机。

那么,方舟子对转基因植物、转基因食品的有关问题都作过什么样“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呢?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下一节作详细分析。在此,我们先看看一位网友的归纳。2005年5月,一个ID是“肉唐僧”的网友在博客中国发表《印尼的萝卜,能不能带出中国的泥?》,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比如方舟子,稍微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一出道,就是以头缠白布条、手拿两把破菜刀的扮相在江湖上行走的。但在转基因这件事情上,他却令人拍案惊奇地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对于转基因的态度,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条:
1、 反对者都是伪科学人士
2、 欧洲不允许进口转基因农作物,那是欧洲的一个阴谋
3、 咱中国不但要允许美国转基因产品进口,而且进来之后不能加标注,以免‘无知的大众’对转基因产品产生‘不必要的偏见’。
“以上都是他在一次关天讲座中表明的态度。他那一次的讲座内容,充斥着谎言、谬论和歇斯底里。比如说在美国转基因产品不标注、比如说美国人自己吃转基因大豆产品,吃不完才出口、比如要以牺牲大众的知情权为代价,呼吁在中国不要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