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医的形成与发展
2010-05-02 17:22 2楼
古代蒙古族劳动人民以游牧生活为主,狩猎为辅,还有些相应的家庭手工业。他们劳动和生息在北方辽阔的蒙古草原和茂密的森林之中。信仰萨满教。在同自然界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他们逐步积累了原始的医疗知识,发明了最早的医疗保健方法。可惜传下来的史料很少。根据有关著作的记载,那时已经出现了适应当时社会生活条件的蒙古医药知识。如灸疗、外伤治疗与正骨 、饮食疗法、民间用药等。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大举西征,建立起横跨亚欧的四个蒙古国。1271年,成吉思汗的后裔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并于1279年统一了中国。忽必烈建立的元朝,沟通了国内各民族以及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同时也使中外医药科学有了更多的联系和交流。元代医事制度除设太医院、御药院外,还在大都(北京)和上都(开平)各设回回药物院一所。太医院饮膳太医忽思慧着有《饮膳正要》三卷,为中国最早的营养学专着。回回药物院的《回回药方》(36卷)是一部以反映西部少数民族和阿拉伯医学为主要内容的著作,现仅存残书四卷。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蒙医学先后吸取了藏医学及部分中医学理论,逐步形成了既有独特理论又有丰富医疗经验的近代蒙医药学术体系。如元代蒙医学家沙图穆苏用汉文撰写了《瑞竹堂经验方》15卷,其中治疗风寒湿痹的方剂较多,所载方剂几百首,其中有些方剂实用而有效,至今仍被采用。14世纪,蒙古族翻译家沙拉布僧格,将古代印度佛学巨著《金光明最胜王经》从维吾尔文和藏文译成蒙文,其中有古代印度医学--吠陀医学部分。由此印度传统医学书初次被引进蒙古地区。特别是在16世纪,随着西藏□嘛教的传入,西藏《四部医典》和印度医学《寿命吠陀--八支心要集》等藏、印医学理论,开始在蒙古地区传播。于是蒙古族医学家在传统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学习并掌握了印、藏医学之核心占星五元学说和三根(赫依、希拉、巴达干)理论,并把它与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相互渗透加以吸收。当时,许多蒙医药学家将汉、藏医学理论和印度医学理论灵活地、创造性地同本民族的生活、生产、疾病情况以及地区特点结合起来,编写了大量的医药学著作,为蒙医药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有代表性的是:17世纪著名蒙医药学家占布拉着《医法海鉴》一书,记述了蒙医治疗各科疾病的方药,是一部较完整的蒙药方集。18世纪蒙医药学家松巴·堪布一伊舍巴拉吉尔着《甘露滴珠》、《甘露医理》、《甘露诊疗》、《甘露临证鉴别诊疗集》、《识药晶鉴》等一整套蒙医药著作。还有蒙医药学家洛布桑·索勒日哈木着《脉诀概要》、《巴莎木制药法》、《药物识别》等著作。19世纪蒙医药学家占布拉道尔吉着《蒙药正典》一书,共收集了879种药物,并附有576幅插图。还有著名蒙医药学家罗布桑·全普乐,通过一生的临床实践,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人的经验,着有《实用蒙医药学》一书。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蒙医药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先后涌现出许多医学家和蒙医学专着:如著名蒙医药学家伦日格·丹达尔着有《诃黎勒·晶珠医药学鉴》、《增补医疗解释》等。库西卡编著了《蒙医验方集》,并附有蒙、藏、汉、满四体合璧的蒙药名录;伊希·丹森旺吉勒编著了《红珊瑚方剂》;吉格木德·丹森扎木莎编著了《普乐方》;敖斯尔编著了《医方与手法》;阿格旺隆日格·图布丹尼玛编著了《珊瑚珠方》等。这些著作的出版使蒙医药学日趋完善,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北方民族医药特点和地域特点的近代蒙医药学。为保障北疆各族人民的健康及蒙古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和中医(民族医)政策,促进了蒙医药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内蒙古广大牧区及部分农区,普遍建立了蒙医医院,使蒙医药在医疗保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大蒙医药工作者在防治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及疑难病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内蒙古自治区和部分盟市先后建立了一批蒙医药科研机构,在系统理论、药物、临床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成就。自治区还建立了蒙医高等院校,培养了大批新型蒙医药人才,使蒙医药学的发展后继有人。近年来,广大蒙医药工作者广泛地搜集各地的蒙药方剂,对全区各地的蒙药资源进行了普查,开展了采、种、制、用的活动,并加强了科学研究工作。同时建立了规模较大的现代化蒙药制药厂,以满足区内外的需要。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大举西征,建立起横跨亚欧的四个蒙古国。1271年,成吉思汗的后裔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并于1279年统一了中国。忽必烈建立的元朝,沟通了国内各民族以及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同时也使中外医药科学有了更多的联系和交流。元代医事制度除设太医院、御药院外,还在大都(北京)和上都(开平)各设回回药物院一所。太医院饮膳太医忽思慧着有《饮膳正要》三卷,为中国最早的营养学专着。回回药物院的《回回药方》(36卷)是一部以反映西部少数民族和阿拉伯医学为主要内容的著作,现仅存残书四卷。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蒙医学先后吸取了藏医学及部分中医学理论,逐步形成了既有独特理论又有丰富医疗经验的近代蒙医药学术体系。如元代蒙医学家沙图穆苏用汉文撰写了《瑞竹堂经验方》15卷,其中治疗风寒湿痹的方剂较多,所载方剂几百首,其中有些方剂实用而有效,至今仍被采用。14世纪,蒙古族翻译家沙拉布僧格,将古代印度佛学巨著《金光明最胜王经》从维吾尔文和藏文译成蒙文,其中有古代印度医学--吠陀医学部分。由此印度传统医学书初次被引进蒙古地区。特别是在16世纪,随着西藏□嘛教的传入,西藏《四部医典》和印度医学《寿命吠陀--八支心要集》等藏、印医学理论,开始在蒙古地区传播。于是蒙古族医学家在传统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学习并掌握了印、藏医学之核心占星五元学说和三根(赫依、希拉、巴达干)理论,并把它与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相互渗透加以吸收。当时,许多蒙医药学家将汉、藏医学理论和印度医学理论灵活地、创造性地同本民族的生活、生产、疾病情况以及地区特点结合起来,编写了大量的医药学著作,为蒙医药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有代表性的是:17世纪著名蒙医药学家占布拉着《医法海鉴》一书,记述了蒙医治疗各科疾病的方药,是一部较完整的蒙药方集。18世纪蒙医药学家松巴·堪布一伊舍巴拉吉尔着《甘露滴珠》、《甘露医理》、《甘露诊疗》、《甘露临证鉴别诊疗集》、《识药晶鉴》等一整套蒙医药著作。还有蒙医药学家洛布桑·索勒日哈木着《脉诀概要》、《巴莎木制药法》、《药物识别》等著作。19世纪蒙医药学家占布拉道尔吉着《蒙药正典》一书,共收集了879种药物,并附有576幅插图。还有著名蒙医药学家罗布桑·全普乐,通过一生的临床实践,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人的经验,着有《实用蒙医药学》一书。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蒙医药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先后涌现出许多医学家和蒙医学专着:如著名蒙医药学家伦日格·丹达尔着有《诃黎勒·晶珠医药学鉴》、《增补医疗解释》等。库西卡编著了《蒙医验方集》,并附有蒙、藏、汉、满四体合璧的蒙药名录;伊希·丹森旺吉勒编著了《红珊瑚方剂》;吉格木德·丹森扎木莎编著了《普乐方》;敖斯尔编著了《医方与手法》;阿格旺隆日格·图布丹尼玛编著了《珊瑚珠方》等。这些著作的出版使蒙医药学日趋完善,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北方民族医药特点和地域特点的近代蒙医药学。为保障北疆各族人民的健康及蒙古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和中医(民族医)政策,促进了蒙医药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内蒙古广大牧区及部分农区,普遍建立了蒙医医院,使蒙医药在医疗保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大蒙医药工作者在防治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及疑难病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内蒙古自治区和部分盟市先后建立了一批蒙医药科研机构,在系统理论、药物、临床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成就。自治区还建立了蒙医高等院校,培养了大批新型蒙医药人才,使蒙医药学的发展后继有人。近年来,广大蒙医药工作者广泛地搜集各地的蒙药方剂,对全区各地的蒙药资源进行了普查,开展了采、种、制、用的活动,并加强了科学研究工作。同时建立了规模较大的现代化蒙药制药厂,以满足区内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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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2世纪以前,蒙古族人民就发明和运用了许多适合地区特点的医疗方法。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原有的医疗经验上逐步形成了具有初步基础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古代蒙医药。后来又吸收了藏医、汉族传统医学和古代印度医学的基础理论和医疗经验,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医涯疗、针刺、正骨、冷热敷、马奶酒疗法、饮食疗法、正脑术、药浴、天然温泉疗法等。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辽阔的大漠南北各部落,建立了蒙古帝国,蒙古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随蒙古帝国的兴起和强大,同国内各兄弟民族,特别是同汉、藏族之间的往来更加密切,与印度、阿拉伯和欧洲等国家的通商及文化交流也随之开始,蒙古族经济、文化得到了全面发展,蒙医传统疗法及临证用药、理论、实践等诸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
17世纪以后,蒙医学家将藏医、印度医学的理论与蒙古传统医药结合起来,编撰了大量的蒙医药著作,为蒙医药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18世纪,蒙医学家伊希巴拉珠尔在《甘露汇集》中首次提出了“六种基本病症”理论(赫依、希拉、巴达干、血液、希拉乌素、粘虫)等蒙医独特的“六基症”理论,补充和发展了《四部医典》的内容。元代饮膳太医、蒙古族营养学家忽思慧,用汉文编著了《饮膳正要》一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记载了大量的蒙古族饮食卫生及饮食疗法、各种食物、有关验方和营养学方面的内容,此书成为我国最早的营养学专着,生活在草原、森林地区的蒙古人对草药的知识掌握比较多,随着他们与国内兄弟民族和阿拉伯、印度以及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不仅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推动了中外医药学知识方面的联系和交流,内地和国外的药物也不断传入到蒙古地区,特别是西域人(泛指新疆和阿拉伯地区)的药物大量进入蒙古地区,1292年元统治者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兰旗所建的避署行宫设立了“回回药物院”。1576年后,藏医经典著作随西藏黄教传到蒙古地区。古印度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于17世纪被译成蒙文,其中包括古代印度“阿输吠陀”(Ayur.Veda)医学巨著。这些医着在蒙医的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史料记载:从13世纪到17世纪初,广大蒙古地区出现了不少民间医疗方法及方药,如酸马奶疗法,瑟必素疗法(蒙古语,即用牛羊等动物胃内反刍物做热敷的一种热置疗法),矿泉疗法,灸疗法,拔火罐疗法,正骨疗法,饮食疗法以及民间用药方法是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蒙古灸疗术是在热置疗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蒙古族使用灸疗法较早。藏医《四部医典》中就有“蒙古灸疗”的记载。中医《内经·异法方宜论》中也提到:“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地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故灸者,亦从北方来。”所指“北方”,虽然没有直接指明是内蒙古地区,但据当时所说的“北方”和“其民乐野处而乳食”。显然是包括内蒙古地区和蒙古民族的祖先居住的地方。
蒙医外伤治疗与正骨法,据史书记载,形成较早。由于古代蒙古族从事畜牧业和狩猎业,经常发生战争,在骑马、射箭、摔跤中经常发生跌伤。骨折、脱臼、脑震荡等创伤。因此,他们积累了丰富的正骨及治伤经验,并对于各种兵器刀剑创伤也总结了不少医疗方法,在《蒙古秘史》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
蒙古族饮食疗法也属于蒙医的传统疗法之一。蒙古族人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民间谚语:“病之始,始于食不消;药之源,源于百煎水。”诸如奶食、肉食、骨汤之类,只要食用适当,都可以起到滋补、强身、防病、治病的作用。这是古代蒙古人从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饮食疗法的前身,在《蒙古秘史》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
在药物学方面,蒙医药家们创造了适合于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独特的配制法和用药法等。同时还吸收了西藏。印度等地区和兄弟民族的药物学理论知识,使自己的药物学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在17～18世纪涌现出很多著名的药物学家、方剂学家和蒙药著作。如伊希巴拉珠尔撰写的《认药白晶药鉴》一书就是内容比较丰富的蒙药学著作;18世纪药物学家罗布桑苏勒和木撰写了《认
药学》四部书,即《珠宝、土、石类认药学》《木、汤、滋补类认药学》《草类认药学》《盐、灰、动物类认药学》,主要阐述了药物的形态,为认药、采药和研究药物提供了依据。这一时期还有官布扎布编著的《药方》,是以蒙药验方为主,兼收印度、汉、藏、回等药方的一部书。19世纪,蒙药学家占布拉道尔吉撰写的《蒙药正典》,是一部蒙药学经典,书中分别以蒙文、藏文名词并列对照,还附有579幅图。蒙医药家敏如尔·占布拉却吉丹桑璞仁来所著的《方海》则是一部完整的蒙药方剂学经典。
蒙医诊断学是以《四部医典》为理论依据,问、望、切三诊为主的诊断学。18世纪罗布桑苏勒和木写的《脉诊概要》和伊希巴拉珠尔写的《甘露之泉》等书中阐述了“切脉、检尿、问诊、凭经验诊察,舍取诊察”等五种诊察法,19世纪,蒙医学家罗布桑却配勒编著的《蒙医药选编》是一部以临床各科疾病的诊治为主,包括基础理论、药物、术疗等内容的综合性医着。20世纪,蒙医学家吉格木德丹金扎木苏编著的《观者之喜》,主要介绍诊断知识,并论述了单味药的性能及临床各科疾病常用的验方等。19世纪末,蒙医学家伊希丹金旺吉拉编著的《珊瑚验方》一书,以临床各科疾病的诊治为主并吸收了药物炮制法。以上医着,对疾病的诊断,均有专章论述。
蒙医教育方面:古时蒙医教育主要由祖传或者师带徒的方式继承。到17世纪以后,随西藏黄教的传布,蒙古各地兴建寺庙,在较大的寺庙里设立了“曼巴札仓”的蒙医学校,如辽宁省阜新县蒙古勒金格根庙的曼巴札仓,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阿尔巴斯山的曼巴札仓等,都是清代较早成立的医药学校。“曼巴札仓”虽然隶属于寺庙,且有佛学教育的形式,但也是医学教育的基地。“曼巴札仓”有组织有系统的蒙医药学教育,为蒙医药学的继承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近代著名蒙医学家多数出自“曼巴札仓”。
以上内容使蒙医药学日趋完善,发展成了具有游牧民族医药特点和地域特点的近代蒙古医药。为保障人民的健康及蒙古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贡献。